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宪,夏立军,冯奎,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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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赋能发展试读：
前言
中国资本市场自1990年正式设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果善加利用，资本市场与经济发展将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个城市上市公司的数据，反映这个城市的资本活力，进而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视角。编制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撰写本书的想法，就是在这个考虑下产生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由三个分项指数、五个指标组成。它们分别是：规模指数，由两个指标组成，即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市值；效率指数，由两个指标组成，即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结构指数，一个指标，即上市公司产业新兴度。在城市资本活力指数中，三个分项指数——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权重分别是50%、25%和25%。其中，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市值在规模指数中各占1/3和2/3的权重，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在效率指数中各占1/3和2/3的权重。结构指数反映的是某城市所有上市公司的产业新兴度均值，用该城市各上市公司所在行业MB（行业总市值除以行业净资产总和）的市值加权平均值度量。最后，对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排名进行加权求和，产生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总得分。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有三个特点：第一，指标简洁。现在看到的很多指数，指标数量众多，生恐有所遗漏。其实，指数能否揭示反映对象的本质，是靠指标的信息量，而不是靠指标数量。比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反映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仅用了四个指标，其中一个指标是“出生时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涉及安全、营养、医疗、环境等诸多方面，信息量之大，不难想见。第二，数据全面、可靠。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既覆盖了一个城市拥有的境内上市公司，又基本覆盖了其拥有的境外上市公司，数据全面。同时，上市公司的数据是公开发布的，其真实性受到较为严格的审计和监管。在可获得的前提下，数据相对公正，进而保证了指数的质量。第三，视角独特。中国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用微观数据揭示和反映城市化、城市创新和城市竞争力等宏观问题，是极富创意的工作，具有创新价值。我们现在从城市层级（规模）和区域两个方面，编制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可以涵盖一线城市和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包括副省级省会市和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包括地级的省会市和其他地级市；县级城市。同时，还有三个按区域编制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长三角、粤港澳和京津冀）。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发布了粤港澳城市资本活力指数、长三角县域资本活力指数和中国地级市资本活力指数。我们还将利用各种机会发布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在当下城市间竞争的格局下，一个城市总觉得自己少了几家上市公司。一个城市上市公司的状况，直接反映城市的资本活力，更为根本地说，它可以反映这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这一方面是由上市公司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代表的特定角度，是城市创新能力带来的竞争力和增长潜力的写照。现在，无论在哪个板上市的公司，如果没有一定的创新能力，都是无法“登陆”的，也是无法持续发展的。从经济活动的视角看，城市一个普遍性的“痛点”就是创新能力不足、不强。即便是旧金山和深圳，它们仍然会因此感到困惑，需要不断地奋发有为。创新能力的最终表现，以及城市间可比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上市公司。唯愿“中国城市资本活力指数”产生合理的激励，使资本对城市赋能，使城市在创新驱动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持续前行。有人说，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在于它有什么样的历史，而在于它有什么样的公司。本书用数据诠释了这句话。第一章 中国城市资本活力研究报告一、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背景意义自资本主义兴起至今，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逐步成为资本、技术、人口、文化的会聚之地。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东京、首尔等一批城市，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也逐步成为经济要素、科技文化的创造和聚集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形态、产业结构、人口分布和社会运行方式，也奠定了城市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竞争，促进了各种要素的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成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城市间竞争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其中资本活力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资本活力的高低反映着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创新能力以及吸引力。资本活力高的城市，能够有效而快速地借助资本流动，形成对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虹吸效应，有力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反之，资本活力低的城市，则对资本、人口等要素吸引力不足，难以产生集聚效应，从而拖累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构建了城市资本活力指数。课题组通过对比几种主流的区域经济和营商环境的分析工具，分析各自的优劣，最终选择用资本活力指标体系评估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为城市的准确定位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也是对已有城市竞争力评估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准确理解和评估相关政策措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情况的影响，构建科学、客观的评估体系，将有助于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并促使区域战略顺利推进。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研究，主要以Compustat、Wind、同花顺、交易所、统计年鉴等为数据来源，以注册在各地区的深沪上市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海外主要交易所上市企业为具体观察样本，从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总市值、产业新兴度、人均上市公司数量、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五个指标出发，进一步认识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营商环境的变化。