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经济时报制造业调查组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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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大调查：迈向中高端试读：
卷首语
制造业：构筑中国梦的基石刘守英美国作家沃麦克在其畅销书《改变世界的机器》开篇即开宗明义：“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首先必须生产得好。”话语朴实，道理深刻，表明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放眼世界，一国制造业的水平决定着该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靠工业革命率先成为“世界工厂”；美国靠强大的现代工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和日本靠强劲的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强国，在“二战”后迅速崛起；中国借改革开放的东风和全球化的机遇，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也使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遗余力的重大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总动员。中国当代制造业的大规模建设从“一五”时期起步，通过重工业导向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农村改革不仅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也给广大农村释放出巨大的发展空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获得参与工业化的权利，改变了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和活力。随着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外资的引入以及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制造业进入一个让世界惊讶的时期、各地工业园区蓬勃兴起，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分天下，“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制造业带兴起，中国真正从一个农业大国蜕变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制造业的壮大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也由此成为创造“中国奇迹”的主力。2014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份额达到25％，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的强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产品在世界出口格局中的地位，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为54.8％，工业制成品占45.2％；1990年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变为25.6％和74.4％；到2014年，中国出口的商品中95％以上是工业制成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已降到5％以下。制造业的强劲崛起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最大贸易国和最大外汇储备拥有国。
但是，中国世界制造大国的地位鼓舞国人的同时，我们的制造业因内外条件的变化开始陷入困境。市场需求不振，价格持续下降，成本迅速抬升，库存和应收账款持续偏高。制造业投资也出现转移趋势，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大约有1/3的制造商计划将生产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其中36％有意迁往越南，25％有意迁往柬埔寨，10％想迁往孟加拉国，10％想迁往印尼，5％想迁往印度。一些外资在华工厂正在逐步退出中国市场，松下、大金、夏普、TDK（东京电气化学公司）等计划将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中国制造业正在迅速失去定标比超的标杆对象。
中国经济增长正进入“换挡期”，中国的制造业也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增长的低迷和外需疲软，直接危及成千上万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中国消费结构和层次向追求个性、高品质、安全、健康的新消费需求转变，给习惯于“广种薄收”的中国制造企业带来了不适应。各类要素成本的迅速抬升，导致一直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互联网信息技术和电商平台的兴起，不仅直接冲击着实体商业，而且波及了实体制造业。在大变革面前，对中国制造业地位和作用的质疑之声迭起，中国制造业还会继续曾经的辉煌吗？中国制造业未来将何去何从？中国还需要继续以制造立国吗？制造业如何完成转型升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关乎创新大国和经济强国的建立，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社成立专门的调研组，分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天津、湖南、湖北、重庆八个省（市），覆盖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产业承接地区，旨在对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和前景进行实地观察。从调查结果来看，可谓“有喜有忧”。“喜”的是，沿海主动转型的地区，一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争力在增强，价值链在向中上游延伸；一些新兴产业的表现向好，创新能力增强，一些行业已经和正在出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冒尖企业；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加快融合，智能制造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忧”的是，在中国几大制造业带出现大批企业死亡，一些地方的“笼”腾出来了，“鸟”还没装进去；一些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消费增长点总量仍然偏低，不足以抵消传统制造业的收缩，对整体经济企稳回升的拉动作用尚不显著。
无论是数据、案例，还是我们的调查都表明，中国制造业既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也处于转型升级的机遇孕育期。在痛苦和希望并存的历史关头，我们不仅要面对大量企业死亡的事实，而且要正确应对这一局面。那些勇于创新、精耕的企业将柳暗花明，那些善于将成本降低的企业将涅槃重生，那些对质量与便利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的企业将红红火火，那些安于现状和继续“广种薄收”的企业将与这个时代说再见！地方政府必须做出改变，如果继续沿用旧思维、老办法，对地区和企业都于事无补。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不收敛，必然加大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使企业生存雪上加霜；如果地方政府整天喊转型和升级，不有效作为，将错失转型良机，在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就是这一历史巨变时期的基本法则。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谋划不但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微观，而且关乎国家竞争力的宏观。我们靠“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一旦出现制造业的滑坡甚至下沉，将会从根基上削弱中国的长期竞争力。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的经济转型，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制造业的由大变强。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业要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必须战略谋划、达成共识、多方参与、对策精准，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制造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中高收入价值环节延伸，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分工和竞争，就必须以更具效率的生产方式提供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价值链旗舰企业、一批在细分市场领域做到极致的“隐形冠军”企业和一批具有蓬勃生机、创新活跃的中小微企业。