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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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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风云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缅怀战争

千里大运兵　苏联出兵东北始末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苏联何时打算出兵东北？这一百多万军队又是如何运往远东地区的？本文披露了其中的内幕。

斯大林与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聚集于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秘密会谈时，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10日，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会晤，达成正式文本。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但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了字。

当年沙皇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一位英国人曾这样说过：“在亚洲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俄国合理的愿望……拥有一个不冻港就意味着，这条铁路直达那个港口穿过的那整个地区都将成为俄国的了。”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也说了同样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陆地应当有一个不冻港。”这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丘吉尔对苏联关于远东不冻港的看法感兴趣，罗斯福则明确告诉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雅尔塔会议使斯大林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雅尔塔会议距今已经60年，正如当年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所说：“那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艾登还批评罗斯福，说他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刻，用“十分得意”来形容斯大林一点也不过分。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球仪旁，向莫洛托夫描绘苏联的边界线：“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

西伯利亚铁路大运兵

日本关东军是日军的一支劲旅。当时关东军辖两个方面军、一个独立集团军、一个空军集团军、一个舰队，近一百万人。其装备和战斗力在日军当中首屈一指。所以在对日作战的指挥官人选上，斯大林非常慎重。他几乎把苏军优秀的高级将领都派往远东，其中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麦列茨科夫元帅是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英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指挥坦克兵成功地阻击了企图救援被围困德军的曼斯丁军团，把他们打得大败。为保密起见，三位元帅到远东时都用了化名。7月30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发出命令，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远东苏军总司令。

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成了苏联向中国东北运兵的大动脉。从1945年5月到1945年8月，苏联从9000至12000公里外的欧洲战场，迅速向远东地区和后贝加尔运送了136000节车皮的部队和作战物资。在远东共展开了十一个合成集团军、两个战役集群、一个坦克集团军、三个航空军集团和三个防空军集团、四个独立航空兵军，总兵力为1577700万人，有26137门火炮，5556辆坦克，3446架飞机，此外还拥有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地区舰队。苏联能在短时间内将如此多的兵力、武器及其他作战物质调到远东，而且没让日军觉察，这确实是个奇迹。

根据中国东北的地形分布，苏军在兵力上作了如下配置：滨海集团军群，由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共60万人。突击方向为牡丹江地区，进而攻占哈尔滨、长春，并会同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方面军作战，是苏军在东部地区的主要攻击方向。远东方面军，由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共30万人。其突击方向为：沿黑龙江直指哈尔滨，支援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团军群，是苏军的次要打击方向。后贝加尔方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共60万人，苏军在远东唯一的坦克集团军配备在该方面军。突击方向：一是以坦克集团军为主，穿越浩瀚的沙漠、草原和大兴安岭，插入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和东北的工业中心沈阳；二是以机械化集群向长城以北推进，直指张家口、多伦一线，牵制日本华北方面军。

中国加入《波茨坦公告》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位于德国首都柏林西南30公里处的波茨坦，举行了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国首脑的最后一次会晤。美国助理国务卿格鲁早在5月5日，就将敦促日本投降的公告初稿起草完毕。当时格鲁建议立即发布这份公告，以配合盟军在冲绳的作战。美国军方则坚持要等到日本拒绝投降，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时才发表。但杜鲁门决定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布。7月24日，杜鲁门同丘吉尔就草案的内容进行磋商，双方同意邀请中国参加。随后，杜鲁门将公告的文本发给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并在公告上签字。蒋介石表示赞同，但他希望在发布公告时，将三国首脑名字的顺序调换一下，把他的名字放在丘吉尔的前面，这样他在国际国内都有点面子。杜鲁门同意了。7月26日晚9时20分，美、中、英三国向日本发出由杜鲁门、蒋介石和丘吉尔签署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苏联当时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事先美国也没有征求苏联的意见。直到8月8日，苏联宣布同日本处于战争状况时，才要求参加《波茨坦公告》。

7月27日东京时间早晨六时，日本方面收听了《波茨坦公告》全文。当天日本首相铃木主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政府对《公告》的立场。以阿南惟几、丰田等为代表的军方态度十分强硬，提出为了不影响日本军队决战的士气，不要公布《波茨坦公告》；如果真要公布，也应附上一项声明，表示坚决反对。铃木屈服于军方的压力，他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声明：《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改头换面，因此“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的结果，一是招致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二是招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日本投降前后

斯大林原定8月11日发动进攻，后因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而提前。莫斯科时间8月7日下午4时30分，斯大林签署命令，要求苏联远东红军做好准备，于9日零时开始进攻。8月8日下午5时，莫洛托夫向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佐藤回到大使馆时，已过了东京时间11时30分，距次日零时苏军发动进攻只有二十几分钟了。而大使馆的电话线已被破坏，所以苏联红军向关东军发动进攻时，日本国内并没得到任何消息。

8月9日零点10分，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由于一点准备也没有，仗打起来时，日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竟然还在大连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日本歌舞演出。直到清晨，关东军综合各方面的报告，才得出苏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的结论，急匆匆于早晨六时下达了全面作战的命令。经过近一周的激战，8月14日，苏军各集团军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就在这天，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发出照会：“天皇陛下已就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事发出诏书；天皇陛下还准备命令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和所有在他们统辖之下的各地部队停止作战行动，缴出武器。”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但关东军的抵抗并没有停止。

8月16日晚，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幕僚会议，这是决定关东军命运的一次会议。会议围绕三套方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作战到底；第二，继续战争，在有利条件下相机停战；第三，立即停战。会上同意第一种方案的人占了多数。在此情况下，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表示：“我们作为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忠节之道可言，那些顽固坚持作战的人，最好是先把我的头颅砍下来，然后再继续战争。”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也说：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就在同一时间，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发出命令，停止作战并同苏军交涉。8月17日下午5时，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致电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关东军“奉天皇之命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缴出武器。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投降命令。19日下午，苏军进入沈阳，还在这里俘虏了末代皇帝溥仪。8月22日，哈尔滨日军向苏军投降。同一天苏军进入大连。

1945年9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

走完长征的30位女红军：结束征途后的人生岁月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时，有部分女同志也在队伍之中，最后只有三十名女红军幸存。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三十位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的情况所知不多，特别是她们分别与谁结为夫妻，更是不甚了解。故笔者现依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将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二十六位女红军及其一同长征的伴侣（包括长征到达瓦窑堡后结婚的）简介如下，供读者备忘。另外四位女红军的简介，则附在文后。

蔡畅和李富春：1923年，蔡畅和李富春在法国结婚。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等职。1949年春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建国后，长期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和名誉主席。1975年和1978年连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90年9月11日病逝。李富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中共第七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1975年1月9日病逝。

邓颖超和周恩来：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邓颖超（1904—1992），原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央机要科科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等职。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代理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第一至第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2年7月11日病逝。周恩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康克清和朱德：1929年，康克清和朱德在井冈山结婚。康克清（1911—1992），江西万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女子义勇队队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长征时曾任红四方面军党校总支书记。到陕北后，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常委、第三届副主席、第四和第五届主席、名誉主席，并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等职。1978年后连续当选为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1992年4月23日逝世。朱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贺子珍和毛泽东：贺子珍和毛泽东于1928年6月举行婚礼，地点是在江西永新县夏幽区澧田乡塘边村。贺子珍（1910—1984），江西永新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之一、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吉安党委妇委、妇女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在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7年冬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7年8月回国。建国后在浙江省杭州市妇联工作。1979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刘英和张闻天：1936年6月，刘英和张闻天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刘英（1905—2002），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苏区少共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等职。长征时先后担任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地方工作部科长等职。1935年11月起任陕北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延安中央秘书处处长兼张闻天机要和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10月，随张闻天赴东北开辟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合江省委组织部长、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辽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部长助理等职。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职务。“文革”中和张闻天一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监护”达十年之久。1978年后，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等职。于2002年8月26日逝世。张闻天又名洛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

刘群先和秦邦宪：1928年5月，刘群先和秦邦宪（博古）在苏联莫斯科结婚。刘群先（1907—1941），原名刘琴仙。江苏无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在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3年9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原职。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长征时任中央红军妇女队队长、干部休养连工作组长。到陕北后，继任全总女工部长。1937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38年，随秦邦宪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1939年因病赴莫斯科治疗。1941年失踪，生死不明。秦邦宪又名博古。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9月起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同王明一起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46年4月8日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李坚真和邓振询：1935年，李坚真和邓振询在瓦窑堡（今陕西子长县）结婚。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妇女部部长、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华中分局民运部副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92年逝世。邓振询（1904—1943），江西兴国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等职。抗战爆发后奉命南下参加组建新四军工作，并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1939年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1940年起，历任中共苏皖区委书记、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江南区委副书记、苏南区行署副书记等职。1943年8月3日牺牲于江宁禄口高桥渡口。

李伯钊和杨尚昆：1929年，李伯钊和杨尚昆在苏联莫斯科结婚。李伯钊（1911—1985），重庆人。笔名戈丽。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闽西苏区、中央苏区从事宣传工作。参加长征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干事、中共北方局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书记、北京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有话剧《战斗的夏天》、歌剧《长征》、小说《女共产党员》等。杨尚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钱希钧和毛泽民：1926年，钱希钧和毛泽民在上海结婚。钱希钧（1905—1989），浙江诸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开始在上海中央出版发行部工作。1931年和毛泽民一起到江西瑞金，任《红色中华》发行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会计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兼会计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业合作社妇女主任等职。1946年到上海，任沪西区委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上海食品局副局长，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化名周彬，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9月27日被敌人秘密杀害。

陈慧清和邓发：1929年10月，陈慧清和邓发在香港结婚。陈慧清（1909—1983），广东番禺人。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仓库主任、粮食调剂局主任。1948年出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邓发（1906—1946），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廖似光和何克全：1930年，廖似光和何克全在广州结婚。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广东惠阳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工交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三岁。何克全（1906—1955），又名凯丰。江西萍乡人。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建国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

谢飞和刘少奇：1935年12月，谢飞和刘少奇在瓦窑堡结婚。谢飞（1913—），原名谢琼香。海南文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和刘少奇结婚后改名谢飞。1939年先后到鄂豫皖区党委、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与刘少奇分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妇联常委、华北革命大学三部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文革”中，被关押六年。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刘少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越华和贺诚：1928年秋，周越华和贺诚在上海结婚。周越华（1904—1977），湖北广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交通总站秘书。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到陕北后曾入延安抗大、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后任华北军区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卫生部计划检查局副局长、监察室主任。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今射洪）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总后勤部副部长。195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金维映和李维汉：1934年，金维映和李维汉在江西瑞金结婚。金维映（1904—1941），原名金爱卿，浙江岱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改名为金维映，并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长征时任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到达延安后，曾任“抗大”第四大队女生区队长、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38年被组织送往苏联治病，同年5月抵达苏联莫斯科。1940年年底，病情加重，住进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治疗。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不幸死于战乱之中，时年三十七岁。李维汉（1896—1984），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家民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四、第六、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副主任。

王泉媛和王首道：长征途中，王泉媛和王首道在遵义经特批结婚。王泉媛（1913—），原名欧阳泉媛。江西吉安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1937年3月，在祁连山中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兰州。1942年回到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关照下，被安排到禾市乡敬老院担任院长。1989年，得以落实政策：军龄从1930年算起，党龄从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级待遇。王首道（1905—1996），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

李桂英和戴元怀：1931年，李桂英和戴元怀结婚。李桂英（1911—），原名李桂红。江西寻乌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粤赣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长征时任总卫生部担架连政治指导员。1935年2月被调入川南游击纵队。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俘，被关进重庆“反省院”。1937年9月经营救出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科长，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开除党籍，蒙冤十载。1978年7月恢复党籍。戴元怀（1909—1935），字安澜。江西泰和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旋入党。参加长征时任红八军民运部长。1935年，进驻云南扎西后，中央决定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戴元怀被任命为特委组织部长、川南游击纵队组织部长。同年3月，部队在珙县大石盘与川军黄锦章团展开激战，戴元怀亲率通讯班，掩护部队突围，弹尽援绝，同全班战士牺牲于观音井。

