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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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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人试读：

一、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古老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19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有150多年，就算从1895年算起，也有120年了。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据说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因为他在经营中有这样几个特征：“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和社会各阶层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在当今中国，如何迅速聚集财富，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尤显关键。”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回答一语中的，他在探访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之后，对胡氏120年前提出的“戒欺”、“客户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经营理念，对其信用和商德都表示肯定和佩服，并认为胡氏最后虽败犹荣。但这位当代企业界的领军人物也清楚地指出，胡氏毕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的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入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等人，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企业的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60年的时光，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大刀阔斧、立志求新，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后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我的追寻之旅始于2005年春天，那时我的《主角与配角》即将完稿，我把目光最终转移到了包括“实业救国”群体在内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当时，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他们身上几乎都打上了形形色色的阶级烙印和政治标记，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国人对他们始终无法产生足够的敬意，反而更多的是鄙夷和忽视。从那个春天起，我把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埋进了原本不熟悉、不够被关注的史料之中。读了将近两年的史料，我眼前的近代企业家群像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的面容在我心中活了起来，他们的形象和我少年以来被动地建立起来的图谱大相径庭。

同时，我深刻地感受到仅仅阅读史料是不够的，我要走出去，到大江南北亲眼看一看近代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1月，我的追寻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无锡，主要是寻找荣氏兄弟当年在故乡留下的遗迹，在水西关、荣巷、梅园……我看到了曾经的繁华，曾经的追求。四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我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做着类似创业梦的人。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有张謇才有近代南通，大生集团的事业和南通文化的根基，靠一个人、一个办厂的状元郎而奠定，张謇已和南通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他被称为“张南通”完全名副其实。尽管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张謇在南通留下的遗迹最多，保存得也最好，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旧建筑被无情地毁弃了。因为第一次来去匆匆，我又第二次去了南通，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产生过为张謇写一本书的念头。

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万州，乘船下宜昌，我寻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新民生大楼出发，我到了卢作孚的家乡合川，到了他苦心建设的北碚；从“温泉公园”到“作孚园”，我用心体会卢氏当年的万丈雄心和内心苦衷。在宜昌的长江码头，除了对岸的青山依旧，我没有找到宜昌大撤退时的任何痕迹，好在市区还有几个旧时民生分公司的仓库以及留下过卢氏背影的旧时报关行的那条台阶。

对范旭东和“永久黄”事业遗迹的寻访，我从遥远的川西五通桥开始。在岷江边，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刻有“新塘沽”三个大字的那块石头，还有许多抗战期间建造的车间，那些高大的石头房子，以及厂门前当年挖的人工湖。抗战烽火中，永利碱厂曾迁到那里。我的第二站是与南京隔江相望的卸甲甸，现在叫大厂区，范旭东在那里创办了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大型企业——永利铔厂。直到2007年12月中旬，我北上天津，才看到了久大精盐公司驻津办事处的那幢西式大楼以及李烛尘当年的几个住处。在塘沽的永利碱厂，厂区里的老建筑只剩下一个“科学厅”，昔日的“东亚第一高楼”已消失于唐山大地震中，厂区外的“黄海化学工业社”旧址还在，但已成了厂史陈列室。现在叫作“天津碱厂”的这个厂区很快也将被放弃，搬到一个耗资几百亿的新厂区，当然这一切都已和范旭东他们无关。

最后，我去了离我最近的上海，寻找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等人在上海滩留下的痕迹。我的追寻之旅还未结束，在陕西宝鸡，荣家企业中被林语堂盛赞为“战时之花”的“窑洞工厂”，我也很想去看看，看它到底还保存了一些什么没有。

二、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上有五个不同类型，也就是五个来源：

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官场背景，属于地方上的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可以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苏州人陆润庠，北方的周学熙，南方的孙家鼐、孙多森父子和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人。

二是商人型，以荣家兄弟为代表，他们从做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瑞芳，也和荣家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三是买办型，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为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并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就开始投资办企业，完成买办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这一类型早期的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及徐润、徐叔平父子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独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是无从购买的。”

