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我自己：欧文·亚隆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欧文·D.亚隆（Irvin D.Yalom）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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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自己：欧文·亚隆回忆录试读：

赞誉

团体心理治疗的大师是怎样练就的？亚隆先生的自传给出了答案：开放的心态，不断的学习，大量的阅读，长期的实践，深入的研究，自我的剖析，勤奋的笔耕，最重要的是对团体成员的尊重信任以及直面自己的勇气，让他在团体心理治疗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他对团体心理治疗的理解是如此的深入，他学习过各种类型的团体心理治疗，从中汲取精华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团体心理治疗模式。想成为一位有效的团体心理咨询师，让团体成员在神奇的圆圈中成长和疗愈，就请阅读亚隆先生的自传，从他的生命轨迹中获得深刻的启迪，找到自己的专业成长之路。——樊富珉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亚隆可能是对中国心理治疗领域影响最深远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借由工作和爱，亚隆把平常日子过到了极致。他的一生如此饱满富饶：纠结局促的童年，弥久醇香的爱情，孜孜以求的志业，养儿育女，行走四方，一路与诸多有趣的灵魂相遇，一路以文字与人分享着自己，滋养着对探索和疗愈人类心灵怀抱兴趣的人们。

愿大师光辉的名字，照亮你我的成为自己之路。——童慧琦　博士斯坦福大学医学院临床副教授美中心理治疗研究院院长

大师从自己八十多年的人生岁月中，选出四十段回忆，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事业、社会各个方面，大师家里也有巨婴，大师以前也曾经空心，历经世间炎凉，救赎与超越，还是在于成熟的人生哲学，在于成为完整无缺的自己，修辞立其诚，德博而化众，知得丧存亡而乐天理命。——李孟潮　精神科医生，自由执业

早年，受到一些国外老师的影响，对欧文·D.亚隆有些不认同，主要原因是他把来访者的故事写成科普书籍且畅销，似乎有悖于伦理。在经历多年的临床心理治疗后，觉得在大伦理和小伦理上我们总是应该站在大伦理的一边，即人本、专业、助人和透明，亚隆在他的数本书中都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做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避讳分享自己的经历，只要对来访者有帮助的话。他到八十五岁还在“成为自己”的路上，他是心理治疗界的一个异类，但也是最像人的治疗师，读八十岁老翁的自传并未觉得到达人生的尽头可以盖棺定论了，而是感觉生活还有无限种可能在等待着你。——施琪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武汉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很多人找不到生命的意义，生机寡淡，陷入了人生迷茫的沼泽。这本书是最好的让你重新找回强大生命力量的书——帮助你“成为你自己”。——蓝莓小姐　壹心理主笔团

心理治疗大师欧文·D.亚隆的经典作品《当尼采哭泣》一直广受读者称赞，这本新作，作为他的回忆录，见证了亚隆思想与作品的诞生过程，让我们看见一个时代的缩影。我们现在观看到的很多影片都在探讨生命教育，《成为我自己》或许可以为生命教育开启新的视角。——宇乾　阿里文学总裁

读到欧文·D.亚隆这本《成为我自己》的时候，我被里面的故事深深打动。亚隆一生的经历给予了他面对死亡的勇气和从容，他的一生也正好诠释了这个书名“成为我自己”。就像尼采说的，充实你自己，实现你的潜能，充分地、完全地活着，只要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死而无憾。——孙思远　远读重洋创始人

亚隆的书好看，除了他说故事的能力强，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诚”字。比如，在他的众多诊疗案例中，正是一颗至诚的心，才一次次让来访者获得了疗愈。

读完他的自传，我再次感受到亚隆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心理学大师，更重要的是能够成为他自己，同样是因为他掌握到其中的秘诀就是“诚”。这也就是《大学》里所教导的诚意正心。我相信每一个希望成为自己的人，都会从这本书里获得启发。——汪涌　悟空心灵花园主编

亚隆在随时间展开的文本叙述中向读者呈现了其精彩纷呈的一生，字里行间闪烁着身处自身近旁的真实。这种真实的文本没有很多的起伏，娓娓道来，故事平常而又不凡，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之中，我们走进了那个真实的亚隆。真实的亚隆不仅有恩爱、荣耀与辉煌，而且还有悔恨、无助与恐惧。而这些人生的难处，就隐藏在作者枝繁叶茂的人生叙述之中，我们看到了枯叶的凋落，死亡的临近，外显的生机与内隐的死寂在时间的流转中相伴相随、相互展开。阅读本书会有一种要将亚隆的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的冲动，这就是真实的亚隆引发我们寻找真实自己的疗愈过程。——心理学空间网www.psychspace.com《成为我自己》是亚隆的封笔之作，他通过自己的眼光来重新梳理和构建自己的一生。梦、对话、咨询记录、现实生活、自由联想、反思，都是他建构一生的素材。

我毫不犹豫地爱这样一个真实的老人，真实似乎就是他的全部，他通过真诚的态度传递给我。这种“傻乎乎”的真诚，当我越是怀疑的时候越是被打动，我也不得不问自己：世上难道还有比真诚更好地去建立关系的方法吗？

看看他的一生，他对父母的爱恨怨憎，他对一些人的无法理解，他对自己某些部分的回避，这是活生生的亚隆。对照他的人生，似乎让我们更优雅且更有勇气地去面对生活，这不禁让我想起团体。

去参加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带领的团体，照镜子吧。告诉镜子里面的那个人：真实一点，真诚一点，成为你自己吧。——PSY心里程心理

推荐序一

2018年12月1日，我们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盛大的亚隆团体十周年庆典活动，与10年前一样，我有幸再一次与亚隆开启跨越时空的视频对话。不同的是，10年前亚隆75岁，我们谈的是团体治疗的培训和技术，而这次，亚隆85岁，我也已经退休，我们谈的是存在、死亡焦虑和责任。

十周年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一个团体治疗项目的培训在当时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谁也不知道，如何将培训过程展现出的教学模式既不让“鱼缸里的鱼”受伤害，又让观摩者受益。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两个操着别国语言的人来带领中国人的团体，这毫无疑问是一部从无到有的开拓史。十个春秋的更替，十载辛勤的努力，三千六百个日升日落，无数个台前幕后的同伴的共同努力造就了今天有初步成果的亚隆团体培训体系。

