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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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一）试读：
简介
十大元帅，指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军事家。他们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那他们都有什么秘闻呢？他们都有过怎样的经历呢？探寻元帅的步伐。
第一章
徐向前的十八个第一
一、红军时期，在国共两军的黄埔学生中，徐是第一个当上方面军军事主官的。国军中最大的是胡宗南当时不过是第一师师长，陈庚只是个师长，林彪只是军团长。
二、徐是红军时期方面军指挥员中最年轻的，年仅30岁就成为方面军总指挥。同时期国共两军的方面军、战区一级指挥员也就数他最年轻。
三、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就是徐指挥的双桥镇战役，活捉了岳维峻。当时徐虽只是参谋长，但是军长旷继勋当时初来乍到且水平不行，作战计划和前线指挥主要都是依靠徐向前。
四、徐指挥的苏家阜大捷是红军时期最成功的围点打援的第一光辉范例。
五、反六路围攻是红军战史上歼敌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徐以八万人对川军二十余万，最后击溃川军二十万，歼灭十万。
六、在所有红军将领中，徐向前是指挥过的部队数量是最多的，指挥红四方面军八万雄师。同一时期，彭德怀、林彪不过是个指挥一两万人的军团长，刘伯承是总参谋长基本上没有直接带过兵，粟裕不过是一个军团参谋长。贺龙的二方面军人数及影响力都远不及徐的四方面军。聂荣臻是军团政委，罗荣桓只是军团政治部主任。
后来的华北19兵团司令杨成武当时不过是个团政委，还有许多后来的解放战争中的兵团司令，开国后的上将，当时不过是团级干部，如黄永胜、韩先楚等。而徐向前手下的团长团政委，恐怕最少有上百个。
七、徐是第一个指挥过飞机的解放军高级将领。
八、徐在反六路围攻中用的“收紧阵地”战法，在中国战争史上是徐第一次发明并成功实践。
九、抗战中，徐指挥的响堂铺战斗是当时八路军一次战斗击毁日军汽车最多的。
十、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时期，徐是八路军中指挥的部队人数最多，地位最高的相当于方面军一级的军事主官（同时指挥山东、苏北、淮北各路共军，包括山东纵队和115师）。
十一、临汾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使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城市的范例。
十二、晋中战役，徐用六万人一个月歼敌十万，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成功地运用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之一。
十三、太原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攻克的敌人设防最严密、阵地最坚固、难度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同时，也是解放战争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军兵力少于国民党军（解放军约10万，国民党军13万），而且火力也远远不如敌军，却敢于主动攻城且能够实现长期围城的大型战役。其他所有的城市攻坚战，我军无不是兵力火力皆占据绝对优势下才敢攻城。
十四、徐向前用一年半的时间，用六万地方部队做本钱起家，全歼山西敌军近三十万。这种投入产出比、“资本收益率”，在解放战争中应该算是最高的。
十五、徐在解放军历史上恐怕是唯一一个把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三个最高军职全部当遍了的军人。这个记录至今还没有人能破。
六、徐在军中培养的门生弟子数量最多（当然他从来不搞帮派）。他指挥过的部队包括了二野（四方面军总指挥、129师副师长）、一野（陕甘宁联防军副司令）、四野（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指挥过115师主力）、三野（指挥过山东纵队，后来成为山东野战军，再成为华东野战军主要来源之一，许世友、聂凤智、王建安，华东9纵-27军等等，都是山东部队），北野（18兵团司令员兼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一九五五的将帅里，出自四方面军的占多数。他手下还出过一个国家主席（李先念）、一个总书记（胡耀邦），这样的经历，其他将帅谁有过？
十七、临汾旅是全军唯一一个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师级单位。
十八、徐是解放军历史上经历最为丰富指挥员，历经张国焘、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时代，许多老帅要不是在政治运动中倒下，要不就是身体不行长期休养，只有徐一直都担任重要军职。只有聂荣臻差不多可以与他相比。
林彪怎样选秘书
在解放战争重大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期间，我在给林彪作政务秘书。关于这两大战役的一些基本历史史实，已有文献、资料出版。这里所记载的是我作为秘书，对在这两大战役中朝夕相处的林彪的一些细节，作一个补充介绍。有些情况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我和林彪知道的，或者是已出版的文献资料虽有记载，但我认为同事实不尽一致的。
我的这些记载完全依据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是忠于历史的。——谭云鹤
林彪缺个秘书，张闻天说只有我符合做林彪秘书的要求1948年初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前，我是东北局巡视团的团员。当时东北局巡视团的团长，是高岗兼任的，副团长由张闻天（洛甫）兼任，日常工作由张闻天主持。巡视团只有四个团员，即于杰、余建亭、陈绪宗和我。
那时，我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龙江街。我们四个团员各带一个警卫员，住一栋二层小楼。张闻天就在我们斜对面的一栋楼里。那时都没有办公室，办公就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自然也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有事时就连轴转，一直到干完。没有什么任务时，也是比较自由的。就连林彪、罗荣桓、高岗这类人物也是如此。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去了以后，我看见张闻天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来了就站了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就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张闻天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了以后觉得十分突然。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又容不得我仔细考虑，想了一下，我就表示：“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愿意去。因为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像你知道的那样，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从事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当，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都脾气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说：“你不知道，由于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已经空了一两个月，所以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让我给他选秘书的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林彪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因此，想要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而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件符合要求了；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因为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而你还没有结婚。（顺便说一下，因为那时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1946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当时简称‘二八、七、团’，即28岁以上，7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同志还不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我那时虽然后两个条件够了，但还只有26岁，所以我连对象也没有找）这一条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所以就选上你了。”
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你虽然没有在军队工作过，军事工作不熟悉，但你到军队中工作一段也有好处，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说，按林彪提出的三个条件，我手头一时找不到另外合适的人。是不是你先回去考虑一下，过两天我再找你商量？”
我同意之前，其实张闻天和林彪已经商量好了回去以后，我心情很不平静。想来想去，还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这么拖着。过了两、三天，我看不见动静，还以为没事了呢，想不到蔡黎又来找我，说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
我一想，又一次找我去谈话大概十有八九仍然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不然的话，如果可以不去，最多让蔡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所以我一边跟着蔡黎走，一边就赶快想：要是张闻天仍然要我去，怎么同他讲呢？但是，因为我们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过几十米远，还没有等我想好措辞，就已经到了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口。
我进去以后，张闻天面带笑容地问我：“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重申第一次谈话时所讲的理由，表示：“经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去。”张闻天动员我去，并且说：“因为林彪急需要配个秘书，我手头一时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是不是你先去工作一段，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以后把你调回东北局还不行吗？”我一看张闻天这么负责的同志亲自跟我谈了两次，又这么说，我感到不好意思了，马上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张闻天看我答应去了，笑了一笑，就说：“你安心去好了。我想你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接着，张闻天当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信很简单只一张纸，大意是说：现介绍谭云鹤同志去给你作秘书，请接洽。同时又用另纸写了一条子，对我说：“林彪现在太阳岛休息，你按照这个地址，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看这个样子，张闻天已经同林彪商量好了，因此，我就更不能有别的想法了，只能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张闻天，原名张应皋，1900年出生在于上海市郊区一个富裕农户家里。1914年，张闻天以优秀成绩考入上海私立浦东中学。1917年秋，张闻天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25年6月上旬，正当上海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正在流淌之际，张闻天经沈泽民、董亦湘介绍，加入了中国。
1946年5月至1948年5月，张闻天在佳木斯担任合江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历时两年，我，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张闻天同志的。
1946年到1947年，我在合江省东安地区搞过三批土改，第一批负责几个村的一个片，第二批负责一个区，第三批负责搞宝清全县，以后又先后任合江省的永县和鸡宁县县委书记。我曾到佳木斯去开过几次县委书记会，聆听过他的教导。特别是1948年6月张闻天同志调回哈尔滨，而我又调到东北局巡视团工作后，他更是我的直接领导，接触机会更多。他对下面同志的平易近人、学者的风度、讲话的沉着冷静和逻辑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东北巡视团时，有一次，张闻天同志派我们几个分头到各省农村，调查他所提出的“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公开建党方针，看看各地执行情况如何，有什么新的经验，有些什么问题。我负责的是嫩江省和辽北省。由于我们几个是东北局直接派出去的，所以当时嫩江省委书记刘锡五和辽北省委书记陶铸都挤出时间接待了我。
我在这两个省取得了刘锡五和陶铸的同意后，选了在建党工作方面上、中、下各一个县、又在这三个县中选了上、中、下各一个村支部，直接找了不少干部、党员、党积极分子、贫下中农个别谈话，还分别开了几个干部、党员、群众座谈会。发现下面不仅在贯彻这个方针方面有偏差，而且这个方针本身的提法好像也有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探讨。
回哈尔滨后，张闻天直接听取了我的口头汇报。这个建党方针，当我在合江省搞土改和作县委书记时，就知道是张闻天提出来的。所以，我向张闻天汇报时，还有些担心，惟恐如实汇报引起他的不快。但他听我的汇报时，一点也没有露出不高兴的样子。最后，他让我把这个口头汇报材料整理出来交给他。
过了几天时间，我看《东北日报》时，突然发现第三版上全文刊载了我的这个汇报材料，并且在前面加了几句编者按语，大意是希望引起各地关心党的建设的同志们注意，继续调查研究，并参加讨论。过后，我碰到了蔡黎问及此事，才知道这是张闻天授意，把我那份汇报材料，和另外一位同志写的材料，一并送交《东北日报》发表的。
知道了这个情况，我心情十分激动。张闻天在党内有这么深的阅历，又是在他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问题上，容得下面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不光不生气，还亲自授意秘书加上按语，并且公开发表，这是何等坦荡的胸怀。
在舞场多次见到毛主席，但江青不常去。我到齐齐哈尔去找刘锡五时，省委办公厅介绍我去找刘锡五的秘书。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刘锡五的秘书竟然是我1946年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同班（那时叫支部）女同学，姓何，广东人，还梳着两个小辫，大概比我大3、5岁。她原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俱乐部工作，我们关系还不错，她就像我的大姐姐似的很关心我。她知道我爱跳舞，所以，一到礼拜六她就给我弄一张票，让我到中央大礼堂去跳舞。因此，我在舞场上多次见到毛主席，大家在一起跳。
毛主席一般来得稍晚，我们跳了一两场以后才来。来了以后，就坐在舞场一角的一套沙发上。一看见他来，就有两三个大概经过保卫部门审查过的女同志坐到他跟前，有说有笑的，看样子他们都比较熟悉了。舞曲一开始，她们就轮流起来邀请毛主席跳。毛主席跳舞，有一个特色，就是老跳两步的，节奏比较慢，有时也不管音乐的节拍，自己跳自己的。我也见到江青跳舞，但她不常去。）
一、我帮林彪处理军事电报。张闻天同我第二次谈话，我已表示了同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就定下一条心，考虑我去了以后，如何尽快熟悉情况，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一点。
我按照张闻天的交待，第二天上午就来到林彪在太阳岛住的那栋别墅。林彪住的那栋别墅不算很大，是一栋完全木结构的平房，大概有6——7间。有个小院也不算大。周围有一米左右高的木栅栏，门口有警卫。警卫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上午要去，所以我只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就领我进去了。
