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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5 19: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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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树勋,邱贵兴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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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骨科学——骨科总论卷

中华骨科学——骨科总论卷试读: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骨科学.骨科总论卷/侯树勋,邱贵兴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ISBN 978-7-117-24568-5

Ⅰ.①中… Ⅱ.①侯…②邱… Ⅲ.①骨科学 Ⅳ.①R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2930号人卫智网 www.ipmph.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人卫官网 www.pmph.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中华骨科学骨科总论卷主  编:侯树勋 邱贵兴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邮  编:100021E - mail:ipmph@pmph.com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制作时间:2019年1月版 本 号:V1.0格  式:mobi标准书号:ISBN 978-7-117-24568-5策划编辑:郝钜为责任编辑:吴超打击盗版举报电话:010-59787491 E-mail:WQ@pmph.com注:本电子书不包含增值服务内容,如需阅览,可购买正版纸质图书。

分卷书目

中华骨科学CHINESE ORTHOPAEDICS

◎骨科总论卷        主编 侯树勋 邱贵兴

◎创伤骨科卷        主编 曾炳芳 梁国穗

◎脊柱外科卷        主编 邱贵兴 党耕町

◎关节外科卷        主编 戴尅戎 裴福兴

◎骨肿瘤卷         主编 郭 卫

◎手外科卷         主编 洪光祥 裴国献

◎足踝外科卷        主编 王正义

◎运动创伤卷        主编 于长隆 敖英芳

编著者名单

主  编 侯树勋 邱贵兴

副主编 姜建元 杨惠林 洪 毅 秦 岭

编 委 (姓氏拼音排序)

郭 卫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郭 征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姜保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劳 杰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刘晓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刘兴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吕国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裴福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陶天遵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汤亭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王 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满宜 北京积水潭医院

徐 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杨建平 天津医院

周 跃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朱振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编写秘书 李忠海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高 鹏 北京协和医院

出版说明

医学教育由学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终身教育三部分组成。为了更新知识和提高临床技能,临床医师必须常常参加一些继续教育(continuing medical education,CME)项目的培训。传统的、灌输式CME项目虽能短时期内增加知识,却不能改变临床医师的长期临床实践行为,从而不能改善疾病的最终结局。

目前,国内已出版的骨科书籍很多、很杂,内容深浅不一、治疗方法不规范。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牵头组织编写了一套针对骨科医生继续教育、骨科专业准入培训及执业医师考试等的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的专业参考书——《中华骨科学》。该书将包括总论、脊柱外科、关节外科、创伤骨科、骨肿瘤、手外科、足踝外科以及运动创伤分卷,内容定位于疾病介绍,重点介绍骨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影像诊断以及治疗原则等。编写出版该书意在补充完善我国骨科继续教育的不足,最终达到规范我国骨科临床医生执业之目的,使其既能规范骨科初、中级医生的临床诊疗规范,又能成为高级骨科医生临床工作必需的高级参考书,也可作为医学院校学生、研究生以及相关学科,如康复医学、运动医学工作者的参考书。

2006年7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骨科学》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决定:

1.本书共分8个分卷,即:《骨科总论卷》《创伤骨科卷》《脊柱外科卷》《关节外科卷》《骨肿瘤卷》《手外科卷》《足踝外科卷》《运动创伤卷》。

2.成立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正国 王澍寰 卢世璧 顾玉东。

3.成立编委会,编委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于长隆 王正义 邱贵兴 侯树勋 洪光祥 敖英芳 党耕町 郭卫 梁国穗 曾炳芳 蔡槱伯 裴国献 裴福兴 戴尅戎。编委分别担任分卷的主编,即《骨科总论卷》邱贵兴 侯树勋、《创伤骨科卷》曾炳芳 梁国穗、《脊柱外科卷》邱贵兴 党耕町、《关节外科卷》戴尅戎 裴福兴、《骨肿瘤卷》郭卫、《手外科卷》洪光祥 裴国献、《足踝外科卷》王正义、《运动创伤卷》于长隆 敖英芳。

4.本书的总主编:邱贵兴 戴尅戎教授。

5.各分卷编者由分册主编推荐,编者应达到以下要求:①担任过各学组委员的专家;②目前正担任各学组委员;③在相关专业中表现优异的中青年骨科专家。

6.全套书(共8分卷)同时出版。

根据目前情况,8个分卷同时出版有困难,现采取成熟一卷出版一卷,争取两年内出齐。《中华骨科学》编委会前 言

应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的邀请,编写《中华骨科学-骨科总论卷》一书,作为《中华骨科学》系列丛书中的一册分卷。200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及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牵头组织编写了一套针对骨科医生继续教育、骨科专业准入培训及执业医师考试等具有规范性和权威性的专业参考书——《中华骨科学》,总主编为邱贵兴院士、戴尅戎院士。该套书包括总论、脊柱、关节、创伤、骨肿瘤、手外科、足踝外科以及运动创伤分卷。编写出版该书意在补充完善我国的骨科继续教育。该套丛书有别于目前其他骨科参考书籍,是人民卫生出版社重点推出的品牌书籍,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科学性、严谨性、实用性突出。《中华骨科学-骨科总论卷》是该套丛书最后出版的一个分卷。

现代科学的发展,既要有精细的分科,同时更强调多学科的合作,骨科的发展同样如此,未来的骨科发展,不仅要求更加重视同基础医学的结合,而且应该重视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例如,人工关节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就必须依赖材料科学的发展,及时地将各种骨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骨科临床,将会使骨科的诊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骨科基础理论和医疗设备及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骨科学在学科体系、微创手术等方面已取得许多进展。本卷共有9章,内容不仅全面包含了骨科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电生理学、骨移植技术、截肢术、骨科康复、骨科微创技术、骨内科学的基本理论及方法,并着重介绍了创伤骨科、关节外科、脊柱外科、手外科与显微外科、骨肿瘤科、小儿骨科、足踝外科、骨科基础研究的发展史。本书编写专家不仅包括骨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同时有在影像学、超声学、核医学、康复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具有很高造诣的学者,这些专家的加入不仅保证了本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性、严谨性、实用性,同时也使得相关章节的内容更具特色。