亚隆在十周年庆典上的寄语无疑是对十年培训的最好褒奖，他说：“我想祝贺‘万生心语’（培训机构）十年来所做的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训练团体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相比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团体心理治疗是更有效的疗法。通过培训大量的团体治疗师，我们应该能够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更多的好事。所以我祝贺你们这10年，我希望未来的10年你们将会帮助团体心理治疗更好地传播，开花！祝贺你们所做的一切！”亚隆在中国成了“网红”

提到亚隆团体培训项目的成功就必须提到孙立哲博士，他是万国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本书出版机构华章公司的董事长，和我也算是共同经历了苦难的至交。在他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美中国际心理学院”于2008年在美国成立，邢健博士任院长，其目的就是为引进国际先进的心理治疗体系，而最早的项目就是亚隆团体心理治疗模式的连续培训。亚隆由于年事已高，不能亲自来中国讲学，但他承诺一定会派他最满意的学生来中国培训团体治疗师。由此，我们有缘接受莫林·莱什（Molyn Leszcz）和朱瑟琳·乔赛尔森(Ruthellen Josselson)两位教授的培训。从2008年5月开始，他们轮流到中国开展团体治疗师的培训，经过10年的努力、10年的推进、10年的陪伴，亚隆团体培训体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地面学习到线上教学，从北京到遍及全国三十几个省市，参加受训的学员超过6000人。这个培训项目对中国团体治疗专业起到了直接的推动性作用，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了亚隆，喜欢上团体心理治疗模式，10年的耕耘，培养出了无数的亚隆团体治疗爱好者和亚隆著作的读者。去年，亚隆受邀在线与中国精神科医师对话，线上听众竟达19万之多，创造了心理学观众人数的记录，就像亚隆在本书中说的“他听到后表示了惊讶和怀疑”。估计亚隆至今都不敢相信自己在中国竟成了“网红”。珍贵的“坦诚与透明”

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中，85岁高龄的亚隆告诉读者，他在十一二岁时曾叫一个女孩“麻子”，在被女孩的爸爸“教训”后，他学会了什么是“同理心”，即“从其他人的视角体验这个世界”，我们才会学到更多。亚隆用他一贯的坦诚和透明来展开他人生中印象深刻的40段故事，也是一条“成为我自己”的漫漫长路。我折服于亚隆的自我开放与接纳，他坦然面对“我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一辈子的伤痛”，“我一生都在探索、分析和重建我的过去，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内心充满了泪水和苦难，我可能永远也无法摆脱”。这让我们理解，早年生活中依恋的持久力是如何伴随人的一生的。同样的，这也让我们感到释怀，人生中很多不能如愿的期望终须我们谦卑地接受，并且继续前行。治疗关系高于一切

那个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听着母亲的大声吼叫，颤颤巍巍承受着不该由他负责的后果的小男孩，终于等到了那个摸着亚隆的头发，让他感受到“深深的、遍及全身的宽慰”的曼彻斯特医生，是他影响了亚隆，让他有了最早期的目标——“成为一名医生，将他给我的安慰传递给其他人”。亚隆认为，治疗关系高于一切，治疗关系的本质是人性化的、共情的、真诚的。治疗中的变革力量不是理性的洞察、不是解释、不是宣泄，相反，而是两个人之间深刻的真诚相遇，坚持不懈与患者在一起，无论是团体治疗还是个人治疗。亚隆常常倾向于积极主动、亲力亲为并且专注于此时此地。他曾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中谈到“治疗效果取决于治疗关系的强度、温暖、真实和共情”，这些忠告将有助于为精神痛苦的人保留一种人性和人道的治疗途径。既然治疗是人性化的，又是基于关系的，因此，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并非教条的理念，而是出于治疗师“和患者发生互动作用的能力和存在主义的因素”。记得他曾讲过，在参加亚美尼亚烹饪培训班时，烹饪老师将示范的菜递给助理去烘制，在放进烤箱前老师撒入了一把香料，看到这一刻，他才发现了这道菜的精髓。亚隆认为“治疗关系高于一切”就是那种有价值但没有说出来的“调料”。他鼓励治疗师在工作中发展出自己的风格，“成为我自己”。接触真实的亚隆——赴美“家访”

亚隆的坦诚和对人类存在的悲悯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我梦想有朝一日可以坐在他的面前去感受他。他曾与妻子玛丽莲在1987年秋天来中国旅游过，这是他们唯一一次来中国，不过那时还没有人熟悉他，也没有人请他在中国讲学。我从2001年开始在医院做抑郁患者的团体治疗，因为资源有限，我跑到台湾买了亚隆的著作回来自学，如获至宝。我忽然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个团体治疗的专家已经为我们总结出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于是，我请我的好朋友孙立哲开始引进亚隆的治疗方法和出版相关的心理学书籍，并且在之后以亚隆的名字命名成立了团体心理治疗模式的连续培训项目。除了在2008年通过网络与亚隆教授有过一次对话，我一直没有见过他本人。于是，2015年5月，立哲帮助我们联络亚隆，他爽快地接受并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我们一行五人在6日上午一同来到位于旧金山帕洛阿尔托市的亚隆家中拜访。亚隆和妻子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间和摆设，包括他在书中提到的咨询工作室、书房、厅房等处，所有在书中描述的关于他家中的细节都出现在眼前。那天，他就告诉我们他正在写一本回忆录，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书。亚隆平时最爱开他的很酷的跑车，他载着我们一起到斯坦福大学教授餐厅吃午饭，饭后又赶回家中咨询室接待了一位咨客，这是他至今还在坚持每天要做的事。那天下午，我们还特别凑巧地赶上斯坦福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为纪念玛丽莲（亚隆的妻子）创办这个中心40周年举办的活动。玛丽莲不仅是一位贤内助，更是一位卓越的女性研究专家，可谓是与亚隆比翼双飞，难怪亚隆常说玛丽莲是个“非凡的女人”，娶了玛丽莲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传递亚隆的“涟漪”“涟漪”，在本书中至少出现了两次。它指的是人们为了缓解死亡焦虑，不自觉地创造了有影响力的同心圆，可以影响其他人很多年甚至是几个世代。“涟漪”是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传递给别人，甚至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就像投掷到池塘里的鹅卵石引起的涟漪一直扩散出去，直到不为肉眼所见，但它们仍在纳米水平上继续着。亚隆感恩曾经的两位老师在自己身上产生了“涟漪”；他在他的学生、读者和患者身上产生了“涟漪”。同样在中国，亚隆的书籍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很多人伴随着亚隆的故事成长着；受亚隆指派来到中国培训团体治疗师的莫林和朱瑟琳，以及美中国际心理学院院长邢健博士，他们用10年的坚持和努力，向着培养1000名亚隆团体心理治疗模式的人际关系团体督导师、咨询师的方向努力；未来这些获得认证的督导师、咨询师们再通过他们的工作将“涟漪”扩散到遍布在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亚隆人际关系模式的受训者身上，通过团体心理这种形式影响众多需要帮助的人，最终让更多的人受益。我投下一颗鹅卵石，使得从亚隆那里发出的“涟漪”继续传递，没有终点。这可能就是对亚隆先生最好的回报。

