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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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创新与创新发展――浙江的研究与案例试读：
上篇 研究报告
理念创新与创新发展研究总报告
创新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集中体现和根本途径。理念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并蕴含在经验积累和理论知识中最一般的思想和看法，对我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原则、方向、行为起着根本的指导和规范作用。理念创新，既是所有创新的逻辑起点，也是引领创新实践的动力引擎。本研究报告以打造“创新浙江”建设体系为目标，运用历史的方法、实践的观点和创新的思维，通过总结浙江发展中理念创新的探索实践，揭示理念创新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紧迫性，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树立的基本理念、主要观念及相应对策建议，为推动新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一、理念创新的实践探索
浙江自古就是“文化之邦”，深厚文化底蕴造就了独特的区域人文精神。一是经世致用、注重民生的观念。以永嘉学派、永康学派、浙东学派等为主要代表的古代浙江学界，强调学术与事功的统一，主张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实用之学，以解决现实社会实际问题。二是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在传统文化沐浴下的浙江先民，普遍具有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社会实际、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思维，主张知行合一，反对“悬空”思索、“冥行”妄作。三是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胸襟。浙江东临大海，海岸线绵延数千里，悠久的海洋文明哺育了浙江人民兼容并蓄的襟怀，加上历次战乱导致的北方和中原移民的迁入，成就了浙江熔铸百家、出臼创新的情怀。四是兴利富民、义利并举的品行。先秦范蠡、计倪“本末俱利”的主张，明末清初黄宗羲“工商兼本”的思想，以及“义利双行”、“义利并立”、“以利和义”的信条，充分展示了诚实守信、兴利富民的儒商文化。五是励志奋发、发愤图强的志向。越王勾践励志奋发的精神品质深刻影响了历代浙江人，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农耕资源稀缺），在没有条件中创造条件，在机遇来临时把握机遇，在危机来临时转危为机，一方面努力变沧海为桑田，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商业手工业，由此形成了农工商并举的生产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厚的浙江传统人文底蕴得到了全面激活，与时俱进地演绎出“走遍千山万水、道遍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在国内率先确立市场取向的发展理念，实现了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基本小康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省委、省政府以浙江精神为指引，提炼树立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相继作出了建设系列浙江（系列强省）的战略规划和决策部署，引领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为推动科学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坚持走在前列，注重优势先导，强化创新意识
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战略导向，牢固树立“走在前列”的发展理念，注重巩固扩大发展优势，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总抓手，以创业创新为总动力，全面提升加快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总目标。2003年7月，省委举行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全面系统地提出“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1]措”，即“八八战略”。“八八战略”统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项建设，八个优势与八项举措辩证统一、相互促进，依托优势促发展、通过发展强优势，推进浙江科学发展增创新优势、再上新台阶。2005年5月，省委制定全面推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意见，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方面走在前列作出具体部署，使“走在前列”意识进一步深入人心、“干在实处”工作进一步深入推进。2007年6月，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作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重大决策，同年11月，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决定。在“两创”总战略的统领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再添新活力、再创新局面。“八八战略”、“两创”总战略，立足打造浙江发展的长远优势，着眼在增强浙江发展的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走在前列，着力在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上走在前列，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二）坚持实践观点，尊重群众首创，激发创新活力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始终把尊重和保护基层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力摆在首位，不断激发全省全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集中体现的是始终坚持“坚定、清醒、有作为”，进一步确立和弘扬“先放开后引导、先搞活后规范、先试点后提高”的指导方针。首先，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指导下坚持“无为而治”，对一时看不清、有争议的事物，采取不争论、允许试、允许闯的态度，使以个私经济、民营经济为特征的温台模式上升为浙江模式，形成了富有影响力和美誉度的浙商经济。其次，在改革创新精神的主导下坚持“有为而治”，对前瞻性、探索性的举措，采取鼓励试、引导试、参与试的态度，使得如强县扩权、强镇扩权、民间金融、综合配套改革等创新试点如火如荼实施。最后，在有力有序要求的保障下坚持“规范而治”，对群众需求迫切、社会健康发展亟须的事物和实践，采取抓立法、建规章、出政策的手段，不断将实践创新纳入制度创新的轨道。积极开展先行性立法和创制性立法，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企业商号管理和保护等许多法规，较好地适应了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先发省份和走在前列的要求。尊重实践、尊重创造，放手让人民群众干、主动引领人民群众干，是党的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生动体现和高度统一。（三）坚持内源驱动，立足人本支撑，培育创新要素
省委、省政府按照推进物质资源投入驱动型发展向创新要素支撑驱动型发展转变的要求，立足人本支撑，着力培育推动持续发展的内源驱动新要素。2003年12月，省委、省政府第一次召开全省人才工作会议，2004年1月作出《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定》，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加快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2005年7月，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争取使浙江成为全民素质优良，社会文明进步，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主要发展指标全国领先的省份。2006年3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一次自主创新大会，同年4月制定《关于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作用，着力集聚创新要素，激活创新资源，转化创新成果。2006年9月，省政府制定《浙江省教育强省建设与“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积极实施基础教育抓均衡、高等教育抓质量、职业教育抓结合、终身教育抓体系等为主要任务的发展举措。人才强省、文化大省、科技强省、教育强省的各项决策部署，既自成体系又互促共进，为培育、激活和优化以人才为支撑、科技为实体、教育为基础、文化为动力的创业创新要素，开辟了新境界、积累了新经验。（四）坚持和谐共享，彰显安定有序，优化创新氛围
省委、省政府秉承“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工作方针，树立和谐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依法治省的管理理念，一手抓平安浙江建设，一手抓法治浙江建设，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4年5月，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大力建设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平安浙江”，努力确保社会政治稳定、治安状况良好、经济运行稳健、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安居乐业。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大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同年11月，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见》，着力发展和谐的社会事业，建设和谐文化，培育和谐的社会关系，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构建和谐的体制机制，努力开创全省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新局面。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和谐社会建设，在维护发展秩序、保护发展成果上取得了新进展，为创业创新提供了良好环境。（五）坚持统筹兼顾，突出开放联动，拓展创新空间
省委、省政府坚持以开放的思路和统筹的举措，深入推进城乡、区域、内外联动发展。在城乡开放联动上，树立城乡一体理念，一手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手抓新型城市化。2005年1月，省委、省政府颁布实施《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2006年4月，作出《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同年8月，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见》，全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一体推进的格局初步形成。在区域开放联动上，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不断拓展资源开发利用广度和深度。2003年8月，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2003年10月，省委、省政府制定《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意见》；2005年4月，省政府印发《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规划纲要》；2009年5月，省政府又出台《关于实施新一轮山海协作工作的若干意见》，深入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开展特色优势产业、新农村建设、人力资源培训就业、社会事业等领域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2008年、2009年先后就“山上浙江”、“海上浙江”建设开展专题调研，2010年浙江省被列入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地区。在内外开放联动上，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主动参与长三角和国内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新世纪初作出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决定》，着力提高对外交流和贸易水平；2003年，又作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同年5月制定《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2004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强调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并作出相应决策部署，推动“引进来、走出去”创业，积极参与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通过城乡联动、区域联动和内外开放，促进了均衡发展、立体发展和开放发展，创业创新拓展了广度、深度和高度，“浙江经济”、“浙江人经济”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六）坚持文明生态，倡导绿色发展，丰富创新内涵
省委、省政府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导入和确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生态省建设方略，走生态立省之路，以“凤凰涅槃”、“腾笼换鸟”的举措，不断赋予创业创新新的内涵，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2003年8月，省政府颁布实施《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加快推进“绿色浙江”建设。2004年，启动“811环境整治行动”。2005年6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循环经济工作会，同年8月印发《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纲要》，并启动“发展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同年，省委、省政府实施“凤凰涅槃”、“腾笼换鸟”促发展战略，努力摆脱粗放型增长依赖，主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让“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生态好“鸟”引领浙江经济。2007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实现新突破”。2008年，启动“811”新三年行动计划。2010年6月，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作出《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对发展生态经济、优化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化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努力向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目标迈进。从生态文明理念的导入到树立，从树立到全面部署建设，这一过程为浙江创业创新总战略赋予了新的内涵，即通过创业创新，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打造“富饶秀美、和谐安康”的生态浙江。二、理念创新的重要意义
理念创新，是根据实践的发展需要具有自省性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使理念“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引领发展。浙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过程，就是理念与时俱进的过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确立的理念，为提升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浙江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动浙江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浙江面临的经济社会转型考验、深化改革开放考验、国内国际竞争考验更为复杂和严峻，推进理念创新、引领发展走在前列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紧迫。（一）推进理念创新，是建设创新浙江的首要任务
以理念创新为方向引领，以自主创新为实体构建，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制度保障，在这三位一体的“创新浙江”建设体系中，理念创新是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工作的最大障碍来自于既定思维束缚、既得利益阻碍、既有路径依赖，只有推进理念创新，才能打开突破障碍的大门，才能疏通创新工作的源泉。而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的实践，根本目的是实现新理念设定的或赋予的价值追求。可以说，理念创新既是开展一切创新工作的逻辑起点，也是引领所有创新活动的动力引擎；没有理念的创新，自主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活动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创新体系”就会成为无本之木；理念创新的深度决定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的力度，最终决定“创新浙江”建设的高度。浙江悠久的文化传统造就了敢想敢闯敢干的务实精神，但也隐含着一些不利元素，突出体现在规则意识相对淡薄、实用意识相对较浓。淡薄的规则意识使人认为“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相信任何规则都可“变通”，进而热衷于寻租和造租，使得在创新上投入的精力和资源不足；而浓厚的实用意识使人注重追求短期利益，缺乏长远追求，热衷于简单模仿复制，从而使得创新易于遭到剽窃模仿而被抑制。建设“创新浙江”，必须突出以理念创新为先导，强化规则意识，转变实用主义思想，推动自主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到“顺着规律走路”上来、从注重短期利益转到追求长远利益上来，进而切实提升“创新浙江”建设的高度。（二）推进理念创新，是破解现实难题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市场化改革优势弱化的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二十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3.3%、经济增速列全国第二，后十年年均增长12.4%、列全国第八，而2009年以来，增速曾一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环境恶化的代价较大。资源开发消耗多，环境污染负荷高，人在“挤兑”自然中被自然“挤出”。三是社会分化的矛盾凸显。社会阶层日趋多元，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渐趋激烈，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冲突常态化。四是精神俗化现象不容忽视。社会价值观功利化的倾向严重，一些人理想失落、信仰缺失，低级庸俗的物质主义现象时有发生。上述“四化”问题，不仅极大削弱和影响了已有发展取得的成效，而且制约和威胁着进一步发展，与新兴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 6000～10000美元）面临的情况相似，浙江正处在“吃馅饼”抑或“落陷阱”的关键时刻。从我党的建设来看，在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通过解放思想，实现了转危为安；从浙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进程来看，面对积弱积贫的关键时刻，突破唯成分论、唯计划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实现了贫穷到温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为破解发展自身矛盾，经历了纯经济增长论、综合发展论、可持续发展论的观念更新，实现了发展文明的大提升。面对当前矛盾凸显、危机叠加的关键时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法宝”，那就是解放思想、更新理念。（三）推进理念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需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是事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创新发展理念，有利于整合优化思维模式，使转变发展方式的具体活动更具合理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促成相应工作举措；有利于揭示把握客观规律，并据此提升完善转变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路径模式和方法手段，拓展发展活动的视角和举措，促成实践活动有效机制和运行规则的生成，从而引领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当前，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全面提升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时期，不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理念依旧普遍存在，在其指导下引致的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素质性、资源环境性矛盾和制约尚未根本解决。突出体现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工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对出口拉动过分依赖，产业层次低、布局散、竞争力弱和企业弱、小、同（质）的基本面上。依靠物质资源消耗为主的低成本竞争发展，资源负荷大、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难以为继；工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发展消耗大、附加值低，就业容量有限，产业结构不配套难协调，难以为继；对出口拉动的过分依赖，与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市场消费需求下降的基本趋势相抵触，难以为继。这些矛盾和制约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本质和根源是发展方式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理念、改进发展举措。（四）推进理念创新，是继续走在前列的必然选择
当今世界多极化、区域化、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地区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创新越来越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的进程，不在创新上下工夫，就要落后。从国外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取得领先优势，就是因为其率先突破资源禀赋依赖或约束，走上了创新驱动型的发展道路，从而占据了自主创新的制高点；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国家和地区也是依托创新战略，在短期内有效摆脱了资源瓶颈制约，后来居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从国内来看，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打造创新型省份、创新型城市、创新型企业的热潮，与之相随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国内区域发展竞争也日趋激烈。从省情来看，不尚空谈、不争论的功利主义思维，在培育了浙江人埋头苦干精神的同时，却抑制了其理论思维的拓展，自我抽象分析不深，不愿不善总结提炼发展实践；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特征的自主性和自组织性，在赋予浙江人抱团闯市场勇气和魄力的同时，却阻碍了社会化、现代化意识的发育，影响着浙江经济的进一步成长壮大和参与全球经济的进程；前三十年取得的辉煌成果，使得一些人不清醒，自我陶醉于“全国学浙江”的幻觉中，滋生了夜郎自大的意识。浙江要在新时期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前列，必须跳出“全国学浙江”的自恋陷阱，面向全国、放眼全球，强化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积极培育具有社会化、现代化思维的理念，以理念走在前列来引领科学发展走在前列，以理念的领先来确保创新型省份建设进程的领先。三、理念创新的主要内容
新时期推进理念创新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以力争科学发展水平居全国前列和率先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为标杆，以世界创新型国家和地区发展经验为借鉴，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型升级为主线，努力形成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有前瞻性的理念，为建设创新型省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夯实思想基础。
