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性尧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炉边话明史：社会变局与历史迷思试读：
明代的选秀女
明多虐政莠政，前者如廷杖，专为虐辱士大夫；后者如选秀女，祸及年轻的闺女。元稹曾于新乐府《上阳白发人》中咏玄宗时花鸟使扰民事，与明之选秀女即有类似处。名为“选”，实是强掠。孝宗弘治年间，浙江绍兴等府，讹言越中诏选淑女（即秀女），一时奔娶殆尽。虽是讹言，亦见民间对此恐惧之甚。为祸最烈的为穆宗隆庆二年，据查继佐《罪惟录·五行志》所载，当时“千里鼎沸，男女失配，长幼良贱不以其偶”。又据崇祯《吴县志》：“时传朝命选吴中女子入宫，民间争相婚配，多至失伦。”连寡妇也为此而草草成婚。故褚人获《坚觚集》卷一，记有“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流”语。陆心源《归安县志》卷五十引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隆庆二年正月初八九日，民间讹言朝廷点秀女，自湖州而来，人家女子七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送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官府禁之不能止，真人间之大变也。”当时沈一贯曾作歌行《观选淑女》云：长安女儿巧伺人，手持纨扇窥芳尘。姊妹相私择佳丽（通“俪”），无过愿得金吾婿。如何天阙觅好逑，翻成凌乱奔榛丘。吏符登门如索仇，斧柱破壁怒不休。父母长跪兄嫂哭，愿奉千金纵吏赎。纷纷宝马与香车，道旁洒泪成长渠。人间天上隔星汉，天上岂是神仙居，吁嗟，天上岂是神仙居。首句的长安女儿泛指名都大邑的女子，结尾的天上指皇宫，大家闺女皆不愿入宫，《红楼梦》中元春归宁时，就是含着泪水诉着委屈。作者沈一贯为隆庆二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诗中所咏正与时事相符。甲申之变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而小朝廷的纸醉金迷的淫靡之风愈演愈烈。千仞冈樵人陈于王题《桃花扇》诗云：“玉树歌残迹已陈，南朝宫殿柳条新。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王士祯《秦淮杂诗》之十云：“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千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这是讽刺阮大铖以《燕子笺》等剧本，用吴绫作朱丝阑书进宫以娱福王。孔都官指孔范，为陈后主的嬖臣狎客，借指阮大铖。这都反映了小朝廷的燕雀处堂的荒唐苟安景象。临安的南宋政权尚可说是偏安，弘光朝连偏安也谈不上。弘光选秀女的扰民情状，可于陈子龙《论选宫人疏》中见之：“昨忽闻有收选宫人之举，中使（太监）四出，搜门索巷，凡有女之家，不问愿否，黄纸帖额，即掠之而去，以致里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夫无夫，畀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末署崇祯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明思宗自缢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这里书八月二十日者，盖新君虽即位而尚未颁新年号，在清朝则为顺治元年。即是说，大行皇帝死难才五个月，小朝廷已急忙忙地在渔色掠美了。福王有旨云：“选用宫女，恐扰小民，今用价平买，何得有此讹传？在城棍徒媒妇，屡旨严戒，不许借端诈骗，违者法司重处。”陈子龙疏中，原有“但当发德音，下所司，或在礼部，或在五城，悬价收买”语，这也是面临福王这样“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纨绔皇帝的转圜办法。廷旨却反唇相讥，以“用价平买”相搪塞，但陈疏明言“畀以微价”，可见其中自有人坐享其利。说到底，扰民的祸首还在选秀女这一事件本身。朝廷既有此莠政，则地痞土豪、三姑六婆之流乘间插手，为虎作伥，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能够“借端诈骗”，就因有此恶端。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七云：“二十五日庚辰，忽传皇太后懿旨，遴选中宫，寻命选淑女于杭州。内官田成、李国辅分路广选，隐匿者邻人连坐。民间大扰，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媸老少俱参错，合城若狂。”这个太后为邹氏，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军破洛阳，其夫老福王朱常洵被杀，她因而失散流亡，至十七年八月十三日，才自河南奔抵南京，她也许是顺从儿子的心意。朱由崧如果不登位，她也做不成皇太后。无论是太后或秀女，都是从两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妇女命运的暗影。明宰辅掇录
唐代宰相的籍贯大多是北方，因唐人对南人是歧视的。宋初也看不起南人，宋中叶以后，南人多而北人少。明宰辅189人，南人占三分之一强，其中江南（指今江苏、安徽）35人，浙江32人，江西26人。王鏊是吴县人，成化十一年一甲第三名，即探花，后为文渊阁大学士。他因宋人曾有“南人不可为相”之说，故著《相论》（《震泽集》卷三十三）驳之。他认为置相的标准在贤佞不在地区，这当然是对的。又在《读宋史》中说：宋世权奸误国，以至于亡，“我朝不立宰相，岂非以宋为鉴乎？虽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明代不立宰相，绝非鉴于宋权相之覆辙，他当然明白。从他结尾的两句来看，他其实是在批评罢相之非。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直白地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相始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段话说得非常精辟。后面又说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者却是宫奴，即太监。宫奴所以有宰相之实，其过即在太祖之罢相。太祖废相之初，雷厉风行，明降诏旨，以后臣下有奏请立丞相者，即以凌迟处之。太祖为什么废丞相？楔子是由于丞相胡惟庸之反，但反的是胡惟庸，并非丞相本身，太祖难道不明白？实际是要建立一个绝对专制的格局，即有王室而无政府。中书省原为决策机构，六部为中书省所隶属，丞相正一品。罢省后，即分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治理国事，副以侍郎，更无领袖人物，而天子总其成，六部长官只是他的幕僚。尚书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换言之，全国各项政治活动，全由皇帝遥控。太祖以匹夫而得天下于马上，自有其过人的充沛精力。成祖即位，始开内阁于东阁门，即文渊阁，命翰林中品才卓著者入值赞襄，旨在使君臣之间多相沟通，在内廷发挥作用，以弥补太祖废相之失。入阁者大都为编修、检讨、侍讲、侍读，不置官属，不制诸司。终永乐之世，未曾改秩。这以后，阁权随朝代而逐渐加重。