进屋以后，我一眼就看见林彪正坐在一张白帆布的躺椅上，叶群也在。我把张闻天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并没有仔细看，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叫我坐下。看样子，张闻天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了今天上午我要去。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当我说起，我听我祖父说过，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1.林彪考我。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1000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4——5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4——5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1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2.正式担任林彪秘书。5天以后，我到辽阳街1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1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7——8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5——6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5——6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10——20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30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林彪自己开药方治失眠，结果吃了药以后突然休克……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林彪外出开会，秘书司机却不见了，事后他连句重话也没有。
3.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1948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1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1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二、内战爆发，三下江南。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东北国民党军队利用6月至9月的休战期间，进行了整休和编组之后，计有正规军25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共约40万人。这些军队分布在西起农安，东至吉林沿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占领的地区增多，兵力日益分散，加之有生力量被歼，兵力极感不足，因此改变策略，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占领我“南满”解放区，切断我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去掉后顾之忧，然后再掉兵北上，消灭“北满”人民军队，以实现其先“南满”后“北满”，占领东北全部的战略目的。
1946年10月初开始，东北国民党军队依照上述战略方针发动进攻，相继占领我安东、通化、辑安等广大地区。“南满”解放区仅存临江、抚松，江（今靖宇县）、长白等四县，情况空前严重。国民党军队被这暂时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集结重兵，设“东北长官指挥所”于通化，从1946年12月到翌年4月，先后对我“南满”临江狭小地区发动了四次猖狂的进攻。
为了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巩固和建设“北满”根据地，打破敌人占领“南满”的企图，由林彪指挥的东北我军采取了巩固“北满”，坚持“南满”的作战方针。南北满我军密切协同、相互支援与配合作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促使战局向有利于我之方面转变。因此我“北满”部队为了配合“南满”保卫战，乃集中三个纵队的兵力，于1947年1月5日至3月10日3次出击松花江以南，在吉林长春以北地区进行了胜利的战斗。在这差不多的同时，我“南满”部队从1947年1月到翌年4月3日期间，胜利地进行了四保临江的作战。“南满”我军采取了内外线密切配合的作战方针，一方面以三纵附四纵第三十六团从正面临江、通化两侧地区，阻击敌军。另一方面，以四纵全部深入敌后，广泛出击，切断交通，拔除据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我四纵于12月18日，从通化南北地区轻装出发，分路越过海、辑铁路线，冒着风雪奇寒，英勇挺入敌后，直插本溪、抚顺、营盘之间和宽甸以东及安沈路以西地区，在群众支援下，我军以远距离奔袭、速战速决的办法，转战10余日，攻克平顶山、碱厂等大小据点20多个，歼灭敌军3000余人。敌军后方受到威胁后，极度恐慌，被迫在占领辑安及六道沟门后变更部署，暂缓攻击临江，将新二十二师、九十一师调回本溪、桓仁寻找我四纵作战。
这时，我“北满”部队为了策应支援“南满”我军的作战，减轻敌军对我“南满”的压力，利用“北满”敌军分散守备各个要点的时机，集中了12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5日，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踏着没膝的深雪，以出敌不意的行动，横越冰封的松花江，开始了一下江南的作战，此役共歼敌6000余人。敌军在接连遭到我军几次歼灭性的打击之后，不敢再行出援，并不得不暂时放弃对“南满”的大举进攻，加上“北满”气温骤变，降至零下40摄氏度，不利于我军大的行军作战，我主力部队遂于1月17日撤回江北，以待时机。
三、保卫临江，四退敌军。“南满”我军在北满部队一下江南的配合下，乘敌军主力撤回之际，于1947年1月4日，开展向通辑线展开反击直至13日，经过大小战头40余次，共歼敌5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临江的第一次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北满”我军撤回江北之后，又集中了4个师的兵力，于1947年1月30日，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南满”我军为打破敌人的进攻，乘正面之敌尚未完全出动时，即先进至高丽城子向敌发起猛烈的攻击，将敌军九五师歼灭过半，我三纵主力乘胜将驻三源浦之敌新六军二0七师第三团（欠1个营）全部歼灭，四纵十一师由通化向南挺进至宽辑线歼敌一部，并攻入桓仁城。此战役我共歼敌1个团（欠1个营）又5个营，共4000余人，敌一九五师代理师长被击毙。这样，使敌军二次进攻临江之企图再次宣告破产。
敌人于通化地区整顿并得到增援后，又集中4个多师的兵力，于1947年2月16日，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三次进攻。我三纵七、九2师于18日，待敌进入我预设的包围圈内，即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6小时，将敌二十一师六十三团（欠1个营）及山炮营全歼。21日，我军开始反击，22日，将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工兵营及二师六团一营全部歼灭。敌军受到严重打击后，即全部撤回通化，于是敌人进攻临江计划再告失败。
当敌即将对我“南满”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时，“北满”我军集中12个师的兵力，于2月21日，开始二下江南的作战，我军六纵十七、十八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将城子街守敌一个团全部歼灭。24日，我军乘胜向九台方向进攻，敌被迫放弃九台、卡伦、农安、哈拉哈等地，退回长春，我军即转兵围攻德惠。敌人为解德惠之围，被迫抽调4、5个师的兵力分三路齐头并进，解围德惠。因敌援军密集平推，不便各个击破，我军主力部队遂大踏步向江北转移。
敌军见我“北满”主力部队突然全部北撤，其嚣张气焰复起，妄图与我军决战于松花江两岸，扬言“十日以内，保证攻下哈尔滨。”当敌分散冒进未及时收缩之时，“北满”我军于3月7日迅速急转南向，对正面之敌发起猛烈的反击，松花江北岸之敌仓皇南逃。我军于8日再渡松花江，开始了三下江南的作战。在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之后，我军乘松花江即将解冻之机，于16日全部撤回江北，至此，三下江南战役结束。
敌军在“北满”我军撤退和松花江解冻之后，复纠集共14个师番号，10万余人，从3月26日起，由清原、新宾一带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当强敌压境的时候，我南满部队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的作战方法，在敌一部窜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内，当即被我包围全歼，俘敌代理师长张校堂以下7500余人。其他各路敌人闻讯后，纷纷窜回清原、新宾。我“南满”部队乘胜收复了桓仁、辉南等城，敌人第四次对临江的进犯，又被彻底粉碎了。
四、秋季攻势前夕。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经过1947年的春季战役、夏季战役及冬季战役之后，我军已完全摆脱了被动局面，牢牢掌握了整个东北战场的主动权，东北已形成了对我十分有利的决战局面。今后的问题，就是根据敌我双方态势，从战略上考虑，在敌人这三个孤立据点中，选择于我最为有利的一点，首先突破，使之产生连锁反应，并依照毛主席的整个战略方针，封闭敌人于东北境内，务求就地歼灭，以利全国战局的发展。
开国将帅的无耐
1955年，我军有20位开国元勋级的将领被授予元帅、大将军衔。其实，在我军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将领的资历和能力并不亚于他们，甚至更高，可惜他们已先后捐躯，没能得到这份殊荣。如果能够活到解放后，也许我军的元帅、大将不止20位。至少下面的17位我认为是有资格的，他们是：叶挺、卢德铭、王尔琢、张子清、朱云卿、王良、黄公略、邓萍、董振堂、刘畴西、吴光浩、许继慎、刘志丹、左权、彭雪枫、杨靖宇、罗炳辉、卢冬生、朱瑞、陈光。
一、北伐名将叶挺：1955年授衔后，几位老帅闲聊，陈毅说：如果叶挺不死，十帅中将会有两位叶帅。叶剑英一听连忙说：如果叶挺活着，我是当不了元帅的。的确，叶挺的资格非常老，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加入中共后，担任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团长。在我军建军着名的叁大暴动中，先后担任南昌暴动前敌总指挥和广州暴动总指挥。广州暴动失败后，受到瞿秋白中央的错误指责，叶挺不服，为自己申辩，结果受到更严厉的处分，一气之下，流亡国外，自动脱党。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就任新四军军长，又受到副军长项英的架空，有职无权。气愤之余，他几次提出辞职并离军出走，被周恩来劝回。终于等到毛泽东决定调走项英，给叶挺以实权，却为时已晚，遭遇了皖南事变。关了四年监狱，待到终于获得释放，又重新入党，眼见前途一片光明了，却又遇上了飞机失事，含恨九泉。叶挺的一生犹如汉代名将李广，充满坎坷，其悲剧遭际真是令人扼腕不已。
二、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黄埔二期毕业，是孙中山亲自面试后破格录取的。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参谋长，（当时林彪任该团见习排长。）后任武汉国民警卫团团长，该团是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因为其他部队都是安源矿工和当地农军，战斗力较弱。卢德铭党性很强，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没有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做出的不打长沙、转向山区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决定恐怕很难执行，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绝对权威，以师长余洒度为首的一些军官根本不服毛泽东。可惜，几天之后卢德铭就牺牲了，年仅22岁。如果卢德铭不死，朱毛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时，卢德铭肯定是副军长，前途无法估量。
三、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黄埔一期毕业，曾任北伐军代师长，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时王尔琢所部跟随朱德在叁河坝留守，起义失败后与陈毅协助朱德收集起义军残部，在湖南转战，后与朱陈发动湘南暴动，率部队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后建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是井冈山初期的杰出将领，参与指挥几次战斗全部获胜。可惜后来在追击叛变部队时被叛徒杀害，年仅25岁。王尔琢牺牲后，一营长林彪升任28团长，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直接掌门人。
四、红四军十一师长张子清：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后到卢德铭部任副营长，参与秋收起义，后任团长，朱毛会师前是井冈山的最高军事首长。朱毛会师后，原南昌起义部队加部分湘南起义部队改编为十师，朱德兼师长，（28团是南昌起义部队。）其他湘南农军改编为十二师，陈毅兼师长，秋收起义部队及井冈山袁王部改编为十一师，张子清任师长兼31团长，（31团是秋收起义部队。）由于张子清因伤住院，毛泽东代师长，朱云卿代团长。当时部队很困难，缺医少药，张子清把自己的药都留下来，让给其他同志，结果自己久病不愈，最后牺牲了。
五、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黄埔叁期毕业，曾参加南昌起义，后被党派到秋收起义部队，任张子清团的参谋长。他任31团长时指挥了着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以两个连打退了敌人叁个团的围攻，当时毛泽东正带红四军主力从外地星夜兼程赶回井冈山，路上听到胜利消息，遂写下那首着名的《西江月》。朱云卿后升任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后因病住院，在医院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24岁。朱云卿牺牲后，叶剑英接任他的职务。
六、红四军军长王良：黄埔六期毕业，秋收起义时任卢德铭团连长，后一直在红四军林彪手下，林任纵队长，他任支队长，林升军长，他升纵队长，后改为师长，林升红一军团长，他升红四军长（罗荣桓任军政委，粟裕任军参谋长。）。后在行军时被地主武装冷枪击中牺牲。
七、“偏师借重黄公略”：毛泽东的一曲〈蝶恋花〉使得黄公略在中国广为人知。其实黄公略在军史上本来就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参加过广州暴动，在黄埔上过高级班，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带领其余部队留守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第一次下井岗双方再次会师时黄任红五军副军长。后来他组建了红六军任军长，（陈毅任军政委。）并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组红一军团，改隶朱毛部。富田事变时，毛泽东派黄公略摸彭德怀的底，得知彭德怀是拥护前委的，便放了心。可见黄公略很受毛泽东器重。黄公略在第叁次反围剿中被敌机扫射牺牲后，中央政府专门建立了公略县以示纪念，并把红军步兵学校改称为“公略步校”。
八、红叁军团参谋长邓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八大助手之一，从平江起义开始，到1935年长征红军攻打遵义时牺牲，一直担任彭德怀的参谋长，先后任红五军参谋长、红叁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长。发动平江起义时，彭德怀团共有九名党员，至此，除彭一人外，其余全部牺牲。
九、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国民党西北军师长。1931年与季振同赵博生等举行宁都暴动，参加红军，任五军团副总指挥，后季振同被左倾路线领导人错杀，董振堂升任五军团长。该军团为中央红军叁大主力之一，大刀映嗖采险最令敌人胆寒。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混编，五军团划归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后来该军团参加了西路军，在甘肃与马家军激战，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董振堂光荣牺牲。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后，肯定是大将。
十、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到苏联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担任红二十一军长，后到方志敏部担任军区司令兼红十军长，是方志敏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首长。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合并组成红十军团后，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后与方志敏率领部队北上抗日，被国民党重兵围堵，除粟裕率小部队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刘畴西和方志敏先后就义。
十一、黄麻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黄埔叁期毕业，北伐时任铁军营长。北伐失败后到湖北发动黄麻起义，任副总指挥。不久，总指挥潘忠汝牺牲，起义部队遂由吴光浩带领，改称红七军，吴光浩任军长，后改编为红11军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吴光浩牺牲后，中央派徐向前来接替了他的职务。吴光浩的地位有点类似卢德铭。秋收起义打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黄麻起义打出了一个红四方面军。
十二、红一军军长许继慎：黄埔一期毕业，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在着名的贺胜桥战役中负过伤，后升为团长，在平定夏斗寅叛乱时再次受伤。北伐失败后在中央军委工作。后被派到鄂豫皖地区工作，把叁省的叁块根据地合并在一起，组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身？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许继慎对张国焘的错误多有抵制，国民党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许继慎遂被杀害。也不知张国焘是误杀还是将计就计除掉对手。直至党的“七大”，许继慎才被平反。