危秀英和钟赤兵：1935年12月，危秀英和钟赤兵在瓦窑堡结婚。危秀英（1910—），江西瑞金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到陕北后任中共陕北省委妇女部部长。建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华南农垦总局副局长、江西省政协常委等职。钟赤兵（1941—1975），建国后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政委、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小梅和罗明：1931年，谢小梅和罗明在厦门结婚。谢小梅（1913—2006），福建龙岩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任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干事，后到汀州福建省委秘协处工作。长征途中因罗明负伤被留在黔北，曾两次被捕两次脱险。抗日战争时期，同罗明回到广东大埔，曾担任小学教员。1947年和罗明去新加坡。1949年秋返回广州大埔，在侯云山区妇联担任秘书。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到广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后在省民族学校当图书管理员，曾在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从事过工会工作。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按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2006年7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罗明（1909—1987），因拥护和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1933年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批判。建国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

钟月林和宋任穷：1935年12月12日，钟月林和宋任穷在瓦窑堡结婚。钟月林（1915—），江西于都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长征到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在中央组织部从事档案工作，后到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担任机要秘书。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吴富莲和刘晓：1933年7月，吴富莲和刘晓结婚。吴富莲（1912—1937），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4月后任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长。长征时任红军野战医院政治处干事。1935年10月调至红四方面军，担任妇女独立团第一团政委。1936年7月，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委。10月下旬，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渡过黄河西征。1937年3月，妇女先锋团主动要求担负掩护主力部队突围的重任，在戈壁滩上，与敌人浴血拼杀了三天三夜。吴富莲负伤被俘后，视死如归，最后吞针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五岁。刘晓（1908—1988），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组织部长。1955年任中国驻苏联大使。1963年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书记。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后遭受残酷迫害。1979年出任外交部顾问。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顾委委员。1988年病逝。

杨厚珍和罗炳辉：1927年春，杨厚珍在赣州和罗炳辉结婚。杨厚珍（1908—1977），江西瑞金人。1929年11月，跟随罗炳辉参加吉安起义，从此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罗炳辉随红九军团留在红四方面军，南下转战川康边；杨厚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文化部体育用品工厂当过厂长。1977年因病去世。罗炳辉（1897—1946），云南彝良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1946年6月21日病逝。

李建华和罗若遐：1934年8月，李建华和罗若遐在瑞金结婚。李建华（1915—1946），原名涂秀根。江西高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7月继续长征北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红军总部到达陕北。1946年任合江省佳木斯市区委书记。罗若遐（1907—1988），又名岳夏。湖南浏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通信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战略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玉和周子昆：1928年，曾玉和周子昆在井冈山结婚。曾玉（生卒年不详），湖南宜章人。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出发时，因怀有身孕，被留在苏区，但她随后又追上部队。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曾玉随中央红军先期到达陕北。1938年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她在护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养时，据说在归队途中失踪，下落不明。周子昆（1901—194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在泾县茂林蜜蜂洞被叛徒杀害。

刘彩香和毕占云：1935年，刘彩香在长征途中的毛儿盖和毕占云结婚。刘彩香（生卒年月不详），后改名刘彩霞。江西赣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中共会昌县委妇女部巡视员、县委妇女部部长，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长征进入遵义后，她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军区子弟学校校长，20世纪60年代初病故。毕占云（1903—1977），四川广安人。1927年在湘军任营长。1928年率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邱一涵和袁国平：1929年，邱一涵和袁国平结婚。邱一涵（1907—1956），湖南平江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时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机关党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11月2日病故，终年四十九岁。袁国平（1906—1941），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1月12日，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

吴仲廉和曾日三：1930年6月，吴仲廉和曾日三在井冈山结婚。吴仲廉（1908—1967），湖南宜章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湘南起义后随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和红军学校教官。1932年任中央苏区女子义勇队政治指导员。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被俘后，由张掖押到青海西宁，后押送到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来营救出狱，并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离审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被平反昭雪。曾日三（1904—1937），又名曾日山。湖南宜章人。1928年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任红四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福建军区政委。长征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路军后，红五军团改番号为红五军，曾日三任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后被调到红九军任政治部主任。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九军代政委。西路军失败后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在祁连山区。1937年4月27日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最后被俘而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危拱之（1905—1972），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广州起义。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妇女科科长。1929年6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2月回国后不久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兼机关俱乐部主任等职。长征时在军委干部团担任总务科科长。到达陕北后任人民剧社社长、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信阳抗日挺进队政治部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妇女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因病长期休养。1972年2月8日逝世。

邓六金（1912—2004），福建上杭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杭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长征时在干部休养连。到陕北后，任中共庆阳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妇女部巡视员、中共中央华东分局妇女部巡视员、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保育院院长等职。1953年由上海调往北京，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理事等职。2004年逝世。邓六金1938年12月在西安同曾山（长征时在江西坚持开展游击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等职）结婚。

甘棠（1910—1971），曾用名阚思颖、阚士英。四川南溪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任交通员。1930年起任中央苏区党的交通总站秘书、中央局妇女部秘书。遵义会议后，调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妇女科当科员。1935年3月，奉命到新组建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任党总支书记等职。1936年12月，在云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战斗中被俘。出狱后经由潘汉年与罗世文接上组织关系。1938年冬任中共川康特委妇委书记。1940年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受到审查。建国后，任中共重庆市委妇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妇委副书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惨遭迫害。1971年11月28日病逝。

萧月华（1911—1983），广东大埔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8月，被调到江西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担任收发员。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任陕甘宁地委妇女部长。后任承德市区委书记、张家口市人民政府劳动调动科科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公路局养路处副处长、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等职。1983年身患癌症，因医治无效于同年11月3日逝世。萧月华1933年由组织安排，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奥地利人）在瑞金结婚。长征到延安后不久与李德离婚。

对越反击战：九连四十勇士对抗越军“寡妇连”

在有关炮兵战作战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有关我营游动炮作战的事例，我在那篇文章中简单介绍了有关我营游动炮分队作战的情况。在我的文章中曾反复提到了几名荣立战功的数名连队战斗骨干。为何要选派老9连去执行这项艰巨而危险的战斗任务，这个连队在历史有何特点呢？也许这是出于我对老9连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也许是出于对那些曾在老9连服役期间的历年老兵们的优异表现而发自内心的偏爱，我不得不重新动笔向各位朋友详细介绍这次作战行动，不然，我会愧对那些老首长和同甘共苦的战友们。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许许多多战士们地名字已在我的记忆里渐渐淡漠，但老9连优秀的士兵会时刻记在我的心里。象原老9连司务长赵万进王立平、最优秀的老班长蒋仕福（青岛市崂山李村人）、炊事班长毛得法（山东临沂莒南县人）三班长王春厚（原青岛国棉九厂）和老司机班长张体合等老战友们。

老9连干部战士在茨竹坝阵地的合影，后排左起1司务长王立平、2司机班长徐炳书、3刘副政指、4侦察班长张传富、副连长赵立迁；前排左起1文书沈保俊、2炊事班长毛得法、3政指郑培新、4上士夏宏翔、5通信员。

昨天从遥远的江苏苏州给我发来问候短信的小通信员沈保俊更令我惊喜不已！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十分俊秀机灵的小家伙竟能在铁血论坛上认出了接他到部队的老连长，这令我感叹世界之大天地之小。他是1983年我从安徽枞阳县带回来的兵，曾担任连部的通信员军械员兼文书，我十分感激这些曾为连队建设付出过汗水和贡献的战士们！借用这篇短文来抒发我对老部队战友们的深切怀念，也以此文奉献给我尊敬的9连老连长李永吉（山东泰安市满留村人，后在淄川区委工作）老首长，纪念曾在老山共同战斗生活过的已逝原9连连长刘新义营长！

我六十七军炮兵团反坦克炮兵营是一个组建历史不长的作战单位，但我入伍时的庄营长却是一名曾参加过开国大典受阅部队199师的老兵，其他两个连的历史不太清楚，但我所呆过的老9连的来龙去脉历史则要知道一点。有些原老9连的许多干部战士也不太熟知这段历史，只有我和老连长李永吉知道一些。那还是在我当连队文书的时候，一天我在连里仓库偶然整理物品时发现了一个陈旧木箱，当我翻到箱子最底下时，看见有几张纸片上写有钢笔字样的连史，上面简单记述了几句老9连的履历。一直想了解本连来源和血统的我如获至宝，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连长李永吉。老连长是65年的兵，他入伍时听老兵们讲连队来自湖北，当年调到青岛是来打老蒋和美军U——2入侵大陆飞机的。以此为基础我又搜集了一些材料编写出了老9连的连队简史，为连队建设填补了一项空白。

老9连这个连队原先并不是六十七军军炮团编成内的一个连队。该连原系陆军五十五军第一四四师（后改编为陆军第四十二军第一六三师）高射机枪连。1963年该连奉命进驻青岛市城阳沙子口一带执行防空作战任务，划归六十七军作战序列后完成任务未能归建，被改编为六十七军炮团反坦克炮兵营9连。该连作风扎实行事低调，军事素质较高，文革后期曾长期担任军营建施工和团农业生产任务，完成各项任务韧劲十足。

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连赴滇作战人员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模范卫生员”孙振旺烈士等战斗功臣，一班长朱永昌和六班长邱立功在战斗中荣立三等功，一班长朱永昌在云南前线火线被提拔为指挥排长。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部队干部更新加快，我连当年就有5名骨干被提升为干部。八十年代初连队转入全训后进步飞速，1982年一举跨入全团先进行列。当年的老连长李永吉、刘新义和政指祝桂荣、梁建军，副政指杨明治等同志都为连队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后来在老山作战中的佼佼者侦察班长张传富（一等功）、一班长宋启柱、三班长苏同庆（二等功）、司机班长徐炳书、周升东（三等功）等人，则是我营的杰出战士代表，他们在战斗中发扬了老九连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再立新功，更为老9连的连史增添了光彩。

我和刘新义营长当年正是出于对老9连的深刻了解才决定由该连承担对越军“寡妇连”的游动对抗作战任务。当时除现任连长老钟和政指郑培新二人知道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和危险性以外，全连战士骨干并不知晓这次任务的真实意图，只是知道要和越军“寡妇连”交手都感到很稀奇和有刺激。

当时，越军炮兵部队已被我军各炮群打得趴了窝轻易不敢露头，军炮指决定用一支炮兵小分队作为诱饵对敌实施炮火引诱战术逼蛇出洞。在越军炮兵阵地暴露时给予其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那个老练狠辣的素有越军“神炮连”之称地老“寡妇连”，更是神出鬼没对我一线前沿阵地威胁最大。军炮指首长指示，在我游动炮分队对敌游动炮击诱惑的同时寻机将其歼灭，以解除对我军前沿阵地的威胁。

1985年7月20日，我游动炮小分队一行40人的车队出发了，目标指向老山芭蕉坪一带。团里原定由侦察股副股长老杜组织这次作战行动，后来团里为加强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又增派团参谋长林翠弟参加游动炮对抗作战行动。老杜曾和我一起在新兵连训过来自山东梁山郓城和湖北武汉的新兵，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接兵回来后担任新兵连一排排长，老杜任二排长。他是1975年入伍的江苏昆山兵，老山轮战结束后曾任军地炮旅参谋长。而指挥作战行动的林参谋长是山东栖霞人，1970年入伍。他为人精明能干，战后升任军炮兵指挥所副主任。老9连部下们能跟他们在一起执行作战任务我和刘营长还是很放心的，他们二人对炮兵指挥业务还是很内行的。

我老9连的4辆解放——C30炮车牵引着4门火炮从茨竹坝炮阵地缓缓而下，驾驶一炮车的的是司机班长徐炳书。徐炳书1981年入伍，是山东微山县人。一入伍就在我所在一排一班任战士，和一班长宋启柱同在一个班。后来我根据两个人地工作表现和培养发展方向，决定把柱子留在排里作为班长苗子培养，而将炳书和表现也不错的赵厚珍推选为司机骨干前往司训队培训。小伙子内秀，司训队培训结束后回到连里，在老班长张体合和马瑞卿的指导下技术提高很快，后来他担任了司机班长。而留为炮班骨干的宋启柱和苏同庆则比炳书早一年提升为训练尖子班炮一班、炮三班班长，成为9连骨干的中坚力量。经全连文化考核选拔到侦察班的张传富，则在王班长的精心调教下成为一名侦察业务技术十分出色的侦察兵，他在王班长复员后接替了班长职务。几个山东微山兵成为我老九连的四梁八柱，承担起了老连队继往开来的重任。这些我一手训练出来的优秀战士们能否完成任务平安归来，我当时只能在心里为他们祈祷祝福！

