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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4 06: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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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鹏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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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乐集

找乐集试读:

彩插

作者手稿一角

自序

我充其量只有个中专学历(20世纪80年代才补学了中文大专),粗通文字,写作起点无疑是很低的。好在我平生没有任何嗜好,只喜欢爬格子,写点儿小文章。本书所收入的就是从我二十岁以来的50多年里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300多篇文章中筛选出来的,共计85篇。写作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快乐。把这个文集命名为《找乐集》,可谓是顺其自然的了。

一、关于“找乐”

在学校当学生时,我写的作文是比较好的,有时还受到老师的表扬。参加工作后,曾先后给报社写了许多篇稿子,均未被采用。但是,我没有灰心,仍坚持屡退屡写。1957年上半年的一天,我陪着母亲、儿子去电影院看电影《天仙配》,当影片放映到尾声“明年春暖花开日……”时,前排不少人站起来往外走,而且还吵吵嚷嚷,挡住了母亲的视线,扰乱了听觉。电影结束后,我们出了电影院,母亲遗憾地说:“挺好看的电影,没看上结尾。”晚上,我就把当天看电影遇到的这件事,以《请再忍耐三五分钟》为题,写了一篇约300字的小文章,寄到了《张家口日报》。第三天,文章就在报纸上登了出来。这是我写的东西第一次排成铅字后在公开出版的报纸上面世。报纸寄到我的手里,我惊喜,全家人都异常高兴,我住的12平方米的小屋里沸腾了。午饭母亲包了饺子,庆祝胜利。高兴之后,我把这篇小文章和以往的几篇退稿,从主题、内容和写法上加以对比,找出了这篇稿子之所以被报社采用的原因:一是文章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是多数人关心的一个实际问题;二是立意比较新颖,就实论虚,有一定说服力;三是文章短小,一口气就能看完。而我过去写的稿件却很缺乏这样的优点,报社退稿是有道理的。从这篇小小的处女作中,我似乎摸到了给报纸写稿的一点“窍门”。

第二年,即1958年夏天,“大跃进”开始了,张家口市同全国一样,大搞全民炼铁。我所在的中共张家口市委宣传部派我参加炼铁,一直干到1959年5月,前后有10个多月。炼铁是笨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在工地干8个小时,加上上下班往返路途需两个多小时,全天劳作10多个小时。这种笨重劳动既枯燥又很消耗体力,一般人回到家除做饭吃饭就是睡觉,恢复体力。而我却在这个忙碌劳累的日子里找到了乐趣。在工地上,留心观察人们的心态举止,在往返的路途上感受社会的气氛,回到家里把沉淀在脑子里的东西及时记录下来,在看书看报时不断地加以联想,搞得思想异常活跃,隔三岔五地就冒出一个写作的灵感,经过几天酝酿,写成散文或小小说在报纸上发表。比如,有一次我夜里下班回家的路上扎了自行车后胎,街上修车的早已收了摊,我只好推着车走回机关,打算第二天再补车胎。没想到,当我第二天推车时,车胎已补好,充满了气。我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是机关的一位锅炉工陈师傅夜里给我修好的。我十分感动,下班后,就以这件事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修车》的800字的小散文,几天后登在《张家口日报》上。文章发表后,在机关引起很大反响,机关党委还在一次会上表扬陈师傅背后帮人做好事是共产主义风格,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类似这样的散文、小小说的作品,我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写出一篇寄给《张家口日报》,几乎没有废品,每篇都能很快发表,前后共发表了20多篇。这10个多月,由于我上班炼铁劳动,下班读书写作,每天都有一股强大的活力在驱动着我前进,有一种新的灵感在我的内心激奋飞腾。炼铁劳动是枯燥的,我却乐趣横生;炼铁劳动是单调的,我却感到它多姿多彩;炼铁劳动是劳累的,我却感到愉快轻松;10个多月的工地生活是漫长的,我却感到时光过得太快,炼铁劳动成了我练笔的一个绝好机会。当单位领导让我结束炼铁劳动,回机关工作时,我对那个工地还真有点恋恋不舍。单位领导在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口头表扬我在劳动中写了那么多好文章在报上发表。

我写杂文和思想评论发表的园地,从地区报——《张家口日报》提升到省报——《河北日报》,实现这个跨越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写作技巧上的进步以外,主要是因为我在思维方式上能依据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进行转换和更新。我从炼铁工地回到机关不久,我国便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这个时期,机关工作人员用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农村参加劳动或下乡蹲点,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机关工作。而我还达不到这个比例,在下边的时间更多些,所以我对当时人民群众承受的疾苦直接地看在眼里、扎在心里。在党的宣传部门工作期间,分配给我的工作是理论研究和宣传。为了适应新形势,我在思考问题和写作上做了两点调整:一是改变写作文体。为了使我的业余写作与本职工作相衔接,我下决心改掉了初步形成的写散文和小小说的习惯,试着写说理性的杂文和思想评论;二是以积极的态度和新的视角观察眼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总的说是全国广大干部群众同党一条心,共渡难关。但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为此,我在观察思考事物的角度上尽力超越低层面,追求高境界,借鉴古人“举一反三”的辩证思维方法,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在思维方法上做到:遇暗思明,遇错思正,遇低思高,遇苦思乐,遇丑思美,遇假思真,遇邪思善,遇散思齐,遇难思易,等等,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多宣传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我们党优良的思想、道德和作风。这样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是党中央所倡导的,但在干部、群众中是迫切需要普及、渗透和发扬的。我按照这个视角写了几篇杂文和思想评论,果然得到了《河北日报》编者们的认可,并予以采用。从此我便沿着这个思路撰写下去。

我下乡劳动或蹲点,每次背着的行李都比同去的同志的行李要大要重,因为里面除了穿的和用的物件以外,还有许多书。在农村,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后,别人睡觉休息了,我必须在一早一晚和中午看两三个小时的书,并联想当天耳闻目睹的事情,加以思考,写成笔记。现实生动的材料和思想中的火花积累多了,说不定在哪一天头脑里迸出一个新颖的又有意义的文题,在灯前月下一挥而就,写成一篇短文。有时在回机关或到其他村庄办事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思考,已经胸有成竹了,就在树阴下,背包当凳子,两条腿作桌子,一口气写了出来。蹲在机关,晚上加班就方便多了,一千字上下的杂文,大多是一个夜晚完成,第二天早上寄出。沉淀在脑海里和记在本上大量的观点材料,像多种多样珍珠般的贵重零件。写作就是用灵感的红线,把它们一颗颗串起来,组装成:或是美丽的项链、手镯和头饰品,或是能照亮夜路的手提灯,或是能解开心结的钥匙,或是能战胜强敌的武器,或是何时需用便可信手拈来的智囊,等等。当看到这些宝贝从自己手中诞生,又得到社会和读者的认可,便乐趣横生。这真是最好的精神享受。1959年至1964年上半年,仅在《河北日报》上我就发表了50余篇杂文和思想评论,加上在张家口地方报刊发表的,差不多每一周就撰写出并发表一篇作品,而且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业余读书写作伴我度过了那个困难艰苦的年代。那时,我的物质财富是贫乏的,精神财富却是很丰富的;身体是疲劳的,精力却是旺盛的;肚子常常是空瘪的,内心始终是充实的;走进饭堂因定量不足而感到沉闷,翻开报纸看到自己的文章登在上面却觉得其乐融融。这些作品我均一篇篇珍藏起来。想不到的是,在我打算编这部文集想使用它们时,却发现不知啥时候丢失了,只好到省、市图书馆去查阅、复印。这件工作对我这个年逾七旬的人来说是个苦事,可是当我看到那些装订成册的一叠叠发黄发黑的旧报纸上登着我写的文章时,如同见到阔别的亲人,它在我眼前闪光、微笑,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莫大的乐趣。

1982年5月,我步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大门。从此,我从主要同机关行政人员打交道,转为主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下所遭受的不幸和饱尝的苦辣生活,以及在他们被平反后不计前嫌,仍以饱满的热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分配给他们的那份工作上所体现的那种精神,大大净化了我的灵魂。我暗暗下了决心,我要用组织分配给我的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河北学刊》这个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为这部分知识分子服务,为他们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的版面。白天忙于编务编辑工作,晚上翻阅有关办好期刊的书籍资料,浏览兄弟刊物,和同仁畅谈、议论,思考着如何贴近河北的实际,把自己的刊物办好、办活、办出特色,探讨办刊的一般规律性和我省这个期刊的特殊规律性。经过五六年潜心专注的探索,这层“窗户纸”终于被捅破了,在全国较为著名的期刊上连续发表了一批有关期刊特色、期刊管理和期刊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论文,在省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我深深地体会到多姿多彩的科学研究的滋味。在《河北学刊》任总编8年的工作和研究生涯,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和业务的基础,接着在省社科院主办的《经济论坛》杂志社任社长的5年和连任两届河北省社科类期刊学会副会长,以及退休后的几年,期刊研究成果数量更多,质量也更高些了,还先后撰写了一批有关经济和企业的论文,这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繁衍发展的。回顾这十几年的期刊工作,我最大的精神享受,不只是技术职务由副高职升为正高职的时候,而且是在经过呕心沥血的研究,找到办刊的一个一个的真谛和表述这些真谛的一篇篇论文发表后受到行家、同仁的肯定和鼓励的时候。

二、关于这个“集”

关于此“集”的细节,我已在三个部分的“题记”中做了具体的交代,这里只回顾有关这个“集”的一些背景材料。如前所述,业余写作的乐趣,使我在笨重、大劳动量的大炼钢铁中感到轻松愉快,在艰难困苦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感到幸福充实,在工作岗位转换时没感到失落,反而觉得外边的世界更精彩。可以想象得出,假如没有这个业余写作的兴趣和能力,这三道难关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过法,也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归宿。在我进入老年,能将自己一生的文稿,选编成这个“集”,我的感触颇多,最集中的就是党的培养和教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前途,根本谈不上这个业余爱好。从大的环境上说,党给我提供了顺利成长的沃土、雨露和阳光。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是具体的,许多共产党人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予了有益的帮助。就写作而言,在我走上业余写作这条路之后,难免遇到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可是一到“节骨眼”上,总会得到共产党人的帮助,有些人在背后支持了我,而我至今尚不知晓;有些人则直接走近我的身旁,助我一臂之力,帮我继续向前奔走。

当我业余写作的能力像一株刚出土的幼苗那样稚嫩时,就有一位“保护神”保护我,他就是张惠生。张惠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张家口地委常委、宣传部长,我是他的部下。个别人对我在报纸和刊物上经常登载文章似有微词,张惠生部长知道后,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走进我的宿舍,同我交谈。他说:“你是咱宣传部最勤奋的,写东西最多的,不要在乎别人说长道短,要坚持写下去,坚持十年八年,就可以印成一本书。你看远千里(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战争时期爱写短诗,有的人也不以为然,可他坚持写,现在收集起来,不是出版了一本《三唱集》吗?这也是对党的贡献嘛!”张惠生部长平时很严肃,少言寡语,那天却是侃侃而谈,有说有笑。他的这番语重心长、见解不凡的话语,保护了我业余写作的积极性,给了我力量和希望。

当我这株幼苗茁壮成长,将近“三十而立”时,有一位识才的“伯乐”发现了我,他就是翟向东。翟向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河北日报》总编辑,他的同事和下级都不称呼他的职务,而亲切地称他为翟同志。在1959年到1964年间,《河北日报》副刊版先后登了我一批杂文,引起翟同志的关注。他觉得,这些稿件思想有深度,文笔流畅,来稿和被采用的数量较多,能长期坚持写,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政治思想成熟、知识丰富、写作能力强的老干部。他拿不准,便派编辑或记者到张家口了解。文艺部刘锐、副刊部王峰曾先后到我的宿舍交谈,他们鼓励我多写、再多写。他们回报社后反映,那个作者是一个不到30岁的身体干瘦却很精神的小伙子,这便引起翟同志的重视和兴趣。1963年秋,翟同志趁张惠生部长到省委开会的机会向他提出调我到《河北日报》工作的意向,张难以割爱。1964年上半年,省委一位书记签发了调令,张部长觉得“卡”不住了,才允许我到省里报到。到省后,已兼任新成立的中共河北省委政治研究室主任的翟向东把我留在这个研究室工作,他第一次见到我就热情鼓励说:“你的杂文越写越好看,越写越成熟了。”这些话,当时对我真可谓一字千金,给我的内心注入了巨大的力量。在“四清”期间,翟向东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接着组织上明确我做翟的秘书。在基层我除了搞实际工作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同他一起搞资料,总结经验,写报告。经多次接触后,我发现,他博学多才,文风严谨,对工作极其负责,一丝不苟,这使我受到深刻的教益。“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翟同志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我曾因事同他通了几次书信,每次他都及时地给我回信。信纸上那书写工整的字迹,热情的语言,凝练的文字和所表达的精湛的思想,令我爱不释手。我与翟同志原本素不相识,他没有得到我一丝一毫的好处,他只是从稿件中发现了我,接着又培养了我。这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者大公无私、唯才是举的高尚情操。认真地说,没有翟向东这位“伯乐”,我的人生里程难以走入新的一站,我的写作水平和作品数量难以提升到今天的境界,更谈不上有这个“集”了。

当我人到中年,失去一个单位的工作职务时,接着又有一位良师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给了我一个合适的社会位置——省社科院主办的《河北学刊》杂志社的编辑管理工作。他就是石虹。石虹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创始人、首任院长,是河北省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家和教育家。了解我的历史的一位省委领导同志和该院的一位副院长向他介绍我“文革”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有一定写作能力。就听了这么一个简要介绍,可能又加上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的旧印象,石虹很快接纳和信任了我。他接连两次委托我为《河北学刊》起草关于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的评论员文章,两次我都圆满地完成任务,没有让他失望。从此,他对我更加器重,多次找我共同讨论发展河北省社会科学事业的大事,让我帮助他起草或修改一些重要的文件稿。对我提出的建议,他都认真倾听,有采纳价值的,他就加以采纳。过了几年,年事已高的石虹院长离休了,但他在职时给我注入的对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使命感、责任感,越来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以往我对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原本就是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的。由于石院长的指引,我欣喜地发现,期刊编辑工作,是世上“三百六十行”的社会职业中很适合我从事的一个行当。我很快爱上了这项工作,千方百计地干好它,专心致志地研究它,把我前半生经历中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人际关系等一切可用的东西,全部用上了。石院长离休后的一天,院人事处的负责人对我说:“组织上考虑到你原来的职务,打算调你到别的厅局工作,你考虑一下。”我没多加考虑,当即回答说:“谢谢组织上关心。我既然来到社科院,就决心在社科院落地生根开花。不想再变动了。”我就像一颗螺丝钉,死死地拧在社科院这个“机器”上。因此不仅期刊事业有所成就,而且还利用编余时间,撰写和公开发表了本集收入的有关期刊探索和经济理论研究的两个系列的论文。

当我年逾60岁即将退休时,有一位挚友诚恳地邀请我做他的理论顾问,帮助他研究企业文化,创办《企业文化导刊》。这样,在我的论文中便增添了有关企业文化研究的新篇章。他就是陈世增。陈世增是唐山豪门集团公司总裁。以啤酒业为主体的豪门集团公司坐落在我的家乡玉田县。创建初期我和陈世增没有见过面。他知道我的一些情况。我在《河北学刊》时他来石家庄同我见面交谈。他说他年轻时在中共遵化县委宣传部工作,曾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革”期间不幸蒙冤入狱,平反后志愿创办玉田啤酒厂。他爱好和擅长理论写作,写了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论文。我也简要地讲了我本人和《河北学刊》的一些情况。我俩越谈越投机,互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我到《经济论坛》任职后,我俩来往逐渐频繁,关系日益密切,久而久之,成了挚友。在《经济论坛》起步艰难时,他慷慨地予以资助,使这个刊物得以很快发展起来。他撰写出版的《厂长的哲学》和所作的关于企业文化的多次讲演所阐述的独到的见解、深邃的哲理和掷地有声的语言,使我为之倾倒,促使我动笔撰写和发表了一批有关他本人和豪门企业文化建设的文章;同时,受他的委托,主编了内部出版发行的《企业文化导刊》,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他有一句名言:“朋友就是知心人,真正的朋友之间不能搞等价交换。”但我仍觉得他给予我的甚多,而我回报他的甚少,心里不平衡,也不平静。

三、关于“乐”后又怎样了

最重要的是对党的信念的增强和综合写作能力的提高,这是我事先未曾料到的。一个人的正当爱好,不仅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而且久而久之,这种爱好会自然而然地升华为一种特长。爱好属于情感的范畴,而特长则是对社会有用的能力。人常说“梅花香自苦寒来”,意思是说先苦而后甜,苦后而成才。这样说自有它的道理。我的经历则不同,我是“乐”而后成才。在青年时代,我对业余写作如醉如痴地追求,扎扎实实地实践,在不知不觉之中,提高了我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的素质,连自己也没想到,它竟然在本职工作中起到这么大的作用。由于业余写作的需要,我平时读的书籍报刊比较多,对现实问题勤于思考和探求,因此对领导分配给我的文件材料起草等工作任务,也就想得比较深广,善于把握重点,立意恰当,构思合理,起草出的文件材料,有一定的思想理论高度,用词准确,文笔流畅,而且均能提前完成任务。在中共张家口地、市委宣传部工作时,我受领导委托,编写了《〈实践论〉学习辅导材料》,约两万字,以宣传部名义印发给干部学习参考;为地委书记起草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长篇讲话稿;代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撰写《满控热情地选拔培养青年干部》约5000字的论文;为庆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代宣传部撰写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长达7000字的论文,均在《张家口日报》上原文登载。1960年,代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压缩城镇人口的约5000字的宣传材料,印发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受到地委书记的口头表扬,并要求宣传部的干部们学习这种有针对性、说服力强、重点突出、文字简洁的写法和明快活泼的文风。“十年动乱”的第三年,即1969年初,我被调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后改为省委办公厅)任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后为省委常委)会议秘书,任务是编排会议议题,会议内容、时间确定后发会议通知,会上做会议记录,会后整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经秘书长审批后送印刷厂排字,经校对无误后印发给有关人员和部门。据我所知,在摇笔杆子的人群当中,有的人擅长于给公开出版部门撰写各种文体的文章,却不善于给党政机关起草公文;有的人擅长于给党政机关起草公文,却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什么东西;有的人则这两个擅长都具备,我可能靠点这一类,而且由于工作岗位的转换,我先由前者进入后者,继而又由后者转回到了前者。时任河北省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后任省委副秘书长)的蔡音主要负责省革委(后省委)文件的起草工作,但他不能列席党的核心小组(后为省委常委)会议。由于我具有一定的写作基本功,在做核心小组会议记录时,对出席会议人员的发言内容,能较准确地理解和整理归纳,对他起草文件工作很有帮助,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文件起草工作的帮手,有些文件他还放手让我独立完成起草任务。这样,除了原来的只有我一人(后又增添到三人)操办的会务工作以外,又增加了参与对省委文件的起草工作。我除了吃饭和必需的睡眠时间以外,其余的时间全部被工作占用了,加上动乱年代,看准的问题不能写,能写的问题又看不准,因此这一时期,我的业余写作成了个空白。我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官方文牍上,同时对领导工作中不够妥当或欠周全之处考虑得比较多,敢于以对工作负责的态度,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其中有些获得领导的肯定和采纳,从而受到党组织的重用,1975年初担任主抓全面工作的省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的我被任命为中共河北省委、省革委副秘书长。

1977年初,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力调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经马力提名,调我随他同去,任中共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候补委员,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主要是从省委的文字工作上助他一臂之力。我到任后,不仅按时完成了平时和应急的省委文字工作,而且协助马力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发表了两篇理论文章,其中贵州省委向中央呈送的关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报告,受到党中央的肯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各地参阅。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后,全省形势已经稳定,省委和各级党委恢复了领导工作的权威,全省工作有了起色,我觉得自己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经个人请求,省委批准,于1979年初,我返回了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仍任原职。临别时,马力以“青野”的署名赠诗给我。诗的全文如下:送战友青鹏远飞落苗峰,战友相随喜筑城。焕发精神忙筹划,石砚金锋写歌声。两年相助心相印,玉樽送别情更深。勤奋读书共勉励,冀黔天涯若比邻。青野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七日于黔州

1979年至1982年上半年,正值拨乱反正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分管河北省委、省政府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我和省信访部门的干部一起,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协调省直有关部门快速认真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协助有关部门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使我省赴京上访人数大幅度下降,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信访部门负责人的表扬。我全面、系统总结廊坊地区信访工作经验的文章,省委转发到各地参考,党中央、国务院信访工作的内部刊物作了转载。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后,继续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在任《河北学刊》总编和《经济论坛》社长期间,与编辑部的同仁们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先后办好办活了《河北学刊》和《经济论坛》,使这两个刊物多次被评为河北省社科类“十佳期刊”。

我还想告诉朋友们的是,我退休后,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过着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幸福的退休生活。省社科院领导集体颇富创新和开拓精神,不断开创我院发展的新局面。他们对自建院以来在这里辛勤工作一二十年后离退休的老干部、老科研人员的工作科研业绩,予以很高的评价,并给一些人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余热,我也是其中一个,使退休后的日子更加丰富多彩。在我院举办的一次歌咏大会上,我上台唱了一首题为《我爱你,社会科学院》的颂歌,歌词是我作的,反映了我的心声。在燕赵大地上,有一处在发光,这就是社科院,科学殿堂。人才济济,决策智囊,求是创新,成就辉煌。我爱你,社科院,我们的家,科学殿堂。在燕赵大地上,有一处在发光,这就是社科院,科学殿堂。蒸蒸日上,和睦吉祥,老人受尊重,青年似朝阳。我爱你,社科院,我们的家,科学殿堂。2010年11月20日本书作者(右)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共张家口地委宣传部工作期间,去涿鹿县下乡蹲点次数较多,故同县委宣传部干事程兆海(左)结为挚友。他后来曾任中共涿鹿县委书记、张家口地区农业局局长。

