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立群,林毅夫,李稻葵,余永定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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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金融新秩序试读：
前言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20年马克·乌赞（Marc Uzan）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创始人1994年2月，我决定在纽约举办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50周年的会议，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冲动之举竟然开启了一段长达20年的探险历程，促成了一个机构的成立，而我则在各种因缘际会下，担任机构负责人20年。[1]“世界的距离在缩短，但间隙在扩大。”自“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合作关系更加脆弱，在这种充满矛盾的形势下，我写下了这些感想。
的确，“二战”后，整个世界的稳定基于霸权之上，美国作为主宰者一支独大，不仅维持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稳定，还把控着世界金融体系。20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进入基于霸权的合作时代，美国虽不再大权独揽，但在集体行动中仍充当着领导者。进入21世纪的前25年，“非霸权合作”时代到来，想要阻止分裂和异化，重新自守一方，变得越来越困难。“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其他支持机构已经过时，担忧笼罩之下，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RBWC）的呼声渐高。动员新兴和主流经济体的利益相关方探索新的多边合作形式，帮助遏制全球经济的停滞和分裂，已势在必行。为创建更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保持可持续增长，我们必须设法打好根基。虽然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的工作议程在不断演变，但使命并没有变，我们将矢志不渝地为新的目标而奋斗。
1994年，我们主办了第一次会议，讨论的核心内容有国际货币体系、汇率波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该如何减少汇率危机，这些都是当时的热点问题。我们还在思量一个问题，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一种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机制。讽刺的是，仅仅两个月后，金融危机就席卷了墨西哥，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崛起后扮演的角色，我们尚未彻底明了，但我们明白，新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让几十亿人再度融入全球市场的挑战。很久以前，我们就意识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还没有形成网络，在研讨会上聆听来自这些国家的专家的意见至关重要。
回首过去20年，我惊奇地发现，结构性变化总是与重大金融危机相伴而生。1995年的墨西哥就是如此，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情况也一样。我还记得，当时的国际金融社会并未把财长级论坛G20和金融稳定论坛的出现视为重大进展。只有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经济大衰退当中时，G20论坛才被升级为主要论坛。
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G20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集团，于是早在1999年，我们就开始围绕G20组织研讨会。G20关注国际金融体制，尤其是防范及平息金融危机，这对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使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围绕G20已经组织了近30场研讨会，历届轮值主席国也积极参与，对众多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许多G20代表成为部长或国家管理者。
我们很快就发现，没有加入任何集团的国家也有兴趣加入国际金融组织。例如，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教授建议我们联系哈萨克斯坦的专家组，他们创建了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并热衷于参与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于是，接下来，我们开始与欧亚科学家经济俱乐部合作，共同组织关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年度会议，与中亚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
如今，国际局势日渐紧张，我们也认识到，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对于世界和平何其重要。欧洲之所以开创大业，一统货币，就是为了对抗分裂和异化，防范欧洲的货币动荡。我们也紧紧追随这项事业，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举办了多场会议。如今，欧洲正处在十字路口，欧元区和欧元受到质疑，对良治的需求成为关键。与欧洲利害攸关的不仅在于货币的未来，而且在于建立和接受泛欧洲机构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共同货币的兴盛不可或缺。
过去20年，我对中国的理解也加深了。十多年前，我开始经常去中国旅行，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研讨会。我应邀参加了很多在中国举办的会议，议题大多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从北京、上海到哈尔滨、杭州、重庆、青岛，到访诸多地方后，你就会确信，中国不仅将塑造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将为这场变革代言。
我常常思考，进展为何会如此之慢。为什么真正的改革少之又少？怎样才能实现全球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也许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每次危机过后，尤其是2009年金融灾难之后，建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并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愿这本书能提供些许思路。
