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楷,杨异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双流在春天起飞试读：
长假在家，拜读此稿，爱不释手，开卷忘食。掩卷之余，浮想难静。起飞之路，三十余载，其人其事，一叶知秋。思想解放，道之根本，几多奉献，成之关键。个中精神，激励吾辈。续铸辉煌，更需坚持。诚谢作者，情倾双流。深化双流，激励双流。春雷序曲
已经辞世多年的双流书生田家英，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怀念，
决非仅仅因为他曾担任过毛泽东主席的秘书。
在极“左”路线盛行时，他是罕见的痛苦的清醒者。
1980年3月，田家英平反的消息传到双流，
如一声春雷，震醒了双流县县委书记王智深。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一年多了，
以出叫花子出名的双流也必须改变面貌了，
但这位南下干部却深感力不从心。
1983年王智深带头让贤，
让几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组成新的领导班子。
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30年的接力长跑中，
王智深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是何等睿智——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一轮竞争中，
双流不可思议地冲在了最前头……惊蛰的雷声
1980年3月初，惊蛰的雷声隆隆地响过，震撼着双流大地。
连续几天升温后，一个闷得有些让人透不过气的下午。一时间，浓云密布，雷声动地，狂风夹着急雨倾泻而下。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徐为纲打着伞冲进县委书记王智深的办公室，王书记略感惊讶：有什么急事吗？
徐为纲说：这是刚刚送到的“中共中央为田家英同志平反的通知”。省委办公厅打来电话说，双流县是田家英同志的家乡，田家英在“文革”中受迫害，也牵连了他在家乡的亲戚朋友，要认真落实相关人员的政策。还说，3月2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为田家英同志举行追悼大会，要安排田家英同志的亲属参加。
田家英，毛泽东主席的秘书，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一个敢与江青、陈伯达斗争，“文革”开始时以生命苦谏毛泽东的书生，一个一生崇敬谭嗣同、林则徐，将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趋避之”刻成印章，并作为座右铭的高级干部。他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十余年来被双流人民深埋在心中，谁也不敢轻易提起。
如今，田家英的名字，像春雷一样响彻双流大地。
王书记手捧着红头文件，百感交集：好，好，田家英同志的冤案，终于平反了!
1959年1月，田家英曾回四川农村做了半年的调查研究，地点在新繁县大丰公社。其间，他曾几度回故乡双流县，借探望亲友的机会考察民情。他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态度鲜明地反对浮夸风，反对“放卫星”。
双流县高级农艺师魏知常，当年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土壤调查，在大丰公社认识了中央来的“田主任”，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回忆道：一天傍晚，我们才拖着疲惫的步子迈进了公社大院，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当把我介绍给一位身材稍高、壮实而又文雅的中年人时，他放下筷子，用纯熟的四川话说：“欢迎，欢迎。”我拘谨地小声喊了一声：“田主任。”田主任微笑着，用四川人特有的诙谐口气说：“小伙子咋个像大姑娘一样害羞呵。”惹得大家笑起来，气氛一下子轻松多了。
几天来，魏知常跟着田主任一道下村去。一路上，基层干部、农民群众都跟田主任打招呼、握手、递烟，如同老朋友一般。在田坎上访问一位老农时，田主任谈笑风生，又比又画，亲密无间，本子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老农的话和各种数据。后来，魏知常听公社干部说，田主任还跟农民兄弟一道，拉着架架车，到二十几里外的成都去拉人粪尿，心中更加敬佩这位中央来的干部。
在浮夸风刮得天昏地暗的日子，新繁和双流的老同志还记得他是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的。
他听会计说，1958年以来就做两本账，一本假账，供上级检查和汇报用；一本真账，是本地的实际产量。当即表示愤怒不满。
他曾让保管员打开粮仓，查看账上记的两万斤黄谷是否是真，亲自用一根竹竿子插向黄谷堆，结果查出薄薄一层黄谷下面全是稻草。
他曾在公社食堂门口，扶起因打倒了一盆稀饭而伤心哭泣的老大娘，并把五斤粮票送给大娘去称米。他看着大娘最终提着连麸面回家，竟掉下了眼泪。
王书记深知，田家英平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又回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春雨，来得正是时候!
春天，踏着惊雷来到双流。惭愧万家百姓心
党委办送来了厚厚一叠有关田家英的资料。
在一份资料上，王书记读到了田家英的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
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高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
面对老百姓，王书记与田家英有着同感——惭愧!
王智深来自河北晋县农村，抗日战争时参加革命，当年随大军南下，走进郫县县城时，老百姓欢天喜地迎解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进城30年来，革命，革命，不断革命，革了地富反坏右的命，到了“四清”、“文革”，又革革命者的命。这种“革命”何时了呵？“文革”之初，王智深被打成“走资派”，工资冻结，只发15元生活费。他实在忍无可忍。因为他的大哥是烈士，父亲是抗战时期的地下交通员，父母都已是风烛残年，全靠王智深每月按时寄出20元钱贴补生活。如果断了这笔费用，瘫痪在床的老母亲、丧失劳动力的老父亲，怎么过日子？难道让一个曾出生入死，为民族解放作出过贡献的老同志饿死不成？经过他的抗议，造反派才“恩准”，少冻结他20元钱。痛苦的经历让他反思：革命为的是什么？
1978年父亲病逝，王智深回到河北老家。新中国成立30年，国家怎么还那么穷呵？三弟、四弟一共有十个衣襟破烂的娃娃，看到王智深吃白面，馋得恨不能从眼睛里伸出手来。他揭开锅一看，黑糊糊的加了菜的玉米面饼子——一家子长年就吃这个!临走时，几个大娃死缠活缠，要跟上“做大官”的二伯父上四川，吃白米白面。
王智深反躬自问：30年了，我们为老百姓做了什么？
四川曾流传着民谚：“金温江，银郫县，叫花子出在双流县。”
在“以穷为荣”的年代，双流人也许心安理得。但今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了一年多，党的中心工作已转移到抓经济，双流有些生产队，一个工才有几分钱，农民苦不堪言，这不是还和叫花子差不多吗？
摆在县委办公桌上的，是堆积如山的问题：
平反冤假错案的大量待批文件，成了每天必做的“作业”。此事已让组织部门的同志夜夜加班也搞不赢。但也有人不断告诫他，是不是把我们30年来搞阶级斗争的成果一风吹了？也有人明拖暗顶，拒不执行中央的决定。
——平反冤假错案，剪不断，理还乱，占去了县委大量的精力。新中国成立以来，运动接运动，我们做了多少蠢事!现在，剪不断也得剪，理还乱也得理!一个右派分子牵连一家人，还有亲戚朋友一大堆，一人解放，全家松绑，平反冤假错案，刻不容缓!
合江公社反映，有67名妇女被拐卖，县妇联、县公安局联合成立的“打拐办”，光一个合江都难以应对，何况还有全县的案子。
成都某医院来告状，“血窝子”柑梓乡，有社员开假证明卖血。经调查，该村甚至有上至65岁的老人，下至14岁的娃娃都参加卖血，还总结了一套一天卖两次血，一月多次卖血的经验。
——一个“穷”字，竟把人逼上了绝路。我们曾以为，只要不停地搞阶级斗争，就能消除“一穷二白”，结果阶级敌人越斗越多，国家越斗越穷，这算是什么革命啊？
春雷响过了，春耕春种在即，水又成了一大矛盾，由争水引发的几个公社的群殴事件又将上演……
件件都是当务之急，事事都是烫手的山芋!
最让双流干部蒙羞的是，地区开个会，“上五县”(传统上的“温郫崇新灌”即温江、郫县、崇庆、新繁、灌县五县，地处都江堰灌区上游，得水利之便，自然条件优越，被称为“上”)的干部在双流干部面前的优越感。一摆龙门阵，有意无意说到，把你们那里的叫花子管好点嘛，好讨厌呵。
春雨还在下，王智深撑着伞走在双流县城的小街上。破破烂烂的街道，好多街灯都坏了，稀稀落落几盏街灯，照不透浓厚的夜色。有人数过了，县城内几条街道一共只有95盏昏黄的街灯。
黑夜中，95盏昏黄的街灯，活画出“叫花子县”的形象!