游动炮小分队的车队经过老山战区有名的三转弯后，驾驶车辆的司机班长徐炳书不由地有了几分紧张，这里可不同于茨竹坝阵地的情况。据通报这一带是越军的炮火封锁区，前面一段路就是有名的百米生死线。他看了一眼身边的钟连长，加大油门向前奔去，坐在大箱里的宋启柱所在一炮班的战士们只有抓住箱板才能稳住身体，其它三辆炮车和一台后勤保障车也保持间隔飞速跟上。还好在我车队通过该路段时，越军并未进行炮击。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我营还对该连的司机在行动前进行了临时调整，从AB连抽调优秀司机班长周升东二人替换了技术反应欠佳的司机。司机的反应程度和技术如何，有时决定着一个炮班甚至全连的生命。为减少部队伤亡除战斗班外只有炊事班和指挥班跟随行动，全连前观和阵地参战人员共计40人，其它剩余人员全部都留守在茨竹坝炮阵地上。

我老9连游动炮小分队到达老山附近作战区域以后，车炮隐蔽于待机地域待命。在林参谋长和杜股长的组织下经过简短动员，连排干部骨干和侦察人员开始进入前观位置，并到实地熟悉三个预选炮阵地的进出道路和周围地形情况。刚刚执行7.9敌后侦察任务归来的侦察班长张传富炮伤还未痊愈，便和和营部指挥排长胡波一起爬上了老山主峰前沿阵地开设前观。这个观察所位置靠前十分危险，观察所周围弹痕累累，山上的草丛树木枯萎发黄，青色的山体石头都变成了一片粉白色。张传富和胡排长不顾爬山时的疲劳，立即对当面越军阵地进行侦察分析，他俩还请兄弟部队的战友介绍了对面越军的活动情况，迅速展开图上作业，绘制出越军布防情况图。

7月21日，在细雾蒙蒙地早晨我游动炮在连长老钟的带领下开进了芭蕉坪附近第一个预选炮阵地。徐炳书首先驾车拖着一炮首先占领阵地，这解放—C30新炮车装备部队还不到两年，方向盘死沉，比起过去驾驶的苏制嘎斯63车来说真是差地没谱。那嘎斯63小炮车驾驶操作十分灵便，几把方向就能准准确确的定准炮位。他等一班长指挥全班摘下火炮后，他吆喝其他司机将车按相反顺序后撤到一处小山包下的公路上，将车辆方向调整好等待全连打完后再上阵地拖炮。阵地上的宋启柱和苏同庆几个班长紧张有序的只会战士们进行阵地设置。这时连指导员老郑在阵地指挥所喊他过去，炳书考虑到火炮会随时撤出阵地就没有离开车位，他想老乡一班长柱子需要他在紧七八慢的关键时刻拉他们下来，这可不敢有一点的马虎！在炮阵地的侧翼不远处是199师炮团火箭炮营的发射阵地，那里的遮蔽度较好，相对于9连的阵地来说也要安全一些。火箭炮营的弟兄们看到这帮不知是来自哪个部队的85炮连竟敢在那个地方开设阵地，他们不由得都惊呆了。那可是一个死亡地带啊，他们在这一带转悠了很久对周围情况很熟，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新到的炮兵小分队负有特殊的作战使命。而我老9连的战士们当时也不知道还有“火力诱饵”这一说，各级领导也没有明确讲过这事。只知道在打游动炮时会遭到越军的炮火反击，这次行动有很大的危险性。本来连阵地指挥应该由副连长赵立迁负责，但为了减少射击指挥程序团指将前观指挥位置的连长放到炮阵地上进行统一射击指挥。

赵立迁和原一排长刘红星都是我军教导大队毕业生，刘排长聪明反应快而赵排长忠厚实在，两人在性格和工作上各有所长，在战前都被提升为副连长，在长期的训练中我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连长直接进行阵地指挥的情况下，赵立迁只能协助检查监督各炮的射击准备。对于柱子和同庆等四位班长的指挥能力我毫不怀疑，我在往年战术训练中始终贯彻着各种敌情下地情况处置措施，从他们当炮手到当班长后这些东西他们都已记在心里，遇到情况自会应付自如。但越军弹群落下时阵地上会出现何种后果，这些都是我和他们无法想象的。我军各纵深炮阵地毕竟从没有遭到过越军的炮火袭击，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置只能由各级指挥员临机处理了。各炮赋予射向后各项射击准备完毕，四名炮长分别通过阵地通话器和举旗报好，只等阵地指挥员射击命令的下达。

按照游动炮行动计划，我9连先对越军前沿计划目标进行射击，以诱惑越军对我进行炮火反击时暴露其阵地位置。雾蒙蒙的阵地上十分寂静，8时，林参谋长向9连下达了炮击命令，老钟一声“4发急速射装填，放！”的口令下达，4门85加农炮象憋足劲的烈马狂跳起来。“咣咣”16发炮弹出膛，在越军阵地上爆炸。炮阵地上发射烟雾在轻轻飘浮，战士们在紧张的进行下一轮射击准备，装定引信，检查射向。侦察股长老杜杜曾多次来过这里，这一带曾多次遭到越军多次击，今天我游动炮发射后有些异常的反常，越军没有迅速对我进行炮火反应。老杜心里直犯嘀咕，他有一种不详地感觉。他连忙和钟连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马上撤出阵地看一下情况。当老钟向全连下达撤出阵地的命令后，战士们紧张快捷地装车完毕。阵地上各炮班长指挥牵引车挂炮后人员上车，在车辆马达的轰鸣中按顺序撤离了炮阵地。说来也巧，当车队刚脱离阵地开到50多米远的小山包时，越军的炮火盖了过来。只听身后响起一片炮弹的猛烈爆炸声，越军对该地进行计划炮火反击，还有几发炮弹落到炮车附近的山坡爆炸了。老钟急忙命令全连下车，进入路边的防炮洞隐蔽防炮。听着洞外的爆炸声，跑得气喘吁吁的战们，心里象揣着一只兔子一样蹦蹦直跳。越军的炮阵地暴露了，我前沿个观察所将越军炮阵地坐标定于图上，但我军期待的母狐狸越军“寡妇连”并未露出尊容。

老9连车炮返回待机地域之后，对当天的战斗情况进行了讲评，并对下一步作战提出了要求。老9连在越军炮火下逃过生死一劫，全连安全撤回这不能不说是老杜的功劳，为何我国在历代战争中总会有些未卜先知的神机妙算之人不断涌现呢，打仗靠得就是一个感觉和客观分析！

我军炮指对越军暴露的固定变化不大的炮兵阵地和基本军事目标进行了火力划片和包干，各单位重新对各打击目标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测量，制定了多套炮火射击计划预案，并确定了炮火打击目标重点。游动炮小分队分别在预备发射阵地上准备了炮弹，每个预备发射阵地都做了精确地距离方向标注。军炮指要求各观察所都要加强观察，以引导我各炮兵群提高射击精度，扩大炮兵作战的射击效果。

第二天，我游动炮又进入了第二个预设发射阵地。前观上的侦察班长张传富和胡排长两人，早已架设好器材开始进行观察。山谷里还飘动这一层薄雾。观察了一会，越军半山腰一带出现了情况，是不是老“寡妇连”出来了？受观察角度的限制看得不太清楚，传富决定到观察工事外面抵近一些进行观察，传富戴上钢盔提着观测器材窜了出去，他寻找了一处视界良好地观察点架设器材。

你别说这“寡妇连”还真是名不虚传，也许他们发现了传富出工事时的身影，还没等传富架设好器材，只听“哒哒”一串串高射机枪子弹呼啸而来，“啪啪”打得树枝乱跳山石冒烟。我精明强干的侦察班长差一点被老寡妇们吃掉，“奶奶的，还真有两下！”传富扯掉落在头上的残枝落叶，开始认真测量寡妇连所在的位置。一切搞完后他撤了器材，刚刚跑回工事里只听老寡妇们的炮弹也打来了。随着嗖嗖几声刺耳的呼啸声，连续几枚炮弹飞过观察所在后边的山坡上爆炸。他们急忙把射击诸元传回阵地，但不知为何连队却撤出了阵地。一次歼灭老寡妇们的极好良机就这样白白错过了。游动炮小分队从炮阵地撤出后返回到待机地域，战士们不明原因都不明白为何没有发射，作为战士们来说还都是愿意打炮的，每听到刺耳的炮声，他们就会感到兴奋，也不枉为射击准备而流下的汗水。回到驻地解开腰带放下武器装备，战士们的肩上印有红色的勒痕，被各种背带压出一道深深的沟印，火燎燎的疼痛，一个个浑身上下浸透着汗水。七月底的云南骄阳以火，全副武装在野外呆上几小时还要从事土工作业那种滋味可是不好受得。

老9连对于这次占领阵地无功而返是有原因的。林参谋长针对第一次炮击作战曾提出发射要求，火炮射击时不要打急促射而要以单发和齐射为主，主要用冷炮射击方式对计划目标行干扰射击，以激怒引诱越军炮兵阵地暴露。但老钟以全连快打快撤安全为原则，不管越军炮火反应不反应。对于第二处阵地的选择老种认为遮蔽度不够条件太危险，一旦越军进行炮火压制那么我阵地必被越军炮火覆盖，那时我游动炮分队到便会成为越军炮兵口中的鲜美食物。我认为如果我当时在现场指挥就把各炮大间隔配置，分别对越军四个计划目标行一个炮标准的急速射，这样火力密度大欺骗表象也会真实一些，射击效果也会更好。然后以单炮为单位打完就迅速撤出，全连人员的安全也能得到很大保证。如何贯彻上级作战意图和保证部下的生命安全，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我游动炮的第三个预设发射阵地在船头方向，在那处阵地附近有我军的一个露天弹药储存场，我军工队大多都是在这里背负弹药送到各前沿阵地去。当我炮阵地各炮正在进行射击准备时，弹药库的负责干部来到阵地指挥所找到林参谋长要求我游动炮不要在此构筑发射阵地，以免在炮战时对弹药场造成威胁。我各发射阵地都是经过军炮指审核批准的，对于这位干部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林参谋长对这位干部做了一番解释，这位老兄才不高兴离开阵地指所。有了前两次占领阵地的经验，在四位班长的指挥下各班的射击准备做得很麻利，全连期待着这不光是一次诱惑越军的炮击，他们希望能有一次漂亮的的战果为老9连连史书写一页新的篇章。

一个机会来了，我兄弟部队54号阵地观察所首先发现了越军老“寡妇连”的炮阵地上的火炮，一声令下，瞄准手装定标尺，二炮手装填炮弹，一个6发急速射的弹群向老寡妇们的头上飞去，在隆隆的炮声中老寡妇“神炮连”遭到我军重创。

当我营游动炮奉命凯旋回归茨竹坝炮阵地后，老9连的战士们竟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这样一条令人恐怖的内幕消息。说是就在他们在向前沿开进前，组织部门早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40个骨灰盒以备使用。哈哈，我们老9连的战士们真的很可爱，他们那里知道这东西根本不用特意准备，就在离他们打游动炮不远的地方，有一处代号为“301”的安静神秘之地，那里是一个专门处理烈士后事的地方，想想看，司机班和前观不可能同时被越军炮火覆盖，那么这40个骨灰盒是不是有些多余了？所以说这只能是一个花絮和笑谈。任务具有危险性也会有牺牲的可能性，但这次我军实施的以游动炮对游动炮作战诱敌还是获得了成功，从一个方面为我军的炮兵游动作战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抗日战争中最大之耻辱：中条山战役损兵折将

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正面战场的进攻，在速度、锐气和威胁程度诸方面均较战略进攻阶段显著减弱。加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的牵制，以及国民党军队不同程度的“继续抗战”，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为了摆脱困境，日本修正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之新方略，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诱降活动。

正当日本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亡华无期，进退维谷之际，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袭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舞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产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蒋直系国民党军残存的唯一地区“有鉴于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陆相和杉山总长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1941年1月3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地区，尤其在夏秋季节须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亦即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之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17、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接着，日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作了适应性调整，编成了参加中条山会战的序列——第1军：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团，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集团。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10万余人。