四是回本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

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银行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他们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是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在他们之前，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建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以及汉冶萍煤铁企业，本质上都还是官办企业，所谓“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仍是官有。世人都说盛宣怀是官商，但他与“红顶商人”胡雪岩相比有很大不同，他首创并长期主持经营多家大型企业，在企业史上的贡献不容忽视，而就他的身份而言，官仍大于商，他的个人资本主要是投资到土地、房产、当铺等安全的传统行业，而不是带有一定冒险性的工业企业当中。因此，他所经手的那些官督商办企业，并不意味着中国向传统农业社会格局的告别。说到底，这些企业在他眼里仍不过是“用”，而不是“体”，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换句话说，作为“自强论者”，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使清政府具备更强大的经济能力，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新式企业对于中国完全是个新生事物，商办更是起步艰难，19世纪60年代最早要求办企业的是上海的买办和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商人，他们要办航运和纺织业，还拟定了招股、创办、经营管理的章程，向清政府呈递说帖，请求准予创设，但遭到拒绝。直到1870年以后，上海、汉口这些开风气之先的口岸才有了小规模的民营企业。据统计，从1872年到1894年的22年间，中国创办的企业累计不过72家，其中商办的有53家，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只有19家，但在2000万两总投资额中商办的只占到22.4%，与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外国在华企业的投资额实际上高于所有中国企业的资本，如果把它们也计算在内，民营企业所占份额不过是可怜的11%而已。

等到张謇办厂以后，情况才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他与盛宣怀等人不同，盛宣怀一生主要还是追求当官，办企业仅仅是当官的一个阶梯，诚如美国汉学家费维恺教授指出的，盛是一个官僚，特别是1896年以后更是朝廷中经常参与财政事务的官员，“单纯地做一个工业巨头，即使达到了控制着数千万两资产的程度，中国社会也不会给他一个与高级官员相等的地位。因此，对他来说，即便从新式工商企业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

但是，假如没有盛宣怀迈出的这一步，我们很难设想在他后面的张謇等人能走得更远，所以这一步尽管只是在传统格局中打转，但意义非同小可，放在整个中国企业史上，盛宣怀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作为仍具有开拓性。毕竟在中国办企业的风气未开，1912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资本总额不足5500万元，而钱庄、典当业的资本达到了1亿6500万元，相当于工厂资本的三倍。

从张謇筹办大生纱厂的1895年算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国内资本投资办的企业在1万元以上的一共549家，其中商办的463家，占投资总额的76.3%，与前一阶段相比，这和官办的份额正好倒了过来，民营企业有了空前的发展。虽然在这549家企业中，资本在100万以上的只有17家，大部分企业的规模都很小，但是，它们预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企业黄金时代的到来。

三、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的起步，离不开当时具体的外部环境，包括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就国内因素来说，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即从古代向近代转型这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从国际因素来说，是西方世界叩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咄咄逼人的经济攻势，他们不仅要把本国的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而且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以及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他们的一切特权，包括治外法权等居高临下的优势，在中国大办企业，就地消化，而中国当时民贫财穷，处于绝对的竞争劣势。中国人从一开始投身办企业，就注定不仅仅是赚钱发财这么简单，而是有着迫在眉睫的救国压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企业带来空前的发展机会，张謇、荣家兄弟的企业发展高潮都在这个时期，许多人的创业起点也在这个时期。从1904年到1909年，中国平均每年有50家工厂注册，而1914年到1919年间，每年注册的工厂达到90家。

另有一点，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在整个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未达到过1/5，据估计，1920年只有4.9%，到1936年才达到10.8%，1949年也只有17%，中国尚没有从农业社会全面进入工商业社会。

外在制度环境是每个具体的个人参与经济创造的前提。从1898年开始，清政府出台了许多鼓励民间办企业的政策。1903年起，清政府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开办实业学堂，设立劝工陈列所，举办劝业展览会等。截止到1907年，光是奖励工艺的章程就颁布了五种。投资办企业，可以按投资额得到顶戴花翎。我们看一下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

集股20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仿宝星式样特赐双龙金牌，子孙三代可以世袭四等顾问官。

集股8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

集股6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二等顾问官，加二品顶戴。

集股4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三等顾问官，加三品顶戴。

集股10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头等议员，加五品顶戴。

集股20万元以上可以成为商部五等议员，加七品顶戴。

另外的奖励还包括子爵、男爵这样的爵位。当然，正如《东方杂志》1905年第一期一篇文章指出的，中国并不需要这些荣爵虚衔，而是需要政府真正有效的保护措施。《改订奖励公司章程》最后一条说，向来官场中出资经商的不乏其人，只是碍于旧习惯，往往耻言贸易，或改换姓名，或托他人代为经理，官商之间多有隔阂，现在朝廷重商，希望能尽快破除成见，官、商合力倡导，才能广开风气。

