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城墙(第六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4 11:27:15

点击下载

作者:杨国庆(主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古城墙(第六卷)

中国古城墙(第六卷)试读:

湖南

长沙城

△长沙府城图引自《长沙府志》清乾隆十二年刊本,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湖南省(299)·长沙府志》

长沙,位于湖南省东部,是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科教中心,也是楚汉文明和湖湘文化的始源地之一。1982年,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春秋战国时期,其境属楚国。秦时,长沙郡为秦设的36个郡之一,此为长沙以正式行政区划之始。隋开皇九年(589),临湘县改名“长沙县”。此后,其隶属及建置均有变化,其中名称影响较大的为“潭州”,为唐、宋、元三朝所用。明清时,为长沙府(长沙、善化二县同城而治)。1933年长沙县、市分治,设长沙市,为湖南省辖市。此后,长沙一直作为湖南省会至今。

据文献记载,长沙筑城始于西汉高祖五年(前202),由长沙王吴芮(前241~前201)受封后所筑(据《水经注·湘水》)。此后,这座土城一直被沿用到元代,其中历代多有修缮(但是,据嘉庆十五年《长沙县志》卷三“古城考”所云,城址历代有迁移。待考),城“筑以土墁,覆以甓”(嘉靖十二年《长沙府志》卷五)。

明洪武(1368~1398)初年,守御指挥邱广主持修葺长沙城,城基垒石宽3丈,其上至垛口均用城砖砌筑。城周长2639.5丈(合计14里280步)、高2.4丈、顶宽不及1丈。全城有深1~2丈不等、宽3~25丈不等的护城河环绕。城上建有垛口4679座,垛高3尺;还建有更楼6~7座。开城门9座,均建有城楼:东曰“新开”(乾隆年间已闭)、“小吴”(又称“小乌”)、“浏阳”,南曰“南门”(俗称“黄道”,后称“碧湘”),西曰“德润”(后称“小西门”)、“驿步”(后称“临湘”、“大西门”)、“潮宗”(《考工典》记为“朝宗”,后称“草场门”)、“通货”(乾隆年间已闭),北曰“湘春”(俗称“北门”)。在府衙及两县衙历任官吏重视下,对城池修缮不断,致使长沙城墙“崇屹甲于他郡”(嘉靖十五年《长沙县志》卷三)。自崇祯十年至十六年(1637~1643),长沙城池多次遭遇战火,损毁严重。地方官吏多加修葺增筑,以固城防。如崇祯十一年,在知府王期昇的主持下,对四座主城门各建一座外瓮城。随后,城池仍遭战火破坏,城楼也毁于战火。崇祯(1628~1644)末年,知府雷起龙于城墙上增建窝铺。

顺治四年(1647),总镇徐勇、知府张宏猷开始主持重修长沙城。至顺治十一年,经略洪寿畴下令拆卸明藩城的城砖,移筑于府城,加高增厚。康熙四年(1665),抚军周召南主持新建各城门楼,建外瓮城敌楼。此后,多次维修城池,大多由地方官吏及乡绅捐资及朝廷拨款所修。如:康熙二十年知府任绍、同知熊中鹤捐资增修。两年后,因数月春雨,江水暴涨,导致城墙坍塌总计170丈,维修估算费用达“二千数百金”。经过协调,由七府二州各卫捐资修缮。制定了此后的日常城墙(含城门等附属建筑)维修和管理措施:长沙县负责城北城墙,计长1186丈;善化县负责城南,计长1453丈。乾隆十一年(1746),朝廷批准了巡抚杨锡绂申请的3000两官银,用于长沙城池的修缮。于当年十一月初二兴工,至次年四月初二竣工。除修补城墙外,还新建窝铺、更栅、登城马道、城楼、炮台、垛口、护城河的驳岸等附属建筑,“壮丽巩固,巍然重镇”(乾隆十二年《善化县志》卷三;乾隆十二年《长沙府志》卷九)。在乾隆三十一年、四十年、四十四年期间,城墙仍有损毁,也得到及时修缮。乾隆四十八年春夏时,由于连月的雨水浸泡,致使城墙内外两侧出现大面积险情,甚至坍塌。两县分别估算修城费用为:城北(长沙县负责)需工料银40551.8两;城南(善化县)需工料银40434.289两。得到朝廷同意修复后,由长沙县知县傅广聪、善化县知县李清栻分段各自主持承修。于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开工,至次年八月竣工。此后,长沙和善化二县历任地方官吏对各自负责的城池修葺不断,费用不菲。仅以善化县为例:嘉庆二十五年(1820),仅维修城南段城墙,费用为银9945.758两。道光二年(1822),城南段城墙维修,费用为银7862.369两。道光十四年,城南段城墙维修,费用为银6966两。道光二十九年,城南段城墙维修,费用为银28413.111两。中国历史上营造一座城池,费用固然不菲,而历次城墙的维修,费用同样惊人。△20世纪30年代,长沙城东南一角的天心阁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藏△雨中的长沙城墙与天心阁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杨国庆摄