为了配合对中条山的进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组织63个大队（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对我国东南沿海首先实施封锁。同时，在正面战场实施了所谓灵活的速战速决的作战，即发动豫南、上高战役。并于同年3月，发动了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以第36师团发动对第27军作战，打击了集结在晋东南陵川一带的国民党第27军；以第37、第41师团发动对第15军作战，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了与主力脱离的国民党第15军。以期为向中条山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战役态势。经过周密的部署，日华北方面军“着由第1军从山西省方面攻击，直辖第21与第35师团从河南省方面攻击”，决心“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企图“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

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了进攻中条山的部署：“第36、37、41师团及第3、9独立旅团，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西面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第33师团附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21师团及伪军张岚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

与日军在中条山地区积极部署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有鉴于此，4月中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一战区巡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借故请假逗留峨嵋山未归）。4月18日、20日，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何应钦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何应钦判断：“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廿九年四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做出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会犯垣曲企图的判断，决定：（一）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二）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三）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在上述判断指导下，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主力7个军进行了相应配置：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范汉杰部在高平地区。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策应。

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起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东线，日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的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000余人，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西线，日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仞中将指挥的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000余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北线，日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0000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东北线，日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余人，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针对日军分兵合击，袭击我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以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我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完成合击的企图，“于会战前，经以辰东诚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致使“会战开始第二日，因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当严令各部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蚀食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殄之”。各部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日军交战，中条山战役正式打响。

东线：日军“左翼以温县为发起点，先头步兵5000以上，骑兵千余，炮20余门，飞机数十架，战、汽、装甲等车共百余辆，沿黄河北岸突进。”“中央以沁、博为发起点，一股先头千余，循沁济大道西犯”，“另一股先头2000余人，附炮十余门，于窜陷西向义庄后，继向捏掌、紫陵、东逮寨、留村一带猛扑。”“同时，沁河北岸3000余人，以飞机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强渡沁河。”守军第9军裴昌会所部在强敌进攻下施行节节防御，节节后撤。8日午，即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在全线溃退的形势下，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第9军“以主力于封门口北既设阵地，拒止沁、济之敌西犯，以一小部对敌侧击”。第9军部署新编第24；师主力、第54师张团守封门口一线，第47师和第54师驻王屋的独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线游击。封门口系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隘，日军势在必夺。久攻不下，再行增兵。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终为敌破。这时，中路日军已于8日晚攻陷垣曲县城后，分兵进攻邵源。长官部命令第9军主力“由官阳南渡，以策应河防”。11日，日飞机百余架轰炸封锁官阳东西渡口，第54师在遭受重大伤亡后渡至河南，其余各师团退至封门口至邵源以北山地。12日，该路日军一部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则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与从垣曲东进之敌会合，完成了对国民党第14集团军的内线包围。

西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守军为孔令恂的第80军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和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唐淮源的第3军第7师（师长李世龙）和12师（师长寸性奇），以及直属第5集团司令部指挥的公秉藩第34师。”7日下午，日军“分多数纵队，成广正面法，集中机炮火力，并以飞机诱导步兵，向我西村、辛犁园、王家窑头、梁家窑头王竣师右翼80团（唐、孔两军接合部）阵地猛攻。另以独3旅附37师团一部，向刘家沟、古王、计王王治岐师全面佯攻，牵制激战”。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第27师防线，孔、唐两军联系被切断。第27师溃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带。与此同时，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军第165师在遭到日军袭击后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线。乘隙而进的敌挺进纵队于当晚占据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沟等渡口；最远的一支进到平陆、垣曲、夏县三县交界处。9日正午时分，第80军所部遭敌便衣袭击和飞机轰炸扫射，进一步溃败。“在一场混战中，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及165师姚汝崇营长等多名军官牺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庙岭附近。剩余部队傍晚退到黄河渡口南沟。”第80军军长孔令恂、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弃部渡过黄河，失去指挥的部队争相竞渡，伤亡惨重。新编第27师副师长梁汝贤见事不可为，投河殉国。

夏县日军先头部队7000人分三股南向进犯唐淮源第3军阵地。8日拂晓，日军攻占中条山北山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后，一路向西北奔袭第7师师部驻地王家河，一路向东南奔袭第3军军部唐回。王家河遭日军重兵包围，师长李世龙率部突围；唐回则在军长率预备队驰援王家河的情况下被日军地面部队与空降兵协同占领。第3军军长唐淮源率残余人员向东撤退至温峪（南通五福漳黄河渡口）一带，被日军挡住南去之路，遂与敌激战，遭受重大伤亡后，再向东北、西北方向退去。12日唐军长及其所部在尖山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在三次突围失败的情况下，“唐军长以保卫中条山职志未遂，当前大敌未殄，于尖山顶庙内自戕殉国”。同日，第3军第12师在突围至胡家峪后遭日军截击，师长寸性奇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仍率部苦战。13日，寸部亦陷日军重围，寸师长二次负伤，右腿被敌炮炸断，自知无力回天，亦拔枪自尽。继忻口战役第9军军长郝梦龄与第54师师长刘家祺之后，再写一军之中军、师长同时殉国的悲壮史诗。“还有闻喜敌36师团先头部队3000余人，向公秉藩第34师防守的野峪、十八坪、唐王山等阵地猛攻，并迅速攻陷唐王山。公秉藩组织部队反攻，收复唐王山周围阵地，但因其右翼友邻部队防线被突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令公率部驰援马村（按：马村系第5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第34师便放弃唐王山阵地，退至胡家峪。”

北线：这里是中条山地区国民党曾万钟第5、刘茂恩第14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于迅速攻占横（横岭关）垣（垣曲）大道，直取垣曲县城，对守军两个集团军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役一开始日军即以重兵向横垣大道两侧猛攻。驻守横岭关东北侧的赵世铃第43军、西南侧的高桂滋第17军同时遭受日军重兵打击。激战至8日拂晓，第43军十八坪阵地被突破，堵击无效。军长赵世铃下令放弃阵地，撤向望仙庄一线；第17军虽依靠工事和有利地形进行了较为有效的抵抗，终因左右两翼皆被敌突破，不得不退出防线。日军则在一举突破守军防线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桑池、贾家山、杜村河南下（桑池守军第15军一部溃逃）；一路沿亳清河南下，经皋落、长直、王茅，直取垣曲县城。”“8日黄昏，日军在伞兵部队配合下，占领黄河岸边的垣曲县城，截断了与黄河南岸的联系。日军实现了中间突破计划，中条山国民党军队被分割成两半。9、10两日，日军分兵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东路于12日晨攻克邵源，与济源西进日军会合；西路于11日进至五福涧，与9日攻占五福涧的日军会合。至此，日军的内层包围圈完全形成，中条山守军黄河沿线的补给线和退路全被截断。”

;东北线：驻防这一线的国民党守军主要有第14集团军司令部、武士敏第98军，以及第15军、第93军等部。7日晚，日军向武士敏第98军发起进攻，武军长率领所部拼死抵抗，在董封东西线上与敌激战，多次击退日军进攻。王村一战，将敌2000击溃，毙敌滨田大佐以下700余人。10日，第一战区司令部鉴于“济源、垣曲间各主要渡口渐次被敌封锁，该集团整个补给线中断”的事实，命第14集团军“阳城以西部队主力，迅向沁翼公路以北分路转移，以旋回钻隙战法，打击敌人侧背。卯刻，该集团军全面与敌发生激战。申刻，交口之敌陆续增至三四千，窜陷清风圪塔、煤坪。同时第10师与第98军接合部之二里腰，亦被约二千余之敌突破。而陷邵源之敌，亦向西北紧迫，此时该集团军三面有受敌顾虑。”各部在突围游击中向北撤退。

在守军全线溃退的同时，日军以优势的兵力和猛烈的炮火占据了先机，迅速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突破了中条山地区的全部防御阵地，先后占领了垣曲、济源、孟县、平陆等县城及相关的关隘据点，封锁了黄河北岸各渡口，完成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内外侧双重包围，随即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对数路中国守军各阵地，反复扫荡。以西线为例，日军“各兵团自11日并排向北返转，然后又自5月15日再次转向黄河线，如此再三反复进行篦梳扫荡，一直进行到6月10日。在这样反复扫荡期间，各兵团所到之处消灭了敌人（按：日方的说法，指国民党军）三千至五千名”。守军主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先后突围：第3、第15等军残部在第5集团军司令曾万钟率领下西渡黄河，转到洛阳、新安一带整顿；第93军主力在摆脱尾追的日军后由禹门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韩城境内；第98军一部在武士敏的率领下进入太岳山区；第43军向浮山、翼城间转进；第9军主力在道清路西段和济源山地游击数天后，分别由小渡口和官阳渡口南渡……国民党中条山守军大部退出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战役落下了帷幕。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中印战争档案解密：印军曾误以为中国军人很野蛮

1962年的中印战争，直到今天还不断受到印度媒体的渲染。有人著文宣称，如果当年没有听信美国中央情报局夸大中国空军实力的情报，大胆起用空军的话，印度就会赢得那场战争。由此可见，这场仅仅持续了一个月的战争是很多印度人的心结。近日，中国外交部解密了一批外交档案。档案显示，中印战争结束后，印度战俘得到了很多特殊优待，一些被感化的战俘甚至要求到中国内地参观。如今，重提这段历史，也许能让人更全面地了解那场战争。

印军曾误以为中国军人野蛮

1962年10月，印度在边境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我西藏、新疆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将号称王牌的印军第七旅歼灭，生擒旅长达维尔准将。11月18日，我军165团1营摧毁了敌军设在公路边上的两个地堡，并将最后一个地堡团团包围。印军排长拉瓦特准尉带领士兵负隅顽抗。在我军火力掩护下，两名战士用印地语反复高喊：“缴枪不杀！”

在蚕食中国边境之前，印军官兵即被告知：中国军队和当年的日本人一样野蛮，对俘虏砍头、活埋。这种思想灌输使印度官兵普遍对人民解放军怀有畏惧心理。拉瓦特决定带一个士兵出来试试中国军队的诚意。他跪下来双手合十，等待捆绑，中国战士却扶他起来，又是递水又是送饼干。拉瓦特十分感动，回头朝地堡大喊。在里面观望的6名士兵也高举双手走了出来。

11月21日，中印边界历时一个月的作战行动基本结束，歼灭敌人5000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当天，中国军队接到毛主席签署的命令：“为了促成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我军决定于11月22日零时起主动停火，并于12月1日开始，主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内侧20公里地区。”根据笔者在外交部查到的解密档案《国防部发言人关于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的声明》，在这一个月的军事行动中，我军俘虏“印军人员总数为3212名，其中有准将1名，校级军官26名，尉级军官29名”。

批被俘的印度官兵“再不要和中国打仗了”

1962年11月22日，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根据印度国防部1965年发表的报告，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陆军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被俘3968人。由于中国政府很快宣布停火并从占领区后撤，至少有5000——7000名印度士兵从原始森林中生还。

中方宣布停火时，尚在我军包围之中的大部分印军官兵还不知道消息。中国边防军曾救过一名在深山中昏厥多日的印度军官。他在弥留之际睁开眼睛，望着身边的中国军人和军医，艰难地说：“晚了，我就要死了，谢谢你们。”临终前，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交给翻译，“这上面有我家的地址，请告诉我的家人和朋友，再不要和中国打仗了……”“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

根据外交部解密的由周总理亲笔修改的档案《我就释放印度战俘问题的声明和致印方照会》，“中国西藏地方和新疆地方的边防部队很好地执行了宽待俘虏政策，对所有被俘印军人员给予良好待遇。被俘印军人员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排和照顾。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得到尊重，并且享有宗教生活自由。他们和家人的通讯得到了种种方便。被俘印军伤病人员得到及时抢救和治疗。中国边防部队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印度人民友好的实际行动受到被俘人员的称赞。”

印军战俘卡乃尔下士染病不起，医生开了处方，恰逢刘景忠上尉去团部开会，顺便把药带了回来。卡乃尔对刘景忠说：“你是三颗星的长官，还给我这个下士战俘带药来，太让人感动了。我们的长官，吃饭、睡觉、抽烟，就连大小便的厕所都和士兵分开。打起仗来他们坐上汽车先跑了……”

印军上尉卡西拉刚到战俘管理所时大吵大闹，拒绝和被俘的印度士兵一起吃饭。在印度军队里，少尉以上的军官都有私人伙夫，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在战俘管理所呆了一段时间，卡西拉看到中国官兵一起吃饭，一起说笑，战士仍然对军官非常尊敬、服从，深受感动，终于把饭端出来和士兵一起吃。

