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小学课本里的名人传记丛书：毕加索试读：
马拉加的童年
画家父亲
毕加索于1881年10月25日夜里出生在马拉加。马拉加是位于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中海太阳海岸的一个城市，也是西班牙的第二大港口。
在远古的腓尼基时期，马拉加市就已是地中海地区一个重要的贸易场所，这里长满了葡萄藤和婆娑的林木，亚热带的鲜花到处盛开。这座小城，一边是地中海，而在另一边，则是并不高峻的安达卢西亚山脉。
马拉加依赖着装船、制糖、炼铁、葡萄酒、纺织以及种植杏仁、葡萄和其他水果营生。
但是，当毕加索出生的时候，这座小城里已有12万居民，这么多的人聚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再加上排水系统不良和供水不足，更显得拥挤。巴勃罗·毕加索
这是个真正的西班牙城市，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时的马拉加有27所教堂、4个修道院、可容纳上万人的斗牛场、尚未完成的大天主堂、建在旧日摩尔人兵工厂的巨大市场，还有许多的剧院。
除此之外，它还拥有全欧洲最宜人的气候，全年平均气温在20℃左右。不过在1881年时，还很少有人去西班牙旅行，所以只有当地人能享受到这大好的阳光、醉人的空气和暖洋洋的海水。
毕加索的父亲何塞·鲁伊斯在家里排行第九，他很有艺术天分，一心想当个出色的画家，因而两耳不闻窗外事，被称为“不中用的何塞”。家中的重担压在何塞四哥巴勃罗一人的肩上。
巴勃罗是马拉加大教堂的牧师，他忠厚、慷慨，是家族中仅有的同意何塞画画的人。何塞也正是因为他的资助才得以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画家。
后来，何塞在马拉加市的艺术工艺学校当美术教师，擅长沙龙与室内装饰性壁画，尤其喜绘羽毛、树叶、鹦鹉和紫丁香，鸽子更是他的最爱。他同时也是市博物馆的馆长。
这时候的何塞有一笔固定的薪水，而他每卖出一幅画，又能得到一笔外快。他有许多放荡不羁的画家朋友，他还喜欢看斗牛，西班牙的斗牛是全世界最精彩的。总而言之，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时间一天天消逝，他慢慢地没有那么年轻了。到了40岁时，家人逼着他结婚了，因为他的兄弟姐妹生的都是女孩，而鲁伊斯家需要一个男孩来继承香火。
何塞本人对结婚并不热心，但还是听从家人的安排和玛利亚·毕加索成婚，那是1878年的事。
结婚后，何塞·鲁伊斯在墨塞德的帕拉萨租了一间寓所，从现在开始，他要负责全家人，包括妻子、两个未出嫁的姐妹及岳母的生计。
玛利亚怀孕后，何塞一下子从快乐的单身汉转变为丈夫和父亲。他们给儿子取名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
1884年12月，毕加索满3岁时，玛利亚又给他生了个小妹妹，名字叫洛拉。就在这时，马拉加市的葡萄园遭遇到一场蚜虫灾害，玛利亚的两个姐妹埃拉迪亚和荷里欧朵拉的葡萄园被毁，也搬来和他们一起住。
如此一来，何塞负担更重了，弟弟萨尔瓦多偶尔会接济他们一下，但也是杯水车薪。生活的重担紧紧地压着何塞，对此他毫无办法，只能用画来抵付房租，私下教一些学生画画，或者卖一些应景的油画。
一般人都能够了解何塞在生活上的困境，然而他的另一种困境，大概只有艺术家才能完全明白。他是一个画家，不可自拔地迷恋着绘画，然而现在，他对自己的绘画天分也失去了信心。他忽然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并没有创造力，也或许是因为他内心有过的梦想已经被现实给打败了——一个艺术家被女人、孩子和生计给榨干了。
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在毕加索为父亲所创作的众多肖像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疲惫的、耷拉着脑袋的中年男人，他的表情失望而烦闷，似乎对他而言生活已经失去了意义。
不寻常的天分
对于小孩子来说，日子总是快乐的。有吃、有住、有玩就可以了，即使饭菜并不那么美味，房子也略显拥挤狭小，但至少他还能去看斗牛。由于何塞先生对斗牛的痴迷，小毕加索常有机会去欣赏斗牛表演。因此他对这个仪式的各种细节十分熟悉。
毕加索并不常见到父亲何塞。父亲还要定时去教课，去博物馆上班，拜访老朋友。
这个家中的顶梁柱唯一的武器就是画笔，何塞先生从来不在家里作画，却经常把画笔拿回家清洗。毕加索从小就无比敬畏地看着这些神奇的画笔，这种敬畏慢慢转变成一种雄心壮志，使他一辈子也没有放下画笔。
毕加索4岁的时候，画出来的东西就使他的表妹们非常惊讶。表妹玛丽喜欢叫他画驴子，一会儿从驴背画起，一会儿从脚画起，一会儿又从耳朵画起，而他就从这一部分开始，把整个动物的身体画出来，或用剪刀在纸上把它们剪出来。不管从哪里画起，他用铅笔画的和用剪刀剪的，都和她们要求的像极了。
毕加索随时随地都在画画，就是后来上了学也一直画。在学校里，他没有学到一点算术和写字之类的东西。所以在他的一生里，他的字母始终拼得乱七八糟。即使这样，学校里也没有人看不起他，他的老师和同学都承认他是一个特别的人，认为不能用一般的法规去约束他。
无论是在多么宽容的学校里，如果一个孩子整天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或者自顾自地画着野牛和鸽子，肯定要受到老师的责骂。但是毕加索没有受到这种对待，虽然他常常迟到，坐下来就玩着鸽子标本或从父亲那儿弄来的画笔 ，并且盯着时钟，等着放学的一刻。他并不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坏学生，只是来自跟他们不同的世界。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接受他的行为，在他独自站起身来，走出教室乱逛时，他们既不好奇，也不抱怨和模仿。
数字和时间对他而言特别困难。他只要自己高兴，就常跑到窗户旁边敲窗子，好让住在学校对面的安东尼奥姑父注意到他，他总是害怕他们忘记带他回家。而当他姑父问他什么时候下课时，他总是回答：“一个小时后。”他认为既然“一”是数字中的第一个，那么一小时应该是最短的时间。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小时的等待会这么长，简直是漫漫无期。
何塞似乎并不在乎儿子在学业上的成绩，但他确实是毕加索绘画和人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启蒙者。何塞本身继承了西班牙传统的写实主义，因此提供给儿子一套扎实的、严守格律的基本技巧。从父亲的不断讲述中，毕加索接受了西班牙绘画的传统观念，尤其是戈雅的画风和理想。那可能是他们父子相处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有些孩子，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所作的画非常有天分，但到了七八岁以后，他们的天分却永远消失了，作出来的画也趋向平庸。
