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洁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试读：

考察苏联的国情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封建主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feudalism，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文明形式。世界几大文明的历史都经过一个封建时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幽灵影响之大，到处彰显其身影。虽然进入20世纪后，完整意义的封建主义已经消失了。但是，现实中的残余，如极权制度、特权等级观念、官本位等，仍在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这个问题在一切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尤其严重。

俄国“是一个具有半亚洲式的社会条件、风俗、传统和机构的国家”。16世纪末国家行政机关的性质已经确定下来，金字塔式的庞大国家机构形成了专制的国家制度。在西方已经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两个世纪里，俄国的沙皇们一直在设法统治和压服社会各个阶级。沙皇们一方面希望保留农奴制，使奴隶安于奴隶的地位，一方面又希望通过引进欧洲的科学和教育促进财富的积累。所以，俄国的工业不像西方那样，通过对发展成熟的手工业的改造自发成长起来的，而是沙皇为了加强专制统治与军事目的自上而下推行的，最早的工厂即使不是由国家开办的，也是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而开办的，企业家一词是名不副实的。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封闭的小生产型农业经济似乎已走到尽头。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此举标志着俄国正式步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路途。俄国资本主义是沙皇政府出于维持专制制度大局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主动培植的，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在其复杂的运作机制里封建极权专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并行不悖、互为条件的。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滞后，农奴制残余势力强大。1906-1911年的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建立独立农庄，但是很有限，大多数农民仍被束缚在村社里。工商业资本家集团力量微薄，辅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国家专政机器，类似西欧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运动始终难成气候。

尽管工业化据格申克龙估计，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发展的速度惊人，达到年均增速8%的水平。外国资本也大规模地参与进来，外资对俄国工业的贡献，1880年约为1亿卢布，1890年为2亿卢布，而到1900年则已经超过9亿卢布，形成包括莫斯科工业区、圣彼得堡工业区等八个基础工业区，涵盖各类纺织业、金属加工、化工业、煤炭、铁矿石、石油等产业。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工业化浪潮以1900年代大萧条而终结，萧条时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日益削弱的基础”和俄国农民阶级的筋疲力尽。萧条过后，俄国的工业化进程得以继续，年增长率达到6%的水平。但俄国的工业化的进程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强，就像俄国政府依赖外国贷款一样，俄国工业也严重依赖外资，外资在1916年和1917年间增加到22.5亿卢布，约占俄工业投资总额的1/3。法国拥有俄国2/3的生铁工业和半数的煤矿业，德国则在化工和电子工程产业投入巨资。根据这些投资统计数据，一些分析家甚至认为俄国处于一种“半殖民”状态。1913年俄国的外债占当年GNp的比重约为40%，净外债占出口的比重高达400%。为现代化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但工业化本身并不产生现代化，比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晚的那些国家，它们的许多问题和政治动乱就是由于这种差异引起的。对于俄国，恩格斯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存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第2章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

革命前的俄国是有影响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有1.5亿人口。在国内政治上，沙皇专制制度并没有因国家杜马的存在而削弱。1905年10月17日的立宪宣言规定没有国家杜马的同意，任何法律无效；但1906年5月7日的《国家根本法》规定沙皇握有确定对外政策、宣战、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权，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的法律要经沙皇签署才能生效，其中第87条规定在“休会”期间沙皇政府有权不经杜马同意自行立法。这样，俄国的君主立宪形同虚设，沙皇仍是至高的专制君主，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只是“画饼充饥”。

1905-1907年革命，1910年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革命运动的新发展，集中反映了俄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现实。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一切经济生活服从军事需要，生产遭到破坏，卢布贬值，通货膨胀，粮食不足，连前线的士兵都填不饱肚子，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各种矛盾更加集中和尖锐化。二月革命就在各方面包括沙皇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迅速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取得了革命胜利。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其并存的还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俄国历史上一个最民主、自由的历史时期，俄国各政党、阶级和派别纷纷浮出社会政治生活的表面，持有各种不同的立场，国家的发展道路面临着不同的抉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从二月到十月俄国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俄国不能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下去，使刚刚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保有其胜利果实？

