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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6 05: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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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柏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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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是力量

知识不是力量试读:

方柏林

排版:燕子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09-01ISBN:9787561790014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方柏林

笔名:南桥

在美国高校从事课程设计工作,略懂文学翻译,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金融时报中文网、财新网、东西网等担任撰稿人或专栏作者。豆瓣九点、网易博客热门博主。

著作《呀,美利坚》

译作《转吧,这伟大的世界》《地之国》  《河湾》《布鲁克林有棵树》《一个唯美主义者的遗言》《老谋深算》《万灵节》《两个世界之间:赛珍珠传》《另类的英雄:萨特传》《南国故事:福克纳传》《荒诞与现实之间:品特传》

未经反省的教育(自序)

南 桥

有时候,孩子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他们就开玩笑说:“这都不知道,应该把你的学位取消,从托儿所重新开始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还真是在重新来过。这些年来,我跟着小孩一起,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一年又一年重新“学”过,不是换个语言去学同样的知识,而是看美国的教育机构如何开展日常的教学。我的工作是在美国高校中从事教育设计,其间接触到形形色色的老师、学生和课程。无论是作为美国基础教育里的家长还是高等教育中的员工,我都是一个学习者——唯一的优势是不用做作业、不用考试,于是便用这个赚来的时间,写了很多文章,有了现在这个集子。

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关注中美教育之间的异同,同时也考虑这些异同和为人处世的关联。毕竟人的成长,几乎每一步都和学习有关。不管是行为主义、认知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强调学习本质上是对人进行深层次,甚至可以说是永久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人悟出的道理、产生的新的思维方式,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这样的改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相近”。我的孩子恰巧在美国接受教育,故而其言谈举止各方面都越来越“美国化”。如果他们在国内受教育,又会是另外的景象。除了人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之外,教育的环境也时刻在塑造人、改变人。这里所说的环境不是死板一块,只能抱怨的“大环境”,而是一种由很多可变因素组成的环境。如果我们去接触、去探究这些可变因素,对其干预,进行优化组合,就可以对学习的过程和结果施加影响,从而改良那个素常被我们谴责的教育“大环境”。我们常以“花朵”来比喻儿童,以“园丁”来比喻教育者。花朵的成长,离不开阳光、土壤和空气。出色的园丁知道如何对这些要素进行配置,而没经验的园丁则将眼界局限于某一个方面,比如一味施肥,最终烧坏了土壤,也无成效。

诚然,教育环境里诸多因素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梳理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通常希望遇到一件事说一件事,而不是试图“煮沸大海”。但复杂归复杂,却不能不去琢磨,而且这个琢磨的过程将是长期的。我这里口口声声说学习,就是希望自己也能活到老学到老,将来仍能继续和读者分享、交流我的观察与思考。

另一方面,我也发觉,“卧底”美国教育,试图借鉴的人似乎并不少。但不管是在宏观还是微观的层面,一些教育者(包括家长)对美国教育的借鉴仅停留在方案和技巧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引进,结果自然淮桔化枳,不伦不类。学其方案而不解其因,就好比买个水龙头带到沙漠,别的什么也不做,却指望一拧就能出水。在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时候,我们常听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这种思维有时候让我们忙于追逐方法上的奇技淫巧,忽略背后的思路和道理,故而往往停留在交往的表层,无法深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然,我们也不应自卑,希望全盘照搬另外一个外来体系。教育事关人的思想和内心的很多东西,和人性一样复杂。没有一个体系,可以打包得齐齐整整,去完全替换另外一个体系。而比较与对照、反省与改进非但必要,甚至应该常规化、制度化。

比较是为了借助外来冲击,打破思维惯性,以便创造性地思考对策,解决我们在教育中面临的问题。经过跨文化的比较,我们发现了他人的优势,见贤思齐方属健康心态,扬长避短才是上上之策。在美国,“虎妈”式的另类教育方法之所以能引发社会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也不介意用这类“异质”的思维来冲击自己。辩就辩个热火朝天,还能翻天不成?有位鲍勃·康普顿先生特意跑到亚洲,蹲点拍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高中阶段如何学习,回去挑战美国人的思考:如此下去,美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姑且不论他的结论是否可靠,但他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有一定的危机意识,不可在怠惰中维持现状。

此书名为“知识不是力量”,目的不是要宣扬知识无用论,而是希望借此名重新思考学习的本质。网络时代,知识容易得到,见识却未必容易产生。学历教育将越来越普及,但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终身的学习者呢?希望拙作能借助他人的例子,抛砖引玉,激发大家思考我们自己的教育。苏格拉底曾言:“未有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未经反省的教育,恐怕也站不住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顾晓清老师策划了这本文集,收集了我过去几年来所写的教育杂文。顾老师在书的篇目安排、内容分类、营销策划等多方面费了很多心血,在此深表感谢。这些文章有的发布于我的博客,有的发表于传统媒体,也借此机会感谢各位编辑和读者多年来给予的反馈和支持。最后感谢推荐此书的各位师长和朋友:雪城大学雷静博士、专栏作家安替、东西网张文武,财新传媒徐晓、谭娟、任重远等。一些美国朋友,如特殊禀赋教育专家埃达维娜·彭达维斯、作家理查德·查瑞特、作家科伦·麦凯恩虽未看过这些中文的文章,但是根据平时的工作和交往,以及我所写的一些英文文章,也愿意给我的文集背书,分别给出了十分热情的推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上 篇让教育校正教育

世界上先有问题,而后有学科。过去,学习是为了积累各种知识“以防万一”(just-in-case),现在是按需定制的“及时学习”(just-in-time)。|知识不是力量|

当我们谈论知识的时候,我们谈些什么呢?