在创新中具体把握以下四个原则：一是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克服认识上的封闭性、守旧性和本本主义；二是坚持遵循规律，不断通过适应规律、运用规律来揭示规律；三是坚持传承扬弃，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实现破旧立新有机统一；四是坚持引领发展，以是不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为衡量标准，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思想先导，为推进自主创新提供智力支持。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当前迫切需要树立一个基本理念和七个主要观念。（一）基本理念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树立“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基本理念。创新是当今时代最鲜明的特征，转型是新时期经济社会进步最突出的标志，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前推动科学发展的第一要务。“创新发展、转型发展”就是要摒弃粗放发展、低级发展的理念，摒弃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停滞不前的思想，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根本途径，把转型作为创新发展的首要目标和核心任务，促进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努力走上创新驱动的科学发展道路。
1.正确理解“创新发展”的基本内涵
创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挺进新时代的通行证。创新发展，就是要着力打造创新主导型的发展形态，使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最大源泉来自于创新，使发展的主导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创新；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更新发展思路举措，不断摆脱惯性依赖和路径锁定，通过创新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就是要遵循和把握发展规律，切实提高创新实践与科学发展的耦合度，通过创新造就自主发展、内生发展的长效机制。通过创新发展，有效实现统筹发展、集聚发展、开放发展、人本发展、和谐发展、生态发展。
2.深刻把握“转型发展”的时代要求
转型是当前浙江乃至全国和全球发展所处阶段的总体特点和最大主线。转型发展，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具体就是要通过创新，在转变传统发展方式上下工夫，使得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一、二、三产业协同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就是要在转变经济社会运行状态上见实效，切实增强稳定性、协调性、普惠性和可持续性，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自由全面发展。（二）七个主要观念
1.摒弃城乡分割思维，坚持一体推进，树立城乡融合的统筹观
目前浙江城乡统筹工作正加快推进，“城乡二元分割”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明显缓解，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旧突出，实现城乡一体发展仍任重道远。个别地方“去农村化、推城市化”思维明显，统农村的土地资源多、筹农村的公共服务少，统城市的建设项目多、筹农村的民生工程少；少数地方把城乡一体化视同城乡一样化，把城市的亮化、美化、绿化等同城市化，把农村建筑的城市化等同新农村建设。这些观念及做法偏离了城乡一体发展的宗旨，必须正确理解城乡“一体”的概念，科学树立城乡融合的统筹观，以“体制”的一体化为前提和保障，以新型城市化带动新农村建设，既要解决城市化的滞后问题，也要防止城市化的偏差问题，努力实现城市和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融合一体，确保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有机整合、城市簇群化与城乡一体化有机统一。（1）在城乡体制构建上，要坚持统筹发展、一体推进，以人口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目标，按照完善体系、对接制度、并轨融合的步骤，重点建立城乡居民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一体化的体制。逐步解决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城高乡低”和制度上的“城乡二元”问题，既使城乡居民均等享有在使用价值形态上大体相同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又使居民在城乡间迁移时享有的公共服务能得到同步转换，最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由接轨到并轨、融合一体。加快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均等化。以城乡居民财产的平等保护为重点，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导向，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财产收益分配权的物权化、市场化。要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开展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并逐步推开，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快开展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对接试点并逐步实现统一。（2）在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上，要扭转把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思维，坚持双轮驱动，深入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推进城市集约发展、组群发展，大力建设中心镇和中心村，实现城乡空间结构由点状孤立式扩张向组团式整体发展转变。着力形成大中小城市、镇、村之间分工明确、联系密切、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的均衡格局，实现要素流动由城际（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之间）、城乡（城乡之间）单向集聚向集聚与扩散并重转变。坚持保护与建设并重，使城镇与新农村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持续传承、相互交融和不断超越。与体制推进的一体化相同步，以人口城市化为导向，着力提升城市综合服务功能，重点是加快综合交通枢纽、产业集聚区、自主创新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培育发展中心镇和中心村为引领和平台，科学编制“1+X”村镇布局规划，有预见、有重点地推进新农建设，加强农村社区综合公共服务中心和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农村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的集聚。（3）在推进农民城乡间转化与转业上，要强化同城同待遇意识，以破除体制障碍为先导，引导农民转移就业，促进在城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的农民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要坚持拓展就业渠道，立足浙江城镇工业化和块状经济发展优势，引导农民转产就业，促进农民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要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为目标，大力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和经济生态化农业，促进农民转身就业，由“自耕农”向“经营大户”、“农业工人”转变，推进农民现代化进程。为此，一方面要深化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立城市“拉动”和农村“推动”的双向联动机制及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效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并在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放宽城市户籍准入、推进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流转或置换、固化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等方面加大力度，促进在城镇有固定住所和稳定工作的农民真正转化为城镇居民；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浙江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现代商贸、物流、信息等服务业，引导农民在农村从事二、三产业，同步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和特色精品农业，加快培育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化。
2.转变增长优先思维，坚持富民惠民，树立和谐共荣的民生观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生为本”是我党的执政基础和基本理念。通过“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浙江民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离群众的愿望和期待还有较大差距。“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必须正确把握民生这一执政之基，科学树立富民惠民优先的和谐共荣观，克服发展与改善民生都要用钱、相互矛盾“两张皮”的观念及做法，推动“人本工具论”向“人本实质论”转变。目前，个别地方狭义理解“用发展的思路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片面地追求GDP的增长，片面追求财政收入的增加，重经济项目、轻社会事业，重群众共建、轻群众共享，甚至在诸如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公共事业收费等上，不顾群众意愿，不惜损害和牺牲群众利益，导致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1）坚持和谐增长，凝聚共建合力。既追求经济增长结果的效率，更追求增长结构的公平，搞开发、上项目等建设不能以侵占和损害当地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要立足群众需求、广聚群众智慧，扩大群众尤其是与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群众的民主参与，充分保护其合法生存权和基本发展权，着力形成推进项目建设的社会共识和合力，确保实现包容性增长，使全体人民享有均等的发展权利和机会。首先，经济建设搞开发、上项目必须充分保护当地群众合法生存权和合理发展权，确保其生产生活水平不降低，并力求有所提高。其次，建设项目的决策要扩大群众尤其是与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群众的民主参与，形成社会共识。最后，要正确处理特殊群体、少数群体、弱势群体的发展问题，依法驳斥特权群体的不合理诉求，积极回应少数群体的正当关切，着力保护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2）坚持和谐发展，实现增长共享。抛弃“增长等于发展”的观念，着力把“经济增长成果主要用于再增长”转到“经济增长成果主要用于惠民富民”上来，以富民惠民工程为主要抓手，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确保新增财力的2/3以上用于民生支出，推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向“学有优教、劳有多得、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提升，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经济发展好了而民生却得不到改善，这样的发展有何用？等经济发展好了再来改善民生，这样的改善又有何意？当前，迫切需要做好就业帮扶、全民社保、住房保障、社会福利、教育公平、全民健康、文体普及、社区服务、环境整治、公共安全等十大民生工程。（3）坚持和谐分配，开创共荣局面。坚持“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并重，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力求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与GDP同步协调增长；着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决杜绝“抽瘦补肥”现象，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调节高收入者收入，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建立健全“抽肥补瘦”政策；强化现代慈善理念，优化激励机制，加快社会公共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通过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和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和投资性收入。
3.跳出区域本位思维，坚持协同共赢，树立内外联动的开放观
浙江经济发展开放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重对外开放、轻内部开放，行政区划导致的地域壁垒已成为区域协调融合发展的大障碍；重引进来、轻走出去，“走出去”利用资源和高级要素的能力还不强。为适应资源配置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必须树立和强化协同共赢意识，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界线，提高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质量，着力营造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树立内外联动、开放一体的发展观。（1）加快推进省内区域经济开放一体发展。尊重区域本身的市场属性，加强行政协调和区域合作，从省级战略层面统筹规划集聚区规模、布局和建设时序，明确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推动行政区域经济向产业区域经济转变，以产业发展为纽带，统筹推进大项目、大企业、大产业、大平台建设，推动“行政分割、板块碰撞”向“市场分工、区域协同”提升。按照产业带、集聚区和城市群发展规划，引导地区政府间通过建立协调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地区合作联盟等形式，定期开展对话与协商，交流区域发展思路，解决跨区域联动事宜。（2）主动融入周边区域经济开放一体进程。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中心的辐射带动功能，主动接轨、融入经济合作区建设，积极发挥毗邻海西经济区的地理优势，加快推动浙台、浙闽经济合作，着力使浙江在长三角地区、海西经济区“两区”建设中比翼齐飞，着力提高对周边优质要素和产业的吸纳集聚能力，不断提升区域竞争力。加强协调协作，积极推进区域物流运输服务体系、市场体系、信息体系等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化建设，加快促进融合互动。（3）切实提升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质量。一是要强化全要素的理念，创新利用外资（包括省外和国外）方式。在注重引资规模的同时，更要注重引“智”，将引“智”放在比引资更为重要的地位，大力引进技术、管理、人才和研发机构，实现由引进资金向引进全要素转变；加强高附加值企业的引进，促使产业链向高端环节、研发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增强其对本地要素、资源的优化整合功能。二是要确立全国全球理念，大力开拓省外、国外市场。引导本土企业抓住国内、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通过对外投资进行海内外战略布局，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跨省、跨国企业；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的领域和方式，鼓励企业参与对外资源项目合作开发，支持进行海内外并购、参股、合资合作等，提升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层次。三是强化服务大局理念，在服务中集聚资源、拓展市场。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进一步做好援藏、援疆、援川等对口帮扶工作。四是建设“省内浙江”与“省外浙江”互动机制。发挥浙商“走出去”的优势，实施“浙商回归工程”，实现“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的良性互动。（4）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开放体系。加快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机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明确界定政府和行政垄断型国企的投资范围，打破行业垄断和各种隐性壁垒，拓宽民营经济发展领域。一是要清理消除不利于民间投资进入的政策障碍，培育和维护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二是要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和指导，建立健全投资信息平台和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引导民间资本更多地进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市政公用等领域，进入浙江省重点发展的现代服务业和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要健全完善发展壮大中小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重点在金融、科技、人才、财税等方面的政策上取得重大突破。四是要公正司法，坚决打击侵犯民营企业财产和权益的犯罪行为，有效地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和合法权益，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营造更为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
4.扬弃狭义生态思维，坚持环保高效，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态观
传统思维认为建设生态文明仅限于消极被动式的、污染治理式的自然环境保护，甚至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完全对立起来。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必须树立广义的、现代的生态文明观，从传统的“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向现代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转变。为此，既要努力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又要促进生活方式转变，既要加强环境整治和保护，更要通过发展绿色低碳的生态文化、生态技术、生态产业、生态生活来防止环境破坏，实现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及社会文化活动与环境的协调和谐共生。（1）要以建设现代生态文化为前提。加快培育以生态价值理念为核心的生态文化，既要“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更要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加强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载体，着力确立“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制定和实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规范，并把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干部培训计划，引导社会公众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设一批宣传教育基地，创作一批生态文化作品，广泛开展群众性生态文明创建活动，创建一批绿色单位、绿色社区、绿色家庭。（2）要以推进产业生态化发展为重点。按照绿色低碳的理念，坚持把培育“新”产业与提升“旧”产业有机统一起来，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体系。一是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制定实施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统筹优化经济发展布局。加大对生态经济地区、生态保护地区和禁止开发区域的生态补偿力度，健全生态屏障建设机制。二是按照功能区划分，积极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和现代服务业，加快淘汰落后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发展，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努力构建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低碳产业格局。三是运用生态学原理打造产业体系，推动大项目、大企业、大平台、大产业建设，加快建设产业集聚区，积极打造现代产业集群。以集聚区建设为龙头，以循环经济试点省建设为抓手，推动建立全社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培育一批循环经济试点基地，形成企业、园区、区域等不同层次的循环经济产业链。（3）要以推进技术生态化发展为支撑。大力发展清洁生产、绿色低碳技术，强化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一是大力发展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加强能源资源的高效综合利用技术研发。二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技术，研发和推广清洁生产技术，促进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三是积极发展先进育种技术，研发推广节约资源、减少面源污染、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大力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发展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提升生态环境监测、保护、修复能力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五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开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健全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发展的支撑体系。（4）要以推进生活消费生态化为基础。反对铺张浪费，推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引导鼓励城乡居民广泛使用节能型电器、节水型设备，选择公共交通、非机动车等交通工具出行，使用具有环境标志的绿色产品，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家庭社区行动”，在全社会倡导勤俭节约的低碳生活，抓紧开展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并逐步在全省推广。积极引导鼓励绿色消费，提倡健康节约的饮食文化，抵制高能耗、高排放产品和过度包装商品，限制一次性用品的使用，着力形成生产引导消费、消费促进生产的绿色低碳社会建设体系。
5.更新人口红利思维，坚持以人为先，树立人才第一的资源观
