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像样子的梦:谈人生(胡适文丛套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4 09: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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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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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像样子的梦:谈人生(胡适文丛套系)

做一个像样子的梦:谈人生(胡适文丛套系)试读:

人生问题

一九○三年,我只有十二岁,那年十二月十七日,有美国的莱特弟兄做第一次飞机试验,用很简单的机器试验成功,因此美国定十二月十七日为飞行节。而十二月十七日正是我的生日,我觉得我同飞行有前世因缘。我的前十多年,曾在广西飞行过十二天,那时我做了一首“飞行小赞”,这算是关于飞行的很早的一首辞。诸位飞过大西洋、太平洋,我在民国三十年,在美国也飞过四万英里,这表示我同诸位不算很隔阂。今天大家要我讲人生问题,这是诸位出的题目,我来交卷。这是很大的问题,让我先下定义,但是定义不是我的,而是思想界老前辈吴稚晖的。他说:人为万物之灵,怎么讲呢?第一:人能够用两只手做东西。第二:人的脑部比一切动物的都大,不但比哺乳动物大,并且比人的老祖宗猿猴的还要大。有这能做东西的两手和比一切动物都大的脑部,所以说人为万物之灵。人生是什么?即是人在戏台上演戏,在唱戏。看戏有各种看法,即对人生的看法叫做人生观。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怎样算好戏?怎样算坏戏?我常想:人生意义就在我们怎样看人生。意义的大小浅深,全在我们怎样去用两手和脑部。人生很短,上寿不过百年,完全可用手脑做事的时候,不过几十年。有人说,人生是梦,是很短的梦。有人说,人生不过是肥皂泡。其实,就是最悲观的说法,也证实我上面所说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全看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算他是做梦吧,也要做一个热闹的、轰轰烈烈的好梦,不要做悲观的梦。既然辛辛苦苦的上台,就要好好的唱个好戏,唱个像样子的戏,不要跑龙套。人生不是单独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能看见和想象他所看不到的东西,他有能看到上至数百万年下至子孙百代的能力。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人都逃不了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这一杯茶(讲演桌上放着一杯用玻璃杯盛的茶)就包括多少人的贡献,这些人虽然看不见,但从种茶,挑选,用自来水,自来水又包括电力等等,这有多少人的供献,这就可以看出社会的意义。我们的一举一动,也都有社会的意义,譬如我随便往地上吐口痰,经太阳晒干,风一吹起,如果我有痨病,风可以把病菌带给几个人至无数人。我今天讲的话,诸位也许有人不注意,也许有人认为没道理,也许说胡适之胡说,是瞎说八道,也许有人因我的话回去看看书,也许竟一生受此影响。一句话,一句格言,都能影响人。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两千五百年前,离尼泊尔不远的地方,路上有一个乞丐死了,尸首正在腐烂。这时走来一位年轻的少爷叫Gotama,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位少爷是生长于深宫中不知穷苦的,他一看到尸首,问这是什么?人说这是死。他说:噢!原来死是这样子,我们都不能不死么?这位贵族少爷就回去想这问题,后来跑到森林中去想,想了几年,出来宣传他的学说,就是所谓佛学。尸身腐烂这一件事,就有这么大的影响。飞机在莱特兄弟做试验时,是极简单的东西,经四十年的功夫,多少人的聪明才智,才发展到今天。我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点行为都可以有永远不能磨灭的影响。几年来的战争,都是由希特勒的一本《我的奋斗》闯的祸,这一本书害了多少人?反过来说,一句好话,也可以影响无数人,我讲一个故事:民国元年,有一个英国人到我们学堂讲话,讲的内容很荒谬,但他的O字的发音,同普通人不一样,是尖声的,这也影响到我的O字发音,许多我的学生又受到我的影响。在四十年前,有一天我到一外国人家去,出来时鞋带掉了,那外国人提醒了我,并告诉我系鞋带时,把结头底下转一弯就不会掉了,我记住了这句话,并又告诉许多人,如今这外国人是死了,但他这句话已发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总而言之,从顶小的事情到顶大的像政治经济宗教等等,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尽管看不见,影响还是有。在孔夫子小时,有一位鲁国人说:人生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最伟大的人格,像耶稣、孔子等。立功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立言包括思想和文学,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学都是不朽的。但我们不要把这句话看得贵族化,要看得平民化,比如皮鞋打结不散、吐痰、O的发音,都是不朽的。就是说:不但好的东西不朽,坏的东西也不朽,善不朽,恶亦不朽。一句好话可以影响无数人,一句坏话可以害死无数人。这就给我们一个人生标准,消极的我们不要害人,要懂得自己行为。积极的要使这社会增加一点好处,总要叫人家得我一点好处。再回来说,人生就算是做梦,也要做一个像样子的梦。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有一首诗,题目是“梦”。说:“知世如梦无所求,无所求心普定寂,还似梦中随梦境,成就河沙梦功德。”不要丢掉这梦,要好好去做!即便是唱戏,也要好好去唱。(1948年8月12日)