在清政府的允许和鼓励下，各地商会纷纷成立。以商人为重要成员的立宪派团体诞生于1906年，在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他们曾发挥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中，张謇、汤寿潜等代表的立宪派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上海独立时，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等人都有功劳，比穆藕初大两岁的哥哥穆湘瑶出身于武举人，曾参与攻打江南制造总局。从晚清进入民国，商会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对公共事务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民国初年，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纷纷创办《中华实业丛报》《劝业日报》《实业公报》和《中华实业界》这种类型的实业报刊，并译介了许多关于工业、农业、金融和商业理论的文章。大生集团掌舵人张謇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主持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包括《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例》《矿业条例》《证券交易所法》《公司注册规则》等。

布衣出身的荣家兄弟在商言商，但自1912年以来，他们不断就发展工商业等重要问题公开提出见解，有的建议也得到政府的重视。

1928年，棉纱大王穆藕初在企业失败之后，受邀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次长，经手制定了四十多部法律或法规，都是保护并有利于民营企业成长的。

这就是张謇到卢作孚几代企业家创业的外部环境，每个人物的崛起都有特定时代的原因，离开这个背景，一切都无从谈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身的素质、他们的追求不重要，这些恰恰构成了他们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最终站到了时代的前面，而没有被时代的浪头卷走。

我曾一直有个疑问，近代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首要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一般都说这个威胁来自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的竞争。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点，对于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来说，事实上，最大、最致命的威胁还是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人们通常说的中国近代新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来自五个方面，包括外国的竞争、政府的软弱、资本的不足、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这几点大致上只能概括1927年以前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情况，当时，包括张謇、穆藕初等企业家在内都感叹政府的软弱无力，没能给企业提供有力帮助。民国时期风气渐开，《公司法》也有了，许多企业为什么还要选择建在租界或租界附近？甚至连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几个大银行的真正首脑部门，抗战前也一直都在上海，而不是南京。缪云台感叹租界力量之大，其中奥秘不难琢磨。

据荣德生的大女婿李国伟回忆，北洋军阀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简单，一般是把各银行、各厂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关上门“讲斤头”，不满足他们的胃口，就不让出来。但是，如果你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以硬挺软磨，讨价还价。到了国民党时期就不行了，蒋介石控制长三角不久，荣宗敬不愿全额接受摊派的库券，就横遭通缉，无锡家产被封。

自1927年到1949年，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力量，包括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力量，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和永利公司，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都处在他们的虎视眈眈之下，多次面临被吃掉的危险。这些企业家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常常是遭到要挟。

1944年，眼看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与美国签订价值270万美金的订货合同，他自己只有100多万，美方同意交货后三年内付清，但需要中国银行担保。宋子文提出的担保条件是：中国银行要投资大成，把大成变成官商合办企业。刘国钧担心企业被吃掉，于是婉言谢绝，新机器订单就这样成了水月镜花。本书在叙述类似个案时将提供大量事实，来证明这一点。1943年，卢作孚写过一篇《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他的孙女卢晓蓉对《中国企业家》的记者说，1999年出版的《卢作孚文集》收入此文时，有一句话被删，大意是“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我认为，“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与豪门资本对民生公司一而再地觊觎有很深关系。

凭着企业家们坚定的个性以及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并充分利用官僚资本集团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角逐，他们的企业才有了一个脆弱的生存空间，一次次侥幸逃过劫难，得以幸存下来。

制度变迁是决定企业命运的根本原因，左右着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抗力。制度是刚性的，与此相比，其他的障碍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些障碍总有办法克服和超越，因此，企业的发展有赖于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制度的保障。企业家虽然在商言商，却不能不关心国家命运，包括上海总商会在内的许多工商业团体为此做过长期努力，从张謇到穆藕初都始终热切地关怀时局。

1944年12月26日，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西南实业协会、中国战时生产促进会五个工业团体联合发表时局声明，提出十项政治主张，包括组织各党派参加联合政府等，在山城重庆引起轰动。