《明史·宰辅年表》序言云：“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之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辅为重。”仁宗（成祖之子）的年号为洪熙，享国仅一年，此后即进入明之中叶。明制，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英宗天顺二年，经翰林学士李贤奏定，修撰、编修专选进士。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侍郎（六部以吏部居首）非翰林不任，而进士始进之时，已被人目为储相，由翰林拜相者十分之九。明代科举盛于前代，而翰林之深严荣隆，尤为前代所无。唐之翰林，有的只是皇帝的诗酒清客，故有翰林供奉之称，意为在皇帝身边侍奉的人，如李白的《清平调》，便是以诗曲供奉玄宗及杨妃。这三首诗，颇为后人传诵，其实是高级的媚上宫词而已。明代大学士只是正五品（清正一品），尚书正二品（清从一品），故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在下，兼衔反而在上。由于皇帝不与内阁交接，深居宫禁不亲政务，中间尚须通过太监传递，阁权充其量不过票拟，批红则由太监代[1]理，司礼监之权于是高出宰辅，遂如黄宗羲所慨叹的，宫奴成为无名有实的宰相了。[1] 群臣所进文书，由皇帝亲批数本，其余由司礼监按阁票所拟照录，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之，称批红，所以其弊极大。晚明的太监政治
太监起源于何时，这里不及详考，但它的出现，为了适应君主的多妻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们都是“刑（宫刑）余之人”，这就恰好用来守护宫闱，侍候后妃，成为皇家最忠心的家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阉宦下》就指出，君主所以信用太监，“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太监无儿，进宫之后，就和家属亲友隔绝，所以篡位的危险也少，因为篡了位也没法儿传给子孙。如颜师古所说，“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也”（《汉书·石显传》注）。即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其次，相对说来，士大夫自尊心强，有时要“批逆鳞”。太监则以奴婢自居，安于自卑，也使君主之喜爱太监甚于士大夫。再从君主们的生活方式看，平日既深居简出，下朝之后，唯一能接近的只有太监和后妃，因而感情也容易积累了。太监在生理上虽是阉人，另一方面，毕竟又可看作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汉，比后妃们占了便宜，因而仍可以派他们去应付大臣，到社会活动，以至批阅文件，统领军队；也因为这样，太监就有了弄权紊政的机会。中国历史上虽不曾有过篡位的太监，却有过实质上的太监皇帝，这就是秦朝的赵高和明朝的魏忠贤。唐朝的高力士，曾经娶过河间人吕玄晤之女为妻。因吕氏生得很漂亮，当时遂有“国姝”之称。明朝的魏忠贤，则因私通熹宗的乳母客氏而起家，故常“客魏”并称。客氏本是定兴县人侯二之妻，做了皇家的乳母后，便封为奉圣夫人。她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都借她的光而为锦衣千户，锦衣卫的长官多由勋戚充任，于是他们也成为皇亲国戚一伙了。客氏在宫中时住在咸安宫，外面另有“私第”。逢到出宫，皇帝事先便传一特旨，说是某月某日奉圣夫人要往“私第”了。出入时间都在五更，先乘小轿，后换八人大轿，灯烛点了二三千根。到了“私第”，便升厅而坐，迎接的人排队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其实只有三十岁），她也以“圣上八母之一”自居。魏忠贤本不识字，只因做了客氏面首，便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居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秉笔监的职务是掌管章奏，代皇帝批阅文书，传宣谕旨，以太监之魄而具皇帝之魂。刘若愚（也是一个太监）《酌中志》云：“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也即集内阁（行政）、都察院（监察）和东厂（特务）的大权于一身了。明朝司礼监的弄权，本非始于魏忠贤，但魏阉所以能这样随心所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熹宗即位时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纨绔子，文秉的《先拨志始》卷上，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上（熹宗）性好走马，又好作水戏，种种机械，出人意表，又好盖房屋，凡斧斤之类，皆躬自操之，巧匠不能过也。忠贤每欲有所处分，即令王体乾等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奏请。听毕，便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而忠贤辈得以操纵如意也。明武宗即位时，也只有十四岁。司礼太监刘瑾便弄来许多玩具让世宗玩弄，趁此将各衙门奏章提请裁决，武宗便不耐烦说：“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这就中了刘瑾的圈套，以后就全由他任意批答，假借皇帝的旨意下达，皇帝自己却多半不知道（《明通鉴》）。所以，当时的圣旨，究竟有几分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实在难说。李东阳就说过“真假混淆，无从别白”的话。照道理说，皇帝的圣旨，哪怕三言两语，也关系着老百姓的祸福，这时却由太监们上下其手，圣旨也往往成为百姓的灾难。而且这些太监既无学问，要批答势必假手他人，如魏忠贤利用圣旨夸述己功，首辅叶向高就骇然道：“此非阉人所能，实有代笔者。”（实是徐大化）而既要为太监代笔，自又非顺着他不可，这样就逐渐成为阉党中人了。汉唐明三代都有阉祸，但汉唐两代，以枢臣之尊而沦为阉党的尚不多见。东汉的士大夫，还以太学生为群众基础，不断起而与阉人抗争，明代却不同，其间虽有东林等人以生命与魏忠贤斗争，而构成阉党的也正是士大夫。所以，东林与阉党之争，实际是士大夫内部的自相残杀。《明史》于紧接宦官列传后，特立阉党列传，也是其他各史所未有的。这些阉党，论其出身，都是起家甲第，进士出身，即取得科举资格中最高一级，官职则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之类都有。如顾秉谦和魏广微，阉党列传的魏党部分，就将他们列为第一、第二名。因为自从他们主掌内阁（当时最高权力机构）后，政权就落在魏忠贤之手。他们为魏忠贤效忠的第一功，就是辑成一册《缙绅便览》，其中将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划为“邪党”，这些人正是被魏忠贤看作死对头，人数多至百余人，而阉党如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列为“正人”。所谓“便览”，实即“手册”之意。当时还有一部《三朝要典》，内容也是按照魏忠贤意图诬蔑东林党人，由顾秉谦任总裁，他便拟了一篇御制的序文放在卷首，这样就可以钳制天下人之口。