基于对城市资本活力的系统性分析，有助于深刻认识城市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困境，从而为城市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一）资本活力研究的时代背景1.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城市是以从事非农业活动为主要内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形成的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域，是现代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集中地，是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中心，在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城市主要形成了以下特征：第一，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域，它是随着人类社会大分工和生产力发展产生的，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第二，城市以从事非农业活动为主，是工业基地和第三产业的集中地；第三，城市是一个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中心，城市遵循上述功能对地区发展起主导作用。城市的兴起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相脱离，传统的生产活动打破地域空间的限制，为城市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最初，“城”和“市”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城”是指在一定地域上为抵御外来入侵围起来的墙垣，是当时部落首领统治和构筑防御设施的中心。“市”则是商品流通的中心，进行交易的场所。但城与市之间需要相互补充，城和市的发展，使两者走向融合，“城”与“市”之间的融合，产生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并逐步成为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推动了世界向经济全球化、科技区域化的方向发展。城市具有了多重属性：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创造者与消费者。全球GDP的绝大部分来自城市，并承载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是一个地区与国家进行商品交易、科技协助、文化交流等的重要窗口。经济的发展及其全球化给各个城市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各个城市要获得比其他城市更好的发展机会、发展空间、发展潜力，彼此之间就要对要素、资源、市场、人才等展开激烈的竞争与争夺。世界不再是分割与独立的，城市变成了多层次与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在城市这种复杂的系统中，每个层次和维度的功能都起到相应的作用，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伴随着城市复杂系统的不断调整与扩充，城市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内或一国之内，城市之间的融合深度和竞争激烈度也在加剧。因此，提升城市竞争度，不仅是为了应对全球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也是各级政府执政的重要目标。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各个城市在相互深度融合的同时，仍然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不同层次和维度上存在竞争。通过研究分析城市竞争力，我们可以清晰、客观地了解城市的发展现状、不足与优势，从而制定出确保发挥优势、克服劣势的最优策略，使城市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2.中国的经济变革与城市转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经历的几次变革都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及城市转型：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长期僵化的工业化力量开始聚焦新生力量；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更加明确和坚定，城乡、城市间工人、生产资料、技术的流动加速，城市的承载力迅速增加，工业化的加速快速推进了城市转型；2001年，我国加入WTO导致的第三次转型，加速了我国的国际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的升级转型，从而进一步带动了城市转型。通过经济转型推进的工业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又为工业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与信息化又促进了新型城镇化。因此，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工业化自然演化的结果，实现我国的新型工业化，是现代中国城市竞争力提高的出发点，也是中国城市竞争力提高的重要阶段性目标。不科学的工业化伴随的短期行为，带来了资源过度消耗、人口急剧膨胀、空气质量急剧下降等一系列“城市病”，这些粗放型的工业化发展模式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未来城市的发展，将引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注重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宜居性，把城市建设成人类理想家园作为追求目标。对此，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城市走上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城市在协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过程中，其竞争力显著提升，并逐渐发展成为企业全球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城市的竞争力将决定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3.城市竞争的加剧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兴起古代氏族之间为了抵御外来入侵围墙筑城，形成了城市雏形。经济社会越发展，城市间竞争越激烈。而城市的竞争力对城市内的各种经济行为主体产生重要的影响。城市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区域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等整个竞争体系的核心。中国要迈向现代化，拉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城市的现代化是前提，挖掘和培养城市竞争力是必由之路。因此，提高区域、城市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已得到广泛关注，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些许研究，但是目前才刚刚起步，并且从事这些研究的多为西方学者，多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所以存在很多理论缺陷，相关指标尚不全面、有效。发展中国家要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急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如何提高城市竞争力进行有益的探索。（二）资本活力研究的学术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改变了传统城市间的竞争条件，特别是全球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传统区位和政策优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逐步让位于资本、技术等要素。在此背景下，一个城市自身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与合作的主导性驱动力。当前，国内各主要城市发展速度较快，但部分城市在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过程中未能认清自身，对城市竞争力定位出现偏差，从而出现城市盲目追求规模的问题，以致出现了一批热衷于“摊大饼”的城市。这不仅偏离了顶层设计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线，也必然导致资源分配的低效率和城市发展量与质的背离。