知识的英文为knowledge。它的第一个音节是“know”,“知道”。但是knowledge这个词的末尾是“edge”,是“边缘、领先”。我们可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可是它并不能让我们处在“领先地位”(leading edge)。中文也是一样,“知识”中,只有“知”与“识”结合时,它才能产生“edge”,成为力量。狭义的knowledge本身是没有力量的。

当我们说知识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的是“知道”,比如,鸦片战争哪一年爆发;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常识”,比如,一年有四季;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见识”,比如,认识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当然这是见仁见智的)。一个知道很多事实而不知如何处理的人,现在我们已经不叫他“知识分子”,而称之为“知道分子”。知道而无见识,徒增谈资,于世无益,又有什么意思呢?

钱钟书的《管锥编》,是好书,但余英时说它是“一地散钱”。李浔阳就问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钱钟书到底提出什么创见了没有?没有印象。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做这样的学问更安全一些。你可以旁征博引,天花乱坠,可是那又怎样?如今,天下文章一大搜,掉书袋没价值。久了,人们会发觉,很多文章写出来,隔三四里都能闻出Google和维基的气息来。过去学人引用文献冷僻,人以为奇,可是如今我发现,古腾堡项目把所有古代稀奇古怪的文献都在往网上搬,以至于过去的海量文献离我们只有一个鼠标那么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整理诸如《四部文明》这样齐、大、全、备的纸质文献库价值就值得推敲,因为稀缺的不再是信息资源,而是运用信息的能力。

1956年,教育心理学家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发现,美国学校的测试题95%以上是在考学生的记忆。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学问分类法,即影响了两代美国人的“布鲁姆学问分类法”(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该分类法说学问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估几个类别。这个分类法在美国教育界,尤其是在中小学,可谓众所周知。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是以布老的分类法为依据,用两代人的时间,使美国教育成功走出以“记忆”为主导的测试困境。即便在小学阶段,如我们家女儿这个年龄段,这些分类技能的培养也是齐头并进的。比如“应用”类别,一年级的孩子就有“访谈”作业,让他们问家里人喜欢香草冰淇淋还是巧克力冰淇淋,然后制成图表。我看这就是讲究多项认知技能的组合。

现在我们常讲“分布式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也就是大脑一部分(如记忆部分)被解放出来,被电脑、手机等外部智能辅助设施取代。那么大脑干什么呢?得侧重于分析、应用、综合、评估这些“高层次思维”。当然,思维的类别不能简单用“低层次”、“高层次”来区分,因为有些“低层次”技能也具有高价值,例如,“知道”吃毒药的危害或许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同样,一些“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可能是低价值的,比如对明星八卦的分析。但总的说来,“低层次”知识和技能容易复制和传播,而“高层次”思维和技能,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普遍意义上的学习能力相比,培养起来比较困难一些,且宜早不宜迟。

人们常说新经济是“知识经济”,其实再往下走,应该叫“学习经济”。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过去的大学学历是“四年制”,现在是“四十年制”。过去,学习是为了积累各种知识“以防万一”(just-in-case),现在是按需定制的“及时学习”(just-in-time)。过去,一个人掌握一门技能、一门知识,可以管一辈子。现在的好多职业注定要终身学习。比如IT,简直就学得没完没了,一有松懈就要落伍。IT的老师常常拿英文系老师开玩笑,说还是他们好,学会一样管用一生,反正莎士比亚死了就死了,不会冒出一个莎士比亚3.0,莎士比亚XP出来。但即便是在英文系,据我所知,学习方法和重心也在更迭不息。或者,老师的知识更新换代确实会慢一些,但是学生如果也是抱着一定的知识一辈子,那就只有自己慢慢落伍去了。

本文开头,我们说知识的第一步是“知道”(know),最终的目标是产生“领先”(edge)。那么“know”和“edge”中间这个“l”是什么呢?它就是“热爱”(love),它就是“学习”(learn),它就是“生活”(live)。|名校公开课|

似乎是突然之间,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开设国外名校公开课视频栏目。不少年轻人呼啸而去,将其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若有人不了解,那简直不仅是落伍,更有点不像话了。要我说,这其实并不新鲜,高等教育早就经历过一次“开放课件运动”。

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将所有课程的相关资料上网,称为“开放式课程网页”(MIT Open Course Ware),向全世界各地的机构、学生和自学者免费开放,供其使用。在遥远的互联网的过去,大家对这个模式的持久性将信将疑。然而,这股风一旦吹起就没有停下,甚至愈刮愈烈。后来,Youtube(国外著名的视频分享网站)专门推出了教学频道,放置各个学校的教学视频。苹果公司也通过iTunes U(U代表“University”)学习频道,鼓励各高校分享自己的课件。还有诸如“美国地域”、“美国高校”这样的网站,将各高校免费开放的课程(包括声频、视频)一网打尽。

按过去的认识,似乎只有那些社区大学、野鸡大学,才热衷于这些远程的玩意儿,但是现在上网看看,参与开放计划的都是什么麻省理工、斯坦福、耶鲁、纽约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诺丁汉、塔夫脱……一句话,都是名校。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想求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可以听遍名校课程,加之有很多直接就是全程录像,和课堂上效果差不多,更可以来回听上多遍。所以说,这个时代什么都缺(判断、思辨、创造……),就是不缺信息资源。在这个信息丰盛到了过剩的时代,居然还有人东摘一句西摘一句倒卖知识(例如一些英语培训),我为学生感到可悲。学生离知识的仓库多远?一根网线而已。可惜教育商人蒙住了学生的眼睛,不叫他们看见身后的大江大河,而是高价一杯一杯卖水给他们喝。

大学为何变成活雷锋,纷纷要将过去看家的本领与公众共享?没有任何人逼他们,也没有法律这么去要求,这完全是自愿。这些大学已经意识到,这个年代的学生,信息来源广泛,渠道多元,你自以为你的教育多好,但是学生出去一比,就知道好歹了,所以关起门来搞教育已经不行了。中世纪人们认为知识是神圣的,是少数人的特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请系好安全带,欢迎来到21世纪。

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学校,将课程共享出去,会提高教师、学校的知名度,对学校、对个人只是好事不是坏事。一个学校老师再好,他能影响到的也只是本校的一些学生,他将课程放到网络上,或许可以影响到校外无数学子。而一个人可以影响到多少人,也是衡量人生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基于以上以及其他诸多原因,我相信教育的开放运动只会越来越深入,而不会走回头路。不用多久,国内一流大学的老师,大概也会把自己的课程拿出来,和全国的学生分享。敢于分享,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自信。