十三、陕北领袖刘志丹：黄埔四期毕业。在陕北根据地，论军事地位，谢子长、王泰吉都高于刘志丹，论党内地位，高岗也高于他，而论行政职务，属习仲勋最高。但刘志丹的影响则最大。他曾任红26军、28军总指挥，徐海东率红25军来陕北后，双方合并成立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刘志丹党性很强，但我认为有点迂，“左倾”路线执行者出于宗派目的逮捕他时，他明明已得知内情，但仍然主动持密令接受逮捕。如果不是中央红军正好到达陕北，毛泽东得悉后立刻派人解救他，也许他就被冤杀了。前些时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撰文，说刘志丹东征时牺牲是毛泽东的阴谋，我真为这些人嘴里乱跑舌头的本事叹服。
十四、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即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同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学。左权党、军资格都很老，但曾被诬陷在中山大学时有托派嫌疑，因而一直不顺利。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军长，军政委，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调任红大校长，他代理军团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朱德又对彭德怀很放手，当时八路军实际是由彭德怀指挥、左权协助的。1942年，日军围攻八路军总部，左权在突围时中弹牺牲，是抗战时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
十五、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1930年被党派到红叁军团工作，曾和黄克诚搭档，当过师长，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师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四师师长，1944年牺牲。是我党抗战时期牺牲的为数不多的高级干部之一。当时，他刚在党内挨过批判。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挨批判时，老部下彭雪枫也被扯出来陪斗。这种烈士死后挨斗的现象是很少见的。
十六、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早年曾在家乡河南组织农民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九一八”后被中央军委派到东北工作，从游击队政委做到抗联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是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东北抗联不受中共中央领导，而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即直接由莫斯科的王明指挥，虽然有十二路军，但有一半是收编的“胡子”，每个军的人数也不是很多，这一点与中共的其他军队不太相同。由于共产国际的不负责任和日本关东军的过于强大，抗联大部分被消灭了，只有少数逃到了苏联（其中有师长金日成）。杨靖宇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东北抗联名气很大，但实力有限，如果杨靖宇不死，作为东北抗联的代表人物，很可能授予大将军衔。
十七、从奴隶到将军的罗炳辉：原是云南的彝族娃子，后参加滇军，当到营长。29年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从团长一直当到红九军团军团长。抗战以后担任新四军二师师长、第二副军长。（第一副军长粟裕。）1946年病逝。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就是描写他的。绝对的大将。
还有三个人情况特殊一些，在这里也提一下：
卢冬生：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当时王震、萧克、张宗逊都比他更有资格，却只授予上将。是因为他作为红二军团的代表，才被破格照顾。如果卢冬生活着，这个照顾名额很可能是卢冬生的。可惜他在1945年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时在哈尔滨被苏军违反军纪的士兵杀害了。卢冬生在红二军团当过师长，是该军团的四号人物。八路军改编时曾任命他担任红二军团改编的358旅旅长，但他当时因为有人批判他的军阀作风而正闹情绪，不肯就职，要到延安学习，后来又到了苏联，抗战胜利才随苏军回国。由于他耽误了八年，55年时他的职务可能是上将级的，但作为一个山头的代表，他比许光达更有资格。
朱瑞：早年曾在苏联学习炮兵，回国后提升很快，开始时只是红军总部的一个科长，但很快就当了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后一直当到山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是115师的最高首长。但延安整风后，大概是受了苏联留学生身份的影响，职务掉了下来，到延安当炮校校长，1948年时任东野炮兵司令，在辽沈战役中踩地雷牺牲。按他在解放战争中的职务只能授上将，解放后我军第一任炮兵司令陈锡联就是上将，不过，朱瑞早年曾长期任罗荣桓的领导。
陈光：长征时曾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八路军改编时任红一军团改编的343旅旅长，林彪负伤到苏联治病后，他任115师代师长长达5年之久，与罗荣桓到山东开辟创建了山东根据地；是解放军历史上一位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但不知为何，解放战争时期他开始走下坡路，1949年时，只担任了四野的副参谋长，解放后不久即不明不白地身亡。
二、200位开国将帅受伤实录
一、战创是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身经百战的光荣花。据采访200多位将军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战创，是这一代开国将帅们曾经生死的标志物，也是他们身经百战的光荣花。他们是全世界战创最多的将帅群体，战创记载着他们的苦难，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采访了王震、许世友、张爱萍、陈锡联、王平、刘震、陈士榘、洪学智、余秋里、李德生、张震等200余位开国上将、中将和少将。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几乎没有一位将军身上没有战创。据不完全统计，采访的200多位将军中，有弹创记录者170多人，累记战创400多个，平均每人2个以上。
1.十大元帅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刘伯承：负伤9次，战创10多个；陈毅：负伤1次，战创1个；贺龙：负伤1次；罗荣桓：负伤1次，战创2个；徐向前：负伤2次，战创2个；聂荣臻：负伤1次；林彪：负伤1次，战创1个。十位元帅七位负过伤，累记战创约16个，平均每人一个以上。
2.十位大将中有七位负伤，他们是：
粟裕：负伤6次重伤，2次战创4个；徐海东：负伤9次，战创20余个；陈赓：负伤2次，战创3个；张云逸：负伤1次，战创1个；罗瑞卿：负伤1次，战创2个；王树声：负伤4次，战创5个；许光达：负伤2次，战创2个。十位大将累记战创37个，平均每人3.7个。
3.9位断臂将军、1位独腿1位独脚将军。在1600多名开国将帅中，还有一批因战创而断臂断腿，终身残疾的将军。他们是贺炳炎、余秋里、彭绍辉、晏福生、左齐、苏鲁、陈波、彭云清、童炎生等9位断臂将军，钟赤兵、谢良两位独腿、独脚将军。据我了解，如果算上眼睛炸瞎、耳朵震聋、大脑损伤及身体各部位的永久伤害，残疾将军的数目远远不止这些。这在中国战争史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罕见情景。
二、辛亥革命后连绵不绝的枪声在中国持续了几十年，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
1.刘伯承。开国将帅们最早的战创记录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6年3月中旬，为支持云南护国军在川南战斗，24岁的刘伯承率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攻克丰都城，截断长江交通，阻止袁军对四川的水陆增援。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其中一颗从右太阳穴穿眼而过，把他的右眼珠打飞了。一位德国医生为他动手术时，刘伯承为了保护脑子，坚决拒绝使用麻醉药。德国医生用颤抖的手摘除了右眼球，又把周围的坏肉一刀刀挖去，刘伯承浑身冷汗，咬紧牙关，没吭一声。手术后，德国医生见他手握的椅柄汗水下滴，问：“痛吗？”刘伯承回答：“才70多刀，小事！”德国医生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在心中数着。”德国医生大为惊讶：“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外科医生，第一次遇见像你这样勇敢的人！”
在戎马生涯中，刘伯承先后负伤9处：左脚一处；颅顶一处；右眼一处，不幸失去右眼；右腿股动脉一处，险些丧命；左臀部一处；左腿受伤，损及神经，一度不能行走；右腿侧面一处，弹头入肉，情急之下，自己咬牙用手指抠了出来；左脚侧边一处；右手侧面一处。叶剑英曾诗赞刘伯承“遍体弹痕余只眼”。
2.罗应怀。红军时期是开国将军们负伤最多的时期，我采访的开国将帅们身上的弹创大多数是在红军时期残留下的。
红四方面军每个连队都有一名旗手，也叫打旗兵。红旗飘到哪里，官兵们就要冲到哪里。罗应怀中将就是在打旗兵的岗位上负了三次伤，两只手和一条腿都落下了残疾。他比划着说：“我这只手打成两截，没有接好，短了这么多。这只手也中了弹，残废了。一条腿也残废了，一颗子弹飞过来，打在子弹袋上，打进去这么深，弹片是我自己拔出来的。”将军当打旗兵时才15岁，他说：“打旗兵的工作最危险也最光荣。那时的打旗兵活到革命胜利的只有我一个。”
3.梁兴初。梁兴初中将夫人任桂兰告诉我，将军9次负伤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红军的第二年，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负伤，伤愈后任排长；任副连长时两次负伤仍坚持作战，获红星奖章一枚；任连长时一颗子弹从左腮穿透头部，血流满面；任营长时先后两次负伤……梁兴初将军在红军时期6年的战斗中，从战士到团长，负了九次伤，升了九级，正好是一个伤疤一级军阶。
4.龙书金。开国将帅们的战创记录就是他们的战争史。龙书金少将是我军绝无仅有的断臂兼短臂将军。乍一看，他的左手手臂与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手腕、手掌、手指，和正常手一样灵活自如。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条手臂竟像丝瓜吊在藤蔓上似的吊在肩膀上，可以前后旋转，可以上下伸缩，却抬不起来。将军的左上肢在抗战时打断了，上臂和下臂里面的骨头是分离的，只有皮肉连着，因此，整个左手手臂比原来短了五分之一。将军对我说：“那时候天天打仗，怎么固定啊？我这上下两截骨头接了又断，断了又接，总是连不好。”就这样，1939年受伤后，将军用两块小木板夹住左臂，吊在脖子上，跃马挥枪，南征北战，整整打了十年仗，从关内打到关外，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
开国将帅们一生大半时间在战场，从辛亥革命算起，大多有30多年的战斗经历。最初为推翻清王朝而战，以后是向军阀宣战，国共两党分裂而内战，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及新中国成立后局部的边境战争如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中苏边境之战、中国南疆边境之战等等。经历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规模之巨与惨烈程度，都属罕见，短兵相接、贴身肉搏、面对面拼刺刀，称为“浴血奋战”、“身经千战”也毫不夸张。
三、颜文斌将军脱下军衣挽起裤腿，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残酷激烈的战争，演绎出千姿百态的战创奇观，反映了将帅们腥风血雨的奋斗之路
开国将军们的成长之路是一级一级打上来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他们为将为帅的普遍晋升规律。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民统计：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我军团以上指挥员，负伤者不计其数，牺牲者达3000多人，牺牲人数最多的是在红军时期，军以上干部就牺牲160多人。
1.颜文斌。颜文斌少将在1000多名少将中知名度并不高，但他却是负伤最多的将军之一，全身共有18处战伤。在大连黑石礁干休所，老将军脱下军衣，挽起裤腿，向我细述每一处战创的来历：右臂弯曲不能直，关节处有一长条疤痕。那是在长征途中，敌一手榴弹于身边爆炸，一弹片钻进右臂，骨折筋断，肿如馒头。卫生员将他绑于树上，以小刀割开皮肉，将弹片撬出。将军说：“他妈的，那时又没有麻药，疼死了！”左上臂有两个弹洞，一前一后，状如铜钱，敌子弹前后贯穿而致。将军告诉我，负伤后，当地老乡以南瓜瓤泡盐水，裹伤口，一星期就痊愈了。左大腿根部前后两个弹洞，被敌军暗枪击穿所致，子弹由前下腹部进，股后出，战后看到血才发现自己负伤。前额有一弹疤，被敌手榴弹弹片击中，当时就昏死过去数小时……
2.刘昌毅。像颜文斌这样的战将，在我的采访记录中比比皆是。人称“军中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战火纷飞中历险百余次，头、脸、手、腿、腰、背、胯、臀，无论是最暴露的部位还是最隐秘的部位都留下了累累战创。他的脸部曾两次负伤：头一次嘴巴被打歪了；第二次是在1946年中原大战前夕，十多个弹片嵌入下巴，牙齿全部打落，结果把打歪的嘴巴又打正了。当时，周恩来正在前线视察，建议送将军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将军坚辞不从。周恩来派人火速从武汉购药品器械，请专家为将军做手术。因伤在脸部危险区域，专家反复研究难作决断，神志仍清醒的将军取纸笔写下三个大字：“大胆割！”
3.胡奇才。胡奇才中将作战敢拼命，身经数百战，负伤6次，遇险无数。将军回忆说，某战斗中，他的胸部被敌土炮打来的铁片击中，当时忽觉脑袋嗡的一声，便天昏地暗了。又某战斗中，身上像被谁猛撞了一下，手中“奉天造”步枪一下子飞出老远，这才发现右臂被炸飞一块肉，炸碎一块骨头。又某战斗，将军左腿中弹，初始只觉双腿一软，向前连打几个滚，爬起后竟一气跑了几里路。又某战斗，将军忽觉头顶一阵发麻发热，滚下山崖昏迷过去，醒来后见血流满地，方知头部负重伤。将军告诉我：“负伤时一开始都不知道，见血后才吓了一跳。”
4.徐其孝。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少将，是一员鲜为人知的猛将，他是我采访过的开国将军中弹创最多的一位——究竟身上有多少弹创，他自己也说不清。我问及此事时，年逾八十的老将军扒开白衬衣，露出麻麻点点的肚皮，用手拍拍胸脯：“你数数，就这里，起码30多个，我都是前面负伤的，在背后负伤的是逃兵！”将军言此笑声朗朗，豪气冲天。
四、许世友、钱钧、刘昌毅将军都曾“死而复生”。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
开国将军身上的累累弹创，证明他们都经历了非常人所能及的肉体折磨和死亡威胁。他们刚进入生命的起点，就体验了生命的终点，生命的早晨刚刚开始，便被黑夜所笼罩，他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
1.许世友。许世友上将参加红军那年23岁，奉命攻打一个地主武装的山寨。这是一个由青石垒墙筑在两个相连山峰上的土围子，险峻无比，易守难攻。许世友将小褂子一甩，举起削得尖尖的涂着猪血、用油炸过的长竹竿\（据说这样的竹尖锋利无比，可以致人死命\），第一个往上冲。当他快攀上墙顶时，却被寨上的敌方捅下来，掉进深山沟里昏迷了两天两夜。事后将军回忆说：“我醒来后，虽然浑身疼痛，心里却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好像睡了一大觉。死里复生，这是奇事。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吹灯，没什么了不起！”
2.钱钧。和许世友将军一样，钱钧中将也是从少林寺出来的著名战将，身上有战创15个，新中国成立后被评为一等甲级残废。一次战斗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团政委的钱钧左腹被敌弹击中，昏迷一天一夜。官兵们都认为将军已经断气了，将他装进一口没有盖的棺材，盖上一块门板，停放在屋后一牛棚里。第二天，将军竟奇迹般地醒来了。他清楚地听到团长与战士的对话：“钱政委呢？”“牺牲了。”“在哪儿？”“抬回来啦。”当团长心情沉重地走进牛棚，揭开棺材上的门板时，惊喜地发现钱钧将军正躺在棺材中眨眼呢！将军忆此幽默地对我说：“阎罗王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写到的刘昌毅中将也有死而复生的经历。万源保卫战中，时任连长的刘昌毅身负重伤后数日昏迷不醒，被装殓于棺木。警卫员拿出将军生前用的手枪放在他的手掌中：“连长最喜爱这手枪，让它跟连长去吧。”这时却突然发现将军的手指微微颤动，立即叫了起来：“连长还有气，连长还有气！”此后，刘昌毅作战格外勇猛，他说：“我这条命不值钱，是拣回来的。我已死过一次，还怕什么？”
3.杜义德。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使将军们从认识生命开始，便认识了死亡。这种认识铸就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情感、性格和作风。我至今仍清楚记得采访杜义德中将时他说的一段话。杜义德将军鼻翼有一疤痕，花生米大小，自称“生死疤”、“光荣疤”。当时将军指着自己鼻翼上的疤痕，站起来做了个拼刺刀的姿势，大声说：“这是当红军时与敌人拼刺刀留下的。他的刺刀已捅到我这里（鼻翼），我用刺刀一下捅到他的脑瓜上，把他捅死了。”接着将军强调说：“什么叫你死我活，这就叫你死我活。我不坚决捅死他，他就坚决捅死我！”将军身上有9个弹创，鼻翼上的这一个“花生米”是最轻的一个。
五、开国将帅们经历了死亡的考验，而在以后的人生中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们比一般人更珍惜生命的质量，不但是战争的强者，更是人生的强者