希望本书既能作为骨科初、中级医生的临床诊疗规范,又能成为高级骨科医生临床工作中必备的参考资料,还可作为医学院校学生、研究生以及相关学科如康复医学、运动医学工作者的参考书。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难免有匆忙和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同仁对本书的缺点和错误给予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进一步改进。

最后,我们对百忙之中参加此书编写的专家、学者以及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侯树勋 邱贵兴2017年4月第一章 骨科发展历史第一节 概 述

矫形外科(orthopaedics)这个名称来自希腊语,原是矫正儿童畸形的意思。法国儿科医师Nicolas Andry于1741年出版了一部著作《Orthopaedia》,在书的扉页写道:本书的书名,是由两个希腊词语组成的,即orthos和pais。orthos意思是“直”,即没有畸形;pais的意思是“儿童”。两个词组合成一个新词,即orthopaedics,最早用来指儿童身体某些畸形是可以矫形治疗的。如今,orthopaedics一词已经用于对所有年龄患者的矫形外科治疗。20世纪进入外科大革命时代后,外科领域不断扩大,矫形外科最初由一般外科医生兼管,后来分支为一种独特的科学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广泛承认为一种独立的专科。

在19世纪前期,英国利物浦的Hugh O.Thomas开始建立骨科,成为近代骨科的创始人。其特点是保守治疗,流传至今。相继的有McMurray、Watson-Jones、Braun及Bohler等专家,并写了不少骨科与创伤的专著,流传于后世。Watson-Jones还创办了国际性的骨关节疾病杂志,持续至今,为世界的骨科进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美国马赛诸塞州的Smith-Petersen是现代骨科的创始人之一,在骨科手术治疗上,髋关节成形术、脊柱手术都由他首创。其继承人,Joseph S.Barr,首先提出椎间盘突出是下背痛病变之一,其采取髓核摘除术,治愈了不少下背痛患者。George W.Van Gord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来到我国北京,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骨科专业,成为我国骨科医、教、研工作的创始人。回美以后,成为美国哈佛大学骨科教授、马萨诸塞州总医院骨科主任,继续为骨科做出了很大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列强除以军事、政治、经济方式侵略外,纷纷建立教会学校和医院。中医和骨伤科受到了抑制,但仍广泛流传于民间。西方医学首先自沿海各省传入。留居广州、上海的医生Benjamin Hobson(1816~1873),取名合信,著有《西医略论》,其中对骨折治疗、截骨术等叙述都很详尽。英国医生JG Kerr于1854年3月来到广州,著有《药物手册》《外科手术学和生理学》等,并于1887年到上海创刊《中国博医会报》(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第一期杂志有“肩关节脱位”的论文。该杂志于1932年与中华医学杂志(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的英文部分合并,组成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Chinese Medical Journal),成为我国近百年来西医发展的见证,也记录了中国骨科前进的历程。

20世纪以来,英、美、法、德等国陆续在我国开办了医院与医学院校,与我国骨科发展有较密切关系的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04年)、上海震旦医学院(1908年)、同济医学院(1907年)、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10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5年)、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10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21年),上述院校相继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成立骨科。

北京协和医学院创建于1906年,在1915年由美国罗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重建。1921年新学校及医院建成,其外科成立了骨科和泌尿科专科。美国哈佛大学George Wilson Van Gorder任骨科主任及外科副教授,直到1929年才回国,他对骨折、骨结核治疗及教学做出了很大贡献。

1920~1940年,我国主要骨科疾患及治疗原则如下:

1.骨关节结核

四肢结核以石膏管型固定,脊柱结核则平卧石膏床上,每3个月复查,直至痊愈。成人病例,四肢关节结核,多做关节外固定;脊柱结核稳定后做Hibb或Albee固定术,前者局部去骨植骨,后者用Albee发明的电锯自胫骨取骨移植,这两种方法常结合应用于临床。1945年,天津方先之开展了病灶清除术,更新了结核治疗的方法。

2.骨髓炎、化脓性关节炎

急性骨髓炎采用切开骨膜或开骨窗引流,这是所谓Orr氏治疗法(见Chin Med J,1934,48:1126)。关节化脓仅限于采用切开引流(见Chin Med J,1930,44:244)。

3.骨折

上肢以闭合整复石膏固定为主,股骨骨折多用牵引治疗。1939年开始用Smith-Petersen三刃钉固定治疗股骨颈骨折。下肢长骨骨折采用切开整复内固定,1928年我国有初步报告(Chin Med J,1927,41:800),1940 年方先之将此方法规范化并引进钼合金的Sherman型固定板,其报告刊于Chin Med J,1941,60:343。由于缺医少药,不少大关节脱位成为陈旧性的,常需要切开整复。孟继懋及Miltner曾发表陈旧性肩关节脱位报告(Chin Med J,1936,50:1161)。

4.先天畸形

以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斜颈多见。前者以整复、蛙式石膏固定,对较大儿童则自1940年开始采用骨牵引后切开复位。

5.关节炎

无论是骨性关节炎或风湿性关节炎,均很少采用外科治疗。前者偶尔有因持续疼痛而行关节融合术,后者少数做了筋膜成形术。方先之于1941年开始研究跟骨骨膜炎,这种病变当时认为近似类风湿关节炎,他的研究结果刊于Chin Med J,1948,68:58。

6.肢体骨与软组织肿瘤

骨肿瘤的诊断困难,我国医生当年对此认识不足,待确诊时已是晚期,只能截肢。我国医学文献第一次报告尺骨骨巨细胞瘤是1931年,刊于 Chin Med J,45:653,患者是朝鲜人。

继Van Gorder之后,美国Miltner医生到协和医院骨科工作。1939年,他与孟继懋编写了中国首部骨折脱位教材。同时期,美国Iowa大学著名教授Arthur Steindler来做短期客座教授讲授骨科。后来,孟继懋到美国访问Steindler和Smith-Petersen,又到欧洲访问Putii和Watson-Jones。当时,协和医院骨科还有赵长林医生,1940年他赴山东齐鲁医学院任骨科主任,随后任该院院长。方先之、陈景云分别在1936年和1940年在骨科任职。1939年,孟继懋任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外科副教授。