最后我怀着对团体心理治疗不减的热情，也向走在这条路上的同仁们致以深深的感激，庆祝我们10年的收获，也感恩我们的一路同行，用亚隆在《浮生一日》扉页上献给妻子的话作为结语：我们还会在一起很久，很久。柏晓利医生美中国际心理学院

推荐序二

感觉亚隆总是在他的人生中去碰这堵看不见、摸不着的无边无际的墙。那应该是与他作为犹太人的悲惨民族历史相关，在他个人身上则与他14岁时的经历相关。我在读着亚隆的这本回忆录时如是想……

那一年，亚隆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与家里霸道的母亲处于互相看不顺眼的时期。恰恰在此时，亚隆正值壮年的父亲突发危险的心脏病，在亚隆的父亲疼得满地打滚，濒临死亡时，他那无助的母亲为了能够有控制感，用亚隆的话说，就是回到了原始的思维方式——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一定有谁做错了什么。那个人在那个时刻就成了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儿子。因而，当天晚上，亚隆记得他的母亲不止一次地朝他大叫：“你——你杀了他！”

亚隆的母亲让亚隆感觉到：自己的任性、不敬、对家庭造成的动荡杀死了父亲。

我认为，因为这段经历，亚隆终其一生也没有原谅他的母亲。正如亚隆的分析师告诉他的：“多么可怕啊，这一切对你来说肯定很糟糕！”这一切，对一个正在象征层面弑父的青少年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多少年以后，老年的亚隆在他的回忆录中仍然能听见他母亲尖锐的嗓音：“你杀了他，你杀了他！”

成为著名心理治疗师的亚隆，在理智上知道母亲的性格来源于她的原生家庭：不识字，20岁时就背井离乡去美国讨生活，不但要不停地劳作支撑自己的家庭，供一对儿女读书成才，还要不断地接济困难的娘家。尽管如此，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自己母亲的承认。亚隆从没有把这番对母亲的同情与理解向她表达过，“谢谢你，妈，谢谢你”[1]也只发生在亚隆晚年的梦中（见亚隆的《妈妈及生命的意义》一书）。因而，心理治疗理想化的结局——父母与子女之间因为交流而修通创伤，并未发生。读完亚隆的这本回忆录，居然未看见他对自己母亲死亡这件大事的描述，我认为，亚隆至今对自己的母亲仍然心存芥蒂。

亚隆的幸运在于14岁时他的父亲没有死，那个急诊医生不但救活了他的父亲，也在精神上用他的共情和理解治愈了极端恐惧的亚隆，同时他也成了正处于青春迷茫期的亚隆一个认同的榜样——“成为一个医生，将他给我的安慰传递到其他人身上”。如此，我认为亚隆在生命的旅程中是个幸运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我看到，他将这种幸运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

亚隆自从“父亲事故”后，对母亲的怨恨，或者很早以前就对母亲的怨恨，或者也因为母亲自己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而对自己的儿子也有的怨恨，以及因认同那个在自己极端恐惧时安慰了自己的医生，这样的动力（矛盾情感）使亚隆在自己的专业和人生中充满了活力。谁说恨只是恨呢？

我很奇怪，在读亚隆这本回忆录时并没有多少像对他的其他书籍一样的触动。我这也不是第一次被邀请为他的书写推荐序，前两次分别是为《日益亲近》和《浮生一日》写序，那时，是心有戚戚的。

但这次，我读后没有感觉，要不要推掉这篇文章？可是出版社很早就和我预约了，现在在人家的书临出版之前推掉，这种事我又做不来，我只有认真地、精神分析式地想想或者感受一下，是什么东西隔离了我的感受，尽管亚隆老是说精神分析的坏话（他自己实际上做过两次并且长达数年的精神分析）。他第二次的分析是跟伟大的罗洛·梅一起做的，因而获益匪浅，也为他创立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奠定了基础。

直到我信心满满地来写这篇文章，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我问自己。

因为看了《流浪地球》的电影，我读了刘慈欣的原著小说，那其中深深的死亡焦虑也激活了我对死亡焦虑的思考，那堵巨大的、无边无际的死亡之墙横亘在我们所有人的面前，我们前面一片漆黑……

我是因为恐惧这种漆黑而隔离了感受吗？亚隆一次又一次地对死亡的直视，以及在80多岁时写的这本多少有点像盘点人生、交代后事的回忆录，无疑是会激活读者的死亡焦虑的。

因为在亚隆的传记里找不到对他母亲死亡的描述，这样的人生大事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他的传记里，这样的疏漏让我对亚隆这样大的心理学家直到80多岁还未达成与自己母亲的和解，或者是还不能去提及母亲的死亡多少感到一些失望。但是，我又问，为什么他就一定要与母亲和解呢？不和解自然有自己的理由，尽管我也这样发出存在主义式的疑问。但，我还是心有不甘，直到我看到书架上由出版社寄给我的还未来得及读的另一本亚隆的书《妈妈及生命的意义》。

在这本书里，亚隆解答了所有的我对他与母亲关系的疑惑。“幽暗。或许我快要死了。妖魔鬼怪纠缠着我，心脏监视器、氧气筒、点滴、七缠八绕的塑料管，这全部都是死亡的象征。我闭上双眼，滑入黑暗……我挥舞双臂，拼命喊叫，声音大到人人都听得见：‘妈妈！妈妈！’我在被黑暗吞噬之前再度大喊：‘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亚隆继续写道：“我从枕头上爬起身来，想把梦境甩掉，即使在这时，这些字眼依旧哽在我的喉头：‘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亚隆是多么的沮丧，他问自己：“难道我的一生都以这名可悲的妇人为主要听众？终我一生，我都想要逃离、躲开我的过去——犹太小村庄、统舱、犹太区、犹太教徒祈祷时披的大方巾，黑色的犹太长袍和杂货店。终我一生，我都在追求解放和成长。难道我既没有逃脱我的过去，亦未摆脱母亲？”