正因为开国将帅们都经历了生与死的炼狱，对死亡有着超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他们的生命力异常坚韧，智慧超常发挥。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一种常人无法相比的“气象”，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人，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1.陈毅。1936年冬天，国民党大举清剿陈毅元帅的驻地梅山，白天放警犬追踪，晚上用探明灯搜索。当时陈毅腿部负伤又罹病，被敌人围困于丛莽间达20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写下《梅岭三章》藏于衣底，作为自己的绝命诗：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生死炼狱的考验，使陈毅元帅在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视死如归的超然，遇大难而不惧，视艰险如坦途。“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毅元帅首当其冲遭受了冲击，但他毫不畏惧，谈笑风生，与造反派面对面交锋。1967年2月，陈毅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拍案而起，反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有人诗赞陈毅元帅：“就是到了地府，也要大战一场”。
2.余秋里。1936年3月，余秋里中将率红二方面军十八团截击国民党万耀煌部队。激战中将军两次中弹，均创左臂，筋露其外，微微颤动。将军强忍疼痛，涉滔滔江河，登皑皑雪山，过莽莽草地，行程两万余里，9月方实施截肢手术，从此断左臂。新中国成立以后，余秋里将军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率千军万马会战大庆油田，以断臂之躯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奇迹，也创造了他生命的辉煌。
3.左齐。左齐少将在1938年伏击日军的战斗中失去了右臂。战争年代，他用左手指挥打仗；和平时期，他用左手批阅文件；离休以后，他又用左手苦练书法，独创“左齐左笔书法”。
4.方强。方强中将一生负过三次几乎致命的重伤，其中一块弹片在肺部留存了65年，直到78岁才动手术取出来。至今仍健在的方强将军数十年如一日，用高声唱歌把身体中的浊气呼出来，数十年来笔耕不辍，先后写了《红军战士》、《为祖国而战》、《生命之光》等七本书。
5.罗瑞卿。罗瑞卿大将23岁时就经历过生死之劫。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部靠太阳穴的地方穿了出去，医生不敢动手术，后勤部门也做好了棺材，但将军还是站立起来了，连毛主席都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不去报到的人。“文革”中罗瑞卿将军失去了左腿，但并没有失去往日的倔强。1977年，罗瑞卿复出就任军委秘书长。将军复出后曾多次对夫人郝治平说：“光阴如箭，时不我待。从今后72岁要当个27岁来过。”1978年初，罗瑞卿将军向党中央写了出国治腿的报告。他曾听一位德国医生介绍，如经手术安装一个人造股骨头，他左腿的功能可以改善许多。但这种手术对一位70多岁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来说，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同年8月，将军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决定出国治腿。将军说：“我一生摸过多次阎王鼻子，每次去报到，他都不要我。这次他也不会要我的。”1978年8月2日，在波恩的一所医院，手术顺利完成，但由于突发心肌梗塞，将军却永远地倒下了。此时，离将军出任军委秘书长职务正好一年。
六、近十多年来，采访的200多名开国将帅大多数已离开人世，但他们含笑赴死的乐观主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1.傅秋涛。曾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傅秋涛上将，在74岁时已同胃癌抗争了整整六年，临终前将军平静地说：“够本了，我有二十年的生命早就在九公山预支了。”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九公山游击战中，面对重兵围困，为了活下去，将军和战友们什么都吃过。有一次缴获了几块肥皂，一眨眼就啃光了，他的肠胃就是这样被摧垮的，胃溃疡、胃穿孔、胃癌，一直折磨他到死。
2.杨勇。1982年冬，曾经在战争年代4次负伤的杨勇上将患了不治之症。但他总是那么平静，凡有人探视，都神态自如、谈笑风生，对来访者说：“我还有两个月时间，现在已过去了一个月，还有一个月时间。”许多人听了他的话，都悄悄背过脸，泪水夺眶而出。杨勇将军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醒，他是睡着走的，比他自己估计的多活了5天。
3.聂凤智。1986年10月，聂凤智中将在他的住处笑眯眯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我那时才知道，在这之前四个月，将军已被确诊患了肺癌，右肺有一个乒乓球大的阴影，接受采访时正在发烧挂吊针。将军夫人何鸣告诉我，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总那么乐观。有一天，张爱萍到医院来看他。张爱萍问：“老聂，怎么样？”聂凤智轻松地说：“没什么，癌症！”开始，张爱萍还以为聂凤智与他开玩笑呢！当他得知真相后，感慨地说：“老聂这个人死不了，他的精神好得很！”聂凤智将军在写给党小组的一封思想汇报上说：“我得知病情后，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没有因病受到影响，思想上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于生死问题并不看重。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时刻准备流血牺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人民，献给党的事业。比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我是幸福的。虽说，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一定能够保持乐观镇定的情绪，积极配合医生，坚持把治疗做好，向疾病进行斗争。”将军患绝症后又坚强地活了五年。
开国将帅们身上的战创，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疤记，而是他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一个个战创，展示了一部部战争传奇；一个个战创，体现了一股股不灭的精神力量。
开国将帅们在战胜死亡和苦难中战胜了自己，走向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表现了人类最为旺盛的生命力。我深信，只要人类还面临着苦难和死亡，他们的传奇就不会过时。
全军首次授衔全部资料
当时我军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军衔的基本设置而制定我们自己的军衔制度的，苏联最高统率斯大林被授予最高军衔——苏联大元帅，因此，当考虑在中国实施军衔制的时候就必然想到了在中国也要设立大元帅。
当时作为军衔评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宋任穷的回忆说，当时为了给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与会人员包括许多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们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指挥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同时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并授三个一级勋章。
会议由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刘少奇主持，刘少奇知道毛泽东不会要这个大元帅军衔的。但在大会上，与会人员提出了一定要给毛泽东授大元帅军衔，理由是充分的。当与会人员最后把目光集中到刘少奇，要他表态时，刘少奇微笑着说：“我也不能作结论。”
有位民主人士当即表示：“人大作决定，他有什么办法！”
刘少奇说：“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要他签署命令才行啊！”“人大作了决定，国家主席就得签署命令。”
与会的代表们还是坚持一定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看到大家都这样坚决，刘少奇只好说：“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过了几天，彭德怀、罗荣桓和当时具体负责这次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两位副部长宋任穷、赖传珠去向毛泽东汇报这次评衔工作的进展情况。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把这次授衔工作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接下来大家再一次提出要给毛泽东授予大元帅军衔，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予元帅军衔的主张，并说明这是全体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听了摆了摆手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根据国际上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看了看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应是元帅。你也应该评嘛！”
刘少奇摇头：“我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而去问周恩来和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和邓小平态度坚决地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等几位被列入大将名单，但本人又已经到了地方的同志。毛泽东问他们：“你们几位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那几位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军衔评定的政策制定之后，就是评衔的具体工作，这是整个军衔实施过程中最难的，也是是否能够在全军成功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当时，我军绝大多数干部都对这次授衔工作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公平、公开，能否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也是十分关注。可以说，这次授衔工作是真正涉及到全军每个人的一次利益分配。因此对于组织好这次具体的授衔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时任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主任的罗荣桓。对少将以上的将军军衔的评定工作由罗荣桓亲自领导，由当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宋任穷与赖传珠、徐立清、肖华和王宗槐等人共同评定。
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到1955年的时候才成立28周年，但是她却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发展过程，从最早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陕甘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慢慢地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和若干地方部队等等，每个时期，每一支部队都对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在战争年代没有什么利益可言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为着全中国的新生而战斗与工作，但是到了有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能有任何偏差。但是，偌大的一个军队，若大的一项工作怎么可能没有偏差呢？
因此，面对如此复杂的军队现状，搞好评衔工作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员，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由中央政治局最后审议通过的。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对于授予元帅军衔的人的讨论。将军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由总干部部与总政治部分别提出，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校官军衔人员的名单由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并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范围内统一平衡。
经过精心细致的工作，一个授衔的初步方案形成了。
这个初步方案是充分考虑了各方面因素后的结果，基本上还是一个合理的方案，这个结果也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但是，有些人在听到了这个方案后，虽然嘴上说满意，在心里却不是十分舒服，有的甚至公开地跑到领导那里去要军衔，说自己如何如何功高劳苦，应当授予什么什么衔，点着名地要高级军衔，还有的人甚至在领导面前哭，向领导诉苦要衔。
有一个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他在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毛泽东在听了这些要军衔的事后，很不高兴地讽刺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在这次授衔中，更多的人却表现得十分豁达，对于给不给、给什么样的军衔并没有表现出异议，甚至有些著名的将领们还主动提出了给自己降衔的要求。
的确，按照当时评授元帅军衔的条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都应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而且在初步方案中，他们的名字也的确被列入了元帅的名单中。
当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的条件是：“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革命战争时期，对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力量对敌作战，参与决策等方面功勋卓著，完全符合当时制定的评定元帅军衔的标准，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当之无愧的。
按照这三位优秀将领的功绩，给他们授予元帅军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他们没有要。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参加评衔，那共和国首次授予的元帅军衔就是13位，而不是10位。
开国第一元帅毛泽东亲点朱德
开国第一元帅次席：彭德怀
十大元帅第三席：年龄最小的元帅林彪
十大元帅第四席：足智多谋的刘伯承
十大元帅第五席：贺龙
十大元帅第六席：陈毅
十大元帅第七席：学历最高的罗荣桓
十大元帅第八席：受毛泽东最高赞誉的徐向前
十大元帅第九席：最能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聂荣臻
十大元帅第十席“儒将”：叶剑英
第二章
唯一具有双重国籍的上将
叶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著名将领，以骁勇善战著称，被称为三野“悍将”，在军内外享有盛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叶飞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海军司令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在19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军中，曾有过越南籍的洪水少将，但在开国上将中却惟有叶飞具有双重国籍（另一国籍为菲律宾国籍）身份。叶飞传奇般的军事生涯，今天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地谈及。
为营救在厦门狱中的叶飞，叶飞的二哥带来了叶飞的菲律宾出生证1914年5月，叶飞生于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直到今天，叶飞出生地的人民还以他们的好儿子叶飞将军为荣。叶飞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为谋生而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叶孙卫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这在当时华侨中是常见的现象。叶飞的生母是位地道的菲律宾人，她有文化，英语很好，能用流畅的英文写信。母亲特别疼爱叶飞，但叶飞五岁便随父亲离开她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音信断绝。解放后，叶飞才得知父亲在抗战时期就病故了，母亲依然经营小店，但身体不好，生活重担由没有出嫁的大妹妹主持。
50年代初，叶飞收到大妹妹的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叶飞能借笔钱给她。