我国人多地少，依靠人力资源丰富带来的低工资、低成本竞争优势，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由此造成的“人”就是“劳动力”的思维根深蒂固，往往比较重视物质资源、环境资源、资金资源以及其他资源开发，轻视人才资源开发；比较重视一般管理创新、工作创新，轻视人才制度创新。必须清醒地看到，浙江“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并即将不复存在，在发展赖以依存的各种资源中，人才资源最具根本性，不仅决定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而且具有其他资源无法比拟的无限可开发性。为此，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切实把人才优先发展的理念贯穿到实际工作中去，大力推进人力资本强省建设，推动发展依托主体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转变，统筹抓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社会工作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1）多管齐下育人才。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完善考试评价制度，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加快建设现代教育制度。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优化各类院校人才培养结构，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订单培养等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力实施优秀人才工程的培养计划，采取在职培训、脱产培训、岗位实习、基层锻炼、出国深造等多种方式，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不断完善现代教育体系，促进人才自我培养、自我成长，逐步形成政府积极推动、学校企业大力实施、个人积极参与的人才培养长效机制，支持人人都能成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千方百计网人才。消除身份、学历、资历、职称等篱笆障碍，把引进和网络引领科学发展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现代产业人才、推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人才和实施创新创业的海外优秀人才作为“招才引智”战略重点，加快形成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人力资源结构。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专业人才和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大力吸纳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资源和积极提升本地人才素质并举，进一步促进人才、教育、科技、产业的有机融合，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配置、单位主体的人才开发引进机制。（3）不拘一格用人才。一是要创新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建立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绩效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克服唯学历、职称、资历、身份倾向。二是要创新人才选拔任用机制，改革各类人才选拔使用方式，促进人岗相适、用当其时、人尽其才，形成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展示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三是要创新人才流动配置机制，推进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服务功能，.通人才流动渠道，纠正和避免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现象，建立健全政府宏观引导、市场有效配置、单位自主用人、人才自主择业的人才使用机制，促进人才供求主体到位。四是要深化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推广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公推公选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4）多措并举励人才。建立健全分配、激励、保障制度，形成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利于激发人才活力和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注重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健全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注重树立典型与营造环境相结合，激励人才争先创优。注重热情服务与强化管理相结合，建立健全人才扶持政策和管理考核办法，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注重搭建平台与保护成果相结合，积极提供创业创新、施展才干的机会和舞台，加强创新成果的保护，完善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6.超越简单模仿思维，坚持自立自强，树立自主创新的创业观
浙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开始形成的以模仿为主要特征、以加工贴牌为主要形式的“浙江制造”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众多产业处在国际产业链垂直分工的末端，缺少自主技术和品牌，导致低水平、同质化的过度竞争。提高企业和产业的国内国际竞争力，必须走出模仿复制的路径依赖，强化自主自强意识，着力构建以自主创新、自主创牌为夺取发展制高点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推进“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转变。（1）加强研发投入，着力打造自主技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引不进来的，要冲破“凡是外国封锁的技术，自己就能搞起来；凡是能从外国引进的技术，自主创新就垮台”的魔咒，借鉴日、韩等国自主型技术立国经验，加快引导各类创业和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业和技术自主进步的能力和意志，加快推动创业主体形成“专、精、特、新”的自主技术优势，走出“装配车间”式的发展路径锁定。（2）建设自主品牌，着力打造品牌浙江。品牌决定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离消费者越近，就离竞争者越远”。借鉴韩国“世界一流产品发掘与培养制度”，狠抓企业自主品牌建设，不断提高法人企业商标拥有率和知名度，积极引导企业加快培育高精尖、名特优产品品牌，重点扶植几个优势产业、优势产区、产业集群进行重点突破。借鉴海外“创意英国”、“日本品牌”等建设经验，狠抓地区形象建设，以“品牌浙江”、“创意浙江”建设为载体，实施浙江企业、浙江产品的整体形象提升工程，通过在省外、国外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着力推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了解浙江企业、浙江产品的创造力与吸引力。（3）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着力打造自主知识产权。学习江苏省创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示范省的经验，坚持“激励创造、有效运用、依法保护、科学管理”的指导方针，重点创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重点培育一批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知识产权龙头企业和优势企业，推动由注重知识产权量的扩张向注重知识产权量质并重转变，从突出知识产权创造向突出知识产权创造与转化应用相结合的转变，由被动应付向主动运用知识产权规则转变，大幅度提高知识产权的人均拥有量和保护水平，力争到“十二五”末全省主要知识产权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为知识产权强省。（4）实施标准化战略，着力打造自主标准。技术标准是贸易壁垒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手段，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事关产品的排他性和产业的安全性。适应国内国际市场需要，大力推进企业产品采用国家和国际先进标准，积极突破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垄断化”的标准化战略，加快熟悉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规则，以自主技术和自主品牌建设为基础，鼓励和扶持企业牵头和深度参与制定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增强标准制定和运用中的自主权。
7.摒弃全能管制思维，坚持转变职能，树立服务主导的治理观
当前经济体制已基本实现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但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全能型、管制型思维和做法尚未根本转变，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必须树立有限政府、无限服务的理念，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加快推进政府转型，切实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1）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规范清理工作，寓管理于服务中，推动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的作用，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务交给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推动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类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其代表、服务、自律、协调职能，使它们成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联系的桥梁纽带。（2）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强化政府公共利益代表者角色，建设透明、廉洁型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削减行政成本，将行政成本控制列入政府绩效考核，解决社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政府自身制度化建设，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深入推进预算和决算执行情况公开的具体化、明细化。强化行政问责制，加强公共政策从决策到执行各个环节的问责，提高政府运行效能和公信力。（3）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借鉴国内外基本公共服务评估的指标体系，建立健全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度，完善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规范的公共职责分工体系，完善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公共财政制度，明确各级公共服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有效解决公共服务领域有责无权、有事无钱的矛盾冲突问题。（4）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转变主要依靠批文、文件和突击运动式检查为主的治理方式，消除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不良倾向，建立健全以法制为主要方式的长效治理体制，切实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强化管理的公平性、司法的公正性和执法的严肃性，.通各种矛盾纠纷的诉讼渠道，切实提高以法治省、依法治省水平。四、推进理念创新的对策建议
推进理念创新，必须紧扣主题、紧抓主线，围绕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要坚持主观能动、打开脑门，通过解放思想来引领，营造创新氛围来孕育；要坚持与时俱进、破旧立新，通过内省外鉴来把握，传承扬弃来超越；要坚持遵循规律、把握规律，通过弘扬创新文化来传导，健全激励机制来促进；要坚持系统协同、整体推进，通过结合创新实践来互动，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自主创新来实现。（一）积极营造推进理念创新的良好氛围
1.大胆解放思想，为理念创新提供思想动力
各级党委政府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坚持把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重要使命和根本途径，着力破除那些不符合创新要求的思想认识，带动全体干部和全社会树立养成创新进取的精神品质。破除安于现状的思想，强化奋发有为、干事创业的意识；破除故步自封的思想，强化开拓进取、居安思危的意识；破除墨守成规的思想，强化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意识；破除怕担风险的思想，强化敢闯敢试、奋勇拼搏的意识。
2.建设学习型社会，为理念创新提供知识基础
坚持把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分层分类深入开展学习型组织（党组织、机关、企业、社团等）建设，打造全民参与的学习型社会。在学习对象上，要向理论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创新组织、创新人物学习；在学习内容上，做到有专有博、有精有泛；在学习接续上，及时追踪把握前沿新动态，与时俱进更新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通过学习型社会建设，健全社会民众的创造性的心理（好奇心、求知欲、成就感）、创造性的知识结构（一专多通、一专多能）、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发散性、求异性、严密性）。
3.坚持和而不同，为理念创新提供宽松环境
坚持“实践检验”、“三个有利于”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大力建设“和而不同”的创新环境。积极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在对待推进创新的言论和建议上，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为干部、群众提供宽松的思路创新和工作创新氛围，确保改革发展不断有新思路、新举措；积极营造尊重基层、尊重市场的发展环境，在对待其创新行为上，不预设框框，不求全责备，确保基于群众实践和市场内在规律的创举不断有新涌动、新迸发；建设百花齐放的理论研究环境，改变学术科研考核方式，为学术和理论工作者营造一个自由驰骋的思想环境和工作条件。（二）着力提升推进理念创新的浙江文化
1.超越“自发创新”，走向“自觉创新”
面对转型发展的挑战，不陶醉于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不沉醉于经济实力名列前茅的喜人现状，加强自我反省，强化危机意识，推动不等不靠、自发式的生存型创新，向奔竞图强、自觉式的发展型创新转变，让自觉创新的精神真正融入浙江人的血脉里，体现在创业的行动中。弘扬开拓创新、勇于拼搏精神，做到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以宽广的胸怀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发展经验，发扬先人一步、高人一招的改革精神和胆略，推动创新由被动“倒逼”转向主动选择，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转变。
2.超越“务一己一家之实”，走向“务天下国家之实”
三十多年来，浙江人靠着“务一己一家之实”的追求，造就了骄人的发展成就。但与此同时，浙江人逐渐习惯了把谋求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任务交给政府。必须协同政府、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推动浙江人在谋一己、一家、一企之利的同时，也谋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全体民众共同的利益，把短视的工具理性的务实提升为廓然大公的务实。
3.超越“义利并举”，走向“诚信为先”
坚持把诚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石，以“诚信”之“迂腐”规范“务实”之功利。把诚信作为公民安身立命之本，一手抓公民诚实守信的高尚道德建设，一手抓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把诚信作为企业兴旺发展之道，加强企业诚信建设，健全市场法制建设，增强企业规则意识；把诚信作为政府公正公信之源，大力建设信用政府，使政府以诚意的服务、透明的政务、高效的监督取信于民。
4.超越“经济人”发展，走向“和谐人”发展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和谐人”建设：一是重视“自然人”修炼，做到人与自然和美与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二是完善“经济人”修炼，做到生产和消费均衡发展，既要加强生产、增加收入，又要促进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三是加强“社会人”修炼，做到共享祥和生活，既相互自由独立，又相互尊重关爱；四是深化“文化人”修炼，强化人文修养，既提高自我心理承受力和自我调适力，又能享受创造乐趣、体验事业成就、实现人生价值。（三）加快构建推进理念创新的工作机制
1.弘扬创新事业，建立健全理念创新的传导机制
加强理念创新的科学诠释，使全社会深刻认识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和任务挑战，着力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思想共识。加强对创新思想的典型宣传，全面普及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思想、新观念，着力形成创业创新思想、创业创新行为的扩散机制。深入基层提炼，挖掘创新主导、科学发展的实践源泉，及时总结实践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广泛向兄弟省区市、国外先进发达国家学习，虚心学习借鉴“它山之石”，建立健全推动创新发展的吸纳集成机制。
2.集聚资源要素，建立健全理念创新的推进机制
一要建立健全创新要素配置机制。完善财政、税收、用地、信贷等引导扶持政策，围绕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重点领域，加大引导支持力度，使资源、人才、服务等要素能便捷有效地向新的理念、向创新行为集聚，提高新思想、新创意转化为实践的便捷性和可行性。二要建立健全创新成果奖励机制。在省委、省政府层面创设令人崇尚的创业创新荣誉表彰制度，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使创新者（组织）受到党和政府肯定以及社会的尊重崇尚，从而激励其再接再厉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并引导更多的人为了获取荣誉、实现自我价值而开展创新活动。
3.运用科学方法，建立健全理念创新的考核机制
树立创新实干的政绩观，用实践来检验认识创新的成果，把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绩作为评判创新绩效的标准。首先，改进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考核内容，把创新发展、转型发展的具体内容指标化，纳入政绩考核。其次，完善考核方法，既要看数字，也要看过程，综合考查实现政绩的思路、方法是否符合客观规律，是否提高了科学性、减少了盲目性、克服了片面性。最后，让群众参与评议政绩，即转变发展方式是否真正取得实效，不仅要让领导看到和评价，更要让群众看到和评价。通过考核，使沽名钓誉的伪创新自然淘汰，使富有成效的真创新脱颖而出。（四）着力构建创新体系内部系统的耦合机制
1.系统整合创新工作体系，着力形成创新浙江建设合力
围绕“三位一体”创新体系建设目标，明确理念创新、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各自的目标任务，切实加强协同共进。要推动新理念、新观念深入人心，为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提供思想引领、社会认同、文化环境并贯穿全过程，引领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有效推进；自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要紧紧围绕理念创新设定的总体要求来展开，明确目标，突出重点，增强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理念创新落到实处。
2.不断吸纳实践创新成果，为理念创新注入活力
技术系统的发展不仅会改变经济发展结构，而且会改变社会文化观念结构，为此要充分运用已有科技成果开拓的新视野、引入的新方法，打破旧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观念，以物质技术的更新推动思想观念的更新，不断激活与现代科技发展相适应的新思想，深入培育与科技创新品格相吻合的新精神。尤其是在宣传普及新理念、新观念中，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造的新知识、新成效，使人们更科学地看待世界、看待发展，进而帮助其作出更加理性的思考和选择。及时总结体制机制创新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不断用体制机制创新的实绩来检验和证明理念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断修正、丰富和提升理念的内涵形式，推动理念开展自省性的更新，使其更加符合实情、更加引领有效。
3.充分运用理念创新成果，为实践创新提供动力
发挥理念创新成果的作用，凝聚自主创新共识，引导集聚自主创新所需的资源要素和政策、体制支持，确保推动自主创新有科学的思路举措和必要的制度保障；改革完善科技政策和技术岗位分级制度，强调岗位的动态、需求属性，弱化其职称与功利属性，消除科技创新领域资源配置的论资排辈和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净化科技人才成长和事业发展的环境，矫正科技发展中出现的本末倒置的现象。运用理念创新的逻辑和成果，凝聚改革创新共识，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指导体制机制变革方案设计，创新变革方法和路径，有效避免体制机制创新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增强科学性和可控性。
[1]“八八战略”：一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三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四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五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六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七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八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分报告一：理念创新的理论探索
所谓“理念创新”，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专属用语，没有清晰而具体的内涵（内容）指向。然而现实中，“理念创新”是一个被高频使用的词组，见诸各大报章和刊物，不少学术性文章也沿用此“名[1]词”。“理念创新”所诠解的概念边界往往是模糊的，从名词本身直观地看，“理念创新”意指一种思维、思路或者思想的改变与突破。本研究不在于对“理念创新”进行系统化的界定，而是从理论的视角，对“理念创新”的意蕴、定位进行梳理和阐述。一、“理念创新”的意蕴
之所以使用“意蕴”这个词，是因为本研究所能勾勒的仅仅是“理念创新”的粗略概貌，并不能形成一个成熟而科学的理论或概念体系。作为诠释与分析的起点，我们需要对“理念创新”这一概念做一些“形式显现”或“语境缘起”的剖析，以期对这一概念在意象上达成基本共识。（一）何谓“理念”
对于“理念”的诠释，相关字典中有解释。《新华字典》的解释很简单：“理念：①信念：人生～。②思想；观念：经营～｜文化～。”《辞海》（1989年版）对“理念”一词的解释有两条：一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观念（希腊文idea），通常指思想，有时亦指表象或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从《辞海》第二释义看，“理念”这一名词的滥觞，是源于西学东渐的思潮，其所表征的是一种哲学含义上的idea/logos。从当前的语境互译看，被译为“理念”或“观念”的英文单词大致有以下几个（见表1-1）[2]。
②上述三个词，是检索林语堂先生《当代汉语词典》获得。
从表1-1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理念”所诠解的含义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哲学含义，由相对应的哲学理论作为支撑；二是一般含义，意指一种思想、思维、看法、观点，使用较为宽泛。从目前的用语习惯透析，“理念”已经演变为一种“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成为一个出镜率极高的词。可以说，“理念”一词已渗透至各个领域，如企业理念、办学理念、投资理念、教育理念、饮食理念等等。简单概括，大致有五种引申的现代含义：①愿景、共同遵循的目标，如企业理念；②构想、创意，如设计理念、建筑理念；③理想信念，如共产主义理念；④看法、态度，如生活理念；⑤原则、规则，如投资理念。“理念”应用的泛化，使其纯粹意义上的边界显得越来越不明[3]晰。从哲学的高度去审视，“理念”具有中国“道”的意蕴，包含两层含义：从形而上的本体（存有）论的角度去审视，道是事物所蕴含的一种深层次的规律；从形而下的角度去看，道又是一种认识与趋入这一规律的路径。本研究旨在将这种深层的哲学含义与大众化的流行含义有机结合起来。本研究中所界定和涉及的“理念”主要集中在大众流行层面，意指“思维、思路”（即从过程上说，要突破发展思维的惯势与局限）、“构想、创意”（即从成果上说，要形成区域发展的一种创意与构想）。当然，本研究之所以用“理念”这一词，还包含了一种深层次的哲学含义，即要在思维突破与创意构想上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4]（二）何谓“创新”
创新（innovation）从词源上分析，来自于拉丁字母innovatio，原意为“更新与变化”。创新的中心思想是更新（革新）与改进，一般认为，创新的发生源于改变决策的方式或跳出常规模式进行决策。
将“创新”系统化纳入到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视域中来，有赖[5]于熊彼特的努力。熊彼特（1934）认为“创新是改变系统中基础性的观念”。当人们改变了他们的观念，旧（经济）体系就会为新体系的形成提供空间。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在动力，熊氏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创新”具体化为五种形式，即新产品的引入、新生产技术的引入、新市场的开辟、新原材料或新半成品的获得、改进产业的组织形态。熊彼特的思想被Christopher Freeman、Giovanni Dosi等“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们所继承。在经济学领域，还有很多关于创新的研究，如企业家精神理论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等。
除了熊氏是从经济学框架下对“创新”进行界定外，还有一种主流的视域是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界定。如Baregheh等（2009）认为，“创新是一个多步骤的程序，组织将一些想法（主意）转变为改进的产品、服务与流程，提升其在市场地位中的优越性、竞争力和差异性”[6]。在组织学的视域中，创新的立足点从一种想法（主意）转向一种组织化的过程，即借由这一组织化的过程来实现创新。创新能够提升效率、生产力、品质、竞争地位以及市场份额。组织必须及时应对来自外部的环境变化，适时推动创新，才能保持持续的竞争力。所有的组织都可以创新，例如医院、大学、地方政府或者其他机构。组织学的相关文献对创造力与创新进行了区分，创造力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创造力的实现，即通过组织化的运作，将这种创造性的元素转化为创新。创造力是组织的一种能力标准，创新则往往要有具体的产品、服务、工艺等作为载体。
创新在经济学、商业、企业家精神、设计、技术、社会学和工程等领域的研究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学术文献所诠释的创新与实际操作中的创新明显不同。在很多领域中，如艺术、经济和政府政策等，创新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学术界对于创新的界定具有很广泛的视角。但是从整体而言，对于“创新”的关注还是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对于从创新机制层面的组织架构、系统架构中来研究创新，仍存在深化的余地。“创新”在经济学、管理学的视域中有其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现在大众媒体所沿用的“创新”，主要是取其宽泛的“改变、革新”的含义。本研究所说的“创新”的内在含义，并不是以具体的产品、服务、工艺流程为导向的一种实体性的创新，对于创新的机制性建构，也不是本研究的核心焦点。本研究的导向旨在从传统的发展思路与当前的发展趋势中，梳理出一种对于近期（较远期）发展具有指导性的新的发展思路体系。[7]（三）何谓“理念创新”