这几天，该不该种美国松(火炬松)的议论，又传进王智深的耳朵里。
原来，在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座座青山变成荒山秃岭。有人建议全县推广引种速生质优的美国松，因为永安公社已经率先做出了样板。但又有人给王书记提意见说：为什么不种“泰山松”？样板戏不是唱了吗，“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美国松”有“美国”二字，让人联想到“美帝国主义”，担心是在为美国做宣传，要犯错误。
犯错误？犯什么错误？
街道虽黑，高音喇叭正在播放《在希望的田野上》，营造出一派欢快气氛。来来往往的人们，有的在悠闲地漫步，有的在议论新上映的电影，人人情绪乐观，个个神采奕奕，那发自内心的微笑，是十年“文革”中从没有见到过的。
一生都喜欢散步、喜欢安静的王智深，默默伫立街头。
从历史上看，双流地灵人杰，有过辉煌的历史，怎么会成为叫花子县？
双流，路在何方？王泽枋考证“叫花子县”
双流何以成为“叫花子县”，有若干版本。蜀中地方志大家、饱学之士王泽枋的解释较为妥当。
也许，王泽枋本人的经历就可以为叫花子县做出诠释。
王泽枋年过七旬，身体硬朗，面色红润，精神抖擞。2007年10月的一天，笔者与他相约在棠湖公园茶楼见面。一会面，便说到书法家洪志存为他题写的楹联：身无媚骨休嫌瘦，
家有残书不算穷。
笔者戏言，你那些所谓“残书”，都属于文物，好值钱!
他会意一笑说，运气好呵。在成都送仙桥淘书，把祖上传下来、“文革”中又扯散的光绪年间的石印本《昭明文选》，配齐了七本，成色品相完全一样。还有，民国初年日本人稻野山村写的《清全史》补齐了。同治年间的《成都县志》也补齐了。淘书，就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找齐了，心头好安逸呵!
王泽枋的祖父早年留学日本，曾为成都设计了标志性建筑“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他父亲学农学，大学毕业后在双流教书。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王泽枋，一辈子爱书、读书、用书、藏书、写书。他还记得，他家堂屋挂有一幅匾额，上刻祖训：
诗书中岂能少取，
衣食外何必多求。
那年，双流县举办“建设学习型机关演讲比赛”，王泽枋讲到自己的学习经历，赢得满堂掌声，获得特别奖。县史志办请他编一部《双流100名人传》，上下册共计40万字，他足不出户，就凭家中万卷藏书就编撰成功。他除主持编撰《双流县志》，还独立编撰了《机投镇志》《双流国土志》《双流县民主党派志》等多部史志。他的头脑，就是一座双流县文史馆；他的经历，就是双流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信口说出的故事题材都很精彩：
程氏兄弟入川，在成都看见箍桶匠都在读《易经》，不禁感叹：易学在蜀。
中唐名臣段文昌，出生于双流，三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功勋卓著。朝廷要奖励他，钦差大臣宣旨刚毕，他竟兴奋过度“无疾而卒”。
光绪元年出生的双流县人黄敬临，不当县长喜掌汤勺，创办了名重一时的“姑姑宴”。
1939年，当时的双流县县长叶楷，只身经机投镇去成都，被拉了壮丁，轰动全国……
老友们都说他身体硬朗。他笑说，当了22年搬运工，拉架架车、扛大包，打下好坚实的基础呵!
1958年，王泽枋毕业于“右派学生成堆”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校。王泽枋是班长，因劝阻不力，虽未划为右派，但仍被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劳动。王泽枋调侃自己说，教导主任下跪都没有挡住学生上街，我一个班长能挡住吗？
他回到双流，在搬运公司拉架架车。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地主分子”两顶帽子。
好笑，好笑，真好笑!他说，“文革”中，造反最时髦，形成潮流，他就对造反派头头说：何谓造反？推翻现政权，谓之造反也。请看今日之中国，是共产党执政。诸君造反，岂不要推翻共产党乎？
一段酸叽叽的话，让造反者听来好刺耳!本来，王泽枋就有同情彭德怀、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彭德怀鸣冤叫屈的记录，如今公然反对“文革”，再给他戴上一顶反革命帽子!他说，帽子多一顶也无妨。天天早上，专政对象集合，高唱：“群众专政好，牛鬼蛇神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也跑不了，我们大家跑、不、了!”唱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文革”中，王泽枋最怕的是抄家。
家中除了祖上传下来的典籍，还有上世纪40年代开明书局的藏书。
原来，他的一位叔叔，抗战时期曾在成都祠堂街开明书局工作过，深得书局老板、文学大师叶圣陶信任。为避日本飞机轰炸，开明书局的部分藏书便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双流王家。抗战胜利后，书局东迁，带不走的书就赠与了王家。王泽枋曾将家中藏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经常翻阅，其乐无穷。“文革”扫“四旧”时，不得不烧掉大量的书。王泽枋说，我母亲焚书煮饭，一个月没用柴火。
他还将地板撬开，把一部分藏书挖坑深埋，躲过了一劫。事后他写下一首诗自嘲：熊熊秦火今犹在，焚书何须要始皇。
他说，“文革”中最苦是读不成书。想找一部《宋词》，真是想得要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王泽枋说是：昔日阶下囚，如今座上客。
一个干苦力的搬运工，“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县政协副主席、县史志办主任。
他谈到1980年，双流县搞地名普查，县文教局办张宗岫发现了“天天拉架架车在街上走过”的王泽枋，竟然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人才。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一连串变化。1983年，酷爱读书的周鸿德担任县委书记，对王泽枋更是尊敬加重用。书记经常打来电话请教各种问题。一会儿问：“老子说的‘和光同尘’是什么意思？”一会儿问：“大朗和尚修水利是哪一年？”
王泽枋说，退休后，我的乐趣还是书。每月至少花三四百元钱买书。
笔者说，从大量史书，包括你编撰的书籍可以得出结论，双流这块土地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沉积。比如史学大师蒙文通，经严密考证，曾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年代及其产生的地域》一文中指出，《山海经》是巴蜀地区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山海经》中所说的“天下之中”，指的就是“四川盆地”，是远古中国西部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山海经》中所说的“都广之野”就在双流县。据史家考证，牧马山曾是蚕丛、杜宇王朝建设“瞿上城”之地，也是开明王朝前期建都之地，双流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王泽枋说，晋代常璩的一部《华阳国志》是公元4世纪之前，云、贵、川、陕、甘、鄂地区的地方志。“华阳”二字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华阳，如今隶属双流县的华阳镇，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就以清代为例，出了37个进士，是整个巴蜀考取进士最多的县区。
笔者又问，今天要请教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双流怎么会成为叫花子县？
王泽枋答道：双流成为叫花子县，是地理、历史和政治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地理上说，整个都江堰灌区，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灌(县)称为“上五县”，都江堰的水，先浇灌“上五县”，流至双流已经是尾水，常常是水流量不足，秧苗栽不下去。史书多次记载，栽插季节，田中无水，四方农民纷纷提着秧把子到县上，找县太爷想办法。若解决不了，就把带着稀泥巴的秧把子，噼噼啪啪甩在县衙门。
民国初年，四川督军尹昌衡手下有位彭光烈，是镇守川北的新军二师师长，双流人，一个典型的炮筒子。那年水荒，双流农民向他呼救。他竟派出一个营，日夜兼程，奔向灌县，不向官方任何人打招呼，在都江堰鱼嘴那里，砍了杩槎，放了一大股水。著名作家李劼人在长篇小说《大波》中写了此事。这件事，就说明了下风下水的双流地理条件不足。
再有就是，北面的温郫二县是平原，而双流县的丘陵占了三分之一。1949年以前，双流全县找不到一家有500亩地的大地主。当时双流县15万人，可耕地只有30万亩，从县城无论出东南西北哪座门，出门就见冬水田，一年只产一季。据土壤专家分析，双流县土质不好，这也是穷的原因之一。
从历史来讲，民国时期，周善培当成都市警察局局长，曾花大力气把叫花子赶出成都市，南下的叫花子，因新津设防阻挡，就在成都和新津之间的双流滞留下来，所以双流县叫花子特别多。以后，形成了几个叫花子营，就像小说里写的，有组织的丐帮逢年过节，遇上红白喜事，群起乞讨，有钱人家还不敢怠慢。所以，双流有句歇后语：“讨口子赶(送)死人礼，钱(纸)少话多。”
笔者说，1949年之后的30年间，双流县一直没摘掉“叫花子县”的帽子是为什么？
王泽枋说，反过来说，现在的双流，成了中国百强县，西部第一强县。土地还是那块土地，光说农业、养殖业、多种经营创造的产值就是过去的五至十倍。过去之所以长期当“叫花子县”，还有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左”!你龟儿子——“‘左’得疼”
改革开放之初，给“地富反坏右”摘帽，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必然触动一些紧绷阶级斗争弦的“左派”那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形成了“‘左’比右好”、“‘左’比右保险”的群体的思维定式。要放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确有人转不过弯来。于是，在那个年月，常听到一句半开玩笑半骂人的话：“你龟儿子的，‘左’得疼!”