思想道德篇

[题记] 这部分选入短文47篇,其中40篇是我1957年至1964年在青年时期的习作,6篇是中年时期的作品。其中16篇刊登在《张家口日报》,27篇刊登在《河北日报》,1篇刊登在《人民日报》,2篇刊登在《红旗》杂志。青年时代写的短文有些难免文笔稚嫩,有的瑕瑜不掩,够不上完美之作。有幸的是,这批短文的内容宣扬了中华民族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及我们党的优良思想、道德和作风,与当今宣传贯彻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还是合拍的。40年前写的这些粗糙文字,今天还有如此小用,令我惭愧之中亦有欣慰。本篇首荐篇目:《有感于“老孙受屈”》(第62页)、《少用“替手”好》(第98页)和《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究适度原则》(第103页)等。20世纪60年代的读者来信,遗憾的是大都未保存下来。而今将仅存的邢台日报社郝树颖(女、后历任邢台地区妇女联合会副主任、邢台市档案局局长、邢台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来信,编入本书,感到弥足珍贵。信中提到的《张希衡的视力》一文见本书第88页。

请再忍耐三五分钟

(1957年6月26日)“明年春暖花开日……”当黄梅戏《天仙配》电影放映到这里时,前排的许多观众站立起来,挤挤插插地往外走,并吵吵嚷嚷,顿时电影院内乱乱哄哄。“花开日”后面放映的是什么,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清了,一场电影看了个有头无尾。

这是在电影院看电影、在戏院听戏时常常遇到的情况。有的观众由于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急着办,抢先离开场地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的多数是属于不自觉的行动。其实,他们只要再忍耐三五分钟,并不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损失,也使其他人能善始善终地把电影或节目看完。[又添一乐] 这是我在《张家口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处女作,篇幅虽短,但为我后来的业余写作开了个头。第二年即1958年,我受所在的中共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领导的指派,参加小高炉炼铁的劳动,在工地上耳闻目睹了许多好人好事,于是我上班炼铁,观察和体验生活,下班便以这些素材为基础,写成散文和小小说,登在《张家口日报》上。这一年内差不多每隔两周就有一篇这样的短文在报上发表。先后发表23篇。这给我的劳动、学习和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由于这些短文与本书收集的议论性文章文体不一致,故未收入本书。

释难

(1959年9月2日)

矛盾和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从事生产和建设工作,就是为了解决矛盾,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而每当一个矛盾被解决,一个困难被克服,就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一切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但必须有克服困难的正确途径。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是战胜困难的强有力的武器。正确地认识和运用这个武器,对于指导我们当前的社会实践,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是我党在长期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有其科学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者坚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有些事物虽然暂时还不能被认识,但在将来也是会被认识的。人们能认识世界就能改造世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进行的革命事业,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会得到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因而困难是完全可以被克服的。无产阶级藐视困难的战略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有的人不完全了解这个道理,他们似乎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杂乱无章,不可认识的。人在世界面前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他们只看到某些不利条件,看不到革命事业的广阔前途,看不到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便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在困难面前表现垂头丧气,畏难退缩。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掌握了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够改变事物的面貌。同时认为,不断发现和解决困难的过程,就是推动事物发展的过程。世界上只有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绝无跳过困难而顺利前进的。所以,无产阶级对待任何困难,不只是在战略上藐视它,还必须慎重地认真地对事物作出具体分析,掌握其规律,并拿出战胜困难的方法,才能战胜困难。有些缺乏科学态度的人,不了解这个道理,他们在工作中不重视困难,对困难不作具体分析,不认识掌握它的规律性,又不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把克服困难当成轻而易举的事情,因而,在工作中碰壁就在所难免了。

战略上藐视困难和战术上重视困难,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藐视困难是在战术上战胜困难的起点,只有首先具备一切困难都可被战胜的战略思想,才能产生战胜困难的胆量和信心,勇敢地向困难挑战;而重视困难又是藐视困难的具体表现,只有深入具体地分析矛盾,顽强地探索并掌握事物的规律,才能充当解除困难的主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说,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伟大的力量,如果将两者分割开来,便会得出相反的结果。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做到了在战略上以一当十,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十当一,以多胜少,结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人民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密切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一切,我们均应很好地记取和发扬。

当然,说一切困难都能克服,绝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客观条件,把将来才能办的事情拿到今天来办。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范围,不然,便会犯“左”倾的错误。但是,当条件大体上具备了的时候,经过主观努力能办到的事而不去办,这也是不对的。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在一定范围内,人是能够改变条件的,如果看不到这点,便会犯右倾的错误。

要想真正地战胜困难,必须勇敢地参加征服困难的实践。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的,只有在正确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才能够克服困难。因此,为了战胜困难,就必须在现有认识的条件下勇于参加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提高认识,然后再去指导实践,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去实践、单纯空谈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又添一乐] 1958年的“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出现许多困难。到1959年的六七月间,炽热的气氛有所降温,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机关对1958年的问题若有反思,有关承认困难、认识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舆论多了起来。此文就是在这个政治背景下于1959年7月初撰写,9月2日在《张家口日报》上发表的。如再迟几天,庐山会议的精神贯彻到地方,它就失去面世的机会了。现在看,这篇短文若以全面“释难”的尺度来衡量,还不够完善,但文中阐述的基本观点是冷静的,不无可取之处。就我个人而言,“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则成了我此后四十余年工作生活中对待困难的座右铭。

敢破常规

(1959年11月10日)

赵树理小说《传家宝》里,有一个老婆婆——李成娘,她,一切都看旧的顺眼,按老规矩办事。她把不知几代留下来的一口破箱子看作传家宝,不管用着用不着,成年累月地放在床头。为了床上整齐,儿媳妇把箱子搬到床下,她非逼着再搬上来不可。儿媳妇身强力壮,干活大手大脚,特别使她伤心:什么“洗菜用的水多”啦,“捅火有些重”啦,“泼水泼得太响”啦,等等,都引起她无穷的忧虑和牢骚。儿媳妇街上开会,地里干活等破常规的事,更使她“恼火”、“发脾气”。可是,儿媳妇偏不按老规矩办事,照样学习、开会、生产。结果,她过门虽不到一年,日子却越来越好。在事实面前,李成娘不得不“赌气认了输”。

这篇小说写于1949年,李成娘显然是一个旧思想的典型。十年后的现在,重提这个故事,决非要算李成娘的旧账。其实,十年来,由于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变化,由于党的教育和启发,相信因循守旧的李成娘早已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成了新人。但是,我们革命队伍里有些人,十年来,他们的立场、思想却没得到根本改造,依旧用旧眼光看新事物,他们的思想、感情、态度,以至脾气,都还和十年前的李成娘一模一样。

举个例子吧,张家口地区的坝上人民,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是,他们并不因此而自满,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鼓足更大干劲,誓把荒山变果园,塞北变江南,过上福上加福、甜上加甜的日子。正在这时,李成娘式的人唠叨开啦,他们说什么:“坝上三宗宝,莜面、山药、羊皮袄”,还是守着“宝”过吧;坝上从来就是“天苍苍,野茫茫”,地广薄、雨稀少,再使劲也搞不出“四宗宝”来,等等。

可是,解放了的坝上群众,偏不按老规矩办事,在1958年,他们干劲冲天,披星戴月,冒着风雪,苦干巧干,结果,不仅干出了一个农业大丰收,牛羊大发展,使原来的“三宝”大放奇采,而且,还干出了两条大水渠,六百口水井,造林四十多万亩,购置一百一十八台标准拖拉机。天苍苍、野茫茫的塞北,丰收了小麦,盛长了果林;地广薄、雨水少的高原,出现了几十座养鱼池;而且,像发电机、电动机、水泥和肥皂等工业品,也在这里开始大量生产出来。坝上高原,万紫千红,欣欣向荣,一扫千年来的贫困、荒凉气氛。不仅如此,坝上人民还要在这个基础上,乘胜前进,要经过苦战,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一切事实都违背着李成娘式的人的愿望,打破了李成娘式的常规。自然在被迅速征服,生产在飞快发展,群众不但创造出了“四宗宝”,而且要创造出“五宗宝”、“十宗宝”。李成娘式的人,发了一阵“歪脾气”后,只好在事实面前“赌气认了输”。可是,李成娘毕竟是个封建老婆婆,在“日子越过越好”的事实面前认输,是可以原谅的,而革命队伍里的那些思想守旧的人,则必须进行观念更新,树立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又添一乐] 我念初师时,看由作家赵树理小说《传家宝》改编的话剧,感到李成娘这个人实在逗人。1959年当新旧观念发生激烈碰撞时,又想起了她,写成此文,发表在《河北日报》上。这有点助澜“大跃进”之嫌。现在看,新旧观念、新旧规矩的相互碰撞,在人类历史上是常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破除了封建小农经济的观念和规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又破除了计划经济的许多观念和规矩,我国加入WTO后,又破除了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一大批法律法规。敢破常规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勤学 巧思 应用

(1960年2月27日)

探机厂工人在学习哲学当中,有人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含义弄不懂。可是在讨论会上,大家结合车间的生产情况去思考、钻研,便很快融会贯通了。天车经常运转、摩擦损伤,机器部件失灵,发生故障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这叫“必然性”;但是,什么时候发生故障,哪个部件发生故障,没有一定之规,这叫“偶然性”。弄懂了理论,又进一步想:人认识了规律,就能利用。只要争取主动,经常检查,及时修理,就能防止故障的发生。他们想通了就做,从此,基本上消除了天车的停车事故。

这是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动中的一个平凡事例。通过这个事例,说明要想学好毛主席著作,就必须勤学、巧思、应用。

毛主席说:“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因此,勤奋读书,学习“间接经验”,便成了获得知识的重要方法。但读书除了“勤奋”以外,还必须加上思考。“学而不思则罔”,罔者,无也,不思,就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所谓思,不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样,不但“思”不出什么结果,反会“越思越糊涂”。思,是要像探机厂工人那样的“巧思”。所谓“巧思”,首先是明确目的,抓住重点,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性,进行思考。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实践的总结,都是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要真正领会理论的实质,必须把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联系生产实际进行思考,就会把原理、概念变成丰富的活生生的东西。但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因此,要作到“巧思”,还必须发挥集体智慧。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理论学习上发挥集体智慧的最好方法是开展广泛深入的鸣放辩论,大家提问题,大家动脑筋,集思广益,问题就能很好地解决。探机厂工人正是运用了这样思考问题的方法,才能准确、深入地领会诸如“必然性”和“偶然性”这些哲学范畴。

说到“应用”,不禁想起一句古话:“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徒讲而不行,则遇事终有玄惑。”今天,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注意“行”和“应用”,更是一件大事。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实践。实践不但是认识真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以理论指导实践,是我们学习的目的,“理论不但能说明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都说明了这个真理。工人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之所以值得学习和推广,就在于他们不是弄懂了什么是“必然性”,什么是“偶然性”,就完事大吉,而是进一步地把理论用到生产中去,使“天车”不发生事故,提高生产效率。

其实,勤学、巧思、应用不单单是个学习理论的方法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个学习理论的方向问题。我们学习理论唯一正确的方向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典范,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由于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因此,他特别强调“理论和实际联系”,“有的放矢”,把教条主义斥为“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有打倒它的必要”。今天,我们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去学习领会无产阶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革命和建设中进行一切工作的武器和指针。可是有的人对这一点不够十分明确,不是“理论和实际联系”,而是“理论和实际隔离”,从理论到理论,以概念套概念,夸夸其谈,并不执行,这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方向的,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说“勤学、巧思、应用”的重要,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还在于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持续、深入下去的重要关键。学习运动持续、深入的标志是,干部和群众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学习人数的不断扩大,正确地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无产阶段世界观,推动工作和生产的不断跃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应用“勤学、巧思、应用”的方法去学习。否则,只管读书,不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思考,而是引章摘句、夸夸其谈,就不能很好地指导生产和工作。[又添一乐] 在理论学习上重视“用”是正常的。但是,在“文革”期间把“用”推向极端,某个单位或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做出点什么成绩,也不问学习如何,哪怕一字未曾学过,都要给它(他)戴上学习模范的红帽子,宁可胡编乱造,也要“造”出一篇绝好的学习经验来,这就不正常了。这篇把学、思、用统一起来的短文,发表在《张家口日报》上,只是想表明自己不同这股歪风同流,至于对阻止学风的逆转不可能起多大作用。

劳者多能

(1960年2月28日)

有人对干劲足、技术革新成就显著的先进生产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家能力强,能者多劳嘛!”听了后,感到他说的也有些道理,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为了尽快地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过上最幸福、最美好的日子,人人都应“各尽所能”地去生产和工作,“能者”当然应该“多劳”;但一细想他说的道理又有点不足。“能者”固然应该“多劳”,但“能”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别人“能”,你为什么“不能”?这次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就是“劳者多能”。“劳者”,是社会实践的参加者,“能”,是人认识、改造世界的能力。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基础和知识的来源。人们在生产、阶级斗争和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中,与自然和社会发生直接联系,才产生人对世界的感觉和认识,人认识了世界,就能更好地改造世界。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就不断提高。“能”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只有“劳者”,才能“多能”。

毛主席曾说过,工农群众是最聪明、最有知识的人。就是因为他们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实践的直接参加者,他们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知道的也就最多。报载李始美医治白蚂蚁的效果,国内外有名,可称世界上的“能者”,但这“能”也是他从七八年的不断实践、艰苦劳动、苦心研究中获得的。现在,数以万计的英雄、模范、标兵和积极分子,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奇迹,他们是真正的“能者”,但又哪一个不是真正的“劳者”呢?“行行出状元”,不参加社会实践,永远也得不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首先作真正的“劳者”,是永远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能者”的。

在目前技术革新运动中,有人说“人家能力强”,认为“能者”是天生的,自己能力弱也是天生的,因此也就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甘居中游。这是不对的。当然,人的“能力”是有强弱之分,但这强弱主要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于实践,在于能否在劳动中钻研、学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四体不勤”,不懂生产,则“五谷不分”,“劳者多能”,“不劳者则不能”,这已早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因此,强调“自己能力弱”,甘居中游的人,是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积极参加实践,勇于革新。对于这些人,深入学习《实践论》,并投入火热的斗争,锻炼、提高自己的能力,是特别需要的。[又添一乐] 此篇曾受到《河北日报》编辑们的青睐,放在该报副刊的显著位置发表。现在看,它只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人要成为“能者”,除了多劳以外,还需要有健康的体魄、较高的智商、社会的机遇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谈预见

(1960年3月26日)

读毛主席著作时,都有这样深刻的体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不管是阴云满天、茫茫黑夜,还是疾风骤雨,惊涛骇浪,毛主席犹如英明的舵手,总是洞察形势,通观全局,预示革命的前途,指出前进的道路,领导人民战胜艰险,奔向胜利和光明。将来究竟怎样,别人还渺茫得很,但毛主席早已“了如指掌”,“有言在先”了。而事态发展的结果,又绝不出“前言所料”,这就是革命的科学预见。

革命的科学预见好比黑夜的灯塔,海上航船的罗盘,对革命事业的成败是关系极大的。有了它,便能战胜困难,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离开它,革命就会“碰壁”而遭到损失。毛主席的预见所以如此英明、准确,是因为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又通晓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因此,看得深、看得广、看得远,能作出准确的科学预见。比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敌人重围和白色恐怖下,有人怀疑“红旗能打多久”时,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而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鼓舞斗志,挽救了革命。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前夕,毛主席根据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原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出三户贫农坚持办社,乃“五亿农民的方向”。所以,科学的预见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结果。

有的人相信科学预见的伟大指导作用,但又感慨地说“可惜我学不到这套本领!”似乎,科学预见只是少数人独有的,是别人永远也学不到的“神秘之物”,这是不对的。他们不懂得科学预见的作用本身就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作用。理论不仅能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能指导我们进行改造世界的斗争。因此,谁学到毛泽东思想,谁能把理论用于实践,谁就可能有预见事物发展的能力。比如,某市城建局一个名叫范金国的技工,原打算创造一个窗挡自动安装器,但经过几次试验,没有成功,就不敢再动手了。他学习了《实践论》,懂得了一切科学、技术、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的,事物的规律能被认识和掌握,他就“预见”到窗挡自动安装器一定能创造成功。于是他继续试验,终于制造出来,提高工效四倍。

当然,我们具体工作和生产中的预见即使正确,和毛主席英明的科学预见相比乃是微乎其微的。毛主席的思想和智慧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工作和生产的预见性不重要,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学好革命的理论,就是戴上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望得远,看得深。毛主席也经常强调马克思的一句话:“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便形成伟大的物质力量。”工人们说得对:“毛选”好比千里眼,学了“毛选”看得远。如果广大群众都像范金国那样,深入钻研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增加“科学预见”性,自觉地去行动,去发明创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可以大大加快了么![又添一乐] 此文发表在《张家口日报》上,它反映了我对“预见”的一种初级、简单、朦胧的想法。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才逐步认识到要做到科学预见,绝不是只靠一个人的智慧,而必须靠集体智慧;不是只靠一个学科,而必须靠多种学科的交叉;不是只靠现成的书本知识,而必须对有关各系统的现实和历史的状况作出全面周密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

把猫当虎斗

(1960年3月26日)

3月6日《河北日报》报道了摇头生产队在抗旱斗争中“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颇引人注意。这个生产队为了争取农业丰收,对去年和今年新建的水利工程,进行了一次大检查,不仅对“土地平整得还不够好的个别地方”进行了平整,对“水井分布不匀”的地方,“再增加六眼大机井,修好三眼坏机井”,而且,还多挖锥深井,把井深由原来的40丈增加到70丈,以便在最干旱的困难情况下,也能七天普浇一次水。有人看了这条消息后,说:“这叫把猫当虎斗!”“把猫当虎斗”,只是一个比喻,但是,不同思想的人对它有不同的领会。在目光短浅、缺乏深谋远虑的人看来,这似乎是小题大作,多此一举;可是在真正的革命者看来,这样做,战胜困难才更有把握,才能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战略上蔑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这一科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革命者为了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要敢于蔑视困难,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而且应当重视困难,毫不“轻敌”。把猫当虎斗,包含着一条极深刻的哲理。毛主席曾告诉我们,在战略上我们要以寡敌众,以少胜多,这是因为我们看穿了一切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一定能被打败;但在战术上,则始终应当以众敌寡,以多胜少,把“纸老虎”当真老虎去打。正因为这样,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建设时期,毛主席一方面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一定会克服掉,但另一方面,又反复教导我们,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光荣、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鼓足干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做到“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从而使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摇头生产队在抗旱斗争中表现的精神所以可贵,正是因为他们遵循了毛主席的教导。

革命者要重视困难,不仅因为困难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克服,还因为人对事物的未来只能作一般的预见,某些因偶然因素而引起的具体变化,是很难事先就清楚知道的。就拿抗旱来说,我省旱象在不少地区已经发生,预计今年少雨,但这只是一个大致的预测,究竟要少到多少,哪季、哪月、哪旬最少;现在出现的旱象将延续多长时间,是变好,还是变坏,等等,都是事先不能够把握得很准确的。所以,为了实现农业大丰收,就丝毫不能有“靠天”或“侥幸”的思想,必须像摇头生产队那样,“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采取坚决措施,真正做到“七天普浇一次水,抗旱抗到天低头”,这样,就是旱象严重了,也能“兵来将挡”,稳夺丰收。

有些人不懂得把猫当虎斗的意义,看到旱象不甚严重,水利工程搞得差不多了,就高枕无忧,松下劲来。这样,不是把猫当虎斗,而是把猫当鼠斗,其结果,不要说遇上真的“虎”了,就是猫发了脾气,也是“招架”不住的。希望缺少深谋远虑的人,从摇头生产队得到足够的启示。[又添一乐] 此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我曾觉得此篇这么立题有点危言耸听,与杀鸡用牛刀没什么两样。最近看报得知这么一件事:一位厨师买了一条活蛇,放在自以为是密封的缸子里就忘了。过了三个月忽然想起来,他以为蛇早已被闷死了,把手伸进缸子里去拿,不想被蛇咬了一口,中毒身亡。原来缸子虽然盖得挺严实,盖上却有一个能通气的小小砂眼。若从遇事不要麻痹大意、一定要重视对手来考虑,此文还值得一看。

根深叶茂

(1960年7月9日)

有人把我们党的干部比作苍翠的青松。他们意气风发,神采奕奕,巍峨矗立。狂风,动摇不了他们的意志;暴雨,扑灭不了他们的热情。他们永远年轻、健旺、豪迈,精力永远充沛,不知疲倦,不怕困难。

革命者的这种青松般的性格,使我联想到“根深叶茂”这句成语。根深才能叶茂,叶茂必须根深,青松的枝繁干壮,精神抖擞,与它的根大有关系。据说,青松的根要比树干长五倍,要比树枝多五十倍。革命者的根,就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志趣、理想和立场。这根,不是插在土壤里,而是扎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的。因而,他们和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如鱼得水,难解难分。他们从群众中来,汲取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和群众同甘苦共奋斗。因此他们的根是这样的丰富,他们的力量是这样的强毅和坚实。这不正像青松一样吗?比树干长五倍,比树枝多五十倍的根保证了它的叶茂长青。

我们的党规定了干部应该到群众中去“落户”、“扎根”的制度,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工厂中的“两参”、“三结合”、农业中的“三五制”等等。这就使得领导与被领导、干部与群众做到了有机的结合,做到了亲密无间。许多干部在群众中“落”了“户”、“扎”了“根”,于是“根深叶茂”地成长起来,立场坚定了,方向明确了,经验丰富了,方法更多了,工作上结出了丰硕的跃进之果。有个别的同志似乎忘记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话,“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因而他们也就忘记了到群众中去“落户”、“扎根”。思想、感情、理想、意志、信心一旦脱离了它的大海——广大的人民群众,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逐渐地干枯、萎缩了。这样的同志好像墙头的草,“头重脚轻根底浅”,一有风吹草动,便是东摇西摆,甚至连根拔掉。

这样的同志应该向青松学习,把根扎在群众中,这样才能使自己根深、叶茂,才能结出硕果,摆脱枯萎的危险。[又添一乐] 记得在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虽然苦不堪言,但对党深深热爱之情丝毫未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政各级干部能生活、深入到群众之中,与群众同甘共苦。本文刊登在《张家口日报》上。它从一个小侧面阐述了这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无数事实说明,党政干部同广大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这是他们做好工作、茁壮成长的基础。安泰力大无穷,不可战胜。经过千百次格斗,敌人看破了其中的奥秘,即安泰无论变幻什么招数,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的双脚从不离开地面,不断从大地吸取力量。于是,敌人便施用骗术,把他举在半空中,终于杀死了他。革命前辈经常用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告诫年轻干部:我们的大地就是人民群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决不可一刻忘掉人民群众,不可离开人民群众一步啊!