虽然2014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纪念年，但是，不同于以往，这次并没有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也许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失败，令当今的决策者无心庆祝？也许因为正处在转折的关头，我们已经心灰意懒？
事实可能如上述所说，但我并不认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70周年时，我们组织了10场研讨会，从南至北，从东到西，遍及全球。活动反响异常强烈。参加人士包括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ere）、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约6名研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权威历史学家，还有无数的金融部长、管理者、知名专家，等等。之后，在同一年，我们决定出版此书，一来纪念，二来展望。这次同样反馈甚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到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从土耳其国务部长巴巴詹（Babacan）到意大利经济部长帕多安（Padoan），各方人士都纷纷畅所欲言，就如何应对全球经济挑战直抒己见。这本书直接反映出诸多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为防范日后的危机和动荡，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维护和调整所做出的承诺。完成“布雷顿森林体系未竟之业”（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文章）需要决心。这就是未来要坚守的理想。剩下的就是启动这场变革。未来20年
回顾过去20年我们走过的路、听到的观点，未来应该制定怎样的议程？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在改变，正如资本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经转变一样。虽然美国还占据主导地位，但国际金融体系需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可能会让负责管理全球问题的机构难以应对。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无疑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正如“二战”后，美国在构建20世纪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我们需要一个多极世界，由中国、美国、欧洲三方构建稳定的局面，建立基于繁荣的全球经济秩序。
过去6个月以来，中国积极筹备三家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分别是由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参与的、总部位于上海的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丝路基金。这些重要举措围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而展开，“中国梦”意在重现鼎盛时期的辉煌。“韬光养晦”似乎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万灵丹。当然，无论是成立金砖银行，还是建立应急储备安排，似乎都指向政府间融资和合作的新态势，甚至会打破主要多边开发机构主导的现有框架，让中国和其他主要新兴市场满怀信心，自主发展。虽然只是萌芽，但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尽管在2007~2013年这6年间，欧元呈现贬值趋势（而美元则走强），但美元和欧元仍分别是第一、第二大货币。人民币则由第20位攀升至第9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美元、欧元、人民币将形成三极体系。在两三年内，中国将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已成为亚洲货币重要的避险天堂。人民币成为另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后会怎样？我们必须要避免政治紧张，适应大国崛起的同时欢迎新形式的多边主义。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前景未卜。但是，如果真的达成一致，需要做出调整，那么我们失去的会是什么？另一场危机？
2016年，中国将担任G20的主席国，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能携手其他国家，共同承担未来几年的国际金融体系治理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和合理性也悬于一线。如果不顺势而为，调整其治理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担当起国际货币体系裁决者的重任吗？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为抗击通货紧缩、重振经济而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要想放弃这些政策，且不带来负面影响，就要有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引领我们在未知的水域航行。如果不实行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建议会有多大的合理性？
考虑到这些进展，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面临的是历史上的特殊时刻，它充当一个中立的主体，引领着这场讨论。我们会一如既往，直面前方的挑战：始终正直坦诚，关注观点和思想，分享不同的理念，并设法让我们的足迹遍及四海，组织我们认为重要的研讨会。个人结语
作为结语，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参与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组织的近百场研讨会的人士。虽然篇幅所限，无法一一提及姓名，但这并不代表感激之情有丝毫减少。正因为他们的慷慨，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鼎力支持，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才有了今天取得的成就。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在百忙之中，不远千里来参会的众多央行行长、财政部长和各界高管。
决定成立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时，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学习，师从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在此，我要向他深深致谢。