这封信使叶飞非常为难，尽管当时他是福建省省委书记、省长和福建军区司令员，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叶飞给大妹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叶飞要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他来负担养家的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但此后一直没有回音。叶飞生母在1965年病故，参加送葬的有一百多人。叶飞母亲为人正直，在当地华侨中很受尊重。
1925年，叶飞高小毕业了，正赶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也涉及到海外的家庭。叶飞父亲写信回来说家里经济困难，只能供一人升学，另一个要回菲律宾帮他经商。叶飞的老师叶骥才知道后，找到叶飞母亲说：“你这两个儿子都是高材生，中途辍学太可惜了，你们是小康人家，还是让俩兄弟都继续升学为好。”望子成龙的母亲一向盼望叶飞两兄弟能读书有出息，便同意了，写信给叶飞父亲。叶骥才也给叶飞父亲和生母写了恳切的长信劝说，终于打动了叶飞父亲，同意两兄弟一起去考中学。
1930年7月，叶飞在厦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原因是与当时哄动一时“厦门劫狱”事件有关。为营救被关押在狱中的四十余名共产党员，福建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奉命率特工队，从敌重兵守护的厦门狱中劫狱成功。这就是解放后电影《小城春秋》的原型。敌人展开疯狂的大搜捕，叶飞被捕。在狱中，叶飞设法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家里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叶飞的二哥叶启存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来探望。由于叶启存是共产党员，他的探监使叶飞和组织有了直接联系。叶启存还带来了叶飞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就有菲律宾领事馆，这就对叶飞很有利，因为领事馆可以要求引渡他。叶飞的父母得知他被捕消息后十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这时叶飞没有暴露身份，且刑期不长，想到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他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一年半后，叶飞出狱了。
1.叶飞抗命打郭村，陈毅急得跳脚骂娘。抗战爆发后，叶飞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任团长。1938年10月，叶飞率六团奉命挺进苏南茅山敌后。1939年底，叶飞部渡过长江后，与新四军管文蔚部会合。两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员，叶飞为副司令员。叶飞的六团改编为挺进纵队一团。
1940年3月的一天，中央代表、中共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的陪同下找叶飞谈话，交给叶飞一个艰巨的任务。刘少奇要求叶飞率所部两个团（两千余人）孤军深入苏北，坚守一个星期，吸引国民党顽固派来进攻，在陇海路边的我八路军黄克诚纵队以及新四军皖东部队与江南部队好以增援为名进军苏北，消灭国民党嫡系、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叶飞接受了这个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艰巨而又充满风险的任务。
当叶飞部5月转移到郭村休整时，本来是新四军统战对象的国民党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挑拨下，见叶飞部仅二千余人，于是磨刀霍霍，欲趁机消灭叶飞部。形势十分危急，陈毅三次来电指示：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不得已可以退回江南。但叶飞与大家商议后都认为可打，主张不执行陈毅的命令而在郭村御敌。
在此紧急时刻，由我党控制的两李名下的陈玉生支队（陈为共产党员）也在此时准备起义，李长江欲以四个支队武力解决，情形十分危急。陈玉生来急电请求支援。保卫郭村本来就兵力严重不足，这时再分兵去救陈玉生支队，显然是犯了分散兵力的兵家大忌。但又不能坐视不救，叶飞最后还是决定派出四团去救陈玉生支队。
6月28日拂晓，李长江率重兵杀气腾腾地向郭村发起进攻。当天，叶飞指挥一团击退了李长江部的进攻，并歼其两个团。29日拂晓，李长江再次发起攻击，一团官兵与郭村百姓同仇敌忾，再次击退了敌人。但当晚，叶飞接到刘少奇的紧急电报，说原定增援的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和新四军五支队因敌人的阻拦而无法赶到。叶飞顿时浑身冒汗，深知部队面临的险境，前无救兵，后无退路。在此时刻，惟有局部反攻，撕开一条口子，才能突出重围。最后，破釜沉舟的叶飞率一团打破了李长江的三次进攻，歼敌三个团。李长江本人仓皇逃回老窝泰州城。
7月3日，陈毅来到郭村，叶飞等人去迎接。叶飞以为，打了胜仗，陈司令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他骑在马上满脸不高兴。陈毅下了马，一面和叶飞握手一面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郭村之战最大风险是孤军作战，孤立无援，又冒分兵援救陈玉生的风险。郭村之战预计固守一星期就可有援军到达，但后来并没有实现。当郭村战斗打响后，陈毅急得跳脚骂娘，一面埋怨胡服（刘少奇），也骂叶飞，骂叶飞冒失鬼，初生之犊不畏虎。
叶飞一直等陈老总批评自己，然而他在干部会上讲话都是表扬。后来陈毅非常严肃地对叶飞说：“叶飞同志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仗虽然打胜了，可是叫作不可为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你再不能这样冒险了。危险哪，如果打不赢，你全军覆没！你懂不懂？”“我懂！”“你什么时候懂的？”“接到胡服同志二十九日电报，我是一身冷汗，手都发麻啦！援军来不了，只能完全靠自己解决战斗了。”
陈毅与叶飞夜谈时感慨地说：“你那个六团不简单，土地革命锻炼出来的，党的精华啊！这些老战士九死一生，斗争经验丰富，一个人都可带一个连或一个营。把这样的部队同国民党拼掉了，我们要成为历史罪人哪！”
郭村战斗打赢了，打开了局面，陈毅同志称之为“我军对苏北之进攻出发地”，“奠定了站稳苏北脚跟的开始”。事实证明，郭村战斗是东进序曲，是黄桥决战的前奏。解放后，郭村战斗拍成了电影，片名就叫《东进序曲》。这部电影拍得很生动，刘少奇还特地请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观看这部影片，并向他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一个好例子。
2.孟良崮战斗中，陈毅授权叶飞担任总指挥。为在孟良崮全歼全部为美械装备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敌整编七十四师，华东野战军首长陈毅、粟裕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从“百万军中‘剜出’上将首级”（陈毅语）。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斗打响。敌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发觉我大部队抵达其周围，其后路已为我军切断时，则改变策略，固守孟良崮及以西之六00、五四0、五二0一带高地坚守待援。
15日晚10时，陈毅给在孟良崮前线的华野一纵司令员叶飞来电话说：“敌整九师、整十一师已靠近蒙阴，第五军已到新泰，整六十四师已到青驼寺。如在明天（十六日）拂晓前不能全歼整七十四师，则我军将陷入敌人包围。”
陈毅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又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七十四师，我们就全盘皆活了！”陈毅果断地授权叶飞统一指挥一、四、六、九纵总攻孟良崮。陈毅对叶飞强调指出：“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16日凌晨1时，总攻开始，华野首长陈、粟几乎每隔五分钟就给叶飞来一次电话。战斗空前激烈，敌整编七十四师不断告急，西面敌整编六十五师、整编二十五师在蒋介石严令下拼死支援。我军阵地失而复得，反复争夺，终于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16日拂晓，在前线总指挥叶飞的统一指挥下，各纵队同心协力，直取孟良崮。强大的炮火惊天动地，孟良崮如同火山爆发一样。下午6时，敌整编七十四师被我全歼。孟良崮这一著名战例的史册上，记录着前线总指挥叶飞将军的名字。
3.“紫石英”号事件中，叶飞与陶勇订下“撒谎”的“攻守同盟”。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军渡江前夕，解放军的炮兵与“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之间发生了数起炮战，史称“紫石英”号事件，又称“长江事件”。长江上的隆隆炮声震惊了整个世界，成为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因“紫石英”号事件而起的中英间的外交纠纷，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最高决策层面临的第一次外交考验。长期以来，国内的统一说法一直是认定是英舰首先对解放军发起炮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80年代以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和有关档案的解密，谜底逐渐揭开。历史真相是，在英舰妨碍了我军渡江，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解放军前线部队首先开炮。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军就要渡江。但在20日上午，悬挂英国国旗的英舰“紫石英”号英舰，自上海沿长江西行，于21日上午行至江苏泰兴县口岸江面。
此处为三野十兵团二十三军防区。离渡江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了，英舰仍游弋在江面不走。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请示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是否将其驱逐。
叶飞接电话后，开始以为是即将要起义的国民党海军林遵舰队。叶飞问陶勇：“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的联络信号旗？”陶勇回答说：“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这些军舰老在我们正面长江上不走，妨碍我军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
叶飞考虑到，半个小时后十兵团就要渡江，事不宜迟，命令前沿哨所升起信号，警告它迅速离开，否则就开炮轰走。
二十三军炮六团接到命令后，对英舰发起警告。但英舰没有任何反应，还将炮口对准解放军阵地。不能再等了，叶飞下令开炮。炮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紫石英”号被击成重伤，停泊在镇江附近的水面。“伴侣号”当日逃跑。由于火力强大的英舰还击，我二十三军亦有不小的伤亡，炮战中伤亡官兵达252人，其中二0二团团长邓若波牺牲。
炮战后，三野司令部打电话询问叶飞，是谁先开的炮。叶飞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叶飞随后与陶勇通话，通报了野司的查问。陶勇正为自己手下爱将邓若波的牺牲而悲痛，对野司查问有些不满，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于是叶、陶二人签订了“攻守同盟”，都说是英国人先开炮。建国后二人谈起此事，心领神会地一笑了之。
4.金门炮战，毛泽东亲自点名要叶飞指挥。在50年代对美台的斗争中，有两次金门炮战，担任指挥责任的指挥员都是叶飞。金门炮战这一历史事件，随着近年来台海局势的变化而颇受媒体关注。第一次金门炮战发生在1954年9月，由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负责指挥，但这次炮战的规模不大。
大规模的金门炮战是1958年8月23日开始的。这年7月的一天，在基层指挥部队帮助农民抢收庄稼的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福州军区于1955年成立）接到通知，明确说要他到福州的军区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在北京的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告诉叶飞，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你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负责军事工作。叶飞是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兼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但工作重点主要是地方。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按说应由韩先楚指挥。
叶飞有点疑问，问王尚荣：“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王尚荣答：“是中央决定。”叶飞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是福州军区副政委，此时正在北京，他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培善说：“那你就不用问了。”
8月上旬，一个炮兵师的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叶飞立即去北戴河。21日下午3时，叶飞奉命赶到毛泽东的住处。见到毛泽东，叶飞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彭德怀、林彪、王尚荣也在座。汇报完了，毛泽东突然问：“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立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毛泽东听到这里，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叶飞很干脆地说：“主席，那无法避免！”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条子给叶飞看。林彪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个条子，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透露给美国就等于透露给蒋介石，便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自己表态，叶飞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决心已下，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毛泽东对叶飞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炮击金门，叶飞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福建前线万炮齐轰，举世震动，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金门岛立刻笼罩在火光烟雾之中。一个小时内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有人评论说“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金门炮战中，为是否配以空军袭击金门，叶飞与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之间还有分歧，最后毛泽东支持了叶飞的意见。8月底，韩先楚陪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也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到厦门以后，就向已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的叶飞提出使用空军轰炸金门。叶飞考虑到毛泽东并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军不实行登陆解放金门，那么现阶段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如果要空军轰炸金门，不但要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叶飞这时已经意识到毛泽东的意图，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不同意韩先楚使用空军轰炸金门的意见。但既然韩先楚已提出建议，为了尊重他，叶飞就建议把他们两人的意见报告军委和毛泽东。韩先楚也同意。第二天王尚荣志打电话给叶飞，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叶飞把王尚荣回答的电话记录拿给韩先楚看，他看后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9月7日，为给金门国民党守军运送粮食和燃料等物资，美舰为蒋舰护航，把蒋舰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叶飞感到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是否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做出决定的。
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叶飞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叶飞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