对美的感受，和对物体本身的注意，在小孩子中是很普遍的。毕加索曾经说过：“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问题在于你长大成人之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艺术家的灵性。”大多人都记得自己曾经凝望着沙滩上的小石头、水坑上的色彩而出神。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多数人的这种视野都缩小甚至消失了，既成的道德和审美的观念把他们磨成了同一规格的产物。但这种事没有发生在毕加索的身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画确实非常孩子气，当他慢慢长大，他的画也不断地走向成熟。他的天分未曾被过分早熟的技巧所扼杀，到了晚年，他的一些作品完全是用孩子的手法来表现的，那新鲜的、纯个人的孩童天分一直没有消失，在多年以后，经由那只具有最高技巧的手再度呈现。
马拉加的日子是毕加索一生的回忆，在小孩子看来：挤满人的小房子，逃不出来的学校，不断的画画，星期天的人潮，穿着新衣的全家人，数不清的亲戚、朋友，一群群皮肤黝黑咯咯娇笑的姑娘，一堆堆衣着光鲜的青年，还有那永远灿烂的太阳，所有这些，加上近在咫尺的海洋和从海边吹来的温暖湿润的风，都是他生命中的要素。他一生都喜爱太阳、海洋，并喜欢有大群人陪伴他。这个地中海的世界是他永远的乡愁。
青少年时代
举家搬迁
1887年，何塞又添了一个女儿，经济变得更加拮据，家里也拥挤不堪，他只好离开家乡。1891年9月，他携妻带子，乘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的拉科鲁尼亚，在省立美术学院担任人物画和装饰画教授。
拉科鲁尼亚省是西班牙的加利西亚自治区下辖的一个省，位于西班牙最西北部，濒临大西洋沿岸。
在这个时候，何塞开始为儿子入学的事操心了，因为他很清楚儿子的状况。毕加索不认识字，也不知道二加二是多少。在马拉加，所有的人都会包容他，而在拉科鲁尼亚，如果毕加索要上学，就必须通过他们的入学考试，要不然起码也得有一张本地的合格鉴定书。毕加索绝对不可能通过入学考试的任何一科——除了绘画。
于是何塞只好去找一个本地教育局的负责人，这个人刚好是他的朋友。“没问题，”那位朋友说，“不过在形式上还是要考一考他，免得别人说闲话。”
到了考试那一天，小毕加索只需做几道算术题就行了。主考官问了一些简单的问题，小毕加索答不出来，于是主考官出了一道加法题。这一次，小毕加索还是答错了。后来，主考官干脆把答案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把那张纸放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小毕加索记住了那个数字，然后回到桌上把答案写下，并在下方得意扬扬地画上一条横线，就这样取得了他的合格证明。
1891年，当夏天接近尾声时，毕加索随着家人第一次出海，开始了他漫长的旅程。一家人离开马拉加的时候，正是马拉加最好的时节，串串葡萄挂在枝头，甘蔗黑紫色的枝干在阳光下闪耀着。而当他们到达拉科鲁尼亚，秋季风暴正开始吹起，汹涌的海涛拍着岸边嶙峋的礁石。
一家人对这里的一切都水土不服：海风、暴雨、灰蒙蒙的雾、灰蒙蒙的天，还有跟家乡话相去甚远的拐弯抹角的卡利话，卡利人也跟马拉加人直来直去的性子很不同。马拉加地处交通要道，非常热闹，而拉科鲁尼亚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它与内地隔着高高的山脉，又面临着辽阔的大海，历史上就缺少与各地的联系。
何塞像是被流放到拉科鲁尼亚来似的，日渐消沉，年复一年，他越来越低落。“在拉科鲁尼亚，如果不是去美术学校上课，父亲轻易不出门。他在家里只是画画消遣，别的什么也不干。要不就盯着窗沿上的雨水看……远离了马拉加，远离了斗牛，远离了朋友，一无所有。”
对毕加索和他的妹妹们来说，最初的惊恐已经慢慢消失了。他们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一边是海港，一边是沙滩。它实在无法跟马拉加相比——它差不多只有马拉加的三分之一大。这个城市中除了海港和斗牛场外，只剩下一样令人兴奋的东西，那就是位于半岛尖端突出处的一座罗马式高塔。这座400尺高的灯塔，被当地人称为“英雄之塔”。
毕加索常画那座塔，他也画拉科鲁尼亚的其他事物。他早期的画看来相当幼稚，大多是一些关于天气的玩笑，还有画在学校作业簿空白处的一些罗马人、野蛮人，持着矛的武士、互相刺杀的剑客，这些与其他孩子并没有不同。毕加索进了学校，成绩维持在不被赶出学校的水平，同时他被迫用一种他从来没接触过的优雅的、工整的方法写作文。
何塞忙于教学，把与马拉加亲人联系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毕加索从来就不喜欢写信，他发明了一种和马拉加的亲戚联络的方法，不定期寄出自己编辑、插图的画报，图文并茂，还有刊头，每逢周日出刊。他在上面画一些地方的人物、狗、鸽子、灯塔等，以及一些小小的报道。有一张画报上男人女人挤在一块，雨伞和裙子飞舞不止，空白处写道：“风开始吹了，不将拉科鲁尼亚刮上天决不罢休。”
另外还有更多的笑话，有些是用画的，大多是像下面这种风格。算术考试的时候：
老师：“如果人家给你五个瓜，你吃掉四个，会剩下什么？”
学生：“一个瓜。”
老师：“你确定只有这些吗？”
学生：“还有肚子痛。”
在某种程度上，画画就是毕加索的日记方式，这种方式差不多贯穿了毕加索的一生。
由于远离了家乡、朋友、习惯的气候，加上其他种种的不愉快，何塞先生没有心情做任何事，但他始终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1892年9月，何塞决定让儿子接受正规的美术训练，便向美术学院提出申请：“本市市民何塞·鲁伊斯·布拉斯科，在此申请其子巴勃罗·鲁伊斯进入贵校求学。”申请批准后，小毕加索进了父亲的美术班，开始学习装饰画。
他开始训练小毕加索从事严格而完全的绘画创作。他教毕加索笔墨、炭条、蜡笔和粉笔的技巧，过了一阵子又把他提升到油画和水彩上，同时还不断地进行大量精确的、专心的素描训练。
如果他能更认真地训练他的话，小毕加索可能会更快地迈进一个成熟的境地。
作为一个教师，何塞是个严格奉行规范的人，他没有跳出那个时代的窠臼，而是彻底遵循每一条法则，并且要求学生绝对服从和刻苦练习。这当然也是保守的效仿所极力倡导的教学理念。毕加索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切规范，在大多数人看来枯燥至极的练习，但对毕加索而言却是一种愉悦，一种严守规范的难以名状的愉悦。他在课堂上所画的雕像素描使看到的人都惊叹不已，不只是由于他的技巧，更是因为他把雕像的生命再度展现出来——那种刚塑成时就存在，而随时日已然消逝的生命。
课余之时，他的作品却自由得多。他在1892年到1893年之间画了几幅试验性的油画，而1893年年末时，他的技巧更加娴熟，可以正式在张好的画布上挥洒。
突然地，没有看到明显的转变过程，毕加索在1894年完成了一幅极杰出的作品。那是一个男人的头像，整幅画充满了光，充满了盎然的生命力，那是最佳的西班牙写实风格，绝对没有一点孩子气的痕迹。
13岁的毕加索又画了很多幅画，这些画显示出许多技巧上的飞速进步，而每一幅都比之前的更完美。
之后他又画出了更多令人赞赏的头像画，这些都是强烈的、严肃的西班牙写实主义的杰作。画中那些受苦的、蠢笨的、绝望的人们，被实实在在真实地表现出来，丝毫没有矫饰的成分。