我还要由衷地感谢罗伯特·蒙代尔，他亦师亦友，对我倾心支持。是他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和欧亚的大门，他的思想见地激发了我的思考。我们一起访问中国各地、哈瓦那、锡耶纳、华盛顿、阿斯塔纳，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们在共进午餐时热烈地讨论全球不平等问题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每每想到这些，我都会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
[1]Christine Lagarde,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MF,“A new multilater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The Richard Dimbleby Lecture,London(February 3,2014),available at:http://www.imf.org/external/np/speeches/2014/020314.htm(last accessed February 13,2015).导论奥斯曼·曼登（Ousmène Mandeng）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高级职员马克·乌赞（Marc Uzan）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创始人
国际货币体系也许是国际政策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它与商品、金融和服务等领域的国际贸易息息相关，进而关系到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很少有普通民众和决策者对“体系”感兴趣，尽管他们总会面临与体系相关的问题，例如，最近的欧元和日元兑美元大幅贬值，欧元区危机，中国的崛起和人民币的国际化，美联储（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削减量化宽松规模，新兴市场资本流动带来的影响，希腊主权债务重组，德国经常账户的巨额盈余，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等等。这个体系并没有按照预期运作，需要加以改革。这本书旨在抛砖引玉，引发对公共政策的探讨，重燃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兴趣，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实行必要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由影响汇率制度和国际流动性的一系列规则构成。其宗旨是创建理想的条件，促进开展国际交易、防止持续大规模的外部不平衡不断累积，而外部不平衡指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出现一定规模的外部赤字和盈余。如果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支撑不平衡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大规模的不平衡会迫使国家急剧调整货币、汇率、财政等方面的政策，从而干扰国内和国际经济。国际流动性充足，也就是说，关键要素是有充足货币，可以用来从事国际货币交易，履行对外义务，这也是国际经济的推动力。这一体系的主体就是各国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过去几十年间，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崛起，占世界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的比重增加，体现了全球经济力量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对金融，尤其是国际货币交易，影响甚微。从中短期来看，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融入国际货币体系仍是国际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依赖于国际经济治理制度，它的健康运转离不开合作，有时还需要经济政策上的相互协调。过多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或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国际经济局势紧张和失衡，埋下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隐患。在必要的政策决策及其反馈中，应当明晰实际所有权和对所有权的认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是否有效。具体说来，这里指的是政府代表权及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相对影响力，尤其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因为没有提供适当的国家代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度遭到诟病，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了一系列改革，向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转移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然而，改革在执行时却遭遇重重阻碍，只得逡巡而行。能否顺利实施改革，事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可信度和合法性。
这本书的出版契机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纪念。1944年7月，会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内容，其中包括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促进国际货币合作，……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促进并保持高就业和高收入”。要以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秩序为目标，这是调整结构、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素。这些目标的痕迹犹在，定义了今日国际经济秩序运行的关键。70周年似乎成为一个良机，让我们驻足思考：国际货币体系思潮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未来又将如何演变？
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70周年恰逢“一战”爆发100周年，同年，“一战”引发货币失序，进而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诸多提议的基础。2015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有若干重要工作必须完成，包括完成治理改革，进行特别提款权篮子估值审查等，而这本书出版之际，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大变革悬而未决之时。