只有全面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控制力和国际产业分工地位，才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二是从“广种薄收”向提升质量转变。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理念已经发生本质变化，“简单粗放”的产品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制造企业要存活与发展，就必须将产品做到极致，在深耕上下足功夫。只有这样，才能赢得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的青睐，也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三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激励个人和企业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对产权实行有效保护，为企业创造稳定和可预期的环境，激励更多要素参与市场交易，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总而言之，中国靠制造业的规模和“世界制造工厂”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大国的地位。未来仍然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与开放，使中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强国。唯有如此，才能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序言
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论断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亟待转型的制造业大国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在发生重大变化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从国内环境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速度换挡，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结构优化，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动力转换，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中国经济新常态符合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尚未完成，正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经济新常态是工业化进程向后期阶段推进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
经济新常态，核心是实现动力转换。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能否顺利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关键在于新旧动力能否顺利实现平稳接续。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过去那种依靠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直接引进吸收国外的技术、巨大的内部市场、强有力的政府及其资源动员能力等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新的条件下，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约束条件不同以往，这些都意味着原来的增长动力必须调整，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变。
从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环境的深刻改变，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比如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德国推出了“工业4.0”战略，日本发布了制造业竞争策略等。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对更低的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其工业化进程。
此外，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深刻影响着全球分工格局。[1]数字信息技术、新材料、3D打印、云计算等新技术正在改变“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这一传统分工格局，智能制造、制造业服务化、生产的分散化、营销的全球化成为新的趋势，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相对竞争优势明显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重点在制造业，难点在制造业，出路也在制造业。可以说，推动制造业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升级，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制造业增速放缓，提质增效空间大
作为当今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业部门目前正普遍呈现增速不断放缓、增长动力不足的局面。
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数量红利递减、生产要素成本提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因素的影响，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等低端制造业增长乏力，并导致了中国工业整体增速下降。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从2014年的7.9%下降到2015年的5.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速从2014年的3.3％下降到2015年1—11月的-1.9％。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全球产业变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一些风险和矛盾也逐渐暴露。比如多数制造业部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而化解产能过剩亟待进行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这些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企业倒闭、员工转岗甚至失业。
当然，尽管增长速度放慢，但增长质量效益提升的空间仍然巨大。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结构看，制造业高于农业和服务业，投资品制造业高于其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于其他服务业，可贸易部门高于不可贸易部门。由于部门间的效率差距大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具有相对更大的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空间。
可以这样说，我国制造业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只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只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提升全球竞争力，“风雨之后才能见彩虹”。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犹存
目前，中国虽然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突出。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最突出的问题是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制成品大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价格低的“三低”产品，在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分配中处于劣势。从产品竞争力看，国内市场急需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技术装备和产品则长期依赖进口。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用于制造业研发的投入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我们虽然有华为、联想、中兴等创新投入很大和创新能力很强的企业，但整体上中国制造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仅占销售额的1％左右。技术落后、创新能力不强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严重障碍。
同时必须看到，尽管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体来看，我国至少有以下几大优势。
