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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6 17: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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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贤昌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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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鄞

探寻古鄞试读:

序一

多年来,杨古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等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们发起组织宁波的一些文史爱好者经常到宁波各地考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寻访和凭吊已经失去的和岌岌可危的文化遗产,包括古镇、古村落、古桥、古塔等传统的空间形态,并在考察过程中普及文化知识,钩寻历史文脉,表达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与价值判断。他们虽都是年逾古稀之人,仍以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责任感与建议,其情令人感慨和景仰。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我敬重的前辈,他们中有宁波工艺美术界的领袖,对地方传统文化常有独到的见解。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发掘,往往引起社会的重视,比如提出对南宋石刻造像的保护、对张苍水故居的保护以及对月湖历史景观的保护,最后都为地方当局所采纳。我曾经说过,每当宁波的历史文化面临威胁的时候,总会有几位羸弱的文化人振臂高呼,并以身体力行的表率,表现出意想不到的顽强,前辈学者中如冯孟颛先生,其后如杨、曹等诸先生,其间有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

跟随杨、曹等诸先生考察的,基本的队伍约有二三十位同志者,其中包括了鲍贤昌和陆良华,而这两位先生的可贵则在于,他们在考察之后,还把他们的认识与感想写成文章,在地方的报刊上发表,以此进一步扩大这种文化行为的影响力。他们都是在业余的时间里做这些事的。在这一点上,杨、曹等诸先生也常有健笔,这是宁波之幸。

鲍、陆二君所做的工作,我把他们归纳为几件看似平常的事情。第一件事,我把它称为“寻找散落在村落中的文化碎片”。这件事情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他们在不断地走动,他们必须到达一个又一个的村落,在原址上寻找传说中的历史证据。这事情很辛苦,也很“时髦”,说其“时髦”,是因为欧美的学术界在近几十年里很兴盛“田野调查”的史学方法,把“口述历史”做得很热闹。第二件事是将这些调查结果写成文章。如果说走马看花还有游赏的愉悦感,一写文章就成了认真的事,先得把事情弄清楚,这就要稽核资料、征集口碑、考订耙梳、辨真证伪,这是“坐冷板凳”的事,做几次饶有兴趣,坚持做下来就需要毅力。没写过文章的人不知道写文章的难,以为妙笔能生花,岂知文从心出,没有新发现、新感知,下笔是艰涩的,未必写得出,况且他写的基本上就是“考据”一类的文章,不仅需要才气,还需要见识和判断。这两件事做完后就是去发表。他们写了很多,常常一人撰写,多人讨论和参与意见,也常常有联合署名,这就表现为一种人多势众的团队性,这是第三件事。现在他们来做第四件事,就是串珠成链,结集出版。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鲍贤昌君曾经被目为“奇人”而受到媒体的关注,倒不是因为他的这些文章,而是他三修村史。他修的正是自己土生土长的那个村子的历史。祖祖辈辈就住在鲍家村,他的生态是一个经典的“村民”。“村民”这个名字,今天听起来仿佛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意境,令人想到小桥流水、耕读传家。鲍家村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村落。鲍家的祖上从事的是一门很有文化色彩的行业:图书。清代光绪年间,宁波城最出名的书店“汲绠斋”就是鲍家人开办的;其后一如宁波商帮的迁徙脉络,把生意做到了上海,延伸为出版业,鲍家人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部某一任图书馆司司长鲍振西,包括今尚在任上的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还有原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少将副军长鲍志鸿,祖籍都是这个村子。列举这些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像这样的村落,必有一片挥之不去的文化氤气浸润着村民的心灵,一种坚忍的文化责任感在默然传承,这也可以称为“家学宗风”。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文化意识并不是读书读成的,恰恰是“文化的染缸”里浸泡出来的。

陆良华君也是鄞州人,他的资历可能比鲍君更老些,1961年横溪中学的毕业生,又考入中等技术学校。在以往的文化身份分野中,中技毕业一度就是“准知识分子”,好在他是吃技术饭的,如果吃文饭,恐怕难逃“文革”之劫。有意思的是,这位吃技术饭的师傅,退休后却跻身吃文饭行列,著有《河头村志》,体例虽然从俗,但写法十分别致灵动,很有当代著述的时代特色。因此广为图书馆收藏。陆良华君是横溪河头陆氏的后人,这个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薮,也曾是簪缨弈世的书香门第,耕读传家,名望一族。譬如鲍君,他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责任,恐怕与家族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可分割。这就是一种很有特点的江南文化现象。江南人文,家国同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们的灵魂主调。鲍贤昌君曾希望我在序言中对宁波的悠久历史加以阐述,以图映衬他们作品的背景。其实以我看来,作者的文化自觉与当地的历史长度往往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文化人特有的家国情怀,使他们非常自觉地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命运视作己任,这才是他们深刻的著述背景。

媒体报道往往强调了鲍贤昌“初中毕业”,以为这样“低”的文化水平竟然能做成修志大事,堪称奇事。人们也常常感叹陆良华由理入文转型的不易,以为这是两种思维方式,很难兼容。二君又以传统文化的集大成的著作——“志”入手,其所需要的知识铺垫,更非一般学人所能胜任,何况良华君的文科背景,也只是初中。

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性误会”。时人往往专注于“学历”,须知还有更为重要的“学力”和“阅历”,前者是学以致用的能力,后者是接触实践的功底。这本书本身就会告诉我们,鲍陆二君的“学力”和“阅历”,恐怕非一般徒有本科或者研究生头衔的后学所能企及。因为文化毕竟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文化是一种对世界、人生、人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法则的彻悟,并进而遵循和开拓这一法则。二君的成就,只证明了中国古人所揭示的一条朴素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我很想为这一文集起一个书名,叫“读村记”。在快速城市化的今天,能够真正关心村落生存窘境的,都是些富有人文精神的人。他们用温情的目光,久久关注着那些风雨飘摇的古村落。他们在无奈中能够做的事情大概就是两种,一是大声疾呼,希望“刀”下留村;一是热情宣传村落曾经的历史价值,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以此启迪更多的文化良知。杨古城、曹厚德、王重光、王介堂、鲍贤昌、陆良华等诸先生属于后者,而后者往往更巧妙也更无奈。他们首先给我们以一个学人的姿态,他们不是在游山玩水,他们在村落中穿行的过程就是一次文化阅读,他们把这些一息尚存的村落当成一本底蕴深厚的大书,动情地阅读着,然后写出读书笔记和阅读推荐,我们仿佛看到他们用无声的语言不断地拍案赞叹:“好书啊,可圈可点,可咀嚼,可珍藏。”但是令人担心的是,有多少人能够从这本书里读出这种深沉的忧患?《诗经·黍离》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希望这本书有更多的知音,也不负二君这些文章。周时奋二〇一一年九月五日

序二

鲍贤昌、陆良华二位先生十余年来在鄞州及周边的考察文集,最后定名为“探寻古鄞”。前后十数年,洋洋近百篇,实在来之不易。我记得15年前,当时他俩都已年过四旬,红脚梗出身的鲍贤昌写出了鄞县境内首部村志——《鲍家村志》,不久又编写了《外编》《补遗》,这一下子轰动了本地媒体,也让我深为感动。农村干部出身的陆良华先生年长鲍贤昌八年,他的祖上与南宋名士陆游同宗,五年前,他修编出版了《河头村志》。此后他们结伴继续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孜孜不倦,矢志于鄞州的山乡水村的文化探寻,“十年磨剑”,终于又合铸成一本厚厚的著作,这又让我感动一番。

