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朗,朱良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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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通史.第2卷,汉代卷试读：
总序
一
中国历史上有极为丰富的美学理论遗产。继承这份遗产，对于我国当代的美学学科建设，对于我国当代的审美教育和审美实践，对于21世纪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代以来，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前辈学者对这份美学理论遗产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尝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地研究，出版了一批中国美学史的著作。我们试图在前辈学者和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一部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美学通史，力求勾勒出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呈现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理论魅力和总体风貌。
二
我们在《中国美学通史》的写作中注意以下几点：
一、《中国美学通史》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的发展史。美学是对审美活动的理论性思考，是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所以这部美学通史不同于审美文化史、审美风尚史等著作。
二、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美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发展史。一个时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和命题的形成和发展，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基本精神和总体风貌。这部通史重视研究各个时期的重要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力求通过这样的研究勾勒出一个理论形态的中国美学发展的历史。
三、这部通史注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把握中国美学的内在逻辑线索，不同于孤立地介绍单个的美学家和单本的美学著作。
四、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不限于少数学者在书斋中做纯学术的研究，而是与人生紧密结合，与各个门类的艺术实践紧密结合，它渗透到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处。因此，我们这部通史既注意在哲学、宗教等相关著作中发现有价值的思想，又注意发掘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美学思想，同时还注意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寻找美学理论与现实人生相互联结的各种材料，以更深一层地显示美学理论的时代特色。
五、这部通史注意新材料的发现，同时力求以研究者独特的眼光去发现和照亮历史材料中的新的意蕴。这部通史的写作还力求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这部通史从上古时期的商代开始一直写到1949年，反映中国美学从上古时代到近现代的全幅波动，但并不意味着把它写成过往时代历史材料的堆积，我们力求使这部通史反映当代的理论关注点，反映当代的美学理论的追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它成为一部闪耀着当代光芒的美学史。
三
这部《中国美学通史》是由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由叶朗任主编，朱良志任副主编。全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美学通史共有八卷，分别是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
这部书的著者以北京大学的学者为主，同时邀请了国内高校的一批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参加。本书从2007年启动，前后经过六年多时间。全书初稿完成后，又组织几位学者进行统稿。参加统稿的学者为：叶朗、朱良志、彭锋、肖鹰。统稿时对各卷文稿作了若干修改，其中对个别卷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部美学通史被列入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相关部门的帮助，很多学者参加过本书从提纲到初稿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书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序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扫除六合，中央政府的支配力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统一帝国时代自此展开。从秦王朝建立至汉魏禅代时止，历经西汉、新莽、东汉诸朝，帝国的形势虽屡经变动，其统一的面貌却大体得以维持；长达四百余年的统一的历史，奠定了后世“中国”的主要性格——自此即使陷于分裂，“中国”，也至少作为统一的理想而持续存在。作为皇帝与民众、士人与贵族、思想家与政治家们共同面对的现实处境，大一统格局的维系与发展成为时代性的命题。围绕着这一核心观念，秦汉帝国的思想意识开始受到强有力的引导，并生发出一系列的问题。诸如国家政策与经典的确立、地域文化与风俗的交融、教育制度与知识的规整、融通天人的宇宙观念、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等等，陆续进入人们的视野。由于这一点，与处于分裂状态的战国时期不同，秦汉帝国开始展现出独特的面貌，并在思想、文化、艺术诸领域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出来。这些因素互相交错、刺激并引导着审美思考，从而造就了以前未曾有的审美思想、审美意识与审美观念。
在秦汉帝国奠立之初，中央集权国家的运转尚处于试验阶段，为了确定理想的政治运作方式而不断探寻；作为与此紧密相连的另一面，在思想与文化的竞技场上，来自不同地域与学派的因素互相交汇、激荡，无休止地重复着争论、渗透与融合的情形。作为这一不断努力的结果，在历经漫长的统治之后，统一国家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成为自上至下的共识。对于汉末的知识分子与民众来说，致力于维护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乃是不言自明的共同理念；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二元框架，从根本上成为制约思考之倾向与方式的基础法国学者白乐日（Etienne Balazs）曾经强调了中国哲学中政治与社会维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基本上是政治哲学”，正是这一性质，导致汉代学者在长期安定的局面之下，不再对古代激进的思想体系产生兴趣。参见［法］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危机》，载白乐日著：《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第183页，台北：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不难想见，围绕着这一显著的转变，相关的现实与思想均相应地产生了种种变化。例如，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教育与学术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遴选、赞助与指导的功能，它直接推动着经典传统的文本化，同时也塑造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后者作为经典的守护者而备受尊崇。这些历史状况对秦汉美学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秦汉美学的主要性格。