一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2014年经济增量达到近8000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这一增量已经超过中等发达水平的土耳其2014年全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我国每年货物进口额为2万亿美元左右，约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旅游输出国，2014年出境游超过1亿人次，海外消费额达1648亿美元。这些表明，只要制造业企业能够开发生产出安全、高质量的产品，我国就有足够的市场潜力。
二是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我国每年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另有200多万人在电大和成人高校接受继续教育。人力资本的质量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人口数量红利的下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满足跨国公司用人标准，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在我国建立研发总部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素质人才队伍业已成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三是中国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据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有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这是我国实现制造业强国宝贵而难得的坚实基础。
四是中国在拓展新兴市场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优势。许多新兴经济体正加快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发展是重点。我国在这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由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消费和技术偏好相似，我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拓展新兴市场方面具备更强的竞争力，这一优势有利于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平稳转身。
五是制造业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为了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推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我国2015年5月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这一战略将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扩大制造业对外开放、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随着这一规划的实施，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将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撑。与此同时，“四基工程”和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会得到更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在制造业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服务于制造业的第三产业，也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不二法门
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提升竞争力、防止产业空心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通过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维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和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
推动结构转型升级，必须明确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我认为，结构调整的目标和方向是建立更加协调的结构关系，使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协调，使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传统产业的发展更加协调，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更加协调，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我国经济成功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工业4.0方向的智能制造将是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目标和国家战略。但同时，我们也要补好工业2.0和工业3.0的课，在技术标准、质量控制等方面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能力。
实现这些目标将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下，我们同时面临着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任务，必须把握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平衡，既要在结构调整中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又要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结构调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驱动，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通过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构建起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要通过加快新一轮对外开放，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动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制造业和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不仅是时代赋予制造业的历史使命，更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战略抉择。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必须进行重大战略和政策安排。
第一，做强传统优势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可以看到，上一轮，中国制造业靠的是“大”，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下一轮，中国制造业必须靠“强”，打造先进的制造业是做强中国经济的脊梁。如何理解这个“强”或者说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呢？重要标志是“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具体来说，必须做强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专利、融资、投资、品牌构建、商业模式、物流体系延伸；必须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推动加工贸易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只有处于价值链中高端位置和产业链核心环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变强了，存活下来的制造业更强了，才能算是真正的制造强国。
第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企业和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精、特、新”专业化生产企业。在2014年公布的全球十家最赚钱的企业当中，中国有四家企业入榜，全部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一家工业企业。而入榜的另外六家外国企业中有苹果、三星、微软三家电子制造企业。这种差别令人深思。对中国来说，工业是经济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支柱。如果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制造业），没有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很难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现在我们像华为、中兴、海尔、联想这样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跨国公司太少。如果能够形成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就可以说成功了。