中国现代骨科的创建人和先导者,为我国骨科事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孟继懋于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公费派送美国芝加哥Rush医学院学医,1925年毕业,任职协和医院,后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骨科教授及北京人民医院骨科顾问医师及副院长;1957年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北京市创伤骨科研究所所长。牛惠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上海哈佛医校,后再赴美国专攻骨科。他和胡兰生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担任骨科教授。1930年,牛惠生在上海徐家汇创立了中国第一所骨科医院,并首次进行脊柱融合术。任廷贵于1936年在上海医学院任骨科教授。叶衍庆1930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1935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医学院进修骨科,1936年在TP McMurray教授指导下获得骨科硕士学位,1937年被接纳为英国骨科学会会员,回国后,在仁济医院和Marshall Jackson Polyclinic工作,后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骨科教授。屠开元1930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在Bohler教授指导下进修骨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立即回国参加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骨科主任。

20世纪30年代,中华医学会上海总会成立骨科小组,由牛惠生、胡兰生、叶衍庆、孟继懋、任廷贵及朱履中6人组成,这标志着骨科已在我国成立独立的专科(图1-1-1)。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抗日战争胜利后,有四十余人先后赴欧美进修骨科与考察,如陆裕朴、王桂生、冯传汉、杨克勤、过邦辅、陈景云、何天骐、范国声等,成为新中国骨科发展的动力。方先之也在1944年正式创立天津骨科专科医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骨科专家也起了积极作用,使救治工作直插后方基地第一线,在使伤员得到及时救治的同时,也使我国骨科事业得到发展。图1-1-1 1937年中华医学会骨科学组成员前排左起:胡兰生、朱履中、牛惠生;后排左起:任廷贵、孟继懋、叶衍庆

1937年中华医学会总会骨科小组的成立,是我国骨科学会的雏形;1980年成立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冯传汉任首届主任委员,并举行了中华医学会第一次骨科学术会议;1980~2000年是骨科的飞跃期,基础和临床研究得到快速发展;2000年以来是中国骨科走向世界的时期,经过30余年的锤炼,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已步入大有作为的而立之年,在各个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是对骨科疾病的治疗水平、新技术的应用等方面,有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6年创办了我国骨科界的国际品牌COA学术年会,搭建一个以内地为核心、以港澳台为辅助、辐射世界的国际骨科交流平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骨科医生先后来华参加COA,使我们骨科水平和学术影响得到了极大提高。COA已经成为中华医学会所属专科分会最大的学术会议,同时也成为世界上规模仅仅在美国AAOS后的第二大的骨科学术会议。由骨科优秀科研人员主导的中国骨科基础研究学术组织CORS也伴随中国骨科临床医学发展而迅速成长,由全国走向世界。(侯树勋 李忠海)第二节 创伤骨科发展简史一、总论

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人骨即存在骨折愈合的痕迹,提示在史前文明可能存在骨折的复位和夹板固定的医疗行为。

公元前1600年前,古埃及流传下来的埃德温·史密斯手稿(Edwin Smith Papyrus)记录了48例创伤病例,该手稿仅长5m,记载了鼻部骨折的处理,涉及伤口的缝合、用蜂蜜治疗感染伤口,以及脊柱脱位骨折的处理,其中有关于下颌关节髁状突骨折的绷带固定治疗的描述,类似现代头帽兜固定的治疗方法。

史上记载的第一本创伤学的治疗指南,为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医圣希波克拉底所著,其生活年代约为公元前460~370年,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勇敢地冲破禁令,秘密进行了人体解剖,获得了许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在他最著名的外科著作《头颅创伤》中,详细描绘了头颅损伤和裂缝等病例,提出了施行手术的方法。希波克拉底对骨折患者提出的治疗方法,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他提出对开放性骨折伤口清洗、牵引复位,后人将他发明的用于牵引和其他矫形操作的牵引床称为“希波克拉底牵引床”。其发明的肩关节脱位复位方法被称为希波克拉底法,并依然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考古学家G.Elliott Smith教授1903年于埃及发掘出两具具有夹板固定骨折的人骨标本,并且其中一具前臂开放骨折的标本还被发现断端处有植物纤维填塞伤口的痕迹,证明公元前300年的时期,古埃及医生已经掌握了骨折固定的技术。

晋朝(265~420年)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中首次记录了小竹片固定骨折的方法。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坍塌和西半球政治体制的分裂导致了文化和科技的加速进步,公元10世纪左右,创伤代表人物伊斯兰医生Abu al Qasim(阿布卡西姆)对希波克拉底的骨折治疗理论予以继承和发扬,阿布卡西姆称自己用绷带夹板复位固定骨折的技术为“手术”,他详细阐述了该技术的要求和操作细节。

1077年,世界上第一所医学院在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成立,教授外科课程。

1163年,由于教会对流血的排斥(“教会憎恶流血”),法国图尔斯委员会将医学的内外科分开,该专业划分的举措产生了深远意义,疝气、尿路结石手术被认为是和理发师和验光配镜师从事的职业一样的手艺活儿,原本为一体的古代医学被分拆为内外科,外科手术学不再在医学院校中被教授,内科医生被禁止手术,外科学包括创伤外科学的发展受到挫折。该时期,法国和意大利发生过多起运动反对将医学按照内外科进行无意义的划分。在该时期,“理发师外科医生(Barber surgeons)”是一个历史特定称谓,当时内科医生认为从事外科手术是低下的工种,理发师被认为应该从事理发到截肢所有与“切割(cutting)”相关的操作。理发师往往带着自己的工具包(当然包括锋利的剃刀)(图1-2-1)在战场上对负伤的战士进行外科操作,当时战场上最多的外科操作是截肢术。