作为疆域空前广大的帝国，秦汉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之一，充沛的国力与高扬的姿态，支撑起对逝去历史的各种想象，甚至贯穿于现代民族与国家的自我认同之中。在政治史与社会史的历程中，秦汉中央集权的建立乃是非常显著的事件，中国史的研究往往以此为重点，多方面地描绘出帝国辉煌的外观。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思想史与精神史的书写却相对暗淡。按照普通的理解，当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再，思想即转入了长期的沉潜或消化的阶段；直至魏晋南北朝，借助于外来思想的刺激，中国思想终于再一次迎来了异彩纷呈的高峰期。不过，秦汉时期的思想史、文化史与精神史，并未被相应地赋予独特的性格，毋宁说它基本上仍是作为先秦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过渡期而被认识的。易而言之，这一时期被塑造成相当沉闷而平淡的阶段，哲学思想、文学乃至艺术理论莫不如此。与这一普遍架构相对应，美学史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与先秦、魏晋南北朝激烈壮阔的局面相比，秦汉这一漫长阶段似乎波澜不惊，呈现出较为平静乃至沉滞的状态，美学思想中似乎充斥着雷同与承袭的成分，而相对缺少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各种庞杂甚或荒谬的思想体系，因其难以理解而备受冷落。至少在美学史的多数著作中，秦汉时期之相对缺乏活泼的吸引力，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如果允许在此做一不恰当的比喻，那么秦汉时期仿佛是交响乐中冗长的慢板乐章，它意味着高潮来临之前令人难耐的平静。
与其他时期相比，秦汉美学往往显得沉闷和乏味。从根本上说，这种低迷的状况并非中国美学界独自造成的结果，而是源自对待秦汉思想的整体立场。早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期，胡适、冯友兰和顾颉刚等学者已经为秦汉思想研究定下了黯淡的基调相关论述，可参考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除中国学者以外，在日本学者如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中，秦汉的思想也同样没有能够避免迷信与非科学的批评。这一否定态度又为此后的港台新儒家和大陆学界分别继承。在文学方面，亦存在类似的情形。对秦汉哲学与文学的否定性评价，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一段时期内达到了顶点。
不过事实可能远非如此。中国美学的历史，如果比拟为诸多支流所组成的水系，其间纵横交互、纷错歧出；而美学史研究的目的，即在于探寻水系的聚散分合，掌握行进的脉络与趋势。由于年代的久远，在辨认细部脉络时无法尽如人意，但是仍不妨碍从整体轮廓上予以把握。很难相信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当美学长河自先秦发源以后，仅仅是平静而单调地流淌，最终突然隐没在魏晋时期的奇丽山川之间。如果择取秦汉时期的若干截面并加以对比，只需对思想与艺术稍作了解，其间鲜明的差异势必激起我们的惊奇。应该承认，与思想与艺术现象相伴而生的美学，同样充满了转折与起伏；秦汉美学并不是作为思想高峰之反衬的低谷。
与普通的印象相反，在时代剧烈变革的刺激之下，秦汉时期的美学思想不断地展现出殊异的面貌，在四百余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停滞于某一单调或较为固定的状态。不仅如此，随着存世文献研究的持续深入，以及大量出土文献与文物的重现天日，秦汉美学思想的丰富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现。一方面，对于传统美学文献的阐释仍在不断推进，跨学科研究的深入进行，为重新审视和发掘美学资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层出不穷的地下发现（如简帛文献与出土美术品），也为美学史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这些发现往往改变了此前对学术史与思想史的习惯性理解，从而在中国美学的整体网络中，映射出饶有趣味的崭新图景。即使暂不考虑学术研究在此后的可能的进展，单就现有的状况而言，秦汉美学的研究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有框架。针对这一状况，我们有必要选择更加适宜的新原则或新标准，以衡量该时期美学思想的内涵。
面对秦汉整体形象的丰富与不断更新，我们需要在美学史的领域内集中反思如下的一系列问题——秦汉美学在中国美学史之整体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它为此后的文学、艺术等审美活动以及人生境界的追寻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又如何制约着后世美学的发展方向；它的内部包含着哪些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何以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作为先秦与魏晋南北朝的中间阶段，如果说它并非纯粹的过渡，那么积极的承继性作用是如何显现的；审美思想转变的途径又是如何展开的；秦汉美学究竟具有怎样的独特性格，等等。只有努力从中国美学史的整体理解出发，在宏观的视野中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深化对秦汉美学的理解。
鉴于上述情形，参照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努力把握美学史领域的变化，深入展开清晰、准确而富于前瞻性的研究，成为本卷的主要目标。作为开始的概说部分，下面将分别就本卷在分期、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相关的说明，以便对秦汉美学的纲领与特质形成初步的印象。在分别论述的过程中，由于文献与思想、研究现状与目标等因素之间相互交错，因此难免有重复之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历程中，诸多著作为本卷提供了各方面的参考，并时时充当着路标与指南针的作用。因此，尽管文中更多地针对前期研究的不足而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已有成果的否定；后继者的质疑与批评，正是对筚路蓝缕之历程的最诚恳的致意。
第一节 秦汉美学分期的说明
将秦汉美学视为连接先秦与魏晋的相对独立的形态，未必是圆满的处理方式；年代上的切分，在为学术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隐含着割裂历史思想源流的危险。如果过分注意分离的一面，并将其投射到对历史现象的理解中去，则可能会引起原本并不存在的错觉，即在承认该阶段之美学特质的同时，相对忽略与前后阶段的内在联系。例如，相对于西汉与东汉的关联，东汉中后期与魏晋的相似性或许更为明显，但是在一般性的思想史论述中，东汉被纳入汉代内部，从而与魏晋构成对峙的印象。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做出如下说明：采用秦汉美学的分期，并不意味着对王朝编年的机械采用。在此还需要思考：在该时段内诸种思想现象何以构成同一个整体；与前后阶段相比，又究竟存在着何种关联。
