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国旅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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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中国旅游试读：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一个轻松而并不简单的问题，现代社会生存问题日益变多。在中国特色的衣钵下，民族性的，民众性的，民生性的衣、食、住、行……一样也不轻松。本书正是从生存的角度出发，对改革开放后暴露出来的一些痼疾性问题做深度的探讨，说是“闲话”但也无妨，实是在嘻笑怒骂中揭示太平盛世的中国仍存在的时弊现象，以期提醒世人正确面对。

一、请你对号入座

中国，正在发生巨变。

市场经济的大潮正在席卷着古老的中华大地，冲刷着沉积了几千年的泥沙和巨石。大潮过处，泥沙荡尽，巨石兀立。这真是：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这市场经济的“天下大势”面前，很多人终因不适应而成为可怜的“被淘汰者”，成为被大浪淘尽的“泥沙”。

市场经济在中国建立的过程，就是淘汰不适者的过程。

1.追星族：死去活来最疯狂

当今中国，历经了“全民经商”、“全民搓麻”、“全民炒股”之后，走进了“全民追星”的新时代。追星的那种狂热，就像一步入花的海洋，被花的香味所包围。

不信，您就翻翻报纸、杂志看看，哪一天也少不了“星”闻。外国的明星，狂赌滥嫖；中国的明星，偷税假唱；港台的明星，偷情婚变。男明星动粗行凶，女明星泼妇骂街；企业追星，赠送豪华别墅；商人追星，馈赠黄金珠宝；警车追星，警灯闪烁，警笛开道；编辑追星，逐名追利，出书立说；大款追星，花天酒地；百姓追星，入魔痴迷。追星者，追得死去活来；捧星者，捧得没完没了。

更有甚者，追星要以明星的“精”济建设为中心，向明星取“精”寻宝，建立明星、名人的“精子”库。或许今生当不成明星名人，是晚辈不肖，庸碌无能，愧对列祖列宗。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后代沾点“星”气，耀祖光宗。或许某时真能从那所谓的“精”济建设中克隆出点什么来，我想，这大概也不会出人意料。

看着心烦，扔了报纸、杂志，打开电视，放松放松。坏了，明星们怎么全都一股脑儿涌到眼前来了。明星说了，“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就这一点点，也够您一呛！想安静地休会儿闲，没门儿！

不是这个明星告诉您，使了她的洗面奶“今年20，明年18”，就是那个明星跟您说，“用了他的牙膏”吃嘛嘛香“；一会儿，这个明星给您展示西服、领带，告诉您这是”男人的世界，一会儿，那个明星拿出保健液，在您耳边念叨“女人更需要关怀”；刚端起饭碗，马上过来个明星，冲着您喊，“泻立停、泻立停，跑肚拉稀一吃就停，刚准备夹口菜，就有明星教给您，”贴肚脐，治痔疮；一贴就灵。反正这么说吧，从洗头洗澡，到涂脂抹粉；从穿鞋戴帽，到喝酒解馋；甭管您是发炎还是闹脚气，也不管您是腰酸、背疼、腿抽筋，明星们没有不管的，就连孩子尿床，到晚上熄灯睡觉，只要电视开着，明星们就整天围着您忙活，一直伺候着您。眼看这些大腕们整天服侍自己，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似乎破坏了心目中的那个美好形象了。

星光渐乱迷人眼，到底追星追到什么份儿上，谁也没底，谁也说不清楚。

明星画蓝眼圈，准有一群人涂得像熊猫似的；明星穿中式小棉袄，大街上准有一帮人打扮得像村姑；明星穿短背心，大姑娘就露肚脐眼儿；明星穿圆跟鞋，满大街的女同胞，把脚下的大圆掌，叭叭地跺得山响，在马路上盖戳；明星要是港台腔，得，台下准儿有大舌头。

追星，已经追成了“模仿秀”。不仅发型装饰衣着打扮而且连语言风格、举止做派，都要把明星模仿得惟妙惟肖。少不更事的俊男靓女，不远千里，纷纷报名，登台献演。模仿者，自以为得意，沾沾自喜；观看者，乐不可支，呵呵傻笑。只道是现在的换颜美容，技不如人。如果真能达到吴宇森执导的影片《变脸》中的高超医术，我敢打赌，定会有甘愿献脸者，把自己变成心中的偶像。可要是满大街男的都是刘德华、任贤齐，女的都是赵薇、张惠妹，也够招人烦的。找个人，接个站，报个户口，兴许凑合，可要是登个寻人启示，不把您急死，算我白说！

追星风之猛烈，连文化人也不能免，前些时候，有一作家仗着自己和某著名胖歌星长得几分相似，于是在作广告之时，将他的新书书目往屏幕一冲，并大吼一声。至今，我还不懂，难道真是那位作家“找不到北”吗？

追星风，战鼓擂，不知到底谁追谁。现在，除了追星族追星，就连明星自己也顾影自怜，开始追星。明星创办“名人”杂志，于是乎，明星找明星，明星照明星，明星写明星，明星捧明星，明星策划明星。明星忙得手忙脚乱，明星忙得不可开交。明星把“名”当成了星，明星把“星”又做出了名。我猜想，或许明星也研究过日本的企业管理，懂得了“团队精神”，或许明星学会了市场经济，明白了“群体效应”？

其实，社会上疯狂地追星，完全是市场经济使然，完全是被利益所驱使。市场经济，品牌也是资产，名人也有效应。商家追星，并非看中明星的脸蛋和身段，而是看重明星身上的商业价值。唱片公司雇佣“星探”，寻星探宝，为的是日后能在明星身上赚到滚滚财源。街头小报、地摊杂志炒作明星，为的是制造新闻，诱惑读者，提高发行量。出版商追星，为的是借用明星名望，出书赚钱。企业追星，为的是推销他们的产品，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在电视屏幕上，无论那些明星们是怎样地对我露出《笑脸》，是如何对我《甜蜜蜜》地劝说，我总感觉到在笑脸后面，隐藏着商人们抢占市场的焦灼心情；我总感觉到在甜言蜜语当中，包含着商人们寻求猎物，“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急切渴望；我总感觉到自己后脖梗上有把快刀，正在丝丝地冒着凉气。

电视机前，我常常胡思乱想，全社会对明星的这种无条件的狂热，会不会使人丧失正常的理智？会不会叫人出卖自己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判断能力？会不会成为对大众的文化与时尚的媚俗与亵渎？会不会就是对我们的品位与格调的一种廉价的拍卖，为什么鲜有明星在电视中做公益广告？为什么鲜有明星作为公众的正面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或许这类广告无法给厂家和明星带来巨大收益？或许明星本身已经在市场经济中完全异化，只是具有商业价值，而不具有社会道德和良知的感召力？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高讲“反腐倡廉”；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宣讲“关心下岗职工”；倘若，真有歌星、影星在电视中教育我们要“遵守社会公德”、要“整顿社会秩序”……真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看着追星潮的疯狂涌现，我甚至有点无动于衷，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胡思乱想，在想什么，追星的出现到追星的内在。其实，我们也可追星潮中读到许多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人们内心的空虚等等。

2.权力：追逐者的坟墓

何谓市场经济，即一切可以放到市场中去交换，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也在咱们中国建立起来了，那一切也可用去交换，其中当然也包括权力。

王宝森，就是其中一位，他选择了用权力去交换金钱、美女，市场经济则选择了他的灭亡。

1995年4月4日北京之夜，一辆悄然驶向郊外的豪华轿车上，一个60开外、面色苍白的男人，用颤抖的手向自己举起了枪……几天后，新闻在全国炸响：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他贪污公款数十万元，挪用2亿多人民币，建造豪华别墅，取悦姘妇一掷千金，亲友立项随心拨款……此案件更令人惊心恶心的是这些大人物在案发前仍是满口冠冕堂皇……

两年前，原贵州省委书记夫人、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建宏因收取巨额贿赂被执行枪决。1996年2月，她的继任者向明序，又因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而被捕。这是权力的不幸还是人的不幸？

首都钢铁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北方，仅国内外的住宅就有6套，香港半山区的别墅耗资2500万港币，而他给单位造成损失10亿元。在这前后首钢又有5位权重位高者贪污金额均在百万元以上。而首钢，原以严格管理著称。

除王宝森、阎建宏、周北方在权力面前被淘汰外，还有相当一大批贪官难以逾越“权力”这一道“鬼门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古代贪官如是，今日贪官更如是。

权力，正把越来越多的贪官送入“鬼门关”。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教训。

市场经济的大潮，正改变着国人的生存方式，正冲击着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面对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处于大转变，大过渡的前夜，然而在“十字路口”，国人中有些迷失方向，有些躁动不安，有些则坐等观望，其间违法变成了“合理”，丑君变成了“潇洒”，支流充当主流，一时间，泥沙俱下，浊流泛起。

在中国，许许多多一味追逐要权力的贪官污吏被送进了坟墓，这给国人带来沉重的话题：

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一些部门显得十分无力，我们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与管理，在一些部门也显得十分软弱。党和国家培养一个干部是很不容易的，要经过许多年的培养考验，要经过个人长期的奋斗和努力。而一些干部走上犯罪道路经常是一念之差。每当发现干部成为罪犯时，我们总要花大力气去忍痛挖疮、亡羊补牢。无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提前花精力对干部加强日常的监督和管理呢？常检肌体、未雨绸缪总比忍痛挖疮、亡羊补牢强得多吧？

许许多多的案例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绝不仅仅是权力监督问题，比如还有，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批评与自我批评如今不那么管用了，现在有些党组织的生活会上，所谓的批评犹如隔靴搔痒，更多的是小批评大夸奖；那种出自于同志情的尖锐的批评再也听不到了，当党性碰到人情或权力的时候，往往有些人就把党性抛在脑后。比如，我们有些领导，对下属的干部看优点多，看缺点少，看成绩多，看失误少，夸奖他们多，批评他们少，尤其是那些曾取得过一些成就的干部，一叶障目不及其余，对于反映这些干部的问题也很少认真调查核实，而是一压再压、一推再推，完全背离了党使用干部的原则，这无异于纵容和姑息干部犯错误。如果说，一个正确看待自己成绩的人，他脚下的路总是从零开始，那么，我们领导对任何有成绩的干部的考察不妨也从零开始，摘掉有色眼镜，考察干部会更客观；再比如，在党委的领导下，纪委如何有效地监督党委的成员，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对党政干部如何预防经济犯罪，全面防微杜渐等等。

很多案例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党的反腐败工作却任重道远……

其中不少东西令人深省，当今的中国怎么了？难道真的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或许在他们眼里赶赶潮流，玩玩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行为终归还是逃脱不了法律这张巨网，当然留给他们最后的也只有阴森的牢笼。

3.观念：守旧难以冲浪

马胜利就是这样一位守旧的冲浪者，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凭借其改革的东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后来的观念的僵化，一味地用以前的老套方法、落后的旧观念去进行企业的改革，最终导致失败，就是缺乏创新所换来的巨大的损失和血泪的教训。

客观地看问题，马胜利的承包方式在改革之初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求；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推进，马胜利的经营方式已远远不适应，为此，承包方式他尝试过，集团方式他尝试过，租赁兼并方式他也尝试过，而他不能更深地去控制企业内部的潜力，并且没从深处关注以产品、以名牌为主的企业间的深层联合，似乎他所强调的联合仅是表面的承包，也就成就了“马承包”，但是他最终却未能挽救败局，且直接导致了企业的翻船。

对于这一教训，马胜利有所领悟，但他对矢志改革以来所产生的压力始终感到委屈。

市场经济是无情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适应谁就能够站稳住脚，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这是市场经济一条铁的规律。

与马胜利相似，以3800元起家的巨人集团曾以奇迹般的崛起速度，成功地演绎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初创时期的辉煌。然而，巨人集团却因经营危机再次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个经济巨人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从高峰滑到低谷？

透过巨人危机，我们能够窥到民营企业发展的症结所在：一是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投机欲望和短期行为。决策者们强烈的增长欲，易于形成哪里热就向哪里投资，忽略产业选择的可行性，企业经营表现出随意性。二是民营企业家长制的管理作风。家长制的管理风格随着民营企业的壮大很容易得到强化，没有形成有效的管理机构和集体决策体制。在巨人风波中，史玉柱拒不纳谏，执意推行的两件事：巨人健康大行动（损失1亿元）和修建巨人大厦（积压资金1.7亿元），成为巨人集团元气大伤的根源。三是个人素质的提高跟不上企业发展的要求。随着企业的发展，竞争的加剧，如何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运作资本、加强管理等等，成为企业家的基本功。而这些对于从“农作坊”里把企业盘活扯大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还显得相当陌生。四是难以清醒认识“形势比人强”的真正含义。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操作阅历中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思路。往往他们的经验和作风与深层的市场经济机制是相悖的，并且市场经济中存有优胜劣汰的原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如果民营企业家不会随之采取措拖，放眼未来，仍抱一种“有经验比谁强”的心态，企业难免要陷入被动挨打局面，最终被淘汰。

4.新闻：在中国也有“自由”

所谓“言论自由”，我国宪法之中便有明文规定，而由此推展开去，到了“新闻自由”似乎有点让人感到为难，为何有之，人们对新闻有自由与言论自由之间关系有一种误解，将新闻自由当成乱说乱动，视之为忌讳的东西，实让人笑话。

真正的新闻自由，第一不是“乱说”，其所有言论都必须以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为为限度；第二不是“乱动”，即便是“腹诽”，或“敢怒而不敢言”。但如果发展到“君子动口又动手”、“敢言而又敢动”的地步，就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当事者该如何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还没有实现新闻自由——不但没有一部《新闻法》，令新闻工作者无章可循，无法可依，而且他们还被赋予了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即只能“帮忙”，不能“添乱”。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对有的人而言，这并不意味着痛苦，反而使他们享有了另一种“新闻自由”。

有两类人享有这种“新闻自由”。一类是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他们常常被认为代表了中央和“上面”的声音，每到地方和基层采访，往往能享受到某种级别的领导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渐渐也学会了领导同志那种前呼后拥、颐指气使的派头，好不舒坦。笔者曾亲耳听到某中央大报一名“名记”的感慨：“要什么新闻自由，我现在够自由的了！”另一类是主流媒体的主管部门或上级单位，他们对麾下的媒体具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命令它报什么、不报什么，正所谓“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咬几口”，因此他们享有空前的新闻自由。南京市副市长张连发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经验是：“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困扰居民生活的问题，反映到我们这里，要是一级一级转下去，起码得一个星期才有回音”，我让新闻界一捅，往往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能解决或有个说法，灵得很（《人民日报》1995年11月11日第5版）。

而在河南省新乡市，政府部门享有的新闻自由更大。企业家刘万奎，出资购买了300辆三轮车，想为该市的下岗职工开辟一条再就业之路。不料下岗职工以“难为情”、“无固定工资”等理由拒绝了刘万奎的好意，而大学生却踊跃报名，希望以此勤工俭学。河南省党报《河南日报》下属《大河报》，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随即报道此事，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新乡市有关领导一看，这还了得，“好，我们新乡的下岗工人有问题，思想落后，这无形中使新乡投资环境受到了很大影响，谁还敢来这种落后地区投资？”于是一声令下，当地党报《新乡日报》连篇累牍发表“调查报道”及新闻评论，一方面大骂“刘万奎欲以三轮车作摇钱树”，一方而指责计大学生蹬三轮车是“误人子弟”……高度的“新闻自由”，使《新乡日报》在维护新乡形象、保护新乡投资环境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那些享有“新闻自由”的人的角度来看，新闻有如胡适博士所感叹过的历史，无非是一个乡下姑娘，想怎么打扮她就可以怎么打扮她。你不是说刘万奎是急下岗职工之所急的“好人”么，我偏要把别人和有关部门签订的合同加在刘万奎身上，以此“证明”他是一心想利用下岗职工赚钱的“大骗子”；你不是说大学生积极勤工俭学是自立自强的表现么，我偏要说他们是“心态浮躁”、“不务正业”……诸如此类随心所欲地利用手中的“新闻自由”大树特树“形象”的例子，实在是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你不是说我这里街道普遍脏、乱、差么，我今晚就在电视新闻上播放一段样板街的录像给你看看；你不是听说我这里最近发生了一些人室抢劫案件么，我马上可以派记者去采访一个居民小区，让居委会的老太太给你描绘一番本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妙景象；你不是在某高校亲眼目睹了青年教师住房困难之“怪现状”么，那不要紧，我明天就通知日报组织采写一篇反映本市为青年教师办实事的长篇正面报道……