在这众多画作中，毕加索自己最满意的是《赤足女孩》和《乞丐》，这两幅都是在1895年完成的。
当毕加索开始真正的进步，同时完全能掌握工具时，何塞就让儿子为自己的装饰画做细节的整修工作。几个月之后，双方都明白地发现，无论是在技巧上，还是在表现力上，儿子作的画已远远超过了父亲。何塞·鲁伊斯没有办法画出《赤足女孩》，也不可能画得出《乞丐》。他接受了这个事实，郑重其事地把他的画笔转交给儿子，以后他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巴塞罗那
1895年，对于毕加索一家人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首先是毕加索的小妹妹死于白喉症。毕加索亲眼看见她在痛苦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金色的卷发瞬间失去了光泽，那一糅杂着恐惧与依恋的惨白面容深深震撼了毕加索。
1895年2月，何塞申请工作调动。对何塞来说，拉科鲁尼亚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伤心之地。3月何塞终于掉换了工作。何塞过去的一位助手，当时在巴塞罗那一所著名艺术学院任教的拉蒙·那伐洛·加西亚，想要回到他的故乡加利西亚，因而向何塞提议交换教职。何塞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不仅是为了离开那充满悲伤的小房间，同时也可以脱离拉科鲁尼亚永无休止的雨水和郁闷，再度回到阳光普照的地中海世界。
在迁往巴塞罗那之前，毕加索全家一起回马拉加度假。全家人收拾了行李，连同毕加索大批的画作，然后搭上火车，先到了马德里。何塞特意绕道首都马德里，为的是让儿子能在普拉多美术馆看到委拉斯开兹、祖尔巴朗和戈雅的作品，他们以绚丽的色彩、隽永的格调和深刻的思想形成了西班牙艺术的伟大传统。
经过几百里路的崎岖旅程，一家人终于回到了马拉加。全家回到马拉加，住在叔父萨尔瓦多家中。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而毕加索——鲁伊斯家这一代唯一的男孩——更是受到格外的照拂与爱护。毕加索离开马拉加时还只是个连考试都不及格的10岁小孩，现在回来已经是家族公认的有才华的画家。
这段时间，他忙着享乐，以致课业，甚至连图画的产量都减少了很多，不过他还是作了一张厨房的画，另外还为他们家的老女仆卡门画了一幅极精巧的素描，图中她的袖子高高卷起，就跟昔日强拉着小毕加索上学的情景一样。秋天，新学年开始之际，他们又再度出海，沿着海岸北行。9月的海面十分平静，毕加索可以在旅途中作画。航行三天后，他们抵达巴塞罗那。巴塞罗那是一个繁忙的港口，两侧延伸出巨大的城市。
1895年的巴塞罗那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城市，巨大、繁忙，50万居民全都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遵守着与马拉加或西班牙其他任何地方完全不同的生活习俗。14岁的毕加索再一次尝到了异乡的滋味。
在巴塞罗那，毕加索度过了青春期和成年的早期，他慢慢学会了这里的语言，并且交到了一些朋友。
巴塞罗那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加泰罗尼亚在中世纪时是一个横跨东比利牛斯山的独立国家，大部分的国土落在西班牙半岛上。这个国家天然资源并不丰富，却拥有充满活力、会做生意的人。在摩尔人的战乱后，早先住在海岸一带的居民恢复了商业经营，使得加泰罗尼亚很快成为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国家。
当西班牙其他地区还因为过去几世纪与摩尔人的战争而一蹶不振时，加泰罗尼亚却迅速繁荣起来。
加泰罗尼亚本身拥有辉煌的文明、杰出的建筑艺术、一间可与伦巴底相媲美的美术学校、一所著名的大学，还有深受各国学者所推崇的文化。
那个时代便是毕加索的加泰罗尼亚朋友们带着伤感所缅怀的黄金时代。当时，巴塞罗那的历代伯爵都经由婚姻的关系成为阿拉贡的国王，他们把加泰罗尼亚语往外一直推行到巴利亚利群岛、西西里、那不勒斯、科西嘉、萨丁尼亚和所有的回教国家。
巴塞罗那的荣光随着时间消退了，由于与阿拉贡继承人的婚姻关系并不美满，因此到了伊莎贝尔那一代，阿拉贡便转而与卡斯蒂尔的费迪南联姻。他们的继承人查理士五世统治着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在西班牙中的地位下降到第二位。卡斯蒂尔人数世纪以来一直不喜欢他们发达的邻居。加泰罗尼亚保有了它的自治政府，但在17 世纪之前和卡斯蒂尔的利害冲突，连同西班牙君主政体的声望衰微，一起导致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分离主义者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此后一代一代不断有流血的反抗事件发生，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加泰罗尼亚宣布它支持奥地利的查尔斯大公，抵抗法兰西共和国波旁王朝的加入，但是在1714年它完全被波旁王朝菲利普五世的军队征服了。菲利普五世以严厉手段镇压着加泰罗尼亚人。他禁止说加泰罗尼亚语，用卡斯蒂尔语取而代之，关闭了巴塞罗那的大学，并在城市周围筑起了一整圈可憎的城墙。
压制政策日益变本加厉，地方的法律和习俗都被废止，地方的语言也受到限制。18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这种政策有效地破坏了加泰罗尼亚的文学，但却消灭不了这语言本身。
为了唤醒民族意识，1850年起，新闻媒体和剧院都开始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浪漫主义来临后，加泰罗尼亚的诗人们开始了自己的文艺复兴，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恢复文化传统，更表达了他们对独立的热望。这个活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
1841年，大学恢复了上课，数年之后，令人痛恨的城墙也被拆除了，不过加泰罗尼亚人仍然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在巴塞罗那，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导致左派活动、罢工和无政府主义盛行。
刚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对这一切全然懵懂：他不过是个孩子，而且还是个格格不入的陌生人。鲁伊斯一家先住在克里斯汀娜街的一间寓所，不过他们只在那里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那儿光线太暗，而且生活也极不方便。不久他们就搬到了恩赐街的一幢楼房，离何塞任教的艺术学院只有几百米远。
不凡的才华
何塞希望儿子能进巴塞罗那美术学院。以儿子的天分来说，进基础班有点委屈，但是如果要进学习古代美术、实物写生和绘描的高级班，必须先通过两幅画的插班考试，考试完全依照严格的成人标准，而且满20岁才有报考资格。