在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中，汉代与魏晋的分期差异不大；至于秦与两汉部分的关系，则或分或合并不确定。因此这里的说明主要侧重于秦与两汉的关系。相对于本书合并二者的做法，将秦附于先秦之后的方式似乎更为常见，它们往往将《韩非子》与《吕氏春秋》等内容描述为先秦美学的终结，从而与两汉美学明确地区分开来。从年代上来看，由于《韩非子》与《吕氏春秋》二书均成书于秦统一之前，且除此之外，在短暂的秦代，鲜有明确纪年的美学文献，因此这一区分方式自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在本书中不拟采取这种划分方式。从较浅的层面来看，这种分期实质上取消了秦代的存在；就更深层的理由而言，它没有充分考虑战国末期到秦汉初期的思想发展演变的形态。鉴于分期的这一差异，我在此尝试着进一步提供秦汉合卷的较充分的理由。这里所谓的秦汉合卷，实际上是从稍早于统一局面形成之前的战国末期开始，也就是说，《韩非子》与《吕氏春秋》等文献将纳入秦汉美学的整体框架之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历史的发展都不是孤立而起的，任何社会或思想界的变动，均是各种或隐或显的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美学史的分期，在截断历史之流的同时，往往与思想演变的实际情形相互出入，颇有方枘圆凿之处。在极端的状况下，分期不过是研究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它并不意味着思想也必定同时发生了截然的变化。进一步而言，分期在反映研究者学术立场与见解的同时，也难免透露出某种主观偏好的因素。在处理秦代美学的归属时，由于这些问题同样存在，因此难免令人踌躇。
就社会形态与学术思想各方面的发展而言，秦与战国末期的联系，如同秦汉之关系一样紧密，将秦划归前后均不乏论据，这增加了分割研究板块的难度。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将略早于秦的部分思想现象纳入后一阶段，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关于这一点的理解，事实上已不限于单纯的年代问题。虽然在表面上，分期问题不过显示为研究起止界限的确定，但是，如果承认美学史的写作目标不止于罗列材料与事件，而是要进而努力展现内在的脉络，那么关于如何分期的判定，势必在更深的层次上牵涉到如何理解秦汉美学乃至中国美学之整体特质的问题。对此不妨从如下的若干方面展开说明。
首先，从历史整体的外围来看，在政治与社会性格的方面，从战国末期经秦到西汉，显示出相当强的延续性。众所周知，战国末期的混乱状态，至秦统一时戛然而止；经过短暂的集权型态，在秦汉之际再次复现了由分而合的历史场景。在致力于创建大一统帝国的过程中，西汉前期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王朝的具体措施，诸如严酷的法家制度、文化禁锢政策等等，而这些正体现出秦应对战国末期的策略。由于西汉初期制度多因袭前代，其间实际上存在着连贯的发展趋势。这一向中央一统不断迈进的历程，构成了秦汉数百年思想的基本背景，不可忽视。这种历史的因循形态与隋唐时期颇为相似；因此在各种中国史分期中，秦之于汉正如隋之于唐，二者往往被合并为整体而加以处理。
其次，从思想的层面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更多的内在联系。在受政治影响较为直接的思想领域中，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及维持，乃是笼罩于其他思想主题之上的时代主旋律。从战国末期经秦到两汉，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反应，构成了思想意识中最为显著的主线。易而言之，尽管所处时代不同，但是许多思想上的努力，均具有彼此相似的性质，从秦统一形成前夕的《吕氏春秋》，到西汉前、中期的《淮南子》与《春秋繁露》，莫不是此一方面的积极表现。尽管这些著作在思想派别与立场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是，就试图提供统一帝国之基本方案的性质而言，可以说是贯通于秦汉的一脉。
除上述较为外显的因素之外，秦汉在学术领域同样关联紧密。择其大要而言，这种内在的联系，最集中地表现于文献及其所承载的学术思想，对此我们需要从更深的层次来进行理解。早自战国开始，文献在不断的传授、重写、复制、编撰及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演变情形。诸多出土的简帛文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单就文献的编纂与形成而言，其历程往往贯穿于战国与秦、汉，直到相当晚的时期才呈现为相对确定的文本形态。几乎在所有存在争议的文献中，我们既能找出较早的思想因素，又不难发现较晚时期的变动痕迹。由于文献始终处于流动性的状态之中，思想也相应地处于非常活泼的状态，我们很难想象如何在战国（特别是后期）、秦、汉之间做出有效的区分关于中国早期文献传播的形态及其对学术史的可能的影响，参考（美）柯马丁（Martin Kern）：《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载陈致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文献编纂的持续进行长达数个世纪，强调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改变对于汉代的如下偏见：汉代的思想基本停留在复述与承袭先秦思想的层次上。事实上，从战国到秦汉，鲜少存在对先前文献的单纯的复制与抄袭；文献编撰及文本化的持续变动历程，意味着思想阐发的积极性并未消失。伴随着文献编纂与重写的努力，对于学术思想的整体性把握也始终在进行。我们对于先秦学术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汉代的重
构例如，任继愈曾经指出，《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记载的“六家”，并不是符合先秦思想派别的实际状况，而是建立在对汉初学派的理解之上。参任继愈《先秦哲学无六家——读六家要旨》，《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而对于这一始自战国末期的努力（如《庄子•天下》），我们有时很难将其与所谓的先秦学术原貌剖离开来。在貌似客观化的学术溯源工作中，渗透着系统化与分类的努力。与此相关的乃是关联性思维与先秦哲学传统的融合。
自战国末期开始，思想的发展方向出现了显著变化，其不同于先秦之处，在于思想家们开始接受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浸渍。阴阳与关联思维在先秦时仅受到政治家、占卜者、天文星象专家、方士等群体的青睐，而尚未被孔孟老庄等哲学家所接纳和消融“关联思维”一词由葛瑞汉在论文《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中使用。鉴于葛氏研究在相关领域内作为典范性著作极受重视，且这一术语同时关涉到中西哲学的语境，颇有助于清晰的分析，故本书沿用该术语，以便对秦汉美学思想的性质展开说明。参考：（英）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载艾兰、范毓周等合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至战国末期，这一主题始成为哲学家与思想家研究的重要对象。因此，秦汉的思想家们采纳阴阳五行学说以包融万有，其意义绝不应粗浅地看作对先秦思想的简单排列与折中，而是与此相反，在表面的重新组合之中发展和创造了新质，即人与宇宙万物之间的感应比类的“序秩理数”结构。