将欲弃之必先鄙之

(1960年7月27日)

将欲弃之必先鄙之。这话是说你要想把某种臭思想、脏东西抛弃,必须首先认识到它的可恶、可鄙。如果在思想上不能鄙视这些东西,万万也不能把它抛掉的。比如极端个人主义它是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核心,是旧社会性质最烈的思想遗毒。是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一个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他必然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心胸窄小,目光短浅;处处为个人打算,看不到人民事业的远大前途;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下,不惜损害集体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等等。既然极端个人主义这样丑恶,无疑是应该弃之而不惜的了。

但是,在生活中却有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不但不认识它丑恶的本质,起而攻之,反而编造了一些论调,为之辩护。他们对极端个人主义不能首先鄙之,当然也就无从弃之了。这样,极端个人主义在他们思想里便根深叶茂地生长起来。虽然这种人只是极少数,但是它却在妨害这些同志的进步,不但不能做好工作,相反会损害革命事业。

他们说什么“极端个人主义是合法的,有极端个人主义也不是犯罪,不受法律制裁”。因此,极端个人主义似乎是个人的“权利”,也就无需别人干涉了。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的确,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用剥削阶级观点去看待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社会里的极端个人主义,确实是完全合法的,因为在那里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剥削阶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施加各种无情的镇压、剥削、掠夺、诈骗……而且这些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极端个人主义的合法化,使得少数资本家大发横财,尽情逸乐,而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则贫穷不堪,濒于死亡。这是“人吃人”社会的主要特点。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人和人的关系也是平等、互助、同志式的关系,牢固地树立起为大众、为集体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们“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是“见困难就攻,见荣誉就让,见先进就学,见落后就帮”。极端个人主义是和这个社会制度相对抗的,是和这种集体主义思想、共产主义风格不相容的,怎能说是“合法”的呢?

当然,有点极端个人主义的人不等于触犯刑律。但是试问:哪个触犯法律的人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呢?而他们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也不是一开始就发展到触犯法律的地步。对极端个人主义若不加警惕和克服,听之任之,那么,“小个人主义”就会发展到“大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就会逐步走向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这是为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并且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应该是积极模范地遵守法律,不应该是消极地不触犯法律,而这种不触犯法律的思想实质就是让极端个人主义在不违反法律的圈子内活动,有朝一日,当它登峰造极的时候,也就会置法律于不顾了。

为了挖掉极端个人主义的老根,必须毫不留情地破除一切对极端个人主义的不正确论调,把极端个人主义搞臭,让它臭气熏天,人人看了都掩鼻而过。就是必须首先从思想上鄙视它,然后才能从行动上抛弃它。[又添一乐] 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就不间断地发起对个人主义的批判。那时所说的个人主义实际是指考虑和维护个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到了“文革”期间,更开展了群众性的“狠斗‘私’字一闪念”运动,对个人利益不要说在行为上不能维护,就连头脑里偶尔想一下也被视为非法的,必须狠斗一番。经过拨乱反正,终于恢复到正常轨道,认为考虑和维护个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是合理的、正当的,在道义上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承认。需要反对和抛弃的是指极少数人为了达到个人私利而不惜严重侵占、损害他人、集体、公共和国家的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发表在《张家口日报》上的这篇短文难以避免的缺点是没有也不可能对极端个人主义作出科学的界定,但其中谈的鄙与弃的辩证关系还是可供今人参考的。

“够用”和“会用”

(1960年10月12日)

宣化顾家营生产小队的庄稼,今年虽然不断遭到旱、雹、风等自然灾害,但长得和往年一样:墙一样高的玉黍吐出了一尺多长的大棒子;金黄的谷穗,比猫尾巴还长,沉甸甸的垂着头;拳头大的山药块每窝里就有四五个……这个小队的庄稼为什么这样好呢?支部书记张有贵同志说得很深刻:“生产搞好搞不好,有两条很要紧:一是人手要够用;再是有了人手要会用。”“人手要够用”,这话很有道理。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世界上的财富是人创造的。搞生产,种庄稼没有人不行。张有贵同志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今年看到用在田间生产上的人手不足时,就采取抽、挤、停、换、缓等办法,从其他方面抽劳力,使直接用在田间生产的劳动力由64%增加到80%以上,基本上保证了田间生产的需要。自然,“人手要够用”,这只是搞好生产的必要条件,要真正把生产搞好,更重要的是“有了人手要会用”。张有贵为了把劳力使用好,不仅建立了与生产任务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和比较固定的责任制度,还不断地向社员进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使社员心明眼亮,劲头越来越大,促使了农业生产不断跃进。

可见,劳动力“够用”、“不够用”,则往往更多地取决于“会用”、“不会用”。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从数量上看革命的军队似乎是“不够用”的;但是,由于毛主席战略思想的指导,一方面要革命军队发挥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与连续作战的作风;另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仗,要科学地部署战斗,这就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把毛主席指挥战争的战略思想,用在领导生产上来,就是调动起群众积极性,做到“一人顶多人”,并且要妥善安排、布置劳动力,抓中心环节,“把钢用在刀刃上”,这样,就能变“不够用”为“够用”,从而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获胜。如果不认真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会用兵或用人,即便是劳动力够用也会变成不够用。这道理在打仗上是这样,搞生产上是这样,就是在用粮食方面,也是很灵验的。常常有这样情况,同质同量的粮食,同时间同样多的人吃,有的不但能吃饱吃好,而且还有节余;有的则不但没有节余,反而还吃不称心。这里的关键就在“会用”和“不会用”上。会用者,精俭节约,高瞻远瞩,瞻前顾后,计划用粮,改善伙食,加强管理,则吃饱吃好有节余;不会用者,挥霍浪费,大吃大喝,用粮无计划、管理挺混乱,就可能寅吃卯粮,造成生活上的困难。“会用”和“不会用”,只是一字之差,其结果却大不相同。

我们应当把“够用”和“会用”辩证地结合起来,做到打仗“会用兵马”,生产“会用劳力”,生活“会用粮食”。这是一门领导艺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就一定会在实践中获得丰硕的果实。[又添一乐] 当初是根据下乡在基层了解的一些生产、生活中的具体情况和简单做法而写的此文,发表在《河北日报》上。现在看这可是个社会学上的大课题。会用,它包罗万象,会用自然资源,会用现有设备,会用人才,会用资金,会用法律法规,等等,如不掌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多门学科以及它们之间交叉的知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忠言逆耳利于行

(1961年5月23日)

怀来县洪高堡生产队今年的庄稼长得特别好。社员们说:“粮食超产在兜里装着哩!”生产怎么搞得这样“随心如意”呢?社员和干部们认为,大队书记老刘同志能在整风和生产中虚心听取社员意见,闻过则喜,及时改正缺点,是重要原因。

闻过则喜,大有好处,这是刘书记在整风和生产中的一条深刻的体会。过去由于对社员的意见虚心听取不够,生产上有好多问题,社员也就不提了。经过整风,他不仅主动检查自己思想工作中的缺点,还发动社员提意见,并对每条意见都作了认真仔细的研究,正确的就采纳兑现,发扬了优点,克服了缺点。因此,在全村,形成了社员主动给干部提意见,为工作想办法的好风气,出现了“出勤早,做活细,质量高”的新气象。

过去,我们常常责备有的人有话不直说,见到同志有缺点不批评,听之任之,认为这些人太“不实在”。但从刘书记的事实中却给了我另一方面的启示:人家对你的过错为啥不批评呢?主要原因在于被批评者是不是能做到“闻过则喜”。虚心对待别人的批评,喜听“逆耳之言”,实际上就起了鼓励批评、广开言路的作用。刘书记说:“闻过则怒,社员发了怵;闻过则喜,意见往上提。”只有闻过则喜,批评者才敢于发言提意见,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否则,闻过则怒,就等于堵塞了别人的口,闭塞了自己的耳目,哪还能听到真正有利于自己的批评呢?“闻过则怒”不对,悲呢?也不对。因为诚心诚意指出我们缺点的人,都是好心人,都是对党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批评既然对我们有利无害,“悲”从何起呢?有人说:光说缺点,不说成绩是抹杀了自己的功劳,伤了自己的面子,降低了自己的威信,等等。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成绩与缺点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谁也抹杀不了。若对个别缺点不检查克服,缺点越来越大,这才是一种可悲的现象。相反,接受批评,克服缺点,成绩就越来越大,岂不是可喜的事么!至于“伤了面子”、“降低威信”等理由,就更不能成立了。刘书记的事实说明,从别人的批评、意见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缺点,及时纠正或弥补,不但不会降低威信,反而会更加受到社员的爱戴。如若讳疾忌医,恐怕伤面子降威信,不接受和改正缺点,从而犯了错误,那才真正是“伤了面子”,“降低了威信”哩!

当然,闻过则喜,决不是对任何批评、建议,都不加分析、研究,全部接受下来,而是要分析正确与错误,真实与伪假,“择其善者而从之”。但对批评、建议进行分析和选择,也必须以闻过则喜的态度为前提。因为,只有首先欢迎这些批评意见,才能正确地冷静地分析这些批评意见。如果没有闻过则喜的态度,把别人意见拒之九霄云外,怎能谈到分析、选择和采纳人家的正确意见呢?

也有人说,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勤务员,群众有意见就要提,有话就要说,闻过者是喜是怒是悲,无关紧要。这话有片面性。闻过者是喜是怒是悲,群众本着当家作主的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固然是我们常见的,但是,闻过者不喜,就会妨碍群众对干部提批评意见的积极性,这是必然的。

问题还不仅如此,问题在于对闻过者来说,“闻过则怒”,根本不会认错,还会把自己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闻过则悲”,虽然考虑了别人意见,但不是去积极克服,反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只有闻过则喜,虚心接受批评,才是克服缺点,不断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

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又添一乐] 把良药的外面包上糖衣可以不苦口,进忠言如能针对本人的特点多讲究点方式方法,也可以做到不逆耳,使他乐意听下去,心悦诚服地接受下来。发表在《河北日报》上的这篇短文,只谈到一面,现在又想到另一面,确实是件乐事。

“积贮”精神

(1961年6月13日)

古人贾谊写过一篇《论积贮疏》,其中有一句是:“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积贮”,就是“囤积五谷”的意思。贾谊为什么这样强调“积贮”呢?书中说,“世上总是有荒年和丰年,有水灾和旱灾”,丰年多收了粮食,应为荒年储备,还说“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即储备了足够的粮食,人们才能安心幸福地过日子。因此,他的结论是:“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看来,这虽是一篇古文,但它对“粮食是宝中宝”的道理的谈论,却很值得今人深思。

有人可能大不以为然:贾谊这番议论,是为了批评当时盛行的“生之者(生产者)甚少,而糜之者(消费者)甚多”的社会状况而发的,与今天人人都是劳动者、生产者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何关系?是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把旧社会靠吃剥削饭的“糜之者”早已消灭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了劳动。但是,这“积贮”精神,今天仍有些人没完全理解和树立,这也是不能忽略的事实。最近,怀来县北小庄生产大队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该队近几年都是丰收,储备了五万斤粮食,去年虽因干旱粮食减产,但由于副食种得多,生活安排妥善,社员能吃饱吃好,兵强马壮。但是这队有的干部认为,今年经过整风,社员干劲更足了,今春又风调雨顺,小麦“种得好,出得好,长得好”,丰收有望,因而主张把储备粮吃掉,只是由于支部书记和大部分社员坚持“节约用粮,留有后备,不大丰收不能多吃”的原则,他们的主张才没得实现。可见,“只顾眼前,不看长远”,“有米一锅,有柴一灶”,以致“不讲计划,寅吃卯粮”的现象,还是有的。因此,回想一下“积贮”的道理,吸取其精华,“温故而知新”,从中得到教益,以增强我们“精打细算”的观念,是大有好处的。

今天,我们所说的“积贮”,其意义不只是“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处于主动地位,而且还有更重大的意义。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因此,我们不仅要把节约粮食,储备粮食,当作一件极重要的事情来做,而且对资金、布、煤炭、水电、木料,以至生活小用具,凡是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应节约使用,需少不用多,需小不用大,旧的能用,不买新的,人人如此,事事如此,就能节约大量的物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相反,若不注意节约和积累,主张在不大困难的时候把储备都消费掉,必然延缓建设事业的发展。“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今天看来也是如此的。

要“积贮”,既要“骛大”也要“骛小”,如认为一两米无足轻重,不涉大局,就多吃点,不注意节省,这是“积贮”最忌讳的毛病。荀子说得好:“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溪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若不从一块砖、一片瓦砌起,永远也不能建成。唐山矿的“节约大王”王官海,从1953年开始,在工余时间把埋在矿井里的废铁,一块块地拣起来,交给矿上,八年如一日,竟积了12万多斤,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财富。而他的爱人范桂华以丈夫为榜样,从一粒粮,一叶菜,一分钱入手去节约,结果,全家7口人每月60元工资的日子,本来是比较“紧巴”的,她却把全家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如果人人都像王官海夫妇那样,全国6亿多人口,将会积贮巨大的财富。王官海夫妇这种善于“积贮”的精神,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是有重大意义的。这就是,通过勤劳节省,养成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美德,不沾染任何只顾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污尘,永远保持发愤图强、天天向上的宝贵的革命气质,这是每一个革命者应具备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前进。

因此,“积贮”精神,不仅在困难时需要,在顺利时也需要;不仅今天“一穷二白”时需要,就是到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仍然需要。[又添一乐] 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其结尾处说就是到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积贮”。怎么“积贮”,没有说,实际上由于时代局限和个人知识领域的狭窄,想说也说不清,只好就此收笔。今天,比起过去的“一穷二白”,物质财富已有较大的丰富了,提倡消费了,同时“积贮”的势头仍很强劲。如新闻媒体逐月公布不断增长的国家美元储备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竣工项目数字,保险部门从职工工资中逐月扣除百分之几的养老基金,党和国家将“勤俭自强”作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之一规定下来,等等。今日再谈“积贮”,眼界大大开阔了。

明察秋毫

(1961年6月21日)

人们常用“明察秋毫之末不见舆薪”,批评思想片面的人。是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缺点,不看成绩;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如此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必然对问题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通观全局,纵览“舆薪”的基础上,做到“明察秋毫”,一丝不苟地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态度,是颇值得提倡与发扬的。

现实生活中,事物是纷纭复杂、变化多端的。现象掩盖本质,假象蒙蔽真情,善与恶,美与丑,实与虚,真理与谬论等这些根本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常常混同在一起。当我们见到这些“形同质不同”的现象时,就需要像“追鱼”电影中包公识别真假牡丹那样,发挥“明察秋毫”的本领,不被“形同”所迷惑,而要从“神异”找根由。要知得深,看得细,思得周,想得全,发现疑点,狠追下去,这样,就能逐步透过现象,发现本质;透过假象看清真情;拨开乌云见晴天,掏尽污水露珍珠。“明察秋毫”,不停止于“秋毫”,而是要通过“秋毫”,观其“全局”。事物是具体的,本质往往是隐藏的,具体的一个现象,常常是本质的深刻的表露,所以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一片红叶只是一个现象,但有心人却能体察到秋天的到来。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红色政权只是“星星之火”,毛主席却预见到它的“燎原之势”。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看来平常的现象,但往往真理就寓在其中。所以,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具体地分析情况,既见“舆薪”,又察“秋毫”,办起事情来才能够办妥、办好。[又添一乐]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单位一个人犯了罪,刑警队在一天早上从他的宿舍里将他逮捕,当他走出宿舍门时,带着手铐的手不断摸衣兜。一个刑警队员对他说:“你是不是找钥匙?钥匙在你床头的台灯座上放着。”见到此景,我对刑警队员察之细密从内心赞叹,并深深记在心里。5年后我写了这篇短文,发表在《张家口日报》上。对事物做到明察秋毫是同马马虎虎相对立的。愿各级官员能明察百姓之疾苦,工商人士能明察市场细微之变化,公检法人员能明察贪官等坏人诡秘之伎俩,等等。

知难不难

(1961年6月22日)“创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这是人们常说的一句俗话。搞生产,创事业,是经常会遇到困难的。当你对困难本身还一点不了解时,它真好像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你一旦认清了它的根蒂,摸透了它的规律,你就会找到有效的克服办法。所以,“知难不难”这句话确有道理。

宋定伯捉鬼,开始由于不知鬼的特点,险些被鬼发现,可是,当他从鬼的口中探听出鬼的弱点是“唯不喜人唾”时,鬼终于被他捕获;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了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熟悉了盘陀路,认清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联盟中的矛盾,掌握了敌人营盘内的主要情报,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林海雪原》中的形势险峻、易守难攻的匪巢——威虎山,为什么能被解放军一支小部队迅速攻下?重要原因也是少剑波、杨子荣了解到威虎山的自然地形和土匪阵势,掌握了匪首座山雕久盼“先遣图”的急切心理,和他与匪首许大马棒的矛盾,这就为智取威虎山打下了基础。可见,要除难必先知难,要灭敌必先知敌,难怪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们都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用兵上的一条重要原则。

作战如此,搞生产也同样如此。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所有的大小困难,没有一个不是因为我们首先认识了它,然后才进而克服的。涿鹿县上太府生产大队改造涝洼地的成功,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他们原来有一千余亩涝洼地,几十年来“不种庄稼,光听蛙叫”,积水还逐渐侵蚀周围的地,成了全村人一块长久不治的“心病”,可是现在,它变成了“宝地”、“粮食库”。战胜这一困难的办法,就出于他们对洼地的全面的勘测了解。他们请教县里的科技人员和村里老农,借鉴外地的经验,终于摸透了形成涝洼地的原因。结果只挖了一条排涝大渠,就制伏了洼里的积水。其他,在战胜干旱、消灭虫灾,以及在工业上的突破关键,提高生产效率等先“知难”而后“除难”的事例,也是数不胜数的。

为什么只有认识了困难的原因,才能很快克服它呢?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你承认它存在也罢,不承认它存在也罢,它都有自己存在的具体条件和规律性。克服困难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同时只有正确地认识了困难的原因,掌握了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才能产生制伏困难的决心和办法,做到有的放矢、药到病除。无数的在革命斗争中和向自然灾害斗争中的知难而进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敢于“进”,而且“进”得很好,关键就在这“知”字上。他们深知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是前进中的困难,困难是只“纸老虎”,既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又在战略上蔑视困难。所以他们能百战百胜,既不怕困难之大,又有克服困难的办法。相反,那些害怕困难的懦弱者,或者有勇无谋,惯于东撞西砸的鲁莽家,都是不“知”困难的规律和根蒂的,难怪他们遇到困难不是逃之夭夭,就是费力不讨好。可见,困难难不难,就看知不知,知难则不难,不知难则难。

要“知难”,最好的办法,是向困难作周密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来暴露困难的本质,掌握困难的规律性。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试想,宋江要不是通过几次身临其境地观看和组织侦查,怎能摸准祝家庄的底细呢?这就说明:对困难的正确认识和克服困难办法的采取,只能在调查之后,不能在它之前。有的人遇到困难,虽有和困难斗争的勇气,但不做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而是凭想当然、老经验和独自“冥思苦索”出来的办法,对困难实际存在的内部联系全然不知就动手解决困难,这往往是会碰壁的。如果对困难靠一知半解就动手去干,这也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的。

当然,说“知难不难”,绝不是意味着认识了困难,就等于克服了困难。要战胜困难,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进,还必须有革命的干劲和组织实践的过程。但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调查和实践,首先对困难做到深知深解,革命干劲才能得到正确发挥,困难才会在我们手下迎刃而解。[又添一乐] 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的这篇短文,对工作、生活在经济最困难时期的读者确实起到过鼓舞斗志、克服困难的作用。怎样知难?文中说要调查研究,弄清困难的真相。但讲调查研究的方法中却很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现在看这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克服经济建设上的困难更是如此。

积零为整

(1961年10月4日)

一位同志在谈学习经验时说:“去年我住了3个月党校,学习了不少东西,理论政策水平提高了一步。”了解情况的人问:“去年你不是下乡,就是蹲机关,多会儿在党校学习着?”这位同志幽默地说:“我一早一晚都坚持一小时读书,一天两小时,一年就730多小时,住党校按1天学习8小时计算,1个月30天,学习240个小时,3个月720个小时,这不是等于住3个多月的自修班吗?积零为整嘛!”