《明史》说“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曾记首辅韩爌去职后，秉谦急欲代之，“率其子叩首逆阉曰：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珰（指魏忠贤）颔之。时其子方乳臭，即授之以尚宝丞”。这时秉谦已七十余岁，其为人也不难想见。魏广微是南乐人，魏忠贤是肃宁人，当时都属直隶省，又与忠贤同姓，故先自称“宗弟”，后来索性称“宗侄”。他在内阁时与忠贤通信，就书为“内阁家报”，因此人家便称他为“外魏公”。他对要提拔的人，如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便在姓名上各加两圈或三圈，而对《缙绅便览》中载的那些“邪党”，重要者加三点，次要者加两点，然后转送给魏忠贤去决定。这种告密手段，也是阉党猎取高官厚禄的一条捷径。例如崔呈秀，在外朝见到魏忠贤时，必屏人密语，乘机将《同志录》和《天鉴录》交给忠贤。这里的“同志”是同党的意思，也即指东林党人。《天鉴录》所载的，则是不倾向东林的人，因而也更得忠贤的信任。如《明史》所说：“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蝇集蚁附，其门如市。”即是说，他家里已成为政治交易的市场了。顾秉谦和魏广微，后来都和魏忠贤发生过矛盾，所以两人都要求休官而去。崔呈秀自始至终是个死党，他在奏疏中称颂忠贤督造三殿之功，公然说：“臣非行媚中官（指太监）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当时阉党的骨干，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崔呈秀是五虎之首，故常崔魏并称。明思宗定逆案时，也将呈秀列为第一名。他儿子崔铎，本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由于呈秀示意考官孙之獬，崔铎就中了乡试，即成为举人，取得了省一级的科举资格。熹宗死后，内监十余人急召呈秀，见忠贤后，两人密谋很久，据说忠贤想趁机篡位，呈秀却以时机未至，阻止了他。天启六年，魏忠贤的权势已到了高峰，许多正直的士大夫被陷害虐杀，阉党的献媚手段也越来越丑恶，于是而有建生祠之风，带头上疏创议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在此之前，这股风已在吹了，御史刘之待本也闻风而动，只因疏文迟到一日，遂触忠贤之怒而被革职。接着，各地都起而响应，其中蓟辽一地多至七所，祠内金像竟用皇帝所戴的冕旒，宣大一地也有三所。每建一祠，多的花费数十万，少的也有数万，皇帝下诏颁赐祠额，阁臣撰文书红，颂词中有“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之语。蓟辽总督阎鸣泰因用了“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二语，遂使“闻者咋舌”。《明史》用这四个字实在巧妙生动极了。监生陆万龄请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父配孔父启圣公，他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国子监司业朱之俊原想照办，后因熹宗之死而未实行，但浙江的生祠，却建在关羽祠和岳飞祠之中。在建开封生祠时，民房被拆毁的达两千余间，真是连空间也遭殃了。蓟辽总督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像时，率领文武将吏列班阶下，五拜三叩首，拜毕，又在像前默祷，说是“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明史·阉党列传》）。皇帝是万岁，九千岁就是只少皇帝十分之一，天津、河间、真定等处上梁日，还要升级，也有呼九千九百岁的。既有祠自有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使人如读童话：“像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衣服奇丽，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时香花。一祠木像头稍大，小竖（小太监）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称冠焉。小竖抱头恸哭，责匠人。”历史舞台常常让幽默老人来亮相，庄严也可以转化为丑恶。当阉党们建祠立像时，原是出以最虔诚的心情，可是一经岁月的洗练，却化为一堆笑料了。生祠的建立，阉党们固然受到奖赏升迁，但对另一些人，却为此而大祸临头。例如京师的内城东街建祠后，工部郎中叶宪祖见而窃叹曰：“此天子幸辟雍（原义为天子特设的太学）之道也，土偶能起立乎！”魏忠贤闻悉后，“即削其籍”，也即将他从官场中永远开除出去。蓟州道胡士容因不具建祠文，下狱论死。蓟辽总督刘诏悬魏忠贤像于喜峰口行署，兵备副使耿如杞见其像垂旒执笏，心恶之，长揖不拜。刘诏便将他逮捕送刑部，几乎被斩首。原任浙江提学副使黄汝亨，走过西湖边的魏祠，微发诧叹语，守祠的太监闻而围殴，就此被打死。地方官也不敢过问。大同巡抚王点，本来也上疏请建祠，到了上梁那天，因托病不出，就被驱逐，换了张翼明，翼明到任后，实在想不出献媚的办法了，只好别出心裁地请建坊，后又由圣旨下来，题名“一代崇功”。病态的社会，变态的人物。魏忠贤出现在晚明那样时代固不足奇，但也有可以奇怪的地方。他文不能做八股，武不能使刀枪，最后为什么能成为天怒人怨的大灾星？宫中能做他后台的，也只有那么一个奉圣夫人。如前所说，就因为拉拢了一批士大夫。魏忠贤是非拉拢士大夫不可的，他明白，要打击政敌，还要援引孔孟之道，写一些在四书五经上有根据的文章，如孔子诛少正卯之类，这就不是太监们所能胜任；士大夫也明白，熹宗还像个娃娃，心思只在玩斧头、搭房子上，魏忠贤虽是阉人，却是能使他们荣宗耀祖的政治实体。明思宗于定逆案时，曾叹息道：“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但士大夫历来是在分化中，总是有正直与邪恶的两翼。当时东林党人的力量一度也占了优势，为什么后来失败了呢？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作了简单的分析：“天启之初，众正盈朝，忠贤亦未大横。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去，而后肆其毒痡。”所以结论说：“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然而“众正盈朝”终于又相继而去，主要原因还在于君主之是否英明，赏识的是哪些人？诸葛亮所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话确是从政治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教训，这里的小人也包括后主身边的宦官黄皓们。但熹宗即位只七年，死时也只有二十三岁，他父亲光宗在位只有两个月，所以前人论晚明政治的腐败，不能不归因于享国四十八年的神宗，就像一只橘子悄悄地在内部腐烂着，到天启时真的成为“恶果”了。明清的太监