如果《史记》中的记载足够准确，那么这种融合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开始的。“五德终始说”这一在战国后期耸动诸侯的理论，由邹衍始倡其端，并在数十年后仍保持着强烈的理论吸引力，最终为中央所正式接纳，成为秦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关于秦汉王朝对“五德终始说”之利用状况的分析，参看王爱和：《五行之相克相生与秦汉帝国的形成》，载艾兰、范毓周等合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探源》，第386—399页。事实上，作为神话等前哲学思维存在的阴阳关联思维及宇宙观，应远早于文献形成及哲学分析的时代；但是直到战国后期为止，哲学家们反思传统并加以哲学化的工作仍没有发展到涵盖阴阳与关联思维的阶段。在此意义上，作为具有准确编年的文
献，《吕氏春秋》一书成为思想发展的转折点。正如葛瑞汉所指出的那样，儒、墨、道、法等派别的哲学家们，基本上并不处理阴阳与关联思维的主题，而至《吕氏春秋》时，这一现象遂发生显著的改变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作为融合方士、政治家、天文家之传统与先秦哲学家传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先秦的哲学主线，而是下启秦汉的阴阳关联思维。该书将各种自然现象与人类文明的构成因素纳入宇宙论的体系之内；在囊括宇宙的恢弘格局中，对学术的理解自然也不例外，不同思想派别的并立，意味着在学术与思想的领域出现了综合的必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时代的象征。从战国末到秦汉时期，这一综合的倾向尤为显著。鉴于此，与其将《吕氏春秋》视为先秦美学的结束，倒不如从先秦阶段中分离出来，并视之为秦汉美学整体的开端。
除了关联性思维的应用与宇宙论的持续构建之外，在战国末期与秦汉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思想关联。其中或许最值得注意的因素便是经学传统的奠定。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根据这一事实，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区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冯友兰认为，所谓“子学时代”，是指在礼坏乐崩、封建崩溃的背景下，先秦诸子秉持开放精神、各自从不同方向探索，从而形成“道术为天下裂”的思想阶段；所谓“经学时代”，则是指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注重神学与经义解释的漫长的思想阶段。见：《中国哲学史》上册，第二章“泛论子学时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按照该说明，自汉代开始，中国哲学思想之新成分的出现，往往采取对经典进行阐释的方式，亦即以经学之“旧瓶”盛放思想之“新酒”。尽管对于这种区分尚存在异议，但是“诠释工作和诠释性的思考模式支配着大多数前现代文明的思想史”John B. Henderson，Scripture，Canon，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传统中国亦是如此。“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阴阳五行家言之与儒家合，至董仲舒而得一有系统之表现。自此以后，孔子变而为神，儒家变而为儒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5页。此外，台湾学者龚鹏程对冯氏中国哲学史分期提出质疑。他认为，以子学与经学相对立的二分模式中，“经学时代”实际上来自于对西方中古经院哲学的模仿，即，强调在从董仲舒到康有为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哲学缺乏新的创造动力，而原有的精神又受到歪曲。这种对西方的比附是相当牵强的。见龚鹏程：《汉代思潮》，第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汉代经学传统的形成，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政治甚至整个历史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经学之成立对美学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只需确认《毛诗序》和《楚辞章句序》等文献仍属于章句之学的外围，就不难想象其所受影响之深。
需要补充的是，在经学形成的过程中，秦代的历史发挥了微妙的作用。汉代经学的建立，正是以秦王朝的文化政策为前提的。秦统一之后，为将学术一统于官方，命令销毁流传于民间的全部旧有的经典文本，包括与文艺关系最为紧密的《诗经》。西汉前期虽然承袭了秦代的文化禁锢政策，但是在其后的文化重建过程中，中央政府转而鼎力支持各种思想学派，以彰显经学的地位；并且在保存古典学问的外衣之下，完成了对此前各类经典文本的过滤与改写，其中自然也包括美学的诸多文献，例如《礼记•乐记》便是一例。对于强调师承关系的汉代经学家而言，所有的传授路径都在战国末期的荀子这里交汇，这意味着从战国末期到西汉的经学历史被梳理得非常清楚，至少在想象与记忆的层面上完成了这一形态。
从历史事实的层面来看，随着秦王朝采取“焚书坑儒”等一系列控制文化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经学文献的缺失，这成为其后经学重建的直接起因。汉代经学学者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秦的作用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文献与知识传授的层面。从汉代经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机制来看，秦充当了汉代之自我肯定的媒介物——后者在延续和继承前代政治遗产的同时，又刻意强调彼此间的差异，这一微妙姿态意味着汉代思想家们自觉的分离意识。从汉代建立伊始，陆贾、贾谊等早期的思想家们便开始致力于塑造秦的负面形象，通过对秦之苛政的否定与扬弃，建立起汉代之理想化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同样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在秦的负面形象（如对文化的破坏）与汉的积极表现（文献的收集、建立学官等措施）之间，构建出后者否定与克服前者的张力。正是凭借着这一张力，经学的航船才得以扬帆起程。
因此，在秦与汉代（尤其是西汉）之间，存在着事实与思想逻辑的双重关系，它将秦汉凝合成紧密的整体。在经学传统形成的过程中，秦汉不仅在文献的衍变史上存在着事实的关联，而且在思想机制的脉络上也构成了彼此对立的两极。秦代文化政策所造成的缺失，公允地说，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汉代的想象性建构；汉代的思想家们通过贬低与拒斥的行动，将秦纳入经学产生的场域，前代所造成的空缺召唤着弥补的努力，从而为进一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和发展动力。经学的建立，不仅需要汉武帝与董仲舒这类积极倡导的人物，同时也需要历史事实与思想建构的双重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秦的存在参与填充了这一基础，而这一点的重要性可能并不逊于前者。
基于上述的各种理由，将秦与两汉合并为整体，并纳入稍早的若干重要文献，更有助于客观地反映美学史的内在脉络。与此相比，汉魏之际的划分并未形成关键性的差异，主要集中在对跨越汉魏的少量美学思想的处理。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美学之间的切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由于汉代——尤其是东汉——在相当多的方面已经为其后的时代奠定了基础，或至少埋下伏线，那么，汉魏之际的显著转变是否成立，是否可以凭借着某一外在的标志将二者分开，便是值得怀疑的。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同时出于方便，本卷拟采用王朝编年作为外在的框架，这意味着将大致以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统一作为起点，并且以公元220年汉魏更替作为结束。对于上限来说，从战国末期开始与国家统一联系紧密、以及在秦汉时期积极趋于形成的各种文献将一并纳入；对于时代的下限而言，其间的延续性或许并不亚于转折的突变性，因此，拟将曹丕的《典论•论文》放置在汉代部分进行论述。这样做的原因有二：首先，从该文献的内在理路来看，它较多地沿袭了东汉美学思想的发展，并与稍早的某些思想具有相同之处，并在此基础上，造成了某些转折性的变化；其次，从严格的文本年代来看，按照相关考证，这篇文献很可能是在汉魏禅让之前写成的，这使得它恰好落在汉王朝的编年范围之内王梦鸥：《曹丕〈典论•论文〉索隐》，《古典文学论探索》，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