纵然何塞说服他的同事们相信这个矮小的14岁男孩“看起来有20岁的样子”，他们却不敢贸然相信他能画得跟成熟的美术学生一样好。若是让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进了高级班，这难免于理不合，因此这次考试非常严格。毕加索的第一个题目是画一个披着被单的学校模特，第二个题目是一个站立的裸体人像。
关于毕加索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完成这两幅画，有很多的传说。有人说限期一月，毕加索只花了一天；也有人说限时一天，他只用了一小时。后来这两幅画被人找了出来，画上标明的日期分别是1895年9月25日及30日。
他忽视了一般艺术学校的传统，第一张素描里，他把那个男模特画成脾气很坏的样子，第二张里他又把披着罗马贵族袍子的模特画成一种很可笑的模样，那是一个身材欠佳、没穿衣服的矮小男人。但是他的画中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学院式技巧，因此他立刻被列入1895—1896那一学年的高级班名单中。
班上的其他同学大都有着典型的加泰罗尼亚名字，其中有一个叫帕利亚雷斯——一位近20岁的淳朴强壮的年轻人，第一堂解剖课上，他正好坐在毕加索的旁边。两人年龄尽管相差了7岁，却很快成了朋友。帕利亚雷斯不但成为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最好的朋友，而且两人终其一生都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巴塞罗那头两年的日子平静地度过了。毕加索住在家里，定时上课，努力作画，此外还不断地跟帕利亚雷斯在巴塞罗那游逛，画满一本一本的街景、马匹、猫、狗、无政府主义者的聚会、开赴战场的士兵。
在家里的时候，他也为家人画油画和素描，他画了一张他母亲的蜡笔画、至少三张他父亲的肖像。
在他为妹妹画的许多幅画中，有一幅大型的油画，画的是妹妹洛拉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情景，洛拉穿着白色的衣服，跪在圣坛前，她的父亲站在身旁。这一幅相当成功的作品被送去参加“艺术与艺术事业”的春季展览，赢得了一些温和的赞美。
这一年的暑假是在马拉加度过的。
1896年的夏天，回到故乡的毕加索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在几个月中画了大量的素描、肖像，最特殊的是一幅风景。毕加索很少画风景，这一幅所用的手法也是他之前没有用过的：马拉加的红色土地斜着伸向淡蓝色的天空，地上覆盖着仙人掌。地面上强烈的色彩，似乎是用画笔生动而有力地涂上去的，干厚的颜料看来又好像是调色刀压抹的痕迹，这和那淡淡的天空形成美妙的对比。
这幅画让人联想到野兽派，也有些梵高的感觉。再细看之下，这幅画完全是纯粹的个人风格。这幅画里表现出的技巧让人觉得疑惑，还有谁能教这位15岁的少年关于作画的事情？
那年秋天，回到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开始着手画他父亲设计的两大幅油画。何塞希望这两幅画能让毕加索名气大增，并希望通过卖掉这些画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他买入了许多的新原料，教毕加索怎么用它们，甚至还替毕加索租了一间画室。这两幅画中的一幅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另外一幅是何塞命名的《科学与慈悲》，上面是一个医生正在测量一个病人的脉搏，而床的另一边则站着一位修女，她一手抱着一个小孩，另一只手端着汤给病人喝。
毕加索很用心地画这幅画。《科学与慈悲》送到马德里参加全国展览，得到审查委员会的荣誉奖状，另外又送到马拉加参加地方展览，得到一枚金质奖章。
这幅画画得惟妙惟肖，但这却是毕加索对学院派画风的告别作，他以后再也没有画过这一类的作品。
这一年，毕加索仍然在绘画中不断进行尝试。他的绘画本中仍画满了跟以前一样的风物，只不过现在的笔触更有信心，并且显示了多种路线的进展，有一些试验中出现了物体的基本几何形状。
不过大体而言，此时的毕加索还不能算是破除传统的先锋，他只是个不断创新、具有天分的学生。
1897年的暑假，他再次回到马拉加。这一次的假期似乎不如上次那么愉快。他那位越来越有钱的叔父萨尔瓦多认为毕加索应该到马德里的圣费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去深造，他的朋友迪葛兰在那儿任教，而且很有影响力。萨尔瓦多虽然提出了这个建议，却和很多有钱人一样，在金钱上斤斤计较。何塞和他的亲戚、朋友们凑了一些钱，加上萨尔瓦多的那一份，这一点儿钱，就是毕加索的全部旅费、生活费和作画的材料钱。
1897年的秋天，毕加索来到了繁华的首都马德里。他在贫民窟似的大街找了一个房间，在那儿度过了16岁的生日。
跟之前一样，毕加索轻松地通过了严格的入学考试，成为学院的一分子。他进入学校后，很快就失望了，迪葛兰是相当糟的画家。毕加索对学校教育感到失望，他受不了那里的空洞、教条和死气沉沉。他很少到学院来，除了去学校的画室，他几乎放弃了所有课程，倒是常常到普拉多博物馆去吸收、描摹格列柯、提香、鲁本斯等人的作品，从这些大师们身上吸取养分、获得灵感。
除了在普拉多的临摹，他还在城里的街上画个不停。这一阶段，毕加索的画作最让人注意的，就是他已开始朝现代主义前进，甚至开始迈向一个更加超越的境界。
毕加索经常不上课的消息传到马拉加。萨尔瓦多和其他叔父、姨母们很快停止了对他的经济资助。他们的原则是：对天才倾囊相助，对浪子决不姑息。只有他的父亲，继续尽其所能地供养他。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冬天降临了。从瓜达拉马山吹来的风死寂而冰冷，即使当地人也冷得受不了，更不用说是像毕加索这样晒惯地中海太阳的人了。很快地，他开始发高烧、喉咙痛，全身起了朱红色的斑点——这些都是猩红热的症状。
这种病在当时是可能致命的，但毕加索的生命力相当顽强。他在床上躺了几个礼拜，全身脱了一层皮，又长出一层新的。他蹒跚地走出房间，去参加6月12日的圣安东尼奥节庆，他不愿错过这节庆中一分一秒的欢乐。
接着他就搭上回巴塞罗那的长途火车，巴塞罗那的家乡话、温暖的气候和深厚的人情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一个礼拜之后，帕利亚雷斯邀他到奥尔塔乡下去休养，他马上就答应了。
奥尔塔——帕利亚雷斯生长的地方，是个只有两三千居民的小镇，维持着古代淳朴的农耕生活。毕加索在此度过的一段闲逸日子，是他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在奥尔塔学到了一切。”毕加索曾经这么说。“一切”包括了洗马，用镰刀，初步认识了制酒和榨油，收获干草、玉米、葡萄和橄榄，剪羊毛，杀猪，挤牛奶，同时还包括说流利的加泰罗尼亚语，尤其重要的是在对生命本质上得到了城里人永远得不到的深刻体认、新的价值观，以及对世界更广泛的认识。