如今鲍先生及陆先生都已退休,鲍先生还在用他的旧“宝马”—— 那辆普通的人力自行车,骑着它走东闯西,寻访和考察了许多古镇古村及相关的文化遗存,而对于路途较远的古村落只能搭乘公交车早出晚归。有一次,他们在鄞州最偏远的四明山李家坑考察,傍晚时没有公共中巴班车,幸而搭乘一辆公务车返回。他的包内常备矿泉水和面包作途中的美餐。就是这样执著的追寻,才使更多的新老宁波人有幸共享古鄞文化的深厚和丰富,激发更多的爱国爱乡之情。

古鄞之“鄞”, 仅有两种用途,一是两千多年前已建制的鄞县地名,鄞县背山面海、人杰地灵,誉称文献名邦,曾与江苏吴县、浙江绍兴并称中国三大古县。另一为姓氏,与在鄞县做官的一位朝廷命官有关。鄞姓今分布在两广、两湖一带。十年前鄞县改名鄞州,至今仍光焰烈烈。散落在古鄞大地上的古村田畴、山海情韵,在两位先生笔下,无不渗透作者敏锐的感受和深厚的挚爱。记得南宋陆游在《游鄞》诗中曾写道:“晚雨初收旋作晴,买舟访旧海边城。高帆斜挂夕阳色,急橹不闻人语声……”对于文化,贵在传承,重在发现。有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滨海古鄞,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少历史文化难免被湮没或淡忘。我记得数年前他们在鄞东横溪寻找一座古窑址,连陪同的农民也迷失了方向,结果费了很多周折才得以找到。我认为这就是本书作者“事必躬亲,务必求真”的可贵精神,他们用心地去发掘和发现,因而写成的文章读之倍感亲切和深情,特别是新老鄞州人,读后一定会受到鼓舞和引以为豪,进而更加了解和热爱东海岸边的古鄞。杨古城二〇一一年十月

第一编

探寻白杜古鄞城

出宁波城东,乘车驰过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就是素有“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风光秀丽的东钱湖。只见湖上渔帆点点,位于沙洲孤屿的岳鄂王庙在春色下映衬显得分外妖娆。路旁青山连绵,景色迷人。汽车行半个多小时至横溪折南,沿曲折的公路继续前行,随着车轮的转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有800多年历史的秦朝古鄞城——白杜。

白杜地处奉化市东陲,南临莼湖镇,东北与鄞州区接壤,距宁波市区25公里,是古明州至台州的交通要津。此处三面青山耸翠,一条西出的清溪出奇的澄碧和美丽。早在春秋战国时,依山傍溪的白杜,就已有先民垦荒、开拓村落,从事农牧渔猎,繁衍生息。在两千多年前,当如今的三江口还是芦荡荒涂、人烟稀少之时,白杜的鄞城山下,却早已是海陆商贾云集、八方易市之所。《鄞县志》称:“鄞因赤堇山而得名,堇加邑(阝)为鄞。”这可能是古代“鄞县”地名的由来。千古白杜鄞城山

据史料记载:古鄞县在白杜建城时间约在秦嬴政二十五年(前222),古鄞县与治地分别今鄞州同谷的县和今余姚大隐城山渡的句章县,共同鼎立于浙东,同属会稽郡。其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鄞州区东部、北仑区、奉化市、舟山市、宁海北部及象山县一带。在589年的隋代,鄞县并入句章县,县治迁往小溪(今鄞江桥),直到771年的唐代,县治移至三江口,宁波城的雏形才出现。

白杜古鄞城,是否还有遗迹可寻?据南宋宝庆三年(1227)成书的《四明志》记载:“奉化县,本会稽郡鄞县地……今县东五十里有鄞城山,下有广福院,旧曰鄞城院,即古鄞县治所也。”我们在山脚下,苦苦地探寻古鄞城,憾于遗迹不多。然而,站在高高的山巅俯瞰,这块土地略呈正方形,地势平缓,南高北低,三面环山,东有马家山湾、苹果山与竹木岭相连,北有堇山、庵山、乌竹山等小丘作为天然屏障,南靠啸天龙山,西有一条山溪流过,当做护城河,中间水道密布,田地广袤,这些条件均符合秦汉时建城的一般规律。

沿着山溪,我们来到了村西的城隍庙,这是当年县官报到宣誓就职的地方,几经毁建,现只留下一道清代建筑的山门,大殿、厢房早已成为废墟,杂草丛生,一片荒凉。随后,我们又从城隍庙向南,到了一条小溪旁,小溪的不远处是一座高大的山,当地人称为啸天龙山。据说古县治就在山麓溪水的北岸、城隍庙的东面。虽在山间小道上发现铺着鹅卵石的古道,但是我们要寻找的古城墙、古树、古物等却难觅踪迹。

竹木岭下是山厂村,村的东面有一条被称为校场弄的穿村小道。“校场”是古时演武练兵的场所,现校场弄旁有一块荒地,有村民告诉我们,听祖上说这就是古代军队操练的场所。试想两千多年前,曙光初照之时,校场上练兵习武者,个个精神抖擞,勇猛威武,杀声震天。校场四周,旌旗飘飘,好一个威武之师,雄壮之城……

从山厂村经崎岖的鹅卵石小道至孙侯村,该村有古窑七座,村后的山下遍地都是碎瓷片和窑址,堆积层达五六米。听村里老人们说,宁波解放前白杜到山厂村的路上,随处可见房屋废墟。这些印证了明嘉靖《奉化图志》中描述的“鄞城旧址有城郭状。近城山处有古城隍庙,遍地砖结,古圹累累。垦辟者偶见之。有瓷器古窑,堆垛成丘,掘三四尺,广延二三里”的情景。而白杜周围一带也是秦汉古墓最集中的地方。2008年,白杜南岙殡仪馆地块考古发掘,在五万平方米的山坡上就发现了有120余座墓的西汉至晋的古墓葬群。1996年还在白杜清水塘发现过古代冶炼场的废渣……

由于时代的变迁,白杜古鄞城虽已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但鄞城山下、清溪两岸留下的鳞次栉比的民居,青苔斑驳的街坊小巷,青山下古鄞城院遗址,高耸的城隍庙及杂草丛生的“古校场”等,表明这里曾有过八方云集、车马喧闹的繁华景象。在古鄞城治所废弃230余年后,一座新州城——明州城在三江口崛起了。清人李调元《登宁波城楼》诗云:

雉堞凌云脚下堆,鲸波带日岛边回。

江中船出海中去,洋外帆从天外来。

地近东溟先见日,云垂南浦忽闻雷。

不知何处蓬莱是,遥看沧沧贝阙开。(王 玮 鲍贤昌 陆良华)清代修建的古城隍庙

凤凰山下觅句章

十里郊墟山水都,古今遗事未应诬。

采芝故近黄公里,洗马犹传贺监湖。

六代衣冠成冢墓,千家烟水属蘼芜。

青天回首归何处?落日千峰信不孤。

这是明代鄞籍布衣诗人沈明臣《光溪》一诗,描绘的是当时的明州古城——小溪(又称光溪,即今鄞江镇)。

鄞江镇地处四明 山东麓,属鄞西平原西部边缘重镇,古称小溪或光溪,自古为鄞、奉、姚三地交通要津,是上连四明山、外通三江口的贸易中心,素有“四明首镇”“四明锁钥”之称。其历史悠久,山明水秀,是古代宁波城的发祥地。

早在东晋隆安四年(400),刘裕(后为南朝宋武帝)戍守句章,就在小溪镇(今鄞江)构筑句章县治。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句章县合并了治地分别在今奉化白杜的鄞县和今鄞州同谷的县,而成为宁波平原的政治中心。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这里成了明州的州城。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府治移至三江口,而县还治小溪(后改光溪镇)。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县县治移至三江口,与明州合治,遂结束了小溪镇作为古县城、州治长达508年的历史。鄞江桥

那么,东晋隆安年间的句章县城、晚唐的明州府治今何在?据新编《鄞县志》记载:“句章新城西扼四明山入山隘口,承光溪和鄞江的丰富淡水资源,利于繁衍生息,东临鄞、大批湖沼地带,便于向东拓展,且有小溪港水路沟通古代句章和会稽郡……”

此城准确位置在何处?史无记载。大约在今鄞江镇东一里的凤凰山附近,1958年“大跃进时期”洪水湾以下的农田曾掘出隋唐时的砖瓦及陶瓷。这是一块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田畈,俗称古城畈(在今鄞江镇的洪水湾之东,凤凰山之西,定山桥之南,小岩山隔江以北)。该处东临平原,西望出口,鄞江之水穿越绝壁,南塘河奔流大野,一南一北挟着这座古城。古衙署的某些机构,可能设置在凤凰山的东侧。我们在凤凰山下的古城畈苦苦地探访句章新城、明州古城,憾于遗迹杳然。由于历史的变迁,1600多年前的明州古城,今已很难找到城池、衙署的旧址,只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名称——古城畈。然而,在其周边仍可找到与古城相关的古迹。

与凤凰山隔江相望的小岩山,俗称响岩,原为官宦休闲之处。有唐秘监贺知章故居、钓台及高尚宅等遗迹,清全祖望在其所记的贺监遗迹诸文中曾有记述。高尚宅最早的地名为贺家湾,又称江浪泽,因贺知章在此隐居,故改为高尚宅。在今邬家岭上的 “贺公亭”内,书有一副对联:“邬岭云横高尚宅,响岩潮湍贺公台。”印证了有着“四明狂客”之称的贺知章曾在此隐居。明州城发祥地——凤凰山下古城畈

城西二里,有唐太和七年(833)县县令王元所建的迄今1100多年的它山堰。堰长134.4米,宽4.8米,左右石阶各36级,堰身高约10米,用每块约3吨重的条石筑成。上游来水受它山堰阻拦转入光溪河、小溪港,沟通鄞西河网,输送灌溉用水,堰坝历千年而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阻咸、蓄水、排洪、引灌的重要作用。

今古城西二里的悬慈村,古称悬磁,光绪《鄞县志》中释为有磁石倒悬之故。考“悬慈”,今鄞江土音读“县市”,极可能原为县城中集市所在,撤治后地名沿承旧称,居民仍居。宋元丰间,在鄞江上建大德桥(后称鄞江桥),便是两岸居民繁衍,需要沟通南北的佐证。宋改建大德桥为石桥墩木结构庑廊式桥梁,全长38丈,宽3丈,分28间,是浙江省第一座木结构风雨廊桥,历代王朝都有维修或重建。桥的北端镌匾“四明锁钥”,桥的南端镌匾“八邑津梁”,桥旁还建有镇桥塔。1979年廊桥被拆除,改建水泥桥。鄞江旧貌

始建于明嘉靖三年(1524)的光溪桥,南接官池塘,桥长39.95米,宽4.5米,高7.8米,桥孔跨径12米,高6.5米,南端石阶28级,北端石阶25级,为宁波府内最大的单孔石拱桥。桥东面刻“光溪桥”,桥西匾“四明首镇”,桥侧立有长联:“环溪分月影,长涵蕙水文澜;虹桥联古道,遥通百里舟车。”如今仍是鄞江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光溪桥北的直街,与鄞江桥至官塘的前、后街,旧时为镇上商贸集散之地。街上店铺林立,八方商贾云集,百货、烟酒、糖果、糕点、饭庄、客栈、药铺、典当、理发等店一家挨着一家,街上南来北往的行人,川流不息。若赶上“三月三”“六月六”“十月十”庙会,街上人群如潮,热闹非凡,可以一睹浙东千年古城的风情。

依溪临街的光溪花阊门的宋代崔府君第,建有门楼、廊屋、厅堂及住宅等。宅院连片,古色古香。朱漆大门,红灯高悬。遥想当年,府第群贤毕至,琴棋书画,谈古论今,其乐融融……今府第门楼尚存。

从光溪直街向东60米,有座清光绪年间重建的小溪桥,桥额:“古小溪港”,由陆廷黻书。小溪港,南连光溪河,北接古句章,是古明城沟通古句章与会稽郡的重要水上航道。自晋至唐,舟楫往返如梭,一派繁忙。

南塘河边的跃进桥附近,古称马家营(系当年兵营)。昔日松林遮天蔽日,流水左衬右托。兵营今已荡然无存,踪迹难觅……

夕阳西下,金灿灿的晚霞洒满小溪两岸,奔腾不息的樟溪水,依山而筑的老屋,阡陌纵横的小巷,历史悠久的光溪桥,飞翔的海鸥,勾勒出一幅诗情画意般的美丽画卷。伫立在明州古城这块当年县衙州治的田野上,环望四周天然形胜,思古之情油然而起,清代诗人万斯同《光溪》的诗意也随之飘来:

光溪山水甲明州,花竹禽鱼事事幽。

阅尽西南行乐处,无如此地日狂游。(鲍贤昌 陆良华)

古寻踪探同谷

千余年前,当如今的三江口还是芦荡荒涂、人烟稀少之时,在今鄞州区五乡镇的山脚下,早已是樯桅云集、八方聚会之所。《舆地志》称:“邑中以其海中财富于山下贸易。”——这就是古代宁波名叫“县”的由来。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秦汉时,育王岭以东便是汪洋大海,山下的同谷也是海湾,海塘后的市集名“后塘街”。而这个“同谷”,即今鄞州宝幢同岙,旧称“谷”或“廓”,为古时县的县治,管辖着今宁波市江东区和鄞县东乡。古县隶属会稽郡,直到589年的隋代,县才并入句章,县治迁往鄞西南之鄞江镇。到了771年的唐代,县治所移至三江口,宁波城的雏形出现了。

我们循着悠远岁月的遗痕,去追寻、探访曾经做过古县县治长达800年的“谷”。伫立于今日同岙岙底的庾山岭巅,凝望着山南坡一条宽约300米、纵深3公里的同谷,遐思无限。