抗战八年，西迁企业历尽艰辛，胜利之时，大后方的各民营企业却遭遇停工减产的危机，陷入困境。1945年9月12日，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发表《对时局的严正宣言》，提出“立即废止管制政策，取缔官僚资本，以舒解工商业八年来的痛苦，并使民间企业得以自由发展”等九条主张。10月4日，胡厥文、胡西园、李烛尘等代表企业界向国民政府提出挽救工业危机、工业建国的计划。10月31日，中华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和重庆工业协会分会通过《后方工业界对目前紧急形势宣言》，106位厂长、经理在上清寺集会，前往行政院请愿，公推新民机器厂总经理胡厥文、亚浦耳电灯泡厂总经理胡西园、中国标准铅笔厂总经理吴羹梅为代表。宋子文答复：“你们来个三吓头，吓不住我。你们的情况我都不知，你们对我讲，真是对牛弹琴。”随后把他们推到经济部部长翁文灏那里去。当时的重庆英文报纸《自由西报》报道这次企业界请愿时，加了一个按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被资本家所包围，一个国家最高行政长官、行政院长为群众所窘，弄得被迫屈服，这真是一桩世界新闻。”

11月5日，胡厥文、胡西园等企业界代表当面向蒋介石陈述困难，要求贷款，并提出九条解决工业危机的建议，然而这些请愿最终并未取得有效的结果，令企业界深感失望，这也成为许多人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重要原因。

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张謇说：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成功之不二法门。

荣德生在73岁时说过一番话：“回想四十五年前，筚路蓝缕，创业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实学，又无财力，事业但凭诚心，稳步前进，虽屡遭困厄艰难，均想尽方法应付，终告化险为夷。”荣氏兄弟既无显赫家世，又无科举功名，更无雄厚资本，先天条件并无优势，外在的环境因素则和同时代人一致。荣德生总结自己创业成功的经验也概括为勤、俭二字，他喜欢说“勤劳耐苦”。1919年他亲自给无锡公益工商中学题写了“和平耐劳”的校训。我觉得，还应该加上识、能、德几个字，如果没有过人的见识，没有高超的管理能力，没有对兴学等公益事业的热诚，很难想象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我很赞同“天道酬德”这个说法，因为成功背后一定有相通的因素，包括天道酬勤，天道酬俭，天道酬德。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荣氏兄弟和刘鸿生既是企业家，也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巨额的个人财富，在自己创办的大多数企业中享有控股权。但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包括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他们自身都不是资本家，并无什么资本，他们也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相连，是企业的灵魂、核心，是企业的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是动力，企业已和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

何谓企业家？从张謇到卢作孚，我们可以给企业家这个特定角色一个清晰的定位，企业家与资本家不同，企业家与富人、有钱人不同。1946年，享有“面粉大王”、“纺织大王”称誉的荣德生在上海被绑票，绑匪开价勒索百万美金，他说自己是事业家，而不是资本家，因为自己的钱全投资在事业上面，而资本家可以将钱放在家里，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绑匪把价码降到了50万美金，他也没有打算给，他立下的四条遗嘱中有一条说到，如果拿出这笔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就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这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的不同，企业家关键时刻看得最重的还是事业。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特定的内涵，我个人觉得，至少可以包括四个特征：

一是经济创造力，就是敢于挑战风险、勇于掌握新事业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缺少类似的冒险、开拓、创新等因素。

二是核心价值观，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棉铁救国等理念曾风行中国。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他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选择了机械系，1918年毕业后他抱定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企业的凝聚力往往建立在企业家引导的核心价值之上，并非完全依赖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

三是社会责任感，不以赢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是“立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四是管理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即手订《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了较好的执行。穆藕初率先引入美国最新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簿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有了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最初的工头制。尽管他们的企业在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战之前，荣家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往制度化轨道上走去。

这四条缺一不可，它们成为衡量一个企业家的基本条件，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60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

五、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和盛宣怀等主持的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不同，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经办的企业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从企业取名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大生”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个“新”字，“民生”本身就是宗旨，胡厥文办机器厂叫“新民”，“久大”、“永利”、“德大”、“厚生”、“大中华”……也都寄托了创办人的怀抱。

再看商标，大生的“魁星”、“寿星”等棉纱，荣家企业中“兵船”面粉、“人钟”等棉纱，德大的“宝塔”棉纱，久大的“海王星”精盐，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大中华的“美丽”牌火柴，唐山启新的“龙”牌水泥，上海的“象”牌水泥，章华的“九一八”哔叽细呢，天津东亚公司的“抵羊”（即“抵制洋货”）牌毛线等都是当年著名的商标，有的曾打入国际市场，风靡一时。大生二厂和三厂同属一个集团，还为相似的商标发生过争执。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站在最前面、领导风气的企业家已具备强烈的商标意识和品牌意识，他们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作是企业的第一生命。二十多岁就做了老板的古耕虞说：“信用是买卖人的无价之宝，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他百分之百地信守合同，一向保持AAA的银行信誉纪录。这位爱穿中国长袍的“猪鬃大王”还将自己一贯遵守约会时间，一丝不苟的行为，称作是“企业家风度”。

