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6 17: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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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郗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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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

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试读: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我们正逢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

从国际来看,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处于热潮阶段。尽管苏东剧变后,国外有许多人在鼓吹“告别马克思”、“抛弃马克思”等论调,但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在研究马克思,主张“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反思马克思”、以新的理论成果“超越马克思”。国际范围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讨会在世界各地频繁召开,会议规模越来越大,会议形式越来越灵活,参会人数越来越多,研讨领域越来越宽,讨论问题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范围内涌动着一股研究马克思的热潮。这一切说明,“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并没有终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消除,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并没有停止。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国内来看,中央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要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理论工作提供了广阔舞台;全党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为理论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编写出版这套丛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回应时代变迁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展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着力培养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一直出版下去,最后真正成为一套名副其实的“丛书”;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博采众长的理论,所以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不断扩大,能够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是十分严肃的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们也希望进入此套丛书的著作质量越来越高。

本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和“985工程”的资金支持,首次进入丛书的著作,大都属于“211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创新”和“985工程”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

本套丛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先生非常关注此书的编写出版事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政治与公共管理分社社长郭晓明先生,以及丛书的每位责任编辑,都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写出版此套丛书,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初步尝试。为了使丛书编得更好,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卡尔·马克思

导 论

一、现代性问题的缘起、结构与言路

今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渗透着“现代性”。诚如美国学者伯曼所说,“人们即便在其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现代性这个词,也能够成为现代主义者”。与此相应,现代性问题也日益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什么现代性问题会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焦点呢?这就需要回到人类几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现代化历程中去考察。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不断引发出诸种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问题,如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文化虚无、世界大战、生态危机等,它们日益暴露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基本困境。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困境,促使人们对现代社会及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深入反思与重新理解。

现代性理论的当代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进行系统反思的结果。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将某种单一的“现代模式”预设为一个必然如此、别无选择和完美无缺的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前现代”国家、地区遵循“现代化”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现代性理论”则不同于“现代化理论”,它更为侧重现代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在反思和批判中把握现代社会的矛盾本质,并据此谋求(一种或多种)更为合理的发展路径、发展目标。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暴露的各种问题,需要在超越现代化理论的“现代性”层面上加以总体性反思和根基性批判,这就形成了所谓“现代性问题”。将“现代性”当作“问题”来思考,这种做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反思视野与批判态度。(一)现代性概念的多重内涵

何谓“现代性”?笼统地说,所谓“现代性”,就是指16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社会的总体状况和基本性质,也就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质。“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内涵,它不仅仅指现代社会在社会意识层面的总体特征,而且还意指社会存在层面尤其是社会活动、关系和制度层面的总体特征。“现代性”概念与“现代化”概念紧密相关。“现代性”是对现代社会的“质”的品性的概括,而“现代化”则是对现代社会生成发展的动态过程的描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既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又构成了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正是16世纪以来大规模展开的现代化进程缔造了现代社会,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现代性。因而,学界的主流意见将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发生在1500年前后的重大事件看作区分“现代”与“前现代”的界标。

要更为具体地理解“现代性”这一概念,就需要对“现代性”的源流作一简单考察。“现代性”由“现代”演化而来,“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现代”的名词化形式。“现代”的概念表达的是一种时间观念,一种直线向前的、不可重复的历史意识。从辞源学上来看,英文modern一词源于大约四五世纪时开始使用的拉丁文modernus一词,该词一开始就是基督教化的:基督徒们用它来描述自己的信仰和文明,并相应地把那些异教文明称为“往古”的;异教徒们正一步步地滑落到“往古”的深渊中去,并最终被时间和历史所遗忘,而真正的历史却是以基督为新纪元而诞生的;所谓“现代”就是这样一个面向救赎之永恒终点的一个全新时代。因此,“现代”一词在其起源处就带有一种新的时代意识或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逐渐与“时代”和“新时代”的概念相联系,特指人类最近几个世纪所处的时代。“新时代”概念正是一个人对于自己时代的自我理解,“一个人必须从整个历史视界出发对自己的位置作出反思性的认识”。也就是说,一个把自己的时代称之为“现代”的人,他必须具有这样一种“时代意识”,即他试图通过反思自己和自己的时代在历史坐标中所处的位置,而把自己的时代从历史的匀质流动中固定下来,标画出来并且凸显出来。黑格尔的历史观正是围绕着“新时代”这个核心观念而运转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