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比之沙皇时代是个巨大进步，但却不能满足人民对面包、土地、和平的迫切要求。帕·瓦·沃洛布耶夫说过：“我们喜欢援引一句涵义深刻的话：革命“革命”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volution”，词义同动词revolvere，既指回复到过去，又指复兴。《企鹅政治学辞典》中的定义为：“我们所谓的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政治系统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在政治科学里，其主要的含义是：有所准备的、有所意图的，而且经常是暴力性的，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民众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模型描述法国大革命为：“革命的根源于既有社会秩序的缺陷和失败。……随着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走上了前台，革命超出了可控制范围，随之产生了一个恐怖专政时期——如果技术采取恰当的手段的话，这种统治本来是可以避免或被转移。最终，在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僚们被推翻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宽松的、腐败的、放纵的时期随之而来，……这个时期随之打开了通向一条巩固一个新的、更有技术效率的军政府政权的道路，而这一政权很快越来越像旧秩序。”中文“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改朝换代是天命变更的结果。从中文来说，“革命”的字面意思是改变授权，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意思，而只是指政府的更迭，目的在于重新建立政府由于治理不当，无法行使职能而丧失的合法性。——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是越思考革命的历史，就越多地发现，人民群众不是极其必要是不去上演这个节日的。这是在过去，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因此，应该明确地说，像参加革命的广大群众所说的，推动他们参加革命的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基本的生活需要，为满足它们而进行的斗争。”临时政府正是在人民最迫切关心的问题上失了分。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完全，封建关系的残存，致使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在俄国难以发展，工联主义在俄国没能找到现实的土壤。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一战期间由220万增加至300万，但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不同的估计，低至1.3亿，高至1.8亿）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直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社会阶层也相对虚弱，处于边缘的社会阶层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社会经济急剧崩溃，使民众的心理承受力降低，因此很难说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思想存在和发展的土壤。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意译为“多数派”。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98年成立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弱小，只有党员2.3万人，而此时社会革命党已有百万之众，孟什维克则早在1912年就宣称党员人数25万人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过程，就是融合本土各种各样信仰的过程，包括斯拉夫农民村社式社会主义、只求信仰而拒绝理性的虚无主义、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民粹主义、反对理性与法制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东方基督教等等，其表现形式既有思想探索和文学叙述，也有身体力行的社会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乃诸种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潮之一——广大下层民众信仰的布尔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它比孟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知识分子所追寻的，带有学理性）要强大得多。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俄国文化传统改造马克思学说而成的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人数较少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反而战胜了人数较多的“少数派”（孟什维克）的重要原因。鉴于这种情况，列宁认为暂时还不能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不能采取暴力推翻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会同对这个“资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的群众脱离，会同支持政府的苏维埃形成对立。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而在苏维埃内部排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是下一步的事情。列宁领导革命的策略和步骤为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和壮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当时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经济崩溃的情况下，饥饿、恐惧、求生的本能笼罩着广大的群众。布尔什维克的“土地、面包、和平”的口号无疑符合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其“政治现实主义”为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它得以迅速壮大的原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即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但显而易见的，在决策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三个重大问题时，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事先深思熟虑的纲领。因为《和平法令》只是停战宣言，而根本没有涉及国内和平状态，无法保证十月革命后能有一个和平的国内建设环境。

其次，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为内容的《土地法令》则暴露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了解欠缺和准备不足，因此一时间无法拿出自己的有关农民和土地的完整纲领。因此，在实施土地法令的进程中，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上，就出现了重大失误：把农村作为国家所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唯一来源，将国内战争时期的负担全部嫁附于农民的身上，并且用武装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这样激烈的手段来转嫁这种负担。因此，不仅当时的面包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也急剧紧张并趋于恶化，而且深刻影响了列宁之后历届政府解决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法令制定和措施的实施。，及时解决人民最迫切关注的问题和把国家推向危机的症结。俄罗斯学者弗·普·布尔达科夫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具有革命性的惟一有建设性的力量，它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与‘群众打成一片’。”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以符合人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临时政府的失误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历史契机，布尔什维克抓住这些契机，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其适时的策略赢得了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革命没有遭遇反抗就取得了胜利。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当时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书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