1978年,在此谷口外的宝幢沙堰东山坡,在地表以下2米深处出土了石斧、石矛和石。考古证实,这些是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们渔猎农耕时遗存的实物。在曾经被海水吞没,成为海洋岛屿的山脚下,至今尚存“水”“山桥”“晒网山”“鱼山岙”“船夹岙”“县城隍庙”等与古代县有关的耐人寻味的地域名称。

据地方志记载和实地探访,在古县鼎盛时期的秦汉到两晋之间,道教鼻祖陶弘景、葛洪,思想家鬼谷子,佛教高僧慧达等竞相远道而来,在此结茅修炼或弘道,足迹所至之处留下诸多动人的传说和神奇的人文景观,有“灵峰”“灵岩”“古育王”“鬼谷子庙”等。

现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但是“黄鹤楼”下还是有迹可寻。30年前,在同谷口附近,曾发现一批汉代古墓,出土了精致的青瓷灶、盘口壶、耳杯、谷仓等。以后又在屋后山发现了唐代窑址,堆积的瓷器残片厚达1.5米!在河头湾、沙堰梢竿岭、石婆岭等处,也发现了五代至北宋窑址,这不仅有力地证明古县发达的青瓷烧造水平,也证明了其烧造水平可与举世闻名的上林湖越窑青瓷相媲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出土文物让古县的陶瓷文化熠熠生辉,令人赞叹不已。此外,在同谷东山岙内,几年前还发现了清代晚期较为完整的古七塔寺塔院。

古县同谷,这方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文化宝地,后来又成了众多的历史名人的长眠之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宋大儒、礼部尚书王应麟。至今同岙东山的王应麟墓前,石羊、石马、石翁仲尚存。王应麟的功德寺称铁佛寺,已历630年风雨。这里又是著名的陆氏伤科之祖、陆士逵之师,亦即清初鄞县武当派拳师王瑞伯的习武之地,现尚存殿堂数楹,隐于茂林修竹之中。隐于茂林修竹之中的铁佛寺

同岙西山留有明代苏州通判、鄞县文士余永麟墓道石像生7件,蔚为壮观。同岙内还有王瑞伯之墓,宁波近代的著名学者、文史专家冯孟颛先生也安息在此。

青山有幸,水长流。登临峰,俯瞰脚下的谷,这块生生不息的沃土,这方积淀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宝地,让人荡气回肠,浮想联翩。明代布衣诗人沈明臣《过城故墟》的诗意也随之飘来:

四顾苍茫感慨生,也曾栖借一枝轻。

水光山色仍相待,物态风烟几度更。

野老口传秦驻日,官奴名寄汉家城。

废兴今古寻常事,无奈桃李系此情。(杨古城 曹厚德 鲍贤昌)王应麟墓前石羊

五百年前宁波城

当我们徐徐打开这幅日本美术史上的巨幅写生画——《宁波府图》时,中国宋代诗人舒亶《题灵桥门》的诗意也随之飘来:

危楼清迥立江风,紫逻红旗落日中。

暑雨涧溪来浩荡,暮烟洲渚隔朦胧。

欢声不厌重城近,霁色遥知秀野丰。

沧海一时传丽句,天才真是杜陵翁。

这幅画长13.7米,宽0.27米。画卷开首,从宁波东津浮桥至三江口,沿江的灵桥门、东渡门、和义门城楼巍然,奉化江畔的海运码头、来远亭,分外瞩目。城外帆船往返如梭,城内“三塔二湖”历历在目,一个古代的东方大港跃然纸上。这就是如今的宁波灵桥至三江口的一段风景。

1467年,47岁的雪舟以日本临济宗梦窗疏石门下、镰仓建长寺禅僧和画师的身份,搭乘遣明使船到宁波,驻锡天童寺达一年余。此后常往返于天童寺、阿育王寺、雪窦寺、镇海和宁波府城之间,这幅巨作是雪舟48岁时的力作,画稿现珍藏在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内。

沿着雪舟《宁波府图》神游,三江口上,一道城墙与三座城楼依江而立,城墙上的雉堞与巍峨的城楼、城门内的瓮城及城门上的门楼,清晰可辨。城墙的三座城楼,自左而右,当是灵桥门、东渡门、和义门。灵桥门正对的江面上可见浮桥身影,旁有墨书“宁波府东门也”字样。东渡门外的三江口,是当时多数国外来使的登陆地,之后再改由水路或陆路进京。和义门外则是通向余姚的姚江。

城墙外沿江则有船坞、码头与一段护城河——濠河。江面上桅樯林立,渔船及货船停靠在岸边或锚泊在江中,灵桥门与东渡门之间的沿江是驰名宁波的渔货市场“半边街”。

雪舟《宁波府图》,作于1468年。

城墙内灵桥门里面的天封塔巍然挺立,屋宇连片,城边的房屋是当时宁波的商贸中心“江厦街”,旧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天封塔是当时宁波最高建筑,塔顶有悬铃,可作为海上航行船舶的航标。塔南是日湖莲心岛上著名的千年古刹延庆寺,现尚存天王殿、大殿及后殿等。据记载,雪舟在宁波的好友金湜宅第就在延庆寺西侧,两人往来密切,通过诗人金湜,雪舟又结交了一批甬上文人。

耸峙于府治西侧的天宁寺,曾是宁波城内接待日本僧人的寺院之一,亦为雪舟挂单之处。《宁波府图》中,清楚地绘有天宁寺双塔和鼓楼,现古寺和东塔早已毁圮无存。幸存的西塔(即今咸通塔),建于唐咸通四年(863),故又称“咸通塔”。鼓楼(即海曙楼),又称谯楼,始建于唐长庆元年(821),有所谓“谯楼鼓角晓连营”之说。鼓楼又是当年子城的南门,明代诗人沈明臣有“太守新成海曙楼,风光胜绝古明州。八窗晓射扶桑日,五夜晴析折木流”之咏。

府城中心的月湖和延庆寺附近的日湖(今已湮没),无疑是古城宁波最具神韵的景观。北宋以来,在地方官的倡导下,疏浚湖泥,堆积成“十洲三岛”,环植松竹翠柳于“七桥三堤”。月湖的柳汀有四明驿、瀛洲接武坊及贺秘监祠。风光旖旎的花屿岛上有湖心广福寺。雪舟画中的两座湖心单孔石拱桥,即是通向湖心寺的湖心东桥和湖心西桥。

从雪舟画中走近宁波,勾起了我们的悠悠情思。500余年来的沧桑巨变,至今还有多少遗迹可寻呀!(鲍贤昌 戴自立 陆良华)

四明伟观侃鼓楼

鼓楼,是宁波市仅存的古城楼遗址,也是受到重点保护的古建筑之一。“谯楼鼓角晓连营”,元代诗人陈孚的这句诗,概括地反映了鼓楼在我国历史上所起的特殊作用。古时鼓楼设有更鼓和计时的刻漏,平时击鼓报时,战时侦察瞭望,还负有保城池、御外侮的使命。