以这种时间意识和时代理解为核心,“现代性”又进一步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态度”、“生活方式”乃至“叙事风格”。通过解读波德莱尔的文本,福柯将现代性不仅理解为一个固定时代的名称,而且还把它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现代态度、现代体验和现代风格:“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它使人得以把握现时中的‘英雄’的东西。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对短暂的现在的敏感,而是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因而,现代性并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凝固不变的事实,而是天然包含着某一时代、某一些个体的特定态度、体验和风格的自我肯定。现代性集中表现为一种把个人与所处的时代、未来关联起来而赋予个人当下生存以丰富的历史“意义”的方式,因而现代性又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宏大叙事。利奥塔将现代性看作一种宏大叙事,揭示出现代过程关于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等启蒙主义的华丽允诺背后所隐藏的权力支配关系,所掩盖的排斥、监督和规训机制。

应当指出,“现代性”并不仅仅代表某种意识、态度、体验、风格等精神性的东西,更为根本的,“现代性”是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性的存在。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理性化方面界定了现代社会,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从社会理论层面加以界定的“现代性”概念。吉登斯融会了上述路向的分析,认为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总体特性,应当包含世界观、经济、政治等多个层面的内涵:“最简单地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略表述。说得更详尽一点儿,现代性包括:(1)一系列特定的对世界的态度,即这样一种世界观,其对由于人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转变持开放的立场;(2)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包括民族国家和广泛民主。”具体到现代性的制度性阐释上来说,也不能对现代性或现代社会作一种“化约论”的单一的制度性阐释,而应该从多个制度维度来综合考察现代性的内涵。现代性包含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及其相互关系:其一,资本主义,即“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其二,工业主义,即“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其三,监督权力,即“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其四,军事力量,即“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

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代性都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彰显出四重规定性:其一,“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和制度原则,现代化集中表现为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合理化进程;其二,“文明”标识出了现代性的实质内容,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行着所谓的“文明化”,并不断制造和再生出各种类型的“文明—野蛮”二元结构;其三,“进步”构成了现代性的历史向度,直线向前的历史时间意识就扎根在这种无限进步的冲动和趋势之中,“进步—落后”的二元结构始终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其四,“发展”是现代性的价值依归,现代性将人的发展、人在群体或个体层面的不断完善宣称为最高目的,并在实践中推动这种发展的持续进行。

此外,还应当指出,“自由”、“平等”和“民主”是现代性在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方面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基本理念。当代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进程,理解为实现和扩大普遍“人权”的“自由化”、“平等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并将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宣布为“政治现代性”的普遍规范和标准模型。(二)现代性问题的结构与言路“现代性”问题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被明确地“课题化”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德勒兹、德里达等将现代性指认为宏大叙事、同一性强制、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并对现代性形而上学、主体性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加以解构性批判,不同程度地宣布现代性的终结、后现代性的来临。

几乎与此同时,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们又急于论证既有现代性形式的永恒性。例如福山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视作现代性的最高成果,认为社会发展不再会遇到重大问题,不再会出现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未来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自由民主框架内部的修修补补,从而一劳永逸地将现代性宣布为历史发展的终点——永恒存在的不朽之物。

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终结论”和自由主义的现代性“不可超越论”看似对立,实际上有着共同的理论前提:二者都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同质的整体来加以贬斥或者褒扬,没有看到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对立倾向的矛盾综合体,其自身就包含着解决矛盾的条件。由此,二者都错失了思考现代性问题、寻找现代性出路的正确方法。