叶飞接到这个电话，大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于是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叶飞表示：“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为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叶飞就亲自向厦门前线的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负责人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很吃惊，纷纷追问。叶飞又把毛泽东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负责人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负责人都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
9月7日中午12时整，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叶飞立即报告北京，毛泽东下令开火。所有炮群立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美舰不敢还击，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仓皇逃去。
叶飞在前线指挥所里用从望远镜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时，大感意外。直到后来叶飞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对美舰与蒋舰区别对待的深远涵义，即试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著名的“绞索政策”。炮击金门，是中共中央围绕台湾问题处理对外关系的一个重大决策。这场炮击是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斗争的结果既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又对争取台湾当局，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门炮战已经成为一件国际性的历史事件，成为研究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们不得不涉及的一个领域。每当人们谈及这场当年轰动世界的事件时，就很自然地提到它的指挥者叶飞将军。
金门炮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进行的，同时它也是叶飞军事生涯中最璀璨的一笔。
我军出自黄埔军校的开国将帅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政治人才。
黄埔军校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将领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黄埔师生就超过了四十人；而建国后担任中央政府部长、副部长以及地方党政要职的则达数百人以上。
在我国开国将帅中更是有许多黄埔军校师生的身影，但是我军究竟有多少开国将帅是出自黄埔军校呢，比较普遍的说法是33人：即元帅5人（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3人（陈赓、罗瑞卿、许光达），上将8人（周士第、陈明仁、陈奇涵、张宗逊、杨至诚、宋时轮、陈伯钧、郭天民），中将9人（阎揆要、彭明治、常乾坤、唐天际、曾泽生、倪志亮、郭化若、谭希林、王诤），少将8人（袁也烈、曹广化、李逸民、方之中、洪水、廖运周、张开荆、周文在），然而笔者经过最新考证认为应该有53人。
一、黄埔军校同学会是1984年6月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它是团结、联络国内外黄埔同学的社会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国内外黄埔同学的纽带和桥梁。其宗旨为：发扬黄埔精神，联系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黄埔军校同学会对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是这样认定的“第一：1924年后在黄埔成立的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其分校的学生；第二：在大陆办的1至23期的中央军校学生；第三：在台湾办的24期以后各期中央军校学生；第四：冠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各种训练班的学生。”根据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规，符合上述条件的才是黄埔同学，才能通过自愿申请、经理事会同意等方式，登记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员。
普遍的33人说法中，叶剑英（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教官）、陈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文书、中共支部书记）、陈奇涵（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队中队长）、曾泽生（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队区队长）、袁也烈（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第四期入伍生队连指导员）六人是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其中曾泽生于1927年进入高级班学习，其余五人并非黄埔军校在校学习的学生。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最初成立时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徐向前（黄埔一期生）、陈赓（黄埔一期生）、周士第（黄埔一期生）、陈明仁（黄埔一期生）、阎揆要（黄埔一期生）、彭明治（黄埔一期生）、常乾坤（黄埔三期生）这7位开国将帅就是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时期的学生，他们都是在广州黄埔学习的；其中彭明治是军士教导队（主要训练军队的下级军官）毕业的。
1926年1月16日，军校正是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林彪（黄埔四期生）、倪志亮（黄埔四期生）、郭化若（黄埔四期生）、曹广化（黄埔四期生）、李逸民（黄埔四期生）、方之中（黄埔四期生）、洪水（黄埔四期生）许光达（黄埔五期生）、罗瑞卿（黄埔六期生）、张宗逊（黄埔四期生）、杨至诚（黄埔五期生）、宋时轮（黄埔五期生）、陈伯钧（黄埔六期生）、郭天民（黄埔六期生）、谭希林（黄埔五期生）、廖运周（黄埔五期生）、张开荆（黄埔六期生）、周文在（黄埔六期生），以上18人都是军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期的学生。
其中曹广化未毕业就转考毛泽东主办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以为第四期肄业生；洪水（武元博）则是由胡志明推荐进入第四期政治科学习的。罗瑞卿、陈伯钧一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张宗逊、许光达、谭希林是在广州黄埔考入军校的，后来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其所在的专业随军校迁至武汉分校的；周文在则是由于1927年广州“4.15”反革命清党，从黄埔秘密前往武汉分校的。关于张宗逊上将，在传统的说法中张宗逊是黄埔五期学生，但是据《张宗巡回忆录》记载：1926年张宗逊经中共陕西省党组织推荐赴广州考入黄埔第五期入伍生队；9月黄埔五期入伍生队从东江返回军校后，进行了第五期学生升入本科考试，张宗逊通过考试入政治科学习。此时黄埔五期政治科和黄埔四期政治科合编为三个队，第一队和第二队属于黄埔四期学生，第三队则属于黄埔五期学生，张宗逊由于成绩优异被编入了黄埔四期政治科第二队，一直学习到第四期政治科在武汉毕业，所以张宗逊上将是黄埔四期毕业生生。
在所列举的33位将帅中，王诤中将可有些与众不同，他是黄埔六期生，但是他这个黄埔六期生可不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六期生。王诤，原名吴人鉴，江苏武进人，1927年冬考入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交通技术学校无线电班；1928年王诤所在的军委会交通技术学校被并入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中央军校），王诤被比叙为黄埔六期交通科大队一中队一区队无线电系学生。王诤于1929年3月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入国民党张辉赞部任职；被俘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我军电信事业的开创者，建国后担任过解放军通讯兵部主任、副总参谋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9月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所谓开国将帅是指我军1955年——1965年十年之间被授予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以上军衔的军事领导干部。
在适合授予将军以上的军衔并且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将帅中除了周恩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曾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李富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官，曾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成仿吾（黄埔军校兵器处长，曾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副司令员）、雷经天（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曾任两广纵队政委）、袁仲贤（黄埔一期生，曾任第三野战军代理参谋长、第八兵团政委）、章夷白（黄埔三期生，曾任西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曾希圣（黄埔四期生，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潘朔端（黄埔四期生，曾任第十二兵团第一副参谋长）、王世英（黄埔四期生，曾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吴溉之（黄埔四期生，曾任东北军政大学政委）、陶铸（黄埔五期生，曾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蔡树彬（黄埔六期学生队队长，曾任红一军团第三师政委）、程子华（黄埔六期生，曾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周仲英（黄埔六期生，曾任六十军政委）、刘型（黄埔六期，曾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陈漫远（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教官，曾任第十八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等曾经担任过重要军事领导职务的将领由于转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各级部门工作未授予相应的军衔以及樊折桂（中央军校高教班五期生，曾任三十六军参谋长）、王宴清（黄埔军校长沙分校第五期生，曾任军事学院外军教授会副主任）等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的起义将领（以上二人起义前都是国民党军将军军衔）之外，在我军一千多名开国将帅中其实还有许多名出自黄埔军校的高级将领在1955年——1964年被授予了将军军衔和各级勋章。
在我军1955——1958年年授予的57位开国上将中，除了传统说法中的8位上将出自黄埔军校外，肖克上将和陈士榘上将其实也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开国上将，他们的经历符合黄埔军校同学会关于黄埔同学认定条件的第四条即：冠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名义的各级军事训练班的学生，所以我军出自黄埔军校的开国上将实际上有10位。
肖克上将，原名肖武毅，他1926年初从嘉禾县甲种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怀着从军报国的梦想欲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此时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于错过招生期，肖克便考入了设在广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宪兵教练所学习；不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宪兵教练所和其它在广州的军事学校一起被并入黄埔军校，后成立黄埔军校警宪训练班，该训练班的毕业生毕业后便被军校比叙为黄埔四期学生；所以说肖克上将也是黄埔四期生。
1941年10月4日，延安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大会选举徐向前、肖克、林彪、左权、陈赓、罗瑞卿、陈宏谟、郭化若、陶铸、许光达、陈伯均、宋时轮、吕文远、曾希圣、吴奚如15人为理事，时任120师副师长的肖克将军在这15人中排列第二。而长期以来关于肖克将军的简历大多是从“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开始介绍，忽视了肖克将军黄埔军校警宪训练班这段传奇经历。
陈士榘上将，早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初由于受到反动分子的迫害，投考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该训练班虽然由董必武领导的湖北省委团校倡办，但是它隶属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后来湖北学生军事训练班与其他训练班一起被合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即南湖学兵团）。1927年4月21日南湖学兵团1400余名学生正式编入武汉分校入伍生队学习；这些毕业的学生后来被比叙为黄埔六期生，许多人被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陈士榘也是毕业后被编入该警卫团，由此可见陈士榘将军是黄埔六期军事训练班学生。
我军1955年——1958年授予的177位开国中将中，传统说法有9位将军出自黄埔军校，其实这种说法没有包括莫文骅中将、何德全中将和韩练成中将。
莫文骅，1926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9年考入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五期步兵科学习。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即1926年成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大革命失败后为桂系军阀所盘踞，对外称“中央军校南宁分校”，对内则称“广西陆军军官学校”；关于投考黄埔南宁分校的经历，莫文骅将军是这样回忆的“我们要求到广西军校学习，以掌握武装斗争的本领……过了两天，经组织同意和罗少彦、岑伯英的介绍，我俩于7月中下旬，考入广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分校），校长是李明瑞”（《莫文骅回忆录》第36页解放军出版社）。莫文骅将军先后任红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兵团政治委员、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装甲兵政委等职。他于1993年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在开国中将中，何德全将军早年在湘军任下级军官，1929年初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学习，不久被军校反动分子以“通共”的罪名诬告，被迫从军校肄业回乡，1930年参加红军。韩练成将军则是由于在中原大战中救过蒋介石，被蒋介石特许以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列入档案和黄埔同学录，虽然将军本人并没有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学习过，但是1933年韩练成曾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研究班学习（《韩练成将军小传》）。可见何德全中将和韩练成中将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三、在我军1955年——1965年授予的1360名开国少将中，据笔者查证，实际上有23位少将出自黄埔军校及其分校（包括军事训练班），这23人中有17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人1957年被授予少将军衔；3人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人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并且出自黄埔军校的将军除了袁也烈、方之中、曹广化、李逸民、洪水、廖运周、张开荆、周文在8人外，还有以下9位将军：
戴正华少将，黄埔军校军医处军医官；1925年从上海南洋医科学校毕业，同年11月到广州，不久担任黄埔军校军医处军医官，1926年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卫生队内科主任医官、队长。1931年参加工农红军，先后任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东北军区卫生部长、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