Bernardino deSahagu(1499~1590,西班牙传教士)在其游记内描述了墨西哥阿芝泰克族的一位女医师用木棍插入患者骨髓腔中治疗骨折不愈合。图1-2-1 理发师外科医生的工具箱

Benjamin Gooch于1767年发明了骨折的固定支具,根据不同的解剖部位,他设计了不同的支具、包括内衬(图1-2-2)。图1-2-2 Benjam in于1767年发明的骨折固定支具

1852年,荷兰的 Antonius Mathijsen(1805~1878)发表论文首次提出了石膏绷带固定骨折的方法。1890年,德国乌兹堡的Albert Hoffa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牵引治疗骨折的方法。

Ambroise Paré(1510~1590)于 1564 年提出截肢时结扎血管的重要性,并提出对开放骨折进行扩创和清创。Le Petit于1718年介绍了止血带的应用,下肢截肢死亡率从75%降到25%。

1770年,法国图卢兹Lapujode和Sicre首次应用金属丝固定骨折;1850年,法国Cucuel和Rigaud报告了螺钉固定骨折的方法;德国汉堡Hansmann于1886年报告接骨板固定骨折;1841年,普鲁士外科医生John Friedrich Dieffenbach报告象牙和牛骨髓内钉在骨折不愈合病例中应用。法国Malgaigne于1853年首次报道外固定架在骨折中的应用。

1940年,德国 Kuntscher G发明现代髓内钉雏形—Kuntscher钉。

Albin Lambotte(比利时,1866~1955)是接骨外科手术及内固定应用先驱;Robert Danis(1880~1962)是现代接骨术之父,其提出骨折早期进行肌肉功能锻炼的主张。

Gavriil Abramovich Ilizarov(俄 文: Гавриил АбрамовичИлизаров)(1921~1992),前苏联的骨科医生,1951年,Ilizarov发明了他的外固定架系统。他从驾驭马车的马具得到灵感,发明了通过横穿骨的细钢针和体外的环形支架相连的结构固定的Ilizarov外固定架。Ilizarov外固定架的张力细钢针和环形结构比单边外固定架具有更好的稳定性,能方便患者早期负重。现在的Taylor Spatia外固定架就是在Ilizarov环形外固定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在骨折治疗方面,Ilizarov强调保留血供和成骨组织、解剖复位、稳定固定、肌肉和关节的功能活动、早期活动。

牵开成骨的方法是Ilizarov在一次偶然的经历中发现的。一次,一个本应该对不愈合的骨折端通过加压促进愈合的患者却错误地进行了牵开,Ilizarov恰恰发现在牵开的间隙内会出现新生骨。他花了10年时间,通过一系列的动物实验证明:理想的牵开成骨条件包括:稳定的固定、低能量截骨、5~7天的等待期、1mm/天的牵开速度、分4次进行的频率。这些结果和临床研究是一致的。而在他之前,骨延长过程中牵开的频率和速度是被忽略的。Ilizarov还提出了“张力应变定律”(law of tension stress):在逐渐、缓慢的牵张应力下,骨组织和血管、神经、皮肤等软组织会再生。

Ilizarov外固定架主要应用于纠正肢体的成角畸形,治疗复杂或开放的骨折、肢体不等长、骨折不愈合,以及其他技术不适合的感染性不愈合。

Letournel教授(1927~1994)是当代髋臼骨盆骨折领域的代表性人物。letournel教授致力于复杂髋臼骨折治疗的研究,他毕生积累总结出的手术技术和丰富经验已经被奉为骨折手术的经典。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髋臼骨折详细的影像学研究与解剖描述,以及建立在前两者研究基础之上的骨折分型概念。然后在上述基础上,又继续拓展出了手术入路、复位技术和器械设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尽管经过其他专家学者的补充和改良,Letournel最初提出的关于髋臼骨折解剖描述、诊断和手术技术等原则在既往40年内一直不可动摇。1961年,Letournel与Robert Judet共同发表题目为“Fractures du Cotyle.Etude d’une serie de 75 cas”(译为“75 例髋臼骨折的治疗”)的论文,首次提出了髋臼骨折的分类概念,并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同。这一分类系统为创伤科医师理解髋臼骨折的复杂本质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Letournel共出版了3本关于髋臼骨折的教科书,都是与Robert Judet共同合作。第一本是1974年法语写的《Fractures du Cotyle》(髋臼骨折),第二本和第三本分别是1981年和1993年的英语写的《Fractures of the Acetabulum》(1993年第三本书出版时Robert Judet已去世)。后两本书成为关于髋臼骨折最初的英语学术文献,并成为髋臼骨折的“圣经”。Letournel的成果将我们对髋臼骨折的理解提升到了全新的层面。

髓内钉发展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按照髓内钉的材质和固定理念的变化,将其经历的漫长时间分为五个阶段,包括髓内钉前时代、髓内钉萌芽阶段、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发展阶段。髓内钉前时代主要特点是以各种不同的固定方式进行骨折的手术治疗,缺乏较为统一的固定方法;髓内钉萌芽阶段主要特点是以象牙和牛骨为材料进行骨折固定;初期阶段主要特点是以金属固定材料进行髓内固定,但在此阶段金属材料生物相容性较差,相关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中期阶段(髓内钉发展的新阶段)主要以Küntscher设计的抗腐蚀钢制V形髓内钉为代表,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发展阶段主要以Küntscher发明的导向髓腔锉和锁定髓内钉为代表的髓内钉技术的革新和发展为特点。

德国医生Gerhard.Küntscher早期对骨折愈合的生物力学机制及骨折长期制动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他在考虑到骨折早期功能锻炼和减少医源性因素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发明了钢制髓内钉固定方式。此方法既可以保证骨折端在良好的位置,又可以使邻近关节早期活动,避免关节僵硬和肌肉萎缩并发症的发生。但由于二战的爆发,使得此项发明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1939年11月,Küntscher基于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西方骨科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位从甲板上摔下致左粗隆下骨折的造船工程师进行了手术治疗。他将自己的技术称为“marrow nailing”技术,其采用V形弹性髓内针进行复位固定治疗,几天后患者就可负重行走。其设计的抗腐蚀钢制V形髓内钉用于髋部骨折和股骨干骨折,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这标志着髓内钉技术新阶段的开始。