本研究视域下的“理念创新”，简言之，即是通过发展思维、发[8]展思路的改进与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构想（创意）。从政府资政类研究的特点出发，我们将理念创新置于转型期与科学发展的视域下来考察，即以转型期发展的实际需求为研究背景，以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为研究基点，以浙江改革实践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立足点，探讨浙江省在后续发展（近期、较远期）的改变（变革）之道，并形成一种可供参考的以发展思路体系为成果的最终形式。
本研究力图突破当前发展中所存在的普遍的惯性思维与路径依赖，从更广的角度探索这种新型发展思路形成的内在逻辑与科学支撑。本研究所界定的“理念”是一种以“规律”为内核的思想（想法）形态，因此，本研究将这种思想（想法）的改变（创新）置于“普遍规律”的高度来进行系统研究，旨在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借鉴与启示。二、“理念创新”的定位“理念创新”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内涵指向，更确切地说，“理念创新”本身很难形成一种系统化的自足理论，必须将其植于具体的研究情境中，导出对其特定的理解框架。为了更好地把握对“理念创新”的“工作性”界定（working definition），或者说为了更好地指明“理念创新”的理解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本研究从三个层面来定位（focus）“理念创新”，即发展指导层面的定位、发展背景层面的定位、发展要求层面的定位。通过这三个层面的阐释，形成本研究视野中的概念框架，使本研究的“理念创新”的内容指向更为明晰。（一）马克思主义学习观与“理念创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实践的观点是其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的原则是其基本的建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特点，即是从实践观视角去看待现存的世界，将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关系置于实践之中进行考量，实践是连接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桥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身已经蕴含了一种以“认识论”为导向的学习机制。“学习的本质就是人对客观世界所固有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过程就是人的学习活动。”[9]因此，从广义上说，认识世界、掌握规律的学习过程即是一个实践过程，实践过程本身即是一个不断深化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核心是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其目的是在规律指导下更好地改造世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是辩证统一的，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以学习指导实践，以实践验证学习。可以说，改革发展的过程即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创新的学习过程。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将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
贯穿于实践过程的学习机制，有其内在的逻辑层次——“思维革新—行动创新—再学习”，这个学习机制是推进实践不断深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置于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情境中去考察，以“革新思维、梳理思路”为导向的“理念创新”是新一轮发展的前提与起点，要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又好又快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新思维、新思考作为其内在支撑，否则难以实现具体操作层面的行动创新。“理念创新”的真正内涵要在这种实践观主导下的学习机制中才能够得以很好地展现。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剖析马克思主义学习观下的“理念创新”：
第一，“理念创新”是对浙江过往改革实践经验的继承。浙江模式、浙江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域形态与区域成果。浙江的高速增长、改革突破、走在前列，其经验所在，即是始终保持一种科学的实践观以及能够在以这种实践观为导向的开放型学习机制中破解难题，迎难而上。内在的学习机制一直是推动浙江改革发展的强劲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浙江的贯彻与落实。我们将浙江的改革发展上升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区域性实践探索，若要继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内核精神，则必须要站在新的起点，展望未来，继承过往浙江改革发展的经验，适时地推进“理念创新”。
第二，“理念创新”是对具体领域“解放思想”的探索。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进行“理念创新”，即要立足于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立足于当前改革攻坚的现实命题，展望未来时代变化的发展趋势，以“破与立”的胆略、“革与创”的气魄、“闯与干”的勇气和积极稳妥的科学态度，来推动认识升华。可以说，“理念创新”是对“解放思想”的实践机制、实践内容的一种探索。
第三，“理念创新”是对改革发展行动创新的引领。革新思维、创新理念是具体领域创新的必要前提，创新行为的开展必须置于一种系统性理念框架的指导下，才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理念创新”的基调，绝不是凭空构想出一系列的“时髦名词”，或是凭空构思出一套时尚的发展思路。“理念创新”是以改革实践为立足点，以支撑与指导推动改革发展为其价值取向，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其根本目标。因此，“理念创新”是对于新一轮改革实践的先行引导。（二）转型期背景与“理念创新”
转型期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媒体热词。但什么是转型，如何转型，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探讨。“转型”从这一词语本身去解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词隐含了两个“型”：“旧”与“新”，转“型”即是要从“旧”型转向“新”型。先于行为转变的发生，则必须对什么是转型所要扬弃的“旧”型与所要趋入的“新”型有一个较好的理解与把握。转型中的所谓的“型”本身很复杂，目前对转型的“型”的理解，大概有三种指向：①体制。如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伴随这种体制转型的政府管理体制转变。②结构。如城乡结构的转变，以及伴随这种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文化、产业、空间结构的转变。③形态。如传统社会形态转向现代社会形态，以及相应的观念、文化形态的转变。换句话说，这种“型”往往是综合的，既有体制，又有结构，还包括形态。转型的三种指向中，对于“新”形态的把握（即形成对于区别于传统的“现代性”的系统认知）具有全局性与统领性，体制与结构可以被视为这种“新型”形态的具体表征或内容形式。
本研究的“理念创新”侧重于思想（思路、思维）层面的梳理，旨在勾勒转型所要楔入的“新型”形态（即关于未来发展的一种思想构思），旨在宏观层面上形成战略愿景与基本发展架构（思路），区别于落实到具体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与结构调整，旨在对浙江未来的发展作一个系统性的展望，并较为明晰地勾勒出浙江未来发展的“形态”模型，从而统领结构、体制机制的“中观”层面的转型，推进行为层面的改革创新。从转型的视域看，“理念创新”具备三方面的特性：①涵括对转型期所处阶段的判断。“理念创新”是在对当前发展所处阶段的一个科学、全面、系统判断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如此则必须对于“旧型”形态有一个较好的认识与把握，深刻分析“旧型”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剖析造成这种缺陷的深层原因，并且对目前所处阶段的内外部环境有一个客观的评价。②包含已有发展的前沿做法与经验。“新型”的建构，是以国际国内的前沿理论与经验做法作为参照体系，从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出发，树立学习标杆，找准自身定位，确定“新型”形态。③描绘转型导向的战略愿景。从发展战略高度而言，“理念创新”的成果展示了未来发展的整体愿景，即较为直观地谱写未来发展的全息图景，以作为整个战略的核心灵魂，同时，还将形成发展思路方面的指导性架构，以指导操作层面的战略实施。（三）科学发展观与“理念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指明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的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有
[10]学者从国家与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具有深意的诠解：科学发展观，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规则与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的差异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国家战略，必然具有十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哲学内涵。面对实现其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具体条件，去制定实施战略目标的方案和规划，从而组成一个完善的战略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国家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满意解”。
科学发展观具有共性与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涉及具体的发展阶段、发展区域，其表达形式则有所差别，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还要探索适合具体区域发展状况的地区性战略。浙江省域的理念创新，其目的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共性与个性交融之中，研究具有浙江特色的核心发展战略架构，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理念创新”，具有三方面的特征：①以发展规律的共性为指导，探索区域实践的个性。发展的共性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对这种共性的认知是基于历史经验与现实标杆之间的深度考量而获得的，科学发展观即是对这种共性认知的一种科学表达。共性的认知，是一种经验与理性的集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这种认知框架下，来系统考察区域的发展现状，建构区域发展的现实战略，并从中体现区域特色的个性。②以区域实践的特性，完善和丰富对发展共性的认知。共性的认知是基于现实个体经验的理性考察而获得的，即通过对个性的综合而获得对共性的认识。浙江“走在前列”，即是以浙江的个性来完善与丰富对整个国家发展共性认识的一种外在表现。浙江若要继续在改革攻坚上开拓进取、走在前列，则必须具备以浙江经验、浙江做法来引领其他区域发展的能力。因此，“理念创新”不仅要在科学发展观的统筹下来开展研究，还要从区域个性（特性）出发，将完善与丰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作为其研究出发点。③从实践层面看，理念创新要形成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区域发展战略的理念体系。从直观的角度上说，理念创新的成果形式即是一种文字化的科学发展战略理念体系，以备浙江的发展决策部门参考。
总之，就马克思主义学习机制而言，“理念创新”是“思维革新—行动创新—再学习”的内在发展逻辑的本质诉求，是浙江省域深化发展的必然路径。就转型期现实状况而言，“理念创新”是突破传统制约、梳理新发展思路的一种系统性认知，是避免盲目发展的重要保障。从深入贯彻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理念创新”是形成浙江科学发展战略思路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与丰富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体系的一种有益探索。[11]三、“理念创新”的路径
关于“理念创新”的具体路径，首先是要探索思维、思路创新的内在规律机制。这种规律机制即是一种广义的学习机制，以“思维革新—行动创新—再学习”的逻辑脉络为基本架构来探索“理念创新”的具体路径。因此，“理念创新”必须是以过去的成就与经验为基点，以当前发展的瓶颈与制约为切点，以国际国内的发展前沿为标杆，进行系统性、全面性、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思路（架构）研究。（一）“理念创新”必须以发展实践的客观规律为准绳
从马克思主义学习观的视角出发，“思维革新—行动创新—再学习”是一个永续的过程，也是推进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理念创新”，从狭义上看，即指“思维革新”阶段，但从广义上看，则是嵌入于整个实践过程之中。因此，本研究的主要聚焦点在于：突破发展思维的局限性，寻找一种发展战略上符合客观规律的思路体系。
聚焦本身即是从实践观的过程架构中来切入对具体阶段的研究，因此，对于“理念创新”所要把握的内在规律要从三个方面去了解：
从纵向延续性上说，“理念创新”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它必须建立在对于过往成绩与经验基础之上，有所破立，既有扬弃，又有继承，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或肆意进行理念的再造。“理念创新”不仅是以过去为基点，还要对未来有一个较好的判断与把握，对于发展的前沿与趋势有较好的预计，才能跳出“现状”而言“现状”，将当前问题的破解置于过程体系中予以解答，避免问题解答中的“短视”，能从较为长期的绩效预期中进行统筹考虑。“理念创新”的自身也是一个永续的过程，本研究形成的成果也仅是阶段性的，只适用于某个阶段，或者说当外部环境中某些要素变化时，形成的理念框架就会减弱其指导作用，甚至失效，所以“理念创新”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校正、检验。
从横向延展性上说，“理念创新”要兼顾到事物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延续性所考虑的是事物的运动规律，而延展性则是要考虑事物之间的联系。联系是普遍的，如“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是主线，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需要嵌入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大发展体系中去通盘考虑，一套简单的经济理论已经难以维系对于经济转型的具体指导。“理念创新”所要关注的领域也显得日益宽泛，必须深度挖掘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规律性，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什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需要有一个系统全局的把握，这样才能保证这种理念思路系统在指导实践中不失效。
从内部的协调性上说，“理念创新”本身需要一个载体，一套机制，不是闭门造车所能达成的。可以说，“理念创新”所达成的结果是具有时空限制的，但是“理念创新”的行为本身是一个长效机制。因此，在进行“理念创新”研究中，还需兼顾考虑这种理念创新“生发机制”的科学性。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整合各类研究资源，如何进行有益的头脑风暴，如何进行可行性的分析，则能令“理念创新”更接近事实、更接近客观规律本身。（二）“理念创新”必须以省域改革开放的成就与经验作为基点“理念创新”要置于历史的延续过程中去考察，必须以历史的成绩与经验作为基点，这种基点不仅要有物质层面的要素资源支撑，而且也要有精神层面的制度性、文化性的支撑。要在历史基点中发现问题，查找不足。
1.浙江模式（经验）的主要特征[12]
韩芳（2009）整理了浙江模式研究的诸多观点，具体如表1-2所示。
不同省域有不同的省情，其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往往是不一致的。从表层看是省域模式发展路径（方式）的不同，而从深层次看，则是一种发展理念的差异。我们需要从发展模式的研究转向更为深层次的发展逻辑的梳理，进而从一种内在规律（逻辑）的遵循上导出一种新型的“发展理念”，最终指导新浙江模式的形成。
2.浙江发展理念创新的内在逻辑[13]
韩芳（2009）在综合各家的观点之后，将浙江模式的成因概括为：①区域文化；②制度创新；③政府有限干预；④市场机制；⑤工业化；⑥城市化。我们从中可以解读：浙江的发展理念创新一直是引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我们将发展文化视为一种广义上的制度，则浙江发展理念的创新，可以视为是一种制度创新，而这种制度创新必须具备一整套完整的创新体系。我们可以说，区域文化是一个外围的制度；制度创新、政府有效干预是作为一个中间层面的制度；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制度；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命题，同时也是发展的机遇。浙江的发展创新是一个系统性的创新，始终以理念创新为其内在前提，并用发展理念的创新将创新系统内部的各个环节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体。继续推进发展理念创新，同样要重视这种理念体系的层次性：①市场的创新主体是企业；②政府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③外围的文化是有传统依赖的，文化不是外生的，而是行为主体在不断的互动中逐步形成的，需要在制度性的建构中引导一种符合经济发展的文化形态。浙江发展理念的创新，仍然需要以“政府”的创新为重要引擎，积极按照系统创新的要求，有层次地进行引导、规范与支撑。
3.浙江发展理念创新的主要来源
浙江发展的理念创新有三个主要来源：①中央发展战略的短期、长期调整所提出的新理念，浙江省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进行的相应理念创新，如“生态浙江”；②浙江改革发展过程中遭遇阶段性、现实性的重大问题而出现的理念创新，如“信用浙江”；③浙江在改革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发展优势、发展经验，进行提炼升华，形成具有推广意义的发展理念创新，如“两创”战略。当前的发展理念创新也必须立足于此三者，特别要从强化自身的发展优势（经验）角度进行创新，力促形成“新浙江模式”，如表1-3所列。三、“理念创新”必须以突破省域发展制约与瓶颈为切点
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发展中出现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现象，但必须正视问题。只有正视问题，才能够寻求问题的破解机制。“理念创新”的目的就是要破解发展中的制约与瓶颈，因此，要将发展中的制约与瓶颈作为“理念创新”的切入点。[14]（一）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与挑战。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气候变化以及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抬头，我国和平崛起的外部环境趋向复杂。
从国内看，一方面，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在深入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资金供给充裕，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体制活力显著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15]（二）浙江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未来五年，国际国内宏观环境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深度调整，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抢占战略制高点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因素增多，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趋突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国内需求不断扩大，经济结构加快转型，体制活力显著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批准实施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各省（区、市）你追我赶、竞相发展。浙江经济发展进入加速转型期，社会建设进入整体推进期，体制改革进入攻坚突破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全面实施和浙江被列为全国海洋经济试点省等，为浙江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但也要看到，浙江发展中的产业层次低、创新能力不强、要素制约加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问题十分突出，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浙江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风险和挑战。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增强转型升级的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实现富民强省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保持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始终坚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工作要求，努力开创具有浙江特点的科学发展新局面。（三）当前国家及省域发展现状的简要概括
国家与省域对发展问题的罗列，概而言之，即是要解答科学发展所遭遇——不全面、不可持续、不协调的问题。从深层次看，当前的发展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各个发展要素、任务、内容之间互相交叉、互相依存，不可能依靠闭门造车的单一政策安排解决，必须将问题置于发展的大框架中，从其内在的系统性高度去深入分析、破解，找出系统性的解答之策。因此，“理念创新”要从事物内部规律与外部联系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进而形成一种系统化的认知，使其成为具体的体制机制创新、具体的政策安排创新的前导。四、“理念创新”必须以国际国内发展前沿为标杆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指出，经济社会发展是围绕着整个人类发展而展开，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的具体指向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进一步说，发展是一个哲学问题。发展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推进，发展命题的概念与外延必须是在具体的时空框架中才能得以界定，而很难剥离或者抽象出一种堪为定论的发展理念范式。发展理念具有情境性，并没有一个普世意义的发展范式，因此，我们对于其他地区的发展理念的考察，更多的是应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其中，先进的地区对于我们发展理念的创新，更具有导向性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学习与借鉴。（一）国外前沿发展理念[16]
詹宏伟（2008）在综合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和总结了六种“发展观”。①公平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直接针对传统发展观严重忽视社会公平、无力解决贫困问题的缺陷而提出来的。以达德利·西斯尔的《发展的意义》为代表。②增长极限论。其中心论点是，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但人类生活的空间与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增长下去，将使世界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停止增长即零增长。这一观点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为代表。③循环经济发展观。其主要观点是要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这一观点以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K.Boulding）为代表。④综合发展观。综合发展观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他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了综合发展观的观点。他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了“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新发展观。⑤自由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代表人物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他认为“自由”是人们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capabilities）。⑥可持续发展观。其思想包括：肯定发展的必要性；强调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以公平看待发展。（二）国内前沿发展理念[17]
杨多贵等（2002）认为，从发展思想的演进来看，经历了从“注重财富增长”到“注重能力建设”的转变；从发展强调的内容来看，经历了从“一维”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到“二维”发展观（强调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再到“三维”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最后再到“多维”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历程；从评判发展的指标来看，目前或将要经历从“GDP”到“绿色GDP”，再到“扩展的财富”，最后再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演进过程。[18]