亚隆的这些梦出现在他的母亲去世10年之后，也出现在他时日不多的晚年，读到这里时，我无比触动，无论你如何了不起，那个内在的、母亲的小孩总是会出卖你，如果要探究的话，这些与母亲的纠结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人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亚隆说，受虐儿童常常很难摆脱病态家庭的阴影，而慈爱的父母教养下成长的孩子往往没有这方面的困难，好父母的天职就是让羽翼已丰的孩子顺利离家。

尽管死亡就如同刘慈欣描述的那堵墙，没有人可以逾越，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坦然赴死的。

而受母亲（或任何行使照顾职能的成人）虐待的孩子内在总有一个声音：你不好，所以母亲不能爱你。而寻求母亲的认可就如同亚隆梦中喊出的：“妈妈，我表现得怎么样？”

回到精神分析所有描述母婴关系的理论上，母亲的原初情绪关注，母亲作为最初客体的镜印功能型塑了婴儿的原初自体印象。我的一个在人生重要阶段都会出现危机的患者告诉我：我一直恐惧死亡，好像我直到现在，总在有意无意地寻求目光的关注。我的母亲是个孤儿，我从小感到的家庭气氛总是冷冷的，我的母亲身上像裹了个盔甲，我接受了心理治疗后与母亲交谈时，我发现她是不能触碰早年的创伤的。比如，当我提到我的舅舅，我母亲的弟弟，我说，他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他该有多可怜！我母亲会生气地说：可怜什么，他享受父亲的抚恤金，那是多么的幸运！

这看起来像是阳性赋义，我内心感慨道，也许中国人正是用这样的人生态度来走出困境的。但是，比昂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去感受自己遭遇的苦难，痛就不是痛了，但，这不过是运用了一些原始的防御，这种苦难会传递给下一代。科胡特说环境需要让人能感受自己是个人……

人对于终有一死是有焦虑的，但是，如果好好地活过，是可以像亚隆一样从容赴死的。而这种纠缠我的患者数十年的死亡恐惧不是因为我们必死无疑的现实，而是缺乏早年养育者温馨的目光关注，对孩子来说，母性目光的温馨关注就是生命的暖流，反之则是死亡般的寂静。环境应该能提供人去感受自己的可能，不光是爱，还包括恨。温尼科特说：人只有能感受恨时，才是完整的，才能真正成为人。

在亚隆的回忆录中，他不是完美的，却是完整的人。他对死亡充满恐惧，但不影响他在人生中勇往直前，这本写于生命晚年的回忆录因为他自展缺陷而显现出他人生的优雅，我也因此懂得了他为何总是很幸运，他因为怨恨过而整合了他的爱和恨，并因此内化了一个对生命充满深情的整合的客体，因而在他的人生中总是与对生命的深情相遇。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想到了多年前一个美国同行对我说的话：“勤劳勇敢的中国人该是去面对自己情感的时候了，哪怕体验一下痛呢？”童俊武汉市心理医院2019年2月18日

[1] 此书简体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推荐序三

以亚隆新作《成为我自己》中的“寻找人生导师”的读后感作为推荐序。

来访者男性，65岁，外表自信、机警、干练，物理学家，刚刚获得国际科学大奖，但得意之心转瞬即逝，内心不断涌现出一波一波的自我质疑，无法自拔。这一情景，触动了亚隆，引发了亚隆和来访者内心的共舞。

作为移民的第二代，他像亚隆一样从小家庭生活艰辛，小学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碰不到一个赏识自己的好老师，羡慕别的孩子经常有父母牵着手嘘寒问暖……他只能靠自己拼命努力争取好名次，为了赢得注意，必须靠自己出头！他绝顶聪明，却像是“长在沼泽地里的野百合，花开得极美，但根基不牢”。他有内心深处的自我肯定和认同问题。

这个来访者，惊动了亚隆的一个白日梦。一个重复做了几十、几百遍的白日梦：一个像是极有影响力的小学校长、衣冠楚楚的男子，拿着手提箱、穿着白衬衣、戴着领带，进入父亲开的杂货铺，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是有关令郎欧文的事。”父亲有些吃惊、不安，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类情景，但明白这个人怠慢不得。那男子开口对父亲说：“令郎欧文，和其他一般孩子明显不同，很有发展潜力，将来对社会定有杰出贡献，但唯一的前提是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热切地敦促你将令郎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去，我会推荐并尽一切所能为令郎争取一份奖学金。”

这种极度渴望遇到伯乐、遇到贵人、遇到明师的梦，就是内心对理想化父母的渴望。理想化没有被驯服，就会不断寻求补偿。早年曾经缺失的东西，怎么补都补不够。渴望被赏识、被看到、被提拔、被解救，促成了我们生命中无数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有时候却显得那么悲壮、那么凄苦、那么孤独、那么哀怨……

没有好父母的引领，那就自己成为好父母！这样可以弥补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缺憾，这也是一种升华和利他。热切地要努力成为别人的贵人、指引者，全身心地投入去拯救在命运中苦苦挣扎的众生，成为出色的心理治疗师……得大奖的物理学家，著名心理治疗家都是这样炼成的。

只是，在自己感动自己的同时，千万不要忘了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是来访者当下所需要的吗？我们的沟通是在一个频道上吗？

亚隆的真实、坦诚、率真和激情，我算是领教了。到了晚年，他开始写回忆录，是能够真实展现自己的时候了。我也经常在体验，自己在努力做一个好的医生、心理治疗师、老师的过程中，在和患者、来访者、学员的互动过程中，自己内心满足的是什么。我还在路途上。张海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

推荐序四

2016年初春，糖心理和中国心理学，都进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发展期。

那时，互联网开始进入中国心理学行业，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激荡。糖心理乘上了这波“互联网与心理学”交融的浪潮——借由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糖心理用视频直播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大量心理学专家直播。在高速发展期，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我们能为中国心理学行业做点什么？

局限于闭塞的传播环境，在此之前，中国心理学一直发展缓慢，与国际治疗理念交集甚少。眼下，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崛起，传播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一切，为我们之后要做的事，埋下了伏笔。也就是那时，我们逐渐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要让世界最前沿的心理治疗，以最快的速度与中国接轨。如果说有哪位心理治疗大师在中国心理学行业中被看作“图腾”式的人物，那理应是欧文·D.亚隆——他书写的文字，如同一盏海雾里的明灯，照亮了无数处在困境和黑暗时期的中国咨询师。