至此，可以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作一总结：俄国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一情况与传统的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制度产生了紧张的矛盾；沙皇政府没能很快地适应这种情况。革命由社会崩溃引起，但是革命却引发了一场社会崩溃，老百姓同时失去了对沙皇神圣性的信仰与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信念。旧社会崩溃了，经过残酷激烈的内战，给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俄国恢复了秩序的正是布尔什维克，这就对工业发展的步伐和方向造成了影响：革命不仅摧毁了地主阶级，也摧毁了“斯托雷平改革赋予农民的”占有财产，使农民们又回到村社公有制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国家拥有向农民收税和管理农民的工具，农民集体生存的手段，农民对道德标准和公正原则观念的表达，使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在俄国实现的原始的社会主义形态，妨碍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以及男性长者在公社内部行使统治权的手段。方式；革命还赶走了私营企业家。这些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一旦把上述各种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力量都摧毁了，那么就只剩下因此也只能依靠国家机器来组织社会经济了，这就使经济变成了政治，或者说使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这样，如同彼得大帝时代，推动现代化与发展工业的任务再次落到了国家的头上。第3章十月革命后的严峻现实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布尔什维克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提供了可能。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对掌握政权后将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的想法是粗浅的、不成熟的，此后多年，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验，经常处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中。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局面在1918年1月5日的立宪会议打破了，布尔什维克驱散了立宪会议，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照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俄国左派著名作家高尔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为非常愤怒，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自此俄国国内的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在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里有比较坦率的说法：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在国际上，成立共产国际，推动匈牙利、德国、波兰以及中国革命，希望实现世界革命；在国内，没收资本家工厂，由工人选举的工厂委员会管理，企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经济，实行产品分配；内战结束后，试行用民兵制取代常备军；在党、国家与工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等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

然而，严酷的社会经济现实使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验多数都失败了。俄国革命之后，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出现；内战虽然胜利了，苏俄却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战争与革命还摧毁了经济。内战结束时，“俄国国民收入仅仅等于1913年的1/3，工业生产不到战前的1/10，煤的产量不到战前的1/10，铸铁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1/40，铁路遭到破坏，任何经济工作赖以开展的库存储备全部耗尽，城乡产品交换趋于停顿，俄国城镇人口急剧下降。以致到1921年时莫斯科人口只剩下一半，彼得格勒剩下1/3；两首都居民好几个月来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两盎司（合56.7克）面包和少量冻土豆来维持生活，住宅取暖也只能劈家具当柴烧。”1917年苏俄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工资占5%，1918年占48%，1919年占80%，1920年达93%。对比诺夫对苏联内战与革命的影响的研究，具体数据虽有所差异，但显示的情况却是一样的，1921年相比1913年，工业产出下降了近70%，农业产出下降了40%，进口下降了85%，而出口则下降惊人的98.7%。苏维埃经济濒于崩溃，1920-1921年的大灾荒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死亡，甚至使俄国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惨象；1917-1921年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年均上涨1000%以上。Stanley Fischer.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n and Now.NBER Working paper，No.4077，May 1992，p6.在苏联的各个地区都爆发了骚动甚至大规模的动乱，施琅格塔得暴动使军事共产主义再也无法实行下去，只能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经济，对私营农业和商业做出一系列让步。列宁公开承认，不得不对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的小有产者无政府主义分子让步。