因此，对于城市竞争力的准确定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而这又迫切需要一套指标对城市竞争力进行精准定位。学术界致力于构建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总体上形成了以下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1）国际权威机构构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IMD）每年度围绕政府、开放程度、法律制度、金融、技术、管理、劳动和基础设施等八大要素建立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以需求条件、生产要素、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表现、企业结构、战略和政府作用、竞争对手以及机遇六大因素为核心，建立了用城市生产率量化城市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2）国内权威机构构建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倪鹏飞博士发布的系列丛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是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研究，该研究基于“弓弦箭模型”，重点考察资本、人力、科技、政府管理、基础设施等要素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这是目前国内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关注最多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通过梳理上述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发现，现有国内城市竞争力评价研究仍有待完善，诸如庞杂而又内生的评价指标体系没有侧重，难以体现各城市独特的发展潜力。因此，城市资本活力评价体系基于资本的研究视角，在强调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时，构建了由“三个分项指数、五个指标”组成的资本活力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在突出资本对于城市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将城市上市公司的数量、规模与市值作为重点考察内容，以城市资本活力度反映城市汇集资源的能力，以此作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评价指标。该指标不仅采用重点突出的方式简化了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而且是对已有研究的一大创新。这一指标体系的创立，可以为后继学术研究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发展的政策评价、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中观经济研究、城市与企业发展的微观经济研究以及相应的城市与社会人文发展研究，提供较为精准的评价基础。（三）资本活力研究的实践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给新型城镇化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高新技术应用于新产业与新经济，使资源利用率得到提升，减轻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给资源稀缺的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经济”也对城市提出了新的挑战，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投入和高素质的人才。随着传统工业没落，原本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工业城市正面临着经济衰退。各个城市面对不断变化的发展形式和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不得不重新定位城市发展。因此，城市对于自身发展潜力的系统认知，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战略选择。对于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研究，是以城市资本活力度来呈现城市的竞争力，具有较为深远的实践意义。（1）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研究有助于城市正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制定与之相应的发展战略，进而推动城市的快速、良性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当前我国信息化、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城市间的联系度显著增强，城市间的竞争愈发激烈。然而，许多城市对自己及相邻城市的定位存在一定偏差，不能正确认识自身所处的地位与区位、具备的劣势与优势、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结果导致各个城市之间的盲目与无序竞争，造成社会整体资源要素的浪费。城市间资源无法得到合理的整合，极大地限制了区域内各城市的功能互补与优势发挥。因此，基于对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研究，有助于城市精准定位，在明确自身及合作伙伴竞争优势后，制定有效的竞争与区域合作战略。（2）城市资本活力指数在作为城市竞争力分析工具的同时，也是国家了解城市发展现状的重要参考。对城市资本活力的研究有助于国家正确评价中国各城市的现状和发展潜力，及时了解各城市的发展动向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中国城市总体布局及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中国各城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以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3）城市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国家竞争和产业的国际竞争主要是通过城市的国际竞争实现的。因此，城市资本活力研究将城市上市公司的资本规模和效率纳入评价范围，有助于城市及时了解区域内上市公司数量、规模的变化。城市在准确定位中参与国际竞争，有助于中国产业以及整个国家明确自身在国际竞争与国际分工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二、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框架体系（一）理论基础与设计理念城市资本活力研究主要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创新优势理论、要素流动理论以及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建构了涵盖资本规模、效率、产业结构等五项指标的评估体系，以此衡量城市的竞争优势、发展要素以及经济增长规律。城市通过分析自身的资本活力度，有助于对自身发展形成准确定位，在突出优势、克服劣势中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1.竞争优势理论在以实物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的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方面，其代表理论有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论、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马歇尔的集聚优势论以及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上述理论研究都认为竞争市场的本质是同质产品的竞争，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是产品成本。其中，李嘉图和亚当·斯密认为经济效率的不同主要导致产品成本的差异。马歇尔观察了企业集聚的现象，认为生产资料存在集聚的趋势，特别是在生产要素流动情况下，生产资料集聚效益更加显著，生产要素集聚更易于降低生产成本，进而达到提高产品竞争力的效果。俄林则从产品的投入要素间价格差异的角度探究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并表示产品生产的要素禀赋差异才是导致产品价格不同的主要原因。2.创新优势理论创新本意有三个，即改变、更新、创造新的东西。其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1912）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把创新定义为一种新的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结合。