这段短短对话,说明了一个有益的道理:学习和办其他事情一样,要想志有所成,功有所就,学出个“名堂”来,首先要有“积腋成裘,积沙成塔”的精神。篇章浩繁、洋洋的科学巨著,看来是很“吓人”的了,但只要善于把暂短易逝、零碎的业余时间,抓紧起来,坚持不懈,一口一口地啃下去,久而久之,也能读到尽头,取得“积零为整”的效果。

譬如说,每天晨读1小时,夜念60分,精读5页书,不算“苛求”吧,但只要一日不歇地坚持,一至四卷的《毛泽东选集》,10个月就能读完;一、二、三卷《资本论》,2900多页,若能这样用上20个月的工夫,也能通读一遍;而厚厚的四卷《列宁选集》,有2年的时间,就可以由头读到尾了。为人如能早读1小时,晚念60分,坚持5年、10年、20年,能读多少书,能知多少理,那将是十分可观的了!

当然,这绝不是在提倡:一本书只读一遍就算学好,也不是学习经典著作必须从卷头读到卷尾,究竟学什么,怎么学,要根据需要决定。但是,在目前学习运动中,不是有人口头上说愿意学习,只是苦于没有时间么?不是有人认为三五十分钟解决不了问题,要学好就得住党校、自修班么……其实,这些同志只要体味一下“积零为整”的效用,就会发现自己的想法不够妥当了。[又添一乐] 这是我自己抓零碎的业余时间刻苦自学的一个简短总结,刊登在《张家口日报》上。事后感到这篇短文的缺点是未提到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与暂时离职上党校学习的区别。上党校有“学富五车”的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这与自学的成效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名师出高徒嘛。

一天不下田 没了发言权

(1962年1月17日)

荆人要攻打宋国,事先便派人调查了征途上必经的河水,过了些天,河水突然暴涨,荆人不知道,出师前又未重新调查,就在一天夜里冒冒失失地发兵涉渡,结果淹死了一千多人,没淹死的也都惊慌逃散了。

此事并不惊人,却很发人深思。请想,荆国浩浩荡荡的强兵厉马,为何在一刹那间竟葬送于一河之水呢?

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要取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必须要调查研究,这是一般人都承认的道理。但事物不断在变化,要永远取得正确认识,就须不断反复地调查研究,对此有的人就体会不足了。他们也常常像荆人那样,只满足于一次调查、一次认识,以为这就是事物的全貌,并把一次调查来的材料,当作一成不变,永远正确的东西,用它当作谈话的根据,行动的指导。岂不知,在他们完全相信这些陈旧的材料和认识是完全正确时,事物早已发生变化,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病万变,药则不变”,用这种死板、一成不变的方法去处理问题,怎不在事实面前碰壁呢?

多次地调查研究,是正确认识事物的重要方法。因为,事物是复杂的,多样的,一次调查,往往只能了解它的一面,不能了解多面;只能了解过去,不能了解现在;只能了解现状,不能了解历史;也就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性。这样,认识只能是片面的,肤浅的,不可靠的。要取得全面、深刻、可靠的认识,就必须反复、多次的调查。如果荆人对河水多调查几次,全面了解河水的上游和下游,现状和历史,现有的情况和可能发生的变化,认识和掌握河水涨落、缓急的规律性,荆军是决不会这么冒失、盲动的。

经过反复调查,认识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调查仍不能停止,不能一劳永逸。因为,认识了事物的规律性,只能作为行动总的指导,但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还会出现事先不能预料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要认识和掌握这些,又必须再作调查。如果以为掌握了事物的规律性,就可以万事大吉,不再做细致具体的调查工作,也会因不了解新出现的具体问题,而使工作被动。一位善于不断调查研究的生产队长说:“三天不出村,成了外来人”,“一天不下田,没了发言权”,就说明要领导好生产,哪怕一时一日也是不能忘记调查研究的。[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张家口日报》上,文中强调领导者特别是基层领导者要事必躬亲,不断调查,这在手工操作的时代是必须如此的。在今天信息时代,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决策者、领导者更须跟上经济形势,及时掌握市场的变化,过去的一日一察已经不够了,必须一时一察,一刻一察,甚至一分一察,不然就会错过商机。现代化战争的战场上也是如此,不然就要发生像在某国战争中飞机发射的导弹击中自己及其盟军的阵地那样的大错事。

掘井及泉

(1961年10月25日)“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这是《孟子·有为也章》的原文。意思是说,无论在事业方面,还是在学业方面,人们的作为,就好像掘井,掘到七九六丈三,而不及泉水,停顿下来,那还是废井。

掘井不及泉,停顿下来,弃井而走,这是少见的。但搞事业、求学问,没获成功,就遇难而退,半途而废,古时就大有人在。所以,很早就有“学如牛毛,成如麟角”之说,今人呢?半途而废者少了,但“学”与“成”之间恐怕也不能画等号吧。事实上,在生活中仍有这样的人,他们要立志学好那门学问,决心读完哪部书,发誓研究什么问题,开始还认真仔细,继而却兴趣淡薄,中途再遇到较大困难,便很快成了“泄气的皮球”,于是感叹曰:“这门学问太艰深,这本书太难懂,这个问题太复杂,还是搞些别的吧!”别的怎样呢?还是如此循环一次罢了。这不是很值得深思的么?

搞事业,求学问,均如掘井,必须要有韧性,要有“不达目的死不休”的决心。因为,这不仅要费尽力气,付出精力,经历相当的艰苦过程,在克服大小困难中前进,而且往往是越接近“出水”时,困难就越多、越大。革命导师马克思为写一部科学的经济学著作,原打算用三五年工夫,但经他收集资料和初步研究后,发现原定时间太少了,要彻底完成这部著作需几十年时间。他就毫不迟疑,毅然决然地付出毕生精力,40年后,《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终于问世了。王林鹤试制高压电桥,试验了370次没有成功,别人劝他放弃原来的打算,但他仍坚持下去,终于在371次试验中成功了。可见,古今中外,哪有不费力气就作出什么贡献的事?任何一点成就都是呕心沥血、坚持不懈的结果啊!

做事常常“半途而废”的人,往往是由于缺乏韧性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他们把事情看得过于容易,总想“一锹挖出水来”,不肯花工夫,经不住艰苦的折磨和困难的考验,即便立了大志,下了决心,发了誓言,也难以实现。还是列宁说得好:“不用相当的独立工夫,是无论在哪一个严重问题中也找不出真理来的;谁害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是在治学上偶有所感而发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听到马三立的相声《从零点开始》,讽刺一个人不断立志当什么家,却不想下工夫去做,最后一事无成。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年,河北省中考语文试卷中出了一个以“掘井”为题的作文试题。这说明,40多年来“掘井及泉”一直是人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今后怎样呢?还是请有心治学者和想干一番事业的人们自酌为好。

占领阵地

(1961年10月27日)

有一个青年人,好吃懒做,经常偷拿公家和别人的东西,几次被公安部门拘留、处罚。有一次他从拘留所出来,村里老支书幽默地对他说:“别胡思乱想啦,还是先占领阵地吧!”“占领什么阵地呀!”这位年轻人有点摸不着边儿。老支书指了指他的脑袋:“占领这块阵地呗!”“占领阵地”,这是革命战争时期常听到的一句话。那时,一个地方被敌人盘踞,革命队伍把敌人消灭或赶走,把阵地夺过来,有时还插上红旗,作为占领新阵地的标志。支书的话使我想起这样一个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有一个外号叫神刀手的战士,为了占领一个阵地,跟敌人展开肉搏战,他用刀砍死七个敌人;后来敌人反扑,他坚守阵地,又砍死七个敌人。这时他负了重伤,在心脏停止跳动的前一分钟,他还对战友们说:“守住阵地,坚决不叫敌人占领!”

如今,“占领阵地”这样的话已不常听到了,但这句话并未过时。老支书说的占领阵地,当然不是指过去的武装斗争,而是说的去占领“思想阵地”。思想阵地从来没有空白点,科学的思想不去占领,非科学的思想就去占领;一个人的作为,不是受科学的思想支配,就是受非科学的思想支配。在科学的思想和非科学的思想并存的情况下,说哪一个人的思想阵地,不被这样和那样的思想侵入甚至占领,“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拉高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一样的欺人”(鲁迅语)。因此,科学的思想必须去占领“阵地”,在这个“阵地”上高高地插起科学思想大旗。

在战争中占领阵地,需要革命战士手持武器向敌人作英勇斗争。占领思想阵地也需要武器,但这武器不是机枪大炮,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反科学的思想不敢赤裸裸地作怪,而它可以像“画皮”那样巧装打扮,它的衣衫可能是美丽的,它的言语可能是动听的,它的气味可能是醉人的。但只要我们紧紧掌握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其真与伪,好与坏,善与恶,正确与错误,就能鉴别得清清楚楚,任凭什么形形色色,也能弄清它的蹊跷,揭穿它的秘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听毛主席的话,耳聪眼明又胆大,妖魔鬼怪全不怕。”与此相反,如果思想中的科学观念薄弱,就容易受非科学思想的侵蚀。还拿那位青年来说,他也许听到过一些“甜言蜜语”,也可能看到一些“蝇头小利”,在他没有“戒备”的情况下,非科学思想就乘隙而入,占踞了他的头脑,支配他走向损人利己的歪路。这条路当然是行不通的。因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我们的头脑,占领和坚守好科学的思想阵地,把各种腐朽的反科学的思想清除出去,应当是我们年轻人努力的方向。[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人的思想没有空白,科学的思想不去占领,非科学的思想必定去占领,这个提法是对的。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拨乱反正的斗争,在批判、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削弱了,致使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在80年代末总结这十年的经验时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60年代初我写的这篇短文无疑会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影响,但基本观点是符合党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的。每一个人均应当经常反躬自问:“我的思想阵地是被什么东西占领了?”

以天下为己任

(1962年2月8日)“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古来就被赞誉的“胸怀大志,不求小利”的英雄气概。今天,“国”是劳动大众的国,“天下”是社会主义的天下。因此,以人民以社会主义的“天下为己任”,就不仅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标志,也成了勇往直前、战胜困难的巨大动力。所有成功者的事迹说明:只有树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大志的人,才能不畏险阻,坚持到底,对社会主义事业有所作为和贡献。这些人经风历雨,辗转奔波,闯过难关,创出奇迹,正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推动下,苦心经营,艰苦劳动的结果。

有些人,一切从自己的“小天下”出发,只看到个人鼻子尖上的一点小利益,在创业的道路上,一遇到困难,不是“抽闷烟、睡大觉”,就是“卷铺盖回家”。这样的人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世上的丰功伟绩,是有“吞吐天地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创造的。青年人要时不虚度,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摆脱“小利”的纠缠,以人民的“大利”为重,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人生观。

革命老前辈李大钊曾热情地教导我们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现在,“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已为革命前辈创立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建设得更强大、更富强。只有以建设这“青春之国家”为己任的人,才能和祖国一起“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否则,就有被“风浪”淹没的危险![又添一乐] 刊登在《河北日报》上,此文颂扬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最高的思想境界。现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出现了经济组织、就业门路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趋势,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还是应当提倡的崇高境界。因为,从思想观念来说,在允许多元化的同时还要强调弘扬主旋律;在承认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还要求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大力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持久与速决

(1962年2月20日)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争”的正确结论。然而,他同时又要求,作战时,要“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一曰“持久”,一曰“速决”,两者岂不矛盾吗?“持久”和“速决”,两者看来矛盾,实则是统一的。“持久”,是战略上的持久,“速决”,则是战术上的速决,战略上的持久战,不仅不排斥战术上的速决战,而且,需要战术上的速决战。

因为,持久战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一点一点地壮大自己,而这就需要取得许多战役和战斗上的胜利,没有这些局部的胜利,也就没有全局的主动和优势,持久战的胜利也就难以保证。可见,“持久”与“速决”,不但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为用的,是战略方针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战略上的持久”和“战术上的速决”的理论,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我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大国,要在这样落后的基础上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一蹴而就”,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也就是在战略上进行“持久战”。长期的艰苦奋斗,想在一个早晨就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但是,建设上的持久,绝不是时间越长越好,甚至坐着不动,等待“伟大日子”的到来,而必须“多快好省”地解决生产建设上的具体问题。大至一个工厂的兴建,一条铁路的铺轨,小至一亩地的耕耘,一车粪肥的送出,都要求越快越好地完成,只有这些一个一个的生产建设的具体项目迅速解决了,工业基础才会越来越雄厚,农业的产量才能一年年的增加,国力越来越强,从而日益接近我们的伟大目标。

战术上的速决,对于军队作战,要求“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对于建设者,克服生产建设上的困难,也要有这种英勇“杀敌”的气魄和雷厉风行的作风。生产如杀敌,不仅要在行动中争取主动,只有一步主动,才能步步主动;而且只有拿出十足的干劲来,困难才能很快被克服。无数事实证明,在建设上,一方面在战略上要有长期建设的思想,准备作持久的努力,不能“一步登天”,不能急躁;另一方面在战术上则要有“速决”的精神,要鼓足干劲,雷厉风行地向困难作斗争,迅速地解决一个个的具体问题,克服拖拖拉拉,言而不行,行而不果的疲沓作风,只有这样把“持久”与“速决”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胜利。[又添一乐] 此篇发表在《张家口日报》上,文中是针对“大跃进”时期党内外存在的一种浮躁情绪和急于求成的思想而写的。“战略上持久”和“战术上速决”是辩证统一的,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之一。在我后来的长期工作中学习和运用这个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赞“一股劲”

(1962年3月2日)

去冬,因公去官厅渔场。当时正是冰冻封湖的时候,三四十名船工正由水里往岸上拉木船,各人扯着各人的绳子,各自使着各自的劲儿,一个个累得呼呼直喘,船还是纹丝不动。这时过来了一个老船工,他叫人们将几条绳子连接起来,排成一字形的队伍,然后,他喊着号子,每喊一声,大家一齐用力拉一下,船就往岸上靠几尺,不一会儿,三丈多长的大船就被拉到岸上来了。“一股劲”,这是多么有威力的字眼!同是那条大船,又同是那么多人,各用各的劲和大家一股劲,效果竟这样不同。这件小事使我联想起了很多事情: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有时要攻破敌人的阵地,看来困难很多,但是兄弟部队互相配合,拧成一股劲,有的掩护,有的冲锋,有的主攻,有的打援,敌人阵地很快就垮台了。在生产上,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才分到土地,有的缺牲口,有的少农具,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组织起来,困难就克服了,发展了生产;以后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几家几户是办不到的,他们又在党的领导下,由互助组发展成初级社、高级社,从此,很多梦想不到的事变成了事实:害河成了益河,荒滩成了绿洲……依靠“一股劲”,能踏破千山,渡过万水,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依靠“一股劲”,粉碎了日寇的“牢笼政策”,打倒了“蒋家王朝”,推翻了“三座大山”;依靠“一股劲”,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多少事实都证明:一个个单独存在,可能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的,但,它们一旦合成“一股劲”,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要拧成“一股劲”,必须依靠全体成员的集体主义思想和自觉的纪律,往大处看,朝远处看,处处想到集体、国家和社会主义。前些时《青年生活》专刊上发表的共青团员刘宝顺爱集体、顾大局的事迹,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忘记:当大雨来临的时候,他放下自己正盖着的新房子,而去照管生产队晒在场里的菜籽;锄地的时候,他一锄挨一锄地精雕细刻,并向社员们说:队里的地锄不好,打不了粮食,个人的工分再多,也是白费!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千千万万这样能和集体拧成“一股劲”的人做支柱,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发展。如果与此相反,不和集体一条心、一股劲,结果不是把自己和集体隔绝,成为孤立的一晒即干涸的水珠,就是成为不听指挥的擅自弹奏的演员,搅乱了整个交响曲,使生产和工作遭受损失,当然对个人也没有好处。

党常常教导我们青年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加强纪律性。我想,广大青年同志们一定会听党的话,和党一条心,一股劲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发挥模范作用。[又添一乐] 小时候我就听大人们说,这么大的中国被小日本欺辱,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抱团,是一盘散沙。长大了,看书看电影,知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人民解放军打国民党反动派,总打胜仗,就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人民解放军讲团结,劲往一处使。所以,解放区的人民最爱唱《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会用笔了,情不自尽地写了这样一篇短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

当无人监督时

(1962年3月8日)

对于利己主义者,当无人监督时,是攫取私利,达到个人目的的机会。但对于真正的革命者,当无人监督时,仍能一丝不苟,毫不走样地为党工作,决不做一点一滴对人民不利的事。

革命回忆录《山中历险记》,记录了这样一件动人的事:邓洪同志独自一人受敌追杀,六天六夜没吃上饭,饿得只好用两手着地往前爬,爬到静无一人的菜园里,看到一株苞米上长着很大的苞米棒,就想掰下来充饥。但这时他脑子里却忽然闪出一个孩子的影子:也许……孩子每天都来探望这个苞米吧!也许,他已经计算好要靠这个苞米度过最后一天的夏荒吧!我能夺取他的吗?不能,不能!于是,他克制住饥饿的痛苦,放下那个苞米,把手缩了回来。

饿了六天六夜的人,决不偷吃群众的一个苞米,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一个人有没有这样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坚定性,关键在于有没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当他举手宣誓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他心里只有党、革命和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私心。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他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时时提防脏东西的侵蚀。

据说,高尔基的童年,就经常有各种丑事包围着他:贪财、酗酒、殴打、淫荡……但高尔基能严格要求自己,这些丑事不但一点沾染不了他,而且他还痛打过一个挑逗他、与他无耻纠缠的沙俄将军的寡妇。后来,他和托尔斯泰谈起这些事,托尔斯泰为之捧腹绝倒,并沉思地说:“您真有趣,太有趣了!在您本来有权作坏事的时候,而您却那么好。”高尔基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无产阶级的文学巨人,是与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时时提防脏东西的侵染有很大关系的。

我们这代青年,时时刻刻可以受到党的亲切教导,可以得到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我们要珍惜这宝贵的环境和条件,自觉地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和帮助。同时,也要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同样赤胆忠心,一丝不苟。[又添一乐] 这篇短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现在看也颇为有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逐步完善监督机制,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监督再多,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一个领导者的一天24小时的每个言行都能监督得到吗?不可能,所以监督不是万能的。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才提出在依法治国的同时,还要以德治国,即靠提高人的觉悟程度和道德水平来治国,使大多数人做到经得住权力、金钱、美色等诱惑,在无人监督时,自己有条件做违背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坏事时,也能克制住自己坚决不做。

弃小利就大谋

(1962年3月20日)

赖传珠上将在《古田会议前后》这篇革命回忆录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大意是:二纵队在毛党代表亲自率领下向江西进军,一纵队的一个游击排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我们的手下败将。于是赖传珠同志立刻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毛党代表不慌不忙地询问主张打的理由。赖传珠同志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党代表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大意是: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的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听了毛党代表的分析,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赖传珠同志和大家都急忙表示不打,并提出:“掩护转移,继续前进。”

这段故事并无惊人之处,但却使人深深感到毛党代表观察问题的精明: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敌人本来就是块不顶打的“烂豆腐”,现在又送上门来了,“掉锅的兔子,不逮还等什么?”似乎很有道理。但,毛党代表则从战争的全局观察这个问题。他认为,就局部来说,“打,可能把敌人消灭,”但从全局来说,这次行军的“任务是要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必定耽误时间”,打,“还可能有伤亡”,这都是与全局,与实现主要任务不利的。因此,就应放弃“小利”,“顾全大局”,不但不打,还应“掩护转移,继续前进”。否则,就会“因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了”。可见毛党代表观察问题英明、正确,但并不是他有“神机妙算”,而是由于他站得高、看得广,把“全局和局部联系起来观察”,从全局出发考虑得失,弃小利而就大谋。

弃小利而就大谋,不仅是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全国国民经济就是“一盘棋”,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大战场”,全局和局部是密切联系的。经济建设的“大谋”,就是使这“一盘棋”走赢,使这场“大战斗”最后胜利。任何局部的小利不但不能影响,而且必须有助于“大谋”的实现。因为,局部是依靠全局而存在的和发展的,全局存在和发展得好,就为局部的发展创造条件,有时全局暂时影响了局部,也不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全局得到巩固和发展,局部问题迟早能得到解决;但是,若全局失利,即使局部得利,也不能保障。俗话说:“金瓶破碎,花纹无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卢新铭部的确是块软豆腐,弃敌不打完成与主力会合任务,红军力量壮大后,不但能消灭卢新铭,而且能打垮整个反动统治。但是,若打即使取得胜利,因此影响与主力会合,全局失利,原来的那点胜利也就保不住了。