《金瓶梅》是明人借宋事以写明事，《儒林外史》是清人借明事以写清事，《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是清代，也含有作者自传的成分，有的学者常用来探讨清代的政制风俗以至旗人生活。索隐派因而有种种附会之词，甚至说元妃省亲便是影射孝庄下嫁，但《红楼梦》中也有夹杂明事的。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后，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送来，次后坐了大轿，打道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至轩中献茶，并称为“老内相”。这种场面和气派，就绝非清代所许可。如果曹雪芹当真写的是清代，那也是顺康雍三朝，更不可能，接下来还写戴太监为贾蓉捐了龙禁尉。倘在清初，哪一个太监胆敢这样做，立即有杀身之祸。说来也巧，《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写西门庆得子后，薛太监先差家人送了内酒、羊、金缎等礼品，接着，又写西门庆至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不但如此，第六十四回写李瓶儿死后，薛内相从晌午时就坐轿来吊丧了。不一会儿，刘公公也来了，于是“两个内相上了香，递了三钟酒，拜下去”。《红楼》有隐仿《金瓶》处，学者早已指出，戴太监吊丧一场，是否受《金瓶》影响，今已无法起雪芹而问之，但我们若把这两段情节对照着赏玩，总觉得很有趣味。其次，以内相称宦官，亦于史无据。在唐代，内相是对翰林学士的别称，因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参与机密事宜，故称。《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回称太监陈公公为“内官”，这是有依据的，但写陈公公母亲寿辰的排场，陈公公本人的声势，只有明代的宦官才有。曹雪芹生活于乾隆朝，他对清廷管束太监之严密，自很明白，为了要渲染贾珍刻意举办“秦丧”的豪华场面，便以明事为模型。戴太监为贾蓉所捐的龙禁尉，干脆就是锦衣卫。清代无阉祸，清人在关外时未设宦官，这与蒙古在塞上时一样，都是未习汉化之故。入关以后，鉴于明代阉祸之烈，对宦官管束特别严厉，太监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清史稿》无宦官传，只将内监附于《职官志》内务府的敬事房中，文有云：“世祖入关，依明宫寝旧制，裁定员额，数止千余……未几，吴良辅辈煽立十三衙门，擅窃威福，世祖遗诏发奸。圣祖嗣统，歼厥大憝。”其下举高宗时太监高云从、张凤，仁宗时吴天成、常永贵、萧得禄、刘得财、刘金等等，他们的名字，后人已不甚熟悉。蒋氏《东华录》：顺治十五年四月，吏部等会讯（大学士）陈之遴结纳内监吴良辅事俱实。奉旨：“陈之遴前犯罪应置重典，从宽以原官徙盛京，后召还旗下，乃不思悔过，又行贿交结，深负朕恩，姑免死革职，并父母妻子俱流徙盛京，家产籍没。”此亦清初一大案件，但陈之遴的得罪，自还有其他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一章云：“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暱之，崩前五日，《实录》已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奄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至圣祖时，因而对内官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如遇见大臣必须恭敬站立，不遵者必重处不饶，这在明代宦官气焰高涨时，恰好相反，大臣倒要向巨阉恭敬站立了。又如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在外官员不许与内官交结，否则，查出后一并正法。禁止将内廷之事向外人传说，对太监不可假以威权。其他严禁条例，还有很多，所以，像“秦丧”中那些明目张胆的举动，根本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能举得出几个清代的作威作福负恶名的巨阉，有几个大臣受他们迫害的？像明代的王震、刘瑾、魏忠贤那样。安德海算是跋扈的了，但一个山东巡抚丁宝桢即可将他就地正法，暴尸通衢。其后则有李莲英受宠于慈禧，曾为臣下疏劾。光绪十二年，御史朱一新疏陈李莲英随醇亲王奕譞巡阅海口，易蹈唐代覆辙，一新被诏降主事，莲英之随侍恐也有监视亲藩之意。十四年又为江苏学政王先谦所劾，此与慈禧揽权、国运日颓固有密切关系，但与明代那些权阉相比，则又差得多。李莲英为人圆滑，人称琉璃蛋，慈禧卒后，所以能安度余年，或因得力于平日圆滑。总之，《红楼梦》中这段太监吊丧故事，必是取材于明代，取材的自也不止这一回。明清的布政使
清代的一省行政长官为巡抚，布政使为巡抚的僚属，略如近代的省长和民政厅长。布政使给巡抚的公文用“详”，巡抚行文用“札饬”，即纯属上下级的关系。但在明代，布政使却是一省的行政长官，故也称为方伯或藩台，都是一方之长的意思。至于巡抚，在明代初期，类似近代的中央特派员，只能算是一种差使，所以也可称为“钦差大臣”。编制属于都察院，不在地方，其本职为都御史或佥都御史，正规的称谓应是“以都御史某某巡抚浙江”，和清代作为固定的疆吏职称的“浙江巡抚”不同；清代巡抚虽有兼副都御史衔的，实是虚衔。顾名思义，巡抚一职，就是含有流动性的，即有事出差，事毕回京复命，用的是关防，一种长方形的阔边朱文印章，正规职官则用正方形的官印。朱元璋起兵时，每平定一地，一度酌采元代制度，设一行省，长官称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宰相的副职）、参知政事，“省”本来是中央的官署，如尚书省、门下省，现在日本犹有外务省等之称。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所以，行省的最初含义原为中央分设于地方的派出机构。到洪武九年，分全国为十三永宣布政使司，改参知政事为左右布政使，正二品，但习惯上仍称行省。布政使如入为京官，可任尚书或侍郎。到明代中叶，因军事需要，总督、巡抚凌驾于上，布政使便逐渐成为督抚的直接下属。清代自康熙初各省只置布政使一人，不分左右。光绪十三年，台湾建行省，增置福建台湾布政使一人，驻台北。从前民间曾有“天下十三省”的谚语，就是沿明代十三布政使司的旧称，至清初又改为十八省，后则增为二十二省。这也可见，我们祖国的领土，正是在先人辛劳建设中才不断开发的。明太祖与孟子
《明史·钱唐传》曾载明太祖撤孟子配享及修《孟子节文》事：“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明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他书也有记钱唐于入谏时舆榇自随，袒胸当箭的。可见当时气氛的紧张。但此事后人颇有疑义，如谈迁《国榷》、朱彝尊《邹县重修亚圣孟子庙碑》等文。全祖望《辨钱尚书争孟子事》（钱唐曾任刑部尚书）云：“《典故辑遗》载：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孟子的恢复配享，究竟是出于钱唐的入谏，还是太祖因司天之奏而恢复，现在已难深究，也无必要，但总之说明明太祖对孟子是有气的，因为他把民看得比君还重要。此事当在洪武三年（1370年），到了二十七年（1394年），便命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儒茶陵人刘三吾编修《孟子节[1]文》，就是将《孟子》原书中不利于尊君的话统统删去，一共删了八十五条，以为这样才是扶持名教。刘三吾在《题辞》中还说道：“《孟子》一书，中间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经过这样的删节，孟子一生学说的真精神，还能剩下多少呢？这删去的具体条文究竟是什么，后人一时倒不易看到，幸而《容肇祖集》中抄录了一部分，容先生并云：“现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有一部《孟子节文》，是洪武二十七年的刻本，蓝皮包装，仍是明代的装订，完善地保留残酷的统治者统治思想的材料，冷讽着愚民主义和过于操心计的无聊。