魏镇少将，1926年任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少校军事教官；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陆军大学特别班三期毕业，早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唐生智部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军委会国际部高级参议、湖南省军管区副司令、邵阳警备司令，1949年8月参加湖南起义，后任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第55军副军长、湖南省参事室副主任等职。
张希钦少将，黄埔八期生（又说六期），1930年考入中央军校第八期第一总队炮科学习，1933年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察绥抗日同盟军和杨虎城部担任中下级军官；后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1928年商震将军在北平创办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后入山西），1930年初正忙于中原大战的蒋介石为笼络商震，一度下令将该校合并于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并以此校为基础成立过中央军校北平分校，原河北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便被比叙为黄埔七期生列入学籍，我军陈锐霆、王启明、王兴纲三位开国将军就出自该校。
陈锐霆少将，黄埔七期生，中央军校北平分校第七期炮科毕业后入国民党炮兵服役，1935年考入南京炮兵学校学习，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率部参加新四军，后任新四军军部高参、华东野战军炮兵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军委炮兵副司令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王启明少将，黄埔七期生，192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校北平分校步科毕业后入国民党部队服役，官至团长；1940年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担任少将战术教官。1947年在国民党军32军参谋长任内率部起义，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参谋长、第十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
王兴纲少将，黄埔七期生（存在争议），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入河北军事政治学校，按序列比叙为黄埔七期生，长期在国民党军从事地下工作，发展了王启明、陈锐霆等中共秘密党员；1941年参加新四军，先后任军部高参、第三野战军后勤运输部政委、华东军区南下纵队参谋长、福建省交通厅厅长、总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陶汉章少将，黄埔八期生，中央军校山西临汾军官训练班步科毕业（比叙为黄埔八期生），1933年参加红军，后任华北野战军纵队参谋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
张学思少将，黄埔十期生，1933年由胞兄张学良介绍入中央军校第十期步科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辽宁省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人民海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
高存信少将，黄埔十期生，1933年由张学良介绍入中央军校第十期炮科学习，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志愿军炮兵司令员、炮兵副司令员、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等职。
1957年白天将军被授予少将军衔。白天，原名魏巍，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习，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他还是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二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军营长、副团长、团长、83师参谋长、93军参谋长、副军长，参加过长城抗战；1940年5月脱离国民党，1941年加入共产党，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军委高参室主任、61军参谋长、副军长、川西军区副司令员、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主任、哈尔滨市副市长等职。
1961年徐介藩、王作尧、吴克之三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大校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徐介藩少将，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毕业后与常乾坤等一起入广州航空学校学习，1926年后长期留学苏联，在茹科夫斯基航空学校等空军院校学习航空技术，曾入苏联红军服役并参加过卫国战争，获得过列宁勋章，1948年回国；建国后先后任中国驻苏联赤塔总领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
王作尧少将，黄埔军校燕塘分校第七期步科生，曾任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两广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广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关于黄埔军校燕糖分校，它是1927年后由于黄埔军校师生人数增多，军校原来的校址过于狭小，遂决定在广州燕塘训练黄埔第七期入伍学生，这就是燕塘分校的由来；黄埔军校结束办学后，广东军阀陈济棠在燕塘分校原有校舍的基础上建立了广东军事政治学校（通称燕塘军校）。1936年两广事变之后，蒋介石派陈诚接收了燕塘军校，并在此校基础之上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燕塘军校的前3期毕业生也被统一比叙为黄埔毕业生，吴克之少将曾于1931年入燕塘军校第一期步科学习，按照序列他比叙为黄埔九期生。吴克之，1932年参加十九路军，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琼崖纵队副司令员、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军事学院研究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防化学部副部长、顾问等职。
1964年朱家壁、黎原两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大校被晋升为少将军衔。
朱家璧少将，黄埔八期步科生，1930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3年毕业后任滇军连长，1938年入抗大学习，后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滇军所部从事秘密工作，后任滇贵黔边纵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政协主席等职。
黎原，黄埔十一期步科生，1937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8年参加八路军，后任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基建工程兵副主任，现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北京黄埔同学会会长。
所以综合以上史实，纵观黄埔军校各个发展时期，笔者认为我军出身于黄埔军校的开国将帅的人数元帅5人、大将3人，中将12人、少将23人，共计53人而非33人。
陈赓与两位将军的特殊关系
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陈赓大将，是深受人民敬佩又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他战功卓著，足智多谋，令敌人闻风丧胆；他幽默风趣，平易近人，对同志情同手足。在我军将领中，有两位将军的命运也与他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一、四妹夫——谭政大将
1.祖辈世交二人情同手足。陈赓大将与谭政大将都出生于湖南湘乡的封建绅士家庭，两家祖辈都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关系十分密切。陈赓比谭政大三岁，曾在谭家楠竹村的蒙馆读过私塾，像兄长一样地关照谭政，他们两人成为童年的好伙伴。
陈赓的父亲陈绍纯是个思想开放的人士。他对陈赓的教育完全是当时新式的，陈赓念完私塾后就考入了东山学校。这个高等小学在当时是崇尚进步的学校，传播许多革命理论和知识，为陈赓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谭政原名谭世名，他的父亲谭润区是一位思想保守的教书先生，他按照旧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儿子，希望谭政能成为“书香门第”的后代。
辛亥革命，打破了山村往日的宁静，蒙馆改为接受国民教育的初级小学，原先所学的《四书》、《五经》等八股文章被禁读，谭润区打听到离家七、八里路的二都柳树铺还有个没有被查禁的私塾。
说来也巧，陈赓的家就住在二都柳树铺，于是谭政住进陈家。
2.以革命知识和行动启蒙影响谭政。谭政住在陈家后，最盼望陈赓大哥回家来，向他讲述学校的事，看过的革命书籍。陈赓耐心地告诉他，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你冲破封建家庭的铁链枷锁，东山高等小学一定要争取考上，在这个学堂读书，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来说，最有教育意义。我们在学校里，还能经常读到一些进步的书刊、报纸，早一些了解到全国所爆发的工人运动、农民起义，学生声援工人、农民运动等事情。
陈赓大哥的话牢牢地铭记在谭政的心中，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向陈赓大哥那样，到东山高等小学去接受新的知识。
转眼三年的私塾结束了，谭政再三恳求父亲准许他投考东山学堂，谭润区还是不予答应。
谭政只好又回到了楠竹村的家里，可这时的谭政已经接受了挽救危亡中华民族思想的影响，封建的家庭气氛让他感到压抑，好在三年的陈家生活，他早已喜欢上了陈赓的四妹秋菊了，便委托陈赓的小弟为他俩通风报信，排忧解愁。秋菊在信中告诉他，陈赓大哥不能容忍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践踏，毅然报名当兵，大哥很关心他考取东山高小之事，当兵离开学校的时候，还托付东山高小的党老师，为他办理报考东山高小的手续。
3.毅然报考黄埔投身革命。谭政意识到这是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最好机会，便以绝食为抗争，谭润区迫于无奈，为了能将儿子的心栓在家里，便将秋菊娶到谭家，成为控制儿子的最后砝码。
谭政就读东山高小期间，陈赓已成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多次写信鼓励谭政：“救中国，不能光靠政治斗争。因为，我们的敌人是有枪杆子的，要想革命成功，革命的人民还得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谭政在陈赓的影响下，又在东山高小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毕业后，他毅然写信给陈赓，要求报考黄埔军校，参加革命斗争。
1955年9月，陈赓和谭政同时成为共和国大将。
二、陈家牧童—卢冬生司令员
1.革命军中喜相逢。卢冬生是陈赓儿时的小伙伴，比陈赓小五岁，出生在一户佃农家里，刚满七岁时，就来到陈赓家里当牧童。陈赓没有把冬生看作是仆人，而是待冬生亲如兄弟。1916年，陈赓离家投军，第二年，冬生就离开了陈家，到湘谭一家工厂当徒工，在那里经历了8年牛马不如的困苦生活，使他明白改变这受苦的命运，只有像陈赓大哥那样，去参加革命。
1925年农历正月，卢冬生效法陈赓的行动，悄悄跑到衡阳，投入唐生智的湘军第四师当兵。这个部队在第二年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卢冬生随部队作战到达武汉时，竟意外地碰到了被派到唐生智军特务营当营长的陈赓，成为同一条战壕里生死与共的战友。
2.患难与共见真情。南昌起义枪声打响后，卢冬生跟着在贺龙部队当营长的陈赓，一路向广东进发。在会昌附近，陈赓带领第一营与敌人正面激战，接连攻下敌人三个山头，但是，担任两翼攻击的部队因走错了路，没有按时到达指定阵地，使陈赓的部队孤军奋战，伤亡较重。
陈赓为掩护部队撤退，走在队伍的最后，疯狂的敌人，用机枪扫射，一梭子子弹打在陈赓的左腿上，膝盖筋和脚腕骨两处断裂，鲜血染红了草地和田沟里的水，陈赓昏死过去。这时，一直跟随陈赓左右的卢冬生非常焦急，他轻轻地摇动着陈赓说：“营长，我扶你走。”陈赓说，不行，敌人马上就要追上来了，我走不动，你快跑吧！冬生坚决不走，执意搀扶陈赓，被陈赓狠狠地推了一把；“快走！”敌人越来越近，卢冬生便躲进附近的一堆草丛中。
敌人为了不放过一个活人，就用枪翻动着每一具尸体，陈赓佯装死人，被敌人狠狠地踹上一脚。几个小时过去，又一批人马来了，陈赓的腰上又挨了一枪托子，他偷偷睁眼一看，是起义部队的人，赶快喊：“我是自己人”！这时，卢冬生从草堆里站出来，说：“我来证明，他是我们的营长”。于是，这些士兵，带着他们俩人，来到了会昌指挥部，见到了他们最想见的周恩来同志。因陈赓的伤势过重，不能随部队一同行动，就由卢冬生一直陪伴他，途经福建汀州、广东汕头、香港，一路历尽艰辛，躲过了敌人无数次的盘问、搜捕，卢冬生就这样，机智、勇敢、忠心耿耿地带着陈赓这个随时都能被敌人发现而又不能动弹的枪伤患者，由香港乘船安全地回到了上海。
3.屡建功勋身先死。在卢冬生精心看护下，陈赓回到了上海的家。一天，周恩来来到了陈赓的住处，陈赓夫妇和卢冬生都非常兴奋和激动，周恩来简要分析了我党面临的严峻形势，指示卢冬生护送贺龙和周逸群回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卢冬生执行新的任务要离开朝夕相处的陈赓大哥，有些难过和依依不舍。陈赓说，从感情上说，我真不愿意你走。可要留你，我怕会耽误你。你跟着贺军长、逸群去闯吧。只要咱俩不翘辫子，还会有见面的一天。将来你要带兵，有机会，你要争取补习文化，上上学。尤其要锻炼说话，口才是成大事必备的条件。这也算是我临别对你说的话。受周恩来的委托，陈赓和妻子王根英作了卢冬生的入党介绍人，实现了他多年的美好愿望。
卢冬生牢记陈赓的嘱托，在革命斗争中注意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领导才能和工作能力，在红军中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和师政治委员，转战湘鄂边和洪湖地区，成为开辟湘鄂西苏区先驱者之一。红军长征时，他担任了红军第四师师长；抗战初期，任三五八旅旅长即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3月，被党组织选派赴苏留学，进入伏龙芝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1945年9月回国，任东北松东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成为我军优秀的军事将领。不幸于同年12月14日牺牲，年仅37岁，为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评彭林刘徐粟五大将帅
将才难得，自古皆然。我军自南昌建军，征战二十六年，其间强将悍卒尽多，然而真正的军事家，应以彭林刘徐粟为最。
一，林粟。我们先谈林粟。这是两个很有些类似的名将。一样的善于出奇制胜，一样的爱惜军力，一样的早谢秃顶，一样的伤病缠身。
1.林彪。林的指挥特点是稳准细快变，其中这个准和细字拿捏的无人能比。这表现在战术培养总结和战役指挥两个方面。
平型关伏击战布局谋篇严谨有效，地形兵力时机部署天衣无缝，面对从未交手的日军，115师连预备队也没用上，就结束战斗。同为将才的韩先楚就是这个不幸的预备队长，打完仗后满怀崇敬心情参观了林的战役部署，对林狠毒准确的眼光佩服的五体投地。
内战中秀水河子战斗，林彪在发起战斗之前，亲自干预调整两个突击团的次序，使突破非常顺利。作为几十万大军统帅，千头万绪中能抓住重点具体部署，这是多末的准确细腻。
衡宝战役四野本来猛追，可是发现国军好像在下套，赶快撤退，可是135师插的太猛，孤悬敌后，本来有被歼的危险，林彪却准确地看到了实情的另一面，那就是敌人的退路也被135师切断了，于是一个电报命令135师直接听从四野总部指挥，当时的丁盛欢喜若狂：发了，这下林总知道我了。于是打出了刘伯承称赞的腰斩七军。这个战例集中体现了林彪指挥风格，他快速准确地抓住整个战役的关键点，细致部署，果断变化，赢得全胜。
林还善于培养部下和部队的战术水平，自己是强将，部下是精兵。林老师最了不起的是因材施教，当时部下大多是粗人，象黄永胜这种击鼓杀敌鸣金嫖妓的不是一个两个，可是林总结的战术原则简单易行，朗朗上口，这样黄永胜之流也可以在娱乐之余，学有余力。估计本论坛的很多同学如果听个半小时也知道怎模打群架了，不就是三猛战术一点两面四组一队三快一慢。这也是快与准的另一种体现。
林对部队作风的强调，是共军建军的宝贵财富。林的部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独特的作风。比如十七师（128）善于攻坚，127师大哥风范，116师（5师）主动专断，121师顽强稳健，113师奔袭突击等。四野部队作风独特，许和尚后来越战中指挥就很不适应，打了半天，这些家伙没什莫请示报告，闷声不响发大财。其实是四野部队习惯于临机专断，怎模对战局有利怎模打，理解上级总的意图，根据战局变化自己变化。比如三十八军在朝鲜二次战役穿插中一直无线电静默，直到穿插到点，才开机请求指示，结果传下来的命令还走样，幸亏113师聪明，自己猜出了正确的意图就去干了，多牛！
2.粟裕。转来谈粟裕，粟裕和林彪的遭遇不同，林彪一直是毛的爱将，甚至毛曾经讲过我搞了几十年军事，就培养出了个林彪，谁敢抢他我拼命之类的话。林彪从一个连长上井冈山，二十八岁已经是军团长，指挥主力嫡系一军团。井冈山年代粟裕也是警卫连长，后来升任十军团参谋长，结果几乎全军覆没，从此粟裕打了两年游击，也从毛泽东的视野中消失了十多年，直到四八年才重新见面。所以粟裕不仅一直只能指挥非正规的小部队，还必须自己解决根据地粮草等问题，没想到解放战争爆发，粟裕从苏中七战七捷开始爆发小宇宙，直到淮海决战，横扫华东。
粟裕由于长期与优势敌人在不利地形中战斗，他的指挥风格相对于林彪，就多了一个险字，是险，准，狠，而且一个险字贯穿其他，可以说险中有准，险准求狠。这险可不是贬义词。林彪也说过，打仗不能追求100%，那样就没仗打了，一般有70%-80%就绝对要干。这个跑到粟裕这里，有的只要五成把握也打了，也赢了，所以林称赞为神仙仗。