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实现新的均衡替代旧的均衡主要来自创新这种内部力量，创新引起经济发展和增长。二战后，创新理论逐渐往扩散理论方向发展，罗杰斯（1962）研究了众多创新扩散案例，考察了创新扩散的基本规律，认为扩散受创新特点、传播时间、传播渠道等因素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影响创新采纳率和扩散网络形成的原理，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创新要素更多，创新效应更大，创新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3.要素流动理论传统的要素理论认为，引起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威廉·配第（1662）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萨伊（1803）指出，土地、资本和劳动是创造价值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二战以后，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信息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库兹涅茨（1955）等人认识到技术、管理因素对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性，将它们与资本和劳动等同起来，形成了生产要素。全球化浪潮的发展使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生产要素流动的认识逐渐趋于细化。一方面，新的生产要素不断产生，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例如技术、管理、信息等非实体性要素从实体要素中脱颖而出，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惊人的驱动作用。另一方面，新的生产要素的出现，使原有要素的含义、构成、作用和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4.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以及如何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等根本问题。哈罗德（1939）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考察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又把经济增长理论系统化，这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兴起。索洛（1956）等人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劳动和资本都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劳动与资本可以相互替代；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及投入比，由利润率和工资率的相对变化来调节。罗默（1986）结合外部性、物质要素的收益递减性和知识、技术收益递增性这三个因素提出“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变化作为内生变量，把特殊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而使整个经济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卢卡斯（1988，1992）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结合起来并具体化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总的来说，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将知识、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引入经济增长评估模型，并将其作为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素收益递增、知识外溢等新思想，通过理解要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有助于充分挖掘城市的基础性要素，在优化要素组合的过程中，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此外，新经济增长率理论在关注内部效应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解释了各国和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新经济增长理论着眼于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摆脱了传统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和“劳动决定论”，有助于城市不断创新经济发展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二）设计原则与指标体系建构1.设计原则城市竞争力是综合的、系统的概念，是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能力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生产能力、居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环境质量等。因此单纯用一个指标很难反映城市的整体状态和水平，必须建构一个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是反映城市竞争力水平的主要尺度，指标体系建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直接影响到评价结果。对于城市资本活力指标体系设计，通常需要遵循以下几点原则。（1）科学性原则。选取的评价指标必须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城市竞争力的真实水平，每个指标的名称、解释、计算方法和分类都要规范。虽然指标选取得越多越能全面反映城市发展现状，但是过多的指标数据会增加运算过程和结论的误差，且很多指标描述和反映的都是同一个本质，所以选取的指标只要具有科学的代表性即可。（2）系统性原则。评价城市竞争力需要一个指标系统，包括若干个相互补充的子系统才能反映整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各个子系统的水平又需要若干指标项的相互作用来反映。因此，评价城市竞争力的指标选取需要遵循系统性原则，从全局出发，把握住系统的整体性，覆盖一个城市综合发展的各个方面，避免遗漏。（3）可比性原则。城市竞争力水平高低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在建构指标时应注意不同地方统计指标的含义、统计的范围和单位等。由于不同城市发展优势不同，所以在选取指标时应注意公平性，充分反映每个城市综合水平的同时，突出各城市优势项目。由于每个城市都在不断发展，所以有些指标的重要程度会因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需要注重评价指标的连贯性。（4）可操作性原则。选取可收集到的指标或是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可进行计算得到的指标，那些在理论上重要但实际操作中难以得到的指标尽量不予采用。尽量选用可以量化的指标，定性分析的指标尽量不采用，以增加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减少主观判断误差。（5）动态性原则。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个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力水平，但指标体系还应体现城市系统变化，体现城市在不同方面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对城市竞争力水平进行预测和指导，所以还应考虑选择一些对城市未来提升竞争力水平有重要作用的指标。2.指标体系构建“城市资本活力指数”基于Compustat、Wind、同花顺、统计年鉴等数据来源，以注册在各地区的内地上市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海外主要交易所上市企业为具体观察样本，通过五个指标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营商环境的变化，确保了评价数据的权威性、客观性、准确性和可得性。上市公司作为地方企业和行业中的龙头梯队，其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公开性更强，对地方就业、经济增长、社会福祉的影响更为深远，因而将其作为样本更具科学性。考察地区上市公司资本活力发展状况及历史演变，能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和营商环境状况有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知。