我摩挲着这书，不免多少的感今悼古！拿《孟子节文》和《孟子》足本比对，就可以看出检查古人著作而删去的话是什么的一类了。”容先生此文作于1948年，发表于香港《读书与出版》杂志，标题有“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不许说反对征兵征实同时并举”“不许说反对内战”这些话，自是有感而发，即他说的“感今悼古”之意。这里酌引《孟子节文》若干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誓，天听自我民听。（《万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王》）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无罪而弑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娄》）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尽心》）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民归之犹水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梁惠王》）限于篇幅，未能多录。最感到奇怪而滑稽的，《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也删去了。容先生分析说：“这故事大约是反对虚伪的粉饰，拆穿了说的是好听的话，而做的是可耻的事的假面目。朱元璋曾仿《书经》作《大诰》，自以为是爱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而实在残暴无比。‘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的卑鄙的而骄傲的行为，给孟子说穿了真不值一文。这样的著作检查，真是无微不到了。”似未必如此，恐还是因这故事含有轻浮性，而刘三吾的道学气极重的缘故。周作人在《苦茶庵笑话选序》中曾谈到《孟子》的“揠苗助长”的故事，法国人让·诺安的《笑的历史》也提到过，刘三吾之删“齐人”故事，无论理由是什么，也可作笑话看。明太祖以淮右布衣而得天下于马上，登位之后，福至心灵，渐通文义，于是而以八股取士，八股的题目只限四书五经，不想《孟子》中却有那么多忌讳的话，居然给他窥破。恰好《容肇祖集》中还有一篇《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其中也有谈到八股的，如《山居杂谈》云：“明制以八股取士，巧于秦始皇焚书，使人无书可读。明与我朝使人有书而不肯读，愚天下之法莫妙于是。其详载《明太祖论》中。”又云：“传王季重见八股，但云阿弥陀佛，予见八股，亦云苦海茫茫，回头是岸。”总之，秦拙而明巧，始皇所无法完成的愚民之术，却被明太祖完成了。把这些话和上面太祖之忌孟子的事联系起来看，就更有情趣了。[1] 懿文太子朱标卒后，教太祖立皇太孙朱允炆的，就是刘三吾，所以永乐时称之为“逆臣”。《孟子》全书也经孙芝奏称而复全。明太祖御容
帝王异相，常成为后世好奇者的谈助。项羽重瞳，这固然是少见的，但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却不好说。隆准即高鼻，这是很寻常的，但杜甫《哀王孙》说：“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隆准便成为龙种的特征了。龙颜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像图画上所画的龙，实在是很可怕的，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也会使人骇怪，吕后倒不害怕？王充《论衡·骨相篇》所举[1]的“十二圣”形状，如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之类，没有一个不是奇形怪状。民间传说，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一种可以成话柄的怪相，《太祖实录》只说“姿貌雄杰，志意廓然”，《明史》却说成“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后一句究竟算是美词还是恶词？吴晗《朱元璋传》是这样描写的：“他长得躯干魁伟，黑黑的脸，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高高的颧骨，却又大鼻子，大耳朵，就整个脸盘看，恰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盖上奇骨隆起，像一个小山丘。粗眉毛，大眼睛。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却怪匀称，怪威严而沉着。”一半根据史料，一半出于想象。再看看明人是怎样记载的。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云：“明张翰《松窗梦语》云：‘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巨，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之像大不类。相传图太祖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像，未可知也。’”后半段的意思不大明确，因为民间所传之像是不好看的，太祖为什么反而免后一人之死呢？岂因其未失御容之真？《琐言》又引范介儒《曲洧新闻》云：“在武英殿见太祖真容有二：壮年者，黑须，长寸余，面微长而丰，色甚皙，眉目有异。暮年者，须鬓若银，面益丰而圆矣，色更皙。乃知外间所传龙颔虬须，面有瘢志者妄也。”这是否符合太祖原貌，已不可知。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云：“高皇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称旨。有笔意逼真者，自以为必见赏，及进览，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进，上览之，甚喜，仍命传数本以赐诸王，盖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那么，太祖似又不喜欢将像画得太逼真，而要“加穆穆之容”，即慈和些。又据谈迁《国榷》卷一：太祖生时，其母“陈妪梦羽人（道士）授药丸一，烨然有光，吞之，觉而口香，明日蓐于土地祠”，这与上述土地神像云云，或许有关。张萱《疑耀》卷一云：“先大父令滇时，从黔国邸中摹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壮甚奇（雄壮得很奇特），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及余直西省，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如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恐是袭用汉高本纪中语。世皆知曹操死后有疑冢，而太祖生前也有疑像，谈迁《枣林杂俎·逸典》云：“太祖好微行察外事，恐人识其貌，所赐诸侯王御容，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朱元璋传》附有太祖像二幅，一为早期，一为晚年，前者弹眼落睛，望之森然，后者就像一位慈和的老人，即所谓“穆穆”。