第三，为制造业发展与转型创造法治、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尤其在竞争环境创造中，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得到极大的加强。今后，制造企业靠“山寨”这种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在新的发展阶段，企业要形成竞争力，必须通过建设更加完善的创新制度体系和市场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提升对知识创新的保护水平，改善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真正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制造业领域。同时，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政府只有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放手让企业成为市场化创新的主体，多提供支持，少进行干预，才能使我国经济迸发出强大的活力。
值此中国经济时报社系列报道《中国制造业大调查：迈向中高端》编辑出版之际，我结合近期参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期间的学习体会，就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作如上思考，以与广大读者分享。
是为序。
[1] 3D打印是一种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运用粉状金属或塑料等可黏性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构造物体的技术。——编者注第一章权威访谈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制造业转型路径——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柏晶伟
无论从统计数据，还是从各地区、各行业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增长速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遇到新的困难。如何认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国制造业转型发展的路径在哪里？对此，《中国经济时报》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理性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1—9月中国经济增速只有6.9%，多项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对此，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张军扩：首先，6.9%的增速仍在合理范围内。一是这个增速仍处在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速的范围之内。根据我们的研究，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大体在6%—8%。二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仍然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速。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时期，全球经济总体低迷，对我国经济形成了较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实现这样的增长，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
其次，要充分认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必然性。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主要是受阶段转换、方式转变和外部冲击三大因素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的需求结构、供给条件、增长动力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同时，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结构，必然同时伴随着淘汰落后产能、化解矛盾风险，必然有一些企业和产能退出市场，从而必然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另外，国际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很大。世界经济由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结构调整期，全球增长放缓，贸易减速，导致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还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我们的调控政策有关，有利于我们优化经济结构，为调整结构留出空间。
再次，要充分看到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因素，看到结构优化的成效，看到好的一面。比如，在产业结构方面，钢铁、石化、建材、汽车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比较突出，发展比较困难，而一些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产品、生物医药等则增长很快。总体看，技术含量比较高、与需求结构升级联系比较紧密的产业，增长都比较快。节能减排取得新成效，前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7%。在地区结构方面，因为地区结构取决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关系地方经济增长的质量。2015年上半年，通过到浙江、江苏等地调研发现，凡是转型比较早、新产业比重比较大的地区，增速相对比较稳定，经济效益状况也相对较好。除这两个省以外，上海、福建、广东以及一些中部省份，增长的情况都相对要好一些。这些地区的发展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希望，那就是通过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够形成新的增长动力，能够为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企业结构也在改善，凡是有自己优势和特色产品的企业发展得都不错。2015年上半年我们在浙江调研时看了一家生产卫浴产品的企业，尽管现在卫浴行业整体来讲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效益不是很好，可是这家企业的效益很好，增长率在20%—30%，关键在于它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产品性价比较高，市场比较认可。所以，“只有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实业总是需要的，关键看企业怎么做。
再比如，从增长的拉动力量来看，消费的贡献进一步增强。在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增幅相对来讲要稳定得多，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幅度增强。与此同时，新业态、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技术进步、创新驱动对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也在增强。
另外，最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居民就业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增速继续高于GDP增速，民生继续改善。这对推进结构调整非常重要，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当然，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比较大，稳增长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现阶段，一方面，不论从需求空间还是从供给条件来看，我国经济都仍然具有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目前经济面临增长动力青黄不接、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问题。通过政策调整和改革深化，加快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管理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
二是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进展不是很理想。释放增长潜力，保持增长动力，从供给方面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要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水平，增强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化解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进展比较缓慢。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经济形势不好时，地方政府出于保就业、保稳定、保发展后劲的愿望，会动用自己能够掌控的经济资源、政策资源甚至行政资源保护本地企业，从而使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变得比较困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效益很难提高，也会使风险不断积累。