内战还彻底摧毁了俄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各阶级在内战中疯狂地，毫不留情地彼此搏斗，如今除了农民之外，所有的阶级不是筋疲力尽，软弱无力，便是在搏斗中被碾成齑粉了。”苏维埃政权的依靠力量——老一代产业工人阶级差不多消失了：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当部分在内战中牺牲了，一部分则在各种政府机构担任要职，仍在工厂的不到战前的一半，现有的工人不少是因逃避打仗而新进厂的，他们阶级意志薄弱，因工厂停工、半停工，生活严重困难而意志消沉。连列宁也认为这些工人不能代表无产阶级1921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那些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人们争论时说：“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1922年3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一次地争论道：“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十五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施略普尼柯夫在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时这样回答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说，无产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并不存在（于俄国）。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你们是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唯有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保留了下来，内战、灾荒等虽然使他们损失惨重，却没有损伤农民的元气与复原、再生的力量。农民保持了他们的社会特点与社会地位，然而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天生的缺乏力量，缺乏用自己的名义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力量。“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在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上，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了，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虽然说的是法国的农民，俄国农民也是这样的一大袋马铃薯，虽没有人可以离开它，但它却无力对这个崩溃的社会提供任何建议或要求。俄国1913年的农村人口依然压倒性占全国的人口绝大比重，就像1789年的法国一样，俄国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一半，虽说1861年就废除了农奴制，但个体私有土地不到总土地的1/3，其余大部分都归公社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内战、外来干涉与军事共产主义在短短的几年里使整个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如何从国家抽取资源，以养活城市居民以及进行工业化在苏维埃早期历史中是持续存在的问题。形势如此严峻，维持并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成为第一要务，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都不得不向它让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使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内部爆发了多次激烈的党内斗争与理论争论。第二章现实的理论争论与苏联党内斗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出现在革命党开放性和纪律的程度上，其实他们还存在着深层次的分歧。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尤利乌斯·马尔托夫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不但因为他受到历史向社会主义方向自然发展的“科学”论证的影响，而且受到有关结束不平等和痛苦的、正义的、令人信服的道德争论的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则反复声称：他瞧不起这种对俄国社会主义如此普通的政治说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不同的政治纲领中反映出他们所有的不同。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强调个人在斗争中的觉悟价值，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强调个人需要指引和领导，这样就出现了对党的不同理解。像马尔托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民主目标看作一种内在价值，而像列宁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民主看作是推动社会主义斗争的手段。总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没有一个统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蓝图，或者是清晰的治理战略。一方面，列宁也谈到了通过革命释放出人民的能量、首创精神来管理国家。但另一方面，列宁也不断提醒人们革命是可以想象的最为独裁专制的一件事。表面看似矛盾的语言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对民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的真诚理想与对领导、纪律和中央控制重要性的坚定信仰结合起来，而其后苏联经济管理的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如何平衡这些原则而进行争论与冲突的历史。“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简单说来）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克服了意见不统一；但在第二个阶段中，不得不承担后果。”就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革命时期的状况来看，基本上包含了持两种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区别就是政权与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区别。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强调的重点确有不同：多数派注重革命的目的，而少数派则关注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手段。而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数派战胜了反对派，现实战胜了理想。代表现实和能够适应各种情况的人占据了政权中的领导位置，典型的代表就是斯大林。

按照列宁的观点，革命军队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脾性，而党的组织中的领导职务又不可避免地为这些知识分子所占据。为了压制知识分子无休止的争论、不坚定性与严重的个人，列宁特别强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革命之初解决党内争论的方式，后来却演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只要在俄国共产党党内出现反对派，人们就坚持使用这种办法。不是通过讨论、说服和妥协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不断地“整顿”党的组织，并依靠党刊和党的领导人的教训与斥责来解决争端。领导人定下调子，全体党员无条件接受这一观点。以暴力实现一党专政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列宁对历史的强大信念——相信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规律，历史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演进；他还确信个人应该服从于历史力量，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而他自己恰恰是这种历史力量的化身丘吉尔曾经这样评价过列宁：“他的目的是要拯救世界。他的做法却是将其摧毁掉。”这两个目标很不相容。这种历史决定论，是20世纪悲剧的主要来源之一。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强调绝对的纪律和军事等级制度的强制命令，遭到了许多批评。如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中写道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而对列宁来说，最重要的是夺取政权和保护政权，列宁主义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一种组织学说，它强调纪律、斗争精神和使用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苏联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从此，社会主义运动中为实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夺取政权和保护政权——成了本身的目的，而且成为经久不变的目的。