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第十三章：“太祖雄才大略，万几之暇，游心绘事，尝绘江心大势，援笔立成……更有沈希远写御容称旨，授中书舍人。陈遇、陈远兄弟亦善写御容，远为文渊阁待诏。王仲玉、相礼皆召入京师，盛著亦为内府供奉，一时名匠辈出。唯太祖继元末放纵之后，御下极严，赵原以应对失旨坐法，周位以谗死，盛著于天界寺影壁画水母乘龙不称旨而死。”每读记载明太祖故事的史籍，总有不祥之感，便是杀气太重，画御容不满意，或尚有可杀之理，画水母乘龙不称旨，何至于非杀不可呢？[1] 戴午，应作“戴干”，指头部有肉突起如角。明太祖文集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明姚士观等编次。初刻于洪武七年，万历时又有刻印，一般人自然很难看到。现在由于四库全书的重印，才有此眼福。但因卷帙过多，这里只能谈四点。西平侯沐英是太祖同乡，也是从龙之臣。《明史》本传云：“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朱姓。”这已使人有迷离之感。文集《西平侯沐英诰》云：“朕当扰攘之时，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儿女。尔沐英因兵受厄，父母不可复会，尔当是时八岁，而逢难罔知存活。朕怜其孤而且幼，特抚育如儿，夜卧同榻，数番鼾睡于朕怀……今也不忘尔孩童之状，以吾无殊于尔父，蒙蒙儇顽于左右。”这是诰书中少见的，反复叙述沐英的童年生活，如果太祖不说，词臣怎么会知道？黄景昉《国史唯疑》云：“或云黔宁王（沐英卒后追封之爵）故高帝外妇子，迹或近之。”如果黄记不误，则沐英还是太祖的第一个儿子。《明史》又云：“太祖初起时，数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辄遣之出守，多至二十余人，唯英在西南勋最大。”这也是用的曲笔，此二十余人中，必尚有其他外妇所生之子。《明史·汪广洋传》云：广洋因朋欺太祖而贬广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这是明言诛死的。文集《废丞相汪广洋》云：“如此肆侮，法所难容，差人追斩其首，以示柔奸。尔本实非愚士，特赐敕以刑之。尔自舒心而量己，以归冥冥，故兹敕谕。”题目明说是“废”，并非要他的命，敕中却是追斩其首，末了又有舒心量己，以归冥冥之语，到底死了没有？这是因为明初讳“诛”字，故改为“废”，而广洋实为赐死，所以末了要他自己明白。文集最后一卷是诗，其中《咏菊花》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全唐诗》录有黄巢《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这首诗，本来也是伪托的，太祖诗显然是袭用这首伪诗。当时尚无《全唐诗》，可能是后人看了笔记后，经过改写羼入。但皇帝的文集，怎么能够掺假？何况黄巢又被目为贼寇，可惜我们看不到洪武时的初刻本。其他几首，也不一定靠得住的，所以不再引录了。尚有一事，须乘此辨明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有“明初文字之祸”一则，谈明初文字狱，大都取材于此。其中引（黄溥）《闲中今古录》云：“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曾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二年召纂修礼书，后署杭州教授。又曾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绮遣还，《明史》入《文苑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四也有《徐一夔传》，皆并无被诛事。既称贺表，必是洪武元年事，怎么后来还会被召修书历？吴晗《朱元璋传》亦据《札记》而信以为真。一夔的《始丰稿》，且入四库。他是元遗民，故记述的也多是元代的故事。实则太祖自己，并不讳饰早年寄身僧寺。文集卷十四有一篇缺题文，中有云：“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文集中记与僧人打交道的诗文也很多。太祖好杀滥刑是事实，赵翼就为此而不喜太祖，但记徐一夔事却是耳食。又如说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以代人作贺表，中有“仪则天下”语而被诛。按，伯璟为闽派诗人林鸿的高弟，附见于《明史·林鸿传》，亦未闻有被诛事。对太祖这样的皇帝的功过，也应当不扩大不缩小。我因此疑心，赵氏这段记载，是否全是事实，徐一夔因入《明史》，才始能够核对。赵翼与钱大昕，同为乾嘉史学名家，若论精细，则赵不如钱。明成祖父子之成败
明太祖逝世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即成祖），便以靖难之名，举兵南下，夺取了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是非曲直，后人虽有议论，不过，这已是身后是非了。不想成祖逝世才二年，又发生了一场以叔夺侄的巨变，只是这一次却失败了。成祖皇后徐氏，为中山王徐达长女，生下三个儿子：仁宗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高煦身长七尺余，轻捷雄武，《明史》说他“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意思是生有异相，又说了他许多坏话，如凶悍轻佻，不肯读书，为他祖父所憎恶，又偷盗过他舅父徐辉祖的良马，在途中擅杀民吏和驿丞，总之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成祖起兵时，仁宗留守在北京，高煦从战而为先锋。白河沟之战，成祖败退，差一点被南军大将瞿能追上，高煦率精骑数千，斩瞿能父子于阵中。后来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又亏得高煦率蕃兵而来。成祖大喜，说：“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挥骑力战，南军遂退。成祖屡濒于危而能转败为功者，高煦是出了不少力量的。成祖以高煦类己而自喜，高煦亦以此而自负。成祖即位，谈到建储时，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因与高煦友善，常常赞扬高煦功高，并称为二殿下。成祖确是喜欢高煦而不喜欢柔弱的仁宗，丘福、王宁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但因仁宗是嫡长，只得立他为太子，而封高煦为汉王，建国于云南。高煦说：“我何罪，斥我万里！”不肯就国，要求和他儿子瞻圻同归南京。成祖没办法，只得依他。这又可见成祖对高煦的宠爱。有一次，成祖命高煦和仁宗一同谒孝陵。仁宗身体肥重，又患足疾，由两个太监掖之使行，还常常滑跤。高煦跟在后面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时宣宗为皇太孙，也在后面应声说：“更有后人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这时成祖还在，宫闱骨肉之间，已经紧张到这个地步了。永乐十三年，将高煦改封青州，又不肯去，还做了种种不法事情。成祖大怒，将他改封山东乐安州。高煦自然更加怨恨。成祖逝世，仁宗即位，但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病情不明，可能是纵欲。