清代维修长沙城的费用,最多的一段时期,还是咸丰年间(1851~1861)太平军的战乱时期。诚如文献记载:“咸丰兵燹以来,修(城)款甚巨。而城池自是巩若金汤矣。”咸丰二年(1852),由于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北上,尽管战前对长沙城池进行过修整,但太平军攻城时将护城河用“居民架屋,填塞成街”,又“偷挖地道,直透南门右魁星楼一带城基,内藏火药,轰倒城墉二次”。随后,太平军又从另一处开挖地道毁城。这两次险情均在守城官兵奋力抵御下,而城竟未破。被称为“足见众志成城,大可恃矣”(光绪三年《善化县志》卷三)。咸丰三年至咸丰五年,屡次兴修,共计520余丈,又拆修北门城楼及外瓮城,增建各处炮台,加高垛口200余处,南城外东西两侧添建牛马墙(即羊马墙)、谯楼等附属建筑。清末,又增开城门2座:曰“经武门”、“太平门”。△步道与城楼△城墙上的天心阁

1917年,湖南都督谭延闿出于改善城市交通和发展经济考虑,提出拆城修路。根据1921年新编的《长沙市政计划书》要求,设立了长沙商埠马路工程处,负责具体拆城事宜。自1923年起长沙开始了大规模地拆墙筑路,延续至1924年环城马路基本竣工。由于城东南角天心阁是长沙城的重要景观,经商议后得以保存了天心阁一段古城墙。拆后的城砖,被变卖后移为民房或其他建筑,所获资金用于补充修路经费。北伐战争时期(1926~1927),长沙城墙仅存的天心阁一段仍被重视和利用(参见《天心阁侧立飞机用之方向标记》,载《大公报》1926年8月22日第6版),天心阁段城墙上“设造标记,以白布架成十字,高三丈,宽五丈,各端燃灯二”,给过往飞机提供地标导航指南。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的一场人为毁灭性火灾(史称“文夕大火”)中,天心阁被焚。

1983年,在长沙市政府主持下,重建了天心阁。随后,又利用回收的旧城砖修复了该段城墙。自2004年后,笔者先后两次对天心阁段城墙实地考察,发现了部分明洪武三年至十六年(1370~1383)期间烧制的带有砖文的城砖。这些城砖是当年因营造南京都城,向长江流域所属地方政府(包括当时的“长沙府”各县)征派烧制的,后被用于南京城墙。当时,各地有少量未及运出的城砖,后来被用于修缮当地的城墙(包括长沙城)。如当地媒体称,在天心阁发现的残缺砖文为:“长沙府礼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洪武七年八月”。对照南京城墙的砖文应为:“长沙府醴陵县提调官典史陈福司吏冷荣□作匠王□人户刘高叔洪武七年八月日造”(引自杨国庆主编《南京城墙砖文》第236页)。

2011年11月,当地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开福万达广场工地,发现了两处古城墙遗址(即潮宗街古城墙)。该段城址总长120米,城墙用麻石条做基础,两侧用青砖包边。明代城墙叠压在宋代城墙的墙基之上,其中有一段还利用架设树桩来稳固基础。根据出土的器物及墙砖特征判断,城墙跨越宋、元、明、清等朝2011年11月,当地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开福万达广场工地,发现了两处古城墙遗址(即潮宗街古城墙)。该段城址总长120米,城墙用麻石条做基础,两侧用青砖包边。明代城墙叠压在宋代城墙的墙基之上,其中有一段还利用架设树桩来稳固基础。根据出土的器物及墙砖特征判断,城墙跨越宋、元、明、清等朝代。对于该段城址的“拆”与“保”、“异地保”与“原址保”进行选择时,社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国家文物局的“建议原址保护”建议和长沙市政府意见,经专家讨论决定,原址保护的城墙长度约为20米。据文物部门称,该段城墙是“保存最完好、信息量最丰富、价值最重要的一段”,“其余100米异地迁移保护”。△天心阁文物保护标志碑△湘潭县烧制的城砖△湘阴县烧制的城砖