宁波鼓楼始建于唐长庆元年(821),至今已有1190多年的历史。它是宁波历史上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当年明州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小溪镇(今鄞州区鄞江镇)迁至三江口,以现在的中山广场到鼓楼一带为中心,建起官署,又立木栅为城;以后拆除木栅,以大块砖石筑成城墙,历史上称为“子城”。而子城的南门就是现在的鼓楼。

北宋庆历八年(1048),新任鄞县县令王安石屡登此楼,为之作《新刻漏铭》,表示要像刻漏那样“勿竦勿迟”,勤于政事,立志“革弊维新”,其文洋洋洒洒,大气磅礴,抒发了这位11世纪改革家的政治胸怀。鼓楼

1126年,南渡的宋高宗赵构君臣,在金兵的追击下,一路逃奔明州,万般无奈之下,藏入蛛网密布、一派凄凉的谯楼,神奇脱险。救了皇帝性命的明州谯楼,因此被赐封为“奉国军楼神祠”。

元初,蒙古贵族统治者害怕汉人起来反抗,下令拆除全国重要城防,宁波的子城鼓楼也遭拆毁。待社会平定后,才允许重建,名“明远楼”,寓意高瞻远瞩。元末,方国珍起义大军攻下宁波,明远楼被大火烧毁。

明宣德九年(1434),太守黄永鼎在唐、宋旧址上重建鼓楼,楼上南面题额“四明伟观”,北面悬匾“声闻于天”。万历十三年(1585),鼓楼倾圮欲堕,太守蔡贵易重修时,援用唐代诗人杜审言“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之句意,改名为海曙楼。

清代,鼓楼又经数次修建。现存楼阁建筑为清咸丰五年(1855)所建,整座城楼占地700多平方米,总高约28米,城墙高8米余,城门进深16米,宽6米。楼为五开间,三层木结构重檐歇山顶。民国二十四年(1935),经当地人提议,在鼓楼上方正中,用钢骨水泥建造了瞭望台及警钟台,并置报时钟一座,四面如一,既能报时,亦可报火警。这样一来,海曙楼便成了一座罕见的中西合璧的鼓楼。

至20世纪80年代末,鼓楼因年久失修,已成危楼。1989年4月,宁波市政府拨款35万元,对鼓楼进行落架大修。至次年6月完工。大修后的鼓楼端庄雄伟,面貌焕然一新。

据史载,从前宁波的甬江楼、双瑞楼、庆云楼等,都是木结构城门谯楼。因年代久远,至今踪迹无存。唯有这海曙楼自晚唐以来,几经兴废,依然屹立在甬城中心,成为宁波的地标和象征。

每当东方欲晓时分,城市仍处于酣睡的宁静,古老的鼓楼,就已奏响整点的乐曲,迎接黎明的曙光……(傅侃 岩竹)

千年沧桑话灵桥

唐长庆二年(822),明州刺史应彪为沟通州治(今鼓楼附近)与江东的水陆往来,就在东渡门外奉化江上建造了一座浮桥(后移至今灵桥址)。相传始建时,由于江阔水深流急,桥基总难打牢。正当山穷水尽、一筹莫展之际,一场骤风暴雨不期而降,眨眼之间又云破天开,半空中出现一道飞虹,七彩辉映,经久不散,桥工们心领神会,当即照着飞虹的位置下桩,很快桥就建了起来。说是浮桥,其实也很简便,用十六只船排成一列,上铺六尺木板,长五十五丈,以篾索维系两端而成。于是人们就给浮桥取名为“灵现桥”“灵建桥”“灵桥”。灵桥建造前的东津浮桥

宋朝时,灵桥曾更名为“东津浮桥”,清代诗人李邺嗣还专门为这座浮桥作过一首诗:“东津桥板跨江浮,一字平盛十六舟。千载人驰车马过,可知遗泽是应彪。地原因贸易名,灵桥彻夜有人行。虽然岁得渔盐利,不废桑麻本业耕。”可见横卧在奉化江上的灵桥,当时已成为宁波的交通枢纽了。

浮桥由于以船体承负桥身重量,唯随潮汐涨落上下起伏,行走其上,极不稳固,时有链崩桥断、舟覆人溺之患,如遇台风暴雨、大潮汛期,更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1926年8月,就曾发生过40余人在此罹难的惨剧。1932年,邑人慷慨解囊,集资兴建钢结构桥。工程由德国人汤姆逊设计,西门子公司承建,于1934年5月破土动工,至1936年6月竣工通车,一座长97.5米,宽20米,无桥墩、下承式三轴钢梁环洞桥,横空出世,气势如虹。银灰色的桥体,直柱林立,拱梁飞架,颗颗铆钉犹如点点繁星,线条简明流畅,造型壮丽挺拔,成为宁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日军飞机在宁波上空盘旋,之后出动飞机40多架次轰炸,其中以灵桥为目标多达11次。轰炸共投弹200多枚,死伤1000多人,毁屋1700多间,一颗颗凶残的炸弹,摧毁着城市的繁荣,也给灵桥留下了累累的弹坑。

1949年5月24日下午,我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军六十五师许昌连等勇士,从江北下白沙渡江进到灵桥东堍,与盘踞在桥头三座楼房里顽抗的敌军展开激战,灵桥终于被攻占了,但是五名解放军战士的热血却洒在了桥头。1939年日军轰炸灵桥

1949年5月25日拂晓,六十五师官兵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灵桥,与兄弟部队在市中心会师,宁波全城宣告解放!

解放了的宁波人民,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领导下,正着手翻开历史的新篇章,但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妄图阻挡解放大军的进军步伐,从1949年9月中旬开始,对以灵桥为中心的市区进行了28次大轰炸,灵桥桥面落下了累累弹坑,江厦街、东渡路、百丈街等地5800余间房屋也在连日大火中被焚毁,昔日繁华之地沦为一片废墟。在防轰炸、护灵桥的日日夜夜里,宁波第一代市政工人——身穿号衣的市建设局职工们,脚蹬草鞋,自带盒饭,冒着轰炸余波的危险,一次次挺身抢修灵桥和附近路面。在连续四个多月的轰炸中,灵桥始终屹立在奉化江上,成为解放舟山群岛的钢铁运输线,解放军部队和渡海作战物资,按计划源源不断地通过灵桥……

经历了宁波解放枪声和血火洗礼的灵桥,仍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老宁波都知道,桥西北堍的江厦街,是钱庄银楼云集的金融大本营,为往日甬城最繁华之所在。历经宋、元、明、清而不衰,故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之说。如今,随着宁波经济建设的发展,三江之上大桥林立,但灵桥仍是宁波市的重要历史性标志之一。(蒋勇生)灵桥新通

千年古刹延庆寺

在解放南路与灵桥路交会处的东北侧,有一片建筑群。透过零乱的商铺、民宅,隐约可以瞥见包裹在里面的巍峨的殿宇。年轻人大都不知道此地为寺庙,而上了年纪的宁波人都晓得,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千年古刹延庆寺。日湖莲心岛上的延庆寺(右)