苏联的内战，取缔了党派政治民主，此后就再也没有恢复；20－30年代，又逐步取消了党内民主十月革命后，夺取了政权的俄国左翼政党阵营忙于巩固成果，尚能联合作战。内战一停，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收拾残局的同时开始了清除异己的行动，昔日为推翻君主制特别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同一战壕中奋斗过的左翼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等，成为布尔什维克独揽政权的敌人，被一系列的清洗措施清理出了苏维埃政治生活，不允许其再拥有分享政权与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剥夺党外民主意味着党内民主也将成为神话，对于一个全民族只允许有一个统一思想的国家来说，领袖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就是必然的，而这样无疑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与理想。严格的集中制和统一的不可侵犯性，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党的原则，从而也成了苏联整个政治生活的准则。从此以后，任何公开的、合法的反对派都不再可能存在。1924年，列宁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30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不仅使阶级斗争常态化，而且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中揭露：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斯大林还首创了“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落后国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在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主义出发，就可以以革命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来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做出的。在那种形势严峻的战争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战争年代的余音延绵至和平岁月，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群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方便之门卡·伯·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我觉得，这里采用了一项不知将用来反对什么人的规则。因为，当中央委员会一经产生，多数派的同志为能保证其统治地位就会拟定一个可靠人员的名单。每个同志都知道，这时党内意见分歧也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规则将如何贯彻，将可能出现什么复杂情况。而提出这一规则的同志们认为，它是反对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把利剑。尽管我赞成这一决议，但我感觉到，它也可能被用来针对我们。但尽管如此，我们赞成这一决议。……决定性的是，中央委员会要有一条明确的路线。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也可能犯错误，但这总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动荡状态所具有的危险性要小些。”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斯大林个人独裁地位确立之日，就是革命理想终结之时。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第4章军事共产主义与新经济政策（一）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业管理

有关工业管理的争论起源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纲领提出新社会将是个没有国家由工人阶级自发和民主管理的社会。列宁曾是这种理想的积极鼓动者，在《国家与革命》中他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摧毁所有按官僚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权力，以及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群众监督，“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管理工作’，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设想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刻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在党内许多领导人和许多政治上觉醒了的工人来说，《国家与革命》中写下的政治和原则就是信条，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甚至在希望落空的情况下都不应该对这些原则产生动摇。但在信仰这些的同时，列宁并没有丢掉现实，随着革命的临近，他越来越痛切地感觉到实行严格的工人监督的必要，甚至把这一点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关键一步。“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这个监督与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工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这个手段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工人代表苏维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原则。”但列宁不切实际地低估了管理工作的困难，认为工业管理的任务能简化为“简单的统计”。同时，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然而，在革命战乱年代，实践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混乱的工业理论。布尔什维克控制了1917年4月召开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对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工人监督……’这一监督将通过‘所有享有执行权的机构中的大多数工人’来保证实现。”工厂委员会逐个地驱赶经理并直接掌握企业的领导权。在所有的企业中，在企业与整个经济的关系中，到处是一片混乱状态。本来就已经下降的生产水平遭到了明显的损害。再加之战争遗留下的严重的经济破坏、饥荒与失业，所以“现在提上日程的是恢复被战争和资产阶级统治所破坏的生产力，……发展国家经济，稳固地维持基本秩序……苏维埃政权目前只有排除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抗，实际解决这些维持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最基本的任务，才能保障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已变成当前迫切的主要口号”。“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领导人的传统权威、劳动纪律和按照技能高低和责任大小给予的报酬看来是必要的、合理的，“目前应当提上日程的是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采用泰罗制中许多科学的先进的方法，以及使工资同产品的总额或铁路水路运输的经营总额等等相适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要求“给予个别领导人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的’权力”，不可动摇的权威是工业取得成就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同样是这个革命……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却要求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劳动过程中的领导的统一意志。”