2013年,天心阁古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国庆

长沙府城池:城自汉至元,俱仍旧址。明洪武初,命守御指挥廊地更筑,周围计十四里二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广如之。池深一丈九尺,广亦如之。东三门曰:新开、小吴、浏阳;南一门曰:黄道;西四门曰:德润、驿步、朝宗、通货;北一门曰:湘春,各有楼。长沙、善化二县俱附郭。——清《考工典》第二十一卷,引自《古今图书集成》

城头山古城址

△城头山城址平面示意图引自郭伟民《城头山城墙、壕沟的营造及其所反映的聚落变迁》,载《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城头山,位于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镇城头山村,距县城10公里。该遗址自被发现后,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发掘和研究表明,遗址中的城址是中国迄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极丰富的古城址。

城头山古城址,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2米的低平岗地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或“平头山”。1979年,澧县考古工作者曹传松和王本浩到车溪乡南岳村进行文物普查后,初步判断系古遗址或古墓。回县后,曹传松向湖南省博物馆考古部汇报城头山的新发现,引起省考古专家的关注。1981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俞伟超、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等来城头山进行实地考察,并采集部分陶片标本。自1991年10月起,在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带领下对城头山遗址开始进行挖掘,至2001年,先后共进行了11次考古发掘。除发现有城垣、城门设施、环城壕、护城河外,还在城内发现了从汤家岗、大溪到屈家岭等不同文化时期的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道、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保存完好的中国最早的大型祭坛和灌溉设施完备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6500年前)。△城头山遗址公园内“城墙遗迹剖面展示馆”前的雕塑杨国庆摄

由于文献不可能记载史前的城址,即便有载也是作为一种传说,缺乏科学依据。因此现代考古的发现、分析和研究,成为认识史前城址的唯一资讯来源。对城头山城墙的认知,也同样如此,大致经历了四个认识阶段。

第一阶段认识。1991~1992年,对城址进行了第一次实测,并对城墙西南转角内坡进行了剖析。实测表明:古城址平面呈圆形,外圆直径325~340米,内圆直径314~324米,城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设城门3座:东门、南门和北门。其中北门地势最低,且门内有直径约30余米的呈圆形大堰,堰水通过北门水道与护城河相通,当为水城门。城外设有护城河,为自然河流与人工开挖相结合,河宽35~50米、深约4米(曲应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8页)。考古工作者根据对城墙内坡的剖析,发现在内坡上压着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堆积,而紧贴城墙内坡的文化堆积属屈家岭文化中期,距今4800年左右,成为当时已发掘的中国最早的一座城。

第二阶段认识。1993~1994年,经过开设多条探沟发掘,其中东、南两面探沟穿过东、南城墙,均发现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外坡下压着大溪文化晚期的地层,城墙解剖剖面似有比屈家岭文化更早的筑城迹象。因此,考古工作者将城头山古城筑造年代提前到了屈家岭文化早期,距今约5200~5300年。

第三阶段认识。1996~1997年,发掘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发现城头山城墙先后四次筑造的地层叠压关系。第一次筑造于大溪文化早期,土城有明显的夯层,由大溪文化壕沟开口往东将生土削成斜坡(计4米深),然后夯筑(残高2米、墙基宽10米,顶面近平)。“这样从沟底到第一期城墙顶部高差达7~8米,完全可以组合起来成为具有效力的防御设施了”(何介钧:《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发掘记》,载《湖南画报》1999年第1期)。第二次筑城,城的顶面与第一次筑城顶面在一条平行线上,其外坡将大溪文化早期壕沟填塞一部分。第三次筑城为原址上的加高增厚,掘土培城,挖土后形成护城河。第四次筑城工程浩大,主要向城内方向再次加宽,夯层为一层大块土夹一层鹅卵石,与第三次所筑城墙有明显区别。城墙顶部已加宽至13米,而墙基宽至37米以上。根据其他考古资料综合分析:城头山建城的时间,由1993年认定的距今5300年提前为距今约6000年。△城头山遗址文物保护标志碑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杨国庆、赵梦薇摄△城头山南侧城墙考古发掘遗址△澧县城头山护城河东南角△城头山城墙南门遗址断面△城头山护城河西南角△城头山遗址航拍图刘浏摄