九年的家乡教育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那时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东门外。我生后两个月,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江苏巡抚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一八九三)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三哥)也从上海到台湾。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十九年五月,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台东是新设的州,一切草创,故我父不带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们才到台东。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战事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保留二哥跟着他在台东。我们于乙未年(一八九五)正月离开台湾,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

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景松坚守。唐景松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二十五日,他双脚都不能动了,刘永福始放他行。六月二十八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乱,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我父亲因家贫,又有志远游,故久不续娶。到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续娶我的母亲,我母亲结婚后三天,我的大哥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姐比我母亲大七岁。

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姐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姐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

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宇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记念。

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康儿(我的名子叫嗣糜,糜字音门)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中有很重大的影响。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糜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机)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开头几行抄在这里: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说五伦。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抄在这里:五常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允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和,返躬践实,龟勉于学,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理的书。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我不记得是谁选的了。三十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不敢坚持此说。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得很熟。至今回忆,却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便也能背这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面的七言句子,如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些书名写在下面:(4)《孝经》。(5)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6)《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7)《孟子》。(8)《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9)《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10)《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11)《易经》,朱子《本义》本。(12)《礼记》。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颖洲府阜阳县的训导,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张),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林,比我大几岁。

嗣林承继给瑜婶。(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无子,我家三哥承继珍伯,林哥承继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林哥就溜到灶下或后堂去玩了。(他们和四叔住一屋,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我的母亲管的严厉,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先是五个,后来添到十多个,四叔家的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名叫来新书屋的大屋里去。最初添的三个学生,有两个是守港叔的儿子,嗣昭,嗣逢。嗣昭比我大两三岁。天资不算笨,却不爱读书,最爱“逃学”,我们土话叫做“赖学”。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先生往往差嗣林去捉;有时候,嗣昭被捉回来了,总得挨一顿毒打;有时候,连嗣林也不回来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港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来在九江开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说江西话。回家乡时,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说话改了,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钩起五指,打在头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这是先生不原谅,难怪他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先有嗣昭,后来有个士祥,都是有名的“赖学胚”。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的更厉害。越打的厉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亲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艰苦。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趣味。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晚上带回家去。一会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糜,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军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

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回答。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事”,小说书叫做“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我去寻守焕哥。守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吗?”《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地捧出来,我很高兴地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去借小说看。五叔,守焕哥,都帮了我不少的忙。三姐夫(周绍瑾)在上海乡间周浦开店,他吸鸦片烟,最爱看小说书,带了不少回家乡;他每到我家来,总带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来送给我。这是我自己收藏小说的起点。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长进,也是吃鸦片烟的,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作伴的。五叔,守焕哥,三姐夫都是吸鸦片烟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说书。大嫂认得一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如《双珠凤》之类。这些书不久都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乡时多,他同二哥都进过梅溪书院,都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旧学都有根底,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的第一步。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和顾颌刚先生讨论古史的胡宙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说了。

这里所谓“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双珠凤》在内,《琵琶记》也在内;《聊斋》、《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营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等也在内。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类的第一流作品,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通顺了。那时候正是废八股诗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不要我“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教我读书。但学堂里念的书,越到后来,越不好懂了。《诗经》起初还好懂,读到《大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书经》有几篇,如《五子之歌》,我读的很起劲;但《盘庚》三篇,我总读不熟。我在学堂九年,只有《盘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后来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类,向来学者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盘庚》属于今文一类,应该是真的,但我研究《盘庚》用的代名词最杂乱不成条理,故我总疑心这三篇书是后人假造的。有时候,我自己想,我的怀疑《盘庚》,也许暗中含有报那一个“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罢?《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却给了我绝大的帮助。从《三国演义》读到《聊斋志异》和《虞初新志》,这一跳虽然跳的太远,但因为书中的故事实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细细读下去。石印本的《聊斋志异》有圈点,所以更容易读,到我十二三岁时,已能对本家姐妹们讲说《聊斋》故事了那时候,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都在十五六岁之间;他们常常邀我去,请我讲故事。我们平常请五叔讲故事时,忙着替他点火,装旱烟,替他捶背。现在轮到我受人巴结了。我不用人装烟捶背,她们听我说完故事,总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饭来请我吃。她们绣花做鞋,我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样的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康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康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帮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康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伯户每约因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几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旅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大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险、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