这一种“新闻自由”，代表了一个地方的“主流”声音，引导了一种惟“大人”马首是瞻的舆论，的确可以大帮其忙，避免被人“添乱”的危险（好在小地方如《新乡日报》的“新闻自由”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其他地方的媒体如《大河报》。《中国青年报》它管不着）。这种“新闻自由”，是以取消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为代价的，二者此消彼长，似不能共存；但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当二者可以和平共处，每个人。每个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能平等地接受公众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时，真正的新闻自由才可望水到渠成。

其实，河南新乡的那种“新闻自由”从表面上似乎真还给其带来了声誉，是否能如愿引进外资却很难说，但好像刘万奎等等能以为家乡作贡献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也是不错的，毕竟“新闻自由”是他们的嘛！

既然有人享有着命令媒体报什么、不报什么的“新闻自由”，那么反过来看，媒体便不可能享有自己决定报什么、不报什么的自由。但即便如此，有人仍然不满足，希望对媒体实行更为严格的监督。

1998年4月14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一篇题为《谁来监督媒体》的评论，严厉谴责了此前不久流传颇广的一则假新闻（某大导演口出狂言：只要有钱，中国也能拍出自己的《泰坦尼克号》），认为“有人说假新闻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并由此发出疑问：“对‘无冕之王’的‘超水平发挥’，应该由谁来监督呢？”

我倒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对这个不成其为问题、同时似乎又有点问题的问题提出疑问。说“它不成其为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媒体已经和正在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监督。按照正统和权威的理解，媒体是党的喉舌，担负着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的任务，必然要受到党和人民的监督。党历来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为此制订过一系列新闻宣传方面的纪律和规定。同时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家报纸有看头，尽管价格逐年上涨，家里也照订不误，哪家报纸全是大话空话，他们心里一清二楚。此其一。

其二，从反面讲，那些专干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家伙，以及某些闻功则喜、闻过则怒的大人物，从来就是不伸于用强权和暴力“监督”坏了其好事的媒体的。《福州晚报》记者顾伟1999年因揭露“老虎机”黑幕而险遭杀身之祸；北方某市电视台两名记者揭露伪气功招摇撞骗坑害群众，伪气功大师及其信徒们未经向公安局申请并获得批准即跑到电视台门口静坐示威，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非但没有依法调动警力予以制止，反而下令电视台立即将两名记者开除，并限期在电视上为伪气功播出专题节目，以挽回影响。其三，从纯事实的角度讲，大凡有机会在媒体上扬名露脸的人，别说被人非议、诽谤了几句，就是认为人家吹捧过了头，也大多要一路吼叫着跑到法院去讨说法，使得“名人官司”、“名誉权官司”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好不热闹。

说“同时似乎又有点问题”，则是因为现在媒体的监督与被监督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无法必依的状态。党和政府对新闻媒体寄予了“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99年12月29日李鹏同志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题词）、“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1998年10月7日朱基同志向“焦点访谈”节目赠言）的厚望。有的地方进一步设立了舆论监督台（被群众称为“青天台”）舆论监督中心之类的机构，一些地方领导还公开鼓励记者解放思想，大胆批评，但到底哪些能让监督，能让你“访谈”到哪一级别，能让你“纵横”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们的新闻记者“也是人”，虽然不至于“右手执笔、左手抚头”（20年代因批评时政而被军阀张宗昌枪杀的名记者林白水语），但一方面要鼓劲、帮忙，另一方面又不能添乱、帮倒忙；一方面要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盲目的、不必要的牺牲：这其中的分寸如何掌握，“温度”如何调节，操作难度之大、艺术难度之高可想而知。“假新闻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此言的确一语中的，但说这话的人，是否注意到有好多真新闻被封杀的根源在于对媒体的“监督”过于严密？与此类似的，还有厚颜无耻的有偿新闻、“软”新闻的大行其道，其根源似乎也在于对媒体缺乏监督，同时又有好多真正有价值的无偿新闻、“硬”新闻因为某些享有另一种“新闻自由”的人的“监督”过严而夭折……如果不本着依法治国的精神进行新闻体制改革，我们的媒体恐怕永远也无法摆脱某种欲说还休、欲去还留的尴尬境地。

5.“媒体”：策划者的掘金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媒体陆续得以发展，并以迅猛的态势越发为朝阳产业，其从业人员素质也不断的在发展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不仅仅是在学历上的越发过硬，可以说更主要的还在于他们对行业和本身职业的了解更为透彻，因而运作起来也更为专业化。

媒体对市场的影响力之一就表现在对消费潮流的制造和引导上，而幕后的策划者就是那些编辑和记者。

1992年-1993年在京沪闹得沸沸扬扬的换肤霜一案就是极生动的一例。最早有一批记者撰文大谈换肤霜如何如何灵验，于是报纸与换肤霜同样热销，继而编辑记者们又共同策划“换肤霜换了什么？”换肤霜的消费者们再次成为媒体的消费者，媒体的这一种商业行为的手段是不断制造热点，以促进媒体的销售，这是习惯了传统媒体的读者们所不了解不适应的。那些最先悟出媒体经营之道的编辑记者们成了大众传播市场的领先者，他们也因此成为最早的受益者。当读者及观众逐渐适应了这种商业行为，并越来越懂得筛选及甄别时，有一批媒体从业人员则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策划”成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字眼，媒体中的策划已超出了简单的标题、导语、视角、体例的设计，更重要的是如何令一个选题带动一桩生意，甚至如何成体系地动用舆论力量去培植一个市场。

那些新闻圈里的“穴头”很多已脱胎换骨成“策划”，因为媒体运作经验丰富，他们很知道如何制造一个新闻眼，以及选择什么媒体以什么形式去传播关于企业或商品的信息。

现在举办一个20家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直接费用都在3万-5万元之间，而且结果大多是发些豆腐块文章；但如果由一个深谙市场及媒体操作的编辑记者来策划，记者们就会追着商家去采访。

这一类有策划能力的编辑记者立刻就身价倍增。《北京青年报》的夏鸿1996年被瀛海威挖走，身价是配备一套单元房，一辆车，及10万元以上的年薪，他因此被称为当年最具身价的记者。瀛海威如此看重夏鸿，就是看重了夏鸿的策划能力及他与媒体的网络关系。

在新闻圈，凭记者身份博得夏鸿这种身价的人比较鲜见，但因从事媒体多年，积累了足够多的人际关系及经验阅历，转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许多人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人获取财富的多寡却在于他有多大优势在他所依的媒体。

中国的报纸有四千多种，杂志有七千多种，电台电视台也数以千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利用的媒体资源极大富足甚至饱和，恰恰相反，这其中大多数媒体的非市场化运作使它们根本不具备大众传播机器的功效。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1997年全国报纸广告总收入为96亿元，杂志广告总收入为15亿元，其中只有1/5赢利或持平，4/5都亏损。市场的空白及有效资源的稀缺使那些较具市场价值的媒体始终炙手可热。借助这种媒体优势，内部人士便可获得超常价值。

中央电视台因其覆盖面的广泛而傲视各类媒体各地的地方电视台，晚报总是当地最盈利的媒体，晚报记者、省电视台记者只要不是给采访对象曝光，总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媒体中人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或慢或快地致富了。此种方式并非中国独有，媒体在商业社会本就是一个大商场，每个版面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张图都如同商场货架上的物品，商家如同顾客，各取所需按价付钱。记者们利用职业的关系换取报酬本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但这里引起争议的是：记者们究竟有多大权限决定版面的价值？当他们获得某种补偿后，回馈又怎样？

在当代中国从事媒体的人士中，之所以有一批人能迅速跻身中产阶层之列，在于他们的操作方式使他们的劳动有着较高的附加值。有人说什么时候中国的媒体市场进入规范化操作阶段，“有偿新闻”就会杜绝。其实，所谓“规范化的操作”其实并不存在。在大众传播业最为发达的欧美，“有偿新闻”照样存在，只不过人家操作“有偿新闻”更为规范。

中国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媒体也随之发展，而媒体之中的某些策划也在其中掘取自己的第一桶或第几桶金，飞速发展的媒体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他们的掘金地。

6.“小女人”：都市的亮丽风景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小女人散文”的文学潮流。“小女人散文”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及其所生动书写的“小女人”们的日常生活，共同构造了一部新的城市神话。这部神话，相当真切地表达了“有闲阶级”的意识形态，表达作为“中间阶层”的“小女人”们对于“有闲阶级”的急切认同，以及她们对于“有闲阶级”的生活风格的追慕，想象与憧憬。所以，在本质上，“小女人散文”并未能够真正地表达自身，而是“有闲阶级”的文化表达，自然，它更不可能是最为广大的“劳苦大众”即“社会下层”和“社会边缘化群体”的真切表达。“家居生活”是“小女人散文”寄予较多热情的题材，正是因为“家永远都是人类心灵的归依和寄托”（素素《我想有个家》），所以她们才不厌其烦地唠叨着家庭布置（素素《布置》）和室内装修（石娃《装修趣事》）。对于“小女人”而言，刻意经营的居室，不仅是她们“心灵的归依和寄托”而且还是建立她们“有闲阶级”的身份想象的重要途径：“常常，在五颜六色美仑美奂的高级舶来品面前，会觉得自己活得多么卑贱多么不值：几乎就是贫无立锥之地。于是，我们只好学会默认难堪与委屈，学会掉转头去快步回家。我们怎么能不刻意地装修房子？”（素素《至尊君王》）正是在刻意装修的居室之中，“小女人”们忘却或逃避了自己相对于真正的“有闲阶级”的“卑贱”与“不值”的形象真实，从而暂时地建立了“至尊君王”这样一种“有闲阶级”的身份形象。

如果说，在上述写作之中，“小女人”们还不避难堪地自陈了她们的“中间阶层”的身份形象的话，那在他们生活中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对“宠物”书写中不难看出，他们似乎同病相怜，并且在不断挣扎中极力去回避这种难堪，而难堪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豢养“宠物”，向来是有闲阶级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他们炫耀金钱、显示有闲的重要途径。在那些集中了90年代的新富阶层的高尚住宅区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那些牵着叭儿狗的仪态慷懒、招摇过市的有闲人物，而且在他们中间，多是一些仿佛无所事事的“小女人们。这样一些”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充满着温柔富贵之气的”有闹景观，在小女人散文之中，有着相当丰富的真切书写。“小女人散文”之所以对她们的饲养“宠物”投之以较多的热情，是因为这样一种日常活动能够相当突出地显示她们的“有闲”身份，或者对于她们建构“有闲阶级”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特点，在马莉的散文中有着相当明显的表现：“从前读外国小说看见描写那些贵妇人无论走到哪里身后都跟着一只猫儿狗儿什么的满街跑，很有些神往。幻想着有一天我也如此这般地手上牵一条链那头挂一只宠物地到处风光。”（《我的宠物》）很显然，通过饲养“猫儿狗儿什么的”宠物，正是能够满足她们对于“贵妇人”这样一种“有闲阶级”形象的身份认同。我们在“小女人散文”中发现，豢养宠物虽然是“小女人”们非常热衷的日常生活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得到她们的“宠幸”，“小女人”们对于“宠物”的选择并不是毫无标准的，而这一标准便是动物的“非生产性”或“非实利性”，而且一种动物，越是价格昂贵、饲养费时和无用，越是容易得到她们的青睐，这些宠物的“昂贵、费时与无用”，也是她们所乐于谈论的话题。如在《永远的麦克》中，赵洁便有如下的文字：“这狗属于西施狗的一种，是有贵族血统的，小的时候在市场上便要卖数千元”，“麦克的到来令我多了许多事情，每天要带它出去散两次步，喂它吃两次饭，每天给它洗一次澡，洗完了不但要用风筒帮它吹干还要用梳子给它梳毛”，此外，还要为它喷香水、打扫房间等等。“小女人”宁愿在饲养宠物上费时费力，也不愿意对养儿育女投以热情，她们往往以做石娃所说的“绝代佳人”作为自己的快乐，其原因，在于养儿育女的辛苦无疑会损害她们的有闲认同，在此方面，她们自己的解释也许更加生动：“细细想想，构成女友们拒绝生育的原因，不外是生活紧张、环境污染、人生苦短、人口爆炸等等。而最重要的，恐怕是我们太热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生儿育女无疑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正是这种严肃性和沉重性令我们犹豫再三，望而却步”，“女友们是乐得做绝代佳人的。无论聚会、旅游、打牌、做事，我们总显得无忧无虑、轻轻松松。”（石娃《绝代佳人》）“小女人们即使未能免”俗“地生儿育女，在同样需要费时费力的”孩子“与”宠物“之间，也是宁愿留下”宠物，设法将孩子“寄养”的（马莉《我的宠物》），她们与其忍受普通妇女的“当妈咪”的辛苦与冗烦，倒不如饲养宠物以示有闲（石娃《当妈咪》）。

凡勃伦在研究有闲阶级的豢养宠物时曾经指出，有闲阶级的动物的美与可爱的评价标准，与社会下层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于有闲阶级来说，猪、羊、鸡、鸭等动物，由于均都“属于生产品性质，各有它们的用途，并且大都是能生利的，因此一般不能说是具有什么美感”，而那些“通常不适用于生产目的的那些驯化动物”，由于“属于明显消费项目，因此它们在本质上具有荣誉性，可以恰当地认为是美的。上等阶级对这类动物是一向宠爱的；那些在财力上较差的阶级，对于这两类动物，却觉得在美感上并没有什么高低”。所以，“小女人”的饲养宠物，不过是她们寻求有闲认同的身份符号，而这些符号，具体出现于“小女人散文”中的，便是一些非生产性的动物，如马莉笔下的“小灰猫咪”、“雪白的小兔”（《我的宠物》）。黄茵笔下“小狗波比”（《小狗波比》）。乌龟“阿财”（《阿财》）、赵洁笔下的小狗“麦克”（《永远的麦克》）、张梅笔下的各种各样的名贵“猫咪”“Key Key”等等（《猫和少妇》、《走“亲戚”》）。“小女人”们的豢养宠物，除了源之于她们的有闲认同之外，还与她们作为“第二性”的“邀宠”心态有着密切关系。悉心关爱着娇弱的宠物，无疑有助于增强她们的女性气质。“爱”动物，体现了她们的“有爱心”，而“怕动物”，却更能体现她们的“楚楚可怜”与“小鸟依人”，而对如此种种的津津乐道，则更是显示了她们的“第二性”的娇弱与可爱。马莉的《我的宠物》，相当矫情地描写了她对宠物“猫咪”与“小兔”的“惧怕”：“白天，猫咪在那间房子里玩，我就到这间房子里看书。晚上，丈夫回来，猫咪和丈夫在这间房子里看书，我就到那间房子里玩。开始它还比较听话，不会乱来碰我；可过不了多久，它就对我放肆起来啦，一忽儿钻到我的椅子下面去碰我的脚踝，吓得我高高悬起双脚好半天才敢放下；一忽儿它又用那长而软的尾巴缭绕我的脖子，使我从梦中惊醒缩进被窝里直冒冷汗。总之，有了这，我除了整天小心翼翼地躲着它啥事也别想做啦！最后非得丈夫作陪我才敢迈进家门不可。”真正是：“就连小猫咪，我也是怕得要命呀！”其中表达小女人的心态以及对于丈夫“邀宠”似有作之闲，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小女人的有用和娇弱是由此显露的。“小女人”对于“宠物”的喜爱，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需要和善于“邀宠”方面，她们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张梅有一篇题为《猫和少妇》的散文，对于这一相似之处有着极为生动的说明：