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由三个分项指数、五个指标组成。它们分别是：规模指数，由两个指标组成，即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总市值；效率指数，由两个指标组成，即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结构指数，一个指标，即产业新兴度。城市资本活力指数中，三个分项指数——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权重分别是50%、25%和25%。其中，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总市值在规模指数中各占1/3和2/3的权重，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在效率指数中各占1/3和2/3的权重。结构指数反映的是某城市所有上市公司的产业新兴度均值，用该城市各上市公司所在行业MB的市值加权平均值衡量。最后，对规模指数、效率指数和结构指数的排名进行加权求和，产生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总得分。（1）上市公司规模。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数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质量的重要体现，反映了该地区市场的活跃程度。（2）上市公司市值。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市值总和（海外市值均以年末汇率转换为人民币计价）。上市公司市值能够反映该地区市场吸引和培育大企业的能力。（3）人均上市公司数量。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数量与该地区户籍人口总数的比值。地区上市公司数量总数从地区总量反映地区的经济活跃度，而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则反映了该地区的劳动力效率和劳动力质量。（4）人均上市公司市值。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市值总和与该地区户籍人口总数的比值。与人均上市公司数量类似，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也是一个地区劳动力效率和劳动力质量的体现。（5）产业新兴度。截至年末归属于该地区的海内外上市公司所在行业MB（MB即市值/账面净资产的值，行业MB即该行业所有上市企业的市值总和/账面净资产总和的值）的市值加权均值，因此MB能反映资本市场对于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看好程度。通常，国家重点发展的新兴行业MB值都更高，如信息技术、医疗保健、消费类行业等。一个地区的行业MB均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中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占比，也反映了地区经济的成长潜力，是判断地区未来经济增长是否有足够动力及营商环境是否能够吸引和培育朝阳产业的重要体现。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有三个特点：第一，指标简洁。第二，数据全面可靠。第三，视角独特。“资本活力指数”与其他评估体系之间的比较及启示如下：目前，业界和学界评价地区经济发展和营商环境的城市竞争指标主要有地区生产总值、营商环境指数（世界银行）、地区市场化指数（樊纲课题组）和城市政商关系指数（聂辉华课题组），这些指标都得到了媒体广泛的报道和关注，在学界和业界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这些指标体系也各自存在一些弊端。本文通过表格和文字结合的形式，将以上几个指标体系与“资本活力指数”体系进行对比，并给出相应的分析和建议。从表1.1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体系都存在其特色和弊端。具体而言：1）地区生产总值是最常用且权威的指标，其数据来源可靠，获取成本较低，按年更新，数据覆盖范围及时间跨度都较广，但也存在及时性较差和维度较单一的弊端；2）营商环境指数作为受全球认可的指标，其体系非常全面，获取成本较低，按年更新，数据具有国际可比性，但无法作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比较指标；3）市场化指数作为反映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相对关系的权威指数，构造非常精细，得到了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认可，但存在着数据更新成本较高，因而难以持续观察的问题；4）城市政商关系指数作为反映地区政商关系的创新指标，能够从“亲”“清”两个维度反映企业面对的政府环境，但其指标覆盖范围有限，更新难度也较大，目前无法进行长时间序列的观察和比较。与以上四个指标相比，“资本活力指数”既能够通过上市公司大致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质量，又能从多个维度的指标丰富观察的角度。同时，该指数使用的是经审计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来源客观可靠，成本较低，还能够按年度更新，保证了信息的及时性，也能够提供长时间序列观察和比较的机会。表1.1 “资本活力指数”与其他城市评估指标对比为考察“资本活力指数”的有效性，本文也将“资本活力指数”2018年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与政商关系前10位、地区生产总值前10位的城市进行了对比，具体名单见表1.2。表1.2 “资本活力指数”与政商关系、地区生产总值前10位城市对比从上表可以看出，“城市资本活力指数”得到的排名前10位城市与其他两个指标有一定的重合度，这反映该指数与其他指数反映的内涵有共性。但是，“资本活力指数”也有着与其他指标不同的侧重点，因此结果也与其他两个指标有一定的差异。综上所述，“资本活力指数”具有数据来源可靠、及时性较强、成本较低和便于更新的优势，且其内涵与其他指标也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因此，本文建议采用“资本活力指数”作为持续考察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营商环境质量的指标，为及时改进营商环境提供依据。但是，本文也认为，资本活力指数仍有扩容空间。作为一个客观间接的预测指标体系，上市公司具有得天独厚的数据公开可得性优势，便于进行实时监测，有利于评估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营商环境。未来通过扩展统计地区（城市）和公司分部（分公司）区域分布状况，提炼企业跨地区（城市）发展状况指标，形成资本活力区域发展一体化（连接度）指数，也有利于考察企业区位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潜在趋势和发展方向的影响，更好地为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和营商环境改善等治理难题提供解决方案，对研究一体化状况及产业扩散与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和分析空间。3.概念定义与指标解释本书基于Compustat、Wind、同花顺、交易所网站等信息渠道，选取2001—2018年度归属于各城市的沪深上市公司（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海外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计算出历年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情况。在统计分析相关数据时，宏观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区地方统计年鉴。表1.3和图1.1阐释了本报告涉及的相关概念定义、指标体系及特定变量的数据情况。表1.3 概念定义注：行业MB系按照Wind数据库。行业分类标准计算出当年度一级行业MB均值（Market-to-Book Ratio，即年末市值和账面净资产比值，该值越高则市场对其未来成长性越看好），以此代表归属地所处行业的未来成长性。图1.1 行业MB数值注：资本市场对于各行业的预期也会随着经济形势和产业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就近五年的情况而言，信息技术、日常消费品和医疗保健行业的市场估值较高，符合目前市场上比较公认的新兴产业，可选消费、材料和工业行业的市场估值次之，能源、金融、电信业务、公用事业和房地产行业市场估值较低。（三）研究方法与分析路径1.研究方法本书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与思路，致力于围绕城市竞争力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具体为：（1）文献研究法。