开放之风愈刮愈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在变。最近《纽约时报》上登出了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马可·泰勒(Mark Taylor)的一则评论《终结我们所熟悉的大学》。他指出,美国的大学是工业化生产的模式,一批学生进来,老师灌输一些自认为必需的知识,然后学生学完,成了教育的成品,送出去投放市场。不幸的是,这个批量生产的模式引起了条块分割和过度专业化的毛病,不能解决日趋复杂,需要多种文化、多个专业相互协作才能解决的具体社会问题。泰勒教授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一样突出,甚至更为严重。中国的教育改革,近年来基本上是跟着美国在走。和“我们好不容易吃肉了,城里却喊着吃粗粮了”的现象一样,我们开始呼吁学科专业化的时候,美国人发现专业化的弊病了。泰勒教授抨击高校学问越做越窄,博士越读越专的现象,呼吁以后要逐渐打破学科的壁垒,按照社会问题重组高校的课程。比如,水利,真正要解决问题,或是实施开发,水利项目得将“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人都叫过来,得有医学、法学、商业、工程、社工、神学、建筑等学科的专家的参与”。

说到底,课程是为解决学科知识的具体建构而存在。课堂是课程实施的地方,一旦开放了课堂,开放了课程,学生在知识预备上的差距或许会缩小一些。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如同我在早先《知识不是力量》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这只是最起码的一种准备。学生面临的问题不是简化了,而是更为复杂了。

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自传里,非常缅怀“一战”前的那个“有序”的世界,对新世界的不确定性充满不解。如果他活在今日,一定会加倍感叹今日变化之迅速与无常。活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知识也从北京烤鸭变成了活蹦乱跳的活鸭子。同学,为什么你还坐在那里,等着人来一口口喂,甚至咀嚼过了一口口喂呢?要打活动靶了。|学而无术|

同门几个在老师家做客,谈到一篇陈丹青论《狂人日记》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深刻,一句废话没有。我看过很多学术论文,觉得一个很要命的毛病,是空话、套话、黑话连篇,作者自己恐怕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要都能像陈丹青这么言之有物,不拘一格,有真知灼见,研究就有生气了。

说到这个现象,在座的一个师妹举了个例子。以前,她在河南学拳。她的师兄年轻时第一次参加比赛,连初赛都没过。因为所谓的比赛套路是体委一伙人拼凑的,几家太极的大杂烩,许多动作根本没有道理。这位师兄根据实战的经验,把它们变得略有道理,于是裁判们认为动作不规范。后来,这位师兄憋着一口气去参加推手比赛,以全胜的纪录一路闯过初赛、复赛、决赛,把那些套路动作“规范”的选手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师妹也是一太极高手——但愿这辈子我不要因为任何原因跟她交手!她从学术说到武术,就跟我从厨艺扯到武艺一样,其实,行行的道理都是通的。我们中国好多东西,关键是隐性的知识居多,你要学会,学好,很不容易。这个得靠悟性。所以一般情况下,就只能用“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来打马虎眼。尤其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有些规则——和实战关系不大,本身不合理,往往是一小伙人在那里闭门造车弄出来的。见识少的时候试图制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往往是自己在那里瞎琢磨,坐井观天。

网上有篇《中国武术竞技力真相》,写得非常有趣,我摘几段:“有一位练习八卦掌的,比赛开始了,他还在那儿转圈子,被我们的队员追上去,踢了两脚,就不打了。”梅惠志说。那一次,最后冠军都被体校队员拿下。

1987年,梅惠志带队参加武当山全国武术擂台赛,这一次的场面比北京的散手试点更加热闹,赛场上有扮成武松模样的,还有和尚、老道(南桥评:这是找不到合理的学习渠道,纯粹是在跟电视剧学。“在他们的想象中,仍然还是那种你一招白鹤亮翅,我一招黑虎掏心。”)。比赛前表演,架势挺吓人。有人一掌把木板中的铁钉子拍了出来,可一上台打擂,那人只挨了一脚,自己就跳下擂台了。

还有一位神秘人物,自己爬上擂台要求比赛。当地组织者要求他先报名,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敢留名,打完了再说”,并自称已经“毫无欲念,不吃荤腥”。看到这种情形,梅惠志专门交代队员不要踢第二脚。因为第一脚把人踢倒,第二脚必然会踢头,这样会导致这些没有任何对抗训练的对手直接休克。

规则这档子事在写论文时也经常跳出来。别看各刊物都有自己的规矩,但是也有很多潜规则在作祟。而这些“潜规则”大家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以讹传讹,抄来抄去,以为就该这么去写,而不是说我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在什么情况下行,什么情况下不行。我倒希望大家眼睛一黑,啥规则也别去看,你就按照你看到的现象和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写,大概这样还好一些。回过头再来整理格式和规范。

以我从事的课程设计这一行来说,它是在美国军营里成长起来的。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都已经现代化、规模化,美国急需大规模地将一些技能高效地传播出去,所以就请教育家帮助来设计这种训练——做任务分析、内容分析、步骤分析,将平时囫囵吞寒的一些动作拆分开,清晰简易地传出去。因此,不管是学术也好武术也好,如果也有人对这些规则的本身进行拆解,分出合理不合理,将规范明确化、合理化,使大家不至感觉是在云里雾里,说些黑话、套话、胡话,或是打的都是花拳绣腿,真正做到言之有物,招招管用,那该多好。|文学给我们的生活雪中送炭|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一生沉迷戏剧,晚年对家业撒手不管。几个儿子把他告上法庭,说他年迈昏聩,无力管理,要求移交财产管理权。索福克勒斯对于有人说他昏聩很不感冒,当场给陪审团背诵了他刚写的《俄狄浦斯王》,问陪审团成员一个昏聩的人能写出这种诗剧吗?陪审团成员被震撼了,二话不说让他走了。