李兴江等（2005）认为，发展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问题，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生存、协调、持续发展的永恒的主题。发展理论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指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从不发达阶段过渡到发达阶段的学说。发展观的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全面、片面到完整的过程。发展理念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以下阶段：①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②包含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发展观；③可持续的发展观；④科学发展观。[19]
漆思（2009）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适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发展共识。从发展哲学的视野来反思，中国模式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性自觉、改革的循序性安排、开放的全球性视野、发展的人民性立场、发展的和谐性追求，形成了自主发展、渐进改革、开放兼容、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人本和谐发展观正在成为推动中国模式走向完善的主导性发展理念。[20]
王桂英等（2009）认为，我国“八五”期间的发展理念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九五”期间的发展理念是“可持续发展”；“十五”、“十一五”期间的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十七大进一步阐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她还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观的转变，经历了经济发展观、经济社会发展观，再到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国发展理念的升华。（三）发展理念与创新应注意的问题[21]
丁素（2007）认为，发展理念的核心问题是其自身应有的问题意识、有无创新的能力以及实现的程度和水平。他同时指出，现代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讲是对现代化的发展意义、本质、特点以及先进性作用和价值取向的基本认识和体悟。它至少应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涵：一是要有对传统发展理念的时代性突破；二是要有从相对单一、教条、僵化和模式化理念的盲从或非理性化的认识中脱解出来。[22]
周宏等（2001）认为，理念创新需要处理以下几个关系：①理念创新与观念继承；②个体理念创新与群体理念创新；③中心突破与四周扩散；④理念创新与尊重规律；⑤理念创新与社会实践。（四）其他发达省份的前沿发展理念
1.省域发展理念创新模式比较
发展理念创新在具体省域的形态与形式有所不同，各具特色，可[23]以互相吸收借鉴。程启智等（2009）对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做了以下分类：①从推动省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本性质出发，可以将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公有资本推动型模式、民有资本推动型模式和外来资本推动型模式；②从聚集经济的角度看，有中心外围开发模式、点轴开发模式、网状交织模式、圈层开发模式等；③从对区域内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依赖程度的角度看，有外源主导型发展模式和内源主导型发展模式；④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有珠三角模式、长三角模式等。这一研究成果的分析，使我们更为明确浙江发展观念创新所必须要考虑的省域特色。
2.省域发展理念创新的提法
不同省域发展理念创新的提法，如表1-4所列。
[1]
边界模糊导致了泛滥地使用“理念创新”这一表述，进而又导致了概念边界模糊的加剧。
[2]
英文释义来自于：韦伯思的学习字典（http：//www.learnersdictionary.com/）。
[3]
很多中国学者认为，logos、idea等“理念”意味的西文概念，翻译为“道”，他们认为“道”能很好地诠解这些西文的蕴义。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novation.
[5]
Schumpeter J.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6]
Baregheh A, Rowley J, Sambrook S.Towards a Multidisciplinary Definition of Innovation.Management Decision，2009，47（8）：1323-1339.
[7]“中国知网”题名检索（1994—2010）涉及理念创新累计777条，具体研究内容围绕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各个方面。CNKI概念知识元库“学术定义”检索，得出理念创新的定义有如下几种：①理念创新主要是指指导社团发展的理念创新，它须具有时代意识，把时代的特色融入进去，顺应时代的发展。②所谓理念创新，是指经营理念和管理企业的思想观念不能总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有开拓性、超前性和预见性。③所谓理念创新，是指一种新观念（包括新认识、新思路、新思维、新思想等）应用于企业科研、生产、管理、经营等实践中，并使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动态发展过程。④理念创新是指要形成面向21世纪新的教师教育体制的办学观念，其核心是开放和平衡。⑤所谓理念创新，是指由行政指导协调转向全方位的服务，作为外贸中介组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协调、服务、沟通中，首先必须树立全方位的服务观念。⑥所谓理念创新，是指要形成效益和质量至上、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⑦所谓理念创新，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破除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旧观念，揭示事物的新性质和新规律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可以看出，对于理念创新与理念创新的界定，基本上都是处在一种工作定义的层面，即根据实际工作所需，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工作领域去界定。
[8]
下文中的“理念创新”即是这一简单的内涵指向。
[9]
王伟光，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学习时报，2004-08-30.
[10]
牛文元，创立中国科学发展的新模式.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67/4192155.html.
[11]
基于本研究的聚焦，主要是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战略思路，理念从实际的含义上而言，即是一种发展理念（思路），所以“理念创新”的具体指向即是“发展理念（区域发展观、发展战略）”的创新。因此，为便于读者理解及考虑语境要求，行文中主要使用“发展理念”这一提法。
[12]
韩芳，“浙江模式”研究综述，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9（3），
[13]
韩芳，“浙江模式”研究综述，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9（3），
[14]
摘录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5]
摘录自《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制定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6]
詹宏伟，当代国外发展观的演进述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3），
[17]
杨多贵，周志田，陈劭锋，发展观的演进——从经济增长到能力建设，上海经济研究，2002（4），
[18]
李兴江，孟秋敏，发展理念的演变及启示，生产力研究，2005（12），
[19]
漆思，改革三十年中国模式的发展理念与发展共识，社会科学战线，2009（3），
[20]
王桂英，吴春玲，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理念的转变历程及其意义，商业时代，2009（18），
[21]
丁素，发展理念与意识创新，岭南学刊，2007（2），
[22]
周宏，张成岗，正确认识理念创新中的几个关系，湖北社会科学，2001（1），
[23]
程启智，汪剑平，李华，省域经济发展模式分析：概念与类型，当代经济，2009（12）（上），
分报告二：理念创新与“系列浙江”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指导着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模式和发展的战略，引导和推动着发展的实践朝着科学的方向前进，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广泛共识，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广大干部群众衷心拥护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认真实践科学发展观，形成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浙江，在经历了20世纪后20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逐渐成为了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都先行一步的发达省份，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和新的历史起点上。然而，发展中的不协调，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区域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的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日趋显现，成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的挑战。新世纪以来，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浙江相继作出了创新强省、人文浙江、山上浙江、海上浙江、开放浙江、绿色浙江、法治浙江、平安浙江、信用浙江等“系列浙江”建设的战略部署。“系列浙江”建设，立足省情实际，紧扣发展目标，是不断总结经验、深入破解制约瓶颈的提升发展，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引领。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努力促进民生全面改善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浙江省先后作出“坚持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全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等决策部署。（一）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从浙江小康社会建设进程看，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浙江提前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根据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确定的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等5个方面16项指标的小康标准，到1995年浙江总体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5分以上，全省基本实现总体小康，比全国平均水平提前五年。到1999年，所有指标全部达到或超过总体小康的目标值，总体小康实现程度达到100分。从国家统计局2003年提出的“全国农村全面小康指标体系”评价来看，浙江2003—2005年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连续三年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排名第四，在各省区中排名第一。应该说，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基于这一判断，2007年6月，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主题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会议提出今后五年浙江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浙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也是浙江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在圆满完成“十一五”规划的基础上，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具体来说，就是要实现“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文明、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环境更加优美、生活更加宽裕。在经济更加发展中，报告还提出了人均生产总值超过5万元的量化目标，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现了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要求；在生活更加宽裕中，会议提出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惠及绝大多数老百姓。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围绕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一项一项深入推进，一件一件狠抓落实，切实做到深化细化具体化，工作成效正在逐步显现。（二）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又好又快发展、全面改善民生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这既是浙江继续走在前列的战略思路，也是对“浙江经验”的创新发展和运用。2007年11月，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
从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基本内涵看，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新时期新阶段，全面推进个人、企业和其他各类组织的创业再创业，全面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党建工作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形成全民创业和全面创新的生动局面，使全省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生活品质明显改善，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全省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加快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浙江。
从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体要求看，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培育创业创新主体，积极弘扬创业创新文化，不断健全创业创新机制，加快完善创业创新政策，着力优化创业创新环境，把创业富民、创新强省落实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加快建设全民创业型社会，努力打造全面创新型省份，确保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的奋斗目标。
从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主要任务看，一是要坚持把支持人民群众干事业、干成事业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根本之举，大力推进全民创业和全面创新。二是要坚持把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动力源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三是要坚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主攻方向，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四是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是要坚持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关键环节，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六是要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重要支撑，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七是要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坚强保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的体现，它突出强调了浙江一贯坚持的经济发展以富民为宗旨，指明了浙江继续走在前列的根本保证是创新。（三）全面改善民生，促进共建共享
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就必须以又好又快发展、全面改善民生为主线，以改革开放、自主创新为动力，不断创新发展举措。2008年4月，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全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定》。《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全面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改善民生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突破口，以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为保障，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低收入群众增收”、“公民权益依法保障”等行动计划为主要抓手，确保全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丰富城乡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惠及全省人民。
全面改善民生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重在民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发展、共建共享的原则，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二是积极扩大就业和促进创业，三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四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六是加强公共文化建设，七是优化人居环境，八是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全面改善民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之意。近年来，浙江各级各部门从各自职能出发，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全面改善民生的实施意见，竭尽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更多实惠。二、树立全面均衡发展的理念，积极推进人才强省、科教强省、文化
大省建设，大力打造人文浙江，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全面发展的理念，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浙江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发展，积极推进人才强省、科教强省、文化大省建设，大力打造人文浙江，加快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把加快经济发展与促进社会进步有机结合起来。（一）建设人才强省
人才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知识和人才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新世纪头十年，浙江处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推动新一轮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人才，希望在人才。
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适应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需要，2004年1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定》，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为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推进人才强省战略，采取的主要举措有：一是以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二是立足于用好现有人才，积极吸纳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急需人才；三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四是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发挥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五是加强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六是优化人才环境，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良好条件；七是完善政策，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资源开发；八是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推动欠发达地区人才工作。
这些年来，浙江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面推进人才强省战略，探索走出了一条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有效途径。特别是深入实施省151人才工程，以此为龙头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每五年在国内层次、省内层次、年轻后备层次中各培养100名、500名、1000名人才。到2009年年底，省151人才队伍中已有省特级专家29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87人、长江学者27人、钱江学者20人，他们在促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建设科技强省
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五”以来，浙江深入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和人才强省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发展科技事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与此同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制约和科技、市场等竞争的挑战，要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必须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为此，省委于2006年决定推进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建设，出台了《关于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若干意见》和《浙江省科技强省建设与“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总体思路是：认真贯彻“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深入实施“八八战略”，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作用，集聚创新要素，激活创新资源，转化创新成果，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为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基本原则是：坚持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扶持相结合，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坚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相结合，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