我们知道，如果能够借由这场技术革命，将亚隆清晰地呈现在中国治疗师的眼前，这会是多么狂热的一个时刻——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他的存在就足以让整个中国心理学行业沸腾。

那时，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初创团队，尽管策划过一些轰动中国心理学行业的活动，累积了几十万用户，但我们仍旧担忧亚隆是否会接受我们的邀约——这是一种新尝试，也显然是一次大冒险，而当我们将这次与亚隆的跨国对话，主题定为“死亡”时，多少带着向亚隆致敬的意味——他已经85岁了，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谈论死亡了，而他那时正在撰写的回忆录《成为我自己》，也带着死亡与终结的味道。

在发出正式的直播邀请后，我们在忐忑中期待又盼望——为了糖心理跨出至关重要的一步，也为数十万翘首等待中的中国治疗师。事实证明，我们的大胆是值得的，亚隆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2016年5月的一天，这场关于“死亡”的跨国对谈如期进行。

那一天，几乎所有的中国心理学从业者，都在电脑屏幕前，静待亚隆教授的莅临。那一夜，中国的心理学界为之癫狂。目光之所及，每一位心理咨询师的社交主页，都在谈论亚隆教授本尊，都在为这场直播呐喊。

如果说这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万人空巷”，恐怕也不为过，而直到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翻开亚隆教授的回忆录才明白，原来当初那一场盛况空前的直播，同样对亚隆教授意义非凡。他在回忆录里写道：“2016年，为中国大陆所做的（演讲）最不寻常”“最让我吃惊的是……观众多达191234人。”

那一天，是中国心理学行业第一次出现在亚隆面前，而又是何等的荣幸，这一天，也永久地被记录在了亚隆的文字里。死亡、自由、孤独与意义，这是亚隆教授众多理论著述中的四大基石。于今日中国的心理治疗界，这些命题的存在又是如此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和人心有关的事儿过去更多被称为“精神卫生”，停留在“治已病”的层面，现如今大家则更愿意用“心理健康”去定义这些学识的应用范畴，发展到了“治未病”“的层面。在临床实践中，有大量的来访者并未丧失基本的社会功能，甚至可能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圆满，但他们寻求心理咨询的目的是一些看起来有点“虚无”的理由：“我功成名就，但不知还能为何而活”“快要结婚了，但我有点犹豫，不知道那是否是自己真想要的生活”“人到中年，想到死亡就觉得恐惧与焦虑”……这些来访理由中随处可见关于“死亡、自由、孤独与意义”的表达，对拥有这些困惑的人而言，亚隆教授的文字及其存在主义治疗不失为一剂温润良药。

在本书中，亚隆教授回忆了自己人生中一些重要的片段，有些是转折性的，有些是充满荣耀的，有些是依旧保持未知与开放的。但共同的一点是，我们可以从文字中窥见这位老人在岁月长河中曾经历过的惶恐与冲突，以及他如何从人生的尘埃中绽放出意义的花朵。如果说存在主义治疗是属于灵性层面的技法，这似乎低估了亚隆教授丰盛的学术底蕴，但如果说存在主义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这似乎又灭失了其灵动的哲思底蕴。我更愿意把存在主义治疗视作是“道”，而阅读这些理论及亚隆教授的成长故事，唤起的人性共鸣甚至是超越专业领域的。

在心理咨询室中，我们会在心里默默祈愿眼前的来访者终能寻找到意义与自由去活出他自己，然而在工作与生活中，“成为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场需要花一辈子才能看清答案的追寻。能聆听一位如亚隆教授般睿智慈悲的老人谈论这些命题是种福报，那至少会让我们意识到：“哦，原来‘成为我自己’即使对于亚隆这样的大师而言也并不容易。”学习存在主义疗法时若不了解亚隆教授的个人成长故事，就仿佛失去了底色的巨型拼图。

当人类寿命有可能在未来显著延长，现实及虚拟交流越来越便捷自由，丁克族、御宅族史无前例地增多，大多数人不再需要面对饥荒与贫困，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体系来面对变化速度超越过往的世界。当被人工智能大规模取代时，人究竟还能因何而存在？社交网络于现实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孤独是否是可耻的？衣食无忧的人如何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倘若有一天这些问题的确困扰了相当一部分的人，那么对于答案的追寻就可以从亚隆教授的书开始。他把与“存在”有关的话题从过去带到了当下，从西方带到了东方，很多人兴许可以从他的文字中找到“心苦”的解药。

不由得想象当时那场直播的见证者们，会如何阅读并品评本书。可以确定的是，这本自传本身就是绝佳的邀请，邀请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探索“存在”的意义，直视骄阳、向死而生，构建出每段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并最终帮助更多人看见意义之所在。糖心理创始团队第1章　同理心的诞生

凌晨3点，我从梦中哭着醒来。为了不惊醒玛丽莲，我悄悄地从床上溜下来，走到卫生间，擦干眼泪，然后像我50年来一直告诉患者的那样：闭上眼睛，在脑海里重演梦境，然后写下你所看到的。

我大约10岁或者11岁，在离家不远的一座小山上，骑着自行车从长长的坡上溜下来。我看到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女孩，坐在她家门廊前。她看起来比我要大一点儿，即便她的脸上长满了红色斑点，她还是长得很好看。当我骑自行车经过的时候，我冲着她大喊：“喂，麻子。”

突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站在了我的自行车前面，吓了我一大跳，他抓住自行车把让我停了下来。我隐约知道这是爱丽丝的父亲。

他冲我大喊：“嘿，小家伙，不管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有脑子的话，回答我的问题。想想你刚才对我女儿说的话，告诉我，那样会让爱丽丝有什么感受？”

我吓得不知所措。“快点，回答我。你是布卢明代尔家的小孩（我父亲的杂货店叫作布卢明代尔商店，很多顾客以为我们姓布卢明代尔），我敢打赌你是一个精明的犹太人。说吧，想想你说那句话的时候爱丽丝有什么感受。”

我浑身打颤，吓得说不出话来。“好了，好了。冷静下来，我说简单点。你就告诉我，你的话让爱丽丝感觉很好，还是很糟糕？”