他们对企业性质的探索和实践，已经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大生从创办之初就是股份制，民生公司为防止大资本控股而分散股份，天津东亚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等口号，最多时公司的股东有上万人。荣家企业热衷的无限公司形式——肉烂在锅里，已成为资本积累与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

对新机器的追求，不仅“机器力求其新”的荣宗敬如此，从张謇到卢作孚无不如此，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都是当时领先的。1921年至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中国的实业家们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这可从多数工厂采用国外机器设备一事得到佐证。”

无论大生企业集团、荣家企业集团，还是刘鸿生的企业系统，都不是靠创办者单枪匹马或者一个家族就能发展起来的，关键是用人、凝聚人。民生公司和“永久黄”团体更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他们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超强的两个团队并不偶然，因为范旭东和卢作孚特殊的个人魅力，感召并集中了一大批从管理层到技术层的各个层面的精英，否则，要成就这些事业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仅有中、上层的结合还不足以造成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大企业。

企业文化就是为了凝聚整个企业上下。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区”是个很好的试验，可惜被抗战的烽火打断。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几乎都围绕着企业家的核心价值，如“民生精神”、“久大精神”、“永利精神”。刘国钧总结经营经验，在大成纺织染公司提出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将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在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办厂刊、编格言，人手一册。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到四，从常州发展到上海，从10000纱锭到78863纱锭，从200台织机发展到2707台织机，从0到拥有日产5000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从50万元到400万元注册资本，八年里翻了八番，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之为“罕见的奇迹”。宋棐卿1932年开办天津东亚公司，提出“东亚精神”，制定《东亚铭》，编印《东亚精神》小册子，公司有职工青年会、学术研究会、职工夜校、基督教团契，还有国剧社、合唱团、球队、国术学社。许多企业都办有连续性内刊，“永久黄”团体有《海王》，民生公司有《新世界》，荣家企业有《人钟》，天津东亚公司有《东亚声》，还有教各种生活常识特别是教妇女织毛衣的《方舟月刊》，每月销行1.2万册，直接订户就有七八千册。

简单地说，企业家在20世纪前五十年留下的本土传统，无非是品牌、责任、管理、团队、企业文化这些人所共知的关键词，而真正的生命力在于那些历史的细节，那些具体的故事，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音容笑貌。

另有不可忽略的一点，爱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家的共性。1926年，吴百亨在温州开办百好炼乳厂，他的“白日擒雕”牌在温州主要与英国的“鹰”牌竞争。1931年，对方出10万元购买他的商标，他回答：“我办‘百好’，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擒雕牌’的商标权我决不出卖。”他反而劝说前来洽谈的买办离开英国公司，自办实业或经营本国产品。“九一八”事变后，由胡厥文主持的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在《申报》上发表《铜铁机器业抗日救国决议》，提出组织义勇军，各厂准许职工加入，用最短的时间赶制迫击炮、地雷、手榴弹、机枪等主张。“一·二八”事变时，他亲自参与用水雷炸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行动，并在一枚弹头写上“抗日必胜”四字。1937年，他的新民机器厂和上海146家民营工厂不畏艰危西迁入川。“八·一三”战事发生时，正在德国洽谈人造石油厂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匆忙回国，他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1949年，吴蕴初、荣德生、胡西园、古耕虞……那么多在各自领域称“王”的企业家选择了留下，卢作孚、刘鸿生从香港返回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块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情感，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去做“白华”。

掀开历史的一层层帷幕，这些曾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企业家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个极富个性特征的传统。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永久黄”的团队精神，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刘鸿生用西方谚语概括的那些格言……这一切都是中国企业史上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是值得后世企业家珍视的遗产。

我们讲的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含义上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基础之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荣宗敬、刘鸿生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冒险和开创精神，他们内心对于求新、求多、求大的不可遏止的强烈冲动。

但是，冒险、开拓、创新这些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比较匮乏，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从开始就和西方有所不同。在张謇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尤其可以看到儒家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他们有经世济民的入世情怀，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他们对于冒险、开拓的兴趣并不很浓。到了受过新式教育、接受了全新西方思想资源的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人那里，则有了现代化的自觉追求。在他们之间，相通的是“实业救国”的紧迫感、危机感，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就可以理解穆藕初一掷万金去助学的义举，理解张謇在南通的作为，以及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为促进城市化所做的一切努力。