第四阶段认识。2000~2001年,在对城西北部发掘中,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所筑一、二期城墙的环壕,证明大溪文化时期城北垣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北垣之南约30米,表明几个时期的城垣并非完全重合。

目前,城头山古城址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筑造的城墙,其筑造时段可分为四个不同时期:最早始筑年代为大溪文化一期,时间超过了6000年,为城墙的规模基本定型。第二个时期,大致为大溪文化中、晚期,约距今5600~5300年之间。第三、四时期,属于屈家岭文化早、中期,约距今5200~4800年之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载《文物》1999年第6期)。

1996年,包括城头山城址在内的城头山史前时期文化大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05年被国家确定为“十一五”重点保护的大遗址。杨国庆

宝庆城

△邵阳附宝庆府城图引自《邵阳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载《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湖南省(114)·邵阳县乡土志》

邵阳,原名“昭陵”、“宝庆”,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素为“上控云贵,下制长衡”的交通要塞,为湘中及湘西南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之一。

西汉初,始设昭陵县(县治位于今市西区,另据光绪二年《邵阳县志》卷三称“秦置昭陵县”,备考),属于长沙郡,为境内设县之始。此后,建置、隶属及治址多有变化。西晋太康元年(280),武帝司马炎因避其父司马昭之讳,改昭陵郡名为邵陵郡,改昭陵县、昭阳县为邵陵县、邵阳县。唐代,设邵州,辖邵阳、武冈二县。邵州与邵阳县自此在今市西区同城而治。南宋理宗赵昀当太子时,曾封为邵州防御使。他登基为帝的次年(1225),将年号定为“宝庆”,又升邵州为宝庆府,以纪念自己的潜龙之地。明清时,为宝庆府。1913年,废府为县,后设邵阳市。1994至今,邵阳市辖三区七县一自治区,代管一县级市。

春秋鲁哀公(前494~前468在位)时代,楚王族白公善筑城防守,“墉山为城,堑江为池。六岭拱其南,澬水绕其北,东临邵水,西接神滩,固楚南之雄镇也”(嘉庆二十五年《邵阳县志》卷四),后人俗称“白公城”(1934年《宝庆府志》卷一“宝庆自秦以前,其旧事莫可考矣”)。此后,因建置变化及治所迁移,城池几经兴废,城址也多有迁移。西汉,因设县而移治于南,始筑一座土城。此城沿袭至宋,其间毁损、修缮的详情,文献疏于记载。南宋乾道八年(1172)四月,因“修湖南诸州城”(引自《宋史·本纪》),邵州地方官吏遂也修缮城池。嘉定十二年(1219),知州刘保在南城上建镇边楼,毛宪撰有《镇边楼记》。后又在南门上建清远楼(后毁)。元末,城墙及附属建筑先后毁圮。

明洪武六年(1373),总制胡海洋、指挥黄荣先后奉命筑造宝庆府城,城周1311丈。天顺年间(1457~1464),指挥汤泰主持大规模增修城池,城周9里13步(折合1529丈)、高2.5丈,设城门5座:东曰“朝天”,西曰“定远”,南曰“大安”,北曰“丰庆”(《考工典》误记为“庆丰”),西北曰“临津”。在西门及南门外各建造月城1座,城高平于主城。其中,南门外瓮城长28丈,西门外瓮城长29丈。设炮台12座,城上建楼合计7座(其中城门楼5座)。护城河“东北以江为堑,西南浚濠长九百七十丈,阔一十五丈”(嘉庆版《邵阳县志》卷四)。万历四十五年(1617)五月,邵阳遭遇洪水,大水“从女墙入城,毁坏民居无算”(嘉庆版《邵阳县志》)。由此可知,当年邵阳城墙仍十分坚固,并没被洪水冲毁。崇祯十年(1637),宝庆知府陶琪因时局不稳,主持修补宝庆城池,疏浚护城河,“并建敌台于城四隅要害处”。次年五月,邵阳知县张轨端因修城防御,操劳过度而死(1934年《宝庆府志》卷四)。△宝庆城北门丰庆门本文照片均由杨国庆摄△宝庆城北侧的临津门及城墙遗址