于是由宣宗即位，改元宣德。高煦便决心谋反。宣宗遣太监侯太持书劝说。高煦南面而坐，令侯太跪下，大言曰：“我何负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指成祖）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汝循营视汉士马，岂不可洸洋天下耶？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明史纪事本末》）。”他的所谓奸臣，指夏原吉等。宣宗为皇太孙时，原吉曾入宫辅佐。他的口吻，和成祖靖难时如出一辙，也是以声讨奸臣为名，而以夏原吉为首。宣宗乃召大臣商议，第一个劝宣宗亲征的是杨荣，宣宗有难色，夏原吉说：“独不见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善。”宣宗之意遂决。李景隆是建文帝的大将，在山东与燕兵作战时大败而还。谈迁《国榷》卷十九，引高岱语，有一段很中肯的解析：“高煦之征，役不逾时，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功之速哉？盖鉴前事之失而得处置之宜也。靖难师起，李景隆、盛庸，以百万之众而屡衄者，岂其势之不敌哉？人怀观望之心，而士无必死之志耳。使宣宗不决计亲征而命将出师，人将惩往策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宣宗之英武，听言能断，讵建文君所能办耶？”高煦起先很有把握，以为一定能够成功，像他父亲那样进京为帝，后来听到宣宗亲征，才始害怕，但高煦的根据地只是乐安州，一个小城，这与成祖当年的实力也是不能比拟的。后来大军围城，城中通宵火光烛天，高煦只得出降。群臣请处死刑。宣宗说“彼固不义，祖训待亲藩自有成法”，并命太监颈系高煦父子赴北京，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安门内逍遥城中。宣宗回至单桥，尚书陈山迎驾，言曰：“赵王与高煦共谋逆久矣，宜移兵彰德，擒赵王。否则，赵王反侧不自安，异日复劳圣虑。”群臣亦以为请。宣宗说：“先帝友爱二叔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赵王反形未著，朕不忍负先帝也。”可见当时有野心的不止高煦一人，这与成祖当年谋反时，周王朱之有阴谋也很类似。高煦如何死的？《明史·本传》只说“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诸子怎么会相继皆死？《明史·诸王世表》又说是焚死，其妻韦氏及九子俱从死，详情亦不明。据陆容《菽园杂记》卷九云：“煦锁絷逍遥城，一日，宣宗往其处熟视之，煦出不意，伸足勾宣宗仆地，宣宗因命壮士舁铜缸复之，重三百斤，积炭其上然之，火炽而人铜俱镕矣。”高煦是恶性的发泄，有人说宣宗太残忍，但高煦也是咎由自取，他是存心送命的。高煦之反，很自然会使人想起燕王之反，区别就在一处囚室，一临金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云：“虽然，高煦之后，寘、宸濠，反者踵起，岂前车之鉴，不足以慑天诛，抑靖难之风，若或贻以家法。盖观于汉庶人之变，而叹蜾蠃之类我也。”这是在嘲讽成祖的作俑。谈迁《国榷》评云：“文皇帝矫虔大宝，开端觊觎。高煦乘其材勇，乐祸而敢战，焉称兵。事成曰靖难，事败曰贼，尤而效之，所必至也……昔徐辉祖告建文帝曰：‘高煦勇悍无赖，非唯不忠，抑且叛父。’由今言之，煦盖效父者，奈何独蒙恶声哉？”谈迁编《国榷》，在明亡以后，所以话也可以说得痛快了。高煦是失败者，也便是乱臣贼子，人人都可痛骂的，谷、谈只是借高煦作陪客而已。实际上大家对成祖之起兵及杀戮建文诸臣，一直是胸怀不平的，一有机会，便要喧宾夺主，针对文皇了。英宗夺门之变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亲征塞上，准备越居庸关而赴宣府，扑大同，然后深入草原征讨瓦剌部落。这时英宗才二十二岁，所领军队据说有五十万，所带军粮只够供应一个月。这显然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大臣们一再劝阻，但在巨阉王振的鼓动和挟持下，英宗仍决意亲征。出发时，京师由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即景泰帝）居守。到了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西），明师中伏，英宗被瓦剌的太师也先所俘。王振战死，一说被护卫将士拖捶死，因为大家都痛恨他。消息传到京师，上下震动，侍讲徐有贞（即徐珵）主张南迁，兵部左侍郎于谦厉声道：“主南迁者可斩也！”于是由郕王先以监国名义摄朝，后又即真，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由侍郎升为尚书。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朝廷正藉公耳，百王直何能为！”于谦还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也先原想把英宗当作人质而向明廷索诈，这时得知明廷已另立新君，英宗成为空质，所以想把太上皇送还，景帝却以虏性多诈而未许。太上皇在塞上曾自叹曰：“曷月予归哉？归当居于逍遥之府。”这与徽钦二帝在五国城时，钦宗对临安来的使臣的哀求同样可怜。王直曾率诸大臣向景帝上言：陛下名位已定，太上回来后，“不复事天临民，陛下但尽崇奉之礼，即称天伦之厚”。景帝说：“朕非贪此位，卿等强树焉。大兄蒙尘，五遣使，虏不听，而复纷纭何？”大家闻而感到紧张，皇上恼怒了。但所谓“五遣使”，明廷是缺乏诚意的，幸赖于谦调停，景帝的面色才缓和，说：“从汝从汝。”亦见于谦举足轻重之力。景泰二年八月，太上皇回京，臣下有嫌迎接之礼太薄，景帝说：“太上皇自虏中寄言，迎礼从简，朕敢违也？”后来太上居于南宫，便将宫门深锢，不供纸笔，免与外间通气，实同囚禁。太上皇万寿节，礼部请群臣朝延安门，不许。英宗亲征时，皇太后曾下诏立英宗一岁的儿子朱见深（即宪宗）为皇太子。景泰三年，却将太子废为沂王，而立景帝自己的儿子见济为皇太子，立见济母杭氏为皇后。在这之前，景帝曾对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东宫（此指见济）生日也。”金英顿首说：“东宫（此指见深）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景帝默然。后来见济病逝，大臣也有请他恢复见深为太子的，他却偏立外藩襄王朱瞻墡之子为太子，可见景帝决心要切断英宗这一系统。景泰七年，景帝患病，眼已瞽，这就给他带来政治上的惨重打击。次年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拥挟太上皇自南宫杀出，至奉天殿鸣钟鼓复辟。太上事先还不知道（也许已经知道），见了石亨问道：“尔等何为？”石亨便告以复辟事。这时景帝病甚重，他最后如何死的，不明白，查继佐《罪惟录·英宗后纪》说是“太监蒋安希旨以帛扼杀王，报郕王薨”。接下来就将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斩于东市。于谦下狱后，英宗犹豫未忍，曰：“于谦曾有功。”徐有贞直言曰：“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英宗之意遂决。这样，一场确保京师、安定国家的应变斗争，就演变为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大臣们被押往刑场了。景帝从应变到即真的前期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保天下以勿乱，因而无可非议，并受到臣民的支持。