这本书邀请了在国际货币和经济事务领域最有发言权的人员，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及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各位作者就下面的问题畅所欲言：
世界主要货币、国际货币体系和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未来是什么？要让金融步入稳定的轨道，我们该做些什么？前方又将有哪些挑战？
作者提出的主题可大致分类如下。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业已失灵，需要进行改革，这是绝大多数作者的共识。一些文章指出，该体系没有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作者对该体系的缺陷也各有见地，如一些文章指出，大规模外部失衡、系统性金融风险、汇率大幅震荡等各种风险不断累积，但现有体系非但未能加以防范，反而证明了实施改革迫在眉睫。另一些作者则认为，现行体系具备复原能力和适应性。
另几位作者却称，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经济需要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新兴市场所占的经济比重与日俱增，然而，其货币在国际交易中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地扩大。许多作者表示，新兴市场货币一体化代表了国际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一些作者则把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视为改革的阻力。还有一些则强调，我们需要一个框架来确保向多极货币体系的有序过渡，同时也表示了对这个体系的稳定性的担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很多作者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进行治理改革，以实现均衡的代表权结构，维持机构的响应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其中一些作者还呼吁采用更动态的代表权分配机制。一部分作者则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问责制，并增加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设计方面的透明度。另几位作者强调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如下方面的重要性，包括加强国际经济监测和危机干预、升级监测机制、充分整合多边监督、延长对金融账户交易的授权等。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作者肯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回顾了其在不同时期担任的不同角色，并探讨了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另几位作者则一如既往地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推进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不二之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缺乏效率和带动作用，对大的成员方来说尤其如此，例如有几位作者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预测到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还有几位作者明确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长期声名狼藉，这让一些国家敬而远之，不愿去寻求帮助，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另一些作者主张提高自主性和透明度，从而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的要求。国际经济
作者一致认为，国际经济日益多极化，中国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他们对国际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轨迹却意见各异。一些人对金融全球化是否可持续心存疑虑，另一些人则担心，分裂和逆全球化的可能性会增加。部分作者强调，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可能导致经济政策趋向紧缩。很多作者一致认为，国际经济的变化犹如催化剂，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秩序。
一些作者则提出，持续失衡是经济长期不稳定的根源，再加上主权负债不断攀升，一些国家的债务持续性令人担忧，可能需要债务重组。要实现对称性调节，协调经济增长和不平衡至关重要。在另一些作者看来，收入不均现象加剧，新兴市场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些才是核心挑战。还有一些作者指出，美国提高利率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国际经济治理和政策协调
政治分权加深、政策分歧不断，协调的结果和有效性也令人担忧，这些风险导致国际政策协调面临困难和挑战。这本书强调，在日趋一体化的国际经济背景下，负面政策的溢出效应至关重要，对国内政策的有效性也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这本书还提出，在调整时要建立更公平的负担分摊机制。
之所以提到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为了强调其独特的政策协调精神，并指导未来的日程，有几位作者将这一日程视为美国主导的结果。一些作者则把G20视为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主体。另一些作者则对能否实现国际治理的重大改革持怀疑态度，强调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性，一些作者则关注牢固的双边关系。国际货币
很多作者重点论及美元的持续主导地位，或者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本位制。一些作者强调，无论对于提供充足的安全资产，还是在国际储备累积的特定背景下聚焦储备资产，这都会带来不利影响。然而，也有一些作者提到，突然重新分配储备货币，用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由此引发的风险可能会导致剧烈动荡。虽然从中期看来，相较于诸多替代货币，美元仍被视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但是仍有不少作者提到了美元地位的相对下滑。有几位作者强调了新兴市场货币的扩散，重申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些作者呼吁使用全球货币。用国家货币来管理国际流动性和安全资产的充足供应，二者会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这就是“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一些作者强调用特里芬难题来引导货币体系的改革。还有几位作者则提倡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将其作为储备资产的潜在参照。