在这里，他画了几幅山羊和绵羊的画像，在这些画里，他真正把握住了它们的形态和动作。他的笔触更为肯定，此外，他对明暗的对比表现和物体轮廓也有了很大兴趣。1899年的2月，他完成了一幅《阿拉贡房舍的天井》，这幅画在马拉加赢得了另一枚金质奖章。这幅画的油彩干了以后，他就收拾行李，向大家道别了。在与帕利亚雷斯一同度过八个月的乡居生活后，他决定回到巴塞罗那去。
“四只猫”的聚会
奥尔塔的生活非常平静，这让他有机会重新思考每一件他所认为重要的事。此外，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每天使用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因此，当他回到巴塞罗那的时候，已经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这种语言和当地人交谈。
这种能力使他很快成为在“四只猫”聚会的作家、画家、诗人群中的一分子。“四只猫”是一间小酒馆，在这儿出入的人什么阶层的都有，但是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醉心于现代主义，并且爱他们自己的语言。毕加索既然能说流利的加泰罗尼亚语，加上他早已认识其中的几个人，因而在几星期之内，他就有宾至如归之感了。
经常有很多名人出入小酒馆，毕加索在这里交到许许多多的朋友，这段时间里，他也作了大量的画。但是，也就在这时候，他和他父亲之间出了问题。
何塞已经将近60岁，在那种年纪自然有许多看法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而18岁的毕加索已由小孩变成了成人，刚由一个完全自立的生活环境归来，他们之间有争执并不奇怪。
毕加索离开家，到外面住了几个礼拜。1899年的4月，他就在租住的小房间内睡觉、工作，并且和隔壁一些制束腰带的工人交上了朋友。
这段时间里，他为父亲画了几幅画，他的妹妹也经常来看他。总之，他和家庭的决裂既不激烈，也不持久。
也就是在这个小房间里，萨瓦特斯初次见到了毕加索。
萨瓦特斯是一个年轻的诗人兼作家，他被一位学雕刻的同学带进这个小屋时，刚好看到挂在墙上的《科学与慈悲》，以及旁边放着的《阿拉贡房舍的天井》，那些画作使他十分折服。在一堆一堆的速写本图画和速写本中，毕加索正忙着创作另一幅油画。当毕加索以锐利的目光凝视着他时，他感到局促不安。
在互道再见的时候，萨瓦特斯恭恭敬敬地对毕加索鞠了一个躬。这就是他们友谊的开始，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萨瓦特斯1968年去世为止。
18岁的毕加索一文不名，却已成为“四只猫”的一个领袖人物。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四只猫” 发了很多言。事实上，他经常沉默着，而且喜怒无常，有时候也表现出全然的厌倦。但他一开始说话就一定说得很好，经常充满机锋，而且表现出不自觉的权威感，好像他已经能比座中其他任何人画得更好似的。
最近四五年来，毕加索的大部分作品已完全成熟。但他尚未定型，他书读得极少，几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而且缺少成人生活的经验。除此之外，巴勃罗这个小孩子还活跃在他体内，事实上，他的一生都是如此。
这个时期他开始发展自己的审美学，想要把当时人们所接受的一般绘画完全摧毁，并且把感受的境界推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人们可能想说这是“扩大美的观念”，但毕加索真正考虑的是“本体”（being），而不是“美”这个空泛的字眼。“美？”他对萨瓦特斯说，“那个字对我没有意义，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意思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能引出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相当有野心的大计划，而它的开端也充满着自我怀疑、沮丧的时刻和错误的起步。不论如何，这种过程从他在1899年—1900年间迅速完成的画作中已见端倪，但以一个完全自觉的过程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渐趋成熟的风格
当时的“四只猫”正掀起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运动，艺术家们慷慨激昂地谈论社会与艺术。在酒吧、饭馆、咖啡馆里，他们不眠不休地争论着，直到语无伦次。颓废派的诗人、作家、泛神论者、象征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哲学家们坐在酒吧饭店的桌子上，高声地呼喊着尼采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书中的词句。
在“四只猫”最受尊敬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是年轻的布洛沙，他对在那儿所见到的艺术家不屑一顾，说他们是“神经质的附庸风雅者，一心只想使自己显得和下等人或中产阶级有所不同”。
但他却也觉得在下个世纪中，艺术将会出现新希望，是无政府主义的人间天堂。他说：“人类，由于智慧而感到骄傲，他们不能忍受任何妨碍自由的东西。这种个人价值的提升，意味着没有任何人或神能阻挡个人通向全然自由的坦途。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种理论会导致分崩离析，但人们除了负面的本性外，必然也有正面的本性，一个人会去重建并更新他失去的力量。”
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深深吸引着毕加索。比方说巴肯宁所说的，“破坏的热情也正是创造的热情”。恐怕再也没有别的话更能引起他的共鸣了。
有人说毕加索的创造也遵循了同样的过程——破坏、再破坏，由真实退回内心，再合成新的世界、新的力量、新的视野。
尽管布洛沙的政治理论十分高深，而且精准，毕加索却不曾全盘接收，他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他所接受的是一般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高度同情。
他周围的人们都对中产阶级的艺术不满，并痛恨文化上的势利，但他们自己却常常创作那一类的作品。毕加索并不去管他们的反复无常，不论“四只猫”有没有鼓励他，终其一生他都是反对势利的。
巴塞罗那的气质是乐天的、前瞻的，对外面的世界有极大的兴趣。“四只猫”里有很浓厚的气氛，人们谈的最多的是易卜生、托尔斯泰、瓦格纳、尼采。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在这儿，他能从其他人那儿间接接触到这些人的思想。
毕加索的确读书不多，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够敏锐，事实上他的心念动得特别快，不耐烦去慢慢地消化文章。但诗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毕加索当然读诗，而且一辈子都喜爱诗人。诗几乎像一幅图画或一座雕刻一样，具有可以马上把握住的浓缩本质。