以奥新斯基、布哈林、拉狄克为代表的反对派对列宁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应该相信无产阶级，反对劳动纪律、领导人的权威和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使用旧专家，因为这一切都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奥新斯基说：“我们不赞成‘在托拉斯组织者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主张通过工人本身的阶级创造力而不是通过‘工业巨头’的诏书敕命来建设无产阶级社会……我们出于相信阶级本能和无产阶级的积极的阶级首创精神。如果无产阶级本身不知道如何为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他们，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们去做这件事，强迫他们去做其他的事更是不可能的。如果反对工人的大棒举起了，那么，这根大棒不是掌握在一种社会力量的手中，这种社会力量不是为其他社会阶级所左右，就是受苏维埃政权的控制；这样，苏维埃政权就不得不在其他阶级（例如农民阶级）中寻求支持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样，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也就自行毁灭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自己来建立，否则它们就根本不可能建立，或者，建立起来的是别的东西，由此将导致的是“官僚中央集权，形形色色的人民委员的统治，废除了地方苏维埃的独立性和实际上拒绝了自下而上地实行管理的‘国家公社’制”目前形势的提纲。奥新斯基等人指出了列宁做法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性，见解虽然非常深刻，但是，他们提出的建议却是理想化的，在现实中没有实践的可行性。现实中采取了列宁的做法，因其可行，但是却也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换个角度看这些争论，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其实在经济与政治的制度建设上存在两种可能性：或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或是国家资本主义+独裁专制。手段替换了目标，革命开始违背它本来的性质，苏联社会的未来进入了不同于理想的航道。

列宁把所有反对他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纲领的人都视为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者、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现实情况与激烈的党内斗争之下，反对派的理想在经济政策上向列宁的实用主义政策妥协了，这种妥协则贯穿了战时共产主义整个时期。

1920年7月，克鲁泡特金给列宁的信中警告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党的专政是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的工具……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工人控制的最后残存物在某一时期徘徊在管理的三位一体中：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而厂长变得越来越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斯大林甚至把这最后的残存物也给消灭了，他宣布：纪律和效率的根本保障是厂长行使绝对的完全的控制企业的权力和服从上面的命令。一个人的管理——由列宁预先制定的，要求绝对地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被接受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具有充分象征意义的是，当工人的工资和经理的薪水之间的差距扩大几倍之后，工人控制从那时起便被埋葬了。（二）军事共产主义

1918年5月俄国内战开始，大多数边疆地区被敌军占领，主要产粮区大部分也被占领了，协约国的干涉也开始了。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服从于战争需要的高度集中化与军事化的领导和所采取的纪律性措施成为不得不的选择。1918年6月28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关于普遍实行国有化的法令，规定所有拥有100万卢布以上资本的工业企业一律归国家所有，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开始了。从1918年夏到1921年春，苏维埃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措施包括：（1）实行余粮征集制，完成第二阶段土地革命——剥夺富农，加速在农村建立共耕社、农业劳动组合及农业公社；（2）加速实现工业国有化，使一切大中小企业均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为此建立了垂直的总局管理制；（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4）经济关系实物化和分配制度平均化，取消了自由贸易与商品生产。

军事共产主义过程中广泛实行的对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更多的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而非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决定的。1918年6月28日仓促通过的把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全部国有化的法令，是为了不让德国人根据正在谈判中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补充协议的经济条款，把这些企业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此后，国有化的进程愈演愈烈，而1917年设立的管理国有化企业的中央机构——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很难胜任它的工作。1920年8月，在37000多个名义上已经国有化的工业企业中，却有30000多个企业连名字都未被列入中央的登记册。可是，同1913年比，官僚机构的雇员与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人的比例增加了3倍。由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对下属40多个管理局的领导工作是既无计划也无制度，未能在供应维持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方面协调好。当时的工业之所以还没有完全陷入瘫痪，主要是由于还存在着半合法的地下私人企业，国家机构常常依靠这些地下组织来取得国家机构不能供应的原材料材料和数字。

战时共产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最为突出的标记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收，实际上是强行征收。因为正常贸易已经中断，城市因此开始闹饥荒了。布尔什维克利用贫农和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背离了其原有温和的经济政策，苏维埃政权不再作为使全体农民赢得土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出现，而是反对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化了的贫农，这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意味着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开始。所有这些因素对苏维埃工业所起的综合影响是灾难性的。粮食短缺造成的饥荒导致大量产业工人流窜到农村去寻找粮食，回流农村谋生。1920年与1917年相比，城市里的产业工人少了一半，1921年的工业总产量下降为1913年的1/4~1/3，人均产量也以相近的幅度下降。农业生产不论耕种面积、总收获量还是单产水平都比1909-1913年的平均水平大幅下降。尽管国家采取各种措施，甚至强制要求农民扩大播种面积，但是余粮征集制使农民没有任何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因为反对余粮征集制，许多农民甚至拒绝耕种，到1921年，可耕地面积仅为战前平均水平的62%，而收成仅是正常水平的37%，马匹的数量从1916年的3500万头骤减至1920年的2400万头，而耕牛的数量则从5800万头减少到3700万头；卢布对美元的汇价从1914年的2卢布兑1美元暴跌到1920年的1200卢布兑1。