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研究是以产品竞争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关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现状，分析优势和不足，对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城市和地区竞争力的前沿动态问题展开讨论。（2）比较研究法。研究基于Compustat、Wind、同花顺、交易所网站等信息渠道，选取2001—2018年度归属于各城市的内地上市公司（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海外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计算出历年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情况，从纵向展示了城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与此同时，从横向比较了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以及产业新兴度，由此认识不同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的变化情况。（3）实证研究法。研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依据大量文献资料和网站信息，重点参考了年鉴和政府统计公报等权威渠道的数据资料，对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等城市的资本活力进行实证检验与统计分析，并根据统计结果，总结了城市竞争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参照城市资本活力指数，进一步提出了提升城市资本活力的对策建议。2.分析路径本书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要素流动理论等多种理论方法，观察城市资本活力动态发展，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探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城市竞争力的行为表现、发展前景等方面的问题。城市资本活力指数研究从城市层级（规模）和区域两个维度出发，对不同城市资本活力展开了系统性分析。其中，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涵盖了一二线城市；副省级城市，包括副省级省会市和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包括地级的省会市和其他地级市；县级城市。同时，还有三个按区域编制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长三角、粤港澳和京津冀）。迄今为止，已经公开发布了粤港澳城市资本活力指数、长三角县域资本活力指数和中国地级市资本活力指数。此外，本书还将利用各种机会发布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城市资本活力指数，为城市定位提供重要参考。具体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是对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总体性概述。从研究的时代背景、理论与实践意义出发，认识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必要性。同时还对研究中采用的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具体内容、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其后各章分别选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并运用城市资本活力研究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为城市的准确定位提供了重要参考。第二章选取了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作为分析对象，以各城市的资本规模（上市公司数量和上市公司总市值）、资本效率（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旨在对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当前和未来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预测，并提出一定的参考建议。第三章选取了部分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等指标，在对比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基于此，该研究旨在对副省级省会和计划单列市当前和未来的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研判和预测，并提出一定的参考建议。第四章选取了地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中国地级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中国地级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对中国地级市当前和未来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研判和预测，并提出一定参考建议。第五章选取了县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进行系统分析，在对比中国县级城市与全国平均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中国县级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旨在为中国县级城市定位提供重要数据参考，以引导城市制定适用的发展战略。第六章以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京津冀区域内城市与全国（不含港澳台）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了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引导京津冀区域内城市认识自身发展现状、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强化城市间的相互协作能力。第七章以粤港澳区域内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粤港澳区域内城市与全国（不含港澳台）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了粤港澳区域内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引导粤港澳区域内城市明确自身发展优势与劣势，在优势发挥与创新发展中，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第八章以长三角区域内城市的资本规模、资本效率、产业新兴度为核心指标，在对比长三角城市与全国（不含港澳台）资本活力水平的基础上，计算了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指数并披露了相关指标排名。该研究旨在对长三角城市当前和未来的资本活力发展进行合理研判和预测，并提出一定的参考建议。三、城市资本活力研究的结果与趋势分析（一）经济实力：经济20强榜单结果与分析一个城市上市公司的数据是该城市资本活力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潜力。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且在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占比逐年上升。2001—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的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3.5倍，目前已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57.5%；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15倍，已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75%。其次，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资本效率也明显提升。截至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4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已达25.2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尽管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前20位城市的产业新兴度并没有与全国平均水平表现出明显差异，但各城市间资本活力发展速度差异显著，产业发展趋势也不完全相同。