在实际工作中,要自觉主动做到以局部服从全局,弃小利而就大谋。就不仅要了解局部,更要通观全局,不仅眼中有“小利”,腹中更要有大谋。并加以衡量,“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有的人也权衡利弊,但不是站在全局之中,而是站在全局之外,在局部的小圈圈里打小算盘,算来算去,总感觉局部利重,全局利轻,这是“本末倒置”的算法,这样下去,就势必以局部而损全局,最后连局部小利也不保险,甚至“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权衡利弊,绝不只是方法问题,更重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张家口日报》上。从媒体报道得知,近几年来,三峡库区近百万人民为了使这项大工程的顺利进行,而迁出祖祖辈辈生活过的热土,背井离乡,到遥远的陌生的地方安家落户。他们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弃个人小利”而“就国家大谋”。这个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的公式,革命战争时期是如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依然如此,到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还是如此,社会经济文化越发展,人类的文明程度越高,就越应该如此。它可能是人类社会必须永远遵循的一条铁的定律。

党员领导干部也应当过组织生活

(1962年7月23日)“小组长同志,我们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呢?”“开过啦。看到首长很忙,没通知你。”“哎,那怎么能行!作为一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这是在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和他的警卫员、党小组长的一段对话,值得我们党员深思。

在我们党的生活中,有个别的领导同志却不是这样的自觉。他们是党员,却常常借口工作忙、事情多,长期不过组织生活,认为开党小组生活会,只是一般党员和下级党员干部的事,自己可以“特殊”,这是不对的。领导和被领导之分,只是革命的分工,而在党内则都是一个普通党员,都应遵守党的纪律和过组织生活,“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

一个领导者,工作忙,事情多,在个别时候不能参加组织生活的情况也是有的。但在通常情况下,能否以一个普通党员的态度按时参加组织生活,不只是对他的党性如何的很好鉴定,也是衡量他有没有民主作风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党的小组生活会上,要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讨论、揭发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一个领导者,特别是基层领导者,以普通党员的态度积极参加这样的会,不仅能经常受到同志们的批评、监督,不断克服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更能从同志们的畅所欲言中听到大家的“心里话”,便于发现问题,改进领导工作。

另外,党的小组长也有责任主动地通知领导同志按时参加党的小组会。有些问题,必要时还可在会前跟领导同志商量。如果领导同志确因工作忙,不能脱身参加党小组会,要说明情由,向组长请假。在这个问题上,党小组长不应有顾虑,因为领导同志参加党小组会,不仅是党的生活制度所规定了的,应该按制度办事,而且对于指导过好党小组生活,是有直接帮助的。[又添一乐] 我所在单位已经退休的一位党员领导干部多年不过党的组织生活,所在党支部的党员很有意见。听说,其他单位也有类似情况。发表在《张家口日报》上的这篇老文章,虽然质量一般,却仍有现实的针对性,故此,也收了进来。

从“老马识途”谈起

(1962年8月16日)《韩非子·说林上》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管仲跟随齐桓公讨伐孤竹。春天去,冬天才回来。在回来的时候,迷失了道路。管仲说“老马的智慧是有用的呵!”于是把老马放开,让它自己在前边走,而人们在后边跟着前进,结果找到了正路。

老马气衰蹄笨,虽然失去了当年的骏容、剽悍和敏捷,似乎一无可取。但管仲却发现“老马识途”,重视和利用了它的智慧,从而在迷惘中找到正路,这的确是一件发人深思的事。所以韩非子感慨地说:“像管仲这样大智慧的人,还要以老马为师;今天人们不知师法圣人,不是大过错吗?”

在我们青年人中,像管仲那样眼睛向下、虚心求教,从而得正路而前进的人是很多的;但确乎也有些青年人还缺乏管仲的品质。他们平时虽然把向老教授、老专家们请教,看成求之不得的事,对学习系统的理论,听有名的学术报告,也举双手欢迎;然而,一提去向不知名的老工人、老农民请教,去学习他们好像平凡、零碎的经验和体会,则皱紧眉头,颇有几分抵触情绪了。为什么?据说那都是“人们共知的老一套”,没有什么出奇的。“人所共知的老一套”果真“没得用”了么?最近在乡下看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后生赶着牛车过河,河里涨水淹没了原来的路,不敢通过。这时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汉,他上了车,摇晃了几下鞭子,牛车便涉过河水。后生又喜又惊,不知所以。老汉说:“十五年前打游击时,我就把这一带的河套走熟了,哪深、哪浅、哪硬、哪软,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其实,这些老人的经验何尝只在过河上,由于他们年高德重,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走山湾、穿树林,养羊饲畜,种地积肥,勤俭过日子等等,对于他们可能是“老掉牙”的事,但对缺乏经验的青年,也许有好多是全新的,是第一次发现的真理哩。

当然,老年人的经验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可用的,也有不可用的,有精华,也会有糙粕。这就需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去接受。如果一概认为是人所共知的“老一套”,采取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的态度,固然不会受到糙粕的侵害,但也得不到精华的滋养。“种天花可以取得免疫力”,分析和批判糙粕也能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但是,那些老工人、老农民的经验,精华部分还是主要的,是不可缺少的借鉴、前进的阶梯和迷途时引导我们找到正路的“老马”,万万不可轻视![又添一乐] 此文发表在《河北日报》上,它针对当时有些青年干部不珍惜老年干部的智慧和经验,而使自己在工作中走了弯路的问题而写的。近些年来,高兴地看到科技界、文艺界、传播界有许多已经退了休的老专家又被反聘担任一些力所能及的职务,对青年人茁壮成长起到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遗憾的是不少老的行政管理干部离退休后却受到冷落。其实这些人的智慧和经验也是很宝贵的。试想,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大贪官们,如能早些时候稍微虚心一点向这些老干部了解并感悟一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廉洁奉公的事迹,使自己在权、利、色面前有所警觉,不会这么快就沦落到如此可悲的下场吧!

不要被小小“磁石”干扰

(1962年9月27日)

信鸽有灵敏的方向感。任凭你把它带到哪一个偏僻的角落,放在相当遥远的地方,也不论是在明朗的白天,还是黑暗的夜晚,它都能辨清方向,准确无误地飞回老家。人利用它这一“特长”传送书信,千百年来,它赢得了“信使”的美名。信鸽这种可贵的方向感是怎样取得的呢?曾有一位科学家带着五只鸽子,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放飞,都准确地回了家。第二次他又到同一地点放飞,在每一只鸽子的翅膀下系了一块小磁石,结果有一只回了家,其余的都没有回去。原来,鸽子是依靠地球磁场的磁力线来定方向的,一旦在翅膀上给它系上一块磁石,就扰乱了它对地球磁的“感觉”而迷失方向。

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遇到各式各样的“磁石”,这就是形形色色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反科学思想。它虽然已是残余,却仍可以使一些人迷失方向,走错道路。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则不会为这些小小的“磁石”所迷惑,所吸引。因为吸引他们的是像地球磁场那样有巨大吸引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论在深山、野林、战场、监狱,暴风骤雨中,和风丽日下,他们总是坚定不移地向着这个伟大的目标前进。我们读过夏明翰就义前“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壮烈诗句;读过《红岩》中那些革命志士们在敌人的千百毒计面前,毫不动摇的英雄事迹。真正的革命者是任何障碍都能冲破,任何脏物都能摆脱,污不可沾,尘不可染,坚定的革命方向是任何力量也动撼不得的。

明确而正确的政治方向,对我们青年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但是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却像鸽子那样,无力摆脱社会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磁石”的干扰,仍免不了迷失方向。因此,更可贵的还是能够摆脱生活中的“磁石”,永远朝着正确的方向坚定地前进。小说《创业史》里的青年农民、共产党员梁生宝就是这样的人。“图富足,给子孙们创业的话,咱就得走大伙富足的道路……现时搞互助组,日后搞合作社……”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能这样做。在他搞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曾遇到多少困难!富农的阴谋破坏,富裕中农的吹毛求疵,代表主任郭振山的泼冷水,还有继父梁三老汉的唠叨阻挠,缺粮、缺钱、缺牲畜,不少人退出了互助组,最后竟只剩下三户了。但,这丝毫也没有使梁生宝对集体化的方向发生动摇,而坚信这条路是走对了。他满怀信心地说:“三户就三户,三户也要实行计划!”在他的坚持下,互助组,这“天旱时的一棵嫩苗苗”,终于在党的雨露、阳光下,逐渐扎根长叶,开花结果了。不被困难吓倒,按照正确方向前进的人,必定能得到胜利。

青年人不要像信鸽那样被一块小小“磁石”所干扰,永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最主要的就是要学习好毛泽东思想,听党的话。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革命精神,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永远向前看;另一方面,还要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把那些反科学的“政治微生物”等“磁石”之类的东西,经常洗涤,清除,使机体健康,方向明确。现在不是有这样的青年吗?他们好像也知道正确的科学的方向,但是一旦遇到暂时的困难,或遇到个小小的曲折,反映到他们头脑里,就成了一块“磁石”,就辨不清正确的方向在哪里了。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磁石的干扰,这在物理电磁学上是最简单的事例了。但是,社会上能干扰人们前进方向的“磁石”并不那么易懂,有时还深不可测,故而写了此文。现在,已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方式、就业门路以至意识形态等,由原来的一元化变成了多元化,社会上构成干扰人们的“磁石”更多、更大起来。一位在旧社会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说过:人的一生是漫长的,要走多少万万步,但其中最能决定一生命运的步子并不多,也就那么两三步。希望人们在迈出那决定一生命运的几步时,千万要顶住“磁石”的干扰啊!

压疼了肩膀以后

(1962年10月11日)

最近,接到一位回乡生产的青年朋友的来信,其中的一段颇发人深思:“自从第一次担水压肿了肩膀,好长时间使我对担水存有余悸。扁担刚压在肩上就觉得沉得不行。一天,对门王大爷说:‘挑担子越重越要挺起腰杆儿,像你这样缩头缩脑的,再轻也会觉沉的。’后来,我照他说的试着昂起头,挺直腰,迈开大步往前走,果然不那么死沉了。就这样锻炼了半个多月,肩膀一天天有了劲,不仅能和社员一样挑水,还能担百八十斤柴,或两筐粪,我这瘦骨伶仃的身躯,也慢慢粗壮起来。”

压疼了肩膀,这对于初挑重担者是难以避免的。但,压疼了肩膀以后应怎样对待?不能从此“洗手不干”,这样永远也学不会挑担子的,也不能畏畏缩缩,被担子“统治”得直不起腰来。应当像我的朋友那样,解除对担子的畏惧,满怀信心,昂起头,挺直腰,抱着我要“统治”担子,不让担子“统治”我的态度,坚持下去。

从朋友的信中还说明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陌生工作的问题。“万事开头难”,当初次从事一件陌生的工作时,由于经验不多,知识缺乏等,常常会出现与“压疼肩膀”类似的事。还以参加农业生产来说,初次锄地会磨破手掌,初次割草会划破手指,初次踩泥会扎破脚心,初次赤臂会晒得脱皮……其他,初次游泳会喝水,初次骑马会挨摔,初次写文章也会被人讥笑为幼稚……总之,在“开头”时,吃点亏,受些苦,真是在所难免。从事这些实践的“生手”,若是没有“干到底,做到家”的精神,磨破了手就扔下锄头,摔了跤就不再骑马,第一篇文章失败就再也不肯动笔……还怎能使革命胜利,建设成功,通过艰难漫长的道路而达到幸福的共产主义呢!

无数的革命先辈和革命战士们,在参加革命前不少人是对革命“无知”的,但参加革命后,他们在白色恐怖中冲杀,在残酷环境中锻炼,不仅给人民打下了江山,也把自己锻炼成革命内行。在建设事业中,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苦心钻研,又成为各方面的建设专家了。“一树梅花伴水仙,北风强烈态依然,冰霜雪压身犹壮,战胜寒冬骨更坚。”何香凝老人的这首诗多么深刻、形象地描写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我们青年应该好好学习革命家们的榜样,在建设新农村的战斗中,压疼了膀子以后采取正确态度,在克服困难中锻炼成坚强的战士。[又添一乐] 此文是为下乡劳动的知识青年而写的,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现在看,干革命和搞建设,在干与成之间,都会遇到困难,因此也都有一个压疼肩膀的问题。当肩膀被压疼怎么办?一是要挺得住,二是要思考“压疼”的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这里的关键是前者。

路标礼赞

(1962年12月1日)

路标,你可能是一条又薄又窄的小木板,也可能是四棱见方的小石墩,你并不华丽。但是,你坚定地站在路旁,不管寒来暑往,风吹日晒,永不动摇地坚守自己的岗位。你没有林荫树的翠绿叶子,给道路增添色彩,也不唱路旁小河那样动人的歌曲,消除赶路人的寂寞。但是,当人们一旦迷了路,将误入歧途时,你却准确地指出前进的方向,使迷途者步上康庄大道。

路标,你上面画着一个箭头,写着一个地名,寥寥数字,简单、平凡,但上面却含着千真万确的真理。记得我十岁那年,外出迷了路,黑了天,来了暴风雨,眼发黑,心里急,正在三岔路口上徘徊。闪电一晃,突然在路旁发现一个立得笔直的小木板,箭头指定的方向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家乡的名字。路标!我又惊又喜。尽管这时更加风紧雨急,但眼亮了,胆壮了,按着你指的方向,走回了家。从此,我便把你当作真理,无限地感激你,信任你,用尊敬、热爱的目光望着你。

路标,你胸怀坦荡,大公无私,对谁都公开自己的真理。世上不只我一人受你的指引,那一群群的赶路人,那一行行征途上的车辆,那一串串的骆驼队……所有愿意走向正路的人,都感激你的指引,相信你的真理,得到你的好处。你把一切贡献给大家,却从不计较大家的一切。你给大家的东西多于大家给你的东西,而这正是你所希望的。[又添一乐] 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上看到,辽宁省有一位退休干部几年来无偿为3000多名下岗人员介绍了他们满意的工作岗位,看后令人肃然起敬。我把刊登在《张家口日报》上这篇短文收进此书,是想借此表达我对这些作为“路标”的人的赞美。

有感于“老孙受屈”

(1962年12月12日)

同志,你看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部影片吧?白骨精要吃唐僧肉,巧变美女、村婆、老翁,三次去欺骗唐僧,都被孙悟空识破,把它打了个惨败。但,不辨黑白的唐僧却不满意孙悟空的做法,反而限制、责骂、用金箍咒惩罚,最后竟把他从取经队伍中“开除”出去。

当我看到老孙忍屈别离了师父,独自凄凄惨惨回水帘洞时,不禁深深叹了口气:“这岂不委屈了好人!”可是,孙悟空却冤而不悲,屈而不怨。在师父面前总是苦苦相劝:“不降妖魔难取真经”;被“开除”后,仍是“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路上取经僧”;当他获悉师父遇难时,则毅然离山前去搭救;灭妖获胜了,唐僧惭愧地说:“徒儿,为师委屈你了。”老孙却不念前屈,忙说:“师父,取经赶路要紧。”至此,我对老孙的同情全然变成对他深明大义、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的敬佩了。这是神话么?不,这是生活中忠与勇的美丽象征!

我们革命队伍中,像唐僧那样不识真伪,诬良为奸的人是极稀少的。但,“老孙”式的人物却不乏其人。电影《红霞》中的红霞,曾被乡亲们错认为“怕死随了豺狼去,村里无有你这人”。但她并未因此而减少对敌人的仇恨,而是千方百计将敌人一步步引入绝境。使敌人全部被歼灭。小说《红岩》中的华子良为了完成最后一项革命壮举,长期忍辱负重,宁当同志们眼前的“胆小鬼”,也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完成党的嘱托。这些形象都是令人感动、钦佩的。

革命者之所以具有这样崇高的品质,是因为他们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科学头脑,他们深知: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一桩前人未曾从事过的艰巨事业,它比“西天取经”更为复杂、艰苦。在革命的征途中,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妖魔鬼怪”的阴谋破坏,而且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和受认识水平的限制,使“有些同志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事情上,受到某些不正确的批评和打击,甚至受到某些委屈和冤枉,这也是难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此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应像“老孙”那样,冤而不悲,屈而不怨,永不丧失对革命事业的那颗耿耿忠心。

在今天,我们受红霞、华子良那样“委屈”的“机会”是极少有的,但受到某些不正确批评以及错误处分的情况仍可能遇到。因而感到异常痛苦,甚至怨恨在心,这是不对的。当然,错误批评别人的人是有责任的,但我们应明确:这些同志一般来说用心是好的,他们一般的也是从帮助同志和做好工作出发。让同志“受屈”,并非出于本意,因此,对于他们一时的主观和武断的行为应该谅解。怨恨之情不可有,谅解之心不可无。这是一个革命者不可缺少的“雅量”。

真正的革命者是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因此在他受了不正确的批评时,非但无怨恨之心,而且也决不消沉松劲。这就是,当他受别人表扬赞美时,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革命事业奋斗;在他受到“委屈”时,也同样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革命事业奋斗。因为他工作不是为了某一个或几个人,而是为了整个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样,怎能因一些误会或委屈而动摇自己的意志和削弱自己的锐气呢!自己受些委屈对革命事业并不一定造成什么损失,但若因自己受屈而消沉下来,甚至“躺倒不干”,就会使革命受到损失了,这是革命者不能容忍的。刘少奇同志教导我们应该经得起误会,其道理也就在这里吧!

能“经得起误会”,“受得起委屈”,是一个革命者具有高度政治修养的表现,具备这样的高尚品质和广阔胸怀,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下决心在实践中锻炼,忠心耿耿,“如磋如磨”地修养自己,一定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张家口日报》上。撰写此文有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使党内外一大批正直的有才华的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我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通过此文为他们唱赞歌的。同时也想暗示少数出于不正当的目的而借机整人的人看看,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是不怕挨整的,在精神上是整不倒的。这正是我们党和革命队伍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今后,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和政策的废除,党的建设的加强,机制的转换,法制的健全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在党内外错误地整人的事大大减少了。但是由于某种误会的发生,难免会使一些人受屈。因此,“老孙”的精神还是不可忘掉的。

可用物件总宜珍

(1963年3月13日)

一次我借用老马的钢笔,临时写点什么。老马是文艺工作者,他的笔该是很好的了。不想拿到手一看,笔杆的一端已裂缝,用细线捆着,写起字来,笔尖有些秃……总之,这是一支相当破旧的笔了。我不禁惊讶地问:“你是作家,怎不换一支好笔!?”他谦和地一笑:“还可用,看用它写的字不是很清楚的么。”接着就诙谐地随口背诵了徐特立老人在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时写的一首诗: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这笔虽说不是公家物件,也是可用物件呀!”

这件事很使我感动,久久不能忘怀。按说,一位勤勤恳恳的作家,凭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凭党和人民对他辛勤劳动付予的报酬,使一支好钢笔,甚至是贵重、精制的笔,也算不上浪费、奢侈。但他丝毫不这样想。他认为:可用物件,就应使用下去,不应抛弃,旧的能用,决不买新的。这对他不是负担,而是乐事,不是不体面,而是光荣,在艰苦的环境中是这样,在生活充裕的今天也是这样。这种对一点一滴的可用之物,极为珍惜的精神,多么的可贵!

有人可能说:钢笔不是珍奇之物。是的,我们的每一个百货商店的货架上都摆着各式各样的新牌金笔,物美价廉,琳琅满目,可随意选购。但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却完全不是如此。据说在1941年前后,被日寇残酷扫荡而缺衣少食的解放区,做文字工作的就是没有钢笔用。为了解决笔的问题,革命战士们用废子弹壳磨制笔杆笔帽,用子弹板的铜排条打成笔尖,用木头刻成笔舌,这种自制的钢笔虽比高粱秆制成的蘸水笔强些,但可以想见,它也远不及今天的旧笔好用吧。可见,对可用的旧笔仍珍惜备至,不是很当然的事么?

其实,何止一支钢笔,我们今天使用的看来很平常的物品,有许多不仅是根据地奇缺的,曾为革命战士渴望的,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而且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因此,对它们“必须十分爱惜”,“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毛主席语),充分发挥它们的效能。只有这样,才能节约开支,增加积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否则,桌子旧了就买新的,房子旧了就拆了再盖,对可用之物不加爱惜,甚至挥霍浪费,这不仅有辜前辈的心血和期望,而且社会主义的幸福大厦又怎能建成?“可用物件总宜珍”,的确是每个建设者应有的品德。[又添一乐] 此文是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水平异常低下的情况下写的,发表在《河北日报》上。现在,物质财富比那时丰富多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是否还需要珍惜“可用物件”呢?回答是肯定的。勤俭、节省、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和我们党的传统美德,中央电视台2001年9月份的一个“对话”节目中,场内观众为节目嘉宾袁老师仍穿着15年前买的一双旧式皮凉鞋而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太原钢铁厂老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李双良退休后的十几年从废钢渣中拣回几亿元财富的动人事迹至今仍广为传颂。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传统美德在今天仍受到人们的崇尚。

粪筐与象牙筷

(1963年4月2日)

听说有一位公社书记,凡去到生产队工作,总要背上粪筐。每进一村,先送给生产队一件礼物,就是一满筐粪。这样一来,队干部、社员在赶集、下地、探亲时,都背上了粪筐。社员们提起他,都亲切地称他是“咱们书记”。他穿戴朴素,感情、举止已和群众融为一体,社员书记之间,无话不说。

听了这个故事,我想起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某些情节,连长把陈喜抛掉的布袜子又还给他时说了这样一句话:“穿上这双老布袜吧,还是它结实、耐穿,穿着它,脚底板硬,站得稳!过去穿着它,能推倒三座大山,今天穿着它能改造南京路!”两个故事,都说明艰苦朴素的重要意义。下乡背粪筐,自觉过艰苦朴素的生活,固然首先需要很高的政治觉悟作基础,但,粪筐一旦背上,它又对人的思想、作风的修养,起着重要的“反作用”。俭以养德,纯洁、朴素的生活,实在能增强人们的群众观点和锻炼坚强的革命意志。

与上面说的相反,奢侈的生活,必会腐化人的思想,削弱斗志。有人常以“一两次的浪费塌不了天”为口实,放松警惕。这是不对的。《韩非子》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纣王叫人给他用名贵的象牙做了一双筷子。箕子看见后很担忧。他认为,用了象牙筷,就不会再用陶土的碗碟盛菜,必须用玉杯、玉盆才相称;用了玉盆和象牙筷,也就不盛粗菜了,必须盛象尾豹胎一类珍品才相称;吃象尾豹胎,也一定不穿粗麻布、住低房了,一定要穿绸缎,住高楼大厦。纣王不知改悔,真的发生了“连锁反应”,不断扩大享乐欲望,也就一天天腐败下去,终于弄得身死国亡。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也证明,凡是贪图安逸、享受的人,如果不提高警惕,其结果是很明显的:起初他们身上长一层细菌,接着他们渐渐就变成一些灰色人物,随后他们就染上一种庸俗习气,末了他们就变成十足的庸人。这才是真正蜕变的道路。

在“粪筐”和“象牙筷”这类生活小事上,也是马虎不得的,应当从小事上得到有益的启示。[又添一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是比较廉洁的,即使这样,党中央仍不断向全党敲响防腐倡廉的警钟。这篇短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的。现在,今非昔比了,不廉洁的干部多了,甚至出现一批触目惊心的大贪官。在此情况下,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的这篇短文虽为“老调”却仍有“重弹”的必要。

是“生活小节”吗?