针对这种简单化的理论视野,西方一部分现代性理论家自觉地打破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关于“现代性同质性”的神话,从而在更为复杂的视野中重新提出了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从“社会”、“文化”和“个性”的领域三分法出发,系统地分析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结构。现代性问题包含“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性”和“个性合理化”三个层面,每一个领域和层面都服从于不同的原则。其中,“社会现代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的分化”;“文化现代性则表现为现代科学和技术、自律的艺术以及扎根在宗教当中的伦理”——审美现代性的问题也可以被囊括在文化现代性问题中加以理解,而个性合理化则表现在特定的“生活方式的价值趋向和行为结构”中。社会、文化、个性等各个层面的现代性之间并不是彼此隔绝的,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决定了文化和个性方面的性质与状况。然而,文化现代性作为“一项未完成的现代性规划”,又对社会现代化的实际过程构成了一种“批判性的张力”:“我们不应把现代性及其规划当作失败的事业加以抛弃,我们应该从那些力图否定现代性的偏激方案的失误中吸取教训。”社会现代化进程对文化现代性的启蒙规划的歪曲、偏离和异化,只有通过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方案的重新结合与优化协调才能够得到纠正:“只有通过创造出认知因素与道德—实践的和审美—表现的因素无限互动,才有可能拯救物化了的日常实践。”“现代性的规划尚未实现。……这个规划旨在把现代文化与日常实践有所区分地结合起来……这种新的结合只有在如下条件下才能实现,那就是社会现代化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因而现代性内部也就包含着自我捍卫与自我批判的双重倾向,孕育着不断自我矫正、自我发展的机制,这就决定了现代性既不可能全面终结,也不可能永世长存。

围绕着日益复杂化的现代性问题,现代社会思想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思想光谱”。根据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现代社会思想可以大致区分为四种基本言路: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初,现代主义者就担当起了为现代化进程保驾护航的重任。以启蒙思想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主张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和无限性:在理性的指导下,普遍人性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他们的思想根植于启蒙思想主流的理性主义、进步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之中,任何对于现代进程的批评,都有可能被他们视作“反动”和“复古”而予以拒斥。反现代主义者直接构成了现代主义者的对立面。浪漫主义思潮返回到古希腊经典中去汲取灵感的路径,可以归结为早期的反现代主义。针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反现代主义者喜欢谈论人类文明的堕落、传统生活的丧失、价值秩序的颠覆、超验价值的枯萎等主题。这些主题持续发酵、生长,并进一步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母题。现代主义者关于人性的无限可完善性和历史持续进步的诸种信念,在当代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系统拆解和全盘颠覆。以利奥塔、福柯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现代主义者关于人性、理性和进步的一整套普遍主义观念系统恰恰构成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或“知识型”,这种宏大叙事或知识型正是一种阴险的权力机制,将每一个个体都整合到强制同一化的规训体系之中加以严密控制和深度型塑。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激烈批判迅速扩展到整个文化、社会领域,激发了人们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持续思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现代主义应运而生。新现代主义者主要以哈贝马斯、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他们自觉地将后现代主义针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吸纳到自己思想的内部,从而使得现代主义传统内在地具有了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维度,发展为新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保留了现代主义关于人性、理性、进步和普遍性的基本信念,但却改变了这些信念的实质内涵,试图在一种更为复杂的视野中审视现代性问题。因而,新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性考察并没有像现代主义者那样走向别无选择的现代化,也没有像反现代主义者那样走向某种程度的“传统性”,更没有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急于宣告现代性的终结,而是走向了一系列另类的、可选择的“新现代性”构想。

值得注意的是,在异彩纷呈的现代性话语中,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却发生了显著的“缺席”。这不仅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当作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典范而加以拒斥有关,而且也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宣布为历史的终点、将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已经破产的乌托邦”有关。但比这些对马克思的误解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对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内容和当代价值也没有形成系统而明确的阐释。为了重新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特殊地位,以马克思的视野、方法推动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我们有必要在当代境遇中“激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以马克思的视野、方法审视和思考现代性问题,构成了我们今天深化现代性问题研究、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路径。

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凸显

呼唤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重新出场,不仅仅是出于理论话语多样性的考虑,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说到底便是在全球化时代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问题。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恰恰构成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由于国内、国际诸种条件的限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各种曲折、障碍中蜿蜒前行的。全球现代性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所凸显的矛盾与冲突都迫切需要我们反思现代性发展的方式和途径,进而反思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现代性”本身。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呼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正是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才获得了当代出场的境遇、条件和路径。

从当代现实看,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当代境遇正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进程,因而其当代路径也应该是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所凸显的矛盾与冲突、全球现代性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等都不断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为此,应当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境遇中重新开启马克思思想的现代性视域。(一)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实践的“相关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在时代境遇、问题意识等方面与当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尽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境遇与当代中国存在诸多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具有显著的相似性:不是前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市场经济社会的生成与发展构成了二者共同的历史特征。因此,马克思所关注的问题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关注的问题具有深刻的相关性。二者都集中关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异化、断裂和失衡问题,将其根源追溯到资本逻辑的不合理运作方式,并试图通过批判既有现代性形式来探