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跑,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条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病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费用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给每一家债户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赂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十九,十一,廿一夜)

我的信仰

我父胡珊,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文史经籍训练后,他对于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省的地理,大起兴趣。他前往京师,怀了一封介绍书,又走了四十二日而达北满吉林,进见钦差大臣吴大激。吴氏是现在见知于欧洲研究中国学问者之中国的一个大考古学家。

吴氏延见他,问有什么可以替他为力的。我父说道:“没有什么,只求准我随节去解决中俄界务的纠纷,见我得以研究东北各省的地理。”吴氏对于这个只有秀才底子,在关外长途跋涉之后,差不多已是身无分文的学者,觉得有味。他带了这个少年去干他那历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个最有价值、最肯做事的帮手。

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迷陷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三天找不着出路。到粮食告尽,一切侦察均归失败时,我父亲就提议寻觅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面去的,一条溪流找到了手,他们一班人就顺流而行,抵达安全的地方。我父亲作了一首长诗纪念这次的事迹,乃四十年后,我在《论杜威教授系统思想说》的一篇论文里,用这件事实以为例证,虽则我未尝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与我父亲相熟而犹生存着的人,都还认得出这件故事,并写信问我是不是他们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个小儿子。

吴大激对我父亲虽曾一度向政府荐举他为“有治省才能的人”,政治上却并未得臻通显,历官江苏、台湾后,遂于台湾团中日战争的结果而割让予日本时,以五十五岁的寿延逝世。

我是我父亲的幼儿,也是我母亲的独子。我父亲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国之乱,乱军掠遍安徽南部各县,将其化为灰烬。次娶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长子从小便证明是个难望洗心革面的败子。我父亲丧了次妻后,写信回家,说他一定要讨一个纯良强健的、庄稼人家的女儿。

我外祖父务农,于年终几个月内兼业裁缝。他是出身于一个循善的农家,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全家被杀。因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故被太平军掠做俘虏,带往军中当差。为要防他逃走,他的脸上就刺了“太平天国”四字,终其身都还留着,但是他吃了种种困苦,居然逃了出来,回到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无一个家人还活着。他勤苦工作,耕种田地,兼做裁缝,裁缝的手艺,是他在贼营里学来的。他渐渐长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个儿女,我母亲就是最长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军毁了的家传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阳未出,便到溪头去拣选三大担石子,分三次挑回废屋的地基。挑完之后,他才去种田或去做裁缝。到了晚上回家时,又去三次,挑了三担石子,才吃晚饭。凡此辛苦恒毅的工作,都给我母亲默默看在眼里,她暗恨身为女儿,毫无一点法子能减轻他父亲的辛苦,促他的梦想实现。

随后来了个媒人,在田里与我外祖父会见,雄辩滔滔的向他替我父亲要他大女儿的庚帖。(按胡先生《我的母亲订婚》一章里面,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系,故译庚帖似较贴切。)我外祖父答应回去和家里商量。但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话对他的妻子说了,她就大生气。她说:“不行!把我女儿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岁的人,你真想得起?况且他的儿女也有年纪比我们女儿还大的!还有一层,人家自然要说我们嫁女儿给一个老官,是为厂钱财体面而把她牺牲的。”于是这一对老夫妻吵了一场。后来做父亲的说:“我们问问女儿自己。说来说去,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到这个问题对我母亲提了出来,她不肯开口。中国女子遇到同类的情形常是这样的。但她心里却在深思沉想。嫁于中年丧偶、兼有成年儿女的人做填房,送给女家的聘金财扎比一般婚姻却要重得多,这点于她父亲盖房子的计划将大有帮助。况她以前又是见过我父亲的,知道他为全县人所敬重。她爱慕他,愿意嫁他,为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识,但大半却是想望帮助劳苦父亲的孝恩。所以到她给父亲逼着答话,她就坚决的说:“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作主。男人家四十七岁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听了,叹了一口气,我外祖母可气地跳起来,忿忿的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罢!”