清顺治十二年(1655),偏沅巡抚袁廓宇从城防需要考虑,从长衡等各府征集民夫修建宝庆府城,又以“门多难守,塞临津门”,在另四座城门上重建城楼。还于东门北侧建水港,以泄城内诸水。康熙十二年(1673),知府李益阳主持修缮城东南隅坍塌处。康熙二十一年,宝庆知府梁碧海、邵阳知县张起鹍主持修葺北门,并疏浚护城河。乾隆十二年(1747),知府王玮重修东门楼。乾隆十八年,知府徐以丰主持重修南门楼,并采纳风水先生的建议,重开临津门,有利于地方的科举。咸丰元年(1851),知府魁联主持大规模疏浚护城河,又于要道处设置石炮台。次年,宝庆同治黄文琛主持更修城墙,“以大石铺甃,女墙叠砖,上覆石板,而城始完”。经过几次修缮城池,使宝庆城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官军倚壕而营,贼不能犯”,而民间则有“铁打的宝庆”俚语的流传。咸丰十一年,知府邵绶名主持修城,还于城上“筑舍以带幕,凡百一十四。每垛置石墩,凡千一百四十七”(光绪三十三年《邵阳县乡土志》卷一),还沿城墙开设三处涵道(即所谓的“城门内侧有通往城外的地下暗道”),以供城内的泄水(光绪二年《邵阳县志》卷二)。同治三年(1864),在地方乡绅的建议下,由地方官吏主持重修宝庆城,将沿江城墙全部采用青石和红砂石砌筑。△宝庆城文物保护标志碑及《赋》碑△宝庆城门石质拱券△宝庆城临津门内的一排方孔,作用不明

1912年以后,宝庆城墙逐渐损毁。尤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因抗日战争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宝庆城墙被陆续拆除。

20世纪80年代以后,宝庆城墙只有北门、临津门两座城门,以及犀牛塘、西外湾各一段城墙,总计长约1000米。此后,在地方政府支持和文物部门参与下,并结合城市建设,对幸存的宝庆府古城墙进行了维修,并修复了北门(丰庆门)、临津门两座城楼。

1990年,宝庆府古城墙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宝庆府古城墙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宝庆府古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国庆△城墙下的“城墙路”

宝庆府城池:晋邵陵郡在城北二里,即楚白公胜所筑。后,移治稍南。明洪武间,总制胡海洋造城,高二丈五尺,围一千五百二十九丈,计九里十三步。西南月城二。顺治十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增修,建门四:东曰朝天,西曰定远,南曰大安,北曰庆丰。邵陵县附郭。——清《考工典》第二十一卷,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宝庆城北侧的天然护城河资江

永州城

△永州府治附郭零陵县四境图引自《永州府志》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42)·永州府志》

永州,古称“零陵”,位于湖南省西南部潇湘二水汇合处,因此有“潇湘”和“竹城”的雅称及别称,也是中国瑶族文化和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西汉元朔五年(前124),封长沙王刘发之子刘贤为泉陵侯,置泉陵侯国(治所在今永州市零陵区)。元鼎六年(前111),析桂阳郡,始置零陵郡。东汉,零陵郡治迁至今永州市零陵区。此后,隶属及建置均有变化。明清时,为永州府与所辖零陵县同城而治。1982年,设立永州市(县级)。1995年,永州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

永州筑城,始于汉元鼎六年(前111),因置零陵郡而筑土城。此城被后世所沿用,因永州“人蒙厚泽,耕凿相安”,所以,“自有不墉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者”(宋·吴之道:《永州内谯外城记》)。直至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赵善谧开始大规模增修里城,外城则未及修缮。由此可知,永州城在南宋以前就已是内、外两重城池的格局。开庆元年(1259),因有民乱,导致永州城受损严重。平乱后,提刑黄梦桂于景定元年(1260)秋,会同地方官吏一道主持永州外城的修缮,其长度为1635丈。修城工役未竣,黄梦桂免职离去,由邱骍、张远猷等官吏相继修城,采用烧制城砖砌筑西、南两面,其他仍为土城。数年后,谢信出任永州知府(据同治六年《永州府志》卷三“职官表”载,谢兴任职时为“开庆”年,对照当时人吴之道所撰的《永州内谯外城记》,其“职官表”记载有误)后,随即“登城历览”永州,并认为“掌故之职,城郭为先”,提出继续修城,大规模修城得到官民的一致赞同。景定四年秋,农闲时开工,于次年夏竣工。设主城门4座:东曰“和丰”,西曰“潇清”,南曰“镇南”,北曰“朝京”。另开便门5座,“以通汲水”。其他外城附属建筑,如垛口、城楼等也逐一增修完固,得到全城百姓的交口称赞。此后,咸淳年间(1265~1274)也有过修缮,直至元末。△永州城宋代东门遗存本文照片均由杨国庆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