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已不是造桥修路、做善事那么简单，而是具有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张謇是第一个例子，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榜样、楷模。他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以三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宪政。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来革新，那么张謇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他的脚下伸展，实业、教育、宪政（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正是现代化的三个支点，在他之前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意识到了强国，但没有意识到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更没有想到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称得上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由南通师范学校开始的一系列学校，从师范、专门技术学校、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直到大学、盲哑学校，从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到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从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到医院、公园等，简直是以企业办社会，不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看。范旭东在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工业重镇，卢作孚建设重庆北碚与他的民生公司发展几乎同步。值得注意的还有，许多地方的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永利南京铔厂所在的大厂镇，都是一个个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生动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说企业家留下的本土传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2008年2月18日初稿，2月25日修改，2015年8月8日再改

注：

本书时间跨度大，币制变化大，涉及的货币单位有两、元（银元）、元（法币）等。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是银两和银元并用，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施行细则，规定重量为7钱2分的银元为本位国币，一两银子可以换1银元3角9分。等到“五四”以后，外国鹰洋停止流通，银元行市开始统一，实际收支都用国币银元，但交易计算仍以银两为标准，银两主要是一种记账单位。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从上海开始“废两改元”，以银元为单位，银元和纸币“元”一致，银元与银两的折算率为1元等于7钱1分5厘。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废除银本位制度，规定一律采用纸币（“法币”），市场上许多场合仍以银元结算。第一篇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和大生集团张謇（1853—1926）

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海门人，1894年中状元，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1899年开机，之后创办大生二厂、三厂、八厂，以及广生油厂、资生铁冶厂、大兴面厂、翰墨林印书局、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懋生房地产公司、大聪电话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生轮船公司、泽生水利[船闸]公司、通海垦牧公司、同仁泰盐业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此外，他创办了南通师范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农业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女红传习所和多所小学，以及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伶工学社、中国影戏制造有限公司、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唐闸公园、南通五公园、医院、养老院、育婴堂、狼山盲哑学校、残废院、济良所、贫民工场等一系列慈善公益事业。民国初年，他曾短期担任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多数时候致力于南通地方自治，被誉为“实业大王”、“山中宰相”。有《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张謇全集》等传世。一、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唐闸原叫唐家闸，更早叫唐家坝，本来籍籍无名，如果不是1896年张謇选中这块地方办厂，唐闸也许不会进入历史。南通盛产棉花，通州棉和海门、崇明的棉花都很有名。唐闸离南通城6公里，四围一马平川，到处是棉田，周边的农家世世代代有纺纱织布的传统，通扬运河在此缓缓流过，港闸河直通长江边天生港码头，舟楫往来，水路十分便利。张謇买地时，唐闸还很荒凉，地价很低，他在唐闸的陶朱坝一带买下1.7万步地（约68亩），只花了1250两。以后先后6次，他又买下3.4万多步地（约140多亩）。

相隔20多年，1918年，当一个叫上冢司的日本人来到唐闸时，看到的已是一个繁华的工业城镇：“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之间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卸着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即使说这些都通过张謇表现出来，也是无妨的。工厂中最壮观的是大生纱厂、复新面粉厂和广生油厂这三个工厂……”唐闸工业区《南通县图志》说，1920年，唐闸人口已近万户，人数接近5万。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进入世界视野，这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唯一的，世界范围内之前也只有美国的黄石公园。

张謇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一年他已42岁。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他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光是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中状元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并没有特别兴奋，这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他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奔丧，按清朝规矩，他要在家守制三年。

1895年夏天，他闲居在家，替两江总督张之洞起草了《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随即调任湖广总督，授意他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状元办厂”当时是个新鲜事，除了他，只有苏州状元陆润庠在1897年办了苏纶纱厂、丝厂。此时，离甲午战败已有一年，《马关条约》也签订了，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厂，对中国人是个大大的刺激。尽管此前外资在华投资的企业已有不少。

一开始，张謇内心有过犹豫，办厂毕竟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起自农家，苦读成名，有过十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到过朝鲜，却终究只是一介寒士，一个没有从商经验的书生。不过，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产生过“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还试制过高粱烧（颐生酒厂的前奏）。甲午战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思前想后，他还是答应了，说服自己的其中一个理由，即替书生争气，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于是下决心“舍身喂虎”。张謇创办的大生二厂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他“总理通海一带商务”。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包括老朋友沈敬夫在内，有六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分别叫“沪董”和“通董”。在唐闸选定厂址之后，他取了厂名“大生”。很多年后，他对大生二厂的经理刘厚生说过“大生”的含义，“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句。