为确保建立包括货币掉期在内的完善的基础设施，促进新国际货币的一体化，一些作者强调要发展本币金融市场，调整国际支付体系，以更多地使用本币进行结算。在一些作者看来，金融制裁和对国际支付体系的实际和潜在控制构成了一组新的政策工具。全球金融安全网
一般来说，全球金融安全网旨在抵御国际支付中的风险，其内容包括央行的外汇储备以及对于反周期进行干预的财政空间、央行的互换机制、区域融资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缓解金融动荡的一系列规则等。有几位作者提倡调整现有结构，呼吁加强机构和额外金融资源之间的政策协调，但也有作者质疑其是否能被采纳。一些作者重申了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要性。还有作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防措施代表了重要的额外资源。一些作者强调，央行互换机制和区域外部支持机制的重要性增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紧密协调；另一些作者则呼吁明确二者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一些作者还强调，尽管可能带来负面成本，扭曲潜在金融市场，但通过储备积累来自保仍然很重要。还有几位作者提出，“整顿内务”仍然是最重要的防线。
有几位作者则强调要就共同标准达成一致，高效有序地进行主权债务重组。在一些作者看来，提供更多的数据，包括注册和对金融交易的同期监测，这些是有效金融监管和保持金融稳定的关键要素。货币政策框架
有几位作者强调，要调整货币政策框架。还有一些作者则提到金融市场化、资本控制，以及把金融稳定明确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一些作者强调要调整现有的通货膨胀预期框架，保持汇率的灵活性。对货币政策进行结构调整，采取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通货膨胀预期趋同，对于国际经济来说，这成为一个新“名义锚”，促进物价和汇率的稳定。实施可测量的汇率市场干预措施，对于保持货币稳定来说是重要的补充。机构创新
几位作者指出，新国际机构的出现超越或取代了现有机构。正如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缺陷的回应，它们强调了影子银行的重要性和伊斯兰金融的优势。还有几位作者提到，开发银行和开发性金融十分重要，它们是推动必要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催化剂。第一部分挑战与机遇：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动荡之中生存：一项进行当中的事业乔舒亚·艾森曼（Joshua Aizenma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布雷顿森林协定》签署70周年也正是该体系瓦解的40周年。本文详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先后的成败给予我们的三个启示。全球金融体系不断演变反映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多极化，这种反映略有滞后。虽然名义锚能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锚定过于僵硬（固定汇率、通货膨胀目标固化等），那就是在用未来更大的尾部风险博取眼前虚幻的稳定。应对这些风险需要对政策和资产负债表风险进行损益评估——审慎监督，为应对不可避免的动荡提供公共和私营领域的缓冲。渐进的全球金融体系
1944年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促进了“二战”后西欧、日本和美国的复兴。协定的设计很好地反映了“二战”后的全球结构——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都受制于美国，当时美国承诺帮助实现战后复兴，避免重复类似“一战”后的重大错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主要货币钉住美元，美元钉住黄金，大部分资本流动被限制在公共领域，两个多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二战”后百废待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好与这一挑战相契合。
在随后的20年里，西欧成功复兴，尤其是欧盟的成立，以及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政治挑战，日益威胁到《布雷顿森林协定》的可行性和持久性。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态度是“善意忽视”，“只要货币市场的混乱没有威胁到美国国内的优先[1]事项，美国就不会主动作为。”西欧和美国的利益关系日趋紧张，逐渐复兴的西欧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这些都暗示了针对1945年的西方世界打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不适用于分配新的经济力量。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被废弃，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初崩溃，并催生了一种更对称的制度——在当时的主要货币中实行浮动汇率。经济和政治力量向多极化发展，之前的机构逐渐被超越，它们不得不转变，以更好地与变化的世界秩序保持一致。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浮动汇率制历经数次全球大危机的检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石油危机；美国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两位数，之后，沃尔克（Volcker）为稳定金融提出了著名的“沃尔克法则”，此举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但实际利率急剧上升；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深陷衰退的泥沼。总的来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浮动汇率制虽然将各国推向了市场波动的风口浪尖，但也帮助各国在动荡中进行了更顺利的调整。在这一体系下，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金融一体化加深，银行与金融系统也放松了管制。同时，新兴市场也加入了全球化议程，这反映在全球贸易的深化、逐渐加强的金融一体化和汇率浮动上。