印军士兵车隆被俘时，被上司丟在原始森林里，靠树皮苦撑了3天3夜。中国连长李荣汉发现了昏死的车隆，把他背出原始森林，在山脚下拦住一辆中国军队的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是54军副军长韦统泰。车隆吃力地睁开眼睛，看到中国将军肩上的金星，吓了一跳。韦统泰下令马上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全力抢救。车隆终于被救活，不久返回印度。记者问他在中国的感受如何，他激动地说：“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

根据解密档案《我允许印度战俘庆祝印国庆》的记载，关押在西藏察隅收容所的印军官兵曾向中方提出，希望在1月26日印度国庆节时在战俘营中举行庆祝活动。总政治部接到战俘收容所发来的请示后，提出“拟同意其庆祝，我干部届时可去祝贺，但不参加其宗教等活动”。为慎重起见，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再次批示：“印俘有提出要求的都可以同意其庆祝，未提出要求的，不主动提倡。问问外交部，国际管理是怎样的，然后再定。”12月19日，总政治部打电话向外交部咨询。档案记载，“条约司董司长意见：同意罗总长批示。国际上无定例做法。从争取印度人民和印军俘虏出发，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

在对待印度俘虏的问题上，中国军队严格执行《维也纳国际公约》，战俘营内没有出现过任何体罚事件。在国内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中国战士首先满足被俘印军的伙食保障，特意调运蛋黄粉保证他们的营养。中国士兵还在林子里平整出一块运动场地，安置篮球架，用伪装网的绳子织成排球网，让战俘开展体育活动。战俘在押期间可以看电影，与家人通信也很方便。

数月的战俘营生活，让印军与中国军人产生了友情。曾在战俘营工作过的人回忆说，第一批印度战俘获释时，在欢送会上演唱了新学会的《东方红》、电影《白毛女》插曲和《社会主义好》。一些印度军官提出要去中国内地看看。为满足他们的要求，中方安排部分军官途径内地前往上海，后经香港返回印度。

然而，数十年过去了，一些印度人仍然对这场战争耿耿于怀。2007年，《印度斯坦时报》援引一名高级军官的观点称，如果当年印度把空军投入战场，就能打败中国。动用空军是否真能帮助印度取得胜利？印军准将达维尔曾表示，“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可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抵枪眼。还有他们的俘虏政策，如果战前印度士兵了解这一点，我想他们恐怕更难指挥。”

第二章　战争秘闻

曾是彭德怀的上司：被遗忘的红军著名女将

平江起义成功后，平江成立苏维埃政府时，胡筠被一致当选为主席，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都在她手下当委员。

当年，因为胡筠、罗纳川等二月扑城，才令彭德怀部移师平江。记得以前平江政协的黄景稀颉蜷绍，当时，平江城外到处写着“活着匪首胡筠”的石灰字。如果不是彭德怀，若第二次秋收起义爆发，胡筠完全可以带出中共历史上第一支数万人的部队（秋收起义才5000多人，二月扑城有200000之多）。

在我们黄埔校友里面，胡筠是响当当的人物，主要是文武双全，拳脚功夫与谋略不谈，光是“神枪手”称号，就令黄埔男生也钦佩。海外人一提起黄埔女生，首推胡筠。

胡筠烈士原名昀，字敛容，幼名咸慎，曾用名李芙蓉，一八九八年二月十日生，湖南平江大坪人。胡筠父祝安，先在县城大商号做管帐先生，后由上海到广州、香港往返贩运平术、红茶，家渐殷富。其父视胡筠如儿，学文习武，冀其成材。胡筠亦自幼刚强好胜，有丈夫气，爱读《岳飞传》、《水浒传》，尝以古代女英雄自诩，年十九由父母作主与平江虹桥李积琦结婚，胡筠不乐封建家庭生活，冲破樊篱，一九二四年八月考入平江女子师范，与中◎◎◎◎员余贲民、李宗白等为友，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撰文呼于启蒙，抨击时弊，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愤而反对英国洋油起岸斗争，登船演说，激昂慷慨，被驻军推入汩江，脚伤仍无惧色，事载当时报纸，论者以为女杰。又喜爱音乐、戏剧，以其所长，谱写诗歌，颇受赞扬。一九二五年由余贲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随同北伐。一九二七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为中国革命第一代女兵。在校时参加中央独立师讨伐叛军夏斗寅。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胡筠回平江组织游击队，北乡暴动委员会主任，以公公李采藻要成立清乡队的名义，装成阔太太，到湖北通城等地买回七支步枪、几百发子弹，成立了有50多人的游击队，她担任队长，带领队伍在幕阜山一带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革命政权，并烧掉自家的房屋和田契，宣布与李积琦离婚，和地主家庭彻底决裂。一九二八年春任中共北乡特委书记，平（平江）、湘（湘阴）、岳（岳阳）游击总队第二大队党代表。“三月扑城”失败后，县委书记毛简清潜往上海、代书记罗纳川牺牲，胡筠奔走四乡，与张警吾、李宗白、毛贲民等联系后，被推举为平江县委书记。同年，平江起义后第二天她率领游击队和部分群众进入县城与彭德怀起义部队会合，她被选为平江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同年十月任红五军第一纵队党代表。一九三0年任湘、鄂、赣暴动委员会党代表，率领赤卫军廿个团随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被选为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同年任赣北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赣北独立团团长，配合红十六军攻战江西武宁、修水、铜鼓、宜春，继任红八师师长，率部攻占湖北通城、通山、崇阳、阳新等县，得了很大的胜利。德怀元帅称她为“难得的女将”。一九三一年，中共湘、鄂、赣省委成立，被选入省委常委，兼妇女部长。一九三三年受王明左倾路线打击，执行者来到湘鄂赣后，改组省委，胡筠诬害为“AB团”，胡筠改任省互济会主任、省委党校教务主任。次年被害，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会议上平反昭雪，一九五0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胡筠曾指挥的着名战斗，并为父老所传颂的有声东击西的木瓜乡“石壁之战”、用辣椒烟熏岑川乡“碉堡之战”、利用地形杀回马枪的“泉水之战”、扰敌致疲然后主力远程奔袭的修水县“朱溪之战”，用棉絮绑在桌子上令战士顶着桌子冲锋的“武宁之战”等。又《通城人民革命史》载，一九三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率红八师及赤卫军一千余人采用内应外合的战术，一举攻克了通城，缴枪一千三百七十余支，长机枪五挺，手枪三十余支，子弹十余担，其他军器无数。胡筠在担任红军学校女生团政委时，她运用武汉军校学得的军事知识，指导女生们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一次敌人进犯省委会，胡筠率领女生团和省委机关的女同志参加反击战。这次战斗数她所率领的娘子军打得最出色，省委嘉奖了她们。胡筠每次战斗中身先士卒，两次负伤，坚持指挥，她从实践中总结出“拦腰截尾，打敌消残，敌进山，我下段，敌分散，我集中，敌去河东，我往河西，我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积小胜为大胜”等游击战术。据当时报载：“彭德怀与胡筠的部队互相呼应，声势浩大，赤焰所播，如火燎源。”

胡筠爱好文艺，治军之余，曾创作大量宣传作品，其最着称者《李更探监》和《鲁胖子哭夫》等，前者反映罗纳川夫人李更探监，感人至深，后者形容鲁涤平哭张辉赞，淋漓尽致，两剧至今流传在万载小源等地，刊载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万载资料分册中》，胡筠写诗抒发自己的战斗豪情：

绿阴深处无暑炎，席地看报也谈天。男女穿上军装服，革命阵容意志坚。

保卫后方有责任，支援前线毋迟延。三镇基地金汤固，快听战友奏凯旋。

“九一八事变”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乘美英帝国主义困难重重，蒋介石加紧进行反共内战的时机，从各方面加紧侵华战争的准备：（1）大造侵华舆论。从军政头目到法西斯团体，疯狂叫嚷只有侵占中国东北，才能“安定经济秩序”，扬言“满蒙问题，必须以武力解决。”（2）大力扩充军备。1930年日本审核开支占国家预算的28.5%，居世界第一位。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不断扩大军事工业，同时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1930年，日军已扩充到23万人。（3）加紧军事部署。从1929年起，关东军先后组织了四次所谓“参谋旅行”，到长春、哈尔滨、洮南、锦州、山海关等地进行现地侦察，刺探军情。1930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田俊六少将亲自到我国东北侦察地形，密谋策划。1931年6月，日本统治集团制定了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指令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共同拟制具体作战计划。这样，“九？一八事变”的具体计划，就由关东军主任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和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炮制出来。7月，加强了关东军的独立作战体制，并从日本增派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同时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将旅顺要塞两门重炮秘密运动沈阳，以备攻城使用。命令骟朝鲜的日军开到图门江岸，待机行动。8月，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动，派当过军阀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的侵华老手本庄繁，充任关东军司令官。9月上旬，日军加紧进行“攻城”、“夜间偷袭”等军事演习。（4）制造借口，抱起事端。1928年6月4日，关东军一手制造了炸毁张作霖专利的“皇姑屯事件”。这是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计划、独立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指挥日本工兵干的，无疑是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的一次预演。

1931年6月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则是这一火药桶上的导火索。“万宝山事件”，是发生在长春县万宝山镇（今属吉林省德惠县）中国农民与朝鲜侨民就农田引水问题发生争执，日本武装警察竟用机枪在中国土地上向中国农民进行扫射，并利用“万宝山事件”在朝鲜各地煽造排华惨剧，致使在朝华侨损失惨重，仅平壤一地便有126人死亡，损失财产达二千余万元。日方还向中国提出数项无理要求，妄图扩大事态，以“保护朝侨”为名出兵东北。“中村大尉事件”实际是一起间谍案。1931年6月6日，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同伴在兴安岭索伦一带进行间谍活动，被我军发现并予以逮捕，从其供词中还证实其为日本参谋本部所派，并有大量物证。团长关玉衡果断将其处决。日本借机大肆搜查。日本右翼团体也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对政界拼命活动。可以说，“中村大尉事件”将战争推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1931年9月18日夜，由于临近中秋，一轮满月高挂于清澈的夜空，皎洁的月光笼罩着东北三千里江山，给大地一片洁白的宁静。白山、黑水仍像往常一样，抚慰着广大东北人民进入甜蜜的梦乡。

然而，就在这片不容玷污的洁白之下，有一群人却正在做着“贼喊捉贼”的丑事。他们便是日本关东军柳条湖分遣队长河本未守中尉和他手下的一队士兵。这位关东军中精通爆破技术的年轻中尉正在紧张地测算着炸药的剂量，他的上司今田大尉一再强调，要将铁路路轨断开，但必须保证火车正常通行。河本中尉也清楚，这条铁路是大日本帝国在东北的交通要道，一旦断线，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在河本中尉安装炸药之时，奉天城内，城北关东军作战室里，板垣征四郎大佐也显得焦燥不安，这位日后屠杀成千上万中国人的刽子手此刻心中毫无把握，在作战室中走来走去，一边用日本话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这是他的座右铭。他从军已30多年，经历过日俄战争的炮火考验，成为一名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今天，他作为一名最高指挥官，来打响大日本帝国侵战满蒙的第一枪，他又显得莫名的兴奋。

奉天（今沈阳）城外，东北军北大营，由于东北的9月，天气已有凉意，经过一天操劳的东北军北大营第7旅的将士们伴着窗外皎洁的月光渐渐进入了梦乡。营前，只有几名哨兵抱着枪来回踱步以抵御四周的寒气和睡意的困挠。而此刻，离大营不远的高粱地里，几百双贪婪的眼睛，从四百八方紧紧盯住北大营的营门，这眼光，似恶狼，闪现着扑食前的焦灼、紧张、兴奋和残忍。

夜，更深了，10时20分，随着河本中尉一声令下，“轰！”一声巨响，柳条湖铁路爆破成功。几分钟后，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迅速接近北大营西南角，然后用1个小队切断第七旅的退路。621团首当其冲。就在中国官兵欲还击日军之时，却传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19日零点30分，第七旅撤向东大营。19日上午5时50分，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

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第2师团第29联队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击，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团又与独立军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东北军东大营进攻，东北军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东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沈阳全面陷落。与此同时，9月28日夜，日军还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全面攻势，19日先后攻占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长春，是南满铁路的北端，是东北地区的重镇，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省军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长春失陷。