三是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差强人意。2015年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7%，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4.4%，集体企业下降1.5%，股份制企业下降1.1%，只有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0.2%，私营企业增长7.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下降。9月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下降0.5%，是多年来第一次下降；主营业务利润下降2.1%，也高于全部利润的降幅。由于企业效益普遍下滑，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太理想，前三季度已经有几个省份出现收入下降。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势必会带来较大的财政和金融风险。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中国经济时报》：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步的宏观政策会如何走？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组合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实体经济加快复苏？
张军扩：我认为，在增长阶段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时期，宏观政策的重点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转方式与稳增长的关系。现阶段，我国经济一方面面临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又遇上了国际经济低迷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注意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增速下降：一种是由结构调整、矛盾化解等所导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种是由经济景气循环变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这两种增速下降虽然根源不同，却会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加强，尤其需要注意由前一种下降所导致的后一种下降。因为如果出现这种下降，就会使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不仅会造成社会生产力被破坏，也不利于结构调整过程的顺利进行。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6.9%，仍处在合理区间，但增长动力不足、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此需要保持足够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防止经济增长滑出合理区间。
二是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推进结构调整需要保持适度偏紧的市场环境，并且主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优胜劣汰，这一点必须始终坚持。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不重视需求管理，特别是当经济出现景气循环性下滑时更是如此。当前，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和民生方面存在大量的需要投资改善的领域；另一方面，支持这些领域投资的生产能力，包括钢材、水泥、建材等，又是现成的甚至是大量过剩的。换句话说，这些领域的生产能力过剩，至少有一部分不是绝对的。在这个时候适度扩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也能够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保护和充分利用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并为这些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喘息的机会。由于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而长期以来支持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所谓“土地财政”也不如以前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适当提高债务比率、增加政府发债规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合理的。这不是简单的需求刺激，更不是大水漫灌。当然，要高度重视投资的方向与效益。同时，为了促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扩大投资的力度和步骤要合理控制，对质量、安全、环保标准的监管也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三是深化改革与控制风险的关系。结构调整时期也是各种风险的凸显期，从短期来讲，加大改革力度可能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但改革久拖不决风险会更大。通过改革尽快构建起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是促进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了部署，社会各界期望很高，但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改革的进展还是不尽如人意，特别是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比如土地制度、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实际进展不是很理想。因此，必须在稳增长、调结构的同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尽快构建起能够支撑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对中国制造业，不低估、不悲观《中国经济时报》：截至目前PPI（生产价格指数）已连续44个月下滑，2015年10月PMI（采购经理指数）为49.8%，与9月持平，表明我国制造业现在面临困境。如何看待当前制造业现状？
张军扩：现在PPI持续下滑、PMI长期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需求不足，企业家对经济前景不是很看好。
当前经济形势的确是严峻的，对于存在的问题、矛盾、风险和挑战，我们不能低估，但同时，对于我国制造业的前景，也没有必要过度悲观。
一方面，在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积极因素在成长、在增多，创新驱动的因素也在积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强的企业，重质量、重服务、重品牌、市场定位比较准确的企业，能够获得快速成长，而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高、环保和安全标准不过关的一些企业被市场淘汰也是自然的。
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有利条件。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具有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产业配套能力和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与此同时，我国产业发展还面临良好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供给条件和独一无二的市场优势。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加快，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展。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潜力也很大，但没有充分释放。比如，这些年，由于国内消费品在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等方面屡屡出现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对国内消费品的信心，致使消费者大量到国外购物，不仅导致我国购买力的大量流失，也有损政府威信和国家形象。据统计，2005—2014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年均增长25.2%，是国内市场零售增幅的两倍，2014年境外消费金额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监管不到位，政府作用发挥得不够。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该制度实施之前，日本进口农产品频繁出现化学品超标事件，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为解决这个问题，日本从2006年开始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对国外输入日本的农产品的检验指标增加了10—20倍，以前二三十项，现在变成四五百项，堪称“世界上最苛刻的农残比”标准。我国是日本农产品进口主要来源国，这项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的冲击可想而知。但令人惊诧的是，此后的实践证明，我国出口日本农产品的合格率不仅达到很高水平，而且还逐年提高。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2006—2010年，中国输日食品合格率分别为99.4%、99.58%、99.71%、99.72%、99.74%，而出口额除2008年有小幅下降外，其他年份均呈现小幅增长。这充分说明，不是我们的企业做不到，关键是政府的监管是不是真正到位、有效。只要政府监管到位，企业严格执行，是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需求潜力的释放。关键就是要转型升级《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制造业发展经历了“世界工厂”的辉煌时期，如今却陷入产能过剩、效益下滑的困境，假如让您给中国制造业开一份诊断书，您觉得这个病症是什么？药方是什么？