我母亲于一八八九年结婚,时年十七,我则生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我父殁于一八九五年,留下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我父弃世,我母便做了一个有许多成年儿女的大家庭的家长。中国做后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

我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般接脚媳妇凶恶不善的感情,利如锋刃的话语,含有敌意的嘴脸,我母亲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时忍到不可再忍,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丈夫,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效果。我总听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的母亲,劝她止哭,母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个把月。

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个早慧的小孩,不满三岁时,就已认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亲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我的。我才满三岁零点,便在学堂里念书。我当时是个多病的小孩,没有搀扶,不能跨一个六英寸高的门槛,但我比学堂里所有别的学生都能读能记些。我从不跟着村中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更因我缺少游戏,我五岁时就得了“先生”的绰号。十五年后,我在康奈耳大学做二年级时,也同是为了这个弱点,而被了Doc(即Doctor缩读,音与Dog同,故用作谐称。译者)的浑名。

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知的一切告诉我。她说她望我踏上他的脚步,她一生只晓得他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

据她说,他是一个多么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间或休假回家的时期中,附近烟窟赌馆都改行停业。她对我说我唯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我往往眼睛半睁半闭的听,但她除遇有女客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外,罕有不施这番晨训的。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学。我年稍长,总是第一个先到学堂,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门要钥匙去开学堂的门。钥匙从门缝里递了出来。我隔一会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朗念书了。学堂里到薄暮才放学,届时每个学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日中上课的时间平均是十二小时。

我母亲一面不许我有任何种类的儿童游戏,一面对于我建一座孔圣庙的孩子气的企图,却给我种种鼓励。我是从我同父异母的姐姐的长子,大我五岁的一个小孩那里学来的。他拿各种华丽的色纸扎了一座孔庙,使我心里羡慕。我用一个大纸匣子作为正殿,背后开了一个方洞,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摆孔子牌位的内堂。

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贤徒,并贴了些小小的匾对,书着颂扬这位大圣人的字句,其中半系录自我外甥的庙里,半系自书中抄来。在这座玩具的庙前,频频有香炷燃着。我母亲对于我这番有孩子气的虔敬也觉得欢喜,暗信孔子的神灵一定有报应,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在科考中成为一个及第的士子。

我父亲是一个经学家,也是一个严守朱熹(—一三零——一二零零)的新儒教理学的人。他对于释道两教强烈反对。我还记得见我叔父家(那是我的开蒙学堂)的门上有一张日光晒淡了的字条,写着“僧道无缘”几个字。我后来才得知道这是我父亲所遗理学家规例的一部。但是我父亲也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员小吏,而我的几位哥哥则都在上海。剩在家里的妇女们,对于我父亲的理学遗规,没有什么拘束了。他们尊守敬奉祖宗的常礼,并随风俗时会所趋,而自由礼神拜佛。观音菩萨是他们所最爱的神,我母亲是为了出于焦虑我的健康福祉的念头,也做了观音的虔诚信士。我记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观音阁里去进香,她虽缠足,缠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还是步行来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读书。读了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在这个期间,我读习并记诵了下列几部书:《孝经》:孔子后的一部经籍,作者不明;《小学》:一部论新儒教道德学说的书,普通谓系宋哲朱烹所作;《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中的四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

我母亲对于家用向来是节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学金,却坚要比平常要多三倍。

平常学金两块银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块钱,后又逐渐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学金这一点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所未能给的利益。因为那两元的学生,单单是高声朗读,用心记诵,先生从不劳神去对他讲解所记的字。独我为了有额外学金的缘故,得享受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得的权利。

我年还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由我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

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家司马光于一零八四年所辑编年式的中国通史。这番读史,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不久就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记忆。

随后有一天,我在叔父家里的废纸箱中,偶然看见一本《水浒传》的残本,便站在箱边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从此以后,我读尽了本村邻村所知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胜的趣味。它们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坏的也教,又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干年后,使我能在中国开始民众所称为“文学革命”(iteng Renaissance ,直译当为文艺复兴)的运动。

其时,我的宗教生活经过一个特异的激变。我系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习于诸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我十一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学》,这部书是我能背诵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司马光那位史家攻击天堂地狱的通俗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判烧春磨,亦无所施。”这话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我对于死后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