长春沦陷之后，吉林形势紧张真情为。由于当时熙洽掌握着吉林的军政大权，熙洽本人是清朝宗室后人，受日本影响较多，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接受培训，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恰好是其教官。因此，在日本人大迫通贞的策动下，熙洽公然投敌卖国。9月20日，他与日军接洽投降事宜，21日下午8时，多门师团一弹未发占领吉林。吉林军大部战士，拒绝接受缴械，在李杜、冯占海等将领率领下走上武装抗日的正确道路。

与此同时，关东军以进兵吉林为由强烈要求驻朝日军越境。21日下午1时20分到4时30分，驻朝日军开始擅自越境，加入到侵略东北的行动中。

由于进犯北满的计划被军部否决，日军在9月22日进攻哈尔滨被制止。当天，关东军将部队开进郑家屯，24日占领洮南，妄图占领黑龙江省，在黑龙江省，日军遭到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的坚决抵抗，由于力量悬殊，中国军队于11月18日撤往海伦。19日，付出相当代价的关东军侵入齐齐哈尔。至此，日军侵占了辽、吉、黑三省省会。在东北，还有锦州和哈尔滨未曾占领，日军肯定是不会放过的，因为前者是入关门记，后者是北满政治经济中心，苏联势力的大本营。

为配合进攻锦州，1931年11月8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导演一场“天津事件”，他唆使一些无赖，以李于春、张壁为首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日本兵营海光寺为基地，向“租界开枪攻击”，妄图以此制造摩擦，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制造纠纷，可以支援天津军名义进犯锦州；二是借机将溥仪秘密运送到东北。但迫于国际舆论压力，日军只能利用土匪侵犯锦州。为制造进攻辽西的借口，土肥原于11月26-29日又制造了第二次“天津事件”。与此同时，日军大力向东北增兵，12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便批准关东军以“讨匪”之名进攻锦州。12月17日又向关东军颁发了增派第八混成旅团的奉敕命令。21日日军对辽西展开全线进攻；右翼占领了法库、彰武，把重点置于营沟线即营口至沟邦子一线。26日，日军完成进攻锦州的准备。12月27日日军再一次大规模增援关东军，抽调了第9师团的第三十七混成旅团和第三师团的重型轰炸机中队。日军集中兵力，准备与东北军决战。12月29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占领盘山；30日日军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完成了对辽西重镇打虎山的占领。至此，作为重点的左翼营沟全线已被关东军占领。日军集结于大凌河左岸，准备进攻锦州。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拥有优势兵力并已做好抗敌准备的中国军队却临阵脱逃。在关东军还未占领大虎山、沟邦子，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于12月29日向各军下达了向关内撤退的命令。第二天早晨，中国军队向关内全面撤退。1932年1月3日，关东军第二师团占领锦州，数万重兵，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

锦州一陷落，日军立即调头北侵哈尔滨。在此之前，板垣征四郎又捧起一名汉奸张景惠，此贼原为坐镇哈尔滨的东三省特殊区长官。1931年9月27日张景惠成立了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名为维持治安，实为“以图镇压当地防军之反日行动。”10月初，在哈尔滨成立的以诚允为首的抗日的吉林省政府，竟被张撵至宾县。

由于张景惠的叛变，为关东军进犯哈尔滨提供了借口。但日军认为如果以日军主力进攻，会有国际舆论压力。因此，1932年初，日军利用吉林伪军于琛征部打着剿匪名义北上进犯哈尔滨。于琛征为黑龙江人，1925年任吉林陆军第56师师长，后因失职而被降职，“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投敌，在日军授意下成立所谓的剿匪军，进犯哈尔滨。1932年1月，于部在哈尔滨遭到冯占海、李杜等部的痛击而溃败。

利用于琛征的伪军阴谋失败后，日本第2师团于1932年1月29日在长春集结，准备亲自上阵。在哈尔滨，抗日的冯占海、李杜、丁超部也严阵以待。1月31日，日军开始发动疯狂进攻，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抗日军与日军激战3天3夜，终因实力相差太大而败退，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

至此，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从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2月5日，短短数月之内，国民党因为梦想着国联的力量，遵守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执行着“绝对不可抵抗”的命令而最终将数千里大好江山拱与人，国人无不为之激愤。然而，在这些败退溃逃的阴影下，我们仍看到了希望，东北数千万同胞仍不屈不挠，东北的众多热血男儿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用自己的血肉、血汗、血泪，谱写了一曲短暂但却能促使国人惊醒的慷慨雄浑的悲歌。

一位老兵谈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十条军规

1997年在电视里看到在东山岛举行的军事演习，红旗依然在演习场上舞动，我想这肯定是没有参加自卫还击战的人在那里指挥，至少他们不了解自卫还击战后期为什么不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原因？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三天部队伤亡很大，除了指挥程序有问题外，与佩戴的红领章、红帽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下令全部取消佩戴红领章、红帽徽，进攻时也不再举着红旗进攻。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部队里的一名班长和战士。有一次部队在往前开进的时候，班长叫一名战士背一袋红色的米袋子，这位战士不肯背。班长问他为什么不肯背？他指了指在前面山坡上行进部队，班长一看就明白了。

原来那红色的领章和红色的帽徽是那么的耀眼，就更别说那迎风招展的红旗了。于是班长取了一条备用的绿色军裤，将红色米袋子里的米倒了进去，并将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机关。

上级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下达紧急命令，红色一律禁忌。红领章、红帽徽和红旗在以后的战斗中就很少出现了。

后来这个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事迹。希望在今后的战争中能记住，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2）不许自伤

逃兵，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是怕死鬼，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有一些电影中还有枪毙逃兵的镜头。

那么在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有一个紧急规定就是不许自伤，枪毙逃兵要团以上机关批准。

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部队首长，因为真正的战争与我们宣传品中的战争是有一些区别的。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和平年代的宣传教育中是不会把自己误伤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的。

79年2月16日晚，我们就进入了战壕。

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炮火攻击，那时天还没亮，但整个炮火把天空都打红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打的浓烟滚滚，分不清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还是越南人的炮打过来了。

因为就是在平时的演习中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没有见过打这么多炮弹的，有一些兵的腿不听招呼在那里哆嗦发软。

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一位衡山籍的兵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是班长背着他往前进攻的，但缓过了这一阵子之后，这个兵反而变的很勇敢，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如果当时班长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岂不是冤枉了他，也给后面的战斗造成了非战斗减员。（3）打死不许动

部队在行进、夜间留宿的时候，尤其是打穿插时，会与敌人遭遇或遇到敌军的偷袭。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作出了一个英明决定，那就是打死不许动。

这一招果然很灵，战斗进行的第五天，我们在某地留宿。晚上越南人来袭击，由于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打死不许动这一条铁的纪律，整个的反偷袭战斗是很成功的。尽管敌人是光着脚来，走路听不到声音；带着手榴弹来，不暴露打枪的火力点。

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对凡是走动的人或站着的人实行开枪即打的战术，使得敌人难以实施他们从中作乱的偷袭计划。第二天早上天亮一看，打死的全是敌军。

在行进中也是一样，遇到袭击，只要大部队不乱，用机枪和82无后座力炮，或派一个班就能很快把敌人消灭掉，或视情况再作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一个兵不慎被敌人的阻击手打伤，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马上卧倒在地一动不动，这时越南人也弄不清是打死了自己人呢？还是打死了中国人？于是过来了四个越南人来看一下情况，结果被潜伏的侦察兵一举全部歼灭之。

反观有一些部队就做不到这一点，遇到一点越军的偷袭，整个部队就打乱了。造成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连不成连，整个指挥也就失灵了。从第一天进去遭遇伏击开始，到最一天撤军，整个前线都有这个部队散落的兵，一直就没有收拢过部队。这就是没有铁的纪律的危害。（4）错一点都不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提法，如今社会流行一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看，还几个再捣蛋。”的说法，在这里不去评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我只能说，在战争中对于军人来说，错一点都不行。在战争中出错，对于军人来说付出的是生命与血的代价。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保密工作九分之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撤军的前一天，有一个连队在一座山头上驻守。

通信员拿了一封电报给连长看，连长看也不看，就把它卷成一团丢在了山坡上。等到几个小时过后，发现山底下怎么有越南人在活动，再一看其他兄弟部队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结果这时候才想起那封电报，等找过来一看原来是要他撤军的命令，时间耽误了。由此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还有一个接力排长，营长叫他带一个班去一座山头上开通接力机。他满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去了四、五十分钟后还没有开通，营长急了跑到山上一看，接力天线没带。这就是出错带来的危害。（5）步兵角色的转变

2003年4月9日美军很顺利的拿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些军事评论家对此也解释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步兵的角色已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做更多的解释，也会跟前面的解释发生矛盾。

79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炮火进行攻击，后来步兵开始出击。由于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不少活着的越军，因此给冲锋的步兵造成很大的伤亡。一些指挥员马上醒悟过来，不能这么冲。于是调整了策略，规定凡发现敌人明显的用枪扫射的，先用炮打。

等到对方没有动静了，再派少量的步兵前去看看情况，这样伤亡大大减少。而有的部队打下一座山头也只牺牲两、三个人。本身步兵营里就配有机炮连，大炮打完了，小炮也要发挥作用。加上还有坦克车的配备，就更不应该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

2月19日，我们在一座山上看坦克打对面山上敌人的火力点，简直是神了。从发现敌人的火力点算起，到我方坦克的炮弹打出，最快只用了三秒钟。逼着越南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一个劲的扫射。按照坦克兵的考核标准优秀是，从发现敌人火力点，到炮弹将目标击中是七秒钟。

可见我方一些坦克兵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要派大量的步兵去冲锋。像这样的指挥员，受到了战士们的很高评价。

实战证明步兵已经从过去的进攻主力角色发生了转变，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就应该把步兵训练成：

1、侦察员。会发现敌人的火力点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会报坐标，以方便炮兵的开炮；

2、通信兵。对发现的情况要会报告，要会使用通信工具；

3、指挥员。要会指挥炮兵开炮；

4、最后才是步兵，将剩余的残敌消灭尽。

作为现代步兵一定要想到在你的身后有炮兵、有飞机、还有导弹等等，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兵种在作战，而是诸兵种在协同作战，不要冒然的冲锋，这样伤亡就会大大减少。（6）远离百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全民皆兵。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主要打击对象是越军，而不是老百姓，但对老百姓也不能不防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我们在进去的第三天，部队到了晚上需要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有经验的师首长叫我们把越南老百姓赶走，当时一些老百姓不肯走，一位广东兵端着冲锋枪就打，老百姓听见枪声跑都跑不赢。

其实，这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枪里上的全是空炮弹，伤不了人。当然只有这一个兵是这样，其他兵的枪里全是实弹。到晚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的骚扰，也不会出现一些兄弟部队的教训。（7）不要搞假的

战前中越两军，在边防上还是讲话的，一个越南兵问中国兵，一天的训练量是多少（不少的越南兵会讲中国话）。中国兵告诉他是五公里。并反过来问了越南兵，你们每天的体能训练量是多少？越南兵说是八公里。战争开始后的一个间隙，一个中国兵在河边洗手，突然跑出一个越南兵，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连枪都来不及开就抱到了一堆，越南兵的体力明显的不如中国兵的体力强，很快就当了俘虏。经审讯后，得知越军每天的体能训练只有五公里，而我军的后期训练却达到了八公里。

77年我们在师里举行的大比武中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还代表师里到军里参加了大比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到了78年师里举行的比武时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纷纷败给了一个兵团。象什么五公里武装越野，五百米放收线、夜间紧急集合都输掉了。

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2000年战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团的一位战友才道出了其中的真伪，原来他们把五百米的为双线的被复线将其中的三百多米改为了单线，这样重量就减轻了。五公里越野该带电池也不带，当然比我们跑的快。

到了79年打仗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要他们架一条线不通，又架一条线还是不通。最后师里把我们派上，架到哪里通哪里。

一条十多公里的线，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架通了，比平时的比武还快，让他们看的目瞪口呆，其实我们是利用了越南人即有的空明线和高压线架通的，不然哪有这么快？利用高压线通电话，还创造了军史上第一例。

同样与越南人遭遇，这个团的班长牺牲了，我们却把越军打死了。到了后来这个团的通信股长凡遇有架线任务，经请示师里后，一律用我们的线。还要我们帮他们整线，在帮他们整线的过程中剪掉了一些单线，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平时作假的结果。