延庆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初名报恩院。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赐延庆寺额,由天台宗十七世知礼禅师主持讲寺,传习天台宗学,成为浙东地区天台宗的中心道场,号称“天下讲宗五山之第二”。嘉祐年间,丞相曾公亮捐资为该寺置田辟舍。南宋建炎年间,寺毁于兵燹,僧圆辨复建,并创建起信阁。绍兴十四年(1144),宋高宗赐“延庆教寺”额。嘉定年间又毁于火,丞相史弥远重修,并镌匾“南湖福地”。清道光十七年(1837),僧毓林重建法堂、禅堂、斋堂,以后又建大悲阁、大殿、育德堂。今存天王殿、大殿、方丈室、藏经楼和部分厢房,占地5000多平方米。延庆寺不仅是宁波市区颇有影响的宗教建筑,而且是名人流寓和学者讲学之处。元末书法家吴志淳曾在此以八分书法作千字文,由杨理学刻石以传;明末的“南湖诗社”曾在寺内集会,吟诗论文;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曾在寺后殿设“证人讲院”,一时为甬上学术重地之一。洪常有《宿美古韶方丈》诗云:

何处堪寻物外交,罗云丈室绝纷淆。

老僧扫榻应相候,童子开门不待敲。

花外雨腥龙出钵,松间云暖鹤归巢。

满怀清思浑无寐,卧看流萤度竹梢。

延庆寺围墙高约2.5米,黄色粉墙长100多米。白天,游人漫步寺旁的幽径,青石路面上树影婆娑,四周无声,寂静肃穆。黄昏,鼓声、木鱼声、诵经声,不绝于耳,令人别有一番感受。

紧靠延庆寺北端的,是观宗寺。

观宗寺前身是延庆寺的十六观堂。北宋元丰年间,天台宗十七祖僧知礼的五世孙介然法师募资,于延庆寺的东北隅建屋60余间,中建宝阁,塑立弥陀金身,旁侍观音、势至。宝阁四周建十六室,室各两间,外供三对之像,内为禅观之所,称为十六观堂。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攻陷明州,全城遭劫,唯观堂因介然护守得以幸免,“观堂”因而远近闻名,参拜求学者络绎不绝。嘉定十三年(1220),寺遭火毁。宝庆三年(1227),古云粹公复建。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遭火焚,僧人善良法师重建。泰定元年(1324)再遭火。至顺三年(1332)复建。至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重修,增建僧寮,始独立门庭。清末,寺已倾颓不堪。

民国元年(1912),近代高僧天台宗耆宿谛闲大师主持十六观堂,他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之旨将观堂改名为“观宗讲寺”。民国八年(1919),增设观宗学舍,并设弘法研究社。民国十七年(1928),观宗学舍与弘法研究社合并,成立弘法研究学社,并创办四明佛学院、观宗义务学校与《弘法社刊》,观宗寺自此大盛,一时人才济济,成为全国天台宗之弘法中心。民国二十一年(1932),谛闲法嗣宝静接任住持,兼任学社主讲。民国二十七年(1938),寺遭火灾,损失甚巨,宝静法师募资17万予以修复。民国三十四年(1945),根慧和尚出任观宗寺方丈,聘诚一法师为主讲,培育弘法僧才与坚持教观并重,宗风复振。在美国夏威夷的檀华寺、观宗寺、中华佛教会,加州的法灵寺及在日本、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等国,均留下了观宗寺法裔的发展足迹。

昔日的观宗寺坐西朝东,匾额“教观总持”。主体建筑有天王殿、大雄殿、法堂(方丈殿)。法堂后有厅、堂、楼多所,左边为真空厅,右边为妙有厅,中间为中观厅,另有圆照厅、库房等。法堂之上为法华坛,中供多宝佛塔楼一座。左厢为客堂、五观堂,右厢为学戒(楼上为讲室)、念佛堂。靠左边为长生弄,门楣上镌有“直抵宝所”“横云娑婆”等字样。山门旁有放生池等。

曾占地3万多平方米的延庆、观宗两寺,时与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合称为浙东佛教的“四大丛林”,1961年双双被列为宁波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庆寺“文革”期间,延庆寺惨遭浩劫,寺内吉祥殿珍贵的五百罗汉木雕像悉数被砸毁,中间三尊10多米高的佛像(如来佛、阿弥陀佛、药师佛)也被强行拖倒、砸毁。两寺僧人被集中迁至七塔寺,大殿、厢房被占用,法器遭变卖,经籍散佚,损失惨重。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落实宗教政策,1979年国务院将观宗寺列为全国汉族地区重点开放丛林之一。1987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一行莅寺视察,海外静修法师、香港觉光法师、台湾慧岳法师缅怀祖庭,支持祖庭的恢复重建工程,并于1993年发起成立了专门的“修复委员会”。迄今,已修竣天王殿、大雄宝殿和部分厢房。海内外香客云集,殿内香雾缭绕,钟鼓声不时地回荡在寺院上空。

夕阳西下,肃立寺前,缅怀千百年前日湖莲心岛上的延庆寺,浮想此地曾是车水马龙、百舸停泊、游客如云的游览朝拜圣地,不由想起明代著名画家金湜的《再游延庆寺》一诗:

草堂南北路高低,林下相逢日又西。

只为诗多不碍竹,几番题过又重题。(鲍贤昌 张永刚)金碧辉煌的观宗讲寺大雄宝殿

鲍盖显圣灵应庙

早在1300多年前,治地在距今宁波城西南30公里的四明山麓鄞江镇的句章县,已是海陆商贾云集、八方易市之所。唐圣历二年(699),古明州建州之前,就在三江口芦荡荒涂上,最早的一座境庙——灵应庙,拔地而起,飞檐翘角、金碧辉煌,巍然屹立。它比天封塔晚建三年,当时县治还在小溪,内外城尚未建立,灵桥更无踪影……旧灵应庙

据南宋宝庆《四明志》载:“灵应庙,即鲍郎祠也,旧曰永泰王庙,北距子城二里半。”鲍郎名盖,后汉邑人,生于西晋泰始三年(267)。永兴三年(306),任县县吏,居高钱青山岙(今鄞州东钱湖镇梅湖村)。鲍盖为官清正,两袖清风,除暴安良,保境安民,深受当地百姓爱戴。建兴四年(316),天闹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食树皮度日,正当危难之时,适逢鲍盖所押粮船队在海上遇风浪,驶入鹿江暂避(今高钱),见途中饿殍遍野,群众跪地求救,鲍盖悲痛交织,泪水纵横,毅然将所押粮食赈济灾民。由于难向官府交差,鲍盖投江自尽,卒后,当地百姓将其从鹿江上捞起来,葬于高钱下王鹿山。附近百姓为感其恩德,告慰英灵,鄞东鄞西一带纷纷立庙祀之。其中,在其家乡青山建庙,以“青山”名之。传说山上盛产的制取染料用的青靛草,为鲍郎神所化。农妇织布染色尽得其益。据民国《鄞县通志》中统计,整个鄞县城乡有鲍盖庙68座,约占全县庙宇数量的五分之一。其中,东钱湖、邱隘、东吴及宁波城厢等,列庙祠数十座,左右前后绵亘百余里。自唐宋迄今,俎豆历千载不衰,春秋祈祭,声名盛于浙东。