第二节 秦汉美学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与秦汉美学的丰富内涵相比，当前的研究尚远未能充分拓展各种阐释的可能性。这一状况的形成，源于各方面的复杂因素，其中既包括客观方面材料处理的难度，又存在主观阐释的不足。因此，需要对秦汉美学领域中的各种问题加以说明，以便明确进一步研究中所应采取的对策。
由于美学自身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此就综合条件而言，美学史的研究，须以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乃至整体历史的研究为基础，同时结合自身的学术规则而展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于秦汉乃至更长历史阶段的综合状况的理解，以及对美学尤其是中国美学之整体特性的认识，均潜在地制约着秦汉美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站在今天的立场，回顾此前的研究状况，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方面已不再符合我们的认识，甚至在整体结构上也颇有牵强之处，亟须调整。
一、秦汉时期的关联思维模式
秦汉思想具有若干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当推感应比类的关联性思维结构。早在三十年代，姚舜钦即在其所著《秦汉哲学史》中指出，秦汉时期的哲学思想是“混成的”、“翻陈出新”和“互相融通的”姚舜钦：《秦汉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而葛瑞汉所指出的“折衷主义”的倾向，也正是就此而言。所谓“关联思维”，是指一种主要基于阴阳与五行（Five Phrases；Five Processes）分类并试图在万物之间建立感应关系的思维模式，它经由人事与自然范畴的关联而将人类文明纳入宇宙秩序之中，从而最终完成天人合一的庞大系统［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第3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虽然这一思维模式在更早的时期即已产生，其影响力也在后世绵延不绝，但是秦汉则为其提供了最为充分的表现形态。正是在这一时期，关联性思维开始进入哲学思考的领域，并以宇宙论的形式吸引了思想家们的注意力；相应地，当秦汉帝国退到历史的帷幕之后，关联思维也不复拥有往日的荣耀，随之逐渐消退，最终远离哲学思想的中心。冯友兰清楚地把握了这一分际，他指出，“盖中国早期之哲学家，皆多较注意于人事，故中国哲学之宇宙论亦至汉初始有较完整之规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十五章，第291页。需要补充的是，尽管从宋代开始，由于受到精微缜密的新儒学的挑战，关联思维被迫退至边缘，但是出于对《周易》思想的痴迷，宋儒仍然为它保留着一席之地；作为对这一衰退趋势的平衡，关联思维在医学、艺术、技术等诸多领域中仍然占据着更显著的优势。
由于关联思维在秦汉时期呈现为囊括天人、涵容一切的思想风潮，因此它往往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缩影。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态度。作为赞赏或肯定的立场，关联思维被看作是中国独特的思维模式，由此而衍生出与西方分析思维的种种对比，诸如有机与机械、感应与因果、模糊与精确、感性与理性等对立的序列，并被视为中西思维的根本性差异——例如法国汉学家葛兰言，即将汉代的关联性思维视为中国文明的精粹；他还进一步认定，这正是中国传统思想超越西方之处。与此相反，关联思维在更多情况下被看作是原始思维的某种遗迹，由于未能进化到更高的理性思维的阶段、违背逻辑与理性的原则而遭致批评；由于这一点，秦汉时期被视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低谷甚至倒退期，进而又作为传统中国思想的缺陷引起对后者的全盘否定。客观地说，这两种态度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针锋相对的立场，但是无论赞赏抑或否定，都建立在同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即，将汉代关联思维抽象为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某种本质，并将其放置在与西方相对立的位置之上加以比对。这意味着对关联思维及中国传统思想的某种偏见。
上述偏见的产生主要基于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认识：首先，忽视了秦汉关联思维模式的特质，没有按照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将其理解为先秦时代关联思维与哲学传统相融合的更高层次的产物，而是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某种人类共有的原始思维，从而在根本上抹去了秦汉思想自身的特性。由于先秦时期的哲学家们几乎没有涉及阴阳与关联思维的内容，因此如果忽视《左传》等文献中所包含的大量相关记载，很容易造成某种错觉，仿佛秦汉的关联思维与先秦的哲学思考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形态。其次，在将关联思维与逻辑性的因果思维进行比较时，存在年代及对象选择的谬误：将传统中国的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或者作为这一思想之源头的西方古典分析传统——加以对比，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做法。事实上，在人类的一切思维活动中，都存在着关联思维的作用；从最常见的语言现象，到逻辑性最为突出的哲学在内，其思想运作的底层都流动着关联性思维——它作为潜在的结构制约着所有浮出意识表面的自觉思维活动。因此，所谓关联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分只是相对程度的差异，而并不是绝对化的鸿沟，这一差异实际存在于所有的思想传统与所有时代。
由于没有清楚认识到关联思维的普遍性，它与因果性逻辑思维的差异被无形中夸大并且趋于固定化，从而造成一系列认识的偏离。首先，在中国遭遇现代西方时，这一差异迅即投射到中西比较的领域，某种中西之间的绝对差异随之建构起来，传统中国思想被塑造为迥殊于西方或现代性的奇异的他者；其次，在接受西方现代学科格局时，这一不恰当的对立又相继引入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的内部，秦汉思想模式遂成为与先秦及魏晋南北朝之理性哲学形态相对立的存在。就后者而论，由于秦汉思想中充斥着无法为一般哲学传统所通约的成分，同时又忽视了其自身区别于一般关联思维（特别是原始思维）的独特性，因此它在哲学史与深受前者浸渍的思想史中，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晦暗甚至缺失。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乃是因为我们在哲学史、思想史与美学史的写作中，不自觉地赋予逻辑因果思维以价值上的优先性甚至唯一的存在价值。这种优先性首先产生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的傲慢”，在西方之外设定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其后，在学术现代化展开的过程中，这一立场又在“现代/历史”的遭遇中，重新表现为现代自我的优越意识，而不自觉地移植到对传统学术的研究之中，从而构建起理性与非理性、关联思维与因果思维的二分架构。