那是在古希腊。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现在重要多了。换作今天,当一个人的生计和这种对于艺术的爱好有所冲突时,他会怎样做?我们都活在容量有限的皮囊里,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日的人们,也未必会将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等同于一个人的聪明。

前些天,学校的一位戏剧系教授在讲述现代英国戏剧时,邀我过去做了一次关于品特(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当代英国剧作家,他的剧中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和荒诞剧的对话。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坐在教室中间两张椅子上,如置身品特剧作之中:一个房间,两个人坐着说话,一群人围观。

后来突然有学生问我:“你是学文学的,怎么改行了?”面对一群美国人,我只能说这个转弯需要用一本回忆录来回答,可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只要说十个字大家就明白了——定向,户口,档案,人事,下海。命运几番转折,让我走上了以前未曾想到的路。而今,平时做着一份“正式工作”,和电脑打交道,到了周末和晚上,有时会搞点翻译。为了维持这双面人的生活,保持这来之不易的平衡,我甚至放弃过升职的机会,让上司继续去忙预算、采购这些杂事,自己则留些精力继续做喜欢做的一些事。当然,我羡慕那些专业从事文学或翻译教学的人,不会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还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甚至在学生课堂的讨论里教学相长。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做法也非一无是处:如果天天教英美文学,就会像陪人看《天鹅湖》的俄罗斯外事官员一样审美疲劳,或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写得发疯。

做这一行也好,不做这一行也好,有一点是一样的——文学已经成了点缀。大家都很忙,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通讯工具切得粉碎。看书似乎成了生活的一种点缀、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有什么用呢?非要这么问的话,我想说的是,好作品能让人聪明起来。它们好比雨夜的一道闪电,一刹那间将一个屋子照亮,让你知道你身处何方,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有了一个更好的参照。文学用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你看,让你知道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你若是不知道,就是人生所有的财富都堆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文学用喜剧把那些比你更渺小的人物摆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你活在世上底线是什么。文学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天眼,让我们看到一个以作家想象力为上限的新天新地。文学让你洞悉人生的复杂性,让你知道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一个道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当一个道理正说反说都颇有道理的时候,当你在逻辑里转着圈子出不来的时候,看看小说吧。它会让你逼视真实,面对人生活在一团乱麻中的事实。人生中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所以我们有《长夜漫漫路迢迢》。假如生活的抉择都那么一清二楚,谁还需要《王子复仇记》?

文学,说的是我们用道理讲不出来的道理。

非但如此,文学的讲述方式还是高效的,能打破行业的、民族的、地域的各种差异。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尹太五对文艺的作用有一番描述。他让属下花时间去欣赏文艺作品。小朋友们不信,说这个时间还不如看一些实用的书。尹先生举了个例子说,艺术的缘起正是出于表达的效率。比如,史前的几个人去打猎,那个场面,大家这么说说不清楚,那么说也说不清楚,后来就有人用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一画出来,看的人就明白了。因此,起初艺术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高效地表达。

文学有时候是用最为简约的方式,让你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是整合的、有机的。故事还往往具有一种特别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史书。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咀嚼《红楼梦》,因为它蕴涵了太多东西,多年以后,你还可以接连不断地打开。请问几百年后,还有谁去咀嚼《战略管理》?早当废纸扔了。对了,还有谁记得几年前红极一时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吗?

文学增加了我们生活的维度,给我们平常的经历增添了意义。小时候,有次我带着一本《小说月报》上山,读罢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十分震撼。那时候我和小说中的破老汉一样,在山上放牛。史铁生能把他插队看人放牛的经历,化作一个活生生的虚构世界,恰巧和我读书时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对那时从没出过门的我来说,这意味着山外还有另外一个天地。文学给单调的生活,如放牛,增添了无穷色彩,让人不再感到苦闷和孤单。其他文艺作品,也一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细腻,甚至让我们更为和善。前些日子,有机会去听一堂圣诞大型室内乐。去之前的路上,想到最近陷入一连串黏糊又甩不掉的琐事,我的心情是愤懑且烦躁的。可是,当合唱团用拉丁文唱出雄浑的赞美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另一种力量拉了上去。艺术能激发出人内心良善的东西,《警察和赞美诗》的记载并非空谈。列宁听贝多芬的《热情》时曾经感慨,如果他一直听这首曲子,他甚至无法将他的革命完成。

文学是一种装备,它给我们提供了解人生的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它让人看到你周围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那些人生的质地、生活的色泽。处在同样一种境遇之下,为什么两个人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因为两个人的脑子里摆着不同的思维框架,有的人知道如何让看到的一切归巢就范,有的人对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比如,看过品特之后,我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去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他让你看到寻常话语中的陷阱,看到话语之外的台词。他把生活剥离到了一个极其简约的层面,一个可大可小的场景。小到厨房里“点炉子”还是“点水壶”这种无声的语言较量,大到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的阐释、中美撞机事件后对于“sorry”一词词义的各自认识,语言的较量无孔不入,品特无处不在。由于他构建的对话和场景很简单,所以能像万花筒一样组合出各样形态来。你观察这些交流,又能跳出来,不为所羁。当我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戏剧老师补充说,据说财富500强的CEO多半有文科背景,因为他们更易“脱框思维”。

在我们这个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人都已经摆脱了温饱问题。而那些被物欲蒙蔽了眼睛的人,仍照旧在过着灰暗的、时时无聊的生活。在那漫长的绝望里头,文学给我们的生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教学改革从作业抓起|

2007年11/12月号的《教育乌托邦》(Edutopia),刊出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对话一方是《情商》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家丹尼·科尔曼,另一方是好莱坞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人在教室里找到了交集。不过,想从这段对话中找到革命性的、颠覆性的言论不大可能,我觉得值得看看的是有关作业设计的讨论。记得以前常说,美国小孩用“projects”来指我们常说的“家庭作业”,而我们所说的家庭作业,多译为“homework”,仅仅是在家做的“功课”(work)而已,至于这样的“work”将来是否能够“翻译”成现实的技能,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这样的“work”,多半是给考试准备的,类似物理学上说的做功。你挑担子走平路,虽然很累,但由于并不是在用力的方向上移动,从做功的角度(好比与现实对接的角度)来看等于零,是无用功。