第一，深圳、上海和北京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但深圳产业新兴度明显优于上海和北京。第二，杭州、苏州、佛山和无锡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提升迅速，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快速增长，产业新兴度不断改善，但四座城市在产业发展方向上都选择了各不相同的路径。第三，广州、泉州和南通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实现了平稳增长，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显著提升，产业新兴度也在持续提升，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主打产业。第四，武汉、宁波、长沙、成都和郑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没有明显进步，武汉、长沙、成都和郑州都面临着新上市公司不足或已有上市公司规模扩张较慢的问题，宁波则因产业新兴度的改善较慢而限制了综合排名的上升。第五，南京、天津、重庆、青岛和西安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也限制其产业新兴度指标排名的提升。（二）行政级别：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域榜单结果与分析1.中国副省级城市榜单结果分析中国副省级城市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首先，中国副省级城市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且在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占比逐年上升。2001—2018年，中国副省级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2.7倍，目前已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28.9%；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15倍，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30.9%。其次，中国副省级城市的资本效率也明显提升，截至2018年，中国副省级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已达12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高达17.7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中国副省级城市的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间差异方面，中国各副省级城市资本活力发展速度有所差异，产业发展趋势也不完全相同。首先，深圳和杭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也明显优于其他副省级城市。其次，广州、厦门、宁波和青岛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提升迅速，资本规模快速增长，资本效率表现则较为稳定。但四座城市在产业发展方向上都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也各有不同。再次，西安、成都、大连和济南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比较稳定，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无显著增长，产业新兴度表现也无显著改善，产业结构上均依赖于传统行业。最后，武汉、南京、沈阳、哈尔滨和长春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也限制了产业新兴度指标排名的提升。2.中国地级市榜单结果分析中国地级市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但依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资本效率有待提升、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偏低的特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地级市的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和产业新兴度偏低，且人均上市公司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而就中国地级市总体而言，地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中国内地比重基本维持在65%~80%，但地级市上市公司数量占中国内地比重尚未达到50%。截至2018年，地级市上市公司数量占内地的比重为47%，资本发展相对落后于经济水平。地级市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的走势基本一致，即在波动中上升，2018年略有下降。就产业结构而言，地级市产业新兴度高于全国水平。从中国地级市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来看，在上市公司资本规模、资本效率和产业结构三个分析指标及综合指标中，广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占据了前30位的大部分席位。南方省份由于市场开放早，经济体制较为完善，资本活力相对高于北方。从前10位的综合指标排名中可以看出，南方地级市占据了9个席位（苏州、泉州、佛山、无锡、珠海、绍兴、福州、长沙和湖州），北方只有1个（呼和浩特）。3.中国县域榜单结果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向好发展，上市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但依然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有待提升、上市公司数量占比偏低的特点。与资本活力状况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县域的百万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增长态势良好，但百万人均上市公司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和产业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似。而就中国县域总体情况而言，2001—2018年，县域上市公司数量占中国内地的比重尚未达到20%，县域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的走势基本一致：在波动中上升，2018年略有下降。就产业结构而言，2001—2018年这18年间县域产业结构与全国水平呈现“你追我赶”的态势，2018年县域产业结构指标为1.9。从中国县域资本活力指数排名来看，在上市公司资本规模、资本效率和产业结构三个分析指标及综合指标中，福建省、浙江省和江苏省占据了前30位的大部分席位。南方省份和沿海省份由于较早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县域资源禀赋优于北方县域和中西部地区，资本活力相对较高。从前10位综合指标排名中可以看出，南方县域和沿海县域占据了9个席位（晋江、余姚、德清、江阴、新昌、昆山、惠安、张家港、丹阳），北方只有1个（土默特左旗）。（三）区域战略：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榜单结果与分析1.京津冀区域榜单结果分析京津冀区域总体的资本活力基础较好，但与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仍存在显著差距，且资本活力均衡度较低。总体而言，京津冀区域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上市公司平均市值较大。2001—2018年，京津冀区域城市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3.8倍，目前占到全国（不含港澳台）的15%；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15.2倍，占全国（不含港澳台）的32%，呈下降趋势。其次，京津冀城市平均资本效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区域。截至2018年，京津冀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为7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为20.5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但京津冀城市的产业新兴度及改善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间差异方面，京津冀各城市资本活力发展速度差异较大，产业发展趋势差异也较大。首先，石家庄、北京和天津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但三座城市之间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差异也很大。