(1963年4月17日)《夺印》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坏分子陈景宜为新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文进备了一桌酒席,大队长陈广清说声“来来来”,就入座拿筷;但何文进见此情景,则毅然谢绝,匆匆而去。

这桌酒席,是陈景宜们“一宵没睡觉”,精心编织的“罗网”,妄想通过它,把新任支书“抓到手里”,永握小陈庄的“印把子”。因此,吃与不吃,这“生活小节”便成为要不要群众的大事了,成为“夺印”能否获胜的大事了。何文进毅然谢绝,扬长而走。我们说他走得对,走得好,走得正。这一走,使敌人圈套落了空。

以吃喝作为诱饵,是阶级敌人惯用的伎俩之一。在革命战争中,敌人对被俘的革命者,用酷刑摧残他们的躯体无效时,就用美酒、香肉引诱他们“上钩”,以使他们丧失斗志。吃与不吃,关乎到革命的立场和大节。因此,真正的革命者都像许云峰在徐鹏飞的山珍海味的餐桌上一样,向敌人庄严宣布:“今天的满桌酒席……这全是你们搜刮来的人民的血泪!告诉你们,共产党人决不像你们国民党这样卑鄙,拿人民的血泪来填灌肮脏的肠胃!”

在革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里,有的人把吃与不吃完全视为生活小事,不再严肃对待,不再约束自己,这其实是最容易上当的。革命的胜利,阶级敌人由公开转向隐蔽,将炮弹换成糖弹,他们要通过生活的渠道,以思想毒菌侵蚀革命队伍。如不加警惕,在任何场合下不作分析地“饭来张口”,就很容易落入坏人的圈套,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夺印》里的大队长陈广清一类的人,不就是活证明么!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生活上也紧紧和群众站在一起。有了这样的革命思想和作风,不仅对敌人摆的酒肉吃与不吃上有正确的选择,而且对敌人的绸缎穿与不穿,金钱要与不要,奉承听与不听,欺骗信与不信,等等,也都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在生活小节上也提高革命警惕,敌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机可乘。[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同上一篇为姊妹篇,重看后就只“乐”不叙了。

能耐来自赤心

(1963年4月13日)

前些日子,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山东省70万名复员军人和革命残疾军人,他们大都在革命战争中受过锻炼和考验,回到农村以后,在基层经济发展中成为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现在,复员军人和革命残疾军人被选为农村基层干部的约占全省社、队干部总数的30%,在革命老根据地约占60%以上。根据92个县、市的统计,去年有13000多人出席了县、市的各种积极分子大会。

看了这条消息,使我想到共青团员如何看待发挥模范作用的一些问题。有的青年朋友强调,起模范作用必须先有“能耐”,先有比一般人都高的文化水平和强壮的身体等,否则就不能起模范作用。但是,请看看这些复员、残疾军人,他们有什么“得天独厚”的条件呢?论文化,原来大多数人是不高的,入伍后,虽然学了些文化,但也不会像正规学校学的那么系统、全面吧;论身体,有的因在战争中受伤流血过多体格衰弱,有的还落下了残疾;论“能耐”,他们拿了七八年或十几年的枪杆子,很多人打仗是内行,干庄稼活,领导群众生产却不比经常在农村工作、劳动的人有经验……看来,他们是颇为欠缺那些同志提出的所谓“先决条件”的,但是,他们又千真万确地是农村广大青年和社员的模范,是农村经济的“台柱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呵!这“秘密”究竟在哪里呢?我想,“秘密”就在他们首先具备了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树立了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具有一颗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心。

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心,一个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美丽灵魂,不仅它本身就是令人崇敬、学习的对象,而且只有它才能使人的“能耐”有用武之地。“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今天的德和才,虽然与古时的不同,但它却说明:“才”,也就是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必须被“德”,也就是被社会主义觉悟“统帅”起来,用在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上,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一个人,他的文化可能是低的,知识可能是少的,但高度的革命觉悟却可以使他“有一分热,发十分光”(江姐语),使他“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语)。以往的革命者是如此,今天的建设者也是如此。《创业史》中的代表主任郭振山,论经验、能力、聪明、干练,远比“嘴角带乳毛”的梁生宝强得多,但带领“蛤蟆滩”群众走合作化、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的却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究其原因就在于两者的心灵深处,一个是自私自利,一个是大公无私;一个是个人发财的私欲迷住了心窍,一个是社会主义理想武装了头脑。如果只强调“能耐”的大小,而忽视“赤心”的有无,模范作用起不了,还难免误入歧途哩!

当然,正确的思想不是空的,它要通过实际的生产、工作和斗争表现出来。怎样取得这种“能耐”呢?这仍不是单纯技术,而又直接涉及到“德”的问题了。有的人从个人名利出发,挑肥拣瘦,于己有利则学,无利则弃,投机取巧,知难而退,是永远学不到真正“能耐”的。而真正的革命者则是从人民和革命利益出发,凡群众和革命需要的,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也要学到手。那些复员、残疾军人同志,原来他们对农业是“陌生”的,但是他们却精通了农业上的“十八般武艺”,做出了成绩,成为人人敬佩的模范人物。这正是他们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事业心,经过顽强努力、刻苦钻研、克服一切困难的结果。有人说,技术、文化低,不能起模范作用。以上事实证明,只要有远大理想,只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赤心,技术是能学到的,文化低是能提高的。[又添一乐] 此篇是当时读报有感而生的,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现在看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何谓“赤心”文中讲得不够全面,现在党中央强调“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其实是对“赤心”内涵的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在使用、选拔干部上坚持德才兼备,对文化文艺工作者提出德艺双馨,要求工商人士德利并重,等等,均将德也就是“赤心”放在首位。石家庄市政协委员们说得好:“人无德不立,市无德不兴。”有一位外国诗人说过:一个人在才能上有缺陷,可以用道德来弥补。一个人在道德上有缺陷,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的。

走雷锋的路

(1963年5月4日)

最近,在一个农村团支部办的壁报上,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火车走铁路,轮船走航路,青年要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走雷锋的路。”

看了以后,颇有所感。走什么样的路,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古往今来,谁都要对这个问题作出选择。据说我国的登山英雄们,为了攀登上珠穆朗玛峰,出发前曾在“选路”上花了很多工夫,先派侦察组作了周密侦察,又对侦察的材料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才从四条路中选定一条最好的路,登上世界屋脊。登山如此,人生更是如此。远的不说,在“五四”以前,就有不少青年,虽然对旧势力抱定“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决心和“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无限愤慨,但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仍“一事无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青年才明确了斗争方向,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引导中国人民,沿着正确的航道,绕暗礁,顶风浪,奋勇前进,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革命前辈李大钊同志说过:“青年呵!你们临开始活动之前,应该定定方向。”这的确是金石之言。雷锋同志所以能由一个“不懂事的苦孩子”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正是因为他把毛主席著作当作“粮食”和“武器”,当作汽车上的“方向盘”。并且活学活用,学用结合,以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从而走上了一条光荣正确的人生道路,使自己短促的一生放射出瑰丽的光彩。

有些青年说:我们苦里生,甜里长,又有党的引导,不会选错道路,迷失方向。事实果真如此吗?很多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并不切合实际。刘介梅不是党从苦水坑里救出来的吗,为什么他“好了疮疤忘了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想利用旧社会残留下来的小私有者的私有心理,时而吹出邪风,时而喷出毒雾,千方百计地腐蚀我们的思想。那些意志薄弱和缺乏高度革命自觉性的人们,就往往抵抗不住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同时,我们也应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但是,掌握这个真理并不是自发的,不经过努力就能够被人们所认识的。工农出身的青年,有的没有直接经受过阶级剥削和压迫,思想根本不会“自然红”;有的经受过阶级剥削和压迫,有一些自发的阶级觉悟,但要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需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经过长期地艰苦地学习、锻炼、提高的过程。如果不注意改造思想,就容易忘记过去,变成鼠目寸光、视野狭窄的人,这种人极易成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俘虏,走上和党指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道路。因此,无论是出身好的或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改造思想是个艰苦的过程,必须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像雷锋同志那样,“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使自己“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有的人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当作“镀金”、“装门面”,读了几篇毛主席著作,甚至连字句也没弄懂,就“浅尝辄止”,夸夸其谈,以此炫耀自己;也有的人,虽然读了毛主席著作,但不愿意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没有决心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种人,学得再多,背得再熟,也无济于事。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和建设的武器,也是改造思想的武器。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就是思想改造、破旧立新的过程。通过学习革命思想战胜了落后思想,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一个进步,一个收获。在革命时期,很多青年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有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走到了底;有的却动摇了,甚至离开了革命队伍?现在也有很多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什么有人进步快,有人进步慢?追其原因,就是能不能“得精神”,敢不敢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肯不肯用毛泽东思想严格要求自己,指导自己的行动。此外,要想学好毛主席著作,还得有雷锋同志那种坚韧不拔的“钉子精神”和“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到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的学习方法,处处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行动的指南,让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开花结果。

青年人没有经受过严酷的实际斗争的考验,缺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要想永不迷失方向,就必须坚决走雷锋的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这条路上,停顿下来,则必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离开它,就会遭到火车出轨,轮船触礁的危险。只有在这条道上走得稳,走得快,走到底,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才能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又添一乐] 此文是应《河北日报》编辑部之邀,为纪念“五四”青年节而写的,刊登在《河北日报》上。“走雷锋的路”在当年是个响亮的口号。今天不仅对青年而且对所有的人仍没有过时。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说明雷锋精神在人们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此时无声胜有声

(1963年5月23日)

雷锋同志星期日给同志们洗了五个床单,别人问,也不声称是自己做的;自动替老太太背大包袱上火车,老太太感激地再三问名字,他回答是:“我叫解放军。”对于雷锋这些平凡动人的事迹,有位同志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时无声胜有声。”“此时无声胜有声”这句赞语,拿来赞美雷锋默默无声、埋头为党为人民工作的高贵品质,再贴切也没有了。是的,雷锋,他热情帮助了别人,而从不显功;他做出突出的成绩,永不炫耀;他得到党的表扬、奖励,始终都把荣誉记在党的账上……在这“无声”之中,不是更显示出这位革命战士心胸的光明磊落、品质的美丽崇高么!

写到这里,我想起电影《回民支队》里的一段故事:在一次战斗中,回民支队的郭政委再次受了重伤不幸牺牲了。在他停止呼吸前几分钟,经通讯员的解释,马本斋才知道,这位与自己长久相处,亲如兄弟,帮助自己提高了觉悟的郭政委,就是当年在张庄为他解围而负伤的郭团长!马本斋百感交集,悲痛万分地问:“郭团长,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呵!”郭政委睁开眼谦和从容地答:“有什么可说的,那是党……”

雷锋、郭政委……一切真正的革命者,都具备这样的高尚品质:他们把身上的所有优点和长处,都归于党的培养;把所做的一切有益于人民的事,全记在党的账上;他们认为,一件事办对了,某项工作胜利了,不是由于个人的“聪明”,而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个人和党的事业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工作、学习、战斗,毫无“私利”,纯粹是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因此,他们无论创造出什么奇迹,对别人有多大“恩德”,总是不声不响,默默无声,埋头工作。

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给别人点“帮助”、“支援”,就以“恩人”自居,到处宣扬,夸耀,非得到别人对他感恩戴德不肯罢休。岂不知,也就在他们“有声有色”地夸耀自己“功德无量”时,却正好暴露了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原来所谓“帮助”、“支援”,不过是向别人讨价还价或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罢了。他们的“有声”和雷锋同志的“无声”,虽只一字之别,却相差多么遥远!

有人问:为群众做一件好事而不“作声”,不露自己的名字,不是很遗憾的么?其实,只要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义务,把给群众办好事看成自己的本分,当你不声不响地为人民辛勤工作时,又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这只能得到最大的愉快和幸福,在自己的历史上又会增加一层鲜红的颜色,这不是“憾事”,而真正是乐事。反之,不愿当“无名英雄”,有一点成绩就“自吹自擂”,就会脱离群众,使你落后。在这里,究竟是“有声胜无声”还是“无声胜有声”,是明摆着的道理。[又添一乐] 此篇是从一个小侧面讲雷锋精神的,刊登在《河北日报》上。

翅膀硬了……

(1964年1月20日)

深夜,清凉的风,送来隔壁母子的绊嘴声:

母:白让你上高中了。人家翅膀硬了,远走高飞,可你偏不离这个窝窝。

子:翅膀硬了,是党培养的,党号召坚定信心,生产自救,我远走高飞,这像什么话?

母:那你就在家受这个累……

子:只要听党的话,肯定能战胜灾后的困难,恢复生产。

母:铁心的,没人理你……

我实在钦佩这位“硬翅膀”的青年坚决听党的话,和乡亲一起,战胜灾害的“铁心”。娘儿俩一场舌战以后,已安然入梦了吧?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许许多多的感想涌上心头。“翅膀”硬了,能够展翅飞翔了。可是,应当怎样飞,飞向哪里?这的确是人的一生过得有无意义的关键,是不能不严肃对待的。年轻的吉鸿昌耿直刚烈,机敏果敢,是西北军中屡立汗马功劳的虎将,“翅膀”够硬的了,但由于他当初“投错了门路”,在军阀队伍里“领兵”,也不过为蒋介石的反共“事业”卖命而已。自他找到了党,踏上真理的道路以后,才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成一名英雄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了使青年飞向革命,不致误入迷途,毛主席在25年前写了《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教导青年听党的话,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投入火热的斗争。在革命战争时期,千万名知识青年正是朝这个方向前进,才锻炼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没有“坠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当今,在党的长期教育下,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树立了革命思想。他们“初出茅庐”,刚一展翅,就朝向正确的方向。从报上看到的成批知识青年“劈荒山,创奇迹”的报道,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大批毕业生“上山下乡,党指向哪里就飞向哪里”的消息,以及隔壁母子对话中那位高中生的侃侃陈词,都是确凿的明证。

但是,也确乎有些青年,由于受了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把党培养的才干,归于自己的“聪明”;把学到的知识,看成私人“资本”。因此,当他们的“翅膀”硬起来的时候,不是飞向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是去寻觅安逸、享受、奢侈的个人主义王国。这种对党和人民“忘恩负义”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恩格斯说:“在私有生产者的社会里,教养熟练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来负担的……在社会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由社会来偿付,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更多的价值,也归于社会。工人自身,不能要求任何额外报酬。”试想想,我们青年在刚解放时,还是乳臭未干的“幼雏”,只是在党的教导下,在人民血汗的滋养下,才进了学校,长了身体,长了知识。这时候,如果自以为有了“丰满的羽毛”,对革命建设事业不能忠心耿耿,服从需要,而是讨价还价,或者遇难而退,这不是完全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吗?

其实,“翅膀”硬了,服从党的需要,飞向火热的斗争,去战胜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困难,还不仅仅是为了向党和人民“报恩”。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向困难作斗争中锻炼成坚强的革命者,使自己的“翅膀”真正硬起来。要知道,“玉不琢”是“不成器”的。精明、沉着的舵手,不是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而是在惊涛骇浪中练出来的;骁勇、强悍的猎人,也不是在称心如意的动物园里,而是在崎岖风雪的山岳中学到狩猎本领的;革命战争的漫天硝烟,爆炸的炮弹,的确“触目惊心”,但是真正的英雄却只能出在这个残酷的“熔炉”里。在这次防汛抗洪斗争中,有许多原来不知“水性”的青年,不仅救出了不少生命财产,而且增长了许多抗洪知识,有的还成了不错的“水手”,不也是由于他们敢于站在抗洪前线,英勇、顽强地进行斗争的结果么?相反,那些在暴风雨面前寻找“避风港”的人,只能作温室的鲜花,河岸的杨柳。那样长起来的“翅膀”,也会因为不用而逐渐退化,变成一文不值的装饰品。

我要庆贺隔壁的那位“铁了心”的高中毕业生: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下定决心和群众一起,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建设美好的新农村。这正是为自己的飞翔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可以期望,在与困难作顽强斗争的过程中,他的“羽毛丰满”的“翅膀”将会得到更多的锻炼,将会变成无比坚强的名副其实的“铁翅膀”。到那时候,眼下暂且没有被说服的母亲,也将会改变原来的口吻,赞扬自己的儿子做得对。[又添一乐] 此篇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个人视为集体和国家的“驯服工具”的社会条件下写的,刊登在《河北日报》上。它反映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那种观点。在就业门路、个人选择多元化的今天来看,它确实显得狭隘、单一。但是,有一点还是可取的,就是青年人要有爱国之心,学有所成之后要报效祖国。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祖国大地上,青年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海外学有专长的学子纷纷归国效力,许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自愿报名赴西部开发,等等。“翅膀硬了,要报效祖国”,仍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大合唱中的主旋律。

“帮”中的心热与头冷

(1964年6月26日)

宣化县王安坊大队四队缺饲草,七队社员听说后主动地从他们备用的饲草中匀出7000斤支援,四队十分感谢他们,但要以质论价。七队社员却说:“要报酬的‘帮’还算啥共产主义风格!”坚决不收。工委蹲点干部王同志发现后,对七队的社员们说:“你们给四队‘雪里送炭’,这种共产主义风格是应该发扬的,四队给你们按质论价,也是对的,应当按政策办事。”这样,七队的社员们才愉快地收下了款。

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当前,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正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正大大提高,先进帮后进,富队帮穷队,条件好的队帮条件差的队,已成热潮。越是在这样“帮”的时候,领导干部越应该作冷静的促进派,既坚持党的政策,又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而不能只凭热情办事,忘记客观实际的需要。这样,才能正确地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7000斤饲草的事例证明,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对大公无私的七队社员,一方面要表扬他们“雪中送炭”的共产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要说服他们“收下款”,不要把二者混在一起,这不失为“热”中有“冷”的一个好做法。

人民群众中正在成长的共产主义思想、风格,无疑是应该发扬的。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阵地,树立学先进、帮后进的新风,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大大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但不能忘记,现在生产队是集体经济,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因此,在实践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党的政策,怎能说有报酬的“帮”,就不算共产主义风格呢?

领导者心热头“冷”,按原则、政策办事,群众帮的劲头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有力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如果心热头也热起来,忘掉原则和政策,让先进队无偿地在经济上、物资上帮下去,尽管这是出于先进单位有些人的自愿,也会影响先进队的经济核算和生产的发展。看来,在帮的热潮中,领导者保持冷静头脑,作到“帮”中有“冷”,对指导“帮”的运动的健康发展,实为必要。[又添一乐] 此篇刊登《河北日报》上,是讲群众在物质上互相帮助、支援时也要讲等价交换,不能无偿调拨,这种帮助、支援才可能持久。在当时“一大二公”的社会里,敢于倡导这种观点,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的条件下,等价交换已成为天经地义的常识了。这篇短文的现实意义,是启发人们在实行等价交换时,也不能忘记帮助和支援,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否则就会发生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的问题。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

(1964年7月16日)

古语“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包含着高与低、大与小的辩证法。“九层之台”,可谓高大了,却是由低小的“垒土”而成;“垒土”,可谓低小了,却能筑成高大的“九层之台”。小是大的基础,大由小积成,没有小就没有大,要实现大必须由小开始。细微的生活琐事是如此,宏伟的农业现代化事业也是如此。

有人可能说这个道理太简单了。道理是简单,但真正认识它并不简单,认识了照着去做就更不简单。在关于理想问题的讨论中,大多数青年认识了大与小、远大理想与踏实劳动的辩证关系,而且说得出、做得到,决心用一犁一耙的耕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也有些青年并非如此。他们怀有争取农业丰收的愿望,却不愿勤奋地劳动;想搞科学试验,又怕白折腾;立了掌握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大志,却不甘心从“捋锄杆”和学会农业基本技能开始。这些,都说明对大与小、伟大理想和艰苦劳动的关系,认识还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

刘少奇同志说过,革命者“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际的工作”。革命的历史证实,这是一条颠不破的真理。在革命战争时期,老一辈革命者不正是一步步地进行长征,一块块地开辟革命根据地,一个个地消灭敌人……才最后解放了全中国的么?