之后,Küntscher报道了采用其发明的髓内钉治疗39例骨干骨折患者的成功经验。1940年3月,Küntscher在第64届德国柏林外科学会上报道了其发明的髓内钉治疗13例骨干骨折的研究结果,并展示了其设计的股骨、髋部、肱骨及胫骨骨折的各类髓内钉,并且在会议上阐述了该类髓内钉技术可以用于所有骨干骨折、假关节畸形的治疗及关节融合。但由于Küntscher的观点与当时公认的 Danis切开解剖复位固定的观点不同而遭到德国创伤保守学派的强烈反对,被认为Küntscher的治疗方式不符合骨折愈合的生理状态,并称其“仅是形式上的治疗”。

二战期间,Küntscher发明的钢制髓内钉技术在奥地利和芬兰战场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二战后期,此技术在苏格兰、法国、俄国、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逐渐开始采用。1941~1944年间,Küntscher作为德国军医在芬兰进行了大量髓内钉手术,其中美、法战俘患者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返回祖国,向当地医生展示了自己骨折迅速愈合的经历和留在髓腔中的髓内钉,震惊了当时的骨科界。在二战结束之际,这种技术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被推广应用。

1957年,Küntscher在美国外科协会首先介绍了可导向髓腔锉,这是他对髓内钉技术发展的又一重要贡献。该技术可使较大的髓内钉顺利通过骨干狭窄部位,从而可选用直径较粗的髓内钉。随着髓内钉技术的发展,其治疗骨折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粉碎性骨干骨折的治疗,原先的髓内钉抗短缩和抗旋转能力较差,因此无法应用于粉碎性骨折的治疗。针对此问题,Küntscher在1968年慕尼黑召开的德国外科大会上,展示了同他的学生一起发明的新型髓内钉固定系统,并将其称为“留置钉”(detensor nailing)。此钉可将骨折端承受的应力分散到折端远近处,通过远近端的交锁固定针来固定髓内钉的位置,从而抵抗旋转应力。此固定系统便是今天为大家熟知的交锁髓内钉的前身。

1972年,Küntscher同意将此固定系统名称用“交锁髓内钉”(interlocking nailing)代替“留置钉”(detensor nailing)。按照 Küntscher髓内钉固定原则,今天我们所谓的交锁髓内钉实质上是利用其内置夹板(splinting)联合锁定螺栓作用进行固定。

虽然Küntscher在髓内钉固定技术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大学职务。1972年12月,Küntscher在撰写髓内钉新著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Küntscher生前的辉煌成就,在他逝世后,他的朋友、学生和同事们组织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学会,以推广他的技术。

天津医院在中国建国初期骨折治疗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开展中西医结合以前,骨折治疗上采用“广泛固定,完全休息”的医疗原则;先整复、后固定、最后恢复功能,使用“石膏、牵引架、金属内固定”,但疗效并不理想。1959年,在方先之教授的倡导下,主任医师尚天裕继承中医正骨的方法,结合现代科学成就,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正骨法(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回绕、屈伸收展、成角折顶、端挤提按、夹挤分骨、摇摆触碰、对扣摆合、按摩推拿),可以灵活地运用于各种骨折。在固定方法上,从中医各家所使用的竹片、竹帘、木板、树皮、纸壳等外固定的用具中,选择弹性、韧性和可塑性比较好的柳木,依照肢体的外形制造成12套夹板。并从患者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一套练功术式。由此形成了一套以小夹板固定为主要特点,以手法复位和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这一方法在现代骨折内固定技术引进前,在我国曾广泛开展。(图1-2-3)图1-2-3 尚天裕教授(穿白大褂者)在研制治疗骨折用的小夹板

1976年,北京积水潭医院王亦璁教授从甘肃下放后回北京,担任了创伤骨科主任。在著名的骨科专家孟继懋的指导下,利用在甘肃下放的空闲时间编纂了《骨与关节损伤》一书。因其封面为白颜色,被创伤骨科医生称为“白皮书”。这本书对当时受文革后期影响的中国骨科的教育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二、AO组织对现代创伤骨科的影响

图1-2-4显示的是位于瑞士达沃斯镇外、阿尔卑斯山麓草场边的一处建筑,也是全世界很多骨科医生非常熟悉的一幢房子,这是“AO”的学术组织所在地。在AO的故事里,骨折治疗发展史是不可或缺的。图1-2-4 瑞士达沃斯AO总部

1561年,法国理发匠兼外科医生 Ambroise Parre发明了一种稳固骨折肢体用的支具(图1-2-5),这是人类历史上记录较早的、以外固定手段处理骨折的方式。

1798年,来自欧洲的旅行者Eton在其《土耳其帝国游览》(A Survey of the Turkih Empire)一书中记述了自己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看到的骨折治疗实景:“我看见帝国的东部有一种固定骨骼的方法……用一个与肢体形状确实相符的而没有一些压迫的石膏盒子包住患肢,在几分钟以后,石膏就变成固体并坚实……”这是人类最早关于石膏外固定的记载。和外固定支具一样,石膏作为人类骨折治疗的先驱手段,很稳定地延续到了今天。而人类对于骨折治疗的最初、至今依然还是最根本性的认识——维持伤肢稳定——从几百年前的时代就已奠定。图1-2-5 Ambroise支具,始于1561年图1-2-6 一战期间奥匈帝国军医院骨科病房。20世纪初骨折以保守治疗为主流