最初，张謇和“通沪六董”商定办一个两万锭的纱丝厂（后来确定叫纱厂），“沪董”筹集40万两，“通董”筹集20万两。最早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就是六董联名公布的，他们分析了在南通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集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每年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三处认购，结果应者寥寥。

这样一来，所谓的“官招商办”这一步走不通了。1896年12月6日，江宁商务局与通州大生纱厂签订《官商合办条约》，第一条规定是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47000多锭连同全副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两规银投资大生，沈敬夫等六董都在合同上签了字。说是“官商合办”，官方提供的只是一批积压已久的机器，并无现金，大生要另外筹集50万两商股，建厂房、收原料及作为营运资本。1897年，大生重订集股章程，向社会招股50万两，分5000股，可还是进展不顺，上海只收到2万两，南通也不足6万两，离目标实在太远。

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这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的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盛宣怀领的一半另在上海浦东办了一家纱厂），大生的25万两股本也由神通广大的盛氏帮助筹集，这一条款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签名的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见证人郑孝胥、何眉生。8月16日，江宁商务局和张、盛三方签署合同，张、盛分别在通、沪设厂。合同迄今还保存在大生档案中，可以说，到这一年，大生纱厂的筹办才进入实质性阶段。9月26日，“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开始发行，署名是“经理通州纱厂张季直”，因为盛宣怀承诺帮助筹资，所以票面上还印有他的头衔姓氏。10月17日，两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英国造的机器已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前来安装的英国工程师说，从来没看见过损坏成这样的机器。

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到最后一分也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又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四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书箴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作建筑费，着手建厂。那个时代，人们对办新式企业没有认识，有了余钱或者买地，或者投入传统的典当、钱庄等熟悉可靠的行业去。办新式工厂集股困难重重。他们连当地慈善团体、道观有限的一点资金也吸收了，有时凑不了一股（100两），连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笔仅37两，半股都不够，只能算作存款。集股之难，由此可见。当时对大生集股帮助最大的是在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

190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提出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头五年万分困难，恽莘耘先后帮助集股6万多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莘耘又帮助集股6万多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五分之一，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最多。张謇说，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个人却有赞助的恩情。自1900年起大生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莘耘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红五厘，董事四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莘耘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二、“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大生直到开机时，招股都一直不顺，实收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加上支付官利等其他开支，已用去19万两多，资金耗尽，每天仅收棉花一项就要1万多现金，只有靠借债一条路，可借债也是难乎其难，无奈只有“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一度想按50万两股本、年息8厘把厂租给朱幼鸿、严信厚，只是两人贪心太重，一再压价，没有谈成。

大生开机前后，张謇几乎天天在过“年三十夜”。他在外地，每次接到沈敬夫的告急信都一筹莫展，不时在日记中感叹“通厂筹款，垂成而败”、“通厂筹款迄不谐”。他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四年多时间，他未用过大生的一分钱，其他几个董事也是。他在上海奔走，最艰难的时候，旅费无着，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长叹，泪水同潮水一样涌出。有时旅费不够，他也卖过好几回字，厂款却分文未动。

1897年，张謇连着接到翰林院催他回京的三封函电，他曾写信给好友沈曾植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官场险恶难测。想起甲午年在大雨中跪迎慈禧太后那一幕，更是心寒。那一回，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进宫，恰逢暴雨，路面积水一二尺，文武百官出城迎驾，个个匍匐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其中还有七八十岁的老臣，慈禧乘轿子经过时，视若无物。此事给他很大的震撼，读书做官，身居庙堂，难道就是做叩头虫吗？此次南下，他决心远离官场，“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实业的路无论多难，也要咬牙坚持下来。十多年后，他在1909年冬天对刘厚生说：“我早已想到假如我到北京做官，必然一无所成。”

1897年冬天，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在他心目中，办厂就是有用之事，他为自己找到了读书人的报国之地，他兴奋难已，一口气给大生拟定多副对联：

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山，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前户部尚书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大生的公事厅：

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两万纱锭只开足了9000锭，又到国外买了机器零部件，5个月后开到14400锭。

大生开机，47岁的张謇自然内心很激动。要知道，这是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纱厂之一，当大生筹办之初，全国商办的机器纱厂不过寥寥几家，到大生开机时也只有七八家，都集中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一带。翁同龢的对联三、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