猫和少妇是这样的相像。猫是懒懒的，少妇也是懒懒的；猫是白色的，少妇也是白色的；猫是眷恋主人的，少妇也是眷恋主人的。

因为猫和少妇这样相像，所以养猫的也多为少妇。

猫是要人宠的动物，你越宠它，它就越可爱。你不宠它，它就很不开心，做出一些令你也不开心的事情。这跟女人一样，一样是要宠的，越宠就越可爱……得男人宠的女人一般都可爱，甚至让人为之感慨。得宠使她们生出许多对别人的爱，会爱别人。“猫也一样，你宠它，它就会做出许多可爱的动作来讨你的欢心，也会更漂亮。”“城市里的猫和女人，在某一点上是如此相像，所以难怪她们都要养一只和她们习气相像的动物了。”

从上面的自白中，我们可以发现，就对“主人”的“邀宠”心态而言，“小女人”与其所热心豢养的“宠物”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关系。“小女人”与她们的宠物一样，实际上都不过是她们“主人”的宠物而已，宠物是“小女人”显示有闲的工具，而“小女人”也不过是她们各自的“主人”显示男性权力或者力量的工具而已，这在我们紧接着的关于“小女人散文”之“第二性认同”的讨论之中，将会有更详细的阐述，我们也可从中读到点什么。

在对家居生活、特别是她们豢养宠物的日常生活的极力书写之外，“小女人散文”还很热衷于书写她们的日常的另外几个方面，即她们的饮食习惯与社会交往等等。“小女人散文”所显示出的“小女人”们在饮食习惯方面的特点主要有：酷爱美酒（王璞《喝酒》），而且要么是些寻常百姓所未必听闻的“洋酒”如昂贵的“人头马XO”或者“西班牙的特产Sherry”（素素《好酒是好心情》），要么就是只有优雅高贵的女士才会青睐的“绿薄荷酒”（张梅《绿薄荷酒》）；讲究口味（素素《清淡》、《做汤》）；嗜好鲜果，而且更加青睐异国水果（石娃《水果问题》）；挑选购物环境（石娃《麦当劳》）……实际上，“异国性”与“贵族性”是“小女人”们饮食消费的根本性特点，这在石娃的《水果问题》中有着极具概括性的书写：“那天晚上，我吃罢泰国米饭，靠在比利时沙发上，打开日本索尼电视机，喝了一听德国黑啤，然后开始吃真正的美国新奇士橙。”在当下中国的消费水平之下，这种“异国性”与“贵族性”的取得，显然需要相当的金钱基础。“小女人”们大部分作为文化记者的特殊的职业背景，使得她们的社会交往更多地联系着形形色色的“名流”与“名媛”，“小女人”们书写这些名人以及自己与他们的交往本来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出于自己的职业要求对于这些名人进行“非批判性”书写也是可以理解一种本分，但是，“小女人散文”在此方面的误区在于，她们通过极力书写自己与这些“名流”与“名媛”间的交往所企图实现的，是要建构自己的不凡身份，并将有闲阶级得以充分表露。她们的有关散文，充满了沾沾自喜的自我炫耀以及脐身名流的自我幻觉，她们在书写自己与形形色色社会名流以及“小女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之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互文性”或者“借势性”的写作。黄茵不断唠叨着她与广州的著名“娱记”间的深厚友谊，津津乐道着自己与童安格的“奇遇”，而且在“回家以后……每晚痴痴地面对他的照片，不断地丧失现实感”，石娃也说黄茵“认识的男人总是一流的，无论外型或气质”（石娃《女友的文章·之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曾涉及的，“小女人散文”的作者们、尤其是广州的“小女人散文”作者，时常书写她们之间充满快乐的聚会，也时常在各自的散文之中互相夸耀，比如石娃就曾说过：“在广州有两位要好女友：黄茵、张梅、黄茵侠义、平和、机警；张梅时髦、敏感。三人闲聚，我便可以观赏两道不同的风景线”，“平时的黄茵有一副荡荡的浪子情怀。侠义、不羁、热心、捣蛋、浪漫、多情”（《女友的文章·之二》），而其笔下的喜爱东西，则是“……在宾馆里，穿牛仔套装，青春逼人，野性十足”，“……在舞厅里，她长发及腰，脸贴金纸，艳丽妖冶，很像花妖”，如此种种，再经过诸如《广州文艺》这样的媒体的有效宣传，加之以她们的写作往往以专栏的方式而使她们在读者众多的晚报媒体上频频出场，则更给人以一种上流社会的雅士名媛的“有闲”形象。“小女人散文”所书写的日常生活，自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真实性，而这些常有强烈世浴气息与感性色彩的日常生活也无疑就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必然后果。但她们的大量写作有一种遮蔽，即她们对有闲的过分认同，忽略了中层生活中的焦虑和尴尬。因此，人们从她们那“小女人散文”中只能读到极片面的、“单向度”的日常生活。

二、现代社会的另一面

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大陆上，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崇拜起各种各样的“救世主”。什么佛呀，观音菩萨呀，圣人呀，上帝呀之类的，只要是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的，就崇拜就迷信。

1.救世主：社会上最大的骗子

救世主本来是西方基督教中的一个非常时尚的称呼，但是现在却在中国人心目中扎根生花，其影响之深刻不言而喻。

其实，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鬼神上帝全是人们的杜撰。然而，人们脆弱的心灵却极易被自己创造的鬼神上帝唬住。到头来，不过是搞了一场自己骗自己的“大骗局”而已。

福建漳州已有1200多年历史，建州前风俗鄙陋。唐宋年间佛教传入，宋以后民间信仰纷起，祭祀活动十分频繁，志书上称为“淫祀”。其中农历七月的“普度”，则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祭祀活动。“普度”祭祀的对象是野鬼，祭祀的形式是摆供品、烧纸钱纸衣、竖纸旗、点鬼灯、放河灯。近代以来，“普度”助长了竞尚奢侈、大操大办之风，而宴客酗酒闹事，又导致引发了宗族之间甚至邻村之间的械斗。

新中国成立以来，漳州人民对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习俗进行了抵制，“普度”活动基本被禁止。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普度”活动又在漳州一些地方死灰复燃，修祠建庙、请神降仙、驱病赶鬼、祭天谢地、求雨消灾现象随处可见。进入农历七月，摆供品、烧香纸、放烟火、集中拜神、抬神游街、演神明戏、大吃大喝、联宗祭祖等活动充斥城乡。家家户户都要摆数桌酒席宴客，劳民伤财。更有一些神棍、庙首等乘机乱摊钱物，策动宗族活动，建宗祠续族谱，招摇撞骗，谋取不义之财，搞得社会乌烟瘴气。

千年陋俗沉渣泛起，对社会造成了极大危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社会安定。“普度”期间，家家户户大办酒席，宾朋纷至，猜拳酗酒，寻衅闹事，打架斗殴现象司空见惯。更有甚者，为争夺风水宝地、状元宝地而互相争吵，大打出手，以致引起大规模的械斗，直接危害社会安定，破坏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2.加重群众经济负担。每当农历七月来到，市场由于受到“普度”的冲击，物价总是大幅度上涨。一般群众用于“普度”的开支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人们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短时间内便花费罄尽。“富者大操大办摆阔气，穷者借钱负债顾面子”。据推算，前几年漳州群众每年农历七月要拿出约5000万元用于节日开销。

3.影响村级组织建设。“普度”兴起之日，也是“族权”、“神权”膨胀之时。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大肆进行笼络宗族关系活动。在这种宗族关系活动的影响下，一些农民遇到事情不是找党支部、村委会解决，而是求助于宗族中的“社面”人物，使村级组织的群众基础受到削弱。普遍的拜鬼神活动还使农民思想混乱，“发家致富，一靠财神保佑，二靠祖宗荫护”的思想在一些农村很有市场。

4.败坏社会风气。“普度”期间，一些人比阔气、讲排扬，盲目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一些人借机聚众赌博，拉关系、走后门、找靠山，公开请客送礼，拉拢腐蚀国家公务人员；还有一些人操起算命、看风水、做道场的“旧行当”，造谣惑众，骗财害命，奸污妇女，甚至一些少年儿童也被迫卷进了扛神游街的行列，耽误了学习，毒害了心灵。这些现象严重地败坏了民风、党风和社会风气。

与封建迷信活动如影随形的是，办丧事披麻戴孝，做道场，出大殡，扬幡招魂；办婚事请算命先生掐算“年庚八字”，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跨区域的请神挂香、迎神赛会等较大规模的封建迷信活动时有发生；卖淫、嫖娼、聚赌以及贩卖黄色书刊和黄色录像带活动在漳州猖獗一时。

有的地方因为愚昧迷信而闹出了一连串的悲喜剧，令人啼笑皆非。

很难想象，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迷信活动居然还会有如此大的市场。

更加令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是，还有人专门研究鬼神，并且称之为“鬼文化”，迷信活动居然打上了“文化”的名义。怪哉，怪哉！悲哉，悲哉！

前些年，地摊上卖过一本书，叫《神秘的鬼魂世界》，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明目张胆地宣扬所谓的“鬼世界”，甚至称那些已名誉扫地的巫师是“人鬼之间的使者”，还煞有介事地介绍他们通鬼神的“手段”。

什么鬼呀、神呀、风水呀，纯粹是一场又一场的骗局，还有包括那些吹得邪乎的“气功”、“特异功能”，市场经济的市场开放了，里头什么货色都有，只要能卖到钱就行。于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便进入市场骗钱来了。为了不被骗，人们首先就应该唾弃这些糟粕。再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点，应该引起国人的重视。

2.迷信：与科学对弈

众所周知，迷信是科学文明的天敌，随着科学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迷信终究有一天会被逐出历史的大舞台。然而令人深感痛心与遗憾的是，近些年来，各式各样的迷信在城市、乡村的许多地方，在工人、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等众多人群中又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明目张胆地同科学文明争夺领地。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提出质问，是否中国科普不积极，因而产生人民迷失方向，前一段中科院112名院士就曾联名“向封建迷言宣战”，其中必将用科学来武装头脑。自觉抵制迷信并摧毁迷信的基础，如果放任自流，会酿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迷信活动的猖獗，伪科学的泛滥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是十分严重的。这除了与科学知识普及不力有直接关系外，还与迷信心理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分不开。因此虽说当今时代大潮是尊重科学，吸收入类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经济，可似乎也有一股由鬼神仙佛主沉浮的暗流。求神拜佛的风气日炽，旧庙不断修葺，新庙接连崛起，大小庙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地。有的农村几乎是每个自然村都建有一所寺庙，庙中香火颇盛，终日烟雾缭绕，钟罄悠扬，前来烧香叩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拜倒在群神脚下的已不只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小脚老太太，无知识、少见识的村妇，还有许多青壮年男子。他们当中既有财大气粗的个体户、私营厂主，也有西服革履、衣冠楚楚的时代青年，还有身居领导岗位的经理、厂长。他们或者是为了求神灵保佑升官发财，入学参军，出国深造，或者是为了让菩萨显灵，保证有情人终成眷属，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学习成绩优异。务求实用，趋福避祸是这些人求神时的典型心理特征。

这种求神保佑的迷信心理，就如同潮湿阴暗状态下生存的霉菌一样，只要有适合的气温和环境就会重新复活。封建时代，人们往往难以把握命运，遂将一切都寄托在神灵保佑上，特别是新春伊始，抢财神、接福神、烧头香，忙得人不亦乐乎。而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有的也热衷于此，就在爆竹声中刚刚辞去旧岁，便有人向庙、寺进军了，为的是争着去烧新年的头香，以便更早地受到神灵们的照应。1991年春节，在上海玉佛寺就发生了这样一幕闹剧：零点时分，有位记者赶到这片本该是十分静寂的佛土净地时，听到的却是引擎轰鸣，喇叭喧嚣，一辆辆载着香客的轿车、面包车鱼贯而来。其中仅公车就有50多辆，有上海本地的，也有从外地赶来的，有企业的，也有机关的，有轿车、面包车，还有挂黄色警报灯的工程车。这些现象有的确让人费解。

如果说社会上的这种拜佛求神的迷信心理盛行，隐含着民族精神、文化素质跌落等危险的话，那么如初升朝阳的孩子们身穿朝香服，口唱拜香歌，在木偶泥像前跪拜的现象，更令人担忧。或许他们还不懂得这样做的真正含义，不过这种社会环境对孩子人生观的形成会产生某种负面作用与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在这种迷信心理的侵袭与毒害下，一些中小学生成为求神大军中的一员。当有人问起为何要烧香拜佛时，天真烂漫的孩子毫不掩饰。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说：“上学期考试成绩很糟糕，挨了父母的痛斥，向神佛烧烧香，求菩萨保佑，考出好成绩。”像这种考试前要去占卜，遇挫折便找算命先生的中小学生，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更为恶劣的是，在一些农村地区，有钱敬菩萨，无钱修学校成为普遍现象。有的地方，诵经声读书声一起响起。有的地方，干脆把学校挤走，恢复神佛至尊的一统天下。培养文明健康的下一代早已提上日程，可是此树人的百年大计确受到严峻的挑战，被那些封建迷信所玷污了孩子们美好的心灵，可想而知，因而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便永恒地留下了阴影。

不少地方，对以求神为中心的各种迷信活动不仅不坚决抵制，反而极力迎合迷信心理，推波助澜。甚至有些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经营部门独出心裁，以开发旅游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或者是以发掘、再现民俗文化为名，兴建各式各样的鬼域冥宫，采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制造和渲染阴森恐怖的气氛，为宣传封建迷信服务。

就是由于迷信心理的作祟，人们甘于忍受“鬼神仙佛”的敲诈。在福建等地农村存在着一种名为“黄条子”的摊派。所谓“黄条子”就是在当地塑神像、修庙宇、演菩萨戏、搞游神等迷信活动中，由庙宇董事或村中老年会“按人”摊派，然后发给一张“黄条子”，再按“黄条子”缴纳钱款。

如此大规模封建迷信和社会丑恶现象的回潮是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或者是人们心理的一种误导，我们其实可从中作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封建迷信沉渣泛起的原因在于：

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保守落后、安于现状、胆小怕事的社会思想特点，这些思想特点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科学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就会由惧怕天地鬼神而敬奉天地鬼神。这种情况虽然随今天社会的进步而有所改观，但人们仍有疾病、车祸、失恋、落第、意外灾害等威胁和烦恼，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没有把握，故而求助于神明。因此，封建迷信思想因袭相承，相沿成习，很难因一项禁令而消失，也决不会在短时间内自动绝迹。

而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新的形势下，一度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认识上有误区。他们或认为反迷信不必抓得太紧太认真，否则会影响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或认为搞封建迷信活动是个人的事，够不上犯法，谁也无权干涉；个别基层干部包括一些退休干部甚至参与募捐修庙宇等活动，充当庙会“理事长”、“会长”，影响极坏。