正如蒙代尔的三元悖论所述，汇率浮动和加强金融一体化的结合[2]使经合组织国家得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但是，浮动汇率是一把双刃剑，它会导致汇率的波动，增加国际货物和资产贸易的成本。基于这些考虑及欧盟成员方加强一体化的愿望，促使欧盟走向货币一体化的欧元计划被提上了日程。19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后，欧盟各国不甘居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遗留的体制之下，在德国和法国的倡导之下开始积极推动欧元区的建立，尝试建立新的货币体系。欧元区的成员方放弃了各国货币的独立性，开始享受共同的货币体系带来的好处，以进一步加深金融和贸易一体化。
欧元区的建立这一伟大创举令人瞩目：从建立欧元区这一计划的提出到实现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经济观察者认为，在10年间，欧元成为一种可流通的货币，欧元区金融一体化的加深将会促使欧洲走向稳定和繁荣。除了这一区域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开始经济腾飞，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这标志着三极世界的出现，这三大经济巨人目前的经济总量旗鼓相当（按当前物价衡量）：美国、欧元区和中国分别占全球生产总值的1/5。在2008~2009年出现经济危机之前，欧元币值稳定，是美元的有力竞争者，甚至可能超过美元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全球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金融格局，三大[3]经济体的货币成为其所在经济圈的主要流通货币。虽然说多极金融格局没有单极金融格局稳定，但是总比一个动荡的单极格局更加稳定——在全球力量重新分配的当今世界，多极的金融体系更适于各方势力的发展。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犹如一道分水岭，中止了上述发展趋势。这场危机生动地演绎了动荡如何再次袭来，几十年前的大稳定时代反映了有效宏观政策带来的持续进步，但这些却犹如幻影般消失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欧元区危机，问题也随之而来，欧元区是否可行？欧元未来能否与美元抗衡？更核心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意味着无论是金融全球化的加深，还是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对金融管制的放松，都超出了适度的水平。金融深化非但没能帮助抵御全球动荡，反而成了不稳定的源头，威胁着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机还挑战了之前的观点：新兴市场的动荡和危机缘于其“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经合组织国家的制度更成[4]熟，宏观政策也更加有效。事实不再是如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挑战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有一些例子能说明这一体系和发展中国家对固定汇率的青睐，那就是名义锚。从中短期来说，名义锚也许能提高社会福利，降低汇率风险，抑制通货膨胀，但如果锚过于僵硬，那就是在用未来可能出现的尾部风险博取眼前虚幻的稳定，打破确立锚的道路，这种做法的代价更大。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越来越多[5]的国家倾向于把通货膨胀目标（设定在2%左右）作为名义锚。然而，欧元危机和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表明，过于严格的通货膨胀目标也有风险，在动荡加剧的时期，低通货膨胀目标可能诱发流动性陷阱[6]型的通货紧缩，使货币政策失效，增加债务通货紧缩的风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金融一体化程度加深，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资本纷纷外逃，引发银行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出现危机。通过“试错”的学习过程，新兴市场转变为三元悖论的折中点——汇率灵活性更强，金融一体化程度有限，货币政策受控，在实行宏观审慎政策上采取公共财[7]政的方式，这种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缓冲。累积预防性国际储备就是一种体现，为降低资本外逃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提供了公共缓冲。然而，自我保护并不是万灵丹，还需要审慎监管来予以补充，从而鼓励市场参与者内化与其市场活动相关的外部性。
公共财政方式还适用于经合组织国家。衡量金融创新和理想金融深度的标准应该是其能为实体经济带来的益处，以及纳税人是否要面对破坏稳定的金融工具。一些宏观保险方案，类似于美亚保险，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抵押贷款保险，应被加以规范和抑制，因为在出现风险事故时，私营部门受其资产负债表和有限责任能力的制约，针对宏观风险的保障能力有限。于是，风险事故的宏观保险最终还是由纳税人来埋单。的确，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私营部门的损失被社会化了，引发了让人棘手的道德风险和对于“大而不倒”的担忧。要降低与此类“事后保险”计划相关的干扰，就要灵活使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执行的政策：事前监控金融机构风险，通过收取风险溢价来提供缓冲。同样，硬通货国外借款使国家收支更易面临危机，这些危机带来负增长效应，部分国外借款将资金由外债转为股权和国内债务[8]工具，对其适当征税能提高社会福利。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工业化国家和经合组织国家都面临类似的挑战。然而，理想的政策执行应当能反映出制度的成熟度。能自由获取硬通货掉期并且有能力用本币借款的工业化国家很少会使用累积储备。而新兴市场则不一样。国际储备能保持更大的缓冲空间，通过审慎监管来抑制硬通货国外借款和短期债务，这些措施让新兴市场从中受益。
总之，金融全球化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受到尾部风险的威胁。虽然没有根除风险的魔法，但通过灵活适宜的政策来抑制透支金融市场化带来的过度反应，能够降低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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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Aizenman and B.Pinto,“Managing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capital mobility—Policy lessons from the past two decad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1(2013):636–53.