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政策措施有：一是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二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三是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四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五是加快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进步，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六是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化战略，增强全社会创新动力；七是加强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八是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近年来，浙江省以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为目标，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为重中之重，积极实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计划，重大科技专项全面实施，创新平台和载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知识产权、标准化、品牌和人才战略深入实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三）建设文化大省
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文化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1.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浙江人民之所以能创造全国瞩目的“浙江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浙江精神的支撑。世界在变化，时代在进步，形势在发展。浙江面对全球化的新挑战、推进浙江发展的新实践、中央对浙江走在前列的新期待，迫切要求浙江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追求中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社会道德标准。为此，更需要作为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浙江精神的引领和激励，支撑浙江在未来的实践中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与时俱进。
2006年3月，省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培育和弘扬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通知》，指出要坚持和发展“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以此激励全省人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进一步培育和弘扬遵循规律、崇尚科学的“求真”精神。进一步培育和弘扬真抓实干、讲求实效的“务实”精神。进一步培育和弘扬诚实立身、信誉兴业的“诚信”精神。进一步培育和弘扬和美与共、和睦有序的“和谐”精神。进一步培育和弘扬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进一步培育和弘扬励志奋进、奔腾不息的“图强”精神。
2.文化建设“八项工程”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自新世纪初省委制定实施《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有效地推进文化大省建设，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但与此同时，浙江的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也存在不相适应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文化发展还不够协调，文化体制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有待进一步繁荣，文化产业有待进一步壮大，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有待进一步加强。
2005年7月，省委第十一届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要求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整体推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实施“八八战略”、建设“平安浙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实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推进各项社会事业，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在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核心内容是实施“八项工程”，即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和文化人才工程。
3.建设教育强省
教育是文明传承、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切实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是浙江率先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为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制定了《浙江省教育强省建设与“十一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
教育强省建设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科教兴省和人才强省战略，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着眼于提高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创新人才，着眼于提高教育的知识贡献、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着眼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健康发展，争取经过较长时期努力，建成体制富有活力、水平适度超前、结构基本合理、总量相对充足、内涵和谐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现代教育体系。教育强省建设针对不同领域制定了不同的抓手，具体表现为：对基础教育抓均衡，对高等教育抓质量，对职业教育抓结合，对终身教育抓体系，对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抓重点，对教育信息化抓普及。
4.建设卫生强省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是人类活动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没有卫生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促进卫生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省政府制定实施了《浙江省卫生强省建设与“十一五”卫生发展规划纲要》。
建设卫生强省要求坚持卫生事业发展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人民健康水平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以增强卫生公共服务能力为方向，构建现代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以提高城乡居民卫生服务水平为重点，提高卫生服务绩效水平；以增强卫生整体创新能力为先导，全面提升卫生综合实力；以增强卫生文化和谐能力为主题，大力培育卫生人文精神，为浙江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卫生保障。为推进卫生强省建设，浙江重点实施了六大工程，即农民健康工程、公共卫生建设工程、城乡社区健康促进工程、科教兴卫工程、“强院”工程和中医药攀登工程。
5.建设体育强省
体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加快体育发展、建设体育强省，是浙江加快文化大省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第三产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需要。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加快体育强省建设，2006年，省政府出台了《浙江省体育强省建设与“十一五”体育发展规划纲要》。
体育强省建设要求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整体素质为根本目标，紧紧围绕提高体育发展水平和综合竞争力，以实施“小康健身工程”、“奥运争光工程”和“体育产业培育发展工程”为主要载体，以加强政府推动、深化体制改革、强化科教支撑、加快法规完善为重要手段，促进浙江体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些年来，浙江省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后来居上的成就，其根本原因是抓住了“文化大省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教育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建设，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浙江”的背景下，浙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逐步有效地构建起来，公共文化投入和市场经济互动互补、相辅相成。三、树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加快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努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为深入贯彻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要求，近年来浙江更加注重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坚决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一）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城乡集市贸易的开放和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和小城镇，出现大量城镇暂住人口。一大批乡镇企业的崛起又进一步促进了浙江小城镇的发展，成为浙江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1998年，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这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破口。
为积极有序地推进全省城市化进程，1999年12月，省委、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要求城市化发展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遵循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划先行，有序推进，强化杭、甬、温等中心城市功能，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培育中心镇，完善城镇体系，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全面提高城市整体素质，增强城市要素集聚和经济辐射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实施《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中小城市快速发展，城镇体系趋于合理，初步形成了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但与此同时，城市发展中还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城市功能建设相对滞后，农民非农化进程相对缓慢，“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方面。为了推进浙江城市化从注重规模扩张、形态建设向注重功能提升、内涵式发展转变，2006年8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意见》，在全国率先提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部署。
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要求围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优化城镇体系，完善城乡规划，提升城市功能，加强城市管理，创新发展机制，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二）推进城乡一体化
为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在加快城市化发展和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战略提升的间隙，省委、省政府于2004年印发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该纲要要求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完善城乡规划为先导，以深化城乡配套改革为动力，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和人口空间布局，努力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合理流动，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发展新格局，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地区差别。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城乡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统一筹划，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整合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举措，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二是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四是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五是统筹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六是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明确了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规划体系、深化城乡配套改革、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大力推进城市化、加快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快农村新社区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发展的投入等政策措施。（三）发展高效生态农业
自20世纪90年代末农业取得全面丰收后，浙江一些农产品出现局部性和结构性过剩，农产品“卖难”问题日益突出。1998年，省委、省政府果断作出了大力发展效益农业的决策，加快推进农业产业、产品和区域结构的调整，在不放松粮食生产基础上，引导农民“什么来钱种什么”，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旅游观光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努力形成平原、山区、海岛、滩涂和城郊等各具特色的效益农业新格局。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产品大市场大流通格局逐步形成，买方市场开始显现，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城乡居民对农产品消费、农业功能的要求更趋多样。为推进新时期“三农”发展，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定位农业、规划农业。2003年，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大力实施以“高效”、“生态”为目标，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经济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技术密集、凸显人力资源优势的高效生态农业战略，并于2006年印发了《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发展规划》。
为全面深入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各级政府和部门认真分析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和优势劣势，区分战略产业、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分类指导产业发展目标、重点和措施，着力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大力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稳定完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推进农业规模化、合作化、产业化经营发展。2008年12月，浙江省委出台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速了城乡统筹发展进程，农业领域的改革创新迈出了新的步伐，农业创业创新呈现了新的起色。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出台一系列包括扶持粮食、主导产业、农机化等发展的改革措施，强化农业投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和畜牧兽医体系，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解决农业生产实际困难。严格保护基本农田，加强标准农田建设，广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树立区域统筹发展的理念，充分发挥区位与资源优势，积极构筑山上浙江、海上浙江、开放浙江，努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坚持统筹区域的发展理念，就要充分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逐步扭转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形成各个地区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一）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山海协作工程”启动于2002年，旨在帮助省内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2003年8月，省政府出台《关于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山海协作工程”的总体思路是，围绕2020年全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按照省委、省政府扶贫攻坚的要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坚持政府推动、部门协调，企业为主、市场运作，逐步形成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促进沿海发达地区与浙西南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自2002年全面实施山海协作工程以来，各地坚持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深入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合作，有力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为全省产业布局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发挥山海协作工程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提高浙江区域协调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省政府于2009年决定实施新一轮山海协作工程，出台了《关于实施新一轮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新一轮山海协作工程，拓展了山海协作工程的领域和内涵，创新了山海协作工程的推进机制，进一步加大了政策扶持力度，提高了浙江区域统筹发展水平。（二）建设山上浙江和海上浙江
浙江的基本省情是“陆小海大”、“山多地少”，有海域面积26万平方千米，大陆海岸线和海岛线居全国首位，陆域七山一水二分田。为充分挖掘山上资源和海上资源，促进全域发展，省委、省政府于“十一五”期间作出了建设“山上浙江”和“海上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
建设“山上浙江”，就是要着眼于浙江推进科学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发挥山区的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强化集聚发展、差别发展、开放发展、循环发展、协调发展和全民创业的理念，建立健全政府主导下的区域统筹发展机制、山区内部生产力与人口优化布局机制和公共资源倾斜配置机制，促进区域间的产业流动和资本重组，把山区建设成为空间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经济特色鲜明、社会文明进步、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越、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现代化区域。
建设“海上浙江”，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野、更新的思路、更高的标准，进一步创新海洋开发理念，完善海洋开发规划和措施，以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为动力，以港口航运和临港产业为突破口，以沿海产业带建设为主战场，坚持以陆引海、以海促陆、陆海联动，坚持集约用海、科学用海、合理用海，不断增强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提高海洋经济对浙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使浙江沿海地区成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重要一环。
从今后浙江发展的战略布局看，发展的战略重点要转到建设“山上浙江”和“海上浙江”上来，大力发展山区“绿色产业”和海洋“蓝色产业”，把建设“山上浙江”和“海上浙江”作为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重要内容，列入“十二五”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创新发展体制机制，重点加以推进。这是推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和希望所在。（三）构筑开放浙江
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只有充分利用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只有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进出口贸易，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广泛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引进和认真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的管理经验，才能形成浙江经济发展新的比较优势。为此，2000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决定》，提出要实现外经贸的经营主体多元化、贸易方式多样化、经营发展集约化和管理方式市场化，促进外贸、外资、外经“三外”结合，协同发展。
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省政府于2001年于9月出台《关于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意见》，大步实施“走出去”战略。浙江实施“走出去”战略，按照国家和浙江“十五”计划纲要的要求，以体制创新、结构优化和提高效益为重点，充分发挥浙江比较优势，鼓励多种所有制主体采取多种方式，更好地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增强国际竞争力，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经济运行机制，再创经济发展新优势，为全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2003年，省政府又明确提出了“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并于同年5月印发了《关于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若干意见》，对接轨与合作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工作，以提高区域经济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着力点，按照“虚心学习、主动接轨、真诚合作、实现共赢”的总体要求，根据“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整体规划，有序推进”的基本原则，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五、树立绿色生态发展的理念，大力创建生态省，积极打造绿色浙江，努力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迈入新世纪后，浙江进入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阶段。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2002年，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建设生态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是立足省情，把握规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2003年8月，省政府颁发《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该纲要指出，浙江创建生态省，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全面推进“绿色浙江”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全力打造“绿色浙江”，2004年10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环境污染整治工作会议，部署全面开展“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811”中的“8”，是指浙江八大水系及运河、平原河网，“11”则既指11个设区市，也指11个省级环境保护重点监管区，它包括椒江外沙、岩头化工医药基地，黄岩化工医药基地，临海水洋化工医药基地，上虞精细化工园区，东阳南江流域化工企业，新昌江流域新昌嵊州段，衢州沈家工业园区化工企业，萧山东片印染、染化工业，平阳水头制革基地，温州电镀工业，长兴蓄电池工业。