其实在我们入伍的时候，就听一些老兵讲作假的危害。六十年代初蒋介石，来偷袭东山岛。

我们的一些部队遇有情况，还是改不了作假的恶习，以为又是演习，结果是机枪手不把子弹带够，无线兵不带电池，步兵手榴弹也不带，等到部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还能形成什么战斗力？结果是眼看着蒋军从海上乘船跑走。（8）小心到底

刚开始进越南的时候，以为越南到处是地雷和插有竹签子的陷阱，丝毫不敢乱走乱摸，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越南哪有那么多的钱来埋地雷呢？

于是有人开始麻痹起来了，明明知道步兵在前面攻打一座山头，山脚下的人也不注意隐蔽，更有甚者有的在公路上还大摇大摆的走动起来，结果被在山头上的越南人用高射机枪一下子潦倒了好几个。

3月15日最后一天撤军回国途中，一个连队的男卫生员要拉尿了，其实打仗的兵都是男的，他也不知道害的什么羞？偏偏要跑到越南老百姓的一个房角边去拉尿，结果踩中了地雷，人被炸腾空落地后又中了一颗地雷，就这么牺牲了。（9）创新是战争之魂

越南人很多的战法是跟中国人学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中的一些战法都被越南人学会了。他们也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知道埋地雷。

像《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整个阵地摆的都是枪，打完这枝枪后再打另一枝枪。

甚至误导中国军人打完枪后就空着手往后跑，中国军人以为可以抓活的，谁知他跑了一段后在地上又捡了一把枪继续打。其实这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的，因为越南人的枪比较多。

中国军人也是很聪明的，越南人见打不赢后就钻了山洞。

过去日本人拿那些钻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而中国人却办法有的是，要么就丢几个烟幕弹下去，呛的越南人一个个自己跑出来；要么就把整个山洞炸垮了。

最多时一个山洞就打死了70多人，中国这边一个都没有死。还有的越南人钻到了半山腰的浅浅的山洞里，这样中国军人就绳子吊着手榴弹将其炸死；或直接用高射炮将其消灭。

在排雷方面中国军人也有很先进的武器。他们打出一条25米或50米长的像鞭炮一样的东西，然后爆炸，炸出一条1米或80厘米宽的通道。这种以爆制爆的办法很好，不用再去出现用人的身体滚雷的英雄了。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床，垫的棉絮也没有，他们就采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替代棉絮，然后铺上雨衣就可以睡了。为了防止越南人的偷袭，他们把一些吃完的空罐头盒剪烂，丢在哨位的前面。因为越南人喜欢光脚偷袭，正好可以当刺扎他们。

哨兵放哨时贴地观察，枪都是顶上膛的，保险都是打开的。只要发现有人走动开枪就打，不用问口令，也省去的打开保险的环节。

遇有夜间行进时，实行的是责任观察法，即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后面，一个看右面，一个看左面，发现敌人要做到先敌开火。只要坚持这么做，部队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一些炊事员在没有锅子的情况下，利用空罐头盒煮面或煮饭，及时保证了前面战士的饮食供给。一些通信兵利用敌人的即有空明线和高压线通电话，创造了军史上的第一案例，还发明了边架线边通话的放线器，给整个战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甚至有人提出为减少因炮弹的炸伤，建议将钢盔放大制成一个钢罩，可以把整个人罩住。只可惜已到了战争的后期，做也来不赢了。（10）“三不”男子汉

即便是今年的战友聚会，还有不少的战友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他们始终固守着当兵时形成的概念，认为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在我们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别喝酒，别抽烟，别喝茶。他入伍后，把自己号称为“三不”男子汉，在他的影响下全连9名干部，除司务长一人因工作需要抽烟外，其余的均不抽烟和喝酒。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越南人的酒，全连尽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喝酒的。事实也证明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确实对战斗部队有很多的好处。

像不抽烟，晚上就不存在暴露目标的问题；不喝酒，就不存在迷迷糊糊或睡过头的问题，也不会发酒疯；不喝茶，也就不存在烧开水泡茶喝的问题。

但在后来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中经常看到表现军人喝酒、抽烟、喝茶的一些镜头，甚至还出现了临战前还喝酒的镜头。

这实在是一种误导，至少不是优秀军人的表现。

其实即便我们回到了营房，遇有逢年过节也是不喝酒的和禁止喝酒的，最多也只是喝一点带甜味的酒。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

张学良自述带兵之道：我学拿破仑

你知道奉军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叫奉军？奉军的势力怎么大起来的？

黎元洪当总统的时候，段祺瑞当国务的时候，黎元洪买了一批军火，计划是从秦皇岛上岸。

段祺瑞就派个人，叫伍大泉，我到现在还记得，伍大泉奉命经手办这件事，段祺瑞当时也正在扩充军力。由于机密被段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探知，他就同原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杨宇霆密商，由我们奉军派兵去秦皇岛截械瓜分。

那个时候我还小呢，奉天就派张景惠这一团人马来了。那些军火一到秦皇岛，张景惠就把枪械全部劫走了。那么，奉天就扩充军队了，扩充了五个旅，（那批军火）大概够（装备）三***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不知对不对。那个黎元洪要编三个师，那些军火，是日本军火。那么这就成立一个奉军，奉军的名义就从这儿来的。那么，这就壮大了奉军，奉军的势力打这儿就起来了。

我父亲是奉军总司令，徐树铮是副司令，杨宇霆是参谋长。

后来因为怎么个事，我就弄不太清楚了。徐树铮总想利用奉军势力消除异己，引起我父亲的不满。因此，当直皖于1920年6月火并时，就是徐树铮以奉军司令部的名义，请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吃饭的。那个时候，陆建章大概是给冯焕虎活动，徐树铮把他请来，就在天津把他枪毙了。当时为这件事，我父亲非常火，就把这个徐树铮的副司令给取消了，派孙烈臣当副司令，这段大概查历史能查到。因此杨宇霆，就没敢回奉天，就走了。他回奉天甚至就可能处死他也说不定。

杨宇霆是在徐树铮那一方面，大概是这样。

后来我就慢慢起来了。

我讲的这些都是实录呀，这里头的情节是非常复杂的。

[编者注]秦皇岛劫军火一事，时间为1917年2月，总统应为冯国璋，不是黎元洪。徐树铮任奉军副司令一事，时间为1918年3月。徐树铮诱杀陆建章一事，时间应为1918年6月，不是1920年6月。张作霖解除徐树铮副司令职务一事，时间为1918年8月。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分东路军和西路军。西路军是整个垮了；东路军分三个梯队，头一个梯队是张作相，他那个梯队也垮了。第二梯队是我；第三梯队就是李景林。那时候他是旅长，我也是旅长。残余的兵力就是我们这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等到山海关阻击战，就是我们这两个人领着两部分人打的，打得很凶。其余的全垮了。

那时奉天的兵权都在张作相手中，我父亲的性格是，交给谁就是谁了。

等山海关战役打完了，大军回到奉天，奉天就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我是整理处的参谋长，整理处有总监，有副监。实在说呢，副监就是姜登选，这个姜登选怎么跟这个郭松龄闹不和？这个话说来太长了。他是副监，实际是他负责任，但是一切军队的问题，都是我在负责，调动军队了，整理军队呀，都是我负责任。

我那时候二十二岁。

我怎么会拿了这么大的军权呢？张作相的军权怎么到我手里去了？这事我后来才知道的。

原来是奉天的张作相和一些旅长，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条陈，劝我父亲说，回奉天后要整顿军队，并要求让张作相推荐我。我是在多年后，在我父亲的公文桌里看到这个条陈的。

整理处有两个副监，一个是孙烈臣，但他是不来的，名义上是副监。再一个副监是姜登选，行政由他负责任的。我是参谋长，整顿军队的事情全都交给我，都是我负责。

军队大整顿、大改编后，旧派、新派就是从这儿分出来的，旧派有人反对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那我毫不客气，给枪毙了好几个。

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仗了，回来搞审判，我就给枪毙了好几个。所以奉天的老派人恨透我了，我这个人，不是老实人呐！

我跟你讲啊，我很少上前线督战去，很少。我把命令下了，你就照那样去做。我的部下现在有的还在，你可以问他们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把事情交托给你了，无论做什么事情，你负责任，我决不干涉你那一套，但是，你搞坏了，我可毫不客气，决不饶了你。

现在我已经九十岁了，人呐，主要是心情，心情要开朗、开放，不在乎。我不是说笑话，我这个人也许明天早上一枪就要把我枪决了，我今天晚上还睡我的大觉。我作战的时候就这样的规矩，也可以说是学的拿破仑，我把命令下完以后，我就睡觉去，我睡觉是***屁股睡觉去，从来不穿衣服睡觉的，穿衣服睡觉我会睡不好的。尤其冬天，我要穿衣服睡觉我会冷着的。因为我不会把被子盖得那么严，医院、旅馆的那个被子我绝对不盖的，我盖不了，我一定盖软被、很软的。

所以，我作战时把命令下完了，我就睡我的大觉，没有事情不兴找我，有事情再说。

[编者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间为1922年4月。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成立，时间为1922年7月。

第一次奉直战争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团，我们非常吃紧的时候，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就决定突围了。那么就由郭松龄，他带着三个团，我们是两个旅四个团，那么我拿着一团人来守主阵地。

我一讲到这儿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喜欢我的部下，我真喜欢我的小兵啊。那么怎么办，我负责任带着人，防守这个阵地。假如敌人要把这阵地冲了，那就完了，整个全军覆没啊。因为郭松龄带着三团人前往埋伏，我拿一团人在正面挡着，很稀薄的。那么，我就晚上到前线去督战。

我一到前线，这些小兵，还管我叫团长，看到我就喊，哎呀，团长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我说，我不瞒你们说，咱们现在非常的危急。我把军情告诉了他们，我说，怎么样？我现在派了郭松龄带着三个团迂回到敌人的后头去了，现在我们一团人摆在这三个团兵力的正面，假如敌人他们今天晚上要攻破这儿，那我们就完蛋，整个就完蛋了！所以，我要在这儿，跟大家在一起。

哎，你回去，你不要在这儿待着，好不好？

我说，我跟你们在一块儿。

不要，不要，团长你回去，他们说，要是把我们都打死了呀，那是没办法了，假使要是有一个人在，团长你放心，我们绝对不退却。你回去吧！

我说我跑得很渴呀，我要喝点水。

他说，那不是有水么？你拿回那边喝，你赶快回去，我们送你回去！

我说，不要，不要，那样不行，目标太大了。我一个人跑回去，我就在那个村庄里面呢，我跑回那个村庄大概有两三百公尺，我能跑回去，你们不许动啊。我就怕枪炮把他们打着。

我一个人从这战壕跑，大家都站着，看着我一个人跑。

我和部下都很亲，很亲。

东北军最厉害的就是炮兵。那时，中国的炮兵可以说没有正式训练过，从东北军开始，才有正式训练。这个炮兵那是邹作华的功劳，邹作华那时候是投降我的，他原来是段祺瑞的边防军呀，他训练的东北炮兵是真正的炮兵。

怎么叫“正式训练”呢，炮兵有一种急速的炮，比如说我们的炮兵摆在哪儿，敌人是不知道的，他看不见炮兵，我们可是照样打他，这是一方面。二呢，东北的炮兵多，怎么多呢？国内多数炮兵都是买外国的炮，一个炮顶多带五百发炮弹，唯有东北军的大炮是我们自己造。

我们的炮弹怎么样子，是什么炮弹？叫顺发炮弹，怎么叫顺发？人家外国，像日本的炮弹，一种是空炸，一种是碰炸，就是碰在地上炸。我们这个呢，就是在炮弹前头有个东西，像管似的，有个弹簧在里头，它打到地下，会马上蹦起来，再爆炸，所以叫顺发炮弹。还有一种呢，不是顺发的，前头没那块玩意儿，就是直接爆炸的，那都是奉天兵工厂造的。

实在地说，东北军威风大的原因，也不是东北军比旁人能打，就是这个炮兵厉害。

我们打南口的时候，跟冯玉祥打仗，他那南口守的最厉害了，我们有两个团七十二门野炮，差不多最少也打了五六万发炮弹，因为是我兵工厂自己造的炮弹，这个炮弹可跟外国的炮弹不一样，没人家那么好，可也是炮弹。