但他后来易储之举，就非示天下以无私，使他的威望大受损害。也有人说，有天下者有其子，既然景帝已成为“今上”，英宗退居为太上皇，那么，日后的大统自应由他儿子来继承，可是见济病逝之后，为什么还要立外藩之子呢？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原是一批有野心的投机分子，对于谦原有积怨，后又怀妒忌。他们只想利用英宗，操纵政变，幸一时之富贵，邀非常之功名，借此专权弄政。后来这三人都因不法而被处死、下狱和流放，也说明他们的政治品质。于谦身任兵部尚书，掌国家的军权，政敌们自然不会放过他。他之死，天下为他称冤，但后人对他不能不有遗憾：景帝对谦，言听计从，如肺腑之亲。景帝易储，不得人心，未闻他进一言，这不能以职司兵马、不预宫闱为理由而替他辩白。像景帝这样性格，说了是否有用，固然是个问题，但总之没有说。徐有贞等说他迎立外藩，固然是诬陷，但于谦何尝不是默认？又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也只能由英宗自己说，臣下怎么能说？少保刚烈正直，千秋共仰，但于景帝未始不有知遇之感。再说得远一些，太上深锢南宫后，已同釜底游魂，谁也不会料到日后有翻身的一天。其次，景帝死时只有三十岁，也想不到他会瞽废卧疾，如果是一个强健的壮汉，石亨等未必敢冒重险。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变故，仿佛由怪物在主宰，即使是最有远见的人士，也是难以预计到的。谈迁《国榷》卷三十二引于慎行之说曰：“少保尝自叹曰：‘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唯其所遇，尽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当时群臣奉迎之请，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后易储之议，使少保以死争之，宪庙（见深）亦未必出宫，徘徊隐忍，两顾不发，身死西市，饮恨亡穷，可不哀耶！”于慎行说的奉迎之请，于谦是说过的，但他只是作为缓解景帝的怒气而说，不像有的大臣那样激烈急切，甚至受到廷杖。于慎行这段议论的精神是痛惜于谦应言而不言，亦《春秋》责备贤者之意。宪宗成化初，于谦子于冕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云：“李廌祭东坡文云：‘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后追录坡公制词中全用之。宪宗朝追录于少保，亦全用此语，尤确。”弘治时谥肃愍，后改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奉祀不绝。于谦为钱塘人，曾巡抚河南、山西。明之各省巡抚，自于谦始。舒位《于忠肃公祠》云：“留取数椽香火地，读公前奏泪汍澜。”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一，记于少保祠诗，“钱塘陆云士（次云）‘不将北宋为南宋，翻藉新君返故君’，乃铁案也。歙县吴剑宜（荃）拜墓句：‘八方惊土木，一老靖烽烟。’亦佳。”于谦本人亦工诗，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三云：于谦出巡时，“一日，遇恶客劫舟，遍搜行囊，更无贵重于腰间金带者，盗亦不忍取去。及还朝，并无一物馈送，自作一诗云：‘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乡闾话短长。’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后功业之如天也。”又有《初度》诗云：“碌碌庸庸四十余，因逢初度转踌躇。腰黄久负金为带，头白惊看雪满梳。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至其平日不以韵语见长，而所作诗篇，类多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转出一时文士之右，亦见其才之无施不可矣。”谈土木与夺门之变者，必及于谦，故略补以故事。明孝宗母子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故事，后世也曾编为小说戏剧，明孝宗出生经过，其情节略有类似之处，也是明代宫闱间一件大公案，又是一笔糊涂账。孝宗之母纪氏，本为土官之女，征蛮时被俘入宫，后为宪宗所幸，遂怀孕。这时宪宗的万贵妃方专宠而妒（年龄大于宪宗十九岁），后宫中怀孕的都被堕胎，柏贤妃生下悼恭太子祐极，也受其害。万贵妃得知纪氏怀孕后，便令宫婢治；宫婢说是腹中患痞，便将纪氏谪居安乐堂。后来生下孝宗，又使太监张敏溺毙，张敏惊道：“上未有子（尧按，这时朱祐极其实还活着），奈何弃之。”便以粉饵蜜糖哺喂之，深藏他室，万贵妃日伺无所得。到了五六岁，还不敢剪胎发。这时宪宗废后吴氏所居近安乐堂，亦知其事，往来哺养，而宪宗却不知道，每自叹无嗣。成化十一年（1475年），宪宗叫张敏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而无子。”张敏伏地说：“死罪，万岁已有子也。”宪宗愕然，问人在哪里。张敏说：“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作）主。”太监怀恩也接上来说：“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宪宗大喜，当天即至西内，遣人迎皇子，使者到纪氏那里，她抱着皇子哭道：“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也。”便给皇子穿上小红袍，乘了小轿，奔投宪宗之怀。宪宗抚视良久，泣下曰：“我子也，类我。”一面派怀恩到内阁报道其事，群臣皆大喜。次日，向宪宗入贺，颁诏天下；又将纪氏移居永寿宫，屡屡召见。万贵妃日夜怨泣说：“群小绐我。”这年六月，纪氏突然死去。有的说是被万贵妃害死，有的说是自缢。张敏也害怕了，便吞金而死。于是将这一孩子立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孝宗。这时宪宗的生母周太后居仁寿宫，对宪宗说：“以儿付我。”便将太子移居仁寿宫。有一天，万贵妃召太子进食，周太后说：“儿去，无食也。”到了万贵妃那里，赐食时，太子说：“已饱。”进羹，又说：“疑有毒。”贵妃愤然说：“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因而愤恨成病，也以暴疾而卒。这是据《明史》撮录的，《明史》可能根据于慎行的《笔麈》。但这一事故的传奇色彩太浓了，《明史》中写的有些细节，简直像在写小说。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评于慎行记事云：“于公起北方，早贵，并本朝纪载不尽寓目，自谓得其说于今上初年老中官，不知宦寺传言讹舛，更甚于齐东。予每闻此辈谈朝家故事，十无一实者，最可笑也。”他另据尹直《琐缀录》云：纪氏怀孕后，原是由宪宗设计托病处安乐堂，皇子诞生后，又密令内侍谨护，那么，宪宗并非不知道纪氏母子的下落（黄瑜《双槐岁钞》卷十，也说是宪宗本人命徙居安乐堂的）。后来，张敏厚结万贵妃的主宫太监段英，乘间说贵妃，“妃惊曰：‘何不令我知。’遂具服进贺，厚赐纪氏母子。次日下敕，徙居西内永寿宫，礼数一视贵妃，而纪后西宫亦成礼，未有遽称不活之礼，亦不曾有进毒一事。至次年乙未，孝宗正位东宫，至二十三年春，孝宗已年十八，万妃方薨，距立太子时又十三年，安得有忿不能语成疾之说也？独纪氏有病，万妃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