四川方言，“龟儿子的”并不是贬义词，类似北京话“丫”。而“疼”字常代替副词“很”字。比如，说一个人学习成绩不好，就说他“瘟得疼”；说一个人丑，就说他“丑得疼”；说一个人“左”，顺理成章就说他“‘左’得疼”。“‘左’得疼”的故事，从双流城区到农村俯拾即是。
曾经在双流当知青的胡开强讲了一个故事。
胡开强很光荣地抽调到新兴公社当工作队队员，搞“三分之一”运动。何为“三分之一”？在形式繁多令人无法喘息的运动中，“三分之一”是“批林批孔运动”之后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延伸，简称“基教运动”，农民说成“鸡叫运动”。因为运动是先从三分之一的地方铺开，搞完三分之一，再搞三分之一，所以又叫“三分之一”运动。从1975年一直搞到“四人帮”垮台之后，还在搞。
搞“三分之一”运动的工作队队员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
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天才麻麻亮，胡开强就跟着工作队队长和几个老同志埋伏在新店子的机耕道旁。等了好久，终于看见了几个朦胧的身影。队长让大家蹲下，不要暴露了目标。渐渐地，几个挑担进城的农民的身影显现出来，他们从满是泥泞的山间小路匆匆走来，显得很紧张。等到农民进入了“埋伏圈”，队长一声令下，队员们一齐围了上去。
农民对工作队在凌晨5点多钟的突然出现，并不感到意外。
农民挑的是刚摘下的大个西红柿、理得整整齐齐并拴成把的上等韭黄，还有嫩南瓜、扁豆荚，全是新鲜蔬菜。
很显然，几挑鲜菜是农民们口攒肚挪，自己舍不得吃，挑到自由市场去卖点小钱，买点生活必需品的。那韭黄从地里收来，摘洗干净拴成小把，总得花些劳力，也许为此忙碌了大半夜。
令胡开强感到惊异的是，农民们没有任何反抗，一声不吭地让工作队把几挑新鲜蔬菜全没收了。胡开强说，如果当时打一架，或抢夺一阵，也许他的内心还不会受到强烈震撼。
胡开强说，我永远记住了那些农民的眼睛——那是一双双冷漠得绝望的眼睛!那是一双双长期习惯于服从、近于麻木的眼睛!后来，我看见了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想起我们亿万农民悲惨的生存状态，不禁潸然泪下。
多年后，胡开强还在反思此事：我们工作队对农民太坏了，太没良心了!龟儿子的，真是——“左得疼”!“左”风，不仅在农村刮，而且在城市也吹个不停。
曾在双流工作过的胡跃群，如今是成都市广电集团机关党组书记。讲了一个“连衣裙的故事”。
那已经是1982年了。77级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胡跃群，到双流县已工作了一年。让胡跃群记忆深刻的是，她做了一条淡蓝色的确良连衣裙，从成衣店取回来，在镜子前左试右试，感觉很不错。那正是青春逼人的年龄，一件新衣服也会让大姑娘胡跃群乐上几天。她将连衣裙洗了一水，准备晾干了穿。那件还没有穿上身的裙子在阳台上一飘扬，就引起了一番议论。
一位好心的同志找到她，语重心长地教导说，这是机关，不能穿这样的连衣裙，影响不好。胡跃群听从组织劝告，哭了一场，便把连衣裙压在箱底。她很明白，再往深处说，就会上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那个纲上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历过多少荒唐事——从《大众电影》上刊登的《玫瑰花与水晶鞋》的王子与灰姑娘亲吻的照片到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从美神维纳斯的雕塑到李谷一用气声唱《乡恋》，都曾引发轩然大波。
一切美的东西，哪怕是全人类几千年共同创造的，具有普世的美学价值的东西，都被硬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
如果美的东西都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有什么呢？
曾在双流县文化馆工作的王馆长说，改革开放初期，跳交谊舞已经形成了势不可当的潮流。迫于一种群众压力，县文化馆不得不组织舞会。但有关方面一再打招呼，要注意男女舞伴的距离，胸部一定要保持两拳的距离。
请保持两拳距离!王馆长太辛苦了，他在舞池的急流旋涡中左奔右突，被人撞来碰去，忙得汗流浃背，不断用两拳比画，提醒那些靠得太近的男女舞伴，注意胸部间的距离。一场舞跳下来，可爱的王馆长累得浑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这位后来喜欢上跳舞的老同志说，当时，很多人反感跳舞。有人说离婚率上升了，是跳舞跳的；有人说上班打瞌睡，是跳舞跳的。动不动就跟“资产阶级作风”挂上钩!
回头再看王泽枋考证的“叫花子县”的来由，除了地理和历史原因外，可以说还有政治原因——“‘左’得疼”!
改革开放之后，19世纪伟大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才全面译介到中国，曾在中国诗坛掀起小小波澜。波德莱尔认为，恶来自事物的反面，来自世界的阴影，来自“病态的花朵”，来自忧郁、痛苦、丑恶、罪恶、疾病。“愚蠢和错误，罪孽和吝啬/占据我们的心灵，折磨我们的肉身/我们培养我们喜爱的悔恨/就像乞丐赡养他们的白虱。”
在中国，贫穷就是“恶之花”。“恶之花”的根，就是“左”!“左”根窜向哪里，哪里必然贫穷!
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贫穷了；双流人，再也不能把“叫花子县”的恶名担下去了!从干部到群众，已经积蓄了革新图变的巨大能量。
双流人民的好儿子田家英，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小莽苍苍斋”。何以起此名？因为谭嗣同的书房叫“莽苍苍斋”。田家英骨子里蕴藏着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变法求新的思想基因。在春雷动地的日子，田家英的名字和他的故事迅速扩散，为思想解放拉开了一道闸门!
莽苍苍的大地，岂能让“左”的迷雾长期封锁？
改革开放30年，再回忆当年的口头禅：“你龟儿子的，‘左’得疼!”恍若隔世。年轻的翅膀
王智深喜欢穿草鞋，是出了名的“草鞋书记”。
1982年9月中旬，双流县县委办公室接到省委重要通知：
邓小平同志将要陪金日成首相去视察双流县白家公社顺风二队的农村沼气，请王智深书记注意一件事，不要穿草鞋。
那一天，王智深换上了一双青布鞋。金日成首相看过沼气之后，兴致很高，他握着王智深的手说：“我看到了很好的宝贝。”
一时间，王智深的名字传遍中国大地。名誉，是动力更是压力，让王智深汗颜——农村沼气，是省科委与农业部沼气研究所在双流的项目，记者要深度报道双流县，王书记能讲出些什么闪光的东西？
1982年，经过试点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铺开，双流农民永远记住了——1982年，就是分田到户那一年，农业空前丰收，是吃饱饭的第一年!