与此同时，正面的宣传教育有所忽视，尤其是淡化了形势教育、党性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以及科学宣传、无神论宣传，致使一些群众，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和迷惘，甚至出现了信仰危机，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乘虚而入。

此外，各级党组织在思想教育、力量组织、工作方法及政策法规诸方面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当封建迷信之风再起、封建势力抬头时显得束手无策，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此，我们在抓好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一方面，必须坚决抵制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另一方面，必须学科学，用科学，普及科学知识，用科学来占领人们的思想阵地，将一切伪科学、封建迷信和救世主思想统统扫地出门。

我们应坚信一点，那便是救世主于我们的生存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甚至其破坏作用让人吃惊，而只有我们相信科学，用科学来武装自己，我们方可走上富裕繁荣之路。

3.广告：没了内涵叫我怎么动心

让中国广告人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1996年，从法国戛纳第43届国际广告节上传来“噩耗”：中国参评的69件作品，影视广告竟无一获奖，平面广告仅有一件来自合资广告公司的作品获铜狮子奖，创作者还非本土人士。而英国获奖高达60件，美国达31件，日本也有6件。在这样一个展示世界广告制作及发展水准的“广告奥运会”上如此“惨败”，就不只是广告界痛心疾首的事。

1997年，第44届戛纳国际广告节规模更大，参赛国家50多个，广告作品1.1万件。有200多部影视广告作品和400多幅平面广告作品入围。美国，英国，巴西获奖最多。中国参赛的25部影视广告片和26部平面作品竟无一人选，全军覆没。

1998年仍然未改变前两次的“惨状”……

戛纳的屡屡败北，给一向自以为还有一丝创意的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反思。

那么，中国广告市场及广告人的作品为什么总是在国际上不显眼，占据一席之地呢，在这里，我们认为制约我国广告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1）广告的品位受市场限制。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刚起步，广告的目的为促销而提高知名度，以强调商品的功能为主。广告的创意发挥不到位，缺乏强烈的、鲜明的指向性。而西方广告都是国际知名品牌，不需要强调产品功能，而重在突出文化蕴含量及品位，在笑声中强化对商品的记忆。（2）广告创作缺乏人类共有的人性化诉求，仅局限在传统文化和传统手法中。（3）广告制作技术落后。（4）广告受客户控制。很多客户对广告缺乏了解，更谈不上研究，而从事创意、审评和修改，观念陈旧和别作很差的广告也就有了生存土壤。

尽管舆论在反思中，强调一个广告节不能否定广告的成绩，但广告的现状确实堪忧！

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文化的投入，否则，就没有活力和生机，并无文化底蕴，显得很干瘪。中国广告，最缺的就是文化的投入。

中国人虽也处在广告的包围之中，但很少能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与人性的关切和爱护。一个上班族早晨起床，刚打开收音机听新闻，节目前后的广告不得不听。无论中央和地方的本市新闻，都分秒必争地分割着这段黄金时间。你本来思考着一项新出台的改革措施，一只耳朵里却塞进来一套高档西服的款式和价钱；你正想着山区脱贫的变化，另一只耳朵里又塞进来一台家电，影子在眼前摇来晃去。带着不快的心情去上班，走过街头，车站，地铁，依然处在广告的包围之中。那五颜六色的广告牌，成排成行，巨幅的画面，醒目的字体，叫你不得不看。公共汽车周身被广告包裹着，楼房，城墙都淹没在广告的波浪中。就连那高高的电视塔上，也挂满了广告。不时有广告车队，插满彩旗，高音喇叭齐呜，乐队吹吹打打，招摇过市。一队花枝招展的广告模特向你微笑，头顶的广告气球飘向街心广场。

走进办公室，拆开桌上的来信，很多是邮寄广告。什么电器物美价廉，什么图书内容丰富，什么旅游指南，什么流行歌排行榜……无不在自卖自夸。打开报纸，从报眼开始，每版都排有广告，大到整版专刊，小到刊头中缝，广告无处不在。时不时还会从中摔出来“夹页”或“免费赠送”的内部报纸。再看报上的文章，广告文章随处可见。如此一来，本来以休闲态去看报，而每看完一份报，如从广告堆中爬了一次，让人倍感无耐。

电话响了，陌生的声音，亲切的话语，在推销名优产品；有人叩门进来，不速的拜访，常常是一位打扮得像时装模特那样可人的小姐，她那无法拒绝的热情，使你不得不在她的广告合同上签字。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拉广告的先生站在你面前，介绍新产品……

如果你去出差，买了火车票一看，上面印着广告。上了火车，座位早被占了，一位关心健康的药品商正在等你，仿佛你不是去出差，而是去看病似的。

等到晚上，满街的霓虹灯广告闪耀着色彩的诱惑，刺激着你的眼睛……回家刚踏上楼梯，楼道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广告。打开门，门缝里不知什么时候塞进了印刷低劣的报纸和产品说明书，不厌其烦地向你诉说着产品的功能和机理。

上班太累了，看一会儿电视剧吧。可一打开，广告就扑面而来，什么名酒、洗发水、VCD，一咕噜往大脑里挤。好不容易等到开演，刚看了不到5分钟，一则性病广告插进来，剧情被打断了，思绪在空中悬着，情绪完全被破坏了，索性关机。出外去看球赛，可体育场四周早立满了广告牌，头顶也飘着汽球，连赛场上也写着大字广告牌，与其说是看球赛，不如说是看广告。

晚上上床，总失眠，拥挤的广告无法从脑子里赶出去……

广告以分秒必争，寸土必争的态势轰炸着人们的神经，但往往事与愿为，其广告效应日趋下降，他们的大量付出不但没能令其满意地达到预期目的，反过来人们由于被其滥炸得神经哀弱而产生一种逆反心。难解，难解。

我国的《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

广告历史悠久，从货币未出现时起，物物交换时展示的物品，竖立的招牌，叫卖和呐喊声，都是不同形式的商品信息广告。第一篇媒体广告，是在1662年英国的《每周新闻》上刊登的，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了。美国在1803年，已有报纸1200多种，许多报纸都刊登广告。到1990年，全国广告费用总额达25亿美元。

中国的媒体广告的出现，只是近代的事。至今不过100多年。真正的，形成规模的广告业，还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的20年才发展起来的。无论广告理论，还是广告制作水平，都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中外成功的广告，无不以浓郁的人情味，体现对生活的关切，心灵的抚慰。把商业利益自然而然地融入文化氛围中，使受众与广告有一亲近感，从中体味到一种文化底蕴，而不是以炫耀和命令形式出现等等现象，以致所作出的广告无主题和定位。

名人效应，是一种重要的广告形式。利用人们对名人或权威长期形成的崇信心理，对消费者产生影响。从众心理促使消费者往往用专家、权威、名人对商品的评价和保证，树立起消费的信心。

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名人效应也有不同的结果。同样都是首脑级的名人，中国往往选的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皇帝或贵妃，西方却是当代的总统或名人。美国总统布什在位时曾为美国旅游业作电视广告。他在电视中说：“你还等什么？难道还要等美国总统的邀请吗？”幽默中含着亲切，观众看广告等于与布什面对面交谈，怎能不由心动变为行动呢？同样是旅游，中国的名人广告不少请的是皇帝。且不说那些早已成为陈迹的皇帝与生活在电脑时代的人们有多大的隔膜，单就作为封建专制制度象征的皇帝的复活，就会极大地刺痛在皇权专制下呻吟和匍匐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心灵。对于青少年，无疑是专制思想的灌输和教育。此类广告还多拍有皇帝吃喝玩乐的画面，发号施令式的广告词只能激起受众的极大反感，很难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利用早已僵死的历史名人作广告，是当代中国广告的一大特色。也许广告主为了节省广告费，不用为那些历史名人付肖像权和名誉权使用费，也许广告主是为了迎合中国人心目中对皇帝的敬畏而“请圣命”，但死人毕竟是死人，皇帝与草民一样与时代相隔成百上千年，如何会引起心灵的沟通和共鸣呢？由于用皇帝以“下诏”形式趾高气扬地在发令，其产品如何物美价廉，从其本身上看业十分可笑，现今平民百姓也不一定就应以感恩心理非用之不可。

中国当代另一些名人的广告词也只是以一句“我喜欢”这种命令式的语气来压制消费者，令消费者喘不过气来，或许还会偶尔回眸一笑，但那只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丝毫无亲切感，更不用说去引起消费者的共鸣。

美国广告创作的专家罗素·瑞夫斯认为：每一个广告产品都应有自己独特的销售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产品能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比如：日本精工表的广告为：“12年不必对时”。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广告是：“乘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到处都是好天气”。再如：“西铁城手表——为世界计时的手表，今天地球上戴西铁城手表的人比戴任何别的手表的人都多得多，包括黛安妮·雷诺兹在内。她戴的是一块豪华宝石表。精致的表带上镶有珍珠、翡翠、红宝石、蓝宝石或金钢钻等，它让黛安妮眼睛闪光，也让所有新娘的眼睛闪光”。台湾一则牛仔裤广告这样写道：“牛仔裤穿出女人味”。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电池广告为“生命的电池”，埃斯迪特厨房用品公司的微波炉广告是：“将繁琐的烹调简化到极限——只需轻轻一按。”……这些成功的广告，将商品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引起人的一种兴奋的情绪，使人们在兴奋中接受广告。爱情、亲情、友情在广告中艺术地真挚地体现，使广告由媒体和身外进入了人的心灵。

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审美情趣越来越广泛，个性化的商品倍受青睐，消费心理呈现多样化。除追求商品的实用和方便外，越来越多地融入了文化的因素。那种命令式的、口号式的、表演式的广告，是难以得到消费者认同的。

中国目前的广告仍不遗余力地以“国优”和“国际金奖”的牌子去打响品牌，并以厂家规模，名人，领导效应来赢取消费者的青睐。而不懂得何为消费者最关心，其实他们最关心的是产品会带来什么好处。

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告越来越进入、影响、操纵人的行为。人不可能再回到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清静社会中去，也不会再陶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中。信息爆炸，媒体发达，广告几乎与人同在。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广告。广告为人带来了对商品的需求，也侵占着人的思维和情绪，要想“统一”和“亲切”，请广告多拿出些真情来……

4.下岗：失业者前路茫茫

改革开放，是国家民族的振兴，是一代人的脱胎换骨，也是自我价值的否定和新生，那种一改革人人暴富，处处生机的思想会被市场规律残酷地捅破，而有人甚至有只懂索取不愿付出的考虑，其实他们是过高估计了改革顺利机率，一遇风险，心里便不平衡，毕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充满竞争和挑战的。

在旧经济体制下，企业变成了一个小社会。职工的吃喝拉撒睡，都得由企业包管。端上铁饭碗的人们，很多养成了等、靠、要的习惯。如今企业资产重组，股份制改造，减员增效，有的甚至破产，铁饭碗端不成了，下岗的现实横在了他们眼前……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的调查显示，截止1997年底，我国城镇下岗职工总数已达1100万人，到了1998、1999年仍呈迅猛增长态势。

下了岗，怎么办？这一防不胜防的举措使国人无法来得及做好充分准备以及心理上的平衡。

国有大中型企业尽快扭亏增效，是“缓流”、“截流”的根本。否则，源不断，流再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同时，有资料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多吸纳150万人。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4772亿元，比去年增长8.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3674亿元，增长3.5%，比重下降1.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36770亿元，增长10.8%，比重上升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24328亿元，增长8.2%，比重上升1.7个百分点。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再就业可提供广阔的空间。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是衡量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指标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伦敦占74%，纽约占81%，东京占70%以上，而北京只有49.6%，上海38%，广州41.7%。

尽管实施再就业工程，1997年有480万下岗职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了再就业，但到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比上年又上升了0.1个百分点……“政府该做的是发小平车，而不是发馒头。发馒头是靠别人的力量养活自己，别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发小平车就可以拉东西，从事生产，自己救自己。”一位九届人大代表对再就业的看法很有见地。

据《中国信息报》报道：北京再就业实施“四轮驱动”，形成“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失业保险，生产自救”的服务体系，建立了职业介绍机构，劳动市场信息网络，有计划地指导培训下岗职工，在第三产业安置的下岗职工达80%以上；

来自新华社的消息，使人们对下岗职工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人数最多的辽宁“无震荡”下岗有所了解。由于辽宁是重工业基地，下岗职工多达200万人。早在90年代初，辽宁省委省政府就制订了“可以有阵痛，不能有震荡”的原则，开始“无震荡”下岗。

辽宁全省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退休金，特困证等制度，建立了包括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工伤五大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个趋于规模的下岗再就业机制已经初步形成。

南京市对下岗职工实行分类管理；已基本丧失再就业能力又无其它收入来源的老弱病伤残职工为解困目标，每月由企业和政府发生活费；中年职工中不需要帮助的安置人员，可签订离岗挂编协议；对没有要求又符合托管条件的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托管；对35岁以下的职工，鼓励其自主择业历史的一次抉择，往往会决定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

而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牺牲或创造，会推动历史的一大进步！

战争年代，那些从血与火中走过来的人们，为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的青春年华被血染红，化为一团团灼人的火焰，至今仍在燃烧。他们的身上至今还留着伤疤，战争永恒的赠礼，使他们更加珍惜和平与幸福。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很多被战争夺去了一切，怀念和沉思使他们永远憎恨战争！

他们没有躲避战争，没有怨恨历史的不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选择了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斗争的路。

也许他们站成了一座座塑像，在城市的广场或街心花园，他们的手指点着春秋。

也许他们已步履蹒跚，走在城市的大街或山村的小道上，回味着战争……

无论怎么说，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也给他们留下了英雄的记忆，不是每一个灵魂都能接受到战火的洗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一挥手，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披红戴花，敲锣打鼓，到广阔天地里锻炼去了。

他们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陕北，西双版纳，新疆，内蒙……祖国的长城脚下，天山南北，万里海疆，到处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看到他们的脚印。祖国各地的建设发展，均有他们的功劳。

他们中不少的人，“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根，真正地扎在了泥土中。如今，他们与祖辈务农的庄稼汉很难区分开来。不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使他们在脱贫致富，改变山村面貌中，发挥着带头作用。其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科技带头人。

他们中大多早已返城，人到中年，成为各个方面的中坚。而今，在行政单位掌实权的是他们，兴办实体、商海冲浪的是他们，学术科研成果累累的是他们，作书立著的也是他们。

时代培育了他们，他们是不幸中的大幸！

面对市场，下岗职工也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

岁月不饶人，年龄的惶惑使大多数下岗职工深感生存危机。人到中年，犹如蜗牛背着沉重的壳，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负担几乎压得喘不过气来，还能顾上事业吗？

出外打工，招聘的条件使大多数下岗职工却步。大专以上文凭，研究生和博士优先，必须熟练操作电脑，能用英文对话和书写文件……这一切，都使下岗职工感到空缺和落伍。知识的永恒价值，使他们才真正尝到了读书年代的“造反”、“反潮流”、“读书无用”的苦果……

吃大锅饭，虽吃不饱，但也饿不着，而如今要么就挨饿，要么就能撑死，实让人难受，不免对以前那段日子有着深深地怀念，而所谓的铁饭碗一砸即破，令人痛心，痛心啦！“生命诚可贵，工作价更高。若为自由故，那个能敢抛？”