张军扩：病症就是增长方式粗放，靠要素投入增加产能，而不是靠提升质量和效益。
粗放的增长方式的临床表现是：第一，技术水平比较低，处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第二，产品不精致，与世界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中国制造”档次、质量明显不高，甚至可以说比较粗糙。第三，没有自己的品牌，尤其是名扬全球的国际品牌。第四，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市场不规范。
粗放增长方式的结果就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即“两高一低”。
需要说明的是，粗放增长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错了。在发展初期阶段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现在发展环境、条件变了，粗放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改变。所以，一言以蔽之，药方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就是要优化结构，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是要转型升级。制造业转型路径：智能化、精致化、绿色化和服务化《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是什么？您怎样评估《中国制造2025》？
张军扩：从宏观层面分析，我认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路径可以归纳为“四化”：智能化、精致化、绿色化和服务化。
智能化就是要提升技术水平，要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特别是要使传统制造业“+互联网”，而不单单是“互联网+”，要运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如今，电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信息化成为工业企业经营管理的常规手段。智能化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不二选择。传统产业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改造整个流程，促进其自身的智能化。在信息技术催生下的新业态、新产业将引领未来产业进步的新格局。
精致化就是通过从技术到人的理念、素质，从工业基础到管理水平，从基本材料到加工工艺等全流程的提升，使我们的产品品质更高，功能更强，更经久耐用。比如，不少人觉得同样是菜刀和锅具，德国产的就比中国产的好用。现在我国是制造大国，需要的就是品质的提升。
绿色化就是尽可能减少污染，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走“绿色制造”之路。
服务化就是通过大力加强产品生产过程和产品消费过程中服务投入的比重和质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不仅来源于传统制造活动的效率，也来源于内部服务的有效组织和提供。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因此要大大增加服务要素在制造业全部投入中的比例。
总之，就是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减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升竞争力。《中国制造2025》是国家根据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从战略的高度提出的重大举措。我认为它的重大意义在于：第一，它明确了制造业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被摆在突出位置。现在我国制造业虽然面临一些问题，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制造业了，制造业和创新紧密相连，一旦失去制造业，创新就没有活力了。世界发达国家搞“再工业化”“工业4.0”，源出于此。中国概莫能外。
第二，它明确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方向。就是要推进“两化融合”，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深入推进结构调整，在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提高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第三，它明确了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和保障措施。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发挥制度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措施，建立灵活高效的实施机制，营造良好环境。要营造有利于转型升级的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制造业转型，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未来智能制造的“世界工厂”，关键要素是什么？
张军扩：首先，最关键的是要进一步完善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要加强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要进一步治理和规范市场环境，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够优胜劣汰，实现转型升级。
其次是人才。制造业升级实际是创新驱动发展问题，而我国现行教育体系培养出的人才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创新发展的需要。我们的技工人才也相当缺乏，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国际经验可资借鉴。
最后是文化。要真正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形成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文化，德国、日本、韩国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应当好好向人家学习。《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政府在制造业转型中应发挥什么作用？
张军扩：最关键的是要促进形成一个有利于转型升级的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第一，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资金支持。从长远来看，我国制造业要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必须拥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而这个核心技术是买不来也引进不来的。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而且投资大、见效慢，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属于民间资本不愿干或没有能力干的领域，政府加大投资，可以为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创造条件。而应用技术研究应当尽量留给企业去做。另外，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使我们的教育能够比较好地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第二，要理顺各种价格体系、比价关系。要使对环境、生态、排放的影响内部化，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倒逼。
第三，要进一步提高质量、安全、环保标准，并严格执行，严禁各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同时，要着力建设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第四，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转型升级靠的是创新驱动，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些促进创业创新的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还应继续加大力度。