对秦汉关联思维模式的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研究中的严重问题，陈启云针对汉代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展开了如下批评：“首先要提出的困扰问题是：当代治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者，对汉代思想极度轻蔑和贬斥的态度和观点。此类学者，大抵以先秦子学和宋明（义）理学为依归，而比附于西方哲学；以此为尺度，而认为汉代思想庸俗、荒诞、迷信、混乱、幼稚，是中国哲学之衰乱期。”陈启云：《汉代思想文化涵义的新诠释》，《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第2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这一尖锐的批评，就秦汉思想整体而论也是完全成立的。事实上，对于秦汉哲学思想的误解，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了秦汉美学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范例当属“气”的哲学。在与心性论哲学的对比中，秦汉以“气”为主的哲学很少受到公允的评价。但是，中国文学与艺术中的许多实践与理论，又是以气论为哲学基础的；因此，如果对秦汉哲学采取不恰当的贬斥的立场，那么中国美学也很难获得客观的评价龚鹏程指出，大陆学界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与束缚，普遍从机械教条的唯物主义出发对秦汉展开全面的否定性评价；与此同时，在港台以宋明理学为思想骨干的新儒家，则以心性哲学为中国哲学的主流，贬抑汉代的“气的哲学”与宇宙论。例如，牟宗三即认为宋明儒者继承了先秦孔孟学说“逆气显理”的正途，而汉代哲学则表现为“顺气言性”，这是哲学的“偏锋”与“歧出之形态”；劳思光进一步发挥牟说，直接指斥汉代哲学为“宇宙论中心之哲学”，“自汉至唐末，中国文化精神之衰落及哲学思想之混乱，皆已至极可惊之程度”，“两汉经术，为后世所称，然按其实情，则儒学大义已乖，儒学似兴而实亡。孔孟心性之论及成德之义，皆湮没不彰，此中国哲学之大劫也。”见龚鹏程《汉代思潮》，第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按照前述所谓“哲学”的标准，秦汉思想乃是相当生硬的混合物，它将理性的先秦诸子学说纳入荒诞的阴阳五行架构之中，从而导致前者遭受扭曲与压制。倘若接受这一见解，秦汉时期的思想则被切割成彼此分离的两块：阴阳五行架构的部分由于造成哲学思想的“混乱”而受到否定；剩下的则是对于先秦思想的重复与沿袭。但是，这样的理解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秦汉思想的价值，并没有正视其原本的性质。
从战国时代起，在激烈的相互批评与竞争中，思想与学术不断地发生着融合的趋势。秦汉思想家们在接受阴阳五行与关联性思维模式之后，其视野更是逾越了先秦的思想派别，希冀从整体上融通万有，使之合为一体，这一综括性的特点对秦汉美学乃至后世的中国美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根本上看，秦汉美学对于中国美学史的最大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提供若干新锐的概念、命题与论著，而是在时代性的思潮之中，确立起某些基础性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在中国美学史的发展历程中，除了部分直接体现于美学理论，更多的则作为深层的积淀发挥滋养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思维模式并不是原始思维的产物，而是在经过漫长的发展之后，又结合先秦哲学思想而产生的。当世界万物被融合在统一的架构之中时，相互关联的时空带动万物不断循环，形成生生不已的条理化的世界。在人与宇宙万物感应比类的结构中，拥有因果关系链条所不具有的亲和性，它为思维的审美化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各种现象被提升至思维的表层，借助感性的外观而显示出世界的本相。由于以上的原因，秦汉美学史中最难以把握而又最为独特的部分，并不来自于某一思想家或派别的精彩的具体观点，而是该时代共同造就的思想范畴与思维模式。如果忽略了思维模式的作用，而只是单纯依据历史的时间顺序，依次安插各种美学观点，则恐不足以涵括秦汉美学的全体，更无法深入探究其核心的部分。
秦汉时代的文献，需要放置在历史与思想的具体语境中加以理解，这一点看似简单，实际上却难以贯彻，理由之一即在于所谓语境的还原乃是相当繁复困难的工作。风行于秦汉的关联性思维所具有的独特面貌，由于文献散佚的原因，事实上很难恢复，因此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杂我们的先理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诸种外围的批评尽数可以成立——至少对于我们所自觉到的所有后世的观念，我们都应当保持充分的警惕。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该努力展开还原的工作，思考秦汉时期思维模式的特殊性，并考察它在历史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我们应如何按照原初的脉络展开恰如其分的理解。
二、文献的拓展与再理解
从客观因素来看，目前秦汉美学研究相对滞后，其中一个原因即是对文献的利用不足。首先单就存世材料而言，已有美学史的涉及面相对较窄，仅仅容纳了哲学性的美学范畴、命题和部分文学艺术理论。这些选择反映出对于中国美学主体的理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凭借这些内容，恐怕远不足以了解秦汉美学的整体，却很可能导致认识的贫瘠与枯涸。举例来说，在汉代的经学、谶纬、方术和医学文献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如能增进对它们的理解，势必在很大程度上深化和改变秦汉美学的整体认识。想象一下经学传统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事实，就可以感受到秦汉美学研究在此方面的根本缺失。此外，根据《七略》与《汉书•艺文志》这些渗入儒家意识的图书目录、以及其他的辑佚书来看，在汉代文献中方术、谶纬类的材料占据了很大比重，其中颇多涉及审美的部分。与此类似，早期医书中关于身体结构与性质的描述，无疑有助于丰富对感性主体的相关认识。但是，由于这些材料大多残缺，难窥全貌，对于其断简残篇的处理，尚处于发掘与整理的阶段；或者在年代方面不易断定，再加上传统学术现代化以来，对于其中的部分内容始终怀有偏见，这些因素都限制了研究深入开展的可能性。总之，以传世文献中的这部分材料为基础，结合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进展，尚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努力。自然这也是一项长期而充满挑战的工作。
除了文献数量方面的因素以外，在文献利用的质量上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如前所述，从战国到秦汉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文献在形成年代、性质及相互关系等方面均显现出十分复杂的种种不确定性。秦汉与战国文献联系的紧密，一方面促使我们正视秦汉美学思想中积极的创造性因素，另一方面又为我们理解这一对象增添了难度。从文献承载思想及其传播的具体形态来看，秦汉可说是中国思想持续变动的时期，其间不停地融合、消化此前的思想遗产——这一过程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而是同时不断创造新思想的积极展开的过程。出土文献的表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方面的情形。