我想到这些年社会上一直嚷嚷中美教育存在差距,可是从讲课上来看,我们的老师有的也颇出色;从反馈上来看,我们的学生素质也不差。若说真有什么关键差异,个人觉得还是在作业设计这一块。我们的作业通常是“基于知识”(knowledge-based),而不是“基于问题”(problem-based),或者“基于现实项目”(project-based)。美国也曾走过这个弯路,事实上今日还在走,尤其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政策重新指挥美国教育回归到应试传统的时候,以至于卢卡斯这一代人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愤愤不平。卢卡斯和科尔曼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读书上学。那时的学校十分传统,也很乏味,死记硬背的东西不少。学生对学习兴趣不大。卢卡斯承认自己直到进入大学,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后,才发现了投入学习的激动。这么看来,也许只有从沉闷而机械的教育中走出来的人,对学习的构成才有着深刻的“偏见”。卢卡斯认为,学习一定应该是“项目型的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要带着解决问题的目标去学习,而且这个目标必须是某个现实的目标,而不是一种教科书上的编造。因为任何教科书上的编造,都会局限于学科的利益,而在现实当中,我们对技能的实际使用,并非条块分割,更可能是各个学科的知识串在一起用。

而以作业为突破口,就是一种把纯粹的“在家操劳”(home-work)变成一个个“真实项目”(authentic projects)的尝试。卢卡斯用建房子做例子,说明了改变学生作业的必要性。“基于项目的作业能促进多元学习,让学生同时融会贯通很多门学科的知识,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零散学习。因此,在我们说建一所房子是他们的任务之后,学生们就必须以一种有别于课堂学习的特殊方式开始劳作。比如,他们需要为它估算一个合适的价格。他们需要考虑,这个房子需要能抵挡龙卷风,或者当室外温度达到摄氏41度的时候屋子里还能保持凉快,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为了应付这一系列问题而学习热力学和数学方面的知识。这样,老师们就能看到学生到底学到了什么,理解了什么。”

事实上,在亨廷顿市,有些学校还真是让学生去改建市内一些被人废弃的房屋。大家想想,把一幢房子给重新拾掇好,装修起来,一定需要调用大量的数学、经济等各学科知识。关键是与此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心志,让他们在繁杂的劳动中培养耐心和协作精神,发掘他们的创造力。这些,是什么样的考试可以取代的呢?

或许我们会说,长久以来,学生在试题的牢房里待久了,你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看到阳光,他们会觉得刺眼。他们或许还希望回去。你把他们领到海上,他们不知道朝哪边航行,他们会迷失。不过,卢卡斯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说,你得让学生激动,让他们受激励。他说,学生最大的长处是好奇,这是个发掘不尽的宝库。他们一旦知道了游戏的玩法,就会带着十足的热情扎进任务里头,不是去寻找具体考题的答案,而是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传统的课程说,我们4点钟上课,学习以下内容,达成以下教学目标。而基于项目的学习则有可能这样告诉学生,这个项目你们四个人去做,评分是给每个人分别打分,小组之间也互相打分。我们不仅给你们做的这一项目的学术含量打分,也要根据你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打分。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何愁会有进入社会困难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学习的过程是收集信息,学习事实,学习规则。而真实的学习则是给学生一个目标,余下的让他们自己去动脑筋思考。通常情况下,这种以目标为指引的学习还会让学生产生批判性思考,他们会审视从各个渠道得到的信息是否可靠,这些信息来自什么地方,可否验证。这种时候,他们就不再是在学习事实和定律,而是在思考了。“年轻人的最大驱动力是好奇。他们自然而然会去探究事物的来龙去脉。”你又何必事必躬亲,替他们选择呢?|南瓜与教改|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大地的诱惑》(The Pull of the Earth: Participatory Ethnography in the School Garden)。书中讲述的算是一种极端的教改。为了帮助一个问题小学改变其教学,教育研究人员劳丽·托尔(Lorie Thorp)带着她的研究助理,别出心裁,和该校师生员工开展起种植活动,把学校变成了一个花园。

她让学生从事园艺,种花种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很多学科,尤其是在小学阶段,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学生在种植的过程中,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融在一起,将心灵、头脑、手全都运用起来。而园艺活动也把不同学科的老师带到了一起,比如,他们种出大南瓜后,英文老师让学生给南瓜编个故事;数学老师让孩子猜南瓜的重量,数南瓜子;社会课老师让孩子分装南瓜子,去农贸市场卖;科学课老师让孩子学习植物生命周期、光合作用、天气,等等。其实,实践中学和课堂学习的不同之处也正在这个地方。作为学徒,不管是木匠还是玄乎的什么知识领域的“认知学徒制”(Cognitive Apprenticeship),其实都是要打通多个学科。而课堂有时会脱离自然状态下的情境,搞得不好就会变得十分枯燥。现在,国内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各个教研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大家只是在一起交流本学科的考题,并以此为指挥棒,指导自己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结果教出来的是一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学生。我们经常把老师比作“辛勤的园丁”,把学生比作“祖国的花朵”。可惜现在园丁没了,出现了专门管理阳光的人、专门管理浇水的人、专门管理施肥的人……在祖国的花园门口,人们只按花朵的个头大小对产品进行验收。《平衡记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yegy into Action)的作者开普兰和诺顿曾有一句名言:“你衡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而《大地的诱惑》中,类似于种植南瓜这样一个小小的教学设计,就把所有学科融合了起来。斯蒂芬·托尔敏(Stephen Toulmin)(注:语言分析伦理学代表人物,也是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学科的界限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就如同殖民宗主国给非洲划出的国界一样,人为的国界有时候割裂了自然的民族分布,造成了今日很多的问题。比如,卢旺达糊里糊涂地将胡图族和图西族绑在一起,埋下恶果。在学科设置上,我们知道文史哲是一家,数理化是一家。但从另一个层面说,文史哲和数理化也会互有涉及。比如,我女儿在中国出生,一段时间后才去美国念书,现在明明学的是数学,可真正要学的却是语言。