第五，创造有利于企业优胜劣汰、化解过剩产能的社会和市场环境，包括通过建立基金、提供优惠贷款或贴息等手段，为兼并重组提供金融支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培训力度或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等措施，妥善安置由于企业倒闭破产而失去工作岗位的职工等。
第六，用好需求侧激励政策。政府在需求侧的鼓励支持政策对产业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弯道超车”非常关键。一是政府采购要尽可能用于鼓励国内企业的创新；二是在政府采购实施过程中，要给各类企业和创新主体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总而言之，在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任务仍然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严明政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合力推动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中国制造业升级关乎国运——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范思立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经济主题，其战略地位提升到“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的高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认为，制造业不仅是一国竞争力的体现，而且制造业转型升级关乎中国经济增长平台的转换。在采访中，他一再向《中国经济时报》强调，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制造业转型升级关乎经济增长平台转换《中国经济时报》：在经济转换到中高速增长平台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要确立制造业立国的理念和战略，您认为这之间是否存在逻辑关系？
刘世锦：现在中央提出制造业立国的战略，应该说有特殊的背景。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保证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有合理的增速，为“转方式、调结构”创造条件。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既能扩大需求，又能创新供给，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能。
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制造业的比重在下降，服务业比重在上升，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速度问题，其实最重要的是增长方式和增长机制的变化。制造业相较过去30年的发展，发展内容、发展机制都有很大的区别，服务业也是如此。
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现在特别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点，制造业虽然比重下降，但是制造业本身需要升级，制造业升级所要解决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提高生产率和附加值。中国制造业和美国、德国、日本相比较，增加值的比重相对比较低。通过测算，如果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目前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水平，我们的生产率要提升30%—70%。中国制造业尽管具有规模，但整体水平还比较低，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发展机遇，制造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就是发展机遇。
所以，经济增长由高增长平衡转向中高速增长平衡，不仅仅是速度降低，更强调转型，转型以后中高速经济增长将维持下来。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否成功，是转向中高速经济增长平台是否成功的核心所在。
第二点，当前，我国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服务业比重上升，所以有一种思潮认为制造业好像都不太重要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服务业。这其实是一个误导，事实上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主要靠制造业。
目前我国最需发展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物流、金融、法律、会计等。这些领域基本上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所以服务业今后发展的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特别是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的。所以服务业到底发展得怎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进展的状况。
所以，国家提出制造业立国，一方面要提升整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基点放在制造业上；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业发展，因为它和制造业有内在相关性。精致生产与创新创造两者不可偏废《中国经济时报》：全球制造业正在发生新变革，工业4.0、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平台、智能制造等概念层出不穷。在您看来，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致路径是怎样的？
刘世锦：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含义，我的理解主要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在原有的技术框架下做一些改进，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把活做精做细”，或者简单地说是精致生产，更加专业化、精致化。在精致生产方面，中国制造和一些发达国家是有差距的，这需要下很多功夫和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
另一个方向就是创新。创新驱动就是找到新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框架。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试错的过程，如果十个企业在创新，有一两个企业成功就不算少，大部分企业是失败的。这个过程，错的相对比较多，对的相对比较少。所以，鼓励创新要包容失败，创新过程中失败的占多数，得给它能够转身再爬起来的机会。
另外，创新的规律也需要关注和研究，创新并不是什么地方都适合。创新要素是流动的，那些重大的、颠覆性的创新聚集的地方往往称之为创新中心，或者创新型城市的贡献很大，比如说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各种创新要素都集中在那里。
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应该给每一个企业充分的空间，鼓励其尝试可能性，让它有机会试错。但是作为结果，这种创新成功肯定是极少数，大部分企业还是要做配套，有些做跟随、模仿。所以，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创新规律。精致生产和创新同等重要《中国经济时报》：基于应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美国提出了“重振制造业”计划，欧盟提出了“再工业化”，德国也提出“工业4.0”计划，您认为在推进制造业发展方面，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
刘世锦：中国和德国之间差距更多的是精致生产的差距，中国和美国之间差距更多的是创新的差距。美国和德国之间也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这两条路线都要走。对那些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区来讲，精致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更为重要。《中国经济时报》：您刚才提到，要研究创新的规律，也要培育创新的环境，在我国“强政府”的大背景下，您认为对建设制造业强国有哪些利弊？
刘世锦：创新驱动是试错的过程，试对的东西是什么，事先谁也不知道。所以过去在“强政府”环境中，一些习以为常的做法，在新环境里可能就不大适应。
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居高临下制定技术路线，或者扶持某些企业，或者决定搞什么产品……这些做法过去也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教训。有些在过去或许还是有效的，但现在来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制定技术路线，即使政府官员是最聪明的，路线也不一定是成功的。比如说我们试100次才能成功，你只是试了一次，所以你成功的概率是1%；如果说我们试10次才能成功，你只试了一次，那么你成功的概率是10%。制定技术路线将来出错的概率更高。如果政府制定技术路线，以后的代价很高，一是限制甚至扼杀了市场创新空间，只能按照政府的设计走，把真正创新的可能性扼杀了；二是对政府的权威会造成很大的损害。