1982年，全县财政收入仅有2000万元，县委县政府却决定，从牙缝挤出钱来，组织大批干部赴深圳、厦门等沿海地区考察学习。为节约时间，一部分干部乘包机赴无锡、苏州。
那是多少年了，双流人天天看飞机在头顶飞过，却从来没有在飞机上俯瞰过双流大地。上百名双流干部兴奋不已，登上了飞机，初试了飞翔的滋味。参观学习归来，眼花缭乱，大脑开窍，非常震撼，奋起直追之类的关键词频繁出现在总结报告之中。
从此后多年，双流县对干部的“洗脑”活动没有中断过。
1983年，55岁的县委书记王智深做出了惊人之举，退居二线。这让成都市相关部门的同志也觉得突兀。因为按规定，他还可以当一届县委书记。
王智深说，党中央号召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我们老干部就该带头执行。我作为县委书记就更要带头，把年轻人扶上马，放手让他们去干。
王智深和县委老领导，早就注意到了几个年轻人：郭应富、王文义、晏永和、周鸿德。
农机二厂的郭应富，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主持试制出农村急需的手扶拖拉机，拿到国家计经委的合格证，投入了批量生产，成为双流县的拳头产品，后调任县计经委主任。县上要大抓工业，郭应富是把好手。
从乐山峨眉汽车大修厂调来的王文义，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在基层磨炼多年，组织能力、协调能力都相当不错。当时任县交通局副局长，做党政工作，是很好的人选。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晏永和，当知青时不忘读书学习，后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万安中学从教师做到校长。他一边教书一边完成四川师范学院物理系函授班的大学本科学业。后来又在省委党校学习两年。在党政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副县长周鸿德，从粮站管理员到公社书记，在基层摸爬滚打，工作勤奋、作风正派、酷爱学习。他凭着一台收音机，学完中央农业广播学校课程，第一批拿到中专文凭。后又主动报名赴西藏工作了三年，年年休假期间都到四川大学去听课。之后在省委党校完成了大专学业。
王智深知道，对周鸿德，个别同志“有看法”。
还在周鸿德当永安公社党委副书记的时候，有人反映说，周鸿德跟傅家坝的几个右派“裹得紧”，他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说，毛主席还有几个右派朋友哩。
永安公社在全县率先引种美国火炬松，有人对周鸿德说，你胆子大，给美帝国主义做宣传。他满不在乎地说，发明蒸汽机的是英国人瓦特，发明电灯的是美国人爱迪生，你硬要生拉活扯的话，这些科学家都跟帝国主义扯得上关系，你们总不能说因为他们跟帝国主义扯得上关系，我们就不用蒸汽机和电灯了吧。
王智深在永安检查工作的时候，周鸿德汇报说，火炬松，叶子又密又厚，长得又快又抗病虫害。有了火炬松，社员们不缺柴烧。再过一二十年，林子长出来漂亮得很!
王智深打趣地说，这可是美国松啊。
周鸿德笑笑说，管他那些，只要对社员有利，就整!
王智深问到如何在全县推广火炬松，周鸿德用最朴素的农民语言说，王书记，你放心，只要一只鸭子过了河，就会有十只、百只跟着过河。
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1983年年底，30岁的周鸿德成为四川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加上副书记王文义、县长郭应富，平均年龄32岁，组成了双流县年轻的领导班子。这个年轻化、知识化的县领导班子，带领双流人民走上了富裕之路。
2006年秋天，原本要从美国返乡探亲的王智深，因心脏病发作而取消了行程。王智深夫人肖大姐应邀与笔者相见。当年，王智深的小儿子王强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现在在一家著名公司任高级白领。1993年，王强把父母接到美国安度晚年。
肖大姐说，王智深每天读《人民日报·海外版》，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说，这一辈子都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这个小学毕业生，搞经济实在力不从心，及早退下来，让双流有了个思想解放的、年轻的、有知识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30年前，王智深就问过自己：
双流境内，有中国西部最大的机场，双流，怎能在飞机跑道旁边，像蜗牛一样爬行？周鸿德的几个故事
1974年盛夏的一天。一个盗枪行凶歹徒，流窜至双流公兴公社一带。当时的公兴公社副书记周鸿德接到通知，率领民兵协助部队和警察抓捕歹徒。天渐渐黑下来，从未打过仗的周鸿德传令，要穿白衣服的民兵全部脱掉白衣服。后来，歹徒终于露面了，兴奋的民兵立功心切，冲了上去。有个偏不听招呼穿着白衣服的民兵被歹徒击中。最后，歹徒被合围、抓获。公安部门表彰了参战干警，丝毫不提公兴公社副书记周鸿德和当地民兵的功绩。公社许多人不服气，周鸿德只是笑笑说，算了。也不作任何争辩。
——这件小事，后来传到王智深耳中，至少有三点让王智深琢磨：一是周鸿德这个小伙子真有胆量，从没打过仗却敢担重任；二是这个小伙子肯动脑筋，有勇有谋；三是这个小伙子不计较名利。
老资格的人总爱对“青勾子娃娃”(因为婴儿臀部有青色斑，四川俚语“青勾子”，意为“幼稚”、“年纪轻”或“少不更事”)不放心，总以为自己本事最大。
王智深知道，自己若不主动让贤，老干部们很可能都不会让位，于是决心把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棒交给一个年轻的班子。为此，做了充分地调研。特别是对周鸿德，他曾派县委主管组织的苏海虹下乡明察暗访。从区委书记到农民，凡是与周鸿德打过交道的，对他一致的好评是：“走一方绿(化)一方，走一方富一方，走一方亮一方，走一方红一方。”
二十多年后，在宽敞舒适的乡间茶楼，喝着热茶、抽着香烟、嗑着瓜子，笔者与当年的永安区区委书记尤元兴、公兴公社书记梁伯勋、红旗大队书记傅显荣、长田大队支书李光宗、永安公社广播站站长徐永安，以及各级老书记、老社员、老剃头匠、老窑工，摆了几天老龙门阵。
说到改革开放30年双流的巨变，他们个个口若悬河。
众口一词地说，当年双流县县委敢大胆起用几个“青勾子”，真是高招。如果改革开放是长跑的话，跑第一圈就冲在前头了，信心有了，力量有了，越来越领先。所以说，好的政策来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领导班子决定成败。
年过七旬的尤元兴说，周鸿德参加工作在粮站，相当勤快，从粮管站职工到公兴、永安当副书记、书记，成绩非常突出。同样的一件事，他就是要比其他干部做得巴适。在那个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真不容易。再说，农村基层干部，内斗凶。举个例说，新来的书记不喜欢喝酒，就给供销社打招呼，打酒要凭票，严禁走后门。喜欢喝酒的副书记，去供销社打酒碰了钉子，就会心怀不满，你新书记是冲着我来的，明知我喜欢喝酒你偏要卡我，好呵，我也不买你的账。一瓶酒就可能让一个班子七拱八翘，哪个来了也摆不平。还有就是作风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吼，你不听话，弄来捆了、绑了。周鸿德当公社副书记时，我就觉得他与其他干部不同。他不抽烟、不喝酒，对社员特别亲切，没得架子，从不在干部之间说长道短。有人总结说，周鸿德是“上尊，下爱，中间和”，总结得好呵。
剃头匠傅老幺说，周鸿德的威信，是“藏刀”戳出来的。
傅老幺长期给周书记理发，摸透了书记的脾气，就是肯为贫困户做好事。那两年，永安刮不正之风，招工走后门。哪个关系好就招进去了，送自行车的、送皮袄的，也招进去了。有的一家三个子女全安排了。傅全安家十个娃，全部失业，没有一个招进去的。一家人咋个过？河里捞柴，扯点兔草喂兔子。再有就是到库房选海椒，小娃娃呛得遭不住，鼻涕眼泪长淌，不想干了，傅全安就用鞭子打。打一天零工才挣个“幺洞幺”(1元零1分)，好艰难呵。除了傅全安，还有七个娃娃下乡四个，一个都没有上来的。傅老幺的姐姐下乡十年，已经填了招工表，盖了章，硬是被有门路的挤下来。姐姐都成“老女子”了，发誓说当不上工人，决不谈对象。傅老幺憋着一肚子气，去给周书记反映情况。那时，周鸿德去西藏工作了三年，刚回到永安当公社书记。听了傅老幺的诉说，他闷闷不乐，只是用手中的一把藏刀，在一张烂桌子上戳来戳去，傅老幺不知周书记是怎么想的。最后，周鸿德气得把藏刀朝桌子上狠狠一戳说，明天我们开会，招工的事，决不能这么干!