当我们强调跨学科学习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在理论上已经能够理解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重要性,然而在实践上,却缺乏相应的活动安排。比如种植南瓜(小学),比如荒岛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等学科),比如商业交易会上的翻译(外语)。我想,为了打开思路,不同学科老师应该多多交往,只有这样才会减少近亲繁殖造成的思维僵化。

顺便说一句,我学的是英语、教育,若老谈教育或英语,这文章该何等枯燥,看来十分需要和其他学科的朋友多多交往。在座的有没有研究恐龙蛋的、造火箭的,或者研究地震的?|学生也可能是教改的阻力|

学校一位老师要上一大课,这课程原来在是小班上,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一百多人,他不知道该有何种变化,于是请我和一位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去给他做参谋。

我们从事游戏设计的老师建议他去拍摄一些视频,预先放在Blackboard(一种课程管理软件)上,以增加课程的趣味。我当然知道做这些视频不错,不过老师毕竟不是演员,你让他们去实地拍摄一些视频,有时候他们压力很大,也没有这么多时间。要拍摄好教学视频,你得先考虑好脚本,部署好拍摄的一些七七八八的杂务。当然,碰到各方面配合默契的情形也是有的。我曾经一个人去给一个教营养课的老师拍视频,他在自己家里烧烤,然后讲述日常饮食中的营养成分。我们还一起跑到附近的商场,在食品部拍摄食品营养的视频。那位老师上镜非常自然,简直一天生主持人似的,所以他拍得不费什么劲。但很多老师做这种事情时感到拘束,有的不过是把视频变成了他自己的大头照(talking head),一播几十分钟,其实还不如录音。

我则建议增加一些“小组作业”(Group Project)。当然,原因之一,是希望把老师的这种录制负担,转嫁给学生。学生做起这些项目来,有时候十分有创意,而且这也是训练他们各方面能力的好办法。这么做是两全其美,虽然实施起来更有挑战性。

但是在讨论当中,我们发现,学生从事“小组作业”问题颇多,造成的管理问题也很多。比如,他们问:你将学生分组,有的学生干活多一些,有些干活少一些,你如何公平地评分呢?第二,如果是小组作业,你并不给出具体的做作业方法,学生能否接受呢?

我的建议是:第一,一开始要端正学生的态度。丑话说在前头,告知他们小组作业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告知他们这也是人生的一项训练。第二,保持作业目标的适度模糊性,不要把作业内容说得太死,否则会遏制他们的创意。在实践当中,谁会把问题都描述得清清楚楚让你去解决?你一样要自己去界定问题,增加各种各样的参数,去选择衡量质量的标准。第三,在做作业方式上,可鼓励用PowerPoint、电子故事、视频等多种陈述方式。第四,既然作业的内容和实现方式都比较灵活,那么如何保证学生按质按量完成呢?我建议老师制定一个评分标准,另外规定做作业的大致程序,比如第一阶段,提交项目的创意给老师;第二阶段,将脚本或半成品提交给全班,听取反馈;第三阶段,完成并展示给全班。第五,将好的产品留存下来,作为下一届学生的参考,这种榜样的力量要好过死板的规定。

但凡这种作业,不但老师不愿意去做(因为更费脑筋和精力),学生也常常反对。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在哈佛教物理的马祖尔教授。“同伴学习”(Peer Learning)的方法就是他率先提出的。他说,他经常发现学生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讲课,考试,然后完事。一些不同的方法,尤其是小组学习,造成的问题很多。这也导致很多大学教授懒得折腾,尤其是责任心比较差而又成了终身教授的那群人。我听得克萨斯一个高中老师说过:美国小学全讲究教学法,到了中学是一半教学法一半内容,到了大学就全是内容不顾教学法了。很多老师上课,就是搞讲座,然后对学生考考试了事。所以,我很敬佩我们学校的这位老师,教了几十年后还不耻下问,问我这个并无多少教学经验的人。

我以前在雪城,几乎每门课都有小组作业。我的老师尼克说他的评估课几十年教下来,年年都有小组作业,最终他什么情形都遇到过,学生搞到最后打架的、打官司的都有,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他之所以坚持了几十年不放弃,是因为绝大部分学生最终还是意识到了这种作业的价值。从我自己的教育体验里回忆,很多小组项目类的真实任务,当时往往感到“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几年后发觉获益匪浅。我很幸运,读书是在教育学院,这里的老师以身作则,在教学方法上确有很多费心之处。我后来发觉很多学校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很陈旧、僵化,真应了那位得州老师的说法,亦即以内容的灌输为主,未必能真正去传道、授业、解惑。

在国内,我也看到有老师抱怨这种新的教育方法遇到的问题。几年前,一位教育界同行K老师在其博客里描述了他开展“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的遭遇。他把作业变成了真实任务。他推荐一位营销课的老师也采用此法,结果如下:H老师开始了她的教学,她把每个班的学生按7—8个人分成小组,要求每个小组在学校里尝试开展新产品的上市工作,什么产品不限,什么形式也不限,同时结合教材穿插着讲授一些理论知识。意料不到的是,H老师遇到了学生的强烈抵触。其中,说没有钱进货的,不懂怎么做的,要求自己到校外去做的,甚至要求H老师自己也在学校练摊的,什么样的抗议都有。

K老师特地和教研室几个老师去听了一次课。刚好是课间操时间,H老师让学生在礼堂前摆完摊,回到教室里准备讲评,结果整堂课几乎是在争吵中度过的——不同的学生站起来以质问的口气与H老师对话:“为什么要出去摆摊?”“为什么老师给三个班上课的内容都一样,安排的实训都一样?”“老师能不能直接给我们讲新产品上市的过程和方法?”“老师为什么不先给我们做个示范?”等等。而H老师对学生的问题只是徒劳地辩解,仅有招架之力,根本没法控制住场面,还是教研室主任在一旁适时地提出先课间休息,才把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K老师后来分析:总的来看,H老师对于课程的理解和把握确实存在自身的不足,这与她在营销方面的专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有关。但是撇开老师的问题不谈,从学生的反应看,有几个问题令人不得不令人反思:

1.为什么学生对这种灵活的、操作性强的作业形式反感?