石家庄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北京和天津，产业新兴度较落后成为阻碍北京和天津资本活力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其次，廊坊、衡水和秦皇岛的资本活力综合排名提升比较明显，资本规模快速增长，资本效率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产业新兴度方面，衡水和秦皇岛的提升较为明显，廊坊的产业新兴度排名则有所下降。再次，唐山、保定、沧州和张家口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比较稳定，四座城市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无显著增长，产业新兴度方面的表现则不太一致。最后，邯郸、承德和邢台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近年来，承德和邯郸的产业新兴度排名有所提升，邢台的产业新兴度排名则显著下降。2.粤港澳大湾区榜单结果分析受益于香港良好的资本市场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总体的资本活力基础较好，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资本规模不断平稳增长，但在全国（含港澳）的占比逐年下降。2001—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增长了1.5倍，目前占到全国（含港澳）的35%；上市公司总市值增长了4.6倍，占全国（含港澳）的35%。其次，受益于香港极高的资本效率，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平均资本效率也遥遥领先。截至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每百万人上市公司数量已达53家，人均上市公司市值已达66.8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内地地区的平均水平。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产业新兴度及改善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间差异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资本活力发展速度有所差异，产业发展趋势也不完全相同。首先，深圳、香港、珠海和广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一直具有显著优势，资本规模更大，资本效率也更高。但在产业新兴度方面，深圳和珠海的产业新兴度改善速度优于广州和香港。其次，东莞和中山的资本活力综合排名提升比较明显，资本规模快速增长，资本效率和产业新兴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再次，佛山、惠州和澳门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比较稳定。佛山和惠州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无显著增长，澳门的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则有显著提升，但近两年增速放缓使其综合排名再次下降。佛山的产业新兴度表现无显著改善，惠州的产业新兴度表现则较好且有提升，澳门的产业新兴度排名则显著下降。最后，江门和肇庆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有明显下降，上市后备力量缺乏和已上市公司发展较慢，是它们共同面临的瓶颈。但是，江门和肇庆在产业新兴度方面的表现比较优异。3.长三角城市榜单结果分析长三角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总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一直在平稳发展，但也存在一定的增长和竞争压力。总体而言，首先，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的上市公司资本规模持续增加。从上市公司数量看，长三角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从2001年的291家增长至2018年的1505家，增长了4.2倍。从上市公司总市值看，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的上市公司总市值略有波动，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年均增速达到16.2%。此外，长三角城市上市公司总数量在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占比持续上升，但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走势增长态势不明显，在这18年间略有波动。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占全国（不含港澳台）比重最高的年份为2016年，占比27.1%，最低为2006年，占比15.7%。其次，2001—2018年，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效率不断提高，目前依然存在上升空间。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在2004年后已经超过全国（不含港澳台）的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人均上市公司市值方面，2001年，长三角城市的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为0.5万元，2018年为5.7万元，增长了10.4倍，年均增速达到15.4%。2008年，长三角城市的人均上市公司市值略有下降。城市间差异方面，长三角城市的资本活力存在较大差距，产业发展模式也存在不同。2018年，长三角城市中，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杭州、苏州、无锡、上海、绍兴、宁波、南京、湖州、台州和合肥。从2018年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以及长三角各城市排名的历史演变来看，杭州、无锡和上海在长三角城市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1—2018年，三个城市均在前7位，综合实力较强。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资本市场发达。从资本活力指数相关指标看，上海资本市场基础雄厚，上市公司数量、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数量始终保持在首位，人均上市公司市值保持在前2位，资本规模和资本效率优势明显。杭州在2018年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中居于首位，相比浙江其他城市，拥有绝对资本优势。在产业新兴度方面，上海的排名表现相对较弱，杭州作为我国的电商中心，民营经济发达，拥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无锡的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并且其中一些上市公司已经成为国内行业的领军企业。在长三角城市中，苏州、温州、金华和湖州在资本活力综合排名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提升。其中，苏州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效率逐渐提高，目前已经成为长三角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温州资本活力综合排名提升幅度较大，主要得益于上市公司总市值和人均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的提升。在产业新兴度方面，苏州的信息技术发展迅速，新兴产业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湖州的产业发展较为多元化，温州和金华则发展出了不同的主导产业。宁波、亳州、常州和嘉兴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略有波动，但2018年排名与2001年排名相比，差异不大。其中，宁波的发展较为稳定，而嘉兴的发展势头优于常州，亳州的上市公司数量发展则相对迟缓。在产业新兴度方面，宁波和常州的产业结构相对多元，亳州由于只有一家上市公司，产业结构单一。2018年，马鞍山、铜陵、舟山和扬州的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与2001年相比有明显下降。其中，马鞍山在早期的资本活力表现良好，但后期发展不足，逐渐被赶超。在产业新兴度方面，铜陵资本活力指数综合排名的下降最主要是由于产业新兴度排名的大幅下降，舟山则相反，产业新兴度排名阻止了综合排名的进一步下降。扬州逐渐由单一化模式发展为多样化模式。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