毕加索由当时的住处迁了出来，搬到一间位于楼顶、没有装潢但照明良好的工作室去住。跟他同住的是他的朋友卡洛斯·卡萨吉玛斯，卡洛斯是美国驻巴塞罗那军事顾问的儿子。
由于房内根本没有家具，他们就把家具全都画在墙上：桌子、椅子、柜子、一张沙发、保险柜，甚至还包括一些佣人——一个女佣和一个小厮。除了他们画在墙上的家具外，整个房间都堆满了图画，甚至堆到了门外的楼梯上。
这时候，毕加索的一群朋友，包括帕利亚雷斯、萨瓦特斯和卡萨吉玛斯在内，鼓励他在“四只猫”举行一个画展。毕加索喜欢这个主意，于是在1899年—1900年间的冬天，着手绘制一连串“四只猫”常客的肖像。他大部分的朋友都出现在这些画作里面。
到了1900年2月，所有的作品都已准备就绪。由于他们都买不起画框，因此只好把作品用图钉钉在墙上。一般人对这次画展反应冷淡，从商业观点来说，出售量只达到业余标准。
这些作品只是毕加索在1899到1900年间作品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段时间里，他的作品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有一幅很令人惊异的画作是《赌徒的新娘》，上面是一张绿色的、面具似的脸孔，突起的前额和两眼上方的弧线向下延伸成长而直的鼻子，给人一种非洲雕刻的印象。
另外有一张是他画室向外俯视的街景，用一种别人绝不会用的方式画出：远远下方的人影、小车子，用两三笔有力的挥洒将之勾勒得出奇生动，并且在周围用一圈一圈的厚涂法表现出空间的深度。有人说他在这一时期画作的进展涵盖了艺术史上除了印象派之外的每一阶段。
另外，还有许多的绘画，画的是酒吧、酒馆、戏院和舞厅的景象，还有许多的斗牛和斗牛士、海报的习作、裸体人像、自画像。这些自画像包括初到这城市的小男孩，1896年时笨拙的少年，一直到青年时期。有趣的是，这些脸孔有时年轻，有时苍老，有时棱角分明，有时线条圆滑，没有两张自画像上的面孔是完全一样的，每一张的感觉都不相同，毕加索对“自己”这个题材没有十分肯定的掌握。
像毕加索那样纯个人和崭新的审美观，想必经过一段长期而痛苦的孕育过程。这些倾泻而出的作品，显现着多方的尝试和多方的成就。可以想到的是，他对自己这种创作也有过怀疑的时刻，尤其是当他的周围都是一些不能了解他的人时。人们只沉浸在现在和过去，而他却已经跨入了未来。到达这种境地的人必然是寂寞的——他不能追随，只能引导，但在引导之前，他必须先对自己确定。
1899年—1900年间的另一特点就是，他已经拥有种种惊人的技巧——铅笔、胶彩、水彩、厚涂、油料之外，他还加上了蚀刻和木雕，可能还包括了雕塑。
关于毕加索第一次的蚀刻作品，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他的朋友康纳斯教他怎样准备金属板，用针在上面画线刮去保护层，然后把它浸到酸溶液中，把暴露出的金属部分蚀成容墨的沟槽。接着，毕加索画了一个骑马的斗牛士，穿着带刺的马靴，手上提着他的矛，身旁的地上有一只小猫头鹰。不过他事先没有注意到印出来的图样和版子上的正好相反，结果斗牛士的矛就变成了抓在左手上。这一点都没难倒他，他马上为这幅蚀刻命名为《左撇子的斗牛士》。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学到了很多，但当他大部分的“四只猫”朋友们尚在积极从事现代主义的革新时，他已开始从这有些褪色的改革中脱身。
巴黎，巴黎
到巴黎去
夏季即将结束，巴塞罗那狭小的天地，已不能满足毕加索那热切的心，他渴望获得更多的艺术的自由。当然，巴塞罗那给了他很多，但毕加索开始厌倦了，像他这样充满生命力的人，看着那些人一本正经地过着他们颓废的生活，他最初也好奇过，并最终感到了厌烦。他有时会喜怒无常，甚至会从正在谈话的一群人当中不发一言地站起来，走出酒馆。
在1900世界博览会这一年，他从报纸上知道了很多关于法国的事。
这一年，有一些“四只猫”的人到巴黎去，有些是去参观博览会，有些是到那儿定居，而毕加索、帕利亚雷斯和卡萨吉玛斯也计划着要去。半年过去了，他们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实际。
1900年的秋天，毕加索和家里和解了，10月的时候，他和卡萨吉玛斯动身到巴黎去，帕利亚雷斯会在一两个礼拜内赶去和他们会合。“这么多的钱，都是打哪儿来的呢？”萨瓦特斯多年以后问道。“帕利亚雷斯、卡萨吉玛斯和我，三个人共同负担。我父亲负责车票钱。他和我母亲送我到车站，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只剩几分钱了。一直到了月底，他们才把日常开销平衡过来。很久以后，我母亲才告诉我这些。”毕加索答道。
黎明时分，他们终于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脉。火车冒着烟，以惊人的速度向北行进，在距边界1000公里的地方开进了巴黎。
他们从三等车厢爬了出来，背起画架、颜料盒、纸夹和行李，浑身都是煤灰。下车的时候，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们还没有离开西班牙，因为站台上到处都是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来的旅客和移民。但当他们都走完之后，眼前就是巴黎了。
巴黎像巴塞罗那一样肮脏，但是却充满着色彩：到处都有马车铁轮驶过石板路面的吼声，拥挤的街道到处都是一张张被丢弃的宣传广告，时常会有粪车、马屎、汽油的气味飘散出来，到处都有炫目的海报招贴，妇女鲜丽的穿着也不同于西班牙的黑衣。这是一个令人眩惑的大城市，他们的周围净是说着法国话的人。而毕加索，这是个异乡客，一个字也听不懂。
不过他至少知道一件事：巴黎的艺术家大多住在蒙巴纳斯，因为在那儿可以租到便宜的房间和画室。当他们正准备租下一间蒙巴纳斯附近的空屋时，毕加索碰到了画家朋友诺奈，他正要赶回巴塞罗那。他马上把自己位于蒙马特尔小丘上的画室出让给他们。
毕加索和卡萨吉玛斯当然不会拒绝这么慷慨的赠与。几天之后，帕利亚雷斯赶到时发现，他们已经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十分自在。
这段时间里，毕加索有太多要看的东西，卢浮宫的大量珍藏，世界博览会和文化宫的艺术展出，这一切对外国艺术家也许相当刺激，对当地艺术家却不那么新鲜。
1900年的巴黎居民已经看了太多画，每年“法国艺术家沙龙”都要展出一大堆一大堆的画作，“国家美术协会”也是。不过，真正新的作品要在 “独立协会”才能看得到。
毕加索经常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里乱逛。有许多商业性的小画廊，里面独有的现代画作远远超过了摆在博览会上的水平。有一位名叫伯萨·韦尔的女店主一直不断地大力扶持年轻艺术家，20世纪所有著名画家的画作，从马蒂斯到莫迪里阿尼，都曾出入过她的画店。不过她自己却没有从中赚多少钱——1909年时她曾卖了一幅梵高的画，只收了60个法郎。
毕加索走了很多路，来探索巴黎。他常常裹着件厚重的大衣，迎着北风，带着他的速写本从蒙马特尔郊外出发走下小丘。那是一个安静的小镇，有一条绿树相夹的巷道，还有一些真正的风车。那儿甚至还有一片灌木丛生的荒地，人们在此用枪射击野猫，而且把它们叫做“兔子”。
接着，他会走上一条繁忙的街道，街上到处是推着车子叫卖蔬菜的小贩、背着一筐玻璃到处找生意的玻璃匠、卖翻新补旧的桶匠，还有一些推着锅炉大桶的人沿街叫着，看有没有人要洗热水澡。街道两旁是正在施工的石砌的房屋，工匠们一边工作一边唱歌。