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下岗职工的“自由”付出了太昂贵的代价。

过去讲为国家为集体而贡献，如今不是为老板就是为自己；以前工资是自己应得的劳动报酬，如今竟成了老板的恩赐。挣来的钱，称为血汗钱。花钱不愁时，把钱不当钱，大概和过去的这证那票差不多，现在一分一角都是从汗水里捞出来的，才明白挣钱难，什么叫钱了，真正从中体味到血汗钱的难得。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群体文化，扼杀个性，张扬共性。一个人从呱呱落地那一瞬间开始，就加入了家庭宗法关系网中，与网并存共荣。长大后，加入了社会，又加入了单位这张大网中，长期甚至一生都要与网同呼吸共命运，无法以个人的个性去思考行事，自然极容易形成依赖心理，人格的独立更无从谈起。

下岗职工大多人到中年，靠父母，父母老了；靠领导，领导换了；靠单位，单位兼并了；只有靠自己！

只有靠自己去向市场要饭，去经受市场的风雨考验，在市场中摸滚爬打，可是那市场又在何处？

肚子逼迫他们奔向了一个个招聘公告，在焦虑中寻觅，在等待中期盼……

走进人头攒动的人才交流市场，面对用人单位那诱人的招聘广告，下岗职工再一次产生了失落感。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条件特别优越者，可适当放宽，他们大多寄希望于放宽上；能熟练掌握电脑，会外语，对他们的招聘无疑是雪上加霜……尽管大多数用人单位，都表明下岗职工优先聘用，但要进入白领阶层的条件显然不够。对于那些自学获得大专文凭的下岗职工，情况就要好许多。

与人才交流市场上大学生群体的自信相比，下岗职工过多地表现了自卑。躲在一旁，反复地阅读那印刷精美的单位简介和招聘公告，默默地填写招聘登记表后，匆匆远离的，准是他们。不过，社会阅历的丰富，原单位多年所学的技术，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是他们的强项，远非初出茅庐的学子们所能比。很多用人单位看到了这一点，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大开方便之门。

这是一个设在开发区的人才市场，每周末这里挤满了来求职的人们，其中尤以刚毕业的大专学生和下岗职工居多。走进那一幢幢新拔地而起的大厦，当一名月收入在数千元的白领，对于那些年近而立之年的下岗职工，也不是奢望。他们那吃苦耐劳的精神，敬业求实的工作作风，为不少的企业所钟情。

人们把经商称为下海，寓意无非有两点，一为比喻商海的广阔和深沉，二为说明下海游泳的艰难。因为商海，决非江河湖泊所能比，不只有勇气，更要讲技能，不只凭耐力，更需要智慧；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下岗职工已站在商海边，只有纵身跳下去，别无选择。说回头是岸，但岸上已无路。

文化，原只是被动的“工具”和“喉舌”，如今既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又有了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文化开发，并不比产品开发获利少，而且还与文明进步和素质提高密不可分，是市场条件下又一新兴的热门开发项目。

信息部，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有所见，那贴满信息的广告栏上，很多赫然写着“下岗职工优先”的字样，透过那花花绿绿的纸片和歪歪斜斜的字行，人们会看到另一种需求和优势。某厂，需电工、木工、建筑师若干名，待遇优厚，有意者前来面议；某公司，需高级管理人员，年薪两万以上，有管理经验者优先；某企业，需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应聘者，需有相应的技术职称；某服务单位，需责任心强，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的部门经理，欢迎有志者前来加盟……

在这里，文凭和年龄不是角逐的强项，用人单位看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和敬业精神。对于工资的要求，下岗职工和用人单位比较接近，不像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为体现自我价值而漫天要价或待价而沽，现实使他们变得成熟和实际。

招聘公告，现在在报刊、电视、广播上频频亮相，每一个字，都强烈地吸引着下岗职工，特别是那些发行量大、版面多的城市晚报和信息密集的商报，从报眼、中缝到增刊，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用人信息发布，下岗职工往往从中可以找到自己的生活之路。电视黄金时段的招聘公告，由于迅速，覆盖面广而引起广泛关注。常常电视还未播放完，电话就过去了，有经验的下岗职工，总是捷足先登者。

下岗职工的流向，一般是由小城镇向大中城市涌动。那些惶惑的灵魂，纷纷挤进高楼大厦中淘金，以为都市遍地是黄金，只要进来，就会发财。殊不知在都市里混饭并不比乡村容易多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些在小学课本上听过的词句，如今实实在在在自己身上有了体验，深深体味到其中的苦楚。由于生活都没有保障，下岗职工很少有租单元房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民房，吃喝拉撒睡集于一室，那间屋也就成为他们的栖身之处。不只早晚开关大门要受房东的管制，用水，倒垃圾，都要看房东的眼色。说话，看电视的音量也都要考虑邻居的反应。如果碰上爱挑剔的房东和邻居，那就有受不完的闲气，如何还有心情谋生存图发展呢？那些流向大中城市的下岗职工，虽也算是“城里人”，但户口基本都在小城镇和农村，工作变动很大，时不时地在“跳槽”，对城市文明的感受没有生存危机那样迫切和深刻！

下岗职工数量仍在增加，下岗也成了当今一大热门话题，而下岗职工们也在自强不息地奋斗，为了生活，为了一切，而如今随着市场竞争激化，干部下岗也大势所趋，但他们又如何，人们拭目以待。

5.“密友”：隐藏在你身边的炸弹

中国有些俗语，如“酒逢知己千杯少”，“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等等，均表明国人对朋友的重视，并好交友。这些也许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今均如此。现今，由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朋友就多一条路，人们在各个方面交往中的经常性，也对结交朋友的量质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

也许你也需要朋友，你尽量去结交，但你首先必须知道：你为什么要结交朋友？需要结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选择朋友？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哪些问题？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所结交的朋友对你会有所帮助，不至于因择友不慎而招致麻烦和灾难。（1）警惕来自身边的危险

当今社会，是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商业领域、知识领域、工作单位等各个方面都充斥着激烈的竞争关系，竞争贯穿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竞争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有明确目标的竞争，有暗地里进行的竞争。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十分残酷的，有些时候，有的人为了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千方百计排斥、打击竞争对手，有时，危险就来自你身边的某些人。

我们身边的许多事实可以表明：不要轻信你身边的人，在你对他的品行、爱好、内心世界还不十分了解的时候，你绝对不要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去办，也不要轻易泄露自己的重要活动。要记住，有时，危险就来自你身边。

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只有经常生活在你身边的人才会给你带来某些特定的危害，而其他人则不具备危害你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只有生活在你身边的人才最了解你的情况，掌握你的某些秘密，如果这些秘密和情况对你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你就有必要采取某些防范措施。因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生活关系而生活在一起的人很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了解你的情况，如果你是个老板或是商人，那么你的某些商业秘密不可能由自己一个人全部掌握，总要交给自己信赖的人去保管，运用这些秘密为自己服务；如果你是固定在某一办公室内从事某项特定工作的人员，那么你不可能不同同事进行语言交流，也不可能不说出自己的某些事情，有时还会在闲谈时说出一些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事情。另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有一些好论他人长短的人，想方设法打听他人的隐私或某些情况，加以散布、宣扬。这其中有些情况一旦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得知而加以利用，则很可能使你陷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知道你情况的人对你素有成见，在适当的时候，他也会利用他所掌握的情况对你施加报复，破坏你的计划，干扰你的正常生活。

其次，只有你身边的人才最能掌握你的要害、缺点和短处。在一起工作、接触的时间长了，在你身边的人就会了解到什么东西对你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你的缺点和短处在他面前也暴露无遗，他会轻而易举地了解到你最关心什么，最重视什么，你有什么追求和愿望，有哪些致命弱点，有什么不能为他人所知的短处。这些情况，对你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关系到你的前途、名誉和经济利益。在对方和你存在竞争关系或者有利害冲突时，他很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情况打击你，妨碍你得到物质利益，或者使你蒙受重大损失，或者影响你达到某种目的。甚至以踩在你肩膀上的方式踏上一个新台阶。

最后，应该注意，你身边的人才是最容易和你产生矛盾的。具有利害冲突，有某种竞争关系的人，在共同从事或共同进行某项活动的过程中，相互接触、来往、了解的时间长了，不能不产生这样那样的冲突和矛盾。另外，有些同事本身之间就存在着竞争关系。如共同进行某项工作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比较关系，你做出了某项成果，取得了某些成绩，而他却成绩平平，既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因此也就难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和同事的赞誉。应该说，在一般情况下，对身边的同事、朋友或其他人取得的成绩应该感到高兴，并非常高兴地向他表示祝贺。虽然自己的成绩不如同事，但可以把他做为自己的榜样，通过努力工作，发奋图强使自己赶上去。但有的人偏偏不这么想，尤其是那些嫉妒和报复心理都很强的人，总是把他人取得的成绩看成是对自己的打击，看到身边的人被提拔了，就觉得自己被贬低了，因自己工作成绩不好或是犯了错误被上司批评了，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上司成心和自己过不去，感到难以接受，于是便千方百计伺机报复。有时，这种嫉妒心和报复心是很强的，他可以使某些人丧失理智，丧心病狂地去报复、伤害他人。而他所掌握的有关你的材料，则是他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最好武器。在他暗下黑手或是公开行动之后，看到你受到挫折，他就会感到满足。

因此，你应该牢牢记住，对外界的风险固然应时时防范，但外界风险毕竟是可以及时分析预测的，并且可以利用各种方法加以回避和弥补。但内部风险，即来自你身边的危险则往往是你始料不及的。表面看来，每个人似乎都是那么的值得信赖和依靠，但你绝不会想到你在什么时候已经冲撞了某人，他已对你怀恨在心，正在准备暗中伤害你。你也不会想到某人早已把你作为他最具威胁的对手，早已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对你暗中下手，使你蒙受损失。至于这种危险何时发生，则是你无法预料的。

不过，你也不必为此而整日忧心忡忡，时时事事以一种防范的姿态出现于世人面前，可能如此反而不能如愿，让人更不惮地行动。而应襟怀坦荡、品行端正、以诚待人即可，其实最妙的防人之法应为检点自己的言行，再去防范那些有险恶用心之人。（2）“朋友”并非皆知己

在每天的生活中，你都要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里单从关系的远近来说，有因工作关系偶尔打交道的人，有不经常见面很少来往的人，也有朝夕相处的朋友、同事和因工作、业务关系等不得不整日相处的人。如果从感情上讲，有对你抱有好感的，有不冷不热、漠然处之的，当然也有对你抱有敌意的。这些人中，有的人会对你十分热心，经常关心、支持、帮助、鼓励你，有的人则可能认为你的存在与他无关，因此对你漠不关心。应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你都不会有什么妨碍，不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生活，也不会侵犯你的切身利益，但如果对方早已把你视为他的对手，或者是因对你抱有敌意而决意阻碍你的工作，干涉你的事业，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倘若对方又是经常与你接近的人，在表面上与你有着似乎是十分亲密的关系，十分了解你的情况，而他又已暗中决定对你实施破坏性的行为，那么对你的事业与前途来说，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了。

这里自然而然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最接近你的人最容易坏你的事”，这是一个能为人们理解的现实，因为这类事例经常发生，并且许多人还深受其害。那么是不是人们就不能与别人接近呢？是否应拒绝别人的接近呢？实际上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人工作、生活在你的身边。正确的做法是：你不必担心因别人与你接近而忧心忡忡，也不必拒绝和别人的交流与接触，只要能做到下列几点，你便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接近你的人给你带来的损害，保护自己的利益。

①要学会洞察别人

洞察别人，也叫识人。人们之所以受到接近自己的人的伤害。关键之一就是不识人，错把小人当君子，误把骗子作朋友。在现实生活中，尽管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十分善于伪装自己，但由于其本身就存在着强烈的害人之心，所以不论其伪装得多么巧妙，常会露出马脚。如这种人常会以假乱真，佯表善意，而有时他的行为却是十分自私、蛮横，你可以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及处理问题的具体方式等方面来观察他的人品。如果发现你身边的人十分虚伪、奸诈，那么你必须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特别是你发现他已经把你视做他提拔、晋升的障碍，或者是已经公开或私下表达了他对你的不满、愤恨的时候，你更应谨慎地处理与他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你经常注意通过多方面洞察与你接近的人，会发现许多你在平时情况下所不易得到的东西，会很清楚地了解到你身边的人对你的真实态度，而不至于在危险即将来临时全然不知，甚至还把加害你的人作为亲密的朋友对待。

注意洞察最接近你的人，你会成功地避免许多你意想不到的损失。并且更好地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从而步入事业的成功！

②用人适当

企业家或是某方面的负责人，是最容易受到各种各样的“朋友”伤害的人，其原因之一，就是用人不当。

经商也好，领导一个单位也好，或者是从事某项事业，你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去干，总是要通过其他人的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涉及到用人问题。如果你用人适当，他就会勤奋努力，认真完成你交付的每一项工作，帮助你在自己的事业上不断取得成绩。反之，如果你用人不当，所选用的人心术不正，嫉妒心强或是从为你工作开始就抱有某种个人目的，这样，你如果把重要的工作让他负责，或者是让他掌握重要的商业秘密，那么，就随时存在着蒙受损失的危险。一旦他感到你“亏待”了他，或是认为他没有必要再为你服务，或是受了他人的引诱，他随时可能出卖你，即时会让你后悔莫及。

③保守自己的秘密

个人的某些秘密事项，是不能轻易告诉别人的。对经常接近自己，最容易了解到你情况的人更应如此。在许多情况下，个别最靠近你的人掌握了你太多的个人秘密。这些你本应守口如瓶的事项，很可能就是你认为对方诚实可信，而毫不介意地随便透露出去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些材料事后很可能会成为对方攻击你的强有力武器，日后可能真就是自己栽在自己手上，悲哉！

④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缺点

每个人都有缺点，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存在的。但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注意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缺点，随意发泄自己的情绪。

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心中不快时，希望能有个适当的场合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而所选择的方式，往往是向自认为是最亲近的人倾诉。这时，有的人就会毫无顾忌地直言自己的不满情绪，使对方理解自己的心情，认为这样一来，就会轻松许多。殊不知，对方会从你的倾诉中发觉出你的缺点，并且会因此酿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人们暴露自己的缺点是多方面的，有自己的心理活动、有自己过去的不当行为，有自己的不当计划等。对自己的缺点，已过去的要引以为戒；对自己不健康的思想，要注意克服，向他人诉说是愚蠢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暴露了你的狭隘与自私，另一方面说明了你的无知，缺乏修养。所以，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轻易显示自己的缺点。

现阶段的中国，由于金钱，权力的诱惑，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似乎成了社会的一个通病，所以你要牢牢记住，朋友并非皆知己，谁都可以以你的朋友自称，向你表白他的真诚与友情，但他是否真的就是你的知己则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有的人以“朋友”自称，经常周旋在身边，但在关键时候他却出面伤害你，做出了一般人都难以做到的事。对于此类现象，应从中吸取教训，注意防备，甚至可以聪明的方法让其曝光于众，另外应注意结交那些真正能给你支持和帮助的朋友，如此你们在心理上和事业上均可相互帮助迈向成功。

6.摇滚文化：一场争论的潮流

音像市场上曾经出现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唱片：《菲靡靡之音》，这张唱片及同期出现的摇滚拼盘《告别的摇滚》，令人们想起了1995年神秘谢世的港台女歌手邓丽君的名字。与现在你能看到的市面上不下于几十种该歌手的纪念专辑相比，仅仅在十年前，邓丽君与“三洋收录机”、“喇叭裤”、“墨镜”一起构成所谓的“颓废”或“下流”的年轻人的象征。邓丽君的那种甜腻的声音以劣质对录拷贝的形式在地下偷偷流传，在今天人们可以说那种“靡靡之音”直接或间接地促发了国内流行音乐（以前叫“通俗音乐”）的出现，尽管在当时它是官方要努力清除的“精神污染”的一部分。