三天后，大喇叭播送了最新的招工信息，公社决定，让陈清太、傅玉璋、傅全安等数得着的困难户的子女，来领招工表。以后招工，全部公开。
傅老幺说，我们好多人，站在大喇叭底下叫好，有人感动得流泪了。周书记，真是为老百姓做好事呵!那一把锋利的“藏刀”，硬是戳在要害上，把招工中的不正之风，一下子就刹住了。
红旗大队老书记傅显荣说，周书记的形象是“撵蛤蟆脑壳”(指走田坎路，惊起一群群青蛙)一步步走出来的。
1974年，周鸿德在公兴公社任管计生的党委副书记，住红旗大队。他不搞批斗会，从不喊把哪个地富分子“给我捆起来，吊起来”。他到最闭塞的二社，与社员冯家年同吃同住了两年多，不给人家添麻烦。凡是冯家割肉打牙祭吃点好的，他都回避了。
下田栽秧子，他跟小伙子拼。傅兆举栽秧子可以说是“身怀绝技”，一弯腰，刷刷刷，笔直的一行，窝头又匀净。只是没得哪个人敢挨边，因为他出身不好，是富农的儿子。周鸿德偏要跟傅兆举学栽秧，虚心得很。群众都很诧异，背地有人劝说，周书记，你敢跟富农子女接近呀？周书记说，人家规规矩矩，从不乱说乱动，出工比哪个都早，做活路没有偷奸耍滑，比有些贫下中农还老实，凭什么要整人家。再说，大家多出力，生产搞好了，大家都有好日子过噻。
上级下来检查，5月31日关了秧门，满栽满插，以后的中耕锄草薅秧整得把细，施肥用的是配方肥，结果二社1974年大丰收。增产粮食一万八千斤。接着是连续三年大丰收。背地有人说，周鸿德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实事求是，老百姓拍巴巴掌欢迎。
还有，他很少开会，有事田边地角一站就商量。经常是他肩膀上还挑着一挑东西，边走边说，在田坎上就把公事办了。后来，好多干部都学他那工作作风，有事说事，就地解决，少开会。
公兴乡东风村老书记李久成说，平时，普通社员干部，不晓得周书记，那年下大雪，让老百姓把他看清楚了。
那是1975年腊月的一天，快过春节了，突然刮了大风，晚上下起了大雪。几个生产队都发现，有人进了牛棚，给牛垫了草窝子，把牛肋巴窗子挂上了麻布帘子，遮个严实，好避风。是哪个顶风冒雪，半夜起来做的好事？查来查去，终于查到，是周书记干的。干部群众都很感动。民谚说：“两春夹一冬，十个牛圈九个空。”结果，那一场大雪过后，又是白头霜，而大队没有死一头牛。公社广播站写了篇表扬稿，表扬周书记，广播员刚念了个标题，就没有声音了。原来是住在广播站隔壁的周书记听到了，马上叫停播。
虽说广播站的表扬稿没播成，但是群众的“耳语”比高音喇叭还凶。故事很快传开了，风雪中，更看清了公社书记周鸿德的形象。
永安广播站站长徐永安说，经历了1981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水灾，让老百姓牢牢记住了周书记。
那一天是8月13日，下了一天一夜大雨，谷草堆堵塞了桥洞子，大洪水涨起来。周书记先安排老红军和老弱病残疏散。他全不顾自己，几箱子书和衣物还是剃头匠傅老幺帮他搬走的。
他带领一班人，一个村一个村地查看灾情。到了白果村地界，完全是一片汪洋。白果村被大水包围了，一个村几十户人是安是危，谁也不晓得。周鸿德不顾众人劝阻，拿了一根竹竿子，就往白果村泅水而去。当一身湿透的周书记出现在村上，干部群众都震惊了!在周书记的指挥下，全村人安全转移。如今，永安的老人们在诉说当年的故事时还泪光盈盈。
永安镇的傅启敏说，周鸿德走到哪里，就想化解矛盾，他是化解矛盾的高手。
比如，“文革”中，永安的两派杀红了眼，你死我活，势不两立。为首的是公社干部罗贵堂和永安中学的杨国举。周鸿德就跟傅老幺商量，如何缓和他们的关系。傅老幺一听就摇头说，周书记，这样有点不好办哦，他们两个矛盾大得很，是敌对关系哦。周鸿德就说，你会下象棋，想办法来调和一下他们。周鸿德就把他们两个喊进理发店来，说：罗书记、杨老师，快进来，坐坐坐!老幺来陪你们下象棋，看你们哪个下得好。后来，下了棋，一起吃了饭，关系大为改善。
永安镇残疾人士傅启敏和魏素华两口子打架，魏素华逐级告状，最后告到县委书记处。
周鸿德专程为了一场夫妻纠纷到了傅启敏家中。他端了根板凳，招呼傅、魏两人：来来来，坐到一起。
魏素华说：周鸿德，你说咋办嘛？
等他们坐在一起，周鸿德一言不发，起身走人。
傅启敏说：周书记，你说噻。
周鸿德说：你们两口子都坐到一起了，还要我解决啥子？
魏素华站起来说：周鸿德，你就是这个样子解决的嗦？
周鸿德大声说：让你们两口子坐在一根板凳上了，我就功德圆满了嘛。未必硬是还要睡在一起才算解决嗦？
周鸿德笑了，傅启敏两口子也笑了。
当年的公社干部说，周鸿德最大的特点是喜欢练字，喜欢读书。只要有空，他就用废报纸写字，一摞一摞的，写一大堆。如今，看见周鸿德的字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呵。
说起周鸿德的爱读书，周鸿德的舅舅、双流县永安中学的老校长王仲清说得最清楚。
周鸿德的父亲是织蜀锦的工人，母亲娘家在新津，娘家人耕读传家，跟同盟会有很深的关系，信奉“富不丢猪，穷不丢书”。周鸿德从小尊重有学问的舅舅，深受其影响。文史哲、天地生，各种杂书，他都要找来读。二十来岁，刚当上公社副书记时，他借走了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舅舅担心他读不懂。三个月之后，周鸿德来还书，提了很多问题。王仲清感叹：这个娃娃硬是读懂了的。以后去西藏，他带了手抄本《唐诗三百首》，还有《古文观止》等一大堆书，塞了一大包。
公社的老同志提供了一个细节说，周鸿德结婚后有了一个女儿——周梅梅。有时下乡，他把女儿背在背上，还跟女儿一起背英语单词。春寒料峭时
1984年初，初上任的周鸿德发现双流县竟然还有好几名右派分子没得到平反，他们继续找各级落实政策的机构申诉。上级有关部门在将这些材料转发双流时，也批注“应尽快落实”云云。
岁月如梭，1957年划定的右派大多垂垂老矣，必须尽快将此事按中央政策完善画上句号。究其原因，组织部在复查这些人的案件时，有人反映谁有小偷小摸的问题，谁的男女作风又不大清白，但这多是“据说”，但有了这种据说，不给平反的理由就可以成立。
周鸿德催了几次，仍不见动静。
周鸿德将分管此事的组织部某某人请到办公室，听完某某振振有词解释那几名右派未落实政策的缘由后，周鸿德不愠不怒徐徐说道：“我想建议县委调一调你的工作。”
这位工作人员脸色刷地变红：“要调我的工作？”
周鸿德说：“只是暂时性的。把你的工作和 × × ×(右派)对调一下，时间顶多三个月，如何？请你体验一下，人家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影响了亲戚朋友好多人，那是什么滋味？现在该给人家平反了，你们一拖再拖。好，现在请你到× × × 的单位上，守大门、扫地。体验三个月，再回来行不行？请你考虑考虑。”
这位工作人员脸色变得煞白，汗水大颗大颗流下来。
不到半个月，全双流县的右派分子的复查平反工作全部结束。
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像倒春寒的风刮到双流。本来，精神污染是指文化、精神领域的事，而习惯于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的干部，按照旧的思维定式，找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在双流某乡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周鸿德也坐在会场中，聆听乡党委书记的报告。
乡党委书记按“清除精神污染”的精神，自作聪明结合本乡现实：我们这条街上，有些年轻女娃子，从成都青年路买些啥子喇叭裤、健美裤来穿。那些健美裤是什么东西嘛!把勾子绷得溜得儿圆，就跟没穿裤子样，简直就是“缠丝兔”嘛(缠丝兔是四川广汉著名的特色食品，其制作特点是将兔子剥皮后，从内到外充填涂抹多种香料，再用布条绳索将其严实缠裹，以利调味品浸透兔肉之中)!上一周，村里房子失火，黑烟都飘到街上来了，这不是精神污染是什么？一定要制止、一定要打击……
周鸿德听完，只是随着全场的哄笑声淡然一笑。会后，在食堂进餐时，周鸿德对坐在身边的那位乡官说：火烧房子造成的是环境污染，跟精神污染扯不到一起!
几月之后，周鸿德应邀到那位乡官家中小坐，乡官儿子的未婚妻殷勤地给县委书记献茶，周鸿德起身接茶杯，抬眼一看，献茶者穿的正是健美裤!