时至19世纪、20世纪之交,由于现代战争中火器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工业化所带来的大量骨折和四肢损伤,使得骨科治疗快速成长为一个独立、备受关注的新学科。诊所和医院里开始出现了专门的骨科病房,为骨折的伤患提供医治和看护。当时的“医治”也很简单,就是“等”——等待骨折愈合。图1-2-6是一战期间奥匈帝国设在疗养胜地Bozen的一所军医院的骨科病房,可以看到,长长的病室里摆满了病床,所有的患者几乎都用一种方式——悬吊固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等待骨折愈合。当时奥地利资深的外科医生Lorenz Böhler(图1-2-7)针对骨折的保守治疗发展了一套丰富的理论和操作体系,从生理层面阐述了伤肢局部稳定对于骨折愈合的作用和意义。这些理论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骨折治疗AO理念的一个源泉。图1-2-7 奥地利医生Lorenz Böhler:骨折保守治疗、骨折端稳定理念的先驱

然而19世纪后半叶逐渐成形的外科手术技术,对人体解剖结构的日益熟悉,再加上李斯特等医学家所奠定的现代无菌手术观念,为骨折治疗带来了外科意义上的突破。1897年,由Clayton Parkhill医生成功实施的一例胫骨骨折外固定支架手术,拉开了外科干预性手段治疗骨折的序幕(图1-2-8)。当时的“外固定支架”,是在1840年法国医生Malgaigne提出的概念基础上,切开皮肤、直视下将金属钉扎入骨骼,再在体外用金属杆连接的一个操作过程,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做法很原始,也有点野蛮。但这一尝试给医生所带来的体验是前所未有的,骨折端的稳定比支具、悬吊、石膏明显提升了一筹。图1-2-8 1897年,Clayton Parkhill的外固定支架

当时享誉欧洲的外科巨匠Albin Lambotte医生为外固定支架理念的成功兴奋不已,并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坚定的手术干预骨折治疗的支持者(图1-2-9)。他身体力行实施了大量的外固定支架手术,并难能可贵地留下了翔实的病患档案、手术计划图稿,以及术中术后临床数据,成为骨科领域循证医学的先驱。图1-2-9 Albin Lambotte医生的外固定支架和文献数据精神的肇始

沿用至20世纪30年代的外固定、制动疗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也被各国骨科医师所逐渐认识。当时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George Perkins(图1-2-10)描述了一系列他称之为“骨折病”(fracture disease)的保守治疗并发症候群:肢体僵硬、肌肉萎缩、皮肤营养不良、伤肢血液循环不善等。这一情况究竟有多严重呢?根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瑞士联邦保险机构SUVA的一个档案记载,20~40年代的下肢骨折患者(多为保守治疗)中,竟有高达40%者因各类后遗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需申领伤残保险金。Perkins医生指出:“绝大多数骨折后残疾都是由治疗方法不当、而非骨折本身带来的(Most disability that occurs following fracture is related to the treatment and not to the pathology…)。”这一阐述可谓入木三分,迫使骨科医师们认识到:要想避免“骨折病”的发生,就必须实现患肢的尽早活动,可是,这样一来又怎样避免骨折发生位移呢?图1-2-10 最早描述“骨折病”的George Perkins医生

手术内固定的想法开始在医生脑海里萌生。毫无疑问,这是人们所能找到的、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最佳途径。首先实施骨折内固定手术的先驱是比利时的Robert Danis医生(图1-2-11),他是历史上采用接骨板、螺钉实施骨折切开复位、骨折端加压、内固定手术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提出“OeteoSynthesis”概念的医学家。1947年,Robert Danis医生提出了“骨折一期愈合”的理论:通过手术内固定而实现骨折端的加压、缝隙消失,以利于骨细胞快速桥接骨折断端,实现早期愈合。

历史走到这里,已是二战硝烟散去的20世纪50年代,各种内固定手术、围术期治疗理念、固定器械和方法,已如雨后春笋般在大洋两端的欧美各处产生,以至于有了一些野蛮生长的态势。每个国家乃至不同地区、不同医院、不同派别的医生采用自己的一套方法、自己发明的器械来治疗骨折,治疗结果千差万别,彼此间也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或规范,用以比较和交流治疗上的观点。图1-2-12是当时临床上所用的各种骨折内固定器械,完全没有定规。很显然,这种局面即将对新生不久的骨科治疗带来前进的阻碍。图1-2-11 内固定治疗骨折的先驱Robert Danis医生图1-2-12 20世纪40~50年代五花八门的骨折治疗和内固定器械/理念

至20世纪50年代,起自19世纪、源于欧洲各处的骨折治疗新思维、新方法,已如雪山消融而下的涓涓细流,逐渐汇集成川。这医学创新的汩汩溪流,势将汇成怒动的波涛,冲开一个新时代的大门。开启这道时代之门的,是两位瑞士医生以及他们的志同道合者。为首的一位是Maurice Edmond Müller教授(1918~2009)(图1-2-13)。Müller教授出生于瑞士小城市Biel,业余时间喜爱赛艇运动,在赛艇俱乐部里,他初识了同为骨科医生的Robert Schneider教授。图1-2-13 AO的缔造者和灵魂:Maurice Edmond Müller教授(1918~2009)

在与Schneider医生的交流中,讨论了比利时医生Robert Danis所倡导的骨折内固定理念以及近20年来诞生的各种治疗与康复学说。他们认为,很有必要对骨折的治疗做出一套全面的、规范化的指导思想梳理,并通过一系列的器械和内固定创新,来显著提升骨折的治疗结局、减少因骨折或治疗不当带来的永久伤残或功能丧失。

1958年 11月 6日,Maurice Müller医生、Martin Allgöwer医生、Robert Schneider医生、Hans Willenegger医生、Walter Bandi医生,以及志同道合的9名工程技术人员,在瑞士伯尔尼成立了一个名为“骨折内固定研究小组”的团体,德文名Arbeitsgemeinschaftfür Osteosynthesefragen的缩写为AO(英文缩写 ASIF)(图1-2-14)。这14名成员希望这个名为AO的研究小组,在骨折治疗、器械研制、数据积累方面达成共识,通过各自的临床实践去验证这些共识,并进而通过教学让这些共识去影响更多的医生。多年以后,早期创始者的这几项初衷正式成为AO组织的四大支柱和立身精神,推动AO组织从一个14人的小团体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学术平台。图1-2-14 1958年11月6日,“内固定研究小组”成立于瑞士伯尔尼