为更好地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5年6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循环经济工作会议，省政府于同年8月印发《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纲要》。该纲要指出，要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节约型社会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政策措施，通过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共同努力，走出浙江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近年来，浙江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生态省建设，狠抓节能减排，加强污染防治，发展循环经济，培育生态文化，生态环保各项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可以说，这些年是浙江生态环保投入最大、组织动员面最广、政策措施最有力、成效最明显的时期，突出表现在：一是深入实施“811”环境污染整治行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二是把节能减排作为倒逼机制，加快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治理能力明显增强。
2010年6月，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作出《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对发展生态经济、优化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化作出了新的全面部署，努力向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目标迈进。六、树立平安和谐发展的理念，有序推进信用浙江、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崇尚和谐，企盼稳定，追求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浙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利用好、维护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浙江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一）建设信用浙江
信用是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企业的兴旺发展之道，是政府的公正公信之源。进入21世纪后，信用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和精神财富。2002年，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作出了建设“信用浙江”的重大战略决策。2002年6月，省政府下发《关于建设“信用浙江”的决定》，要求各地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信用浙江”，是关系浙江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件大事，是事关浙江发展全局和长远的一项战略任务。建设“信用浙江”，从主体角度看，主要有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其中政府信用是关键，企业信用是重点，个人信用是基础，三大主体相互作用和影响；从工作角度看，主要是规章制度、道德文化和监督管理三大建设，其中法制是外在约束，道德是内在要求，监管是执行保障，三大建设缺一不可。三大主体和三大建设，构成“信用浙江”的基本内涵。建设“信用浙江”，就是要通过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的互促共进，法规、道德、监管三大体系建设的相辅相成，使“诚实、守信”成为浙江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使浙江省成为诚信社会的典范。
三大主体和三大建设的提出和定位，明确了“信用浙江”的科学内涵，构成打造“信用浙江”的基本框架。自作出“信用浙江”决定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浙江在尊重国际惯例、符合市场规律、兼顾地区实际的前提下，围绕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和法规、道德、监管三大体系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总体进展比较顺利，取得了较好成效。（二）建设平安浙江
安全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安居乐业是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的普遍愿望。党的十六大把“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作为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告诫全党要“倍加维护稳定”。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浙江省委始终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稳定是硬任务，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富裕与安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致富与治安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2004年5月，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要求各地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深入实施“八八战略”这条主线，扎实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有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切实推动浙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安康的总体目标。“平安浙江”中的“平安”，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建设“平安浙江”，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是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平安浙江”建设通过近几年的努力，“平安省会”、“平安市县”、“平安海岛”、“平安单位”、“平安乡镇”、“平安村社”、“平安社区”、“平安开发区”、“平安海防线”、“平安旅游风景区”建设热潮澎湃、成效斐然。（三）建设法治浙江
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发展的不懈追求。依法治国在地方行政区域的具体体现是依法治省、依法治市等。2006年4月，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总结近年来依法治省的实践经验，全面分析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建设“法治浙江”的若干重大问题，并作出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
建设“法治浙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是依法治省的深化和发展。建设“法治浙江”，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正确方向，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不断提高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法治社会，使浙江法治建设工作整体上走在全国前列。
建设“法治浙江”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渐进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法治浙江”，要求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建设，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加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它要求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系列浙江”建设充分体现了这些理念和要求，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创造性的贯彻落实。“系列浙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使全体人民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系列浙江”突出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通过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充分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推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系列浙江”突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通过制度创新，撤除城乡分割的体制性壁垒，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城乡互动、工农联动，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系列浙江”突出了统筹区域发展的理念，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山海资源优势，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浙江经济新的增长点；“系列浙江”突出了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的理念，积极推动境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推动国有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推动个私经济不断上规模、上水平；“系列浙江”突出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围绕生态省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和建设目标，加快构建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努力把浙江建设成具有比较发达的生态经济、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谐的生态家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省份；“系列浙江”还突出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软硬环境建设，不断增强环境吸引力，提高要素集聚能力，着力构建全国一流的投资环境、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
分报告三：理念创新与人文社会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集体理性和智慧的历史结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文化无处不在，渗透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是规制和导引人们行为的深层因素，因而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理念创新不仅受既有文化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其本身也属文化创新的范畴，深入分析浙江理念创新实践的人文背景、文化动因与制约因素，是持续推进浙江理念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关键环节。
文化创新主要包括文化观念的创新和文化软实力创新这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观念的创新，它包含了对文化本体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文化本身包含的精神层面的内容，如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等。创新对文化的认识，就是充分认识和发现文化在物质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产生的能动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对民族精神的培育与弘扬，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确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对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对生产力的推动，文化自身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和发挥的意识形态作用，等等。二是文化软实力的创新，它包括了文化产业培育、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等多方面。创新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演化，其本质就是回应历史挑战的过程。凡是对新挑战作出创新性回答的文化，就能兴旺发达、后来居上；反之，文化就要走向衰落。
浙江文化内部蕴藏着强烈的创新冲动，这种冲动是对匮乏的资源条件的不气馁，是对历史成就的不满足，是对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不屈服。这种创新的冲动如涌动的活水，跳跃、翻腾在整个浙江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构成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的基本内涵。进入21世纪，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浙江精神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引导浙江创新发展理念、引领增强发展劲力。一、浙江历史文化与推进理念创新
任何形式的创新，都基于一种既有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资源。在历史长河中，浙江文化经历了成长、变迁和飞跃，在各个历史阶段，不断适应新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嬗变，实现了多向度的展开，从而写就了一部气象万千、流光溢彩的浙江文化史。在历时态的自我演进与共时态的结构展开中，浙江文化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哲学思维、价值关怀、自我实现、精神气质，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内涵。对浙江文化进行历史总结，科学地总结成功经验，理性地反思不利因素，无疑对探索推进当代浙江理念创新的内在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浙江文化具有理念创新的悠久传统
文化是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生机所系。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种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不可能保持其先进品格。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先进文[1]化总是同落后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浙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爱国主义是贯穿浙江文化始终的生命线
爱国主义是对自己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感情集中地表现为人们为争取自己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爱国主义精神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所。”在浙江文化的哺育下，爱国英雄层出不穷。他们有的在民族危难、大厦将倾之时，挺身而出，最终以身殉国；有的在重重困难之中，不放弃信念和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于谦为了力挽狂澜于既倒，不惜葬送一己的仕途乃至性命。抗倭名将戚继光在浙江招募和训练“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倭患。近代浙江在反封建反侵略斗争中前赴后继，可歌可泣，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的“定海三总兵”彪炳千秋。“鉴湖女侠”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的诗句，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这些浙江先贤刚健有为、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谱写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正气歌中的华彩乐章。
2.浙江文化曾经代表了中国自然科技发展的先进方向
自然科学技术是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浙江人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宋代，浙江出现了中国传统科技巨匠沈括，他的《梦溪笔谈》内容博大精深，包括了故事、辨证、乐律、神奇等17门之多，许多内容皆能发前人所未发。他首创隙积木和会圆术，取得了等差级数求和与球面三角学的突破性进展，发现了地磁偏角的存在，用实验揭示了共振原理，为石油命名，正确分析日月食的成因，甚至在地学、医药、工程技术方面都有独到创见。明末清初，浙江学者对西方的科学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李之藻、杨庭筠、黄宗羲、李善兰等都是当时积极介绍、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引领者。他们的视野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播下的近代文明的种子有的要在两百多年后才能发芽。近代以来，浙江率先开始建立本省近代教育体系，重点发展了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浙江近代新式学校教育成为浙江近代化的重要途径，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维行为方式，对于更新民族心理素质，改良文化土壤结构产生了深[2]远的影响，同时，也为近代中国输送了大量科技专才。
3.浙江文化代表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先锋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两大主题是科学与民主。早在东汉，王充针对当时散布虚妄迷信的谶纬之学、虚论惑众的经学之风给予了严厉批判和抨击，“疾虚妄”、“重效验”，主张认识必须以事实为对象，同时以效验来证明，要能够“订其真伪，辨其虚实”，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符合。当程朱理学在明代越来越失去活力，成为人们思想与实践的束缚时，王阳明创立心学，鼓励人们摆脱理念的束缚，对主体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识大加肯定和崇仰，主张知行合一、反对“冥行妄作、悬空思索”，表达了对理性自由和人性解放的要求，彰显了浙江精神中蕴含着的务实自觉的理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主体制的批判，龚自珍对君主专制体制摧残人的本性、压抑人的创造力的深入揭露，章太炎对袁世凯称帝丑剧的无情批评，无不显示了浙江文化在近代启蒙运动中的先锋地位。（二）理念创新的文化动因
1.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是推进理念创新的动力
在浙江文化的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不足是浙江发展的主要障碍；而到了后期，人口稠密与生产资料稀缺成了主要矛盾。可以说，浙江文化始终处于环境的“铁砧”与人口的“铁锤”的夹击之中，从而锻炼出了强大的竞争力。
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也考验着区域文化的竞争力。浙江长期以来不处于政治中心，因此只能被动地适应全国宏观的政治变动，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期对江浙文人采取的高压式的文字狱文化政策，曾给浙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浙江知识分子选择了其他路径开展文化生产、再生产活动，创造性地将政治风险较小的经史考据之学融于经世致用之学之中，因此在嘉庆、道光年间贡献了龚自珍这样的思想先驱。他通过边疆史地之学，提出了巩固边防、新疆建行省的远见卓识，显示了经过文字狱摧残后的浙江文化仍然具有不落伍于时代的竞争力。
可以看出，浙江文化竞争力的精髓在于——与天争、与地争、与宏观政局争，走出了一条有浙江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
2.浙江文化的内部多样性为理念创新提供了条件
浙江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与浙江地理环境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地利之便，浙江文化天然具有开放的海洋性格，同时又是以大陆型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子集，在幼年期受到中华文明主流文化的哺育，在成熟起来以后反哺主流文化，从而丰富了中华文明。这两种特质在浙江文化的碰撞、融合，才形成了今天浙江文化的格局。
浙江文化还是一个有机整体，从不同角度观察，浙江文化有以下几对关系：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传统文化/当代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四对关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表面上看，每一对关系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不能共存，但深入研讨历史，可以发现浙江文化内部的异质性和多元性。
浙江文化内涵在历史上的作用，赋予了浙江文化以相对于主流文化的自主性。文化内涵使得浙江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种“同中有异”的距离，对于中央集权“大一统”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区域文化的内涵避免中国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高度同质化，从而起到了保持多元化的作用，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多样性。
由异质性和多元性产生的浙江文化内部的张力，是推进理念创新的动力所在。（三）浙江文化中几个重要的基本特征与理念创新的关系
1.求真务实是理念创新价值关怀
求真务实是浙江文化的重要价值关怀，蕴涵着“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两层内涵。“追求真理”是目的，“实事求是”是手段，用“实事求是”破除一切教条迷信、经验迷信、先验论，以实践检验理论学说。
浙江历史的客观条件，培养了浙江文化反对空言说教、注重社会实际、尊重规律、追求真理、重实践、讲实效的理性思维。汉代王充批判天人感应的神秘空洞说教，主张凡事应讲“证验”和“实效”；宋代陈亮、叶适的事功学主张“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讲求实事、事功，主张关心百姓日用和国家社稷，并对朱熹理学忽视功利、专尚义理，只教学者空谈性命、“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作了批判；舒璘、沈焕等四明心学“所论常平、茶盐、保长、义仓、荒政，皆凿凿可见之行事，而言学者寡”，注重学术的社会功用和目的；章学诚则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等主张，都无不充分体现了浙江文化深富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理性精神。
求真务实是浙江文化的灵魂，贯穿于浙江文化的自我实现、精神气质、哲学思维之中。历史证明，不以求真务实为价值关怀的创新，是虚假的创新，不以求真务实为方法的创新，必然走向离经叛道、标新立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求真务实不但是理念创新的起点，也是理念创新的终点，从而贯穿了理念创新的始终。
2.审时度势、达观通变是理念创新的自我实现
浙江文化求真务实的价值关怀，决定了浙江文化能够根据客观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积极给予回应，从而保持生机勃勃的活力，这也是浙江文化自我实现的方法论特点。中国文化有着十分发达的重视“变易”的思想。早在《周易》（包括经、传）中，对“变易”、“通变”的探讨就已经十分深刻，老子则从辩证法的角度阐述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变易”；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则提出了“时中”、“经、权”理论，阐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浙江文化秉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在实践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审时度势、达观通变”的方法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积极回应自然环境的变迁。浙江有漫长的海岸线，在潮汐侵蚀之下，海岸线处在变化之中。今日的西湖就是海侵之后形成的。海岸线的变化、台风的侵袭就是大自然向浙江人民发出的一次次挑战。浙江文化就是在这种变动的自然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为了降伏不羁的大自然，浙江人民修建了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浙江文化也孕育了发达的水利文化。