第三章　沧桑岁月

戊戌变法失败祸首是谁？极端的光绪和康有为

一

透过百年时光的薄薄帷幕，回顾戊戌变法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中国现代化转型这至关重要的一步，并非只有失败这一种可能。“变法”在那时其实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在“变法”开始的时候，形势相当乐观。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观这场新奇的手术，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变法，起码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反对。

当然，改革所面对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国文化的强大惰性举世罕有，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下，想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来主导这场改革，他应该会选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他应该化整为零、分项进行，先易后难，“徐图而渐更之”，在每项改革措施推出时，使支持他的力量总是大于反对他的力量。通过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们的观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点点化解。

不幸的是，命运多舛的中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相反，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康有为，都严重缺乏实际操作能力。

这两个人都是典型的“愤怒青年”，血气方刚而又缺乏阅历，他们把改革看得极为简单。康有为设计的改革方案，第一个步骤就是大誓群臣，“皇帝亲自在乾清门举行大誓群臣仪式”，让所有的大臣在决心变法的文书上签字，这样“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后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无有阻碍者矣”（《杰士上书汇录》）。他们认为，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催眠术式的仪式，就可以摧毁数千年来积累的强大思想惰性，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们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想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经过了甲午战争之后漫长的消沉期，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井喷式的高涨期。性格急躁的他强烈希望“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法而更张之”。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最弱的国家变成最强的国家。他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像过去他无数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来，“痛自洗涮”，“坚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从一个软弱的皇帝一举而变成最坚强的无所不能的皇帝一样——越是软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为甚至比皇帝还要急切。康有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他认为，既然中国不敌西方，那么就证明中国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必须全盘更新，彻底改变。改革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而要一刀两断，就必须大张旗鼓、急风骤雨，连出重手。（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到八月六日，103天中，皇帝共发出改革谕旨286件，平均每天近3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17天内，居然下达了132道谕旨。真如倾盆大雨，轰轰烈烈，滚滚而下。诏书的内容包括了政治体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员、新设机构、发展工商业、建设铁路、开办银行、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更新国防等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避免守旧大臣们的反对，这些上谕中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康有为的建议，直接下达到有关部门执行，而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因而大部分都缺乏可操作性。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次政治赌博。刚刚遭遇了巨大挫折的他希望用一次“毕其功于一役”的拼搏来证明自己能“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坚强和勇敢。他几乎把前二十几年生命中所积蓄的所有精力都释放了出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白天也只吃很少的东西。他双眼布满血丝，然而精神高度亢奋。他和康有为都天真地以为，只要他们用圣旨把按照日本和西洋诸国药方抓来的灵丹妙药灌入大清帝国体内，不久之后，就会使大清帝国去腐生肌，起死回生。就像康有为屡次乐观地描述的那样，只需要3年，这场变法就可以使大清“自强”、“自立”起来。康有为说，“日本改革三十年而强，而以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10年之间，他就可以令大清蒸蒸日上，“富强而驾万国”。30年之内，中国就会化蛹为蝶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然而，在其他人看来，这种“改革”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个西方观察者说，皇帝主持的改革“不顾中国的吸收能力，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更要命的是，他们许多具体改革措施鲁莽灭裂，只图一时痛快，不计后果，不留后路，严重冲击了社会精英的根本利益。他们在所有读书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从下科开始，废除八股。这一举动，一下子让大清帝国的所有准备应试的读书人手足无措，触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梁启超文集》）

改革开始之后不久，皇帝又下达命令，裁撤了詹事府等7个闲散衙门，砸了近万人的饭碗，却没有给下岗官员安排新的出路。此命一下，如同在晴空爆响了一颗炸雷，引起了官场的极大震动。

因此，在“维新变法”刚刚开始之时，就有人看出它必然失败。维新派著名人物张元济在当年六月初九给好友的信中说变法“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随着改革措施越颁布越多，越来越多的人看出，这几个年轻人不可能成事。越来越多的中间力量开始变成了改革的反对派，原来改革的支持者也开始袖手旁观。一股反对改革的大潮，正在酝酿之中。甚至连变法的核心人物都预感到了变法必将失败。七月份，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

我大哥康有为的计划过于广大，而支持他的同志又太少，举措太激烈，因此排挤他猜忌他的人处处都是，而皇上又无实权，变法怎么会成功？我深感忧虑。

康广仁说，他曾力劝其兄，减缓改革步伐，以适应社会节奏，却被康有为慷慨激昂的表态反驳了回去。康有为说，死生有命，一切都有天意。康广仁无可奈何地对朋友说，我大哥思想太高迈，性格太固执，恪守书本知识，不能冲破僵化的思维，事已至此，实无他法。（《戊戌六君子遗集》）

二

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主持下的变法将以这种“鲁莽灭裂”的方式进行。

虽然他们头脑中已经装了“西学”这种新酒，但是瓶子却还是旧瓶。他们推行的是新法，但推行的方式完全是“旧式”的。

传统的教育方式，使他们形成了一元、单向、线性的思维方式。在他们心目中，世界是由先天的“道”决定的，这个“道”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他们都相信为人行政，最根本的就是高屋建瓴地掌握这个“道”，然后从头到尾地浇灌下去。

在西方列强闯入中国之前，他们头脑中的“道”当然就是“孔孟之道”。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法”就成了他们头脑中新的“道”。在传统教育的影响下，他们都习惯于用宏大的纲领或思想代替改革中复杂而具体的问题，以一种神话代替另一种神话。既然有了新“道”，那么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用这个“道”去处理一切事物，那么就会“万事无不理，天下无不定”。

传统的教育没有给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头脑中建立“世俗理性”，而是灌注了类似宗教形式的热情。他们坚信一旦真理之光普照大地，则万惑可消，万难可解。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策略，什么叫迂回，什么叫复杂。在他们眼里，世界就是如同圣人揭示的那样小葱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们不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只是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陈旧的、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留在时间门槛的那一边，可以在一张白纸上，从头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行动时，他们不习惯于采取步步为营、逐步深入的渐进方式，而是习惯于提出庞大的纲领或计划，企图利用他们设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揽子”改造社会。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改革，方式是“大变”、“快变”、“全变”。

光绪皇帝极端化的行为特征其实正和中国历史节律息息相通。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一“治”、一“乱”的两极中循环。王朝初兴，开国皇帝极端振作，废寝忘食，天下大治。不过数十年，统治者意志又会极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废弛，不久天下大乱，从头再来。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观控制下，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弹性，总是在两极间震荡。我们永远在追求一种“一揽子”的解决方式，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康有为的全盘西化的“道”的失败。因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又拾起了“中国传统”和“中国气派”，试图在诸神的保佑下驱除洋鬼子，关起大门，永远清清静静过日子。在孙大圣和二郎神失效后，被压抑的革命力量瞬间反弹，造就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全盘西化的民主共和国，以及华而不实、急于求成的议会制民主。

国民党“天下第一军”覆灭记：总指挥临阵逃跑

1949年12月13日之后的几天，成都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犹如汤浇蚁穴。当时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总兵力为32万余人，其中胡宗南集团15万人，其他国民党军约17万人。胡宗南为集中全力向康、滇方向突围和防止解放军对其部队割裂，一面以其主力第5兵团守新津，第18兵团位于新津、成都之间，构筑工事，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一面将成都以北地区之第7兵团撤至德阳、三台地区，并将第16兵团置于广汉，把第15、20两兵团布置于彭县地区，向主力靠拢。

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以第12军位于邛崃、大邑，第10军位于彭山，第11军位于简阳以西，第16军位于名山、丹棱，第18军集结眉山地区，将胡宗南部死死地困在了川西平原。

12月22日，胡宗南为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厄运，在新津紧急召开军长会议。会上，色厉内荏的胡宗南强打精神，提出了“保卫”成都的三个方案：

第一案：以现有的兵力，采取以守为主，占领优势地形，把握战机，转守为攻，出击取胜。

第二案：以现有兵力，攻守兼备，确保成都；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构筑强固工事阵地，坚决阻止解放军攻城。

第三案：为了便于尔后能继续作战，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决心牺牲一部分以救全大局为着眼。即以两个兵团（罗广文部第15兵团，陈克非部第20兵团）向解放军后方（重庆）乘虚挺进，以吸引我主力回头，而使主力向西康背进以确保安全。

也就在同一天，远在重庆的刘伯承、邓小平，向位于眉山、邛崃、大邑一线的第3、5兵团发出进攻成都的命令。

在刘伯承、邓小平部署围歼胡宗南之时，一向志大才疏的“川西决战”总指挥官胡宗南，终于力拙才尽。12月23日，他在四面楚歌中，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飞机逃往海南岛。

胡宗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国民党军更加混乱动摇了。解放军乘机紧缩包围圈，进行军事攻击，并继续开展政治攻势。前方各部队分别向国民党军指挥官发出忠告、警告，劝告他们迅速回头，不要错过时机。在前沿直接作战的二野各部队，利用各种方式，向国民党军广播、战场喊话、送信、散发传单。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军纷纷起义。二野各部队迅速占领指定位置后，一面构筑工事，积极阻击逃窜之敌；一面开展政治攻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12月21日，被围的川鄂边区绥署副主任董宋珩及16兵团副司令官曾元在金堂地区首先宣布起义，这是四川境内国民党被包围部队瓦解的开始；24日，敌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残部在郫县、安德起义；25日，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27日，国民党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也派出代表，到简阳与解放军商谈投降事宜。这些将领的起义，使龟缩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混乱，大有土崩瓦解之势。

但是，接替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仍执迷不悟，垂死挣扎。为使自己摆脱不利地位，李文急忙改变胡宗南既定的计划，决定率其所辖7个军分两路突围。一路由第27、36、90、57军组成，从成都向重庆；另一路由第1、第3、第69军组成，从新津沿邛崃向西逃窜，目的地是雅安。

12月25日，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部向西突围，被3兵团第12军阻击在邛崃一带。

12月24日晚，12军副军长肖永银、政治部主任李开湘，正在召开会议，研究敌情，突然接到侦察科长的报告：“黄昏时，国民党军由新津出动，方向向西，现已过了羊场西大河，距我军第35师警戒线仅10里。”

根据敌情变化，肖永银立即命令35师师长李德生返回部队，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一小时后，李德生在电话中向肖永银报告：“据已得到的情报，敌人为李文的第5兵团，现已确证的有5个军，第3、27、36、65和90军。在我方警戒阵地前方，大股的敌人正向西运动。”

肖永银当即命令35师：“敌人要西逃，你师必须于拂晓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决不让李文西窜一步。”

12月2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李文兵团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向12军35师阵地攻击。这天，敌人像潮水一般，一次又一次地向35师阵地猛冲达20余次。该师正面部分阵地几度失守，战斗呈白热化，但英勇的解放军战士终于用手榴弹、刺刀、铁锹把敌人打退。敌人伤亡很大，死尸在35师前沿阵地前堆满了。35师伤亡也不小。

傍晚，肖永银令各师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敌人反击。经一夜战斗，俘敌5，000余人。

次日拂晓，敌人以团为单位，在炮火掩护下，向我12军阵地全线发动攻击，企图孤注一掷，打开缺口，夺路逃命。战斗中，处在前沿突出部的我35师阵地受敌攻击最猛，连续被敌攻击了10余次，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最终敌军被击退。至上午12时，敌人再次纠集兵力，在更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用“羊群”战术再度向12军防线涌来，突破了35师阵地，直打到邛崃东门外。在紧要关头，肖永银果断地率军预备队两个团实施反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反扑过去，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夺回了阵地。

这天，被围困在成都、简阳一带的国民党李振兵团宣布起义，李文兵团更加孤立了。

12月27日天亮后，向12军36师108团猛攻了一整夜的敌人，突然停止了攻击。此时，在前沿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副团长武效贤正纳闷之际，有两个敌人举着手向阵地走来。武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射击，并让战士将来人带进指挥所。

来者为李文第5兵团第1军参谋长乔治和副官。他们求见解放军部队司令员，说有要事商谈。

乔治说：“兄弟受李司令官之命，奉告贵军司令，我李司令官为了顾全大局，愿意起义。”

武效贤便立刻把情况直接向军里作了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乍闻这一消息，肖永银在电话中指示武效贤说：“敌人现在突然提出起义是有企图的。一定要提高警惕，防备敌人诡计，我马上派人来。”

不一会儿，12军36师师长邢荣杰来到108团前沿指挥所，并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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