1987年,古稀之年的Müller教授提出了骨折分型的AO/Müller标准,成为全世界骨科医生通行的学术与临床语言。

Müller教授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关节外科大师。20世纪50~70年代,由Müller教授设计的几个人工关节假体及相关器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过现代关节外科的发展,也使得Müller成为20世纪与英国的John Charnley教授齐名的两位欧洲关节外科鼻祖(图1-2-15)。图1-2-15 Müller医生和Charnley爵士,手持骨标本者为Müller医生,一旁认真观看的为Charnley爵士。这幅油画反映的是第一次AO课程的场景,Charnley爵士作为首届学员,从英国飞到瑞士来听课

Müller医生所主张的手术切开解剖、坚强固定,与出身普外科、高度重视软组织的Allgöwer医生所倡导的保护皮肤肌肉,结合欧洲19世纪末以来的术后康复优良传统,构成了最早的AO骨折治疗理念。

1963年,首部系统阐释AO理念和技术的《AO内固定手册》出版,标志着AO理念已经成为主流的骨科治疗学说(图1-2-16)。图1-2-16 第一版《AO内固定治疗手册》于1963年出版,以德文书写

20世纪60~80年代是AO理念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创伤骨科领域,不断追求骨折血运保护的理念引领出动力加压接骨板(DCP)、有限接触-动力加压接骨板(LC-DCP)、点状接触接骨板(PC-Fix)等器械的诞生,有的至今仍在骨折治疗中发挥极重要的作用。AO理念依然循着它创立伊始的信条——理论创新、临床数据积累、器械技术研发以及教育培训——实现医务人员的思维转化。

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医学中,正骨与矫形一直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至宋元之际,骨折整复已经正式成为一门临床学科,并已演变出不同的治疗观点和技术流派。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骨折治疗依旧停留在经验传授、手法至上的技术层面,其间还夹杂有不少玄秘的成分,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客观解释骨折生理现象,并指导内外科综合手段的理论体系来。与此同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由西方传教士等带来的近代手术技术和骨折处理观念,则使得中国人——多少有些被动地——与西方骨折治疗技术邂逅,并缓缓浸入其中。

1936年,由美国人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任命了建院以来的第一位华人骨科主任——孟继懋教授(1897~1980)(图1-2-17)。毕业于芝加哥拉什(Rush)医学院的孟继懋,曾师从 Smith Petersen、Watson Jones等骨科巨匠,与同一时代陆续归国的叶衍庆、任廷桂、牛惠生、胡兰生、朱履中等教授,组建了中华医学会骨科分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骨科学术组织。1957年,孟继懋教授任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创建了中国规模最大、专业最全的创伤骨科,成为我国现代创伤骨科的最初发祥地之一。图1-2-17 近代中国创伤骨科事业的奠基人孟继懋教授(1897~1980)

1953年,天津医院的方先之教授开办了骨科医生训练班,为新中国骨科培育人才种子;60年代初,上海的屠开元(图1-2-18)、陈中伟等教授相继完成动物体和人体断肢再植手术的基础探索,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断臂再植成功。

1989年,第一次中国AO教育课程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举行,揭开中国AO理念传播的序幕,此后每年一次稳步实施(图1-2-19)。

中国医师在其日常实践中,处理着世界上无可匹敌的巨大数量和复杂程度的骨伤科案例,所积累的经验如何转化成为真正符合中国患者生理学、社会学需要的术式和器械,而不是无条件接受以西方人数据为基础而提出的AO内固定,这些也都是摆在中国骨科人面前的课题。也许,这还需要一至两代人的时间去解决,但相信到了那一天,中国骨科人已经深刻理解了AO的科学精神,并掌握了AO的系统化科研方法,已经打造出国人自己的骨科教育和转化平台来。图1-2-18 屠开元教授(1905~1999):中国现代骨科奠基人之一,早期的断肢再植基础研究者图1-2-19 1990年,第二届AO中国课程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举办(王满宜 葛亮)第三节 关节外科发展简史

关节外科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迅速发展,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1840年,美国J.M.Carnochan首先进行了下颌关节成形术并植入橡木片(非生物材料),这一手术应该说是人工假体置换术的开端。1891年,德国Gluck用象牙股骨头与髋臼首次进行了全髋关节置换术,使用镀镍螺钉及骨胶作为黏合剂固定假体,这为骨水泥型全髋关节置换的应用起到了启蒙作用。1923年,Smith Petersen设计了玻璃杯关节成形术。1938年,Smith Petersen发现牙科医生使用的钴铬钼合金材料生物惰性强,在人体内生物相容性较好,将其做成钟状开口的金属杯,但长期疗效不佳。1963年,Charnley的低摩擦关节问世后,各类型人工关节相继出现,但临床效果都不如Charnley髋关节假体。后来随着层流手术间、个人隔离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及制造技术的兴起,关节外科逐渐形成以髋膝关节置换术为主体,肩、肘、腕、踝、指间关节等多关节置换共同发展的蓬勃局面。同时,随着对患者主观感受及成本效益的重视,关节外科逐渐向微创化、个体化的方向发展。一、髋关节置换术发展简史(一)早期探索阶段(1822~1937)

1822年,Anthony White在伦敦为一位9岁男孩于大转子下方行关节外截骨成形术,术后畸形得到矫正,疼痛缓解,假关节活动满意。1876年,Barton于宾夕法尼亚医院为一位水手行小转子上方关节截骨成形术,术后假关节功能满意,但6年后该关节再次发生骨性融合。

1840~1860年,美国J.M.Carnochan首先进行了关节内置放非生物材料的关节成形术,可以说是关节置换术的开端。J.M.Carnochan将一位下颌关节强直患者的下颌骨颈切除,同时于关节间隙内放置橡木片,使关节可以活动,后来由于木片被排出而失败。1880年,Ollier利用关节周围软组织形成新的关节面,首创了关节面成形术。此后,Lexer、Payr以及Beer等利用筋膜皮肤行隔离型关节成形术。1919年,Beer于美国巴尔的摩医院使用经络处理的膀胱施行了关节成形术。