我嘟囔着挤出一句：“我不知道。”“脑筋转不动了，是吗？那好，我来帮你想想。假如我盯着你看，挑出你的一个毛病，然后每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对你的毛病指指点点，你会是什么感觉？”他双眼紧紧凝视着我。“你的鼻子里有鼻涕，啊？叫你鼻涕虫怎么样？你的左耳朵比右耳朵大。假如我每次见到你，都说‘嘿，大耳朵’，你是什么感觉？叫你犹太男孩呢？嗯，这个名字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在梦里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骑着自行车经过这座房子，我日复一日做着相同的事情——骑着自行车经过，用同样的话语冲爱丽丝大喊，试图发起一次谈话，试着跟她交朋友。而我每一次喊“嘿，麻子”，我都在伤害她，侮辱她。我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每一次所造成的伤害，也因为我之前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当她的父亲教训完我之后，爱丽丝从门廊的台阶走下来，用一种温柔的声音说：“你想过来和我玩一会儿吗？”她看了她父亲一眼。她父亲点了点头。“我感觉很糟糕，”我回答，“我感觉羞愧，极其羞愧。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从十来岁开始，我就养成了睡前阅读的习惯，最近两周我一直在读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今晚，在做这个梦之前，我读了其中一章，写的是启蒙运动时期同理心的产生，以及小说的流行，尤其是英国书信体小说，比如《克拉丽莎》（Clarissa）和《帕梅拉》（Pamela），这些作品通过帮助我们从其他人的视角体验这个世界，来减少暴力和残忍。我在晚上12点左右关灯睡觉，几个小时之后，我从关于爱丽丝的噩梦中醒来。

让自己平静下来之后，我回到了床上，但是辗转反侧了很久，一直想着这件事情多么令人惊奇——这个封存了73年之久的脓包，里面装满了内疚，突然在今晚胀破了。现在回想起来，在现实生活中，12岁的时候，我真的骑着自行车从爱丽丝家门前经过，冲她喊“嘿，麻子”，以一种残忍的、毫无同理心的方式来获取她的关注。虽然她的父亲从来没有质问过我，但是当85岁的我躺在床上，从这场噩梦中缓过神来的时候，我可以想象她会是什么感受，以及我可能对她造成的伤害。原谅我，爱丽丝。第2章　寻找人生导师

迈克尔（Michael），一位65岁的物理学家，是我一天里的最后一位患者。我20年前给他做过心理治疗，持续了大约两年；从那之后他就杳无音信，直到几天前，他给我写邮件说：“我需要见你——随邮附上的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许多东西，有好有坏。”我点开链接一看，是《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他最近获得一项国际科学大奖的情形。

他在我的治疗室里刚坐下，我就先开口说话了。“迈克尔，我收到了你的邮件，说你需要帮助。对你的痛苦我感到抱歉，但是我也想说，很高兴见到你，也很开心知道了你获奖的消息。我经常会想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谢谢你这么说。”迈克尔环顾了治疗室四周——他瘦长而结实，身高约有1.83米，头发所剩无几，十分机警，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散发着干练和自信。“你重新装修了治疗室？这些椅子之前是在那边的，对吧？”“是的，我每隔25年重新装修一次。”

他轻声笑了。“嗯，你看过那篇文章了？”

我点点头。“你也许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一时间，我充满了自豪感，接着却是一阵阵令人焦虑的自我怀疑。老样子——内在里我很肤浅。”“让我们直奔主题吧。”

在接下来的会谈时间里，我们回顾了过去谈话的内容：他没有受过教育的爱尔兰移民父母，他在纽约出租房里的生活，他接受的糟糕的小学教育，缺少任何一位重要的导师。他谈了很多他如何嫉妒那些有长辈提携的人，而他却必须勤奋努力，获得最高的分数以博取关注。他必须自力更生。“是的，”我说，“自力更生是骄傲自豪的来源，但是它也会导致一种没有根基的感觉。我认识很多来自移民家庭的天才儿童，他们感觉自己像是长在沼泽地里的野百合——花儿虽美但是根基不牢。”

他记起来，很多年前我对他说过这句话，并且说他很高兴回想起它来。我们安排好再见几次面，然后他告诉我，他已经感觉好多了。

迈克尔和我配合得一直很顺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投缘，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他觉得我是唯一真正理解他的人。在我们做心理治疗的第一年，他谈了很多关于他身份的困惑。他真的是那个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吗？或者他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用下赌注或掷骰子来打发空余时间？

有一次，在他为自己令人困惑的身份感到悲哀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从华盛顿特区罗斯福高中毕业的故事。当时，我接到通知，我将会在毕业典礼上获得罗斯福高中公民奖。但是，在我读高四的时候，我一直在做棒球赌注登记经纪人的生意：在指定的一天里，投注的人选出3位棒球手并下注，如果任意2位棒球手之间都不出现6次安打，钱就归我，如果有6次安打，我就赔10倍。我获胜的概率要大一点。我的生意一直做得非常好，总是有闲钱给我的女朋友玛丽莲·柯尼科（Marilyn Koenick）买栀子花。然而，在我毕业典礼的前几天，我把赌注记录本弄丢了。它丢在哪里了？我发疯似地到处寻找，一直找到毕业典礼的那一刻。即使当我听到自己的名字，开始大步走向主席台时，我还在颤抖，并不知道——我会被授予罗斯福高中1949届优秀公民，还是会因为赌博而被开除？

当我向迈克尔讲这个故事时，他大笑不止，然后小声说了句：“心心相印的心理医生。”***

在整理完治疗记录之后，我换上休闲装和网球鞋，把自行车从车库里推出来。在84岁高龄，我已经很久不打网球，也不慢跑了，但是几乎每一天，我会在家附近的自行车道上骑车。我先骑过一个满是散步者和飞盘以及很多孩子攀爬超现代化建筑的公园，然后经过马塔德罗小溪上一座原木桥，再爬上一座一年比一年陡峭的小山。我从山顶上一路滑行下来，心情很放松。我酷爱这样的滑行，因为暖风会拂我的脸颊。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能理解我信仰佛教的朋友所说的，放空大脑，沉浸在当下的感觉。但是这种平静总是很短暂，而今天，在我的脑海深处，我感觉有一个白日梦准备着要浮现出来。这是一个在我漫长的一生中已经想象了很多次，估计有几百次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蛰伏了好几个星期，但是迈克尔对于缺少人生导师的悲叹唤醒了它。

一位男士，拎着公文包，穿着泡泡纱西装，戴着一顶草帽，里面穿着白色衬衣，打着领带，走进了我父亲那狭窄、简陋的杂货店。我不在这个场景之中——我能看到一切，就像我在天花板上悬浮着一样。我不认识这位到访者，但我知道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许他是我小学的校长。这是华盛顿特区一个炎热、潮湿的六月天，他拿出手帕擦了擦他的额头，然后才正式开始和我父亲讲话。“我有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谈，是关于你的儿子欧文的。”我的父亲吃了一惊，并且很焦急；他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融入美国文化，所以他们只有和亲戚，和其他一起从苏联移民过来的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感觉放松。