这种实事求是和最切实际的工作精神,不仅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也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保证。今天,党要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这是多么宏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呵!但这也必须一镐一锹地干,一砖一石地垒,从事持久、艰苦的劳动,才能最后使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落成。山西省南柳大队曾经被人讥讽为“要想穷变富,除非太阳从西出”,但6年后的今天,却大大改变了穷的面貌了:由57头东倒西歪的老牛发展到193头膘肥体壮的大牲口;粮食由“差得远”变成自足大大有余,贫瘠不堪的山地变成肥地、水地,彻底摘掉落后、贫穷、缺粮、贷款四顶帽子。是什么使这个大队由穷变富呢?是勤奋的艰苦的劳动。这个大队72岁的支部书记不仅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而且有苦干、实干的革命精神。6年中他们以艰苦、持续的劳动开山、治水、整地、修坡,还以坚韧不拔的气概,战胜两次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有一次,他领导社员用拣穗、扫粒的办法从被冰雹毁坏的麦田里收回小麦9万多斤。革命的艰苦实干精神是实现革命理想的根本,怕艰苦,不实干,再好的理想也是“空中楼阁”。

就青年本身劳动本领的增长和提高来说,也必须先简后繁,由浅入深,从低到高,不断地学习、钻研、探索,在这方面的每一点长进,都是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才能达到。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等等农业技术,看来简单,但简是繁的起点,低是高的基石。正是在当前这些“不起眼”的农业技术上,才能出现新的耕作方法、耕作工具,使我们成为某方面的农业专家,为农业建设创造奇迹。如果我们不从学会现实笨重的农业劳动开始,不先掌握简单的农业技术,所谓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理想,使自己成为农业专家的愿望,都是要落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毛泽东语)这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就农村来说,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困难。“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因此,不管有利条件是多还是少,都必须辛勤地劳动,勇敢地斗争,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拒绝任何看来似乎细小的事。只有这样,革命理想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这座“高楼大厦”才能最终落成。[又添一乐] 此篇是针对农村青年如何认识远大理想与扎实苦干的关系而写的,刊登在《河北日报》上。但其意义似乎适合各行各业,“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文中引用的这句话至今耐人寻味。

人往高处走

(1964年8月20日)

听说有一位高中毕业生立志务农,回到农村老家,刚放下行李,就引起父母的一场争吵。母亲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高中毕业不升学,也该在城里找个事做,怎么出溜到农村来啦!”革命阅历深广的父亲则赞扬儿子走得对,说:“农村苦一些,但能锻炼、提高,这才是真正的往革命化的高处走。”接着他给儿子背诵了自己在当年走出“抗大”校门时唱的《毕业上前线》歌词:“是时候了,同学们,走上抗日的前线,学习总不易学得完全,要在革命中锻炼……”儿子听从了父亲的话,更加坚定了献身农业的决心。“往革命化的高处走”,这实在是饱含革命者心血的金玉之言。雄伟、激昂的《毕业上前线》歌词,又多么使人内心激动!的确,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革命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党的召唤,走出课堂,高歌猛进,走向革命化的“高处”,不怕千难万险地在革命战争的大熔炉里锻炼。结果,不仅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在思想上也得到了彻底的改造。而今,又有大批的知识青年踏着革命前辈的足迹,从课堂走向建设的前线。他们不仅要用“一犁一耙的耕耘,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立志在“阳光、雨露、狂风、暴雨、酷暑、严寒”中,把自己这“幼小的嫩苗”,锻炼成“参天大树”,把死的书本知识,真正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锐利武器。因此,“人往高处走”,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就是往革命化的高处走,到革命、建设的前线,把自己锻炼成具有高度的革命觉悟、高尚的革命理想和在革命和建设上都能“过得硬”的革命接班人。

马克思说:“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共谋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因此,鉴别一个人是不是在高处,不是看他的官位多高,而是看他的思想境界有多高;不是看他“生活如何”,而是看他“如何生活”;不是看他享受了多少社会福利,而是看他为社会谋取了多少福利。在“人吃人”的旧社会,剥削者总是把高官厚禄、势大钱多看成“高处”。他们读书读得“口成疮”,写字写得“肘成胝”,甚至还搞什么“悬梁”、“刺股”之类!究其目的不过是学得一身剥削、统治人民的本领,求得个人“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罢了。今天,剥削制度已经消灭,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主动自觉地为社会谋福利,成了新的社会风尚。但是,旧社会剥削者利己主义的“幽灵”却仍然存在,并通过各种方式侵蚀我们的心灵。那位母亲的牢骚,有的青年看到美衣、香食和安逸的生活享受就“眼红”,以至心里“火辣辣”的这种精神状态,不正是旧思想的反映么?其实,一味追求享受而内心却很腐朽的人,在革命者看来,丝毫也不值得“羡慕”,反而应当唾之弃之!

攀登上革命化的“高处”,也像登山英雄劈荆斩棘一样,必须勇于向横在面前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进行斗争。在革命战争时期,那些革命青年当初走出温暖的家庭,跨出文静的教室,“走向抗日的前线”时,不是也曾遇到来自家庭、亲友、社会舆论的阻拦么?不是也有人用“人往高处走”的话,拉他们放弃革命,回过头来追求生活的享受和安宁么?但是,他们勇敢地斩断了这些“荆棘”,坚定地往革命化的“高处”走去。今天也有许多这样的革命青年。愿所有回乡耕耘的知识青年,都像老一辈的革命者和新一代的革命者一样,彻底和旧的思想决裂,往金光灿烂的革命化“高处”进军,既不踌躇不前,又不中途败阵,一直攀登上革命化的顶峰。[又添一乐] 这篇短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文中阐述的道理有些似乎已陈旧了,但其中有的道理仍有发人深思之力。如:鉴别一个人是不是在高处,不是看他的官位有多高,而是看他的思想境界有多高;不是看他“生活如何”,而是看他“如何生活”;不是看他享受了多少社会福利,而是看他为社会谋取了多少福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敬业奉献仍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也是大多数积极向上的人所选择的一个价值标准。

张希衡的视力

(1964年10月23日)

峰峰发电厂工程师张希衡同志因病,不幸视力由原来的一点五下降到零点零五,接近双目失明的状态,而且恢复无望。但这并没有阻挡住希衡同志为革命作出贡献(见10月8日《河北日报》载《毛主席教导是前进的动力》一文)。原因是,希衡同志虽然自然视力减弱,政治视力却越来越增强了。往前说,他瞭望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远景;往后说,他把白求恩等革命先辈和志士们的革命精神看得一清二楚;往大里说,他身居“小厂”,视野遍及全国、全世界的革命大业;往小里说,他工作的材料供应科的货架和卡片上的六千多种材料目录与二千五百多种库存材料的位置,竟能了如指掌,不差分毫。如此,谁能说希衡同志的眼光不是又远又深又宽又广呢!

一个双目接近失明的人,为什么会具有这样惊人敏锐的眼光?难道说他有特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吗?答曰:有。这就是毛主席著作。

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指出过:“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革命前辈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大大增强了自己的视力,既能在漫长的黑夜里看到黎明的曙光,又能通过复杂的现象洞察事变的本质,从而有胆有识、有勇有谋地引导群众排除万难,夺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的著作是当代活的马克思主义。要使我们具有革命先辈们那样的政治眼光,唯一的办法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会运用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希衡同志的事实正好说明这个道理。

当初他的目光也曾短浅过,可是,一旦他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整顿党的作风》驱走了他光凭书本知识为什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疑云,《青年运动的方向》拨开了他自恃清高、脱离群众的迷雾,使他找到深入实际,和工人相结合的用武之地和前进的正确道路。而当他身患重病,眼前漆黑,失掉生活信心时,《为人民服务》等著作的光辉又照亮了他的心灵,使他看到光明的远景,获得继续革命、永远斗争、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一句话,是毛主席著作这个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给了张希衡同志一副既能明察秋毫、又能通观世界的革命眼光。

每一个人由于生理和健康状况的不同,眼睛的视力也有强有弱,参差不齐,这对于工作、生活当然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政治视力的好坏,却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革命者的重要关键。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总是具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无论在什么复杂、困难情况下,也能识别方向、看清前途、辨明真伪、分清是非,能够很好地完成革命任务。[又添一乐] 我很喜欢在《河北日报》上刊登的这篇短文,因为它比较充分地讲清了科学理论对一个人思想和能力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近40年来我国社会和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个道理却始终不变。愿有志青年和一切想为社会作出贡献的朋友,在钻研某项专业业务和技术的同时,不要放弃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领悟。

精神食粮不可少

(1979年12月24日)

人活着,既需要物质食粮,又需要精神食粮。缺少物质食粮,会患“营养不良”症。缺少精神食粮,久而久之,也会患“精神贫乏”症。前者是普通生活常识,无可争议。对于后者,要真正认识清楚,有的人难免要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最近,一位工厂的负责同志讲,今年一季度他们强调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以为评好奖金就行了,忽视了思想工作,有些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取消了,该做的思想工作也不做了,一时出现思想混乱,评奖金时争吵不休,奖金虽然发了不少,生产任务却没有完成。后来,总结了经验教训,在坚持奖励制度的同时,紧密围绕生产,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结果人心齐了,干劲大了,后三个季度,生产却一月比一月好,最后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他讲完这件事,幽默地念了自作的一首打油诗:“物质诚可贵,精神不可少,若为四化故,二者皆做好。”

这位同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在强调经济手段,注重物质作用的同时,决不可削弱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略给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精神食粮。

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所说的精神食粮,主要是指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通过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工作,使人的灵魂更美丽,精神更高尚。比如,一个生产队,一方面应该支持社员搞好正当的家庭副业,另一方面社员也要懂得“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的道理,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方面要采取措施保证队干部的收入不低于中等偏上的社员水平,另一方面队干部也要树立“熬眼受累是为了办好生产队”的观念,自觉做大干四化的带头人。一个企业的领导,要按劳动好差、贡献大小评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而职工本人又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决不能按酬付劳,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在党政机关,目前除了工资以外,没有奖金可发,生活福利也很少,一方面国家要体贴这些干部的困难,逐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这些干部也必须发扬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因暂时的生活困难而动摇自己的革命斗志,如此等等。只有既强调“一方面”,又注意“另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政治观点”,才能形成万众一心干四化的生动局面。否则,只顾追逐眼前的小利,而忘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四化的大目标,还怎能谈得上同心同德干四化呢!

当前,有些人对精神食粮不那么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长期采取欺骗的手法,把本来是充满极“左”毒素的东西,贴上什么“真正马列主义”、“真正社会主义”的商标,到处兜售,使一些人上了当,受了害,至今余悸未消。一提精神食粮,他们就认为是无用甚至有害之物,不予理睬。因此,必须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为精神食粮正名。希望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源源不断地把有利四化建设的精神食粮提供到群众面前,并注意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我们每个同志要重视这些精神食粮,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武装头脑,提高觉悟,增长斗志。像叶剑英同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添一乐] “文革”的10年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为报刊上撰写任何文章。这篇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撰写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短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由于这篇短文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所以它的观点是正确的,也是切中时弊的。后来,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战略的高度使这篇短文所表述的观点得到升华。

“踢足球”和“打篮球”

(1980年9月10日)

一位从部队复员到地方当了工人的残疾军人,到某领导机关信访处反映:在“四人帮”横行时,因他说了一句错话,被无限上纲,定为“现行反革命”,关押了三年,扣发他的残疾金,至今未得到解决。此案应由哪个局受理?信访处考虑,从定他为现行反革命来说,应找公安局;从他是残疾军人来说,应找民政局;从他是工人来说,应找工业局。最后,只好把这三个局有关负责人都请来。在商量时,三位同志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经过一番比较,确定由工业局受理,结果没用半个月,这位工人反映的问题就得到完满解决。信访处的同志们说:这类事过去是“踢足球”,现在是“打篮球”。

从“踢足球”到“打篮球”,从对工作互相推诿到彼此主动争着干,反映了机关作风的转变,表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忠于职守,严肃认真,积极工作的精神在发扬。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也要看到,目前在机关工作中,“踢足球”的现象仍然到处可见。本来属于自己部门权限内的事,却要往上“踢”;本来是自己单位份内的工作,硬要往别的单位“踢”;本来自己一动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要往下“踢”。这样一“踢”,本来有些事跑一趟就可以办妥,却得跑十趟,十几趟,以至几十趟;本来只需一天就能解决的问题,却要拖十天、几十天,以至三五个月。如果照此“踢”下去,“一天也不耽误”地搞四化建设岂不成了空话!

因此,建议把是“踢足球”还是“打篮球”也列为考核每个机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工作优劣的一个标准,上级领导严格检查,广大群众经常监督,使那些“踢足球”成癖的人无用“足”之地。[又添一乐] 这篇短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讲了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中的一个问题,讲得实在、真实。当时,党政各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出现“踢”的问题,当然首先是由于对职能部门的职能缺乏具体明确的界定造成的,后来有了这种界定,“踢”的问题仍然存在,就是思想作风问题了。现在,随着各级党政机关思想作风建设的加强,“踢”的问题正在解决,令人欣慰。

吃亏 让人 品德

(1980年7月3日)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为了全局和同志们的某些利益,宁可个人受些损失,也就是“吃小亏”,是否是高尚行为?这个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被林彪、“四人帮”搞得很乱。他们把“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俗话的含义,加以恶意歪曲,作了极端利己主义的解释,作为刘少奇同志的一桩“大罪”,进行大批特批,胡说什么你“吃小亏”,就是为了“占大便宜”,为了“占大便宜”,你才肯“吃小亏”。这样一来,肯“吃小亏”非但不是有涵养的表现,反而成了一种罪过。于是,“吃亏”有罪,损人有理,争名夺利光荣,就成了那时的社会风气。

不错,我们党的领袖确实引用过类似“吃小亏占大便宜”这样的俗话,但其用意和林彪、“四人帮”栽赃陷害的根本不同,而是为了形象地说明革命的得与失、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辩证关系,是让大家懂得为了确保革命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个“大便宜”的实现,宁可“吃小亏”,牺牲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也在所不惜。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就明确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说过“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等类似“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话,来说明为了革命胜利必须采取的战略和策略。这个原则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发挥过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对我们加深对“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理解,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肯“吃小亏”的行为常常是舍私为公、舍己为人的集体主义思想的表现。我们常看到这样一些事例,某机关的一个单位有两个缺房户,但只分到一套房子,正当领导为分房为难的时候,一户主动提出让给另一户,使这个难题得到解决。某个单位调资,经群众评议有六位同志条件适合应该升级,可是只有五个指标,去掉哪一个?正在领导和群众举棋难下的时候,其中一位同志主动提出自己这次不升级,把指标让给别人,使这个单位调资工作顺利结束。还有,两辆自行车在马路上不意相撞,受损失大的一方主动道歉,不加计较,等等。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是因为有这样肯“吃小亏”的人,就常常使遇到的问题由难化易,由繁变简。原来“山重水复疑无路”,却变成“柳暗花明又一村”。50年代初,我国社会到处充满着的那种互济互让的气氛,至今人们还在留恋。在四化建设中,党内党外这样肯“吃小亏”的人越多,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问题就越好解决,困难也就越易克服。

对于个人,肯“吃小亏”是不是会“占大便宜”?这也应该正确理解。事实证明,头脑里集体观念强,私心杂念少,平时肯“吃小亏”的人,能专心致志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进行学习和劳动,思想修养和业务能力也必然提高得快,在四化建设中作出更多的贡献,对这样的同志,党和人民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给他们以较多的荣誉和报酬,也是天公地道的。但是,这样的同志,头脑中主要想着国家和人民,绝不是为了“占大便宜”才“吃小亏”。而有的两面派、伪善者,在实用主义思想支配下,为了将来“占大便宜”而装着去“吃小亏”。这样的人怀有利己的动机,终于会露出本来面目,会被人民群众所遗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又添一乐] 此文刊登在《河北日报》上,它从生活、工作中的琐事谈起,阐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团结一致向前看”精神,针对“十年动乱”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提倡了在人民内部发扬“和为贵”的传统美德。同时对“四人帮”诬蔑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谰言予以拨乱反正。当前正在倡导“团结友善”的公民道德,此篇仍能起到某些“锦上添花”的作用。

解铃和解毒

(1981年1月23日)“解铃还需系铃人”,是说系铃人最了解系铃的来龙去脉,由他解这个“铃”,解得快,解得好。这道理是很对的。在解冤假错案这个“铃”上,过去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极“左”路线影响下,一些参与制造冤假错案的“系铃人”,主动认真地进行工作,很快解开了自己所系的“铃”,使一批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足见“系铃人”对解铃颇有作用。

但是,也确有那么一些“系铃人”,他们对自己参与“系”的冤假错案这个“铃”,不是主动认真去解,而是一拖再拖;别人帮助去解,他还一顶再顶。究其原因,据说心里有几怕。一是案情重大,又是自己参与或主持制造的,改过来,怕追究自己的责任。二是定案时我正确,你错误;改过来,就变成我错误,你正确,怕失掉自己的尊严。三是参与定案的人多,既有顶头领导,又有周围的同志,怕改了一个,得罪十个。四是这样的错案不只一个,怕改了这个,还有那个,应付不下,如此等等。他们怕字很多,就是不怕多年冤案不得平反昭雪,不怕党的政策不得落实。这样的“系铃人”,我字当头,私字掌舵,极“左”路线流毒不散。可见,毒不解,怎去解铃?因此,解铃先要解毒,毒不解,铃是难以解的。

解毒,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批评教育,帮助“系铃人”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变成自觉的“解铃人”。如果硬是顶着不办、屡教不改,自己不解铃,还依仗职权,对去帮助解铃的人打击报复,继续搞“系铃”活动,他就不仅丧失掉“解铃”的资格,而且成了“解铃”的障碍,只好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换下来,从组织上解除这个“毒”,然后派热心这项工作的同志去完成“解铃”的任务。[又添一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十年动乱”实行的极“左”政策在思想上、组织上造成的混乱,党中央用几年的时间进行了大规模地拨乱反正。当时我在省信访部门这个落实政策之一隅,参加了拨乱反正。此文就是从实际工作中体会到的一个道理而撰写出来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现在看,它仍不失为一篇较好的文章。

少用“替手”好

(1981年5月16日)

据一位电影导演讲,有些缺乏多方面技能的电影演员,在表演某些动作时,常常要找“替手”。比如,有的演员不通乐器,剧中人物需要演奏钢琴时,就请擅长弹钢琴的人当“替手”来拍摄弹琴的特写镜头;有的演员书法外行,剧中人物需要挥笔疾书时,只好请书法家当“替手”来拍摄写字的镜头,如此等等,这样做,难免要弄得脸、手分家,出现某些不协调之处,影响艺术效果。因此,电影界许多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演员争分夺秒,勤学苦练,决心掌握多种技能,尽量做到少用“替手”。这实在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在我们党政机关中也有一种“替手”,就是为领导干部起草讲话稿的秘书。这些秘书经常忙得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开会用的讲话稿,主要靠自己动手写,少用“替手”,从来就是党所提倡的,也是党的一个好传统。大家熟知,毛泽东同志当年不仅亲自起草自己的讲话稿,而且还常常为党中央起草文件,为党的报刊撰写言论。在这方面,他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同志,“要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我们也看到,有许多领导同志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养成了“亲自动手”的习惯。他们在会议上作的报告、讲话,由于是自己准备、起草的,又经过党委会或政府的领导集体充分讨论,讲出去总是深刻、生动,很有见地,反映出作为这一级党委或政府所应有的政治和业务水平,给人以“听君一席话,胜读三年书”的感觉。

但是,也有这样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党的事业工作,不愧为人民的“老黄牛”。唯独在写讲话稿上不肯自己动手,习惯于让“替手”代劳。于是,开大会时,他们上台讲话,“照本宣科”地念秘书写的稿子,就像一个电影演员拍电影那样,出现某些不协调的现象:本来他做实际工作时很能干、很活跃,现在却变得死死板板,缺乏生气;他平时同群众个别交谈时,讲话很能抓住群众的心理,讲得扣人心弦,现在讲得却是干干巴巴,说不到人们的心坎上;他在会外谈某方面的工作时,能够讲得实实在在,有条有理,善于突出问题的重点,给人很深刻的启示,现在讲话中却充满套话、空话,令人不得要领。总之,台上讲者“言不由衷”,台下听者“昏昏欲睡”,形式上是领导干部在讲话、作报告,实际反映出来的却是秘书的水平。这样的讲话怎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呢?