1996年被中国流行音乐界称之为“中国流行音乐第十年”，这一年的八月在首都举行了两场近乎客满（在纯粹由国内演员组织的演出中是罕见的）的“十年回顾”大型演出，在这年流行乐坛新作匮乏新人少见的尴尬局面下，“十年回顾”的演出及有关这样的文字几乎是这一年最大的事件。但人们敏感地注意到：原定参演“十年回顾”的摇滚乐手崔健等人最终缺席，而《音乐生活报》自11月1日起原订展开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题讨论也悄然改版……这说明，摇滚乐——作为国内新时期最具影响力也最具原创性的流行音乐形式——仍然没能在一种持久强烈的争议之中摆脱其“地下音乐”的身份。

这是一种极为暖昧的现象：摇滚乐的专辑可以发行，但是演出与宣传受到报刊极严格的限制。起初人们的不习惯在于摇滚人的行为装束与我们的传统道德感受相距甚远，如舞台表现上的长发披肩，镶铁钉的皮夹克，撕烂的牛仔裤以及演唱歌曲时的嘶吼、张狂（其感觉因人而异）；后来人们忧虑的是摇滚人传达的极端“反叛”的态度，加之，这种音乐语言在形式上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于是，“殖民主义”便轻而易举地扣在了摇滚乐黄毛刚刚发青的头皮上。

对于摇滚乐上最极端的批判，见诸报端的是一篇题为《中国流行乐坛的殖民主义倾向》的署名文章（令人莫名惊诧的是此文作者亦曾炮制过一本名叫《世界摇滚乐大观》的鼓吹摇滚的文字）（见《北京青年报》96年1月16日第七版）。该文把摇滚人称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打砸抢”的“暴徒”，且整天泡在外国使馆、外国记者等“洋大人”堆里摇尾乞怜。

这种令人震惊的极端文字并没能引起应有的争议（该报原定展开的对此文的讨论最终消声匿迹）。我们的兴趣也不在于迎合或驳斥这类无聊的聒噪。如果我们不是一味地把音乐艺术仅仅简单地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隶属，象此前某类时期那样，不是一味地把音乐艺术仅仅简单地视为只能是美声或民歌那样的样板，象此前某类时期那样——那么，本着“百花齐放”的原则，我们会得出这样较为客观的结论：摇滚乐，除了它目前确有的在语言形式上还没能完全摆脱西化的影响走向民族化外，应该说，这是一种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启蒙意义的艺术样式，应让人们为之感到欣慰的。

崔健，这位中国当代音乐风景线上最有争议上人物，中国摇滚乐的始作俑者，一直强调摇滚乐是“最严肃的音乐”，并把自己的音乐理念概括为“自信、自由、自然”。自信，就是强调个性，相信自己而不是盲目崇拜；自然，就是不勉强，不渲染，不拘泥于固定的形式；自由，是对待生活的一种自由选择的态度。

崔健反感别人把他硬安成一个西方摇滚乐在中国的影子，认为这不仅有损于他个人的形象，也有损于中国人的形象。摇滚乐只是个音乐形象，并不总是和政治、民主等敏感的字眼牵连在一起，摇滚乐试图表达的只是，中国文化对政治的承受力、交流的障碍以及中国人的面子等一系列问题，只是力求带来一些文化上的变更，从文化中发掘一些新东西。

针对某类误解，崔健强调，他反抗的其实只是——“一切让人们丢失了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反抗传统”、“反叛政治”。它可能是钱，可能是愚昧观念，可能是恭维，可能是个人崇拜等等，甚至可能是摇滚乐本身。总之，是反抗一切容易让人们失去自我从而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音乐语言。事实上，如果我们能用真正严肃、认真的眼光去审视崔健作品的话，这也是我们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

这绝不是说，中国的摇滚人没有问题。我们确实能在身边发现有许多这样盲目抄袭西方音乐语言，并试图愚蠢地用西方的音乐理念来解构自己民族文化内涵的例子。中国的一些摇滚人也并不是不存在与我们的社会规约相冲突的现象，如媒体曾报道过的某些人吸毒的嗜好。但这绝不是当前中国摇滚乐的主流，其中有很多也是其自身建设过程中暂时出现的失落与迷惘我们不应该对一种新生的艺术类型采取压制或简单地扣帽子的态度，恰恰相反，正视摇滚乐的问题并引导其向前，是社会的责任。我们应让其顺着正轨正常地向前发展来繁荣中国文化。

就象在六十年代，西方的摇滚乐被无知的美国官方误认为“共产主义颠覆美国的噪音”一般可笑，中国的摇滚乐也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企图和平演变我们的“殖民主义”或“精神污染”的东西。

摇滚乐只是一种音乐类型，它发源于欧美，如同歌剧，如同芭蕾一样。

中国今天的音乐市场已比任何时刻都更为开放，1997年红遍欧美的“麦克学摇滚”乐队在工体火爆上演，雅尼在紫禁城音乐人上续写他在世界各地的传奇。在1998年国内洪水肆虐之时，以崔健领衔的数十支国内摇滚乐队，则在北京颐和广场赈灾义演，中国的摇滚人以自己的言行赢得人们的称许。

中国的流行音乐在不断走向成熟，而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外来音乐文化的借鉴与汲取必不可少。邓丽君与摇滚乐演绎出的是是非非，不过是这种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观念、文化的差异与隔阂，出现的短暂的历史误会。重要的是，我们只有在不断开放的交流、合作与竞争中，中国的流行音乐产业才能正视自身的民族性传统，正视我们在市场经营机制上的欠缺，积极汲取外来音乐形式的有益养分，促进自身的良性发展。

让我们唱出的某些东西真正来自于心灵，而不是一些浮躁的东西。只有如此，歌唱真才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并且不断向前发展，而不应让口号和标签禁锢了歌唱的本身。

7.读书用无论：市场经济的衍生物

所几年，媒体大量报道了有关“科技兴国”的详细情况，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科技的大大发展，同时科技的发展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但是，出现了与此相反的情况。在一个努力向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中，在一个被认为是世界文盲最多的社会里，在一个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中，最近几年来，在社会上居然重新盛行着“读书无用论”，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不想读书，不想从事读书人的工作。出现这种现象究竟是因为什么呢？这确实需要全社会的人来认真地思考，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什么是“乐不思读”

如果稍稍改动成语“乐不思蜀”，变成“乐不思读”，用它来描绘这几年来盛行的新的一轮“读书无用论”，也许是再恰当不过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资料表明，由于“乐不思读”，在世界上8.9亿不识字的文盲中，中国竟然占了2.29亿。在6—14岁的适学儿童中，竟有4000余万的孩童辍学，居于世界第一；由于“乐不思读”，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以每年200万的速度“生产”着新的文盲，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由于“乐不思读”，全国不少地区中小学生中途辍学的人数有增无减，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由于“乐不思读”，根据对一些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儿童辍学情况调查，10年以后农村青少年文盲将近半数。

总之，由于“乐不思读”，一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我国迅速蔓延，它的严重社会后果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的社会问题。“乐不思读”这四个字具有深刻的内涵。它活灵活现地反映了被称为第二次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本质特征。所谓“第二次”是相对于“第一次”而言的。“第一次”发生于“文化大革命”之中。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爆发了深刻的教育危机，其集中表现是人们不读书，最典型代表就是交“白卷”的张铁生。比起“每一次”、“第二次”又有了新的特点。

①发生的社会背景不同。这次读书无用论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而“第一次”则是在我国遭到严重破坏、停顿、倒退、甚至是崩溃的情况下发生的。在一般的情理上讲，前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读书与否都不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状况，国家把每个人的一生都“计划”好了，而后者则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要竞争就要有知识，就要读书，否则就要在竞争中失败。从这一点看，“乐不思读”难以理解。

②发生的方式不同。这次新的“读书无用论”完全是由下而上的，是与最高决策当局的指导思想相悖的。而当最高决策当局发现这一问题时，问题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第一次”是由上而下的，是最高决策当局的决策让大家不要读书，让广大的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且，越是不让大家读书，人们越是想读书。这一点，从电影、电视、报刊中人们已经了解到了。

③产生的性质不一样。这几年来，新的读书无用论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质，带有明显的经济、功利色彩。“乐不思读”中的“乐”，就在于“乐”在“经济”和“功利”这四个字上。而“第一次”则是“政治”性质的。不读书是为了革命，为了反修，防修，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下，最高决策当局实际上采取的愚民政策。

④认识的基础不同。新的读书无用论几乎是在国民“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是“真乐”，而不是“假乐”，而悲就悲在这个“乐”字上。因为这个“真乐”，将人们的良知都“乐”掉了，这种“乐”带有历史的悲哀。而“第一次”的读书无用论则用高压、用政权的力量来“统一”人们对读书无用论的认识，国民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

⑤波及的范围不同。这次新的读书无用论波及到小学生、初中学生、高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波及到城市、农村，波及到沿海对外开放地区和内地落后贫困地区，其影响面不能不说是非常深刻、广泛的；而第一次读书无用论远没有这样深刻、广泛。举一个例子来说“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读书人纷纷回到自己工作岗位，而且都是自觉自愿“迫不及待的”。而现在的情况是：尽管政府努力执行教育法，但仍有大批的学生辍学，既使在读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他们的心思也并非在读书上，而是用大量的时间进行“攻关”，搞兼职、寻找赚钱的门路，读书成了他们的“业余工作。”（2）“乐不思读”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当今社会，中国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向前发展，其中必然要求人才和知识，毕竟社会正步入知识爆炸时期，而在此时为何还会出现“乐不思读”这种不协调现象？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过热的经济热潮，使国民呈现了“急速致富”的心态，从而导致了大量的短期社会行为的产生。新的读书无用论实际上就是公民们这种“急速致富”的反映，也是人们诸多短期社会行为的表现。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社会导向是沿着唯“物”至上主义的方向发展。社会在倡导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一个“疏忽”。“乐不思读”正是两个文明建设平衡破裂的产物。

由于唯“物”至上主义，因而使不少家长们产生“宁要家庭现代化，不要小孩学文化”的病态心理。在这些人看来，家庭的物质建设是最重要的，而让孩子上学则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唯“物”至上主义，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畸变，人们热烈追求的是以物质为中心，而将人的发展置于无足轻重的地步。在迅猛而灼人的经济热和高消费热的影响下，在城市里，摄像机、珠宝首饰、彩电、录像机、组合音响、高档组合家俱、高级照相机等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而在农村中，人们将致富后财富大量地花在漂亮的房子、奢侈的结婚排场和死人的丧葬上。物质目标的奋斗，成为相当多的人生活中唯一追求的目标。

又是由于唯“物”至上主义，当人们发现一旦自己的合理经济收入不能满足过高的消费目标时，于是便将“资源”的开发算计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于是一些层次较低、急功近利的家庭纷纷将手伸向了未成年的孩童。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弃学从工，弃学从农，弃学从商，有的干脆就让孩子混迹于社会。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节源”，即节省开支，节省智力投资；二是“开源”，即利用孩子去赚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引起童工问题现今较尖锐的内在原因之一。

在大量的流失学生中，有不少家长将孩子辍学作为“发家”和“物质文明建设”的手段。这类辍学不是“贫困型辍学”，而是试图“致富型辍学”，使“乐不思读”深深地刻上了功利性的短期社会行为的烙印。

②在过去一段时间中，社会加速了知识贬值、知识分子贬值的过程，使相当多的公民对知识的真正价值、知识分子的真正价值，发生了认识上的错误。这种错误的认识又加剧了社会厌学、弃学、厌教、弃教的现象。

从深层的原因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分配的形式发生了畸形的变化，发家致富的不是那些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广大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教师。分配的不公加剧了“脑体倒挂”现象。在社会总体实力提高的情况下，知识阶层处于“相对贫困化”的境地，有不少知识分子的家庭实际上处于“绝对贫困化”的水平。前几年的统计表明，教师家庭月工资平均在国民经济12个行业职工工资中排位倒数第三。教师不仅工资低，而且工资外的收入更低。有人这样形容教授的生活水平下降：从过去的“小康型”走到了现在的“温饱型”，而有的中年知识分子则走向了“贫困型”，因而就有“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写书的不如摆地摊的”等等说法。实为一大悲哀。

知识贬值、知识分子贬值的社会现实的存在，使国民们的心态失去了平衡。人们为此而困惑、迷茫、不理解，并且做出了新的选择：一些被视为青少年中的佼佼者经历了痛苦的观念上的转变之后，去经商，走了黄道；去当官，走了红道；或出国留洋，走了洋道。继续学术、继续于读书的人，被认为是在走“一摸黑”的黑道。

由于，孩子不想再一味去“摸黑”，也就“乐”得不去读书了。

③这几年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重经济、轻教育的错误倾向指导着许多人，特别是某些领导的工作。这就使潜伏着的教育危机更加明显化了。大量失学青年产生的正是这种“重物轻教”的反映。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当我们津津乐道地报道教育经费增长了多少百分比时，有的地区的教育经费却严重不足，更有甚者，本来已经很少的一点教育经费被挪做它用，致使教师不能按时开工资，危险的校舍不能及时维修，所增加的教育经费只能用来还过去的欠账，只能应付新增的“人头费”，只能用来抵消物价的飞涨。

近几年来，我国大量流失生的产生，正是对我们社会不太重视教育的惩罚。

④这几年以来，社会对青少年基本利益的保护缺乏足够措施，即使有些措施制定出来后，仍然缺乏有效执行。这种社会失控的现象使读书无用论继续泛滥。

⑤整个教育体制的教育目标、学校行为和教师行为在适应我国不发达的国情方面还有一段距离，它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其结果是，较大地挫伤人们学习的积极性。这也是产生大量流失生和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原因之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不太合理的，整个教育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单轨制：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学生上学的最终目标只是为了上大学。人们都在为上大学而读书，去竞争，所学的知识也是为了上大学。然而，又能有多少学生考得上大学呢？我们目前的大学究竟能容纳多少大学生呢？我们的国力、人力和财力又能建设多少所新的大学呢？大多数学生是跨不进大学门槛的，而这些学生高中毕业或初中毕业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升学少、就业难、出路窄”的困难处境。人们普遍感到所学的知识陈旧而无用，与他们中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相差甚远。尤其是对那些成绩本来就不甚太好的后进生来说，更有一种没有出路的感觉，他们对未来只是忧虑、不安和渺茫。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产生“乐不思读”就不为奇怪了。这样一来，“乐不思读”难道仅仅是学生们自己的事，社会能够提供点什么呢？

8.中国反腐的盲区：集体腐败

所谓腐败，我们通常是指以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如果我们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或代理者分为个体的和集体的两类，同时将私人利益中的“私”扩展到小集团、小团体，那么我们可以按腐败行为主体的不同，将腐败区分为个人腐败和集体腐败两种。根据如此界定，笔者将集体腐败定义为拥有一定公共权力的机构中的一些人或集体成员。共同利用本机构的公共权力谋取本单位成员私利的行为。集体腐败与个人腐败的共性表现在两者都是以权谋私，其差异在于前者的参与人不是单个的，而是以单位集体名义出现，涉及单位众多乃至全体成员，而以公权谋得的私利也为集体成员所均得。