2.为什么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之后,学生反而不适应?

3.大学阶段的学生对老师的依赖程度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一种范围内?

4.学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上课?

看到这个课堂试验的结果我倒是并不吃惊。你什么时候见过小孩自觉自愿断奶的?如果学生的作业是“真实的任务”(Authentic Tasks),那么这些任务本身和以前的知识学习会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澳洲教育研究者简·海灵顿提出,真实的任务应该是:

复杂的任务(Complex Activities):这个复杂并不等同于困难,而是说会牵涉到各种不同的技能,而未必是单一技能。

结构松散(Ill-structured):和现实本身一样,你不可能指望老师填鸭式什么细节都告诉你。当学生根本不知明确的步骤时,本能的反应就是紧张和排斥。“老师能不能直接给我们讲新产品上市的过程和方法?”

真实的任务应该以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事例为基础。既然是真实事例,若有穿帮,就难以掩饰。最终是要形成一个完好的产品。这个产品可能是一份研究报告,一个网站,一个实实在在经营起来的营销项目,一个实体,一份展示图,一份策划方案……而不是一份试卷。

这些任务的特征和知识型的作业大不一样,事实上学生可能更喜欢你给他一本书,画好重点,到时候去考试。项目型学习假定学习者具有解决问题能力,具有自我反省能力,能够协作,能够自立。可是应试的体系确实败坏了这些能力。这就像把一个人在地下关了几百天,你第一次放他出来的时候,他如何能够一下子适应外面那自然的阳光呢?所以他们的反对是可以理解,却也是需要去克服的。当然,如何克服,那也需要老师自己去学习,去取经。如今,好多老师忙得团团转,举办会议、讲学、作报告,都在往外倒,哪里还在吸收呢?他们不去吸收,就这么年复一年地老调重弹,学生又如何一代代长进呢?|因材施教|

以前我们常笼统地说某人天资高,接受能力强,大概是指高智商。一个纯粹的智商表到底存在不存在,很多人表示质疑,尤其是反种族歧视者,因为智商研究总是将人群分出优劣来。照加德纳(Gardner)所说,人有多重智能,不同人有不同禀赋。我数学考试经常考十几分,甚至考007分,可是我英语很好,语文很好,那我是聪明还是笨?过去我以为自己很笨,后来发觉不是学生笨,是老师笨。事实上也不是老师笨,而是教育制度笨。在动物庄园,你怎么能让一只公鸡和一只鸭子一起参加游泳统考呢?

书上有无数种学习理论,说的都是老师要针对学生的不同学习风格,制定多样的教学策略。风格的划分方法很多,在我看来最好的是Dunn and Dunn的学习风格模型,它从环境、情感、社交、生理、心理五个层面,对学习者的风格进行了划分。然而,尽管学习风格的理论甚多,根据学习风格制定相应教学策略的理论却甚少。西方理论界研究了几十年,只是回到了孔夫子“因材施教”这一个结论上来。很多人无奈地感叹,研究学习风格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让教师意识到因材施教的必要性,至于怎么个因材施教法,很多人则含糊其辞。我倒是在耶稣讨论传道的一段比喻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他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

同样道理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老师光把知识的种子撒下去还不行,还得根据不同的条件,该除草的除草,该施肥的施肥,否则怎么叫他们园丁呢?|己所不服,勿说与人|

以前我有个机会给电台写稿,写完还要自己在家里录音,录完刻成光盘传过去。对方很喜欢我的稿子,但是对录音不感冒。我认为这要归咎于我的普通话发音和录音环境。后来有机会去了电台,到了录音室,电台总制作人华德跑来给我做指导。华德以前做过话剧演员。他的夫人在中学教话剧,几乎年年得奖。他儿子是个话剧作家。他自己后来的职业,基本上是做电视,担任过多家电视台的播音员、主持人,采访过无数要人,包括约翰逊总统。

华德看我念了一篇之后,说我的方法大有问题。他让我不要机械地念稿子。他说,你机械地完成朗读,别人一听就听得出来。要想使节目打动人,首先自己要有感觉。听众不可能比你更熟悉你自己,听众也不可能比你对你这个话题更激动。你有十分热情,对方就能吸收七八分。如果你只有三分热情,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他还说,即便你有世界上最美的声音,但没有热情,对方也会听睡着。他接着又建议,在我念稿子的时候,要想象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说,你就把话筒上的这些小孔想象成一张张面孔。

回家之后,我抄起一本最乏味的学习理论教材,什么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对着老婆念起来,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念着念着她就哭了。

后来不久华德就去世了,那是他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最后一课。我后来不怎么录音了,可是就好像《神鞭》里的神辫能变神枪一样,我把这个道理用到了别的地方,尤其是写文章的时候。我总提醒自己,如果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或者说打动不了,那还不如别浪费别人的时间。

拿申请出国读书这事儿来说。最近有几个熟人来问我出国留学的选择问题,比如要不要出来读博士。我发觉很多人是把思考的顺序搞反了。首先想到的是上什么层次的学校,自己这个成绩能上什么学校,而不首先去问问自己,我这辈子到底想干吗。你自己都不去弄个明白,没个大致的规划,想说服他人,那是很勉强的。

我在读书期间,也参加过录取工作,记得当时问那位负责的老师应该怎么去看那些申请材料。那位老师倒是没有提到考分的重要性,其实GRE成绩不过是个参考,过了2000,你考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这又不是高考,划分数线的。这位老师说你要看这人的陈述里讲他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他先前的发展,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在走,我们到底能不能给他实现梦想所需的知识技能,等等。还有:“你觉得他说的可信吗?”