虽然店里有顾客需要招呼，但我父亲知道不能让这个人等着。他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们住在商店上面的一个小公寓里，然后，在这个陌生人听不见的地方，用意第绪语告诉她赶快下楼。她几分钟之后就出现了，并且熟练地招待着顾客，而我父亲带着这位陌生人进到商店后面的小储物室。他们坐在装着空啤酒瓶的箱子上，然后开始交谈。很幸运，没有老鼠或者蟑螂突然跑出来。我的父亲显然不太自在。他宁愿让我母亲来进行这场谈话，但是公开承认是我母亲，而不是他在打理一切、做重要的家庭决定，将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这个穿西装的男人告诉我父亲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学校的老师说你的儿子，欧文，是一位出色的学生，将来能够为我们的社会做出杰出的贡献。但是，只有让他接受好的教育，这才会实现。”我的父亲似乎僵住了，他那双漂亮、敏锐的双眼盯着这位陌生人，继续听他说：“现在华盛顿特区的这所学校运作良好，对普通学生来说相当令人满意，但是并不适合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他打开公文包，递给我父亲一张列有特区几所私立学校的名单，并说道：“我竭力主张你送他去其中一所学校接受余下的教育。”他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的父亲。“如果你联系我，我会尽己所能帮助他获得一份奖学金。”

看到我父亲一脸困惑之后，他解释说：“我会试着寻找一些资助来支付他的学费——这些学校不像公立学校一样是免费的。请你，为了你儿子的将来考虑，一定要将这件事看成是头等大事。”

停！这个白日梦总是在这个当口就停止了。我的想象力阻止了我完成这个场景。我从没有看到我父亲的反应，以及他后来与我母亲的讨论。这个白日梦表达了我想要被拯救的渴望。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并不喜欢我的生活、我的街坊、我的学校、我的玩伴——我想要被拯救；而在这个幻想里，我第一次被一个外部世界的重要使者认为是与众不同的，这个外部世界比我所生活的贫民区要好得多。

现在我回过头看，发现这样一个被拯救和提携的幻想贯穿于我的写作之中。在我的小说《斯宾诺莎问题》（The Spinoza Problem）第3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斯宾诺莎在散步到他老师——弗兰西斯·冯·登·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家的路上，陷入了白日梦之中，这个白日梦描述了他们几个月前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冯·登·恩登，以前是耶稣会教士的古典文学教师，现在自己经营着一家私塾，他偶然走进斯宾诺莎的小店买一些酒和葡萄干，交谈间对斯宾诺莎心智的深度和广度惊叹不已。他极力主张斯宾诺莎去他的私塾求学，这样就可以学到非犹太世界的哲学和文学。这部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我尽量让它和历史事件保持一致。然而这一段却并非如此，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从来没有在他的家庭商店里工作过。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家庭商店，他的家族经营着进出口生意，而不是零售商店。我才是那个在家庭杂货店里工作的人。

这个被赏识和拯救的幻想，以很多种方式在我身上持续存在着。最近，我去看了大卫·艾维斯（David Ives）导演的戏剧《穿裘皮的维纳斯》（Venus in Fur）。帷幕拉开，展现的是一个后台的场景，一位疲倦的导演正在为一部戏挑选女主角，他已经面试了一整天。现在他筋疲力尽，对见过的所有女演员都极为不满。在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个慌慌张张的女演员进来了，她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位导演告诉她，他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她说尽甜言蜜语想要获得一次试镜。导演注意到她显然是一位不懂世故、庸俗且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姑娘，完全不适合这个角色，所以他拒绝了。但是她很善于说服别人，不依不饶，最后导演为了打发她，做出了让步，同意给她一次简短的试镜——他们俩一起读台词。在她读台词的时候，如脱胎换骨了一般，她的口音变了，言语流畅起来，说起话来像个天使。这位导演惊呆了，他简直有点不知所措。她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人，比他梦想的还要完美。她真的是30分钟前他遇到的那个狼狈、庸俗的女人吗？他们继续念着台词，根本停不下来，直到精彩地演完整场戏剧。

我喜欢这场戏剧的一切，但是他开始欣赏她真实才华的那几分钟，才是我最有共鸣的：我被赏识的白日梦在舞台上上演了，我第一个从剧院里站起来，为演员拍手叫好，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第3章　我想要她走

我有一位患者，萝丝（Rose），最近一直都在谈她与女儿的关系，这个女儿是她唯一的孩子，正处在青春期。萝丝对她的女儿几乎就要绝望了，因为她只对酒精、性，以及和其他花天酒地的同龄人一起玩耍感兴趣。

在之前的治疗中，萝丝回忆了她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失职——她的多次不忠，她在许多年前为了另一个男人抛弃了家庭，几年之后她结束了这次婚外情又回来了。萝丝的烟瘾很大，并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但是即使这样，过去几年里她尽力弥补自己的行为，无微不至地关心她的女儿。然而，这一切都不管用。我强烈建议他们一起进行家庭治疗，但是她的女儿拒绝参加；现在萝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每一次咳嗽发作，每一次去见她的肺科医生，都在提醒她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她只想获得解脱，她告诉我：“我想要她走。”她一直数着到女儿高中毕业离开家还有多少天——不管离开家做什么，上大学，去工作，什么都行。她不再关心女儿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她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同时也是对我说：“我想要她走。”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尽我所能帮助家庭重归于好，弥合兄弟姐妹以及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裂痕。但是我给萝丝治疗的过程中，逐渐感到疲倦，并丧失了对这一家庭的所有希望。在过去的谈话中，我已经试着预期如果她和她女儿切断联系，她的未来会如何。她会感到内疚和孤独吗？但是说这些都是枉然，她现在已经时日无多：我知道萝丝活不了太久。在将她女儿转介给一位优秀的治疗师之后，我现在只关心萝丝，并且感觉可以完全站在她那一边。她不止一次说过：“还有3个月她就高中毕业。然后她就搬出去了。我想要她走。我想要她走。”我开始希望她的愿望能够成真。