在现今的中国，有“条件”集体腐败的主体大都是那些拥有较大实权的公共部门，特别是那些部门的下级分支机构或基层组织。通常，权力单位的权力越大、人数规模越小、受监督制约的力度越弱，而形成集体腐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当有求于这些权力单位的个人或单位为了谋得稀缺的权力资源，实现更多的私利而行贿权力单位；而权力单位为了谋取私利出让公权时，以权钱交易为本质特征的腐败行为便随之发生。当行贿者的贿赂为权力单位的个别关键者拥有时即为个人腐败，而当贿赂品为权力单位成员共同分享时，虽可美其名曰“集体福利”，实则视为“集体腐败”。因为，从严格意义讲，只要是以权谋私，即构成腐败。需指出的是，尽管集体腐败中每个成员的受贿额一般并不很大，比起个人腐败来，可能要小得多，但集体受贿的总量还是相当可观的。集体腐败现象目前在一些权力部门已相当普遍存在，而且大有升级加剧之势。应充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集体腐败的存在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公益决策的普遍性与决策部门小团体利益的狭隘性矛盾是集体腐败存在的客观基础。在一个决策部门中，客观上每个公职人员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私人利益目标的经济人，当满足特定条件，部门内或部门中相对独立的小团体成员间达成默契，共同决定利用权力谋求团体私利时，集体性的腐败便由此形成。从理论上讲，不论是私有制经济社会，还是公有制经济社会，只要存在公共权力部门，便存在集体腐败的基础和可能。由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公共权力部门的数量和规模较以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要大得多，因此，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集体腐败的可能性（个人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同样出于这种原因）。

其次，法不责众的事实降低了受贿者的受贿风险成本，从而助长了集体腐败的盛行。按理，一个权力部门中的实际权力最终只掌握在少数几个关键者手中，因此，行贿者完全可以只要收买这少数几个人便可达到以私利谋公权的目的。这种情形的确大量存在，这就是个人腐败现象。但是有些理性的掌权者认为，这样做容易为本部门人员发现及举报，受贿的风险成本太高。鉴于中国法不责众的国情，有些掌权者会暗示行贿方让其同僚们也能每人获得一份贿赂品。这样，贪欲不大的掌权者便可心安理得地获取一份和别人一样多的贿赂；贪欲大的掌权者则可以降低被同事举报的可能性，从而在风险成本减少的情况下额外获取一份更为可观的贿赂。从行贿方的角度来看，他多花点成本贿赂整个权力部门，也利于他更安全更有效率地谋取公权以达更大的私利。双主获利，又何乐而不为呢？

再次，公共权力部门人员的低工资收入与其服务对象部门中人员的高工资收入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公职人员的心理不平衡，也是驱动权力单位集体腐败的重要诱因。这一点从心理上刺激了他们的行为。

除了以上几条原因之外，有些权力单位领导出于获得群众好评，以显示政绩，期待仕途升迁的动机，也会主动利用单位权力出面为大家（下属）谋“福利”。这种领导或许的确不曾有个人受贿的动机，但客观上成为集体腐败的主要发起者。

集体腐败由于分摊到当事者每人头上的受贿额一般远低于个人腐败者的数额，因而集体腐败往往不为人们所注意。其实，它所引起的社会负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某些方面甚至还甚于个人腐败造成的社会危害。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腐败往往直接使国家利益受损。假设某税务机构收受某企业的贿赂后，给予该企业非法的免税或让其偷税漏税，那么直接受害者便是国家财政。

②集体腐败往往和个人腐败密切相关，前者通常可以成为后者的一层“保护膜”。因此，集体腐败必然会助长个人腐败，集体腐败的表层下面往往深藏着严重的个人腐败行为。

③集体腐败加剧了社会上的收入分配不公。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差异拉大是社会收入分配秩序扭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拥有某些特殊权力单位的集体腐败无疑是拉大行业间（特别是同为全民所有制的事业、机关、团体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由腐败引致的分配不公极易造成低收入行业劳动者的不平衡心理，其结果是使得有些人不安心本职工作，想方设法向隐性的“腐败收益”高的机构跳槽，想跳而跳不成者则往往会在本职岗位上消极怠工。

④集体腐败的存在和蔓延，使得权钱交易渐渐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取得合理的位置，潜移默化地污染着社会风气。集体腐败大多够不上受处罚的标准，因此一般具有公开或半公开的性质。这使得集体腐败具有很强的扩散、示范和攀比效应。这些效应若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就会使集体腐败在整个公共权力部门呈现出自我膨胀的态势，其后果可想而知。

以上分析表明，集体腐败和个人腐败一样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可低估的危害。因此，我们不能对集体腐败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应该通过一些有力的策略设法去遏制集体腐败的滋长蔓延，例举如下：

①釜底抽薪，压缩全社会公共权力部门的规模和数量。将那些不符合市场经济管理要求的公共权力部门逐步撤消，将其权力移交给私人及企业。这是解决一切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本性措施。与此同时，在公共权力部门的规模和数量得到大幅度裁减的条件下，逐步提高政府机关公务员的薪金收入，并配之严格的收入申报监督制度，最终向着高薪养廉制度的方向迈进。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付政府机构腐败的一条共同经验。

②如同对付个人腐败行为一样，对于集体腐败行为也应设立举报和惩处制度。在有些国家，例如英国，规定了不仅自然人可以成为受贿罪主体，而且集体自然人、法人也可以构成为受贿罪主体。在我国尽管也在法律上规定了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可以成为受贿罪主体，但事实上法不责众的现实依然是一时难以改变的“中国国情”，有鉴于此，除了严格执行集体腐败的举报和惩处制度外，还必须实行权力单位的领导负责制，一旦出现集体腐败行为，首先应追查单位领导的责任。

③任何一种腐败行为必然涉及受贿者和行贿者两个方面，因此，制止集体腐败必须双管齐下，对行贿者和受贿者一同依法实行惩治。当前，为了使反集体腐败具有可操作性，应确定集体腐败的量的界限，以及惩治的标准。

现今，由于个人腐败和集体腐败正呈蔓延状，腐败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反腐应该双管齐下，加大力量，挖清根源，利用有效的策略使得腐败不再有生存的土壤。真正清扫反腐的盲区——集体腐败。并且一并将腐败扫清，返社会一个清新的环境。

三、聊聊国人

要想真正读透国人，得先从其中某些现象谈起。这些现象构成了国人的全部，其中也隐含着许多信息和所谓的密码。因此，对那些现象进行立体“扫描”和深层“透视”，有可能揭示和掌握国人的真谛。

1.面具与角色

现今，人们的面子观念越发增深。不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甚至在民间，人们均以各种形色出现于世人面前，使自己不丢面子，并在交往中加深感情。

面子既如此重要，那么，它又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肯定，面子是给人看的东西。“面”这个字，甲骨文从“目”，写成一只眼睛加一个眼眶的形状。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说：“契文从目，外象面部匡廓之形，盖面部五官中最足引人注意者莫过于目，故面字从之也。”所以“面”有相见之意，如“一面之交”、“一面如故”等；又常与“目”联用，如“面目如故”、“面目一新”等。但“面”与“目”虽都与眼睛有关，意义却不同。要言之，“目”是用来看别人的，“面”则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看，则有没有“面”，或者“面目”是可爱还是可憎，都不太要紧。只有当人们看着的时候，才必须特别地注意面子。

人的身上，可以让人看的，主要是“脸”。其他部位，或不可看，或无足观，或寻常看不见。唯独脸。不但可看，可观，而且非看不可。俗云：“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如果不善于“察言观色”，很可能会无端地“碰一鼻子灰”，弄得“灰头灰脸”地好没有意思。

正因为“脸”和“面子”都是可看、可观，且非看不可的，所以“面子”有时也叫“脸”：有面子是“有脸”，没面子是“没脸”，丢面子是“丢脸”，而毫不顾及面子是“不要脸”。“不要脸”是极刻毒的话。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倘若被人骂作“不要脸”，便非和你拼命不可。

甚至“面子”和“脸”还有一种生理上的联系：丢面子时会“脸红”，得面子，也就是别人“赏脸”或自己“露脸”时，则会觉得“脸上有光”。总之面子的得失，全都写在“脸”上，一望可知。正因为一望可知，所在“面子”往往比“里子”重要。在不能两全其美的情况下，便只好舍“里”而求“面”。比如做一件棉衣，“里子”不妨用旧布，“面子”则必须用新绸。又比如平时不妨吃咸菜，结婚时则必须大摆筵席。再比如小学校的危房可以不修，县太爷的进口轿车则不能不买。火车站里，外宾休息室总比一般候车室“体面”，而单位一到有人来参观时，清洁卫生总会比平时做得好。由此可见，面子乃非常之时用于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这样看来，它又不太像是“脸”，至少不能简单地说是“脸”。

事实上，“面子”与“脸”还是有区别的。第一，“脸”是天生的，“面子”却可以后天得到，比如突然一下升官或发财等；第二，“脸”有美丑，“面子”却只有美没有丑，所谓“面子上不好看”不叫“面丑”，而只叫“没面子”或“丢面子”；第三，“脸”可以修饰，比如揩洗、剃须、抹粉等，“面子”却不能修饰，只能替换；第四，“脸”生而有之，永随各人，“面子”则不但可以争取，甚至还可以当作礼物或薪水来赠送、发放、赏赐，或者借用。这样看来，面子又有似于“荣誉”。但是，有荣誉者因然有面子，丢面子却不一定是丧失誉。比如，一位小姐的玉体不慎或不幸被一位男士看见了全体或不可看的部分，便大丢面子，但与荣誉无关。荣誉并非人人皆有，且不会丧失；面子却是从人该有，且稍有不慎，便会丢掉。

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面子的以下特征：一、人人必备，一且丧失，便“没脸见人”；二、可以替换，有时会变大，有时又会变小，有时还会丢光；三、专供观赏，有人看时挂在脸上，没人看时束之高阁。那么，这样一种可以随时取下又随时地挂上的可看之物，又该是什么呢？

说穿了，它就是“面具”。面具产生于原始计会。在那个巫术礼仪主宰着部落生活的时代，它是酋长、祭司和萨满们与神灵打交道的工具。戴上它。就可以与神灵对话，甚至请神到场，为部落的重大决策指点迷津。既然连神都可以请到，当然是极有“面子”了。所以“有面子”就是“有面具”。或者说，正因为“有面具”，才“有面子”。“有面具”既然能“通神”，当然也能“通人”，也就在人群中“吃得开”。直到今天，我们还把那些“有面子”而“吃得开”的人，称为“神通广大”、“手眼通天”甚至“呼风唤雨”，就因为“面子”原本是“面具”，是“通神”、“通灵”的工具。

能戴上面具与神灵对话的神通广大的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而是极有地位的人。所以，面子也就意味着身份、地位。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越高，面子也就越大。他们往往又叫“头面人物”，意谓群体的“头脑”和“脸面”。古史上曾说黄帝“四面”，学者们为此曾争论不休。其实，依我看来，大概无非是说他“面子”又多又大又极广，一人而“面”四方，上上下下左邻右居地都“吃得开”，所以才做了部落联盟的总酋长。“面子”或者说“面具”既是通神的工具，当然只能为少数神职人员所专有，怎么又成了人人得而有之而且断然不可丧失的东西呢？原来，面具不但能“通神”，而且能“通人”。也就是说，它不但表明一个人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一个人的“归属”，即他属于哪个群体、哪个阶层，类似于今之“身份证”，当然又人人不可或缺了。在原始时代，不同的氏族和部落崇拜不同的图腾，也就有着不同的面具。只要看他使用什么样的面具，也就知道他属于哪个“图腾系统”，从而判断出是敌、是我、是友。所以，面具（面子）之于人，至少在原始时代，就已是性命攸关的事。如果你没有面具（面子），那就成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就叫做“政治面目不清”。“不清”也就“不亲”，必须加以防范。甚至，“政治面目不清”，比公开的敌人还可怕，因为他可能会是奸细和间谍。在“宁肯错杀一千”的指导思想下，也可能立马被杀掉。因此，在原始时代，一个人如果不能出示自己的面具，就很难安全地通过一个充满警惕的部落。当然，这里说的“面具”是广义的，它包括整个人体装饰。但因为人体装饰的重点在头部，因此也可以广义地称之为“面具”。不过，当“面具”的功能由“通神”而转为“通人”，更多地标志身份和归属时，称之为“面子”就更为贴切。总之，从原始时代起，人们就是“死要面子”的。因为没有“面子”，就很可能不但生命没有保障，而且很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要知道，连死者的葬埋和灵魂的安顿，也都是必须按照“图腾系统”来操作的。没有标志身份归属的“面子”，死了以后，便只能去做孤魂野鬼。由此可见，“丢失面子”，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久而久之，这种恐惧感就转为羞耻感，视“丢失面子”为可耻，进而又把一切可耻之事视为“丢脸”。事实上，在原始时代对于那些犯下为本部落众人所不耻罪行（通奸、通敌等）的人，惩处的办法之一，就是剥夺其“面具”。失去了这一“面子”，也就失去了与自己人交往的工具，当然也就“没脸见人”，只能自个儿跑开，到不见人烟的地方去自生自灭。这种惩罚，有时比判处极刑还要可怕。中国人视面子为命之所系，很可能便是对原始时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远古回忆。面子既然原本是“面具”，则它也就同时是“角色”。“角色”与“面具”原本就是统一的。无论在图腾歌舞中，抑或在现代舞台上，一定的角色都会有一定的面具（在京剧舞台上即是“脸谱”），而有一定的面具也就标志着一定的角色。角色有主有次，面子也就有大有小。但人人都有角色，故人人都有面子。为了使每个人的角色都不致错乱。就必须对每个人的面子进行规范。进行规范的这项工作就叫“正名”，而“正名”的依据就叫“礼”。

礼，作为从原始巫术仪式和图腾制度演变而来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社会和群体的每个成员，部按照自己身份地位（亦即面具、面子，名）的规定，去担任和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履行这个“角色”的职责和义务，同时也相应地享受这个“角色”可以和应该享受的权利和待遇。所以，“礼”与“名”是相依存的：名无礼无以正，礼无名则无以行。同样，“面子”与“角色”也是相统一的：无面子则无角色，无角色亦无需面子。这就好比在图腾歌舞和通神仪式中，有人唱主角，有人跑龙套，一应职司动作，都由其所戴之“面具”来决定。倘若不事先确定各人的“面具”，那么，不是弄得大家手足无措，便是弄得混乱一团。同样的，仪式之后的“图腾餐”，分吃“胙肉”时，也得依照“面具”来分配。否则大家都要争吃里脊和蹄膀，或者一窝蜂上前放抢，便会影响“安定团结”，也会弄得祖宗神灵不高兴，认为不肖子孙太“丢脸”。“正名”即确定“面子”，确定“面子”即分配“角色”，“角色”则规定着一个人应该如何“面对”他的观众和其他“角色”。一个人如果弄不清自己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或者不按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去表演，那就会出现“角色错位”的局面，当然也就“对不起”了。比如“君”是一种角色，“子”也是一种角色。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依照孔子的说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按其所司之“角色”行事。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就非丢“面子”不可。严重一点，如宋灵公、楚成王，还会丢了性命。至少，也会被视为“表现不好”。

所以，中国人要争得一个“表现好”的“面子”，就得严格按照“角色”的规范来“做人”。“做人”一如“做戏”，都要讲究“做工”，文雅的说法叫“懂礼貌”。中国人的道德教育，往往从“讲礼貌”开始。“貌”也者，面貌也，其实也就是面具。面子、角色。皇帝面前要磕头，老师面前要恭敬，父母面前要听话，都是懂得“礼貌”的“表现”。一个人，如果懂得“礼”之“貌”，也就是懂得给别人“面子”，而别人也就会“赏脸”。“赏脸”的结果，是不但自己有“面子”，而且会连带自己的父母、亲人、朋友和上司也有“面子”。因为“面子”既然是“面”，那么也就难免会连成“片”；既然连成“片”，就难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比如，一个孩子在客人“面”前极懂礼貌，因而受客人的夸奖，这在于父母，是极有脸面的事。相反，如果一个孩子公然地在客人“面”前不听话，则是极“丢脸”的事，因为他不给父母“面子”，使父母不能扮演家长、教育者的“角色”。这时，恼羞成怒的父母可能会声色俱厉地加以呵斥，甚至大打出手，结果当然只能是连带客人一起都灰头灰脸。所以，那些乖巧的孩子，尽管平日里十分骄横，一旦来了客人，也会作“懂礼貌”状。同时，聪明的女人在外人面前，也一定会装出一切大事都是丈夫当家作主的样子，以便那怕老婆的老公，还勉强能够暂时地扮演一下大老爷们男子汉的角色，不至于“丢尽脸面”。