[8]B.Eichengreen,R.Hausmann and U.Panizza,“Currency Mismatches,Debt Intolerance,and the Original Sin:Why They Are Not the Same and Why It Matters,”in S.Edwards(ed.),Capital Controls and Capital Flows in Emerging Economies:Policies,Practices and Consequences(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国际货币体系：挑战仍在继续马雷克·贝尔卡（Marek Belka）波兰国家银行行长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彻底摧毁了原先的金本位制，国与国之间无法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世界贸易量大幅下降。为了渡过危机，许多国家开始征收进口税，设置贸易壁垒，这些措施出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到20世纪30年代末，尽管全球的产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但世界贸易量仅有危机前一半的规模。国际合作大大减少，国际贸易规模明显萎缩，无法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即使“二战”还如火如荼，各国仍旧决定尽快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该体系采取与金本位制类似的模式，确立了固定汇率制，在建立之后的几十年中成功地保证了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通。
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国际货币体系，波兰是创立者之一，该体系建立之后，运转良好，基本达到了建立的初衷。它的建立逐渐恢复了货币的可兑换性、自由贸易和固定汇率制。随着全球合作的不充分和资本流通的扩大，到20世纪70年代初，固定汇率制被更为合适的浮动汇率制所代替，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的积极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国际合作仍在进行，促使全球自由贸易不断扩大；资本流通大幅增加，为全球贸易和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但是，近年来人们发现短期资本流通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有时会引起经济动荡，一些人开始寻求如何限制这种消极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流动性资金额度，有效地缓解了多国的经济危机，但是各国对提供贷款需要满足的条款仍存在争议，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体现了这一冲突。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对的挑战，以及需要改革的方向。通过全面的认识和合理的改革，使它能够更好地为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服务。全球经济不平衡和安全储备金大增
过去的20年间，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加剧。一方面，发达国家信贷抵押市场的信贷繁荣无法持续，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贸易顺差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国。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本输出主要以各国中央银行购买其他国家债券的形式进行（主要是美元和欧元）。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需求还在不断扩大，一旦需求无法满足，就会有危机发生。而人口因素和经济发展不景气也会对发达国家的财政稳定有不利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兴经济体也许能够在内部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服务业和促进国内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样就会降低贸易顺差额，减缓外汇储备增长速度。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以及资本市场的管理放松，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也会逐渐放缓。假以时日，新兴市场的资本流出将会更多地采用购买发达国家股票和公司债券的形式，作为投资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这种转变有利于新兴经济体，能够提高外国资产的收益率。降低金融危机再发风险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突发了几次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初，一场债务危机爆发，导致多个发展中国家退出金融市场，并销声匿迹多年。一些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巴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挣扎于努力还清对外净债务的泥潭之中。1992~1993年之间，一次惨烈的危机瞬间席卷了欧洲，欧洲货币体系之内的所有货币几乎全部遭殃。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坚定了欧洲各国领导人创立欧元区的想法。1997~1998年，南亚和东亚的货币体系遭到严重冲击，引发了一系列损失惨重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和许多中欧、西欧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波兰是少数几个没受到波及的国家之一。2007年夏，全球性的银行危机突然爆发，先是引起经济萧条，紧接着市场疲软，经济进入了缓慢的增长期。