据成书于1828年的《四明谈助》卷二十二记载:鲍盖死30年后为神,仍以匡时、济世、爱民为怀。南朝梁大通间,有奴贼名益,倡诱群盗,号“奴抄兵”,寇郡邑,官军战而不胜。明州刺史萧祗得盖之助,将“奴抄兵”围困于余姚,舟胶于江,众陷于淖,溃溃如醉,官军悉缚之。祗奏其异,武帝遗增大祠宇。唐圣历二年(699),县令柳惠古迁祠于县,建明州鲍君永泰王庙。宋崇宁二年(1103),尚书丰稷奏:明州鲍君永泰王庙额,犯哲宗皇帝陵名,乞改名“灵应”。“灵应”《乾道图经》中俗称大庙(在今宁波市镇明路仓桥头)。宋以来,盖屡受封“忠嘉神圣惠济广灵王”(《延祐四明志》)。明正统年间,郡守郑珞新之,岁以九月十五日郡邑致祭(《闻志》)。

鄞人张延章《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之九有:“九月城中菩萨忙,佽飞庙斗白龙王。尤推大庙最奇别,争窃胡须孵米缸。”传说每年农历九月十五夜半三更,就有孩童在灵应庙争窃老爷胡须,偷去敷放在米缸里,使米不生虫。天亮菩萨出殿时,队伍浩浩荡荡。人们鸣锣开道,抬鲍盖神像,吹吹打打,前呼后拥,好不热闹,巡游城区的队伍长达数里。所经小庙都要设殿祭拜,大街摆起八仙桌、陈设祭品,点燃香烛,待菩萨坐定,庙下百姓伏地跪拜,后一站接一站,由庙保轮流抬神像巡视过境,场面热闹隆重,这就是所谓的“九月城中菩萨忙”。此庙会习俗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才结束。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灵应庙历1300余年风雨侵蚀,几经兴衰,现仅存的摇摇欲坠的五开间重檐歇山顶正殿,仍折射出昔日雄伟壮丽的宋明风韵,风雨飘摇中上檐出双昂的古建筑,似乎在诉说着过去曾经有过的辉煌。肃立庙前,浮想联翩,悲喜交织,灵应庙留给人们的将是无限的遐思。(鲍贤昌 鲍雄)

湖心寺与牡丹灯

在碧波环抱的月湖花屿东南的绿树修竹丛中,曾经有一座飞檐翘角的黄墙梵宇,院内火烛通明,香雾缭绕,晨钟暮鼓响彻云霄,这就是月湖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刹——湖心寺。湖心寺始建于北宋治平年间,原名水陆冥道院,因建于月湖之中,俗称湖心寺。熙宁元年(1068),改称“寿圣院”。南宋建炎四年(1130)初,金兵攻陷明州,湖心寺住持、律宗高僧元肇大师被金兵强掳北去,迫其易地传道。元肇大师不甘受辱,途中投水殉节。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赐额“湖心广福寺”,与开元寺、景福寺、阿育王寺并称“明州四大律寺”。古湖心寺

南宋初,护驾南来之尚书袁子诚,时任临安知府,卜居于鄞。两女曾以奁资购田340亩,舍于寺为“广生田”,并于寺后立祠祀其父。乾道初年(1165),赵伯圭知明州,在湖心寺复建放生池、沧州阁、广生堂。当时湖心寺的放生功德甲于郡内。

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进逼庆元,袁子诚四世孙、进士袁镛单枪匹马,拒蒙古兵17游骑于西山资教寺,因寡不敌众,壮烈殉国。元兵进城,月湖景观毁于兵燹,湖心寺只剩断垣残壁。明初,重建湖心寺。永乐初(1403),复建。嘉靖年间,兵部尚书张时彻改建书院,并为其母建“月湖庵”,名称沿用至今。湖心寺及其所在的月湖花屿,历来是宁波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相映成趣的一大名胜,其间留下了大量名人遗迹和题咏。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有诗曰:“横桥通废岛,华宇出荒榛。风月逢知己,湖山得主人。”诗中“华宇”指的就是湖心寺。可知在当时湖心寺就已成为城内文人墨客游玩、吟诗、讲学的场所,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文学家曾巩、明州太守刘珵、龙图阁大学士舒亶等人,都留下过赞美湖心寺的诗篇。湖心寺甚至成为明州当时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日本画僧雪舟曾在1468年描绘过一幅《宁波府图》,古湖心寺跃然其中。月 湖 桥

然而,让湖心寺声名远播日本、朝鲜等世界各国的则是明代钱塘文士瞿佑。他根据宁波民间传说写成的《牡丹灯笼》一书,全祖望写有“若到更深休恋恋,湖心怕遇牡丹灯”之句,其流传到日本至今历数百年而不衰。《牡丹灯笼》的故事,说的是元代末年的明州城内的一次元宵灯会时,居于镇明岭下的乔姓秀才因“初丧其偶”,未去看灯,而“倚门伫立”。夜深人静,见一丫鬟,手提牡丹灯笼,后随一美人,往西而去。乔秀才颇感骇异,就尾随她俩踽行。不久,姑娘回头,对秀才微笑。秀才上前作揖,问其姓名、住址。姑娘答:“姓符,名淑芳,字丽卿,奉化人,是州判女儿。父母均已谢世,家唯一婢,住于湖西。”秀才留她共宿。天将明,告别而去。如此暮来晨去,不觉已半月。乔生邻翁,微有所疑,从壁隙偷窥,见一粉妆骷髅和乔生并坐。次晨,邻翁告诫乔生:“你和阴人共处而不觉,大祸将临头了!”并催他去湖西查访,果然湖西并无此女踪迹。归途,乔生入湖心寺少憩,瞥见西廊有寄寓的灵柩,上题“符州判女丽卿之柩”,柩前悬一双头牡丹灯,灯下有一竹扎纸糊的丫鬟。乔生大惊,奔告邻翁,邻翁伴他往玄妙观求魏法师出符。法师给乔生二符,命一置于门,一悬于榻,并诫以后莫过湖心寺。乔生遵嘱布置,符女果不再现。月余,往衮绣桥(在湖西之北隅)访友,醉归忘法师所嘱,竟仍取道过湖心寺,被丽卿迎入寺内。数日后发现乔生失踪,邻翁远近询问,直至寺中,见乔生已死在柩内的丽卿尸身旁,断气已久,寺僧将二人尸柩葬于城西郊外。从此,每当云阴月黑之夜,辄见生与女携手同行……

这篇由明代初年钱塘文士瞿佑(1341—1427)写的《牡丹灯笼》,“上承唐宋传奇之余绪,下开聊斋志异之先河”,文笔生动,辞藻精丽,在洪武十一年(1378)刻版问世后,先传到朝鲜,由金时习(1435—1494)编入《金鳖新话》。不久又传到了日本翻印,日本京都的周麟(1440—1518)为之作序。由于故事情节很适合日本中下层平民心理,又被翻译成日文,仍定名为“牡丹灯笼”。

1666年,日本的浅开了意又将故事的发生时间改为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与唐代传入日本的“盂兰盆会”灯俗合而为一,该书成为日本江户时代最有影响的通俗读物之一。