没有想到，大生纱厂开机第一年就赢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四万多两官利后，还有七万八千多两余利。这一年虽然有八国联军进京，棉纱市场也受到影响，但天助张謇，大生熬过了严寒的冬天。原来收不起来的商股也都收齐了，当初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诬告“张謇乱要钱，大帅勿为所蒙，厂在哪里，哪有此事”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主动入股一万两，从此以后，大生几乎年年赢利。1903年外纱倾销，上海各纱厂都受挫。然而大生不仅获利，而且规模继续扩大，添了两万多纱锭，仅在1905年这一年就“赚回了半个厂”，这一年虽发生了日俄战争，但南通销往东北的关庄布仍在600万匹以上。大生开足马力，日夜出纱，以满足当地织户的需要。

大生成功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南通一带的气候、土壤都适合棉花生长，向来有“种棉卖钱，胜过种稻贩盐”的说法。因为靠近原料产地，大生可以用优惠的价格在本地收到最优质的棉花。很多年后，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学生参观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时看到，棉花交易以通州花为标准。大生利用地利，自己设门庄、分庄，还委托抄庄、下庄代收棉花，布下一张天罗地网。张謇和几个董事都出生农家，熟悉棉花的生长规律、年成丰歉，每当白露前后，外地“客庄”到来之前，他们就已派人到棉田去估计当年棉花产量等情况，做出相应的收花政策，或先发制人，或后发制人，或人舍我取，对本地棉花行情有很强的驾驭能力。190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说，在苏州、杭州、宁波、南通的纱厂中，收益最好的是南通的大生，因为这个厂地理位置优越，靠近棉花产地，1901年已能发放7厘股息。1911年的大生已有4万枚纱锭，《海关十年报告》又有这样的论断，事实证明，靠近原料产地对该厂极有好处，当其他一些工厂无利可图时，这个厂还能给股东支付股息。

第二，南通当地不缺熟练工人。寻常农家女孩十一二岁就会纺纱，唐闸一带妇女多是天足，能长久站立，“上工能远行，做工能久立”。只是大生招工时，当地妇女对进厂做工心存疑虑，因有谣言说“工厂要用童男童女祭烟囱，女工要被洋鬼子割乳房”，因此开工前到上海招了一批熟练女工。张謇对招聘上海工人不大乐意，担心带来商业化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认为不如招无锡人。他给沈敬夫写信说：“无锡工人甚好，毕竟锡厂习气少，可用。”“雇上海来人，本厂即须留心察看。”

不过，当地招不到工人的情况很快改变，通海一带劳动力绰绰有余，有工钱赚，不怕没人。大生最初招了一千多人，以后纱锭增加，全厂工人日夜班三千多人，冷落的唐闸变得热闹起来。

第三，南通的工资比上海等地要低得多，成人熟手每天工资最多1角（全国工人平均日工资要1.5角到2角），固定工人两周发一次，学徒、职员一个月发一次，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可遇而不可求。1904年3月20日，上海《中外日报》报道，内地人工较贱，原料方便，本轻利厚，本地穷人也可赖以为生，可谓一举两得。上一年上海各纱厂无不亏本，只有南通的大生纱厂盈利，就是明证。从1907年到1912年的六年里，工资在净产值中的比例，由16.4%下降到了6.4%。

第四，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在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形似半岛，地理位置独特，战争一般不大会波及这里。产品可以就地消化，不用外销。南通以关庄布（也叫通州大布）驰名，这种手工织布结实、耐穿、御寒，深受东北人欢迎，织布需要大量比手纺纱合用的机纱，并且机器纺纱，一个工人抵得上五六十个巧妇。纺织专家李升伯说：“我发现南通的棉花是世界上最清洁干净的棉花，南通最著名的用12支粗纱织制的土布，是世界上最坚韧结实而且光滑滋润的布匹。”大生的机纱受本地市场青睐程度可想而知。1899年农历八月，工料总账房给沪账房的报单说：“此月纱未纺出已被卖客定去560箱。”在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三圩镇等处，张謇安排开设了大生的零销点，直接出售小包棉纱，价格优惠，不按上海市场价。大生初创时的几个董事如沈敬夫、刘桂馨等本身就是关庄布巨头，都有传统商业经营的经验，重视经营，所以大生产品几乎不用考虑对外开拓市场，满足本地市场就已够它忙的。地利的优势在很长时间内都支撑着大生的兴旺。当然，利同时也是弊，这使大生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外部市场，进入竞争状态，本地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危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大生在企业管理上形成了制度化，早在开机前，张謇执笔的《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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