以杭州为例，宋以前的杭州居钱塘江北岸，是可以通航的海口，但岁月变迁，由于钱塘江江口的泥沙壅塞，到了南宋，杭州已经失去通航价值，而与此同时，明州（今宁波）却迅速上升为浙江对外海上贸易的主要窗口。从唐代后期开始直到宋代，浙江人民就不断修建、完善连接钱塘江与姚江两条潮汐河流的浙东运河，把杭州与宁波联系起来。因此，杭州虽然不再是港口，其对外交流的纽带依赖浙东运河延伸到了明州，成为内河转运的重要节点，其枢纽地位并未有下降，且在整体上提升了交通水平。浙东运河的修建，是浙江文化善于回应自然变迁的绝好例子。（2）积极利用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浙江在历史上善于应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面对无法左右的全国宏观政治格局变化时，都能够以“以民为本、富民兴邦”、“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价值关怀，理性地主动适应之。
在历史上，由于中央政权的分崩离析，黄河流域多次处于战乱之中，浙江因地处东南，没有卷入，因此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迎头赶上的良机。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藩镇格局、农民起义造成了频繁的战乱，原来经济社会水平在两浙之上的江淮各州郡，处在风暴的中心而惨遭毁灭。著名都会如扬州、苏州多次焚毁，户口锐减，市井萧条。而杭州的区域经济继续保持着蓬勃向上的势头。在江淮地区被彻底摧毁后，杭州作为一块环境相对安定的经济高地成为江南地区人流、物流的中
[3]心。五代的钱氏吴越政权，审时度势，根据自身力量强弱，没有无原则地参与军阀混战，也没有与当时强大的中原政权直接对抗，而是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战略，因此社会经济文化实力在数十年内迅速缩小了与北方的差距。到了北宋灭亡、宋室南迁之际，杭州又承担起了作为南宋首都的使命，两浙地区抓住这一机遇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3）“达观通变”的核心是创新。如果说，回应自然变迁与宏观政局变化还只是被动的“挑战—回应”模式的话，浙江文化中的创新则是质变，是飞跃，是打破旧的范式跃进到新的范式的划时代的变化。
首先是生产关系的创新。宋元以后，长途贩运在浙江兴盛起来，浙江作为粮食、纺织品的主要原产地，成为全国客商趋之若鹜的货物集散地，促进了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扩大了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人货币资本的大规模积累。明代中叶以后，雇佣大量工人的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厂开始普遍，每坊雇工多达四十多人，这些雇工不同于被土地束缚的传统农民，具有一定的自由流动性，同时，在某些市镇还出现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这些现象，虽不足以定论说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毫无疑问，相对于封闭的自然经济，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其次是思想的创新。浙江在历史上盛产具有创新思想的思想大师，如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王阳明的心学，黄宗羲的政治学说，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等等，都是浙江文化富于创新性的表现。以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为例，他在《明夷待访录》中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破天荒喊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他指出，封建君主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民贼，是使天下不得安宁的罪恶之源，人民是不应该为君主一人一姓之私利奔走效劳的。他还提出了用“天下之法”（公法）代替君主“一家之法”（私法）的法律平等原则（《原法》），提出了“人各得自私自利”（《原君》）、“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原法》）的人权平等等原则，还提出了由宰相和“政事堂”掌管行政权（《原相》）、又“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的近似近代议会民主的政治理想，[4]这都反映了黄宗羲政治思想的民主主义倾向。这些思想在明清之际的中国，真可谓空谷足音，成为清末维新志士的思想武器，而且也是现代革命者用以反对、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每一次发生突破性进展的前夜，浙江文化的思想创新都起到了“导夫先路”的先锋作用。
3.自强自立的文化品格是理念创新的冲动
众所周知，自强自立、坚忍不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如《周易·乾·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浙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子系统也秉承了这一品格。但应该看到，由于所产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浙江文化中自强自立的精神气质也有自己的特点。浙江所处的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塑造这一精神气质的关键作用，这可以概括为资源匮乏的先天劣势和资源分配的人为劣势。
从中国政治地理版图看，浙江在历史上就远离中央政权的首都，除了杭州曾经是南宋都城外，只有少数偏安朝廷短期定都浙江。因为这个原因，当中央政权在分配资源（财政资源、行政资源、文化资源、军事力量）的时候，浙江的优先排序是相当靠后的。南宋以后，由于经济迅速成长，浙江日益成为中央政权的重要财源，浙江在各个行省中的地位也有所上升。即使如此，浙江的繁荣是内源性的，主要依靠浙江自身生产力的积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有别于依赖王朝政治中心而产生的奢侈型、消费型的繁荣。从江南区域内各城市地位的比较看，杭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能与南京（江宁）相比。
从自然条件看，浙江主要为丘陵地形，在史前时代沼泽纵横，只有少量互相割裂的小块平原，这意味着浙江的先民在耕地开垦时面临更加恶劣的自然条件，需要付出更加艰苦的努力，这成了浙江地区在南北朝以前发展不快的客观因素。明清以后人口与耕地的压力日益突出，成为制约浙江发展的一个瓶颈。同时因为濒临大海，沿海地区又常年受到风灾、潮害、盐碱侵蚀的威胁。可以说，浙江这块土地并不受大自然的青睐。
在资源分配的人为劣势和资源匮乏的自然劣势两个劣势的制约下，浙江人逐渐形成了不等不靠、立足自身、自强自立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1）由于资源匮乏的先天劣势和资源分配上的人为劣势，浙江文化的自强自立精神气质具有突出的竞争冲动和强烈的危机意识。竞争由稀缺性导致，在资源稀缺的压力下，浙江人相信竞争是自我完善的最优化途径，因而渴望竞争，主动参与竞争、主动引发竞争，由此获得一线生机，险中求胜。这种精神气质反映在行为模式上，往往表现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拼劲”、一往无前的“冲劲”、无孔不入的“钻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很大的老庄学派“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思想有着不小的区别。（2）浙江文化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自强自立的精神气质，必然导致对个人奋斗的崇拜和信仰，高度肯定个体的独立性，肯定个体的欲望与利益，进而在衡量个体与社群的关系上，把个体的努力放在第一位。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各自利也。”他承认利己是人的天性，人的一切行为方针与价值取向，应以利己为前提，私利的实现就是个人欲望的满足。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则强调个体的“义务”本位，强调个体承担着对家庭、社群、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在家庭、社群、国家内部的个体的等级结构，并以这种等级结构来定义个体，因此相对淡化了个体本身的权利以及个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浙江文化这种自强自立的精神气质，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好的补充与丰富。
4.知行合一的哲学思维是理念创新的抽象原则
浙江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维。一般来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知行合一”作为浙江文化的哲学思维，也试图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进行探索。“知行合一”是明代伟大的思想家王阳明（1472—1529）的基本哲学观点，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分析。
第一个层次，思维与行动是合一的。用王阳明的原话说是：“知[5]者心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句话可以解释为，思维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思维的实现，这并无新奇之处。但王阳明进一步说，知与行是一体的，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便具有突破性意义了。为此，王阳明的弟子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以吃饭为例，必须先懂得饭可充饥，然后才有吃饭果腹的“行”，若“知即是行”，则懂得“饭可充饥之理”即可果腹，无须吃饭，然而，想吃饭和吃到饭是不能互相代替的；同理，以出门旅行为例，知道路线和道路状况是“知”，出门上路则是“行”，然而不能因为对道路状况和路线十分了解而等同于旅行，这说明知与行仍然是两事。对此，王阳明的回答是，从想吃饭那一刻起，“行”就已经开始了（“行之始”），因此说行即是知；人关于食物的是否可吃的知识，必须是亲口尝一下才能验证确实，因此说知即是行。关于行路的例子也是如此，人们对路线的认识必须亲自旅行过才能证实，而整个旅行的过程从人萌发要旅行的念头之时就已经开始。因此，“知行合一”强调人不仅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而且要为自己的思维（甚至是一闪念）负责，“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所谓极小之恶，就是心中一闪念，只有建立了“知行合一”的信念，才不会因为一闪念的邪恶没有付诸行动而忽视之，如此不断反省自己的恶念，才能达到“致良知”的效果。显然“知行合一”是儒家修身工夫论的一个推进。
第二个层次，“行者知之成”。这是说正确认知的最终确立，是以付诸实践检验为终点的，只有认知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认知的过程才算完成了。
第三个层次，“事上磨练”。在“知是行之始”的指导下，捕捉、反省自己的一闪念的行为，仍然是在一种个体状态下进行的，怎样才能确认自己的反省行为是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呢？这就必须把这些自我反省的成果放在生活世界中加以检验，就是所谓的“事上磨练”。个体状态下的“致良知”是“知”，个体的“知”在生活世界中与事事物物发生关系，是“行”，通过与事物的复杂的关系展开，体验情绪的冲击、思维的跳跃，在一种跃动不安的状态下检验“致良知”的进展与效果，只有经得起这种检验的“知”，才是真“良知”。
由此可见，尽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主要是在道德修养的范畴内展开的，其本体论也是儒家所追求的形而上的道德本体，却可以从中引申出认识论的原则来。“知行合一”是浙江文化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因此也是最高、最抽象、最具有概括力的思考，它对于理念创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这是因为，实践是理念创新的源泉，只有在科学真理的指导下的实践才不是盲目的实践；实践中总结、摸索出的真理，就是一种生机勃勃、与时俱进的理念创新。只有牢牢把握实践这一认知的源头活水，才能有效地应对客观环境的变化，通过实践不断修正对客观环境认识，避免经验主义、独断论、教条主义的干扰，从而保障理念创新的科学性。二、浙江历史文化中制约理念创新的因素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浙江文化走出了一条光辉灿烂的理念创新之路，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世情、国情、省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浙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很多新的进展，实践的内容大大拓展，认识也有新的提高。因此，在自豪之余，当代浙江人应该正视浙江文化内部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用更宽广的眼界，大力弘扬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浙江文化中有助于推进理念创新的元素，克服那些不利于理念创新的元素，在推进文化创新中同步推进理念创新。（一）相对淡薄的规则意识不利于为理念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规则意识是成熟、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只有参与者普遍地遵守游戏规则，游戏才能展开、进行。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的束缚，浙江文化中的市场规则意识相对淡薄，突出表现在法治观念不强，诚信程度不高。法治观念不强的主要表现是，相信“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相信任何规则可“变通”、“网开一面”，相信“火到猪头烂，钱到事情办”。由于我国法制不完备、市场发育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等客观原因，加之自身规则意识的淡薄，浙江经济、尤其是浙江民营经济在飞跃过程中，滋生出了一种对“租”的超常敏感性，在行为模式上倾向自觉寻租、主动寻租，乃至主动制造“租”。而“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规则没有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执行，规则的严肃性受到普遍的怀疑。因此有了相应的被扭曲的“潜规则”，在经济活动中规则与“潜规则”提供的价格是有落差的，因此寻租成了获取利润的重要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寻租曾经是浙江经济的“原罪”。在WTO规则日益深入人心，我国统一市场体系发育日益成熟、全民法制观念规则意识日益增强，政策法规日益完善健全的情况下，浙江文化也要急起直追，虚心学习市场规则、法律法规，真正树立规则至上、遵守规则、运用规则的意识，消除逃避规则的侥幸心理。
长期以来，规则意识淡薄被很多人看做是浙江敢想敢干的奥秘，无视清规戒律才能大胆创新，因此规则意识反而是创新的绊脚石。事实上，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规则意识淡薄的恶劣后果没有显露，而造成的一种假象。随着宏观的市场经济体系日益健全，规则意识的淡漠不但不是创新的助推器，相反，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将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使得创新由于轻易遭到剽窃而被抑制，而低水平的重复模仿则成为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规则意识淡薄所导致的不健全的制度环境，已经严重抑制了创新动力的充分迸发。（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理念创新意味着对权威的否定，意味着旧有图腾的倒掉，因此创新需要一个公平的体制环境、开放的社会环境，而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差别、职业歧视、城乡差异，都会对理念创新造成间接的损害。而官本位思想是其中特别显著的一种差别意识。
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一大特色，并非浙江文化的特产。中国的官场文化本质是不鼓励创新，而以一种权威崇拜和等级秩序为主导，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的官场习气在今天仍然有相当的市场。创新要求资源按照公开的市场规律分配，而官本位则将资源按照官位高低、官位有无来分配。浙江的特殊之处在于，与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达并没有减弱浙江文化中官本位思想的负面因素。其表现就是当第一代浙江人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后，普遍地不希望下一代经商，而是谋求其进入政府机关、成为公务员，若不能考取公务员，退而求其次，争取进入事业单位、垄断行业等，由此取得“体制内”的身份。反之，对自己从事的工商业缺乏自豪感，自我评价低下，认为其只是谋生的手段，不能称为“事业”。这种思想的根源十分复杂，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说。
第一，浙江文化内部的构成具有复杂性，毗邻富饶的长三角、苏、锡、常的杭嘉湖地区，自古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安土重迁，较多地具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因此“体制内”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十分吸引人。在其他地区，亦或多或少有此思想。
第二，从社会思潮和价值体系来看，全社会对商人的评价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普遍地承认商人、企业家对社会的正面贡献，传统的商人为“四民之末”的思想已经很少有市场了，但破除传统思维定势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商人、企业家对于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始终存有疑虑，担心政策会“变”，而进入体制内，成为“官家人”后，捧上铁饭碗，才能确保自己这一代所获得的货币资本得到保障，由下一代合法地继承下来。
第四，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升官发财的思想仍然深入人心，商人、企业家普遍相信，通过权力能够获得从市场中无法获得的超级利润，因此千方百计进入官僚体系，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第五，官本位思想发达，是与市民社会的不发达息息相关的。由于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社会中间组织不发达，主体面临的是家庭和国家两个极端，因此国家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本来应该成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市场体系也很不成熟、健全，因此企业的经济活动也受到家庭和国家两极的“磁化”。这突出表现在，当前我国的私营经济中家族制企业占了很大部分，而国有企业中效益最好的企业又是垄断行业（能源、石化、通信等），因为垄断行业实际上获得了国家权力的授权。
总之，官本位思想事实上已经在削弱理念创新的动能。把社会精英从官本位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入更加广阔的社会领域创新活动之中，尤其是打造一支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家队伍，才有可能支撑理念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官本位意识是推进理念创新的重要保障。（三）社会化意识、现代化意识水平低
浙江经济在启动过程中，经济活动的发起点往往是小城镇、行政村、自然村，浙江文化中开放图强的精神赋予了浙江人从农村直接走到城市里大展拳脚的勇气和魄力。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的进程并未相应加快，社会化程度低、现代公民意识缺失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
何谓“社会化”程度低？众所周知，浙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可贵的自主性和自组织性，即不等不靠，主动出击，不借外力，自己组织起来，浙江人的地缘关系十分紧密，十分团结，这是浙江人成功的一大法宝。但是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具有浓厚的血缘性质和地缘性质，而且地缘性质往往依附于血缘性质。弗朗西斯·福山曾指出：“高信任度及以此为基础的自发性社会交往，往往造就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以及其他自愿团体——无力营造一般意义的社会中[6]间组织的社会，自然也不善于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当代浙江“社会中间组织”发育不良，就是社会化水平低下的表现。反之，浙江民营经济始终十分依赖家族企业这一体制。家族企业就是以血缘关系取代了对市场规则、法律法规、经理人职业道德等现代市场经济要素的信任，因此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信任度高低往往[7]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成长性，进而影响其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
城市化水平低与社会化水平低是直接相关的，城市化是社会化的组织基础，不同于大多数省份是以比较不富裕的农村人口为主的情况，当代浙江是以比较富裕的农村人口为主体的。由于城市化进度缓慢，城市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城市文化对浙江人的浸润还比较肤浅，缺乏培育健全的现代公民观念的合适的气候与土壤。具体表现在，缺乏公民的身份意识，公民道德素养不足，公众科学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对文化财富的认知度比较低，社会公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弱，追求“光宗耀祖”、“给活人建房，给死人造坟”奢侈浪费，产业价值观和财富价值观扭曲。比较现代化的物质生活水准，与比较不现代化的价值观念、科学文化水平、道德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社会化意识、现代化意识水平低，对理念创新造成了制约。这是因为，理念创新本身就是属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理念，不可想象，小农经济意识以及这种意识为主导的社会共同体内部，创新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能够产生强烈的创新意愿。（四）短视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在浙江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积极意识上说，功利主义是求真务实的一种表现。多年来，浙江人理解的“实”就是“利”，就是谋一己、一家、一村、一厂之利，就是解决一己、一家、一村、一厂的生存发展问题，这种成千上万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逐利行为，形成合力，就造就了今天浙江骄人的发展成就。浙江现象的产生，是在无数这样的个人意愿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但与此同时，浙江人逐渐习惯了把谋求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共同利益的任务交给政府，又要求政府对谋一己、一家、一村、一厂之利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而由于第一代浙江企业植根于农村，小农意识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浙江人，朴素的功利主义在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和私人小厂的经营中可以大行其道，但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光靠朴素的功利主义已经显得急功近利。这种态度和朴素的功利主义对理念创新的抑制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不利于理论思维的发达
由于务实思维过于发达，浙江人不尚空谈、不争论、不张扬，而擅长埋头苦干。但是，这种务实思维抑制了浙江人理论思维的发达，浙江人善于梳理现象，而不擅长抽象的分析；善于总结本省经验，而不善于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的层面；善于模仿、学习，而不善于原创的理论思维；善于虚心接受别人对浙江模式、浙江现象的“命名”、定性，而不善于自我提炼。而理论思维是理念创新不可或缺的一个要件。
2.具有急功近利一面
功利主义追求立竿见影、低投入高产出，浙江经济更是以“船小好调头”见长。越是复杂的创新，越是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如果说，技术创新还是可见的物质形式的话，理念创新则属于意识层面的创新，更加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功利主义的急功近利行为模式对于这一形式的创新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三、创新浙江文化，推进理念创新
拥抱21世纪的浙江，根本途径在于创新。创新是挺进时代的通行证，也是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扬弃浙江文化、推进理念创新，要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工夫。（一）超越“自发求真”，走向“自觉求真”“求真”就是追求真理、遵循规律、崇尚科学。“求真”，就是求理论之“真”，坚持不懈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求真”，就是求规律之“真”，更自觉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使主观的努力进一步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求真”，就是求科学之“真”，在科学精神、思想、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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