又过了两年,日本的著名说唱家圆朝(1839—1900)将其改编为说唱剧目,进一步普及了《牡丹灯笼》,其影响之广,不亚于国人所熟悉的《梁祝哀史》。

到了1883年,圆朝表演的《牡丹灯笼》又被出版成速记读物,在1887年创办的日本一份报纸上又连载刊登。不久,再版的《牡丹灯笼》创下12万册的惊人销量。

到了20世纪,《牡丹灯笼》由福田樱痴和歌舞伎大师三代河竹新七改编为歌舞伎剧,在东京上演时轰动朝野,后来又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牡丹灯笼》,现今在宁波知道的人并不多,可是在日本,“湖心寺”“镇明岭”,几近家喻户晓。正如日本专家学者小山一成先生所说,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化,会有更多的日本人读了《牡丹灯笼》后,前来寻找湖心寺、月湖桥和镇明岭。(杨古城 鲍贤昌)

“南国书城”天一阁

在月湖景区西侧,历史上的芙蓉洲旧址上,就是享誉中外的“天一阁”——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当今世界上最早的三大私家藏书楼之一。

天一阁的西大门上有匾额“南国书城”,两侧悬有一副以钟鼎文书写的楹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天一阁藏书楼历史悠久,因管理森严,几百年来,真正能登上书楼得偿夙愿者,不过寥寥十余人。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号南雷)登楼后感叹道:“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到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范钦(1506—1585),鄞县人,宦迹踏遍半个中国,生性喜欢藏书,在各地做官时,悉心访求各类典籍,辞官归乡后,更是乐此不疲,经多年累积,蔚成大观,有藏书七万余卷。范钦为贮其所藏,选址筑楼于幽静处。范氏故居位于高墙环绕的藏书楼之外,庋藏与寝食相互隔离,且预留巷弄,筑风火墙以防火患。现故居内设天一阁发展史陈列,通过图片、文献展示天一阁的风雨历程。天一阁的西大门

藏书,是人类对自身所创造的以物质为载体的精神文化产品的收集典藏活动。浙东文化之邦宁波,历来藏书之风甚盛。宋元以来,宁波著名藏书家近80人,藏书楼有名可稽者逾40处,天一阁是其中最卓著的代表。西方学者认为天一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特殊意义,它对于中国原始文献的保存和流传有着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藏书家具有范钦那样的性格魅力和国际影响力。范钦归隐书林,心境静如止水,他的收藏观具有超越时空的远见卓识,藏品“历年既久,咸成珍本”,对于自己的收藏事业的未来,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思考着。

这幢并不起眼的古朴楼房,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建筑,坐北朝南,前后开窗通风,就是几经修缮幸存的天一阁藏书楼。范钦在披阅藏书时,见古书上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遂想到书最怕火,而水能制火,便名藏书楼为“天一阁”。楼上一通间,取“天一生水”之意;楼下并排分开六间,取“地六成之”之意。并规定“烟酒切忌登楼”。同时在楼前凿池,蓄水防火,一泓清波平添美景,名“天一池”。就连藏书楼天花板上的藻井图案,皆绘以水纹和古代水兽,象征以水制火,可见范钦藏书防火的良苦用心。范 钦 塑 像

以水制火,火不入阁;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芸香辟蠹,曝书去湿。这是范钦藏书最重要的三条措施。其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后来又发展成家族共管的形式,制定了严格的藏书禁约:“凡阁橱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永摈逐不与祭。”由于天一阁保护藏书措施严厉,向被视为保守;但它确实收到了奇效,使之延传13代,成为中国藏书史上成功地保护藏书的孤例。

清嘉庆年间,有宁波知府的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读书,为求登阁阅览,遂嫁与范氏后裔。岂料族规严禁妇女登阁,竟使这位聪慧才女郁郁而终,这一悲剧足以说明禁约的严格。范氏子孙多为读书人,守礼节,尊族规,以天一阁后人为荣,呵护藏书,代代相传。清乾隆年间,诏修《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有功,钦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后又赐铜版画两套,并以天一阁形制为楷模,建文渊、文津等七阁于北京、沈阳各地,庋藏《四库全书》,遂使天一阁名扬天下。

自乾隆呈书后的百余年间,天一阁藏书劫难不断,屡有散佚,大批珍贵文献不知所终。至1949年,仅余1.3万卷,但这些书仍价值连城,大部分为海内孤本,世所罕见。解放军进入宁波前夕,周恩来总理叮嘱部队,要保护好天一阁。如今,天一阁的藏书总数已达30多万卷,其中最为珍贵的,当数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天一生水”的藏书楼

以藏书文化为特色的天一阁博物馆,占地面积扩大至2.6万平方米,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融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于一体。

范钦之后,天一池边用沿海礁石堆筑了“九狮一象”的假山,拙中见巧,神态毕肖。又增建池亭,环植竹木,亭台楼阁,茂林修竹,将藏书楼点缀得幽雅静谧,生机勃勃。

天一阁北首的尊经阁,由旧时的宁波府学迁来。周围的“明州碑林”有碑石173通,多数亦迁自府学、县学。“千晋斋”用以收藏民国时期拆除宁波城墙残垣丛冢时的晋砖千余枚,当时甬上学人曾出现“藏砖热”,甚有情趣。

东园,围绕明池构筑,寓古迹于园林中,藏而不露,亦藏亦露。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错落有致,清明幽静,“虽由人开,宛若天凿”。

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民间工艺,祠堂戏台更是流光溢彩,熠熠生辉。祠内设立的“宁波史迹陈列”,以出土文物为主,展示了宁波七千年来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文化遗存。还有芙蓉洲的“宁波工艺美术陈列”,西南隅书画馆展出馆藏的历代名家书画和当代名人雅士之力作。水北阁是专门珍藏中国新编地方志的方志收藏馆。

月湖之畔的天一阁,古色古香。幽幽书香,如千百年的文明薪火,代代传承,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一面旗帜,更是宁波人的荣耀。文风鼎盛,人才辈出,学术蓬勃的浙东文化,催生了天一阁,又滋养和推动着浙东学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置身天一阁,浓缩了的瞬间,脑海里会闪现这样的画面:风雨之夕,天一阁主人范钦一如既往地派人四处察看,将至爱的藏书楼严格保护在亲自制定的“规章制度”下。范钦去世后100多年的一天,锁钥频响,天一阁藏书楼无私地为黄宗羲这位外姓人首次打开……(王重光)

月湖风光话今昔

枕山面海临江的宁波城,地势低洼处积水成为湖沼。盛唐时辟建的城中二湖,析明州城“明”字,曰“日湖”和“月湖”。日月双璧,至今独存月湖。月湖水源自四明山,经护城河而注入,旧为城区生活主要水源。北宋时,“因其旧”,大举浚湖。环植松柳,堆淤土累积成十洲。由此,水系畅通,居民尽得运载、灌溉、饮用、洗涤之便。进而在景观上形成风光优雅的“月湖十洲”——东为菊花洲、月岛和竹屿,西为芙蓉洲、雪汀和烟屿,中为芳草洲(后称“碧沚”)、柳汀、花屿和松岛(后名“竹洲”)。洲岸之间,筑七桥三堤,楼阁亭榭,错落有致。“画船载酒及春晴,潋滟波光碧玉城”。四时花卉,飞盖成荫,成了甬城百姓消闲游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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