不久后，县上召开各乡镇书记会议，周鸿德没指名道姓，但绵里藏针、笑中带刺：我们有些干部，精力不用在抓生产搞经济上，眼睛却盯住姑娘家的腿腿穿什么裤子，对一条健美裤无限上纲到“精神污染”，还在大会上挖苦别人是“缠丝兔”。女娃子穿啥东西，是各自的爱好，人家有这种自由。我们不该管，也没得权利管。我刚说的那位书记，现在有进步了，他未过门的儿媳妇，就是一只“缠丝兔”，他也看得习惯了，很好嘛!
全场大笑并热烈鼓掌。
1983年冬天，成都《青年作家》的美术编辑，因保存裸体画，“公然传播精神污染”，被捕入狱。同时，成都有一批从事人像摄影的艺术家被抄家、拘留或被捕。
那年冬天，直到第二年早春，双流的作家们已经噤若寒蝉，摄影家们更是深藏不露。要问到你是不是耍照相机的，回答总是说我拍风景，全都忌讳说我拍人像，因为人和人体太敏感了!
双流县文化馆办了一份很有特色的文学小报《原上草》，编辑淼君向本地作者组稿，一个个面有难色地说，你那个《原上草》还办不办得下去呵？你看人家北京× ×杂志，发表了宣扬精神污染的作品，已经被点名批判。人家的水平不比你高？人家都犯错误了，你能保证不犯错误？
1984年初，从牢中放出来的薛永新(后来成为恩威药业的老总)认识了赵朝南，一个来自农村民办小学的教师，他曾以“擅写检讨，保证深刻”出名。他俩一见如故。
赵朝南对薛永新说，你到双流是正确的选择，“良禽择木而栖”，他扳起指头算，有哪些民营企业已落户双流。
赵朝南还给薛永新一张刚出版的《原上草》说，双流县比较宽松、宽容，也很爱惜人才。你看，这是刚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给文化馆写的信，没得一丝一毫“大批判”的味道。《原上草》上头版头条，刊登着《祝〈原上草〉办得更好 ——
县委书记的信》。
文化馆：
惠赠《原上草》和《新年通信》均拜读，很高兴。祝贺你们为四化建设作出的成绩和贡献。四化建设需要多路纵队协同作战，并肩前进，而文艺战线正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方面军。《原上草》办得活跃，文章短小精悍。李木的《书法门外谈》，王泽枋的《大朗和尚》，读了颇受教益。
摄影艺术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它形象、生动、真实、直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发展我县农民业余摄影队伍，是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希望你们能在这一方面更上一层楼。
祝你们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团结战斗，艺术上取得更大成就，把《原上草》办得更好。
致
礼!
周鸿德
1984年2月10日
一份刊有县委书记来信的《原上草》，被双流县作家协会主席刘允嘉珍藏了24年。他回顾说，改革开放初期，不时有倒春寒袭来。特别是1983年到1984年春天，搞写作的，搞美术摄影的，都紧张得不得了。在那种气氛中，县委书记满腔热情鼓励作家、艺术家，真有胆识。
就在这之后，双流的作家杨淼在全国知名大型文学刊物《清明》发表了中篇小说《雨的精灵》；次年，该小说获成都市“银杏文学奖”第一名。紧接着，胡开强的短、中篇小说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刘允嘉的诗集出版，龙绪民的摄影作品获省级影展金奖……从此开始，双流的文化工作年年名列成都市各区县之榜首。文化部部长王蒙视察双流中和镇的文化站，分管文化的官员为双流丢掉了“没文化的讨口子”帽子而扬眉吐气。
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周鸿德在春寒料峭时的那一封信。满山遍野火炬松
1983年，当时的副县长周鸿德带了一帮刚毕业的大学生，深入到企业、农村做调研。在去永安乡长田村的路上，一位大学生说，周县长，你放心大胆拿一个乡长给我当，让我们大学生做个试点吧。
周鸿德笑笑说，当乡长？让你管一个村，你都管不下来。
大学生们全都不服气，你太小看我们了!
周鸿德说，你们还不懂农民语言，也不了解农民的需求，要扎扎实实在农村干几年，才有发言权。
离开公路，开始沿机耕道往山上走。十里路走得大学生们气喘吁吁，大汗长淌。走到长田村，大家在青云寺旁边的幺店子歇气。周县长让大学生们说一说，长田村缺什么？
大学生们说，缺一条公路，这机耕道满是烂泥巴，要是下雨天，我们肯定走不上来。周书记说，这是明摆着的。路太烂了，下雨天汽车开不上来，除非垫谷草，有人挖稀泥巴。还有呢？
大学生们说不上来了。
一年后，一条碎石路通向了长田村，接着一条好消息传遍全县，经县上批准，一个新的农村集市——青云寺开场了!
大学生们一看双流县地图，才明白长田村处于三个乡镇交界处，离每个镇都只有十至十五里，在这里设集市，不仅方便山上的长田村村民的生产与生活，还能带动周围三个乡的经济。这就叫“无商不富”。
开场那一天，那才叫热闹!上万农民赶场，大小食店的荤菜素菜、米饭面条、凉粉锅盔、豆浆油条，能吃能喝的，全卖个精光!牧马山的二荆条海椒、永安的韭黄，更是好卖的俏货。从此后，青云寺成了繁荣的农副产品的集散地。
大学生们这才服了周鸿德的眼光。
2006年农历正月十五，笔者驱车登上了长田村。沿途是遮天蔽日的美国松，一幢幢新盖的小楼掩映在树林中。居民点的茶馆里宾客满座，农民享受着农闲和节日的休闲快乐，处处呈现出新农村的祥和景象。
78岁的退休书记李光宗指着满山美国松说，当年周书记动员种美国松的时候，我们长田村最先种。你看，现在满山都是美国松，二三十年了，我们永安上万亩美国松长得好密实呵，背起背篼根本钻不过去，野兔呀、黄鼠狼呀、草狐呀都来了，鸟才漂亮哟，斑鸠、画眉、白鹭、红腹锦鸡越来越多。
他说，开始试种，要找个地方，周书记和我选中了一处荒坡，说是周家山包包。好多社员和干部不理解说，是栽青冈，栽柏树，还是栽美国松为好？引起了一番争论。
周书记说，青冈长得快，材质不好，只能当柴烧，柏树是好木材，缺点是长得太慢。相比之下，还是美国松好，抗病虫害能力强，材质好，一年长二三尺，三年就长过了房顶，松叶又密实。砍点枝杈，不愁莫柴烧。
有人说，美国松，名字不好听。周书记说，它又叫火炬松，树形像火炬一样。其实，叫啥子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好处。
周书记的话，大家都听懂了：不管美国松还是火炬松，只要为民造福，就是好松!
老书记李光宗种了800株美国松，还搭了个棚子，搬来被子蚊帐，管理着128亩美国松。几年后，林子就长起来了，永安乡成了全国植树造林先进乡，长田村成了全国植树造林先进村。
老书记指着山上的鱼塘说，这是周书记动员我们挖的，为防垮防漏，他还来过好多回，他跟我们说，塘四周要漂一层砖，才不得漏。先拿建军村的冬水田做实验。当时，鱼是六七元一斤，粮食才几毛钱一斤。我们村致富，就是从种树和养鱼开始的。
火炬松的墨绿染遍群山。大跃进留下的荒山秃岭全都变得郁郁葱葱，现在的林子成了百鸟的乐园，整个牧马山地区生态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
每当人们乘车从双黄路宽阔的柏油路经过永安镇时，路旁的座座青山让人赏心悦目。无论是艳阳下还是风雨中，每一棵火炬松，都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乡镇企业，“曰得起壳子”“日得起壳子”是地道的双流俚语。冲壳子，本是四川话“聊天，摆龙门阵”的意思，“日得起壳子”就是说聊天的双方，很放得开，可以无拘无束、天南地北地放开聊。此话，在双流究竟流传了多少年，已不可考。但有一位学者型官员说，“日”与“曰”字形相像，可能双流县的先辈说的是“曰得起壳子”，普通百姓识字不多，将“曰”当成“日”，正确说法应是“曰得起壳子”。
双流人众口一词地说，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百强”、“西部第一”的双流县。
彭天寿是上世纪80年代双流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他最了解情况。彭天寿退休后，现任炬星宾馆总经理，富富态态，笑容可掬。笔者与他，真是“曰得起壳子”。
见面时，让人想起杨升庵那首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彭天寿年过六旬，已经“惯看秋月春风”。他心态平和，可以客观地说那部“80年代双流乡镇企业史”。
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之后，双流的乡镇企业就开始小规模发展，但不引人注目。到了1984年年底至1985年年初，成都市举办了首届技术成果交易大会，竟有上万双流人拥入会场。他们胃口大开，狼吞虎咽，把3.12亿元的成果囫囵吞下，几乎占整个大会成交量6.5亿元的一半。此举，曾让成都的新闻媒体大惑：双流人胃口真大!