不过，一个人“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在儿子面前是老子，到了老子面前便是儿子。此外，年龄的增长，荣誉的获得，地位的升降，财富的盈亏，都会引起和造成“角色”的变迁。所谓“一阔脸就变”，就是说地位高了，财富多了，“角色”大了，“面子”也大了。对于先前和自己“面子”相等的人，便会不大看得起。所以，中国人必须有“角色”更换以后“面子”也随之更换的应变能力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有能保持不变的能力。具体说来是：当“角色”变小时，“面子”也要相应地立即缩小，免得人们说你不懂规矩；相反，当“角色”变大时，“面子”则不一定相应地立即放大，这样可以获得“谦和”、“念旧”、“不忘本”的好评（也是一种“面子”），也可以免遭“一阔脸就变”的物议（遭人物议也难免“丢脸”）。《儒林外史》第二回写范进中了生员。身份和“角色”部发生了变化，他的丈人胡屠户便来和他讲“面子经”，说是“你如今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你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所以这些话我不得不教导你，免得惹人笑话”。胡屠户这些话中虽不乏混帐之处，但抽象地看，也还是符合“面子逻辑”的。及至范进中了举，成了“老爷”，张乡绅亲自来贺时，胡屠户便不但自己也不敢再“装大”，甚至连“面”也不敢出了。这正是“角色”变换之后所必须引起的“面子”变换。

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如果要想不伤了对方的“面子”，最好先弄清对方此刻在份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你的一个老朋友、老同学或儿时伙伴此刻发达了，当了官，做了教授，出任了董事长或总经理，那么，在他的办公室里，当着他的同僚或下属或学生或雇员的“面”，便断然不可呼叫他的小名或绰号，甚至不可直呼其名，免得他当场下不了“台”。比如陈胜当长工时，与伙伴们相约云：“苟富贵，勿相忘。”后来陈胜当了王，伙伴们来找他，不懂规矩地大敲宫门，叫着陈胜的表字要见他。见不到，又当街拦道地大叫陈胜的名字。进宫以后，又大惊小怪地喳呼：“阿哟！你这小子可真阔气啊！”又肆无忌惮地乱说陈胜少时一些“隐私”。如此这般，大伤了陈胜的“面子”。结果怎么样呢？不但没能共富贵，连吃饭的家伙都丢了。

同理，要想给一个人以面子，最便当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角色，让他由配角升格为主角，或候补主角。这种升格可以有真实的和虚拟的两种。真实的如升官、升职称等，虚拟的如赐紫金鱼袋，赏穿黄马褂等。虚似的升格还可以仅仅只是口头上的，比如称年龄、辈份比自己小的人为“兄”，或自称“鄙人”、“在下”、“区区”等。总之，只要对方在心理上感到变换了角色，就同样行之有效。这就好比演戏。配角抢主角的戏，是“犯现”（情节严重者要被开除出戏班）；主角给配角让戏，则是“赏脸”——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面具（脸谱）赏给对方。既然是“赏脸”，那么，它也就是“殊荣”、“恩典”，至少也是“客气”。“情份”，不能“给脸不要脸”，但也不能白要，而必须回报。回报的方式因人而异。如果对方与自己原本平起平坐，那么对方的让戏就是谦让，必须以略高一级的规格把“脸”还回去；如果对方地位高了许多，就是赏赐，自己可能已无“脸”可还，只有报之以身家性命；如果对方地位低得多，则原本无戏可让，但既有孝敬之心，自然也该“赏脸”。总之，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只要能处处时时记住给别人面子，一般地说总会有回报的。付出的未必多，得到的未必少，多半会是一种合算的买卖。

2.“交情”与“交商”

交朋友，要讲“交情”。“交情”有深有浅。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浅的却一般不叫“浅交”，而叫“一面之交”。“一面之交”从字面上看是只见过一面的意思。但既然见了“面”，依照“人情面子原则”，也就有了“情面”。不过毕竟只是见过“面”，也许连姓名职务身份都不大弄得清楚或记得住，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情”，或者说交情尚“浅”。“浅”则“浮”，“浮”则“泛”，所以又叫“泛泛之交”，而“一面之交”也就不一定是“只见过一面”，只不过是“交情尚浅”的意思。“交情尚浅”，也可以托“人情”，但往往不大好“开口”，也不能“重托”，除非是“一见如故”。“故”就是“故交”，也就是见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旧”、“故知”，如“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邻居”、“老朋友”。一般地说，中国人的交情，是与交往的时间成正比的。“老”则“深”，“深”则“入”，“入”则不再“浮”在“面”上，而能进入心灵“深”处。即使不能“深入”，“老”本身也是“面子”，总比“一面之交”来头大。

的确，中国人是很讲究交往时间之长短的，因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陈越“醇”。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交情，总让人觉得不那么“靠得住”，也难以产生“恋恋不舍”的“恋情”。故民谚云：“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又云：“新婚情烈，旧友情深”。“友情”不同于亲情，“亲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爱；“友情”则是慢慢建立起来的，要靠“积累。”积“则”厚，“厚”则“深，叫做”深厚“；不积累则”薄，“薄”则“浅，叫做”浅薄。“浅薄”的人，“胸无城府”（亦即自家庭院宅小墙薄，没有“进深）。表现在交往上，一是”多言，夸夸其谈，自我炫耀，“半瓶子醋乱晃荡”；二是“泛交，轻佻浮薄，轻诺寡信，不知自重。这都是知识和经验缺少积累所致。中国人的学问，讲究”厚积而薄发，交朋友亦然。“厚积而薄发，才”面淡如水，心甘如饴，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交情”虽然以“老”的好，但“故旧”并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与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并不很深，无非是以其“老”来饰其“浅”，一如时下某些“青年学人”，专好卖弄玩弄古怪涩口的新名词、新概念，把文章写得谁也看不懂，不过是以其“艰深”饰其“浅薄”而已。“交情者”，只不过意味着“面子大”。“老交情”有事来请帮忙，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顾”，当然也可能只顾“面”上敷衍，这就全看交情的深浅和事情的难易了。从这个角度讲，“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深交”者，“深入之交”也。只有深入到对方的心灵，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彼此之间，心灵都成为“不设防城市”，可以自由出入，从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知交”。要结知交，第一要“诚”，即以诚相待，“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第二要“忠”，即忠于友谊，“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义，“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权”，即通达权变，“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权”最难。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也就是说，一般人，我们可以和他“同学”，但未必“同道”，因为道路可选择，各人选择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样；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因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动机、目的、志向并一定相同，虽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说不定只是“同路人”，没准什么时候还要分手；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权”。因为“志”是“方向”，叫“志向”；“权”是“便（hian）宜”，叫“权宜”。大彻大悟之人，为了最终地实现“道”与“志”，有时不得不略作“变通”，以为“权宜”。但这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忠诚”，或不“诚信”，一但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与之“同权”；而一旦“同权”，也就真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了。

由此可见，结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难无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种朋友，虽不一定“知己”、“知心”，却最可依赖，这就是“患难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或是在战场上，救过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时，掩护或救援过自己；或是在危难时，和自己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这种经历了生死患难考验的朋友，将是最忠实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反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颈之交”。道理也很简单，因为真正的友谊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难，功名利禄，最能鉴定友谊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浅。司马迁在《史记·汲郑列传》的赞语中说，有个下絡国人姓翟的；在先当迁尉（最高司法官）时，宾客来往极盛，把大门都塞住了，罢官以后，则大门外可以张设捕鸟雀的一网罗（“门可罗雀”一词即出于此）。后来，翟公又当了廷尉，宾客们又准备前往翟府交结，翟老先生便在门上用大字写下一行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乃情见”，说得真是再透彻也没有了。翟公的话，可以说是关于“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仅谈到了“交情”，而且谈到了“交态”。《说文》云：“态，意也”，变即“意态”。所谓“交态”，就是结交朋友的“意向”和“态度”，也指人世间社交的常态，即“世态”。其实“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说是两种“交态”，但那只是两个极端，因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毕竟都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是介乎“君子”与“小人”之间，无妨称之为“常人”。“常人”的“交态”也就是人世间社交的“常态”。通常的“交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不一定是小人那种“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许只是觉得人生世，不能没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没有朋友，就无法自立于人世，也无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会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寻找和结交朋友。大体上说来，这些目的又可分三类：一类是为了“事业”，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指导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支持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参谋者，或是寻找事业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广纳天下之士”，或学者诗人的“四方寻师访友”、“游学”，都属于此类。一类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个方便，生活上有个照顾，在遇到紧急情况或特殊困难（如生病住院，购买车票等）时有个帮衬，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则便寸步难行，投靠无门。还有一类是为了“心灵的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这些情感都要与他人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遭遇，这些遭遇都要向他人倾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秘，这些隐秘有时也要向一两个人透露，否则憋在心里是会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亲人并非都能充当交流、倾诉和透露的对象。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倾诉。又比如初恋的秘密，有时就不能向父母透露。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对父母父母亲人讲的话讲出去。中国传统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一起，列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不能说是有其独到精辟之处。

第二是“趋利害”。“趋利害”就是“趋利避害”，本为人之常情，更何况是“有目的”地交朋友，当然就不能完全没有功利的考虑，也不能一概地斥之为“小人”、“不义”。一个人在选择和开始结交朋友时，两人之间，尚无“情义”，如果“趋利避害”，又怎能说是“不义”？历史上如信陵君之结交侯赢，公子光之结交专诸，严仲子之结交聂政，燕太子丹之结交荆柯，都有朋显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视为“不义”，不怎能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计利害？严格说来，只有那些“共患难而不共富贵”，“为小利而忘大义”，“卖友求荣”，“一阔脸就变”的人，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顾身家利害，甚至承担着风险，仍要去结交身处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义凛然”的“君子”。处于二者之间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时趋利避害，是应予理解的；若能在对方失势落难时仍维持友谊，便更是难能可贵，应视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离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为目的，则需要发生变化，朋友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或加深，或疏远，或转移。所以常人的朋友关系，往往会不断地重新组合，老朋友渐欠疏远，新朋友纷至沓来。这既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无妨说是一种“好事”，因为能扩大交往的范围。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视“朋友”如“夫妻”，一味强调“从一而终”，“既不现实，也不尽合理。因为对人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在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与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异，亦不妨说声”再见，从此各奔前程。单方面强调“从一而终”者，往往都有一种“霸气，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以一己之善恶为善恶，要求朋友处处与自己相同，事事与自己相合，倘有异议，便视为”背叛，这其实是“同而不和。其结果，不是弄得变成”小人之交，便是弄得自己变成“孤家寡人。许多人终身无一知己，道理往往在于此。如果还要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来作适词，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来圣贤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观点独异。但圣贤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却不一定都是圣贤。非圣贤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过于狭隘之故。

正因为常人的“交态”，是有目的、趋利害和多离合，所以常人的“交情”，也就有深浅之别。合目的、有功利者则“合”，交情也就“深”；反之则“离”，则“浅”。这其实也广义地是“益友”与“损友”之分。我们当然反对和鄙视“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但如果把“义利之辩”推向极端，否认一般交往中不可避免要多少存在的“利”的成份，失于“宽容”和“权变”，也未必就是十分正确的态度。

3.文化机制

认真说来，仅仅只靠“人情”来维持群体，是不大靠得往的。毫无疑问，“人情”，或者说人的情感，是内在的、自发的、人皆有之且生而有之的心理活动和心理过程，而且还是最真实和最美好的。因此，从理论上讲，用情感来维系群体，便确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拟和替代的优越性。但是，情感又毕竟只是人的一种心里活动。一方面，它深藏在心，看不见，摸不着，无从确认，不可测量，难以把握；另方面，它又富于变化，或因人异，或因时迁，或以物喜，或以己悲，容易冲动。所以，用它来维系群体，有时又不大“靠得住”。尽管有“良心”制约于内，“义气”制约于外，“同情感”修养于里，“人情味”文饰于表，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仅仅只靠这“感情”来“用事”，毕竟风险甚多，把握不大。显然，为了确保群体的稳固、社会的安定，还必须有较之“人情”更为“可靠”的方式，亦即更具有现实性、强制性、结合力和制约力的机制，来作进一步的规范和制约，才能保证这群体，不致于变成“一盘散沙”。

这种机制就是“单位”。

对于中国人来说，“单位”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有时也不亚于饮食、服饰、面子和人情。两个中国人见了“面”，如果是“熟人”，便问“吃了没有；如果是”生人，又没有经过“介绍，便多半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在大街上骑车闯了祸，或者到机关衙门里去办个，警察和门卫都会问这句话。如果是女儿带了男朋友到家里来，那做母亲的，几乎便一定要问这句话。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单位”首先是“饭碗”。一个人，如果在政府部门工作，便是“吃皇粮”；如果在国营企业工作，便有“铁饭碗”；如果在三资企业工作，有“金饭碗”，如果在不太景气的单位工作，也许捧的只是“瓷饭碗”、“泥饭碗”，但也好歹“有口饭吃”；如果还在上学，则无妨视学校为“准饭碗”，事实上许多人的考大学、选专业，也都是考“单位”、选“饭碗”。总之，有了“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份工作和一笔收入，可以“养家糊口”，至少“饿不着”。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这个在一定意义上即等于是“饭碗”的“单位”，能不重要吗？“单位”又是“面子”。一个在“大单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那些在“小单位”工作的人，见了他就不敢“装大”，只能“做小”。如果一个人竟没有“单位”，当然也就没有“面子”。岂但没有“面子”，恐怕还会被视为“可疑分子”和“危险分子”，甚至被视为“无业游民”和“闲杂人等”。在许多“单位”的门口，都竖着“闲杂人等严禁入内”的牌子，对他们是严加防范的：“他怎么会连个单位都没有呢？”八成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个体户”刚刚出现，还没有成为“款爷”的时候，他们是“吃不开”的，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不安，老想着给自己找个“单位”，比如“挂靠”在某个国家或集体的单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称作“公司”，这样才有“面子”。总之，“单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两个人相互认识时，之所以要询问对方的“单位”，也是为了探知对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态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单位”工作的人，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单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单位”还是“人情”。两个人的“单位”，如果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两个人无论是否认识，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们的“单位”是“上下级单位”、“兄弟单位”、“相邻单位”或“客户单位”，其“关系”又更进一步。这时，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么请求，只要办得到，不太麻烦和困难，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双方“单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双方“单位”并无“关系”，但对方的“单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关系”，“套交情”，甚至“走后门”。其中原因乃由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原因，个人与单位是融为一体的，所以两个“单位”之间如果想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对方“单位”中“熟人”的“关系”，去“托人情”、“套近乎”。单位既然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则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一般说来，国内的“单位”都有下列义务和权利，或者说具有下列功能：

①、安排工作，指定岗位，派遗任务，考核业绩，评定工资，决定升迁。指示“出路。”

②、安排“衣食住行”，包括建立食堂，分配住房，发工作服，发福利费，夏天发降温费或冷饮，冬天发烤火 或宿舍供暖，建立澡堂以解决“洗澡问题”；为家不在单位的职工报销“月票”或发“自行车修理费”，用单位的车接送职工上下班；发“洗理费”、“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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