那天晚些时候，我骑着自行车默默地重复萝丝的话：“我想要她走，我想要她走。”然后没过多久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并通过她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我也许是头一次这么做。在我的想象中，她对我也有类似的想法，并且说出类似的话。现在回想起来，当我最终并且永久地离开家去波士顿上医学院的时候，我并没有母亲表现出哀伤的回忆。我回想起离别时的场景：当我开着装得满满的雪佛兰离开家时，母亲站在房前台阶上向我挥手告别；当我从她的视线中消失后，她进了屋。我想象她把前门关上然后深深呼了一口气。两三分钟后，她站起来，露齿而笑，和我的父亲一起跳“哈哇那基亚（Hava Nagila）”[1]舞蹈。作者和他的母亲还有姐姐，加利福尼亚州1934年

的确，在我22岁永久离开家时，我母亲有充足的理由感觉松了一口气。我是家庭平静的打扰者。她对我从来就没有好话，我也照样回敬她。在我从一座长长的山坡上骑着自行车向下滑行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从前的一个夜晚，那时我14岁，父亲46岁，他半夜从剧烈的胸部疼痛中醒来。在那个年代，医生是会到家里来看病的，所以我母亲很快就给家庭医生曼彻斯特博士（Dr.Manchester）打了电话。在宁静的夜晚，我们3个人——父亲、母亲和我——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我的姐姐，琼，比我大7岁，已经离开家上大学了。）

每当我母亲心烦意乱的时候，她就回到了原始的思维方式：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一定有谁做错了什么。那个人就是我。在我父亲疼得打滚的时候，那天晚上她不止一次地朝我大声吼叫：“你——你杀了他！”她让我知道，我的任性，我的不敬，我对家庭造成的动荡——所有这些——杀死了他（had done himin）。

多年之后，当我躺在精神分析躺椅上，我对这一事件的描述，让我极端正统的精神分析师，奥利芙·史密斯（Olive Smith）少有地迸发出了她的柔情。她发出了啧啧声，向我这边倾身过来，然后说，“多么可怕啊！这一切对你来说肯定很糟糕。”她是一个刻板的研究所里的一位刻板的培训分析师，这个研究所将解释看成是分析师唯一的有效行为。她那些深思熟虑，深奥难懂，并且仔细措辞的解释，我一句都不记得。但是她那个时候，以一种温暖的方式靠近我——我现在还珍藏着这一记忆，即使已经过了差不多60年。“你杀了他，你杀了他。”我仍然能听见我母亲尖锐刺耳的嗓音。我记得自己蜷成一团，因为恐惧和愤怒而动弹不得。我想要吼回去，“他没死！闭嘴，你这个白痴。”她不停地擦我父亲的额头，并亲吻他的头，而我坐在地板上，缩在一个角落里，直到，终于，终于，大约凌晨3点钟，我听见曼彻斯特医生的大别克车压碎街道上秋天的落叶的声音，然后我三步并作两步地飞快跑到楼下，去开门。我很喜欢曼彻斯特医生，看到他那张熟悉的、微笑着的大圆脸，我的恐慌消失了。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弄乱了我的头发，安慰我的母亲，给我父亲打了一针（可能是吗啡），把他的听诊器放在我父亲胸口，然后他一边让我听，一边说：“听，小伙子，它在扑通扑通跳着呢，就像一座时钟一样有力而且规律。不用担心。他会好起来的。”

那天晚上我目睹了父亲的濒临死亡，并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了我母亲爆发的愤怒，然后做出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决定，从此对她关上心门。我必须从这个家离开。接下来的两三年里我几乎没和她说过话——我们就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并且，最重要的是，我回忆起曼彻斯特医生进到我们家时所带来的深深的、遍及全身的宽慰。从来没有人曾经给过我这样一份礼物。就在那里，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我要像他一样。我将会成为一名医生，将他给我的安慰传递给其他人。

我的父亲逐渐康复了，但从那之后他每一次用力都会胸痛——即使只是走过一条街区，他也会立即伸手去拿他的硝酸甘油吞下一片，就这样他又活了23年。我的父亲是一位温和、慷慨的男人，我认为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勇气反抗我的母亲。我与母亲的关系是我一辈子的伤痛，但矛盾的是，她的形象几乎每一天都在我的脑海中闪过。我能看见她的脸：她从来都不平和，从不微笑，从不快乐。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虽然她一辈子每天都辛勤工作，但是她完全没有满足感，并且很少表达快乐、积极的想法。不过今天，在我骑自行车的时候，我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我想到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肯定也没给过她什么快乐。我很欣慰的是，晚年的时候我变成了一个更加善意的儿子。

[1] Hava Nagila，音译哈哇那基亚，意思是“让我们欢乐”，是一首希伯来语的犹太民歌，一般在婚礼上演唱。下同。——译者注第4章　绕回原地

有时候，我会重读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他在我所尊崇的作家里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最近，《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一段精妙的话引了我的注意：“因为，我在这个圈子中环行，当我越接近终点时，就越接近起点。这仿佛是途中较为平稳和舒心的一段。现在我被很多已沉睡多年的回忆触动了……”

这一段让我极为感动：随着我的确更加接近终点，我也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绕回起点。我的来访者的回忆更是经常地激起我自己的回忆，我对他们的未来所做的工作唤起并搅动了我的过去，并且我发现，我正在重新审视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对童年早期的回忆总是支离破碎的，我一直相信，这可能与我早年的不幸福和我们所居住的肮脏环境有关。现在，随着我已年过80，越来越多地来自早年生活的意象侵入我的思绪中：睡在我们家门口浑身都是呕吐物的酒鬼；我的孤独和孤立；蟑螂和老鼠；红脸膛理发师叫我“犹太小男孩”；十来岁时，我那神秘、令人痛苦并且没有得到满足的性悸动；不合时宜，总是不合时宜——黑人社区中唯一的白人男孩，在基督教世界中唯一的犹太人。

是的，过去吸引着我，而我知道“平稳”（smoothing）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多地想象已故的父母在看到我在一群人面前演讲的时候，所感到的骄傲和快乐。在父亲去世前，我只写了几篇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的技术性论文，他甚至都看不懂。我的母亲又活了25年，虽然她糟糕的英语，还有之后的失明，让她无法阅读我的书，但是她一直把这些书堆在她的椅子旁边，对着她养老院的到访者啧啧称赞它们。我的父母和我之间有很多东西是未完成的。有太多关于生活的事情我们从来没在一起讨论过，比如关于我们家庭中的紧张和不幸福，关于我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当我想到他们的生活，[1]想象他们到达埃利斯岛（Ellis Island），身无分文，没有受过教育，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想要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我知道那有多么艰难。我知道你们为我做了什么。请原谅我曾经那么的为你们而感到羞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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