其实，那些科技成果，技术含金量不高，“傻、大、黑、粗、脏”的不少，让双流人干了笨活路，一年后，3.12亿元的科技成果，只有1亿元取得成果，但为双流乡镇企业举行了奠基大礼。
乡镇企业有点一哄而起的味道。上得很快，要稳住脚跟，求得生存与发展，何其艰难。从大的形势来说，政策上的急刹车、急拐弯，让人来不及反应就翻车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的混沌时期。权力的“坚挺”与市场的“捣乱”，国有的“老实到僵化”与民营的“灵活到狡诈”，政策的正确大方向与配套法规的严重滞后，造成了诸多矛盾。向市场经济的大海扬帆，没有一张适合中国国情的海图；按计划经济的老路走，实在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可捞。
但是，混沌之中，双流县委保持了可贵的清醒，他们认准了航向，就是大力发展双流的经济，工业强县——不管是国有民营，不管是个体集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现在看来，1983年的“严打”是“文革”之后的重拳出击，对刑事犯罪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但也伤及了乡镇企业的“无辜者”，比如薛永新、王升华等。紧接着，是对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处理，一纸“整顿经济秩序令”，让乡镇企业遭“釜底抽薪”，倒闭不少。
双流的目标太大，中央某机关的检查团曾多次莅临双流，视察并指导工作。主要看“不规范”的乡镇企业关门没有。白天，看到的是座座厂门紧锁，一片死寂。等检查团一走，黑夜来临，工厂又是一片喧腾、繁忙景象。
其实，各级领导心知肚明，那时总爱搞“一刀切”。一说整顿，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关停。幸亏双流县委“摸着石头过河”、“阳奉阴违”，铁了心要保护乡镇企业，否则哪有后来的“叫花子县大翻身”？
另外，“上夜班”还有一大好处是，当时严重缺电，“上夜班”避开了用电高峰。县委一班人，分工“督战”，经常潜入茫茫夜色，到各个“吃铁吐火”的工厂——主要是金属加工、冶炼厂去帮助和检查工作。此种“阳奉阴违”，深得乡镇企业家好评。
笔者以为，“阳奉阴违”有两种：一种是对正确的路线方针“阳奉阴违”，那当然是错误的；一种是对错误的路线方针“阳奉阴违”，这是一种革命谋略。比如，周总理顶住林彪、江青的高压，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同志；比如，小平同志保证对“文革”“永不翻案”，但一上台就纠正“文革”弊端。这种“阳奉阴违”是政治智慧，是高风亮节，得到全党全民的理解与支持，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
1984年3月，双流县委常委胡钦俊带队，在中和镇全面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引起极大的争议。当年6月，在中和镇召开了全县工业会议。会上辩论得最激烈的议题就是：“承包是不是资本主义？”争呵闹呵，吵得嘴角白泡子翻天!
最后，县委副书记刘志顺代表县委表态说：“承包人没花国家一分钱投资，给我们双流县增加了税收，还为政府分忧，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种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好处的事，为什么不做呢——大包干要坚决搞下去!”
乡镇企业老板都说，中和镇召开的“双流工业会议”堪称双流乡镇企业史上的“遵义会议”，方向一定，决不动摇。
甩掉了“傻、大、黑、粗、脏”，80年代中后期，联益公司、高频焊管集团公司、恩威药业、三强集团、二峨酒业等，一批上规模的乡镇企业，呼啦啦从双流崛起。从1987年到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评比，双流连续五年拿冠军。
据统计，1986年全县乡镇企业12495个，总产值50277万元，到1990年，全县乡镇企业17985个，总产值132584万元。五年翻了一番半，涌现出东升、中和、九江、永福、金花五个产值过亿元的“亿元乡”。
双流人自豪地说，夜里从飞机上往下看，一片红光闪现的地方就是我们双流。一片红光，象征着双流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
彭天寿说，在一片红光背后，是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支持。
更有一些“难言之隐”。那时，实行的是双轨制，业务单掌握在国有大企业和有分配调拨权力的机构手中。你不“勾兑”，你不打擦边球，别说喝稀饭，只有死。用魏明伦《巴国布衣赋》的一句话来幽它一默：“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举个小例子，双流的发展需要车皮。按计划报批吧，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掌握车皮的“铁老大”，他可以批给张东兴、王洪顺，也可以批给张二爸、周老幺。熟面孔与生面孔绝对两样。他熟悉周老幺，李老幺、赵老幺来了肯定不行。没有特殊情况，他批给谁或不批给谁都正确。计划经济就是如此，资源在国家手中，乡镇企业要生存还要发展，有时是乞求主管部门“大慈大悲”，给点指标，更多的时候要“蚕食”，甚至“偷袭”。
如果只看吃吃喝喝，你会把改革开放说得一团糟。
关键在主流，主流是乡镇企业欣欣向荣，上千万农民变成工人，变成城里人，这才是中国的真实。再说，你只看到乡镇企业家吃香的、喝辣的，没有看到他们经受的“考验”，也是片面的。
彭天寿说，乡镇企业家，还经常要踩到“地雷”。
王升林，华阳电器厂厂长，突然被抄家收审。关押了一年多。
他栽在“百分之一”上面。那时有个政策，销售总收入的百分之一作为厂长经理开支的专用经费。诸如请客吃饭、卡拉OK、月饼年货之类，全在这里面开支。检察机关要他将百分之一的具体开支，一笔一笔说清楚，请了哪些人，在哪儿吃的饭，送的什么礼？
王升林一被收审，不但家人、朋友紧张，与他关系密切的省市机关干部们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如果王升林急于解脱，胡说一通，牵扯了一大帮子人，岂不坏事。
熬了一年多，王升林被无罪释放。以后，订单如雪片一样飞来，他的工厂成为系统内鼎鼎有名的骨干企业。
王升林对彭局长说，我交代了什么？什么都交代了，哪天请哪个吃饭喝酒。哪天送了红塔山两条、泸州特曲一瓶、土公鸡一只。公鸡有好重，几斤几两，实在记不清了。
彭天寿说，双流的企业家，一连好几个，都因为“百分之一”说不清，遇到麻烦。
农民企业家罗天福的“行贿案”，钱出自“百分之一”。一被收审，双流县委、县政府搬出了双流县的文件，据理力争。罗天福与成都市防控办公室有合作协议，怎么能算是“行贿”？罗天福被抓了，轰动了双流；罗天福又被放出来了，更加轰动。更大的震撼在企业。
厂长经理们心知肚明，双流县委在为企业撑腰!