1970~2007年发生了多次不同表现形式的金融危机：208次货币危机，124次银行危机，63次债务危机，42次共生危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同时发生），以及10次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同时[1]爆发。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高发期。目前正在遭受的全球危机包含了上面列举的所有类型，是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次全球银行危机多层次爆发，从侧面说明不仅个别国家的经济政策需要调整，更要建立一个囊括所有国家的全球金融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但主要集中在提高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体系抗风险能力这一方面。在发达国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信条：发达国家的银行拥有先进的风险处理方式，能够将可能的损失控制在它们的资产净值之内，不会使银行破产，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2001年秋天纳斯达克泡沫破裂，仅仅引发了短时间的经济萧条，这使得这一信条更为人们所信服。那时，银行统一调低利率，暂时增加市场货币供给，这些措施足以缓解危机。但是，事实上，当时危机的缓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购买网络公司股票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投资基金里的存款，而不是银行信贷。这也是为什么在股票指数大跌之后，并未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2007年的经济危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引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住房和抵押债券的价格大跌，而这次是以银行贷款进行购买的。因此住房和抵押债券价格的下降——债务抵押债券为其中代表——就带来了一场银行危机。
现在我们知道引起全球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国家的长期抵押贷款大部分都来源于一些外国银行的短期贷款。也就是说，短期贷款可能是金融机构之间最有破坏性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形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加强银行的监管力度，更要加强对国际资本流通途径和机构的监管。从最近全球金融危机给出的经验来看，实施宏观稳健的政策能有效地影响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值得推广应用。
虽然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大量增加市场上货币流通的数量，能够缓解银行危机和市场萧条，但这并未让全球经济免于遭受长时间的衰退，我们将这次衰退称为“经济大萧条”。那次大萧条很大程度上是债务危机引起的，也被称为“资产负债表大衰退”，因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私营部门的长期负债导致了国内需求长时间的不足，无法促使经济复兴，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是这种情况。在欧洲，由于公共债务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被抑制，银行危机最终引发了经济大萧条。
在最近的一次全球银行危机之后，各国开始尝试实行银行监管系统的改革。最近出台的《巴塞尔协议III》有利于确保银行的资产充足性，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分析工作和建议，是增加全球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也在实施宏观稳健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宏观稳健政策看作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后的第三大市场稳定政策。
但是，问题出现了，作为一个以确保国际金融体系正常运转为己任的组织，和一个被认为是国际资本流动性管理者和经济危机时期资本流动性支持者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如何对目前的危机做出回应？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它将找出能够影响短期资本流动最为有效的方式，以监管者和危机预防者的角色保证经济稳定发展。汇率政策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最初阶段，汇率没有像预期的那样仅在一定范围内波动，按照预期，国家只需稍微抬高一些汇率，就能够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汇率起伏不断，完全超出了之前的预期。多个国家不断爆发货币危机，一些极端的汇率制度开始大行其道，比如建立汇率委员会，完全人为操控汇率，或者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让汇率完全受市场调控。然而，汇率政策改革任重而道远。
欧元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货币危机的一种应对方式。新兴经济体既没有建立汇率委员会，也没有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阿根廷和波罗的海诸国的经验表明，汇率委员会并不能完全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一制度还可能引起信贷繁荣的不可持续，并且无法实行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利率政策。短期资本流动灵活性的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最近一次全球银行危机中——也将自由浮动汇率制宣判为死刑。各国会利用浮动汇率制来分散全球危机的冲击，利用联合货币政策来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也干预外汇市场，将汇率浮动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
在这次金融危机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政策[2]调整为积极的汇率政策。积极的汇率政策包括一系列的措施，从传统的影响国内货币汇率的措施到各种辅助手段，比如限制证券投资资本流动，稳健的宏观政策和税收政策。瑞士和捷克共和国在短期内调整了货币政策，并把汇率调整作为间接目标。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实施过很长时间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开始寻求通过政府干涉汇率。发展中国家则综合使用多种汇率政策。比如巴西，因为资本流动性高，它不仅采取利率政策和货币干预来限制汇率，还实施了一系列其他手段——从限制外国资本自由流动的财政政策，[3]到加强银行管理。国际货币
另一个问题也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哪一种或者多种货币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保持或获得关键位置。美元毫无疑问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作为一种主要的储备货币，因为美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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