很多人说粟裕指挥的战役伤亡重，失败次数多，这是典型的外行看法，国军一向以山东为重点，而华东中原战区地形多平原丘陵，粟裕每次进行战役都不得不面对重兵援军，在平原地带部署阻击，以至于经常是打援阻击兵力大于突击歼敌兵力。粟裕面对的国军如十一师，桂军七军，四十八师，黄柏涛部等善于防御作战，只要给一天时间，地堡壕沟防御体系立刻完成。
林彪所在的东北一向是共军兵力占优，而且地广兵稀，共军可以发挥穿插突袭的本领，在国军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偷袭得手。其面对的对手多为缅甸远征军系统，善攻不善守，新一军新六军主动起来像条龙，被动起来像条虫。林彪经常以优势兵力野战运动歼敌，所以伤亡小。
粟裕的险也是建立在准上面的，而粟裕的准和林彪的有些不同，这个准体现在对时间空间敌情的计算上面。孟良崮战役共军二十万包围七十四师三万人，国军援军三十万又包围共军二十万，打到后面，谁也不知道谁先死，华野总部很多人不知所措，粟裕好像一个精算师，一席话定下了决心，他准确地算出根据国军各路援军的位置，他们需要多长时间突破阻击（说到这里，当时的华野参谋长应该是陈士渠，毛的嫡系，关键时刻没看到他尽参谋长的本分）。华野根据粟的计算下达死命令，限期歼灭七十四师，刀也摆出来了，执行命令不力者纪律制裁。
这种在几十万大军纠缠不休的时刻，能科学计算而下决心的，国共双方就是粟裕了。反观新开岭战役，四纵攻击不利，敌人援军齐集，在四纵指挥部战与撤两种意见争持不下，韩先楚大怒曰，要走你们走，把部队留下。这话勇则勇矣，却没有粟大将那种科学准确地说服力，可见韩靠感觉，粟靠算计，还是有水平差距的。正是由于粟裕算得有理，那些陈士渠，许是友之流的反对派们在这个关键时刻也配合工作，不然敌人攻于外，悍将不服于内，这个仗没法打。
粟裕的险还在于他在重大时刻敢于对内部的压力坚持真理。
孟良崮战役前，许是友直接骂粟裕：你们当官的一张嘴，我们要靠两条腿走的。其实弱势的军队就要靠机动能力。林彪在东北当时也是逼着各部队赛跑。许和尚无知者无畏，这个狡猾的人欺负粟裕陈毅不是毛嫡系才敢炸刺，换了林罗早把它送回少林寺了。
豫东战役前，毛让粟裕组织部队南渡，学习刘邓大跃进，陈毅傻不愣等地答应了。粟裕却顶了回去，坚持和中野留在江北，结果才有了淮海战役。逼毛改变战略决心，举世唯粟裕一人而已。公道地说，刘伯承是粟裕的粉丝，在这件事情上，刘坚决支持粟。可惜刘的小弟邓和刘不一样，后来在淮海战役由于指挥权问题和粟裕结下梁子，后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军人的刘伯承和主要作为政治家的邓的区别。
粟裕的险还在于和林彪不同，他没有机会强军扩军，当时粟裕指挥的部队来源复杂，有山东115师山头，浙南新四军，苏北游击队等，还有两广，皮旅，其中的山东部队是大头，连陈毅也不一定搞得定。粟裕不可能像林彪，按照自己的思路训练部队培养战术作风，而且东北国军由于兵力不足，没有推进到松花江北，给了林彪扩军练军时间。粟裕一直处在国军重点进攻下，还有中央的乱指挥如七月分兵，所以粟裕只能是手头有什莫部队就打什莫仗，基本上靠个人指挥天才打。比较林粟这方面的情况好象比较ibm的郭士纳和苹果的乔布斯，后者完全依靠个人才智支撑公司，前者依靠整体制度和力量。
所以粟裕指挥特色中的险字很了不起，值得研究。从林粟的成长过程来看，林不折不扣是毛的好学生，粟是个自学成才的人物，林欠毛的，毛欠粟的。
林对粟有些惺惺相惜的意思，后来粟是林比较愿意说话的人，经常交流下战役指挥，林常问粟这个仗怎莫下的决心，那个仗为什莫那末打等等。
林粟对自己的部队均很爱惜。林培养他们的战术素养，整体作风，象带孩子一样，粟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他曾经对夫人说：（打仗）能不死的，就一个不要让他死掉。而粟本人勇敢无畏，左手中弹残废，死后脑中烧出三个弹片。这两个人一个从总体上爱护培养部队，一个用自己的才能，尽量保证每个士兵的生命，所以其部下也对之崇敬有加。（许和尚不算在内，他不是普通士兵。）
总之，这两个人个性类似，成长过程截然不同，林彪善于制造利用优势局面，而且发现速胜大胜的关键点，粟裕则是胜利只向险中求，对局面的计算能力和科学预见高人一等。林彪是快刀之迎风一刀斩，粟裕是短剑中的天外飞仙。
二，彭刘。如果说林粟是共军最出色的战地指挥官，彭刘两位则是既精通战役级别的指挥，又具有战略全局能力的人。我上面说过，粟裕是唯一一个以战地指挥官身份迫使毛泽东收回成议的人，而彭德怀和刘伯承则一直被毛认为对等的军事家。毛是林的师傅，粟的老板，可是彭刘是毛的合伙股东。
1.彭德怀。彭指挥风格勇狠刁，由于长期在总司令部级别工作，战役战斗指挥中经常着眼于全局，这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多年的战争经验使彭具备了常人难比的老将素质，这是警觉而坚强，顽固而善变，勇猛而狡猾，虎和狐狸集于一身，林彪没有他的大气，粟裕没有他的威望，刘伯承没有他的实效，徐向前各方面可以和他匹敌，但是河西败军，战绩不如他。
彭德怀最值得称道的，是勇字，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彭德怀五德具备，勇字当头，不得了。
彭刘交恶。彭刘和朱德均为黄埔前军事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朱德加入共产党是因为在欧洲成为周恩来等人的忘年交，刘是在大革命北伐中接受新潮思想，彭德怀是自学成材的同志。此三人在旧军队做到旅团级长官。
不同的是，刘后来去苏联镀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海龟。刘是中共特意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当毛在江西受到排挤，曾经向中央要求派刘伯承这样懂军事的人去代替他主持大局。而当中央转移到江西，立刻把红军的指挥权交到刘伯承的手里，任命他为红军总参谋长，他当时和朱德李德周恩来一起，是军事方面的实际指挥者。
彭德怀则是拉着自己的部队找毛入伙的，而且由于他的军事才能和部队基础，成为和林彪并肩的战地司令官，彭的三军团与毛嫡系一军团是江西红军主力，一军团原来主要来自朱德的南昌起义残余部队，后来被毛串通林彪架空朱德，林其实是毛的学生职业经理人而已，所以彭在军中的位置实际上在林之上，和朱毛并肩。不过彭在党内的位置就比毛差远了，毛毕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有原始股。
这从长征后的职位看得出来，由于一方面军只剩七千人，红三军团被并入一军团，而彭德怀升任红军副总司令，负责实际上的军事指挥。当时林彪成了红军大学校长。红军整编八路军后，彭德怀为副司令，长期实际指挥军事，林彪是115师师长。所以论资历彭高林彪一级，仅次于朱德。
本篇把彭刘放在一起写，是因为这两个老头一生的纠葛，老彭一直看老刘不顺眼，上面说了，刘伯承既是中国军事教育的成果，也是海龟，随着博古等人的中央来到瑞金后，全面夺了毛的权，彭德怀由于属于独立董事，有自己的部队，还保留下来一起做生意。不过就象当今学术界土洋博士相互看不起一样，彭与刘的冲突不可避免。刘受到的军事教育均为正规化的，彭在这一点上和毛臭味相投，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是实践大师，邓小平后来的猫论对彭毛来说实在是小儿科。
五次围剿期间，三军团首当其冲，伤亡惨重，彭德怀当面大骂李德崽卖爷田，伍修权好意没有翻译过去，彭德怀还非让杨尚昆再说一遍，真是个故意惹事的祖宗。幸好当时党内很有势力的张闻天也在和博古较劲，帮了老彭一把，不然彭当时就挂了。
而这个时候正是刘伯承第一次在红军中亮相的时候，以刘的苏联背景，彭愤青估计也把刘放到李德一派去了，这两个人党内派别不一样，自然搞不到一块去。
实际上刘伯承对政治恐怕还没有彭那末热衷，他是个很有职业素质的军人。不管党内哪一派得势，技术专家总是需要的。所以刘伯承被王明，张国焘，毛泽东等人分别赏识任用，再次说明了知识就是饭碗。
不过彭德怀本人也是专家，他对刘伯承的一些军事理论有些同行相轻的意思。刘很多时候的机动处置，被彭德怀认为是软弱的表现。而刘在正规化方面的努力，被彭认为教条不实用。
从后来两人交恶的例子可以看出来。抗战百团大战，日军一个大队潜入根据地腹地关家垴，彭死令129师全歼该敌。刘伯承由于地形不利，部队死伤严重意图放弃，彭居然说要取消129师番号，这明显是老头斗气的说法，别说刘伯承受不了，毛泽东也不干呀。当时徐向前刚好也从山东赴延安公干，目睹了自己红四部下受辱，老彭真是打狗带骂主人，实在伤众。
还没完，抗美援朝五次战役，来自刘伯承二野系统的王近山兵团损失180师，彭大骂韦杰（六十军军长）之余，挖苦刘伯承说：刘伯承的部队不是最讲战术的吗？怎莫打成这样？还和兵团代司令王近山演出了少见的将帅对骂，王也不客气，直接骂彭不会指挥，打仗像赶羊。
终于，这两个老头的争端以彭德怀发动的反教条主义结束，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的一套被彻底批倒，刘被迫在全军高干会议上作检讨。
纵观彭刘二人的争议，一直表现为彭对刘的无端攻击，我觉得根本还是因为刘在军队中的亮相来源于非建军派系，完全是通过王明一派空降到指挥体系内的，其政治上的派别已经消失，所以彭有恃无恐，另外彭的特点类似关羽，对高级干部严，对下层官兵慈，并且彭刘军事见解不同，故此彭有个机会就要向刘生事。
彭门三板斧。如果说林彪的指挥象迎风一刀斩，粟裕好像天外飞仙的短剑版，那末彭德怀的战法类似三板斧下瓦岗，彭的计算没有粟裕准确，收盘没有林彪细腻，但是大胆猛烈刁钻凶狠就有过之无不及了。彭指挥兵团军师级别战斗战役得心应手，伏击战打得不次于林彪，直罗镇，青化砭、洋马河每战必胜，而强击则似乎还胜过林彪，从攻打长沙开始到强攻兰州收尾。
彭对部队的使用一向是斩尽杀绝的，反正三军团没有了，后来他用的也是别人的本钱。抗日战争关家垴使的是129师和决死纵队，解放战争打得是贺龙的二方面军，抗美援朝早期拼的是四野三野。
彭德怀的指挥杰作之一是西北战场的宜川战役和沙家店战役，在宜川战役中他准确地从敌人可能来袭的三条道路中选出了一条，周密部署后，一举全歼，毙敌主将。这一场战役从策划到实行到对全局的影响，都是共军几十年战争经验的集中经典体现，虽然比林彪粟裕的大战其复杂程度不同，但是宜川却集中体现了机动穿插，围城打援，伏击，斩断，歼灭战这些共军战术的精华，是典型的老将名战。
沙家店战役更是在一个新败之后在狭小空间中死里求生，毛泽东从此后才敢用真名实姓。
彭的战役部署决心实施从头到尾演示出一个三十年老兵的老辣风格，这与林彪的毒、粟裕的险相比，又是另一重天。刀易缺，剑易折，遇到斧头，算你倒霉。
抗美援朝的二次战役，先示弱，后分割，猛插猛打，从战役层面到战略层面到处牵着麦克阿瑟的鼻子走，彭老头耍麦老头，在朝鲜这个东西不过三百公里宽的半岛上，通过南北山间孔道完成穿插机动，昼夜行军二百里，这个纪录美军机械化部队在沙漠平地上也没打破，二次战役精彩纷呈，是彭德怀的光荣，也是中国陆军的光荣。从此后，连斯大林元帅也称彭德怀为出色统帅，后来把和彭闹意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赶走。
所以彭的战役指挥，有一种无坚不摧的勇猛势头，更难得的是他粗中有细，多年的战争经验使得他对危险有着出色的直觉，朝鲜战争三次战役，他顶着苏联北韩的压力，点到为止，没有中李奇微的圈套。一次战役，迅速修改阵地防御为遭遇战，这就是老将的经验。
但是彭的缺点，一是对部队特点掌握不好。由于彭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经常使用别人的家底，造成他不了解各部队作风，所以表现出五次战役的混乱，不擅长外线作战的二野损失了180师。还有西府战役也是有部队没有完成阻击任务导致崩盘。
二是没有完善参谋机构的功能，过于依靠本人的经验，志愿军总部是个兵团司令部改的，二次战役中就没有照顾到九兵团的指挥和后勤，弄得冻死冻伤一大堆。五次战役新调来的二野和华北部队一上战场就没有全局控制了，活像赶集。
然而彭还是能做到不断改进，后来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对军队的指挥后勤装备等建设作了很大革新，彭主持的中国军队是最强的时期。而彭本人，作为中华五千年中唯一一个曾经成功对抗世界首强的中国军队统帅，成为比迹徐达的牛人。
2.刘伯承。刘家霸王鞭。刘的来历前面有了交代，这个海龟元帅在军事理论教育方面是共军的头把。林彪教人打仗，刘伯承连蛋蛋也帮部下安，挺进大别山，刘邓特别开了个安卵子大会，给部下打气（估计林彪知道黄永胜之流男性特征明显，不必如此）。
刘伯承战绩骄人，红军长征一路上他指挥开路先锋，巧渡金沙江是他，安全经过彝族区靠他，安顺场还是他。晚年刘伯承失忆，只记得长征的事情，朱德叹息道：那都是他在前头指挥的。
张国焘是刘伯承的大粉丝。毛张翻脸，朱德刘伯承随五军团留在了四方面军。张国焘厌恶毛的游击习气，可是对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佩服有加，让刘开学堂，给四方面军高干上课，结果还有个军长不服，被刘张批评后跳江自尽，死的莫名其妙。看来刘伯承的教育方法也有一定问题，不然怎莫会上个课也弄死人？还好张家长开通，想当军长的有的是，提一个就是了。
再后来四方面军西路军失败，八路军129师由四方面军部队整合而来，徐向前作为原总指挥本来是师长当然人选，可是他刚要饭回来，败军之将，刘伯承在四方面军期间和大家很熟，又是海龟，又是校长，又是四方面军之父张总的好朋友。毛就把怨气冲天的四方面军交给伯承。这下刘可发了。归根结底，刘伯承要感谢张国焘给他人脉和机会，而张的班底也被刘基本接收，后来形成二野人马。
不过刘伯承打鬼子是把好手，神头岭长乐村响堂铺阳逻堡全是129师的杰作，386旅屡次伏击成功，后来旅长陈赓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找刘头交心，说：老大，咱们能不能下次换个打法。老刘一挥手：不用，打鬼子就这一招够了，他们笨！于是386旅重复重复再重复地伏击鬼子，把日本人打毛了，组织了一个部队，打着标语：专打386旅。实诚的鬼子每次追到八路就用大喇叭问，是不是386旅的，如果不是就不打了。
刘伯承为人规矩，打仗讲究战术，有的时候少了霸气和狠劲，不过他手下四方面军原部队正好硬得出奇，所以主帅不足部下补，刘伯承和部下互为师友，他的人缘在军队中好的出奇，129师著名的王疯子王近山，战场奇才，讨了个美女韩岫岩，对老婆不知道怎莫疼好了，给她两头牲口驮行李，这在当时违反规定，好多人反映，刘伯承闭一只眼不管（他就一只眼），所以部队里歌谣，刘师长，一只眼，看不见，韩岫岩。
刘伯承知道王疯子将才难得，不计较小节，后来王近山中将和重庆小姨子搞上了，这时候他的领导把他打发到农场。天下男人无不扼腕。还是刘师长好呀。
解放战争初期，刘伯承终于发挥特长，抢先把各地的游击队组编成大兵团，十战十捷，打了个痛快。后来就是毛强令挺进大别山，这时候刘就不如粟裕了，刘伯承有长者风范，有职业操守，有军事才能，不过面对毛，少了粟裕的独立见解和彭的操娘精神，好好的一支二野，搞得在大别山东躲西藏，让白崇禧当兔子打，不过刘伯承吃亏长见识，在关键时刻支持粟裕，把毛的南渡顶了回去，说明刘有着高尚的人格，我对这点特别特别佩服。
刘伯承指挥得以充分发挥还是进军大西南的最后一仗，他调度大军，迂回包抄，在复杂地形下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不给对手任何翻盘机会。有的人说这时候国民党已经溃不成军，不过你看看四野在青树坪吃了多大的亏！刘伯承后来歼灭的有国军的嫡系预备队，在四川那种复杂地区，死地众多，二野以大军机动，很不容易。
刘伯承的战役策划以巧妙著名，曾经在同一地点多次设伏，打得鬼子伏贴，刘幸运的是有四方面军的一批悍将执行他的策划，这种兵将相知和谐也少有，刘伯承的学者风度和智者风范是他成功的源泉。
这位虎将，好像霸王鞭，绕来绕去地绞死拍死敌人。
三，徐向前。说到徐向前，就不能不让人感慨命运的无常，这是又一个在正确的时候遇到了错误的人的名将。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山西人，是林彪的师哥，黄埔一期的，在北伐军中做到团级干部，徐向前的名字改的好，越是硬仗越向前。
徐向前的发迹和张国焘分不开。四方面军起家的时候徐和张均没有参与，他们都是中央后来派到鄂豫皖的，张国焘到了先开展政治斗争，把原来的大头目搞死。
最好笑的是杀徐向前校友许继慎，先是在党的会议上指责许继慎乱搞寡妇，老张也真做的出，这要是放林彪那里，什莫高岗，钟伟，黄永胜就没活路了，还不得一个个阉了。可怜许继慎，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为这点事情丢了脸被贬，后来张国焘的铁哥们陈昌浩带头，在许继慎住处搜到国民党策反文件，结果严刑拷打，然后砍头。估计无论谁，被这样搜一下子也逃不过死的。
许继慎死后，四方面军总要有人主持军事，于是外来户，军事专业的徐向前被张国焘看重，从此成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时也运也。
张国焘不愧北大学生，有文化的人就是有眼光。徐向前在共军中的地位威望能力牛的一塌糊涂。四方面军精兵猛将层出不穷，什么陈锡联、许士友、王近山、韩先楚、刘震全是徐的手下或手下的手下的手下。
现在很多人提高徐向前，贬低张国焘、陈昌浩，说徐向前要和他们斗争才能打胜仗，这属于胡扯。张国焘党内资格和毛泽东一样老，还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嫡系弟子，这种靠山求也求不来。而且许继慎那样强人还被老张砍了，徐向前斗个屁呀。
再说陈昌浩也不白给，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人就属他最能干。共军第一次用飞机作战就是他，一只手用枪逼着俘虏的国军飞行员，一只手扔土炸弹。这样勇敢有创意，难怪二十多岁就是方面军政委了。
还搞了个女学生老婆张琴秋。这个张琴秋也是共军妇女干部级别最高的，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人家革命嫁人两不误，据我所知，她短短几年嫁过矛盾他哥、陈昌浩、九军长孙某某……
嘻嘻，回来说徐向前，倒是有一件事情说明他性格。在四方面军时老婆程训宣被肃反，后来解放后，徐对程的母亲毕恭毕敬，瞒着老太婆说程还活着，为老太婆养老送终。这说明徐本质上是个好人，但是……
徐的指挥特点就是硬精猛，我总觉得他的兵法象铁锤，就算对手是铁打的，遇到徐向前也是遇到了打铁的。
徐向前不仅把敌人当铁打，把自己部下也当铁练。很多名将名军在他手下成才。许和尚一辈子耍大刀，最得意的就是万源保卫战，那只是徐向前反六路围剿战役的一部分。这次战役，许和尚所部多次进行师旅级别的白刃战，体现了四方面军的硬和狠的风格。林彪喜爱敢于刺刀见红的部队，人家四方面军个个敢于大刀见红。
这种杀气后来一样带到了129师，阳逻堡机场上，四方面军后代的一个连变成了恐怖分子，用手榴弹与日军的几十架飞机共同毁灭，这样硬气的部队是陈锡联指挥的，是徐向前、陈昌浩造就的。
由于政治后台垮了，也由于西路军之败，徐向前多年被雪藏，然而四方面军的部下却在抗日战场越战越勇，终于在解放战争初期，徐向前迎来了难得的机会，陈毅在华东搞不定，粟裕不肯北撤，毛准备派徐收拾山东残局。可惜战局突变，七十四师偷袭两淮得手，陈士渠打小报告逼陈粟回师山东。刚好粟裕正在才华横溢期，于是鲁南大捷，陈毅从此有了粟裕负责战役指挥，徐就没有必要去山东了。
刚好陈赓兵团调出山西，留下地方部队老弱残兵，毛顺手把徐向前打发去干个军长的活。人家老徐随手挥洒，把老乡阎锡山逼进了绝路，尤其让人佩服的是别的野战军为了学习攻坚战付出惨重代价，比如林彪兵败四平，聂荣臻惨败大同（后来为了攻打石家庄还请朱德去号脉），可是徐向前克下运城，攻临汾一路凯歌，记住，徐向前的土八路可不像林彪，能用烧酒向老毛子换大炮，这些战绩靠的土工作业，老鼠打洞。要是换了李鸿章，肯定要说没有装备咱们避战保命吧，徐向前不仅打了而且胜了。
练罢林总的大难题攻坚战，回到运动战中，徐向前就像乐队指挥来到大剧院一样从容，晋中战役前共军内部自己评估能消灭个两三万敌人不错了，徐向前对这种砸自己牌子的看法嗤之以鼻，他可是运动战的老祖宗，于是徐总定下目标：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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