提到秦汉时期的文献，一般的印象不外乎是：秦汉是各种传世文献逐渐定型的时期；在文献不断变动并趋于稳定的过程中，其自身的外观承载着所有的意义。这一印象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但其中也因囿于后世纸本文献的复制传播形态而引发了部分不正确的认识。结合出土简帛文献的形态，我们获得了进行更为深入全面之考察的可能性。正如部分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文献的性质不仅包括其自身外观、形态所包含的信息，同时也与其传播形态密切相关。而后一因素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纯粹记录的性质，进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与学术思想的传授方式相结合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早期文献，很少凭借自身即可充分获得独立传播的功能，它总是与学术、思想的传授过程密切结合，并在后者之中展示自身的存在。
从先秦时期开始，直至秦汉帝国的早期，书写系统始终处于定型的过程之中，大量的同音或音近的字形异文，导致同音字的问题永久地留存于文本的内部。这一状况影响甚至决定着学术开展与传播的形态——例如经学传承中师授体系的存在。当文献不再限于想象中的单纯复制功能，而是在口授、记忆和反复综合之中不断融入主观理解的因素，那么，对于普遍存在于各种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大量文本异文现象，就可以做出更恰当的理解。作为常见的现象，同一主题文本的变动有时来自段落的不同次序，但更多的情况则表现为部分字词的细微差异。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细微的差异，也往往并不意味着原本与衍生文本之间存在正确与错误的差别，它甚至根本否定了所谓“原本”的存在，而是容纳了价值平等的不同文本在各自生成的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借用、交错与悖离，也容纳了其间各自所指向的文本与思想的独特性——即在不同文本中，借助于不同的字词选择而滋生出不同的思想。由此可知，在侧重文本之语音形态的秦汉前期，如何为某一读音确定相应的文字，往往并非纯粹的训诂学层面的问题，而是从整体上涉及到如何理解文本并将其意义予以确定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即使细微如一个字，它的变动也完全可能引出变异极大的思想系统。
从这一更全面的认识出发，我们不妨重新考虑战国至秦汉期间文献不断变动的本质，这些变动虽然在表面上带来了混乱与不确定的形态，这不免给文献学家造成种种疑惑与理解的障碍，但是它恰恰昭示了思想本有的活泼形态，有助于我们克服传统的文献“树形图”之类的缺乏弹性的概念，并将文献的存在与传播形态予以丰富与完善鲍则岳（William G. Boltz）在论述早期中国文本时，严格遵守西方传统语文学中经典文本批评的原则，包括界定原本与一系列衍生文本之关系的“文本族谱”（stemma codicum，即“树形图”）。尽管鲍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们对这些早期文献的理解，但是不可否认，所谓“树形图”等一系列文献学的系统观念，实际上包含着存在某一文献之原本、以及在原本与子文本之间存在严格复制关系的预设。如果参照上海博物馆藏楚简、郭店楚简以及其他传世文本的相互关系，那么这一预设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它来自于后世纸本文献之抄写、复制原则的过分推衍。参前引柯马丁论文，第354—355页。按照这一更加合理的看法，在文献形成稳定文本之前，甚至在形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同的理解始终在继续进行，并造成面目各异的文本；从根本上说，这些或传世或泯灭的不同文本在原则上具有同等的价值与地位。除非获得更加坚强的证据，否则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赋予其中任何一种文本以阐释地位的优先性。
基于这一见解，我们完全有必要重新审视秦汉时代的美学文献，并对其展现的形态进行反思。其中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礼记•乐记》与《诗大序》。这两种重要的美学文本彼此之间具有相当多的共性，同时又向外扩散，与《荀子•乐论》、《史记•乐书》以及一部分简帛文献（如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构成了相互关联的网络。按照通常的阐释，它们之间由于具有相当明显的共同部分，因此存在着文献流传的先后关系，至少，它们都指向某一个可能无法得见的原本，从而构成了文献的“家族”；根据文本各部分的差异、秩序与组合关系，我们可以推断何者居前、何者居后，并且进一步来判断它们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与价值。不难想象，时间上较晚的文献，往往因沿袭了在先者的内容而丧失相应的价值。但是，如果能够超越后世普遍流行的文本“复制”的观念，而是结合文本书写、口传与师授等活动，努力还原文本再创造的原初形态，那么，我们的注意力便能够从互相重合的部分移开，转而注意存在差异的因素，诸如字词、段落次序和有无、拼合状况等，而这些正是该文本的独创性所在。例如在《礼记•乐记》中，“情动于中而发于声”这一核心命题中的“声”，在《毛诗序》中则改为“言”字，虽然只是一字的改动，却意味着论述的重心从音乐性转移到文学性的方面，这导致两种文献在论述主旨与逻辑上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毛诗序》因移用了他者的论述结构而稍显生硬，但是，无法否认其中存在着阐发新思想的努力，这很难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加以概括，否则将导致美学思想演变形态的遮蔽。此外，在其他沿用先秦儒家或道家美学思想的秦汉文本中，也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此类状况提示我们，即使是重合度很高的文献，我们也不应仅仅着眼于其相同部分，而轻易地断定其缺乏创造性；而是应针对少数细节的不同，以及文献段落次序的差异，认真考察该文本在思想上所蕴含的积极尝试。我们应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重新思考秦汉文献中的文本重构的性质。
除上述关于文献相似性的思考之外，还有一种类似情形较易引起误解，这一情形更加倚重于文献中的思想因素。在部分秦汉文献中，经常将先秦的不同思想资源加以综合性的吸收。在这一情况中，被引述的文献与其来源较少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就文本的重合部分单独进行考察，似乎只不过是单纯的引述或者抄录，并无值得注目之处。不过如果引述的材料来源不一，那么就会引发新的问题。例如在《淮南子》的不同篇章里，可以看到对《老子》、《庄子》以及其他思想文献的援引；在《礼记•乐记》中，它也同时包含着与郭店简《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关联。由于这些被引述的思想间的关联在表面上不够紧密和圆融，而是充满了差异甚至轩轾之处，很容易造成拙劣驳杂的印象，这难免导致此类文献缺乏独创价值的结论。针对这种情形，或许应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接受。
对于《乐记》这类糅合各种思想资源的文献而言，不同文字之间的矛盾，反而确证了该文本兼纳诸家学说并加以折衷的实质。不过，对于《淮南子》囊括不同思想的做法，则需要从更高的思想层次予以解释。正如《论六家要旨》从“道家”超越诸家学说的性质出发，吸取众家之长，这一“因循”或“随顺”的立场在表面上保持各种思想原貌的同时，又能够“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淮南子》的策略亦是如此。如果不能明了这一点，那么就难以理解秦汉思想所潜藏的变化。这一点实际上在前面论述“思维模式”的部分里，已经做过相关的讨论。