再往前走就接近了塞纳河，河上有小汽船、水上巴士、驳船与其他船只。巴黎到处都充满了色彩，然而最显眼的可能就是那数不清的兵士们。法国有50万的武装部队，正等待一场不可避免的对德战争，他们大多穿着猩红色的宽松裤子，就好像印象派画家在拥挤的大街上抹下的鲜艳色调。
他的脚步朝向了繁华的地带，这里有巴塞罗那未曾见过的奢华，贫富的差别在此显得更为悬殊——有些人穿着常见的褴褛衣裳，而另一方面却是戴着发亮的高帽、穿着晨装的男士和一些出奇优雅的女人。
过了塞纳河，就到了蒙巴纳斯，这里住了几十个加泰罗尼亚人，其中许多是毕加索在“四只猫”就认识的。他们把他介绍给了皮尔·罗尼亚克，罗尼亚克也是加泰罗尼亚人，由于喜欢艺术，因此到巴黎做了画商。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并且认识许多人，包括伯萨·韦尔在内。
罗尼亚克把毕加索介绍给伯萨·韦尔，她马上买了三张画，包括两张胶彩的斗牛画和一张油彩，一共付了100法郎。
而皮尔·罗尼亚克很得意自己慧眼识英雄，便要求与毕加索订立合约。这种合约在法国相当普遍，也就是艺术家把所有作品提供给一位商人，交换按月付给的稳定酬金。罗尼亚克提供给毕加索的是150法郎一个月，这种收入不能让人发财，不过它足以使毕加索三餐吃得饱、有酒喝、有烟抽、还有房子可住。
一个19岁的无名画家，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么多耀眼的法郎，毕加索绝不会拒绝的，他很快就签了字。
漂泊的生活
卡萨吉玛斯一到巴黎，就爱上了一个姑娘，但那个姑娘却对他的疯狂追求无动于衷。卡萨吉玛斯心灰意懒，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常常烂醉如泥。12月的时候，卡萨吉玛斯显然不能在巴黎再待下去了，毕加索把他带回了巴塞罗那。在那儿待了几天，卡萨吉玛斯的情况没有好转，毕加索又把他带到马拉加，希望那儿的太阳、气候和风景，以及新年的庆典能使他振作起来。
但马拉加的太阳也是冷的，马拉加不再是毕加索的家了。毕加索的家人和亲友的态度也使人痛心。他们没有邀请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住下，他俩只好在一间小旅馆投宿。
毕加索对此感慨颇深。此外，他为卡萨吉玛斯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卡萨吉玛斯失踪了。
1901年，卡萨吉玛斯又回到了巴黎，2月17日那天，他的身体状况略有好转。他写了很多信，邀请朋友们当天晚上一同晚餐。
在餐厅里，帕利亚雷斯以及其他一些朋友都在。晚餐很好，他们喝了几瓶酒。在晚饭近尾声时，卡萨吉玛斯站起来开始用法文讲话，一面说一面把手伸入口袋。接着卡萨吉玛斯举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火，在一小时之内就死去了。
卡萨吉玛斯的死讯传到毕加索的耳中时，他正在马德里。当时他表现得相当平静，在几个月中，他的画风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变化。
他在马德里十分忙碌，有位朋友要和他合作发行一本杂志——《青年艺术》，这是一本文学与艺术方面的评论杂志， 1901年3月出版了创刊号。他们想把它办成一本“真实可靠的刊物”，在西班牙推动艺术革新的浪潮。毕加索负责里面几乎所有的插图，包括一些广告。遗憾的是，《青年艺术》仅维持5期就停办了，因为没钱。
马德里的生活非常窘迫，毕加索在哲班诺街租了一间楼顶的房间，此外他只买得起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张铺草垫的行军床。到了晚上，他靠着一支插在酒瓶里的蜡烛来工作，饮食方面自然也很俭省，虽然抽了不少烟却很少喝酒，而用水做开胃饮料。他忍受不足的供水及光线，狂热地画着。
现代主义风潮才刚刚吹到马德里，毕加索在巴塞罗那时早已接触过它，而在巴黎更是吸足了这方面的养分。他自己的作品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对毕加索来说，马德里除了普拉多博物馆之外，简直就是文化的沙漠。
虽然他在马德里认识了不少有趣的人，也卖掉了一些画，但是到了5月的时候，他还是放弃了他的阁楼、他的桌椅，还有他寿终正寝的《青年艺术》，回到了巴塞罗那。
他带回了大量的作品，大多是用蜡笔画成的。其中有一幅《侏儒舞女》，这是一幅猛烈的、狂野的作品，构思、着色、下笔都极精彩，图中那粗鄙的、难以名状的畸形女孩，让人乍看之下会生起一种残酷的感觉，但再看一眼，就可以发现在那明显的残酷下，有着深深的同情，一种不动声色的怜悯。
毕加索的目的地是巴黎，罗尼亚克催得很紧，他几个月未收到毕加索应允的一些绘画了。因此毕加索只在巴塞罗那作了短暂的停留。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他举办了一次画展，不是个人展，而是和拉蒙·卡萨斯的画作一同展出，但是能和这样有名的画家一同展出，对年轻的毕加索而言就是一种荣幸。
巴塞罗那的美术评论杂志刊出了一篇赞美他的文章，是由极具分量的郁特里罗所写的：
这些展出的蜡笔画它们是一对具有观察力、不放过这一时代弱点的眼睛下的产物，表现出美，甚至是丑恶的美，是一种因为画家忠实画出他真正看到的东西所产生的美。毕加索的作品非常杰出，但只不过是毕加索才气的一部分而已，这位艺术家会引起很多争议，但也会引起所有企图打破既存形象、寻求新的艺术形式的人们的尊敬。
对一位未满20岁的画家来说，这些赞扬非常有分量。但毕加索并未留在那儿享受它。他很少参加自己画展的开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他得穿着最好的衣服站在那里，让陌生人问他：“这幅画想要表现什么？”另一方面，要把自己赤裸裸地挂在墙上，接受所有可能发生的事，这令毕加索难以忍受。
在画展还没有结束时，毕加索已经到了巴黎。罗尼亚克住在克里希大街130号的一间小寓所，他邀请毕加索住下，还告诉他自己已经为他安排了一场展览，不是在伯萨·韦尔的画店，而是在一家更大、更重要的画廊。
1901年6月24日开幕的这场展览又是一个合展，和毕加索共同办画展的是30多岁的巴斯克·埃多里诺，而批评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年轻的毕加索身上。古斯塔维·柯奎欧特——巴黎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之一，在评论上写道：
像所有纯粹的画家一样，他崇拜色彩的本身，而每件物体都有它的色彩。他爱所有的主题，而对他而言任何东西都是个主题——花朵从瓶中腾跃向光线，花瓶本身甚至它下面桌子的跃动，还有那飞舞着的、充满光线的空气毕加索是个画家，全然美妙的画家，他对所画对象的提升证实了这一点。
这次画展真正带给毕加索的，除了赞美之外，就是麦克斯·雅各布的友谊。雅各布是一个感觉敏锐、聪明而又一贫如洗的批评家、诗人和作家，他对毕加索的作品印象深刻，因而想结识他。
当时的麦克斯·雅各布25岁，看起来却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是个极有天分的人，读书多、吸引人、口齿伶俐、非常感性、害怕女人，并且无可救药地不实际。