要做到少用“替手”,有的同志觉得很难。其实,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坚持一个“勤”字。通过勤学习,勤调查,勤思考,勤动笔,有了一定的理论政策水平和业务知识,又对自己负责的地区和部门的新情况、新问题心中有数,经过和有关同志讨论酝酿,对于需要总结的经验和解决问题的措施做到深思熟虑,并加以归纳整理,就可以写成很好的讲话材料。有的同志懒于学习和思考,更不肯在动笔上下工夫,就不能将感性知识条理化,上升到理性认识,事到临头,只好依靠“替手”。因此,习惯于依赖“替手”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懒”字在作怪。不“亲自动手”是不肯动脑的表现,手的怠慢反映了思想的懒惰。秘书不代他写稿就不能上台讲话的那些领导同志,特别是年富力强的领导同志,要发扬党的好传统,少用“替手”,自己动手。

当然,我们提倡少用“替手”,无论对于电影演员还是党政领导同志,绝不意味着不要“替手”的必要帮助,更丝毫没有贬低“替手”作用的意思,这是不言自明的。[又添一乐] 从1969年到1982年我做了14年省委的文字综合工作,其任务是作会议记录,写会议纪要,起草领导人的讲话稿和向上呈送的报告稿,以及下发的通知、指示稿,等等。此文就是经过长期的实际观察、体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一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而撰写出来的,发表在1981年第3期《红旗》杂志上。此文发表距今已经30年了,这一个时期,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其他方面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普遍显著提高,几乎百分之百地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有的还是硕士、博士,都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领导干部相比,起草讲话稿,他们就更没有理由要“替手”代劳了。由此,也反映了这篇小文现实的生命力。我说的这番话,读者诸君特别是正在当官的读者以为如何?

认真研究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

(1987年6月13日)

邓小平同志是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进行深入探讨,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是极为丰富和深刻的,是我国进行全面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借鉴中国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的改革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理论和观点。我通过学习感到以下几点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和牢牢把握的。第一,改革的必然性和迫切性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改革的内在要求。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有许多方面不适应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有许多方面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进行改革,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他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全面地揭露了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些严重弊端,精辟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这是我们研究改革首先应领会的重要思想。第二,发展生产力是根本的思想。邓小平同志认为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任务也是发展生产力。因此在改革中,凡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形式、措施,就应加以支持,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形式、措施,就应加以限制。一项改革是否成功,用什么来衡量?最根本的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具体运用。第三,要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这是思考改革途径和方案的基本思想路线。我们理论工作者要在当前和今后的改革中,作出有益的探索,最根本的是遵循这个科学的思想路线,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以及它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同时也研究世界的情况,把提出的设想、方案建筑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又添一乐] 此文是1987年5月中旬我在《社会科学评论》杂志社主办的全国(部分)社会科学期刊主编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刊登在该杂志同年第6期上。当月的《陕西日报》作了转载。现在看,这篇文章还不够深刻、系统,但在当时这样命题的文章还不多见。

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究适度原则

(1987年7月25日)

党中央正在领导我们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已见成效,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从各方面积极准备条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十分繁重艰巨的任务,它关系到经济、文化等方面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权益,这就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慎重,必须讲究适度原则。

适度原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指的是主体依据客体的情况而进行自我控制和调节的原则。我们平常说的“注意分寸”、“循序渐进”,都是这个意思。

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四方面的特性:一是整体性,即是一个由各个要素有机构成的整体;二是目的性,即它是人为的,带有明确的目的;三是层次性,即其各要素间有主次之分,进行改革有轻重缓急之别;四是条件制约性,即改革须以现有的经济、文化及社会现状等客观条件为基础,不能随心所欲。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要认真分析各要素的功能及其在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各要素的制约关系和作用方式等,从而根据最优化和可行性的要求,确定改革的突破口,确定改革内容的主次地位和轻重缓急,控制、调节改革进程的快慢节奏,使其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

实现党政合理分工,改变过去以党代政的状况,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政分工,关键在于“合理”,亦即适度,一方面应从机构和职能上把党和政府二者区别开来,改变以党代政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和改善党对政府工作进行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领导核心地位。把党混同于一个群众社团,从而取消或削弱党的领导是错误的。

精简机构,改变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低效能、慢节奏的官僚主义现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机构要消肿,必须以事业的需要为前提,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臃肿的要精简,薄弱的要加强,需要而又没有的还要增设(如监察机构、智囊机构)。要放权,就要正确划分上下级间、政企间,以及同级党政间、政府各部门间的职权范围,要讲分寸,该放的则放,该改的则改,该削弱的削弱,该加强的加强。我们讲调整或转变政府机构的职能,要从过去的微观控制转向宏观管理,要从直接干预转向综合服务,要从单纯使用行政手段转向依靠经济杠杆和法规,从行政系统管理转向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等。这里,宏观同微观是相对而言的,宏观管理并非绝然排斥微观指导;依靠经济杠杆和法规,也并非绝然排斥行政手段,因为行政手段不只具有命令、指挥、强制执行的功能,还有引导、协调、调节等功能,所以要注意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相互结合,综合运用。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的民主生活已有改善,民主制度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距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还相当远;同时也应看到,民主生活受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需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理想目标迈进。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从静态角度看,既要注意划清封建专制残余同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界限;更要注意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在根本性质方面的区别,防止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从动态角度看,任何类型的民主的发展都要受历史条件的影响,受现实条件的制约,每个时代的民主程度、民主范围决定于那个时代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的状况。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只能从现实出发有计划按步骤进行。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准确地把握适度原则。首先,必须坚持党对改革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进行。其次,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达到适度的必要手段。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吸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尤其是软科学工作者,对改革进行充分论证,分析利弊得失,区别轻重缓急,才能做出积极稳妥、切实可行的决策。再次,创造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是实现适度的重要条件。要造成一种民主、团结、和谐的气氛,既利于调动人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畅所欲言,又利于使人们保持冷静的头脑,审慎地思考问题。要养成一种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习惯,而不是以冲动、起哄的办法来激荡人们的感情。最后,领导方法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要求步子要小,缓缓而行,且要一步一回头,走一步看一步,一边实践探索,一边总结经验,防止急躁情绪,防止轻率从事,以保证改革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稳步前进。[又添一乐] 此文是由我主持,我和杂志社同仁康旭发、陈世俊三人共同撰写的。《河北学刊》其他同仁对初稿进行过讨论,集中了群体智慧,以贺谋文的笔名在《河北学刊》1987年第1期上发表,全文1万字,《红旗》杂志于同年7月25日出版的《内部文稿》第2期上精摘发表2300字,现将这2300字收入本书。此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中国改革的实际,研究了中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深层次的带有规律性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回答,从理论上反映了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20多年过去了,改革是一帆风顺的,但也出现过某些曲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始终坚持以这篇文章阐述的基本观点作为思考问题和行动的指导,故而做到了遇事看得准、行得正。这是我聊以自慰自乐的。1992年经济论坛杂志社举办春节联欢会,时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分管经济论坛工作的孙宝存(左)出席了联欢会,向杂志社全体同仁和老朋友、本书作者(右)祝贺新春。

‌经济企业篇

[题记] 这一部分选入的文章15篇,其中经济工作研究3篇,经济理论探索5篇,企业文化研究6篇,地方经济决策1篇。在30多年的时间长河中,只撰写和公开发表了这么一些有关经济企业的文字,这说明我从事的不是经济理论研究专业,只是对经济理论有兴趣,临时想到和遇到什么课题,手头又有一些资料,就信笔写来。好在这些作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撰写的,由于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作指导,文章的理论水平可能有高有低,其立论和所阐述的观点还是不错的,有现实针对性的,不失保存的价值。本篇首荐篇目:《大洋彼岸的豪门雄风》(136页)、《国际舞台:中国企业家的新天地》(143页)和《一位企业家的决策思维》(161页)等。这是翟向东(参见本书“自序”第6页)1981年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回信。信中凸显了他身在北京,心系河北的大爱之心。

“大河”与“小河”

(1980年1月22日)“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宽。”这句谚语以大河和小河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作比喻,形象地说明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性。可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过去只准讲“大河有水小河满”,不准讲“小河有水大河宽”;只准讲国家利益,不准讲集体和个人利益。影响所及,直到现在,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仍有些同志顾虑重重,怕扩大企业自主权,影响国家的利益,甚至主张“关闸堵口”,把已经给的一点自主权也收回来。

如果把我们的国家比作“大河”,那么构成这个整体的数万个生产单位和亿万劳动者就是“小河”。我们讲“大河有水小河满”,是指只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才能摆脱“三座大山”的压迫,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有国家富强了,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拿出足够的财力、物力支援和加强各生产单位,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小河”必须依赖“大河”,永远离不开“大河”。同时,也要承认“小河有水大河宽”,“大河”也不能离开“小河”。

扩大自主权,给企业和职工某些利益,使这个“小河”的水多一点,是否会影响国家这个“大河”呢?事实正好相反。过去我省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国家采取掏干拿净的办法,只顾国家,不顾集体和个人,表面上看好像维护了国家利益,实际上严重地挫伤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削弱了他们对企业利润增减的关心程度,结果许多企业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产值计划,利润却降下来,达不到预计的经济效果。实行利润分成的办法以后,许多企业的职工关心企业,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结果是生产发展,利润大幅度增加,一些多年亏损的企业也转亏为盈。据几个试行超计划利润分成的市的统计,去年盈减亏的金额,按比例分成,一般是国家拿70%左右,企业留成20%左右,用于职工奖励10%左右。国家拿了大头,企业拿了小头,职工拿零头。由于政策对头,使“小河”水越来越活,流入“大河”的水也增多了。由此可见,有些同志的顾虑,主要不是客观上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他们对“大河”与“小河”的辩证关系缺乏全面的理解。

当然,我们主张全面理解“大河”与“小河”的辩证关系,并不否认在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对其中的一个侧面有加以强调的必要。但是,只有在全面理解的前提下,对某一侧面才能强调得准确和适当,避免片面性,使四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发生偏差。[又添一乐] 我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一些县和企业作了实地调查,在经济改革方面产生许多新的想法,此篇就是根据其中的一个想法而写的。刊登在《河北日报》“经济工作研究”栏目上发表。从此,我便对撰写经济文章增强了兴趣,并坚持写了下去。现在回过头看,这篇文章,在30年前是有针对性的,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证明,文章所阐述的观点是正确的。

工厂要有“一技之长”

(1980年2月29日)

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技之长”是指一个人有能为人民服务的一项专门科学知识和本领。为了更好地进行四化建设,每个人都要有“一技之长”,这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工厂企业要不要有“一技之长”?这里有两个工厂的材料,看完之后颇有感触。一个是石家庄地区辛集汽缸盖厂。这个厂生产的195型柴油机缸盖,每个国家定价17元,成本仅为12.71元,每个盈利4.29元,产品质量优良,为全国各地用户所欢迎。去年这个厂共出售大小缸盖21万个,合格率为100%,利润完成了215.7万元,超计划18%。另一个是某县农机厂。这厂也生产195型柴油机缸盖,每个成本高达18.66元,每个亏损1.68元,产品质量也差。这两个工厂的人员、设备、规模大体相同,生产的缸盖成本、质量为何如此悬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后者缺少“一技之长”。辛集汽缸盖厂专门生产缸盖,逐渐形成了“一技之长”,使产品成本越来越低,质量越来越好。而那个县农机厂有十几种产品,“小而全”的经营方式,分散了精力,没有形成“一技之长”,多年来拿不出像样的产品,生产不景气。人们常说:“一招鲜,吃遍天。”“没有‘一技之长’空着忙。”这话恰当地反映了这两个厂子的长短。

工厂企业的“一技之长”就是专业化分工,形成生产一种产品的专门生产技术和能力。专业化生产便于从生产技术、设备、工艺等方面进行钻研和改进,能够获得产量高、质量好、消耗少、成本低、盈利多的良好经济效果。那些生产能力强的国家,除了使用高效机器,就是实行专业化分工。我们今天要集中精力进行四化建设,就必须搞专业化生产,这也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省现在已经有一批像辛集汽缸盖厂那样有“一技之长”工厂的企业,但是,“小而全”的企业还为数不少。这其中有些工厂技术水平并不低,设备也不差,只是由于长期以来追求“小而全”,没有形成专业化生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现象应当抓紧改变。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目前有些单位的领导对改变“小而全”的工业体系,还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顾虑。有人觉得“小而全”万事不求人,舍不得对自己经营起来的体系下手改革;有的说,“等着国民经济调整以后再说”,因此,对改变“小而全”的工业体系不积极,不抓紧,持观望态度。这些都是没有把国家利益、建设四化的需要放在首位。我们应该抓紧三年经济调整的机会,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深入调查研究,选定自己的方向产品,作出规划,使企业在调整中站稳脚跟,为实现工业现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又添一乐] 此篇反映的是我对经济工作的又一个想法。论题和文稿受到《河北日报》负责人的极大重视,认为根据当前企业的状况,这是值得大论特论的一个课题,征得我同意,文章在《河北日报》上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并约我就此写下去。由于时间和手头资料的限制,我只能再写一篇。为此报社进行了广泛约稿,从“一论”“二论”开始,在近两个半月(2月29日至5月17日)的时间内,先后发表了“十六论”,在全省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推动企业克服“小而全”搞好专业化重组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现在看,此文与后来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造、产业重组相比,已微不足道了,但它毕竟是经济工作研究这个万木葱绿、百花盛开的大园林中的一个小小枝条,至今绿色犹存。

一招鲜靠攻关——二论工厂要有“一技之长”

(1980年3月14日)

每个工厂企业都应有“一技之长”,唱出一出“拿手好戏”,搞出“一招鲜”的产品。但是,有的同志感到自己所在企业是“小而全”、“大而全”,搞“一招鲜”无从下手。可是许多企业的实践证明,在目前“小而全”、“大而全”的条件下,也能搞“一招鲜”,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努力攻关。

攻关,就是根据企业现有条件,针对某一生产环节、某一技术难题或某一产品,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集中力量,揭露矛盾,找出原因,研究解决办法,使生产创出新水平,或生产出高质量低消耗的新产品。邯钢由领导干部带领技术人员,到9号高炉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调查了高炉上部的煤气成分、温度、压力,测定了原料、燃料成分基本参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找到了生铁质量不合格的原因。他们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奋力攻关,恢复了邯钢铸造生铁的信誉,搞出了“一招鲜”产品。邯钢的实践说明,综合性企业,只要把工作安排好,力量组织好,这个关就是可以攻克的,名牌产品是可以搞出来的。

要攻下技术难关,把“一招鲜”的产品拿出来,必须有一股子攻劲。达到一般水平容易,突破一般水平难。难,就不是花一般气力,而必须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攻破;难,也不是攻一两次,而必须攻多次才能攻下来。这就要求攻关者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攻”而忘私的精神。石家庄市副食品一厂一位技术人员创出制醋的新工艺,甩掉笨重劳动,全部实现自动化,使出醋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石家庄市新生机械厂一位技人员攻克SS—800离心机的质量关,使这个产品被国家命名为“质量信得过”产品,都是经过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昼夜苦攻,经过一次又一次失败,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而创造出来的。

叶剑英副主席诗云:“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只要我们有“攻城不怕坚”的革命精神,又有严格的科学态度,知难勇进,脚踏实地,就没有爬不过的高山,涉不过的大河,搞出省内、国内、国际上的名牌产品,在四化建设中作出积极贡献![又添一乐] 此篇是前文的姊妹篇。

“优先增长”论辨析

(1986年11月20日)

在总结我国“六五”时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时,事实向人们宣告,我国农轻重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是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六五”时期,农业平均每年增长11.5%,轻工业每年增长12%,重工业每年增长9.7%。“七五”期间仍基本上按照这样的比例关系安排国民经济。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长期以来成为国民经济主宰的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观念,保证了头重脚轻、比例失调的经济局面不再重演。但是,近几年来,在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教材中,却仍在肯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并找出种种理由为它辩护。这说明,实践向前发展了,某些经济理论仍在固守原来的旧模式。因此,对这个理论很有必要作一番反思和辨析。

一、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要使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只能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而不能总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马克思1863年7月6日写信给恩格斯,讨论社会再生产问题,提出把生产资料生产列为第I部类,把生活资料生产列为第Ⅱ部类。在考察社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时,没有涉及哪个部类的优先增长。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提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他说:“人人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从社会总劳动中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中能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马克思这段话中,明确提出了三点:①社会再生产必须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②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为了使社会得到同各种不同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也就是社会需要的不同产品量是有一定比例的,因此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也要按比例进行分配;③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个普遍规律,是不能取消的,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社会主义生产也是这样,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马克思的这些重要观点在《资本论》第2卷中作了具体、详尽的论证。

有一种理论以Ⅰ(V+m)>ⅡC不等式为依据,用来论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

1.从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来说。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由简单再生产提供的,而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Ⅰ(V+m)=ⅡC,这是两大部类的一个平衡公式,搞扩大再生产,等号两端的物质基础没有改变,只是Ⅰm在实物形态上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第I部类本身的积累,另一部分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用来和第Ⅱ部类相交换,作为第Ⅱ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可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的区别,首先不在于价值量的改变而在于Im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使用方向有所改变。

2.从两大部类之间的对比关系来说。要实现扩大再生产既要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同时又要有多余的消费资料。表现在不等式上也要有两个,即一个是Ⅰ(V+m)>ⅡC,另外一个是Ⅱ(C+m-m/X)>Ⅰ(V+m/X)。就是说,光有多余的生产资料,而没有多余的生活资料,第Ⅰ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ΔV就没有消费,没有饭吃,扩大再生产就不能实现;而只有多余的生活资料,而没有多余的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ΔC就没有来源,就要落空,扩大再生产同样不能实现。只有两个“多余”同时具备,两个等式同时发挥作用,两大部类才能协调起来,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可见,只强调以Ⅰ(V+m)>ⅡC为依据,就论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普遍规律,是难以成立的。

3.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马克思图式列举两个例子,从分析这两个例子中,得出扩大再生产的三个平衡等式,具体说明扩大再生产要求两大部类必须协调、均衡、按比例发展,不是谁永远“优先”。第一等式Ⅰ(V+ΔV+m/X)=Ⅱ(C+ΔC)。这说明第Ⅰ部类产品中的可变资本价值和追加可变资本价值加上该部类资本家消费的剩余价值三量之和,等于第Ⅱ部类产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和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两量之和,双方所体现的产品必须互相交换。这个等式反映了两大部类之间相互提出需求,相互供给产品,因而是互为市场、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关系;说明两大部类中任何一个部类的扩大再生产都离不开另一个部类,都要以另一个部类提供追加的物质资料为前提,否则扩大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从这个等式中推导出的其他等式,都可从不同侧面进一步说明两大部类必须保持平衡,协调发展,而不是说明第Ⅰ部类必须永远优先发展。

二、扩大再生产所反映出来的某一个时期第Ⅰ部类增长快一些,某一个时期第Ⅱ部类又增长快一些,都不是普遍规律性,只有两大部类协调发展才是普遍规律

有的同志为了证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说这个规律是列宁提出来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把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引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后,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比较,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但是,列宁这段话并不能证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普遍规律的论点。

1.列宁使用的概念是“最快”,有的地方又说“较快”,而不是“优先”。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最快”或“较快”,是指客观上一个时期发展的结果。而“优先”,优者指优越的地位,先者指在别的部类之先,显然带有很大的人为因素。按照“优先”论,就是不问客观上需要不需要,在安排两大部类生产时,都要把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安排,使之“优先”发展,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就一定要“劣后”。这显然不是列宁的原意。

2.列宁没有把它当作一个“普遍规律”。他说:“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可见,列宁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更快,是指特定历史阶段,即指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阶段而言的,并非包括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历史过程。而“普遍规律”,则不仅在某一历史阶段起作用,而是在所有各个阶段均起作用。显然这不是列宁所言“这个规律”的真正含义。

3.还应看到即使处在列宁所说的那样历史阶段,生产资料增长更快,也只是一种生产发展的具体现象,有时在一个年份或几个年份中生产资料增长快一些,有时在一个年份或几个年份消费资料增长快一些,而经常性的还是两大部类协调发展,均衡增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经过自发的调整,使由于盲目发展,造成两大部类失掉平衡的经济状况达到暂时的协调。美国1870~1914年44年中,两大部类增长的情况是:生产资料增长了1760%,消费资料增长了7410%,消费资料增长速度大大快于生产资料增长速度。法国1820~1913年的93年中,其中农业比工业增长快的年份为3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70年代,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消费资料比生产资料增长快的事实。如美国1954~1972年,全部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4%,而其中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增长4.5%。西德1955~1972年,全部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6.3%,而其中消费资料则增长6.5%。日本1951~1955年,全部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5.6%,其中消费资料则增长18.6%。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那在下年就会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6~527页)。

以上可以说明,把特定历史条件下或某些年份出现的生产资料增长更快的经济现象,归结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就是把特定历史条件归结为一般历史条件,把某些年份归结为所有年份,把个别规律归结为普遍规律,这显然是牵强的,不科学的,是不符合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历史事实的,也是不符合列宁关于这方面论述的原意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向我们表明的普遍规律,既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不是消费资料优先增长,而是经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即自发调节,达到两大部类生产大体上协调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也必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两大部类协调发展,而不能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当作普遍规律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这个概念,不是马克思、列宁提出的,而是来自斯大林。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了“在扩大再生产下生产资料的增长占优先地位的原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1页)。这个论点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变成了“第一部类的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建国后,我国经济界一直沿用这个提法,并“升华”为普遍规律,在实践中,它就成了经济工作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以这个规律为依据,确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长期不变,所带来的结果,不是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是比例严重失调,不是成功,而是失误。

从1950年至1978年的28年中,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期间,由于那时重工业十分薄弱,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取得好的效果以外,其他各个时期都是比例严重失调。“二五”时期,搞“大跃进”,以钢为纲,钢铁翻番,以牺牲第Ⅱ部类生产的办法发展第Ⅰ部类,第Ⅰ部类暂时上去了,不久又跌了下来,结果只增长6.6%,第Ⅱ部类却减少了3.2%,造成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到来,被迫进行经济调整。1963~1965年,经过三年调整,将优先发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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