后来有人问我出来读书的话题,我一般都叫他们先问自己。我想,比什么专业更热门、学科排名第几更为重要的,是你愿意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你回答,只有你自己知道。诚然,谁也不能一下子把问题全都搞对,把道理全弄明白。再者,人的想法,日后有了新的体验和阅历,也会发生改变。可是起码在当时,一定要依据自己的所知所想所感,做到最大程度的坦诚,力所能及地剖析,起码你思考过,或者你得表明你在探索在追求答案,而不完全是稀里糊涂。

还在彷徨的朋友,先别管学校录取你可能不可能,先问一下自己,这是你愿意往下走的路吗?这是你要给自己以后选的人生吗?如果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即便能够侥幸入学,把书读完,出来之后照样找不到北。|可以跟屠夫学什么|

今天图书馆的一个俱乐部卖旧书,平装本一美元两本,精装本一美元一本。我一口气买了大概十几斤,其中包括一本《学习资源黄页》(Yellow Pages of Learning Resources)。书的封面上是一本站立的书,上头挂着标牌“open”,活脱脱一个“开卷有益”。学习资源列举如下:

会计、飞机场、建筑师、汽车、面包房、银行、砖瓦匠、屠夫、糖果店、木匠、公墓、孩子、市政厅、城市规划、牧师、电脑程序师、建筑工地、角落、法庭、百货商店、干洗店、电工、食品批发中心、清洁工、加油站、温室、五金店、直升飞机、医院、旅馆、保险公司、记者、垃圾回收站、幼儿园、图书馆、锁匠、木材加工厂、钱币、博物馆、报社、邻居、乐队成员、纸盒子加工厂、药房、照片、邮局和邮递员、心理学家、采石场、赛车场、房地产代理人、饭店、公路建设和保养、社工、体育场、出租车司机、教师、电话、电视维修工、电视台、剧院排演、树桩、工会头目、家具商、空停车场、投票……

字没印错,也不缺页少页。记得前几天去儿子所在的托儿所,也看到墙上贴出的各行各业的图标,从宇航员到清洁工无所不有。和上面的目录一样,说的都是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

这是一本写给家长、写给老师看的书,是要老师和家长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变成学习的资源。从孩子们上学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作业来看,美国学校确实是这么身体力行的。几个星期前,刚上一年级的女儿,还学习做气象员,学习播报天气。老师还曾带他们去银行,学习银行的运作。学校有时候还请各行各业的人过来演示,比如消防队员、邮递员、警察,等等。

确实,当我们的孩子把眼光放到周围,能够把一切都变成学习资源的时候,看着烧水壶而发明了蒸汽机的瓦特们才会越来越多。当我们的孩子开始关注工人、农民、屠夫、电工、清洁工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隔膜才会越来越少。曾经在一个博客上看到,城市人心安理得地歧视着进城的民工,民工带着歧视回到家乡述说城里人的敌意。这会在各自孩子的心目中,分别制造多少毒素!而这些毒素,要过多少年才能清理干净呢?

我想,我们大部分家长可能都知道教孩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可是对城里的孩子来说,这完全都是概念。是不是让孩子有机会去看一下稻子如何泡种,如何撒种,如何赶走吃种子的小鸟,如何施肥,如何除草,如何收割等等过程呢?同样,有没有可能,让农村的孩子也看一下一件产品如何从生产线上走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呢?在“罗杰斯先生的邻居(Mr. Rogers' Neighborhood)”这个系列电视节目中,我就经常看到罗杰斯先生带孩子们看一件件东西如何产生,比如牛奶是如何挤出来的,羊毛是如何剪下的,等等。孩子们还都特喜欢看。我常感慨,美国怎么很多人做着很平凡的职业还那么津津有味,从孩子上学学习的那些东西和这本书上看,原来这种“安居乐业”的意识是从小就养成的。

关注平凡的人、平凡的物件、平凡的场合,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能够培养人的好奇心。平庸的成人个个相似,那就是缺乏好奇心。这个好奇心也应该从小养成。

有什么好奇的呢?比如屠夫杀猪卖肉,有什么好学的呢?作者采访了做了12年屠夫的弗雷德。弗雷德告诉他这一行是怎么做起来的,告诉他猪肉品种(特级:里脊肉;一级:通脊肉,后腿肉;二级:前腿肉,五花肉;三级:血脖肉,奶脯肉,前肘、后肘)如何划分,屠宰业内部职业划分(包装工、修肉工、剔肉工、冷藏工、屠宰加工工、检疫员),猪肉的加工过程,等等。

如果你的孩子仰望星空疲惫了,看看四周吧。当你去问屠夫他这一行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一刀下去,切开的或许是一个社会的横断面呢。|精耕细作与粗放经营|

我们这一辈的人都经常感叹,为什么我们的父母随随便便就把我们(或许是一大帮孩子)养大了,而我们现在只养很少的孩子,却折腾得半死不活?是我们做父母的能力不如我们的前辈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太讲究了,精耕细作地养育着孩子。我们以为过去是条件不好,或者是我们的父母知识不足,所以只有粗放经营。但是结果呢?

想起安妮·普鲁小说里说的两个牛仔。“牛仔甲是科学型的牧场主,讲究方法,讲究正确性……他的畜栏全是用上色的钢做的,颜色悦目。机房和牛产房装了暖气,光线充足,每年都重新粉刷一次。他最喜欢的牛是圣达·格特鲁蒂斯品种……他养的牛之中,百分之九十四每年产一次崽。他用复杂的电脑图表,对繁殖情况进行系统地记录。春天用新发苗的冬麦进行喂养,到了夏天,他就很认真地从一片牧地转到另一片牧地。除了草料,他还给他的牛加添豆子、甜菜浆、糖蜜、高粱、甜玉米秆子、玉米、棉籽壳、甜菜叶、罐头废料、无水氨、家禽肉下脚料(包括羽毛)、花生、肉、骨头、家里衣服烘干机用的软布。除这种杂烩大餐之外,他还给他的牛喂各种催长养料,包括抗生素,还有布瓦特克和鲁门森牌子的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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