往后不久,我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所说起的这一段,述纪元五世纪名范缜的一位哲学家,与朝众竞辩“神灭论”。朝廷当时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缜的见解,由司马光摄述为这几句话:“形者神之质地,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灭而神在哉。”

这比司马光的形灭神散的见解,一种仍认有精神的理论还更透彻有理。

范缜根本否认精神为一种实体,谓其仅系神之用。这一番化繁为简合着我儿童的心胸。读到“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更使我心悦。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据范缜反对因果轮回说的事。他与竞陵王谈论,王对他说:“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涵之中。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涵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因果之说,由印度传来,在中国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数最有力的观念之一。中国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训。但在现实生活上并不真确。佛教的因果优于中国果报观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过这个问题,将其归之于前世来世不断的轮回。

但是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这是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在那个儿童时代是没有牵强附会的推理的,仅仅是脾性的迎拒罢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仅此而已。

但是这一种心境的激变,在我早年不无可笑的结果,一九零三年的新年里,我到住在二十四里外的大姐家去拜年。在她家住了几天,我和她的儿子回家,他是来拜我母亲的年的。他家的一个长工替他挑着新年礼物。我们回到路上,经过一个亭子,供着几个奇形怪状的神像。我停下来对我外甥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菩萨抛到污泥坑里去罢。”我这带孩子气的毁坏神像主张,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吓住了。他们劝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来已经濒于危境的神道。

这一天正是元宵灯节,我们到了家中,家里有许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经饿了,开饭的时候,我外甥又劝我喝了上杯烧酒。酒在我的肚子里,便作怪起来。我不久便在院子里跑,喊月亮下来看灯。我母亲不悦,叫人来捉我。我在他们前头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终被捉住,但还努力想挣脱。我母亲抱住我,不久便有许多人朝我们围拢来。

我心里害怕,便胡言乱道起来。于是我外甥家的长工走到我母亲身边,低低的说:“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错乱了,恐怕是神道怪了他。今天下午我们路过三门亭,他提议要把几尊菩萨抛到污泥坑里去。一定是这番话弄出来的事。”我窃听了长工的话,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喊叫得更凶,好像我就真是三门亭的一个神一样。

我母亲于是便当空焚香祷告,说我年幼无知无咎,许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过,定到亭上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得报说龙灯来了,在我们屋里的人,都急忙跑去看,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母亲许的愿,显然是灵应了。一个月后,我母亲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门亭还我们许下的愿。

我年甫十三,即离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于上海。自这次别离后,我于十四年之中,只省候过我母亲三次,一总同她住了大约七个月。出自她对我伟大的爱忱,她送我出门,分明没有洒过一滴眼泪就让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中,独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发展,所带着的,只是一个母亲的爱,一个读书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我在上海过了六年(一九零四——一九一零),在美国过了七年(一九一零——一九一七)。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我读了当时所谓的“新教育”的基本东西,以历史、地理、英文、数学,和一点零碎的自然科学为主。从故林纤氏及其他请人的意译文字中,我初次认识一大批英国和欧洲的小说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 ),大小仲马(DU.ereet ils)、嚣俄,以及托尔斯泰等氏的都在内。我读了中国上古、中古几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学家的著作,并喜欢墨翟的兼爱说与老子、庄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学。

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笛卡儿、卢骚、宾坦、康德、达尔文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连续发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认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对于欧洲人所具有许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显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私人权利观念与热心防其被侵,爱自由,自治能力,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康等。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

我又读过严复所译穆勒的《自由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严氏所译赫胥黎的论著,于一八九八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识阶级的接受。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印新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儒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

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祸害。向尝一度闻名的陈炯明以“竞存”为号。我有两个同学名杨天择和孙竞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也是一个证据。我请我二哥替我起个学名的那天早晨,我还记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说,“‘适者生存’中的‘适’字怎么样?”我表同意;先用来做笔名,最后于一九一零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我对于达尔文与斯宾塞两氏进化假说的一些知识,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连了起来。例如在道家伪书《列子》所述的下面这个故事中,发现两千年前有一个一样年轻,同抱一样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欢悦: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日:“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日:“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造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而生之,且蚊纳哈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蚊的生人,虎狼生肉者钱?”