他在画廊留下一张字条，而后被邀请到克里希大街去拜访毕加索。事后他描述道：
他被一大群西班牙穷画家围在中间，坐在地板上吃喝聊天。他跟我一样戴着顶高帽，每天画两三幅画。在那些日子里，他把晚上的时间都花在音乐厅的布景后面，画那些明星的像。
他们握手，很快地笑了笑，然后，没办法用语言沟通，又握了握手。雅各布看了看那些画布，一会儿又来了更多的西班牙朋友。刚才的拘谨消失了，有人煮了一盘豆子，他们就散坐在地上吃着。晚餐结束后，除了毕加索，其余人开始用人声来代替乐团，想要演奏一首贝多芬的交响曲。
第二天，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蜂拥到雅各布住的小房间去回访，到最后，有些人离开了，身为翻译的罗尼亚克也睡着了。毕加索和雅各布注视着挂在墙上道弥尔、加伐尼兹和丢勒的木刻。
毕加索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表达出他想听雅各布的诗，那天晚上剩下来的时间，他都在听诗。他们黎明分开的时候，雅各布把那些道弥尔、加伐尼兹和丢勒的木刻都送给了毕加索。
此后他们就常常见面，而毕加索和罗尼亚克的关系开始变得不太愉快。很少有人能成功地把生意和友谊平衡好。罗尼亚克也开始不高兴那些成批拥来的朋友们，他们几乎成了他家的掠夺者。
比起卡萨吉玛斯的阴影来，这位商人对毕加索的影响根本不算什么。毕加索住的地方离他朋友自杀的小餐厅只有几步路，在全巴黎，他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使他不想起那桩悲惨的自杀事件。
蓝色时期与玫瑰时期
孤独的创作
这一年的冬末，萨瓦特斯来到了巴黎，他一心只想来找毕加索。许多事都使他非常讶异——才早上10点，在雾中昏暗的橘色太阳下，毕加索已在车站等他，平常这时候他还没起床呢。
当毕加索把他带到克里希大街的住处，给他看最近的画作时，萨瓦特斯更加惊讶了。
这跟他在巴塞罗那所认识的毕加索几乎没有半点相似。他画了一些色彩艳丽的、风格强烈的画，融入了部分梵高的风格，一些人像，色彩斑斓得如同扑克牌一样，一些丑角，他们悲伤而孤独。另外还有一幅命名为《卡萨吉玛斯的葬礼》的巨幅画作。此外还有一些好像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作品，一幅印象派的克里希大道，几幅令人满意的静物。
所有这些画，都掺入了蓝色。“你觉得怎样？”毕加索指着这些全新而令人困惑的图画问他的朋友。“我会习惯它们的。”萨瓦特斯回答。
罗尼亚克有点沮丧，不只是因为那些西班牙的穷光蛋，还由于毕加索的画风不可捉摸。他从巴塞罗那带来的那些斗牛画，以及在克里希大道街头一个月的作品都很令人赞赏，当时的毕加索似乎是个非常有潜力的投资。但是现在，却没有人会买他近期的作品——商人们痛恨“蓝色时期”。
商人对自己的行业又懂得多少呢！梵高活着的时候，没人买过他一幅画。罗尼亚克手里拥有一个无价之宝，他却催促毕加索去走商业路线。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从来不会想从音乐中听到一个故事，却仍然指望他们买的画中有某种程度的文学意义。只有这样，当别人问“那象征着什么？”时，他们才有话可说。
多年之后，毕加索有一次被一个女人问道：“它象征着什么？”他回答：“夫人，它象征着两千万法郎。”
在巴黎有两个毕加索，一个是洋溢着惊人活力的毕加索，他到处寻找小酒馆、音乐厅和马戏团。而另一个毕加索是个非常孤独的人，除了实实在在作画的那一刻外，他完全无法知道自己的去向，他孤独地工作着，航向一片未知的海域。
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必定都是孤独的，人们绝对无法帮助他。毕加索当然想表达某些重要的东西，而劳特累克、梵高，尤其是塞尚，他们所做的事也都能帮助他说出来，但归根到底，这完全是他一个人的事。他要么成功，要么就彻底失败。而如果他失败了，他的生命就不再有任何意义。死亡和创作有一个相同之处：一个人在两者之间都是完全孤独的。
那一代的绘画艺术可以说是死的，毕加索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他只能独自去做这件事。奈比斯，那个时代的先锋，可能根本不会明白他在说些什么。梵高11年前就自杀了，高更在塔希提，塞尚在普罗旺斯，劳特累克已经进了坟墓。毕加索那时还不认识布拉克或马蒂斯，虽然他身边也有一大群愉快的、可亲的伙伴，他也只可能和麦克斯·雅各布谈他画里更深一层的含义。语言的障碍是横在他面前的一堵墙，他现在已经学了一些简单的法语，不过还不够。即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任何词句所能表达的也不如一张图画。
在巴黎停留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画了一幅自画像，上面是一个裹在一件黑色大衣里的半身男子，他有一圈胡须，一些杂乱的小髭，而他特大的眼睛深深地下陷，凝视着极远方，严肃的大衣和近黑色的头发强烈地对比出他苍白的脸孔，这张脸孔不再年轻了。毕加索生活得极艰苦，而且一直饱受寒冷天气的折磨。不仅如此，这张脸上刻画着磨难、怀疑、内在的冲突，以及深深的不快乐。“他相信艺术是悲伤和痛苦的孩子，”萨瓦特斯说，“他相信痛苦是生命的根本。” 任何看过这张自画像和毕加索这时期的其他作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些话。
贫困的生活
萨瓦特斯再度见到毕加索是在1902年的春天，此时，毕加索已经回到了巴塞罗那。他住在家里，并在附近一间楼顶的画室工作。这间画室充满地中海的阳光，与巴黎的寒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他的画还是蓝色的，甚至比以往都要蓝。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停留到秋天，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努力工作，并且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生活模式：早上起得很晚，工作一整天，然后到“四只猫”或其他小酒馆去，聊天到早晨，然后，当最强健的人都回家睡觉之后，他还会在微寒的夜里四处漫步。
他的作品大部分还是延续着巴黎时期的风格，而且发展得更加彻底：当然还是蓝色的，而且开始重复单一的形象。物体有所简化，外面的轮廓加强，而细节已被单一的色块所取代。
他作画的对象似乎可视为是一种对社会的抗议——乞丐、贫苦的女人抱着孩子、瞎子、疯人、流浪汉。他当时在生活中常与城里的工人阶层有密切的接触。那些人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简直难以忍受，因此，工人们举行了好几次暴动，2月的时候更开始了全面性的罢工。当局派了著名的韦勒将军来处理巴塞罗那的情况，而将军采取了鲁莽的压制手段，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不过数周之后他们东山再起，把工人阶层压到原来的地位，并将他们中的一些分子处决或关了起来。
毕加索在巴塞罗那还是不快乐，1902年的10月，他再次来到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