基于对秦汉关联思维模式的反思，与其将综合性的秦汉文献简单地看作是拼合各种思潮的产物，片面强调因袭前人的一面，不如将其视作卓越的思想家的如下努力，即为达成思想的完整体系而努力构建起不同思想成分的有机组合体。从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各种不同的思想逐渐走向融合交汇，关于宇宙、社会与人类的知识在这个时代才真正地共同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庞大体系。因此，即使单纯排列先秦已有的各种思想因素，在新的思想体系内为其确定新的位置，这一事实本身已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淮南子》一书在思想史及美学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西汉前期思想体系化的努力——而这一努力与更早形成的《吕氏春秋》有相似之处。出自门下众多宾客之手的事实本身，已经充分地表明《淮南子》一书实际上容纳了不同的思想。因此，仅仅关注不同篇章思想的来源，并致力于在历史中清晰地描绘出文本演变的动态线，实际上已经是囿于单一学术立场而进行追溯的种种表现，反而忽视了当时集体写作及编撰成书的意义。《淮南子》之所以全面引述各种思想并尽力保持原有面貌，根本目的在于从思想上完全掌握整体的世界；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则因出于众人之手，在思想的细节与局部方面难免出现各种不合之处，但这属于相对次要的问题。总之，囊括一切的全新视域出现于战国晚期，并在秦汉帝国建立之后一跃而成为时代的风潮，它不仅体现在《吕氏春秋》、《史记》、《春秋繁露》等传世文献的书写中，而且体现在汉赋、画像石等各种具体的文学与艺术中；对于《淮南子》的编纂工作，我们也应当从这一角度加以考虑。
三、写作基本模式的局限及其克服
秦汉美学史的写作，一向以重要传世文献及代表性的思想家为中心而展开，并最终呈现为若干著作与思想家的时间序列。按照这一写作惯例，《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乐记》、《春秋繁露》、《毛诗序》以及《论衡》等等，无可非议地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围绕着这些经典著述，秦汉美学史的框架基本形成。
按照一般美学史的处理，除了秦代部分以外，儒家、道家、屈赋美学与艺术理论大致构成了汉代美学的四个主要部分。依据这一划分，《淮南子》充当了道家美学的代表；董仲舒、扬雄和班固的思想以及《毛诗序》则属于儒家美学；司马迁继承了屈原的精神，展现出冲破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网罗的风格，被看作是屈赋美学的体现者。此外，论及汉代艺术的美学内涵时，则主要以东汉的若干篇书论和汉赋等作为代表。综合而言，秦汉美学的内容主要是由秦代美学与汉代的四部分内容构成的，这与我们对秦汉思想的一般印象颇为不同。在秦汉的思想、文学著作及各类艺术之中，一般充溢着神秘、华丽但又繁复、深晦的氛围。但是，秦汉美学史的格局在此则显得异常清晰和整齐；思想的界定如此分明，而线索又如此清晰，这很可能表明，对秦汉美学史的上述理解尚有讨论的余地。
将秦汉美学划分为若干主线，确有条理明晰的优点，但同时也含有过分简单化的危险。这一区分模式含有如下的假设，即儒、道和屈赋传统作为时代的主流，足以概括美学思想的梗概。由于儒、道和屈赋的典范皆来自先秦，因此，秦汉美学很难体现出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它在某种意义上沦为先秦的某种变体或附属物。除此之外，秦汉在与魏晋的比较中也同样黯然失色。魏晋南北朝一般被看作思想活跃、文学艺术自觉的时期。相形之下，秦汉不过是高潮来临前的酝酿期。例如，新道家思想对繁琐儒家经学的摒弃，“诗言志”向“诗缘情”的转变，人物品藻的勃兴、自然之独立价值的发现、文学理论的繁荣，在在强化了秦汉与魏晋的对比。这些强烈的对比，实际上从另一方面否定了秦汉的独特价值。
通行模式之所以重视儒、道和屈赋美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该时期文献的性质。相对于其他时期，秦汉美学文献实际上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这成为美学史的关键问题：第一，与其漫长的历史相比，相对完整且背景清晰的文献较少，更多是比较琐碎的断简残章，例如经注与谶纬；第二，在这些流传下来的相对完整的篇章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对晚周思想的继承、展开和重新组合，而未必全是新颖的思想成分；第三，大量文献难于确定年代，例如《礼记》、《黄帝内经》和《诗大序》。因此，如何利用这些文献便成为棘手的问题。按照后世著述的标准来看，秦汉文献表面上较多地袭取了先秦诸家的思想而少有独特的发展，另一方面则零碎的材料堆积，缺乏年代而难以利用。通行的研究模式更倾向于选择时代明确的完整文献，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这一问题。不过，在简化并凸显美学史之明晰结构的同时，也放弃了利用更加丰富而多样的文献来复原美学史的可能性。这一状况是导致秦汉美学晦暗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至今日，上述模式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这种截然分明甚至失于板滞的汉代四分法，构成了许多秦汉美学史著作的共同特征。尽管秦汉美学史的写作已有多年的积累，但是其整体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此外，受限于当时对美学的理解，以“美”为中心的一系列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国美学探索中的一次迷航［德］卜松山：《中国的美学与文学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种讨论焦点的偏离，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秦汉美学的核心问题。尽管我们对此不断反思，但是仍未能完全跳出这一局限。
在近来的美学史中，突破上述模式的努力已经有所显现：或者将注意力从少数的思想家转移到时代性思潮上来；或者尝试通过术语重构突破先前的定论；或者注意结合新出土的文献，从新的角度展开解读。这些努力从不同的侧面展开了有效的研究，但是其局限性依然比较明显——不仅未能完全脱离通行的模式，而且新的阐释与理解是否完全合理仍有待商榷。总之，普遍存在的通行模式，在很多方面限制了对于秦汉美学的深入认识。我们需要对此进行反思。
在上述写作模式中，首先引起反思的是以哲学派别作为划分标准的做法，即以所谓“儒家美学”、“道家美学”之类的术语进行内容切分的方式。认真追究起来，这一做法至少含有两种可能的缺陷。
第一，诸如“儒家”、“道家”等学派的划分，并不完全是对先秦实际情形的忠实描述，而是在对学术思想进行反溯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述，秦汉时期是文献不断变动的时代，伴随着文本传承、生成与编纂的交错进行，学术分类与目录学的格局也处于流动变化之中。在不断变化的思想派别分类中，所使用的派别名称都含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彼此间又充满着各种差异，因此使用它们对秦汉的美学进行梳理，很容易导向本来可能并不存在的联系，或者遮蔽同一类别内部的差异性，这些均容易造成对历史的误解。例如“道家”一词，是在相当晚的《史记》中才出现的，它不仅用来指称先秦的老子、庄子及其他先秦道家，而且也囊括了西汉初年的黄老、神仙等思想与宗教因素在内；当该术语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部分再次出现时，该书的儒家思想基础又赋予其以另外的含义。当我们沿用这一约定俗成的术语时，很容易不自觉地坠入某种不合理的预设。
第二，即使我们尽量谨慎地使用这些术语，小心翼翼地绕开所有可能引起误解的因素，它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妨碍着研究的深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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