一九零六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系以白话刊行。我被邀在创刊号撰稿。一年之后,我独自做编辑。我编辑这个杂志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在我为这个杂志所著的许多论文内,我猛力攻击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坚持无神论。

一九零八年,我家因营业失败,经济大感困难。我于十七岁上,就必须供给我自己读书,兼供养家中的母亲。我有一年多停学,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课五小时,月得修金八十元。一九一0 年,我教了几个月的国文。

那几年(一九零九——一九一零)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也是我个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革命在好几省内爆发,每次都归失败。中国公学原是革命活动的中心,我在那里的旧同学参加此等密谋的实繁有徒,丧失生命的为数也不少。这帮政治犯有好些来到上海与我住在一起,我们都是意气消沉,厌世悲观的。我们喝酒,作悲观的诗词,日夜谈论,且往往作没有输赢的赌博。我们甚至还请了一个老伶工来教我们唱戏。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诗,中有这一句:“霜浓欺日淡”!

意气消沉与执劳任役驱使我们走入了种种的流浪放荡。有一个雨夜,我喝酒喝得大醉,在镇上与巡捕角斗,把我自己弄进监里去关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镜中看出我脸上的血痕,就记起李白饮酒歌中的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我决心脱离教书和我的这帮朋友。下了一个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设的学额。我考试及格,即于七月间放洋赴美。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但不久便交结了些朋友,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

美国人出自天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我坐在那里以哲学的态度看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呼为乐。而这种狂叫欢呼在我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但是到竞争愈渐激烈,我也就开悟这种热心。随后我偶然回头望见白了头发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诚心诚意的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欢呼了。

就是在民国初年最黑暗的时期内,我还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个华友的信里面,我说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为无希望外,没有事情是无希望的。”在我的日记上,我记下些引录的句子,如引克洛浦的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惧就是作伪者。”又如我自己译自勃朗宁的这一节诗:从不转背而挺身向前,从不怀疑云要破裂,虽合理的弄糟,违理的占胜,而从不作迷梦的,相信我们沉而再升,败而再战,睡而再醒。

一九一四年一月,我写这一句在我的日记上:“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一九一五年,我以关于勃朗宁最优的论文得受柯生奖金。我论文的题目是《勃朗宁乐观主义辩》。我想来大半是我渐次改变了的人生观使我于替他辩护时,以一种诚信的意识来发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学做纽约农科学院的学生开始我的大学生涯。我的选择是根据了当时中国盛行的,谓中国学生须学点有用的技艺,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实用的这个信念。但是也有一个经济的动机,农科学院当时不收学费,我心想或许还能够把每月的月费省下一部来汇给我的母亲。

农场上的经验我一点都不曾有过,并且我的心也不在农业上。一年级的英国文学及德文课程,较之农场实习和养果学,反使我感觉兴趣。踌躇观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后转入文理学院,一次缴纳四个学期的学费,就是使我受八个月困境的处分。

但是我对于我的新学科觉得更为自然,从不懊悔这番改变。

有一科《欧洲哲学史》——归故克莱顿教授那位恩师主持,领导我以哲学做了主科。我对于英国文学与政治学也深有兴趣。康奈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

在其领导之下,我读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学家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也读过晚近唯心论者如布拉特莱、鲍森模等的作品,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从未引起我的兴趣。

一九一五年,我往哥林比亚大学,就学于杜威教授,直至一九一七年我回国之时为止。得着杜威的鼓励,我著成我的论文《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使我把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重读一遍,并立下我对于中国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础。

我留美的七年间,我有许多课外的活动,影响我的生命和思想,说不定也与我的大学课业一样。当意气颓唐的时候,我对于基督教大感兴趣,且差不多把《圣经》读完。一九—一年夏,我出席于在宾雪凡尼亚普柯诺派思司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学生会的大会做来宾时,我几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渐渐的与基督教脱离,虽则我对于其发达的历史曾多有习读,因为有好久时光我是一个信仰无抵抗主义的信徒。耶稣降生前五百年,中国哲学家老子曾传授过上善若水,水善应万物而不争。我早年接收老子的这个教训,使我大大的爱着《登山宝训》。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我深为比利时的命运所动,而成了一个确定的无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乐部住了三年,结交了许多各种国籍的热心朋友。受着像那士密氏和麦慈那样唯心的平和论者的影响,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热心的平和论者。大学废军联盟因维腊特的提议而成立于一九一五年,我是其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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