1988年，双流县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每次开会，县四大班子、职能部门、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全都参加，现场听取意见，现场办公，许多事当场拍板。企业家们排着队，跟书记、县长说悄悄话。后来，有人戏言：“难言之隐，一说了之。”
为了让乡镇企业健康、蓬勃发展，县委、县政府不断派出工作小组到企业去帮助建立财务制度，完善经营管理。
彭天寿说，一开始，有的企业哪有什么财务制度，懂什么经营管理？就跟秋收起义一样，长矛大刀、扁担竹竿，蜂拥而起，不经过“三湾改编”，哪算是一支军队。乡镇企业最普遍的毛病是“包包烧”、“家搭子”。要钱，经理从包包里抓出一把钱，毛票、块票，揉成团的，什么都有；要不大笔一挥，乱开支票。有的本本上记个收支，有的连账本都没有。要说用人，兄弟姐妹、舅子老表、七大姑八大姨一齐上阵。工作组一个厂一个厂地帮助，从建账开始。有个厂长，连自己的姓名都写错别字，我们的工作组组员还手把手教他如何签名、如何批条子。那几年，忙得脚板翻天。
1988年，在九江整顿几个月，让乡镇企业学习“操正步”，吵了、骂了，批评了、处罚了。最后企业明白了，这是真帮助，非常感谢。临别时，办欢送宴，19个乡镇企业的老板都来敬酒。
笔者问，当年让双流人自豪的那些企业，好像垮了不少。
彭天寿说，确实垮了一批，但后来又崛起一批新的，更有实力、更有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新的产业园区，引进了一批高新产业，使双流工业迈上了新的台阶。垮有各种原因，三强老总因债务的原因自杀了；联益公司遇上了政策性的原因，加上管理不善，散伙了。
令双流人自豪的高频焊管集团公司在迅速膨胀。最辉煌的时期，“高频”拥有“全国民营百强企业第四名”的美誉，总资产达7.9亿元。老板周德如还有一大堆金光闪闪的头衔。随着财富的膨胀，贪欲与赌瘾也在迅速膨胀。他不断离婚结婚，短短几年结了十几次婚，生下十几个后代。他还有个规定，离了婚的前妻不准再嫁，否则不给钱。他的赌瘾出奇的大，动辄带上几百万元上澳门去豪赌。他与成都市前交通局局长沆瀣一气，承包成都外环路时，涉嫌挪用5亿巨额资金。金山银山也禁不住葡京大酒店的“火焰山”，当他正赌在兴头上时，山崩地裂，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彭天寿感叹道，想当初，创业之时，周德如拼劲十足，没有多少年就自我毀灭。80年代，第一批上战场的乡镇企业家，牺牲过半，隐退一批，加上自己把自己“丢翻了”一批，功成名就屹立至今的，有薛永新、潘德明几个，所剩无几了。
但是，乡镇企业的大起大落，不论成败，对双流来说，都是宝贵的。至少有数万双流人，包括来自农村的打工者，他们勇敢地投入过商海，当过水手扳过桨，一座大企业垮了，好比一条船翻了，水手都还在，经验还在，这就是财富。草编梦，真浪漫
在合江成为全国闻名的冬草莓之乡以前，曾靠发展草编手工艺品增加农民收入，有过七八年的辉煌。原来红极一时的合江草编厂厂长陈昌富，如今已回到家种草莓。他的人生轨迹，浓缩了合江人在风云多变的市场中寻寻觅觅、艰难行进的探路过程。
1982年，在广交会上，成都市外贸局的两位干部，发现草编产品也能创汇，便牵线搭桥，由市外贸局出资，从山东蓬莱请来了两位女技术员，由双流县乡镇企业局引进到最穷的合江乡传授草编技术。这个项目由谁来牵头呢？当时在乡供销社经理部任副经理职务的陈昌富成了一致通过的最佳人选。
乡领导用的是激将法。乡长对陈昌富说，有件好事，能让合江富起来，又能实现外贸零的突破……
陈昌富说，那就下决心干嘛。
乡长说，都认为你最适合领头干，就怕你吃不下这个苦。陈昌富反问，我怕吃苦？我什么时候叫过苦？乡长哈哈一笑，那就是你了。乡上决定让你搞草编厂。就这样，陈昌富把办草编厂的事承担了下来。
农民觉得稀奇：玉米皮，平时一把一把填灶孔的燃料，居然能变成值钱的东西。两位山东姑娘，一双巧手，变魔术一样把玉米皮变成了坐垫、靠背、手提包、地板垫子。一只坐垫能卖9角1分钱，农民一算，这钱可以割一斤多肉了，划得着呵。那技术呢并不太难，陈昌富一学就会了。
先是喊陈老师，陈老师。办培训班，教徒弟。徒弟带出来之后，陈昌富又把他们组织起来，到各村去办培训班，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临时厂房设在乡电影院的二楼。
正准备大干快上之时，原材料供应出了问题。1983年的二、三月份，当地收集起来的玉米皮差不多快用光了。一些当时对发展草编工艺持反对意见的领导和村民也在这时候给陈昌富泼冷水，说他连玉米皮都没得，编啥子哟，编个壳子!此时，草编厂刚刚跟市外贸局签订了第一笔销货合同，心急如焚的陈昌富向领导反映了原材料不足的情况，便带上几个人到盛产玉米的峨边彝族自治县去收购玉米皮。
走进寨子，彝胞问：大哥，你要哪样？
陈昌富说，要玉米皮。
彝胞哈哈一笑说，这还不好办？
当地人把玉米收获后，将皮撕出来一只一只绑在一起，倒挂在家里的柱子上、墙上，风一吹，玉米就干了。汉族大哥要点玉米皮，他当即撕下了一堆，还问：够啵？
陈昌富说：差得远，我要买够一火车皮。我给钱，这玉米皮，按值论价，3角5分钱一斤。
真是闻所未闻，玉米皮都能卖钱!当地干部在广播站的喇叭里一吼，卖玉米皮的彝胞便牵线线来了，家家户户把长长的玉米“辫子”取下来，一只一只剔出玉米皮，这家几十斤，那家十几斤，当场过秤付款。玉米皮能变成新崭崭的票子，简直是财神爷从天而降呵!
一连几天，从早一直忙到天黑，邻近寨子的彝胞背着玉米皮，打着手电、点着火把来了。怎么感谢汉族兄弟？吃肉，喝酒，跳舞呵!
嚯!嚯!嚯!嚯!嚯!嚯!漂亮的阿米子跳起来，百褶裙波浪翻滚，让人眼花缭乱；精壮的小伙子冲进舞蹈圈子，激起一片尖叫声。歌声舞步刺激着勃发的酒性，主人一再劝陈昌富大碗喝酒，大块吃坨坨肉。淳朴的彝胞要让客人把“牙巴都吃痛了”才高兴，让客人喝得“四脚朝天了”才高兴。
第二天，陈昌富大醉醒来，彝胞们已经把玉米皮送到了火车站。但所有的玉米皮堆在一起，还装不够一车皮。
峨边县火车站对面有个小学校，陈昌富他们去学校找口水喝，好奇的老师和学校领导们知道了他们办草编厂需要原材料的事情，便出了个点子说，让学校的孩子们把自己家的玉米皮带到学校来，就当学生们勤工俭学嘛，免得你们下乡收货，那么辛苦。听了他们这一说，陈昌富高兴不已，点头称是。
就这样，校长召开了全校学生动员会，把“成都来的陈厂长”拉到话筒前，请他给学生们讲话。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面对黑压压的一大片小学生，陈昌富心情非常激动，他大声说话，一句一顿：“我们伟大的祖国，现在，改革开放了!(掌声)我们要，生产外贸出口产品，为祖国赚取外汇……”(热烈掌声)他见小学生懂不起什么外贸、出口、外汇之类的名词，就说，“我们要，生产一种东西，卖给外国人，要卖好多钱，有了钱，就可以，更好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长时间热烈掌声)这件事，你们支不支持嘛？”小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支持!”陈昌富见小学生们个个眼睛发亮，就直奔主题：“这种卖给外国人的东西，需要一种材料。啥子材料喃？玉——米——皮!”
哦，哦!小学生们轰动了：玉米皮!玉米皮还那么重要呵!有校长动员，有陈厂长的“重要讲话”，小学生们十分积极。第二天，有的三斤，有的五斤，把玉米皮堆在学校操场上，好大一堆。陈昌富跟校长说，孩子们帮咱们省了搬运费，我们在价钱上给高点，每斤4角!
玉米皮终于收足了满满一车皮，发运到双流白家火车站。
用陈昌富的话说：“那段日子虽然累，但是真的很浪漫!”
不到一年时间，草编工艺就在全镇以及周边乡镇发展起来了。当时，全镇长期从事玉米皮编织的有650人，间断从事玉米皮编织的有一千五百多人。
在以后的几年里，陈昌富每次出差推销产品的人员和路线大概是这样的：一名保安、一男一女两名技术员，加上他，四个人从成都坐上去上海的火车，在重庆、武汉、南京下车，跟当地日杂公司签下销售合同，一路推销到了上海，跟上海日杂总公司签下销售合同后，他们会计算这一趟大概下了多少单子，粗略估计，满满装一节车皮应该没问题了。带着订单和产品样品，再南下到广州，直奔广交会。
广交会是难得的向国外客商推销产品的机会，也是陈昌富大开眼界的时候。不但陈昌富要认真看，两名技术员更是草编工艺产品展区最热心的“观众”。他们像一对浪漫情侣来逛广交会，一会儿拿着提包看看，一会儿戴上草帽试试。多看几回，那些产品的样子就深深记在他们心里了。回到住处，两个人就把一天的收获尽量详细地记在本子上，那些新的产品样式，更是他们要记的重点。
正是靠着这样的推销办法和“偷师学艺”，草编厂才走出了一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