政府到底做什么比较合适，主要是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政府鼓励企业家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容忍失败，比如国有企业是不能失败的，失败是要问责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创新就很难。对民营企业来讲，如果政策多变，民营企业的预期不稳，加之经济实力有限，就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政府需要想办法让这些企业家能够有长期打算，稳定预期，要能够保护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
企业家一定知道具体内容、技术路线、产品规划，最后实现的东西一定更加丰富、更加激动人心、更加超出预想，所以一定要相信市场的力量。要相信企业家的创造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他们比政府官员的创造性更丰富。
政府培育创新的环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再一个就是推动创新资源流动，比如人才、技术设备和风险投资。因为创新所需要的要素组合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中高级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流动渠道要打开，让它们优化组合，最后会集中在某些区域。政府也可以提供一些创新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说大型的装备、公共平台，公共平台要向社会开放。还要有比较有利的配套条件，比如说加强人才的培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都能够跟得上。
政府做了以上这些事情后，创新性的资源会集中到一个地区，有了这样的环境以后，创新的概率会比较高。过剩产能要加快退出同时要防止各类型泡沫《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影响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有哪些？制约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深层次矛盾又有哪些？
刘世锦：目前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严重的过剩产能要加快退出，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和不突出的行业并存造成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
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有很大关系。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过剩，只有过剩了才有充分竞争，才有消费者的选择权，才有竞争压力，才会有转型升级，转型升级是被逼出来的。
最近经济下行的压力还在持续，更具挑战性的是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工业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也超过一年的时间了。现在必须加快严重过剩产能的退出。这方面现在还有很大的难度。如果这些高风险行业的情况得不到改变，可能会面临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效益更差的局面。我们将来期望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是速度比过去虽有所下降，但是属于有质量的增长。
现在仅仅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必须下决心减产能，而现在光靠市场的力量不够，必须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要有效控制。应对这种困难局面，必须下决心在一定时间内使严重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考虑实施“严重过剩行业减产转型、提质增效”专项行动计划。
另一个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比较大的是要防止各类型泡沫经济的干扰。如果我国经济在中长期里存在一个投机性相当强、能制造泡沫的领域，它会和实体经济和创新争夺资金，而在这种争夺过程中，制造业领域和创新往往是不占上风的。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改变的话，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以及我们要实现的创新驱动，在资金支持方面就会遇到相当大的问题。
这些年来房地产、股市等泡沫膨胀扰乱了很多制造业企业家的信心。有些人觉得赚钱太慢，想赚“快钱”，纷纷转向房地产或炒股票。真正能够心无旁骛、坚持不懈地搞制造业的企业不是太多。有相当多的制造业企业进入房地产领域，这成为这些企业当前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有些制造业企业没有赚什么大钱，在各自的领域坚持下来，现在反而走在行业的前面，比如华为，没从事过房地产，反而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企业。
一方面从大的宏观环境来讲，尽可能不去制造泡沫。从理想的角度来讲，要先对这些所谓无风险利率导致的原因进行分析，才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实际上，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很难避免投机，适当的泡沫也是必要的，但是得有一个限度。如果超过一定限度，它就会对实体经济和创新活动造成过大影响，把大量的资金吸引走，特别是把整个社会资源（尤其是很活跃、很有创造性的那部分资源）都吸引到过度投机的活动中去，那样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
另一方面从制造业内部来讲，要逐步培养形成一种专心致志发展制造业的文化氛围。可以在这方面出台一些政策，可以借鉴日本当年在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的经验，包括转型期的经验，就是政府加速折旧，企业把固定资产折旧的费用提高，从而少交税费，但是加速提取之后，要把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设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面对两难 企业唯有创新——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周子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要高度重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以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为主线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构建产业新体系，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
制造业的高速发展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处于快速上升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赵昌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低成本优势快速递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这种两难局面会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他认为，要想转型升级，就得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摆脱低端产业链，才能够形成自己的品牌，才能够成为制造业强国。优势与劣势将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中国经济时报》：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很多问题。以您多年的观察与研究，您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与挑战在哪里？
赵昌文：当前中国制造业的主要优势：
第一，健全的产业门类。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第二，突出的产业地位。2014年，中国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净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20.8%。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所涉及的电子信息、互联网、新能源等产业规模，中国居世界前列。
第三，部分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的名片和含金量逐步得到国际认可。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在一些领域已经实现了从技术模仿、跟踪到主要依靠自主创新，进而向产业发展制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