1891年,德国Gluck使用象牙股骨头与髋臼首次进行了全髋关节置换术,使用镀镍螺钉及“骨胶”(即由松香、浮石粉和塑料混合制成的黏合剂)固定假体;Gluck无疑是骨水泥型全髋关节置换术的先驱。1895年,Jones设计了金铂关节成形术,于股骨大转子下方截骨,同时将金铂覆盖于截骨面上,并于1908年在英国医学杂志上作了相关报道。1910年,德国的Dethert用橡胶假体施行了全髋关节置换术。

1923年,Smith-Peterson在波士顿设计了玻璃杯关节成形术而被认为是髋关节置换术的鼻祖。最初,他观察到留存于患者体内的玻璃碎片被纤维组织包裹并形成滑囊,这种发现促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将异体材料置入关节,使周围组织在修复过程中形成新的关节面。于是,他使用玻璃设计了一种杯状假体,并将其套在股骨头表面,但最终因玻璃杯易碎裂而失败。后来又改用硝化纤维塑料,但由于其组织相容性差,严重的组织排斥反应而被迫放弃使用。1933年,他采用耐热的硼酸玻璃,术后1~2年关节面变得光滑而且比较坚固。1937年,他再次改用酚醛塑料,但效果仍欠佳。(二)雏形阶段(1938~1957)

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关节材料、设计以及生物力学的研究,人工关节初现雏形。

1938年,Smith-Peterson从牙科医生Cook使用的钴铬钼合金材料中受到启发,他发现这种合金材料生物惰性较强,组织相容性较好,只产生很弱的组织反应。因此,他开始使用钴铬钼合金杯假体并且实施了约1000例髋关节成形术。这种金属杯假体外形类似“钟”状,杯口张开,能够较好地保持假体在髋臼内的位置,允许股骨头在金属杯内自由活动,同时金属杯外层与髋臼关节面之间也能活动,类似于目前使用的双动股骨头。但临床实践表明,假体边缘容易被组织包埋,最后与髋臼完全粘连,继而造成金属杯与股骨头间磨损增加,术后患者关节疼痛、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现象十分常见,长期疗效欠佳。在他去世后,他的助手于1957年发表文章报道了这一临床现象。

同时期,Phillip Wiles在伦敦Niddlesex医院使用不锈钢假体为6例Still病患者实施全髋关节置换术。他使用螺钉固定髋臼假体,同时使用螺栓将股骨头假体固定于股骨颈上;因此Phillip Wiles被认为是第一位真正施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的医生。

1939年,Haboush对Smith Peterson髋关节假体系统进行了改进,设计了带边缘的钴铬钼合金杯。1940年,他在纽约实施了2例关节置换术,但因疗效较差而被迫放弃使用。之后他在纽约的实验室用水做润滑剂,对钴铬钼合金股骨头假体、丙烯酸酯髋臼假体进行磨损试验,这是首次对人工关节的磨损情况进行研究。同年,也有学者使用黄铜和不锈钢假体行髋关节置换术。

1941年,美国Moore和Bohlman设计了自锁型人工股骨头假体,其柄较长、直形,且柄上有孔,但术后疗效欠佳。同年,F.R.Thompson设计了弯柄股骨头假体,成为后来的 Mckee、Muller、Harris和 Aufranc Turner全髋关节股骨头假体的原型。后来Smith Peterson的助手Aufrance和Luck都对钴铬钼合金杯关节置换术做了改进,放弃了原来的“钟”型设计,假体外形更接近圆球形,增加了假体内侧面与股骨头间的稳定性。Urist和McBride设计了凸面带尖和脊状突起的髋臼假体,现代某些髋臼假体仍沿用这种模式。

1946~1958年,Judet兄弟在巴黎采用短柄的股骨头假体进行了半髋关节置换术。假体由丙烯酸酯热压成形,柄中心有一金属棒,置换时将柄顺股骨颈断面处穿入,从大转子外侧皮质处穿出。采用这种假体对髋关节骨关节炎、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股骨颈骨折患者行半髋关节置换术。这种曾流行于欧洲大陆的假体模式的早期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由于丙烯酸酯磨损以及假体柄易出现松动、断裂等并发症,长期效果欠佳,随后改用钴铬钼合金制作假体。Judet假体虽然得到了广泛的临床使用,但最终仍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对材料力学性质以及髋关节生物力学的了解。尽管如此,Judet仍然促进了人工关节的发展,和Smith Peterson一样,成为人工关节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1949~1950年,英国皇家骨科医院的Stanmore首次开始尝试使用聚乙烯假体行关节置换术。

1950年,Moore设计了自锁式钴铬钼合金的股骨头假体,后来的临床随访研究表明股骨颈骨质吸收、假体下沉多见,是导致置换失败的主要原因。1950年,Thompson等认为短柄股骨头假体的缺陷是固定不牢靠,他们设计了长柄的股骨头假体。同年,Eicher设计了带领的不锈钢股骨头假体,将颈干角从125°增加至135°,他认为这种设计可防止假体柄产生微动。后来,由于不锈钢柄易发生断裂等并发症,而改用钴铬钼合金。

1951年,英国的Mckee使用不锈钢假体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不到1年由于假体松动而失败。后来,他借鉴了Thompson的钴铬钼合金股骨头假体模式,这是第一代关节面采用金属对金属组合的髋关节系统。此后,Mckee假体模式被许多人借鉴,包括后来的Charnley骨水泥型假体。因此,Mckee被认为是对现代全髋关节置换术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之一。

从1951年开始,Leventhal开始采用钛合金股骨头假体进行关节置换的尝试,并发现这种钛合金假体最终可实现骨长入,这也是生物固定型假体的最早尝试。1952~1957年间,Willse等用冷固化丙烯酸酯骨水泥进行动物实验,获得了大量数据,为人工关节的骨水泥固定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了30余种髋关节假体,大大促进了人工关节的发展。(三)成熟阶段(1958~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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