由此可见，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布尔什维克为了摆脱战争和灾荒所造成的崩溃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应对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令人惊讶的却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集团却囿于传统的理论思维定势，将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政策同时也视为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难得试验机会，这不能不扩大了这一政策的实施范围、延长了实施的时限，从而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更大的破坏。战时共产主义被迫废止后，列宁做了自我批评性的讲话，“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和皮尔苏斯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从列宁所进行的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各种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军事共产主义的总体评价是：由国内战争强加给布尔什维克的，是布尔什维克企图不经过一个使旧经济制度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初级阶段，而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尝试，但也是值得赞许的尝试，因为军事共产主义加强了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一步《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战时共产主义彻底失败了，但并未因此动摇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信心，他们仍然迷信只要机会合适，国家就可以再度用更多的集中、更大规模的控制和法令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30年代，斯大林经济模式建立之后，联共（布）党史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是，它只不过是“用冲击、用正面进攻来夺取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堡垒的尝试。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对于新经济政策，则认为只是暂时的退却，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向社会主义的正确过渡，而只是为了“更有信心地，确有把握地重新实行进攻”。

战时共产主义虽然短暂，但在此期间形成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后来的苏联以及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而重大的。（三）新经济政策

连续七年的战乱和失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联经济陷入了危机之中，喀琅施塔德暴动喀琅施塔德海军基地曾经被苏联共产党人奉为十月革命几大发祥地之一，参加暴动的水兵在国内战争最艰难的时刻曾是布尔什维克最可靠的支柱和后盾，他们提出的暴动最低纲领的要点如下：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苏维埃进行改选，选举前要自由地对所有工人和农民进行宣传。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各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享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成立工会及农民协会的自由。释放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在押政治犯以及因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被捕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选出一个负责审理关押在监狱和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委员会。取消所有的政治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利用特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此获得国家拨款，代之以各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国家应向这些委员会拨款。立即取消国有的巡查队。除有害车间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应均等。给你们按照其愿望耕作自己土地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靠自力（即不用雇工）喂养好使唤牲畜。允许依靠自己劳动从事自由的手工生产。喀琅施塔德约有16000名守军，暴动被平定后，一部分起义者逃亡芬兰，留下的均被逮捕受到残酷镇压。为了关押暴动的水兵，1921年4月27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契卡建立乌赫塔集中营，这是苏维埃政权集中营制度的开端。更凸显了矛盾的尖锐性，经济危机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危机。如何保持政权，维护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成为最现实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基本上是依靠农民来维持生存的，因为不仅需要从农村获取大量的粮食来喂养城市，还需要从农业中获取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工业化，所以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是十分迫切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党内开始较普遍地认为必须放松对农民的剥夺，用列宁的话来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农民版的《布列斯特合约》1917年12月，俄国与德国达成停战协议，但德国提出的停战条件极其苛刻。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都认为不应该接受条件，只有列宁赞成屈辱的和平，并用自己的权威和决心扭转了舆论。1918年3月签署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和平的条件是灾难性的。乌克兰、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得以独立。外高加索的部分地区被割让给土耳其。俄国人口由此减少了26%，可耕地减少了27%，粮食产量减少了32%，铁路系统缩小了26%，制造业减少了33%，钢铁业减少了73%，煤矿数量缩水了75%。此外，俄国还必须支付一大笔战争赔款。’换一种标准来衡量，俄国损失了6000万人口和超过5000家工厂、磨坊、酿酒厂和炼油厂。”虽然损失重大，但列宁最大程度地挽救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因为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本没有力量与德国作战。新经济政策举措再一次证明，列宁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针对现实问题，他可以摆脱强大的教条束缚，从而获得支持。

但是，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用一种基于自由市场的政策来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同既有教条是分歧，在俄共（布）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直主张战时共产主义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站在了列宁的一边，但是其他一些领导人和经济理论家，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保留了他们的怀疑。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对新经济政策在理论上有两点反对意见：一是反对为了使社会主义的天然敌人——农民小私有者——得到繁荣而牺牲以重工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经济基础转变为自由市场、富裕的农民和轻工业，那么上层建筑迟早必须改变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资本主义必然因此复辟。

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非常清醒，他认为，拯救革命的唯一途径就是同农民达成妥协，企图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是严重的错误。正确的道路是从小规模生产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再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只是在这之后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但是随着合作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农民的心理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这样农民将从社会主义的敌人变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不过，这个过程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而不是几个世纪。但是，这个政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条件，是俄国革命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家的革命的及时支持。在这期间，国家只要控制住重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命脉”。对于列宁来说，对农民的让步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让步首先是为了达到这个基本目的，让步本身并不是目的。列宁在1921年5月全俄党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中说：“对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我们可以、应当用而且一定……为我国的经济奠定这一大工业的基础。否则，就谈不到我们经济生活中任何真正社会主义的基础。”

新经济政策承认采取迂回行动的必要性，允许经济活动有某些自由，承认商业、货币和市场关系，对农民和私人经济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国家仍然对金融业、中型企业、现代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及所有商业批发贸易这些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保持着绝对的控制。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向共产主义过渡没有变化，只是过渡的方法有了变化。

新经济政策可以归纳为以下一系列措施：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将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或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取消义务劳动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来支付劳动报酬；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中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1921-1922年的饥荒过后俄国能够在1922年度过饥荒，部分得益于国外的援助，如美国的救济署、贵格教友会及其他一些机构和团体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否则以当时饥荒的规模，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饿死。，俄国经济出现了速度惊人的复苏。到1928年，俄国的耕种土地面积已经略微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工业产能也与战前持平。

对于新经济政策，似乎过去国内的研究评价不太准确，摇摆于左右两端。近三十年来，则更多是偏高，认为假如沿着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将是另一种道路。其实在经济上，新经济政策内部存在着商品经济与计划管理的冲突。如在粮食收购领域，政府通过收购的办法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却又对粮食进行严格限价，农民有出售粮食与否的自由，但如售粮却又必须按照政府的定价出售。这样，农民为了规避政府的定价，随时都可能拒售。这为新经济政策埋下了致命的病根。在政治上，带有商品经济特点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呵护，频繁的政治斗争使国家根本不可能朝向构建民主政治发展，其结果只能是新的中央集权的出现，集权体制随时可能践踏市场法则，行政手段葬送了新经济政策。1928-1929年新经济政策连续引发了两次粮食危机，联共（布）中央开始执行“非常措施”使用暴力从农村强行征粮。

从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政治结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无论列宁还是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都没有将它视为新体制的萌芽。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并没有实现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的变革同步进行。因此，新经济政策其实是一种存在重大缺陷的实践形式。（四）小结

内战结束不久，经济学家列·克里茨曼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的分析认为，实行集中化和取消货币虽然导致社会主义的降临，但是在经济上却是另一种社会主义，即无计划性。那个时期的无产阶级靠突击办法来调节，某一经济部门出现产品短缺，便促使领导上宣布该部门为突击对象，并把它提到优先地位，常常忽略了另一个部门，从而促使“无产阶级生就的无政府状态具备了最完备的形式”列·克里茨曼：《俄国革命的英雄时期》。这种无政府状态的非货币化和突击运动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普遍情况，甚至一直延伸到了其后的各个五年计划期间，只是程度有所差异而已。这形成了苏联经济模式非常独特的一个现象，表面无所不包的计划下却掩盖着生产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希拉科拉德认为：“总起来可以这样说，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尽管有许多质的区别，但在主要的基本的方面——在解决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两者是一致的：这两种政策方针都没有超出国家社会主义观点的范围。”“由此可见，列宁从市场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观点出发，试图尽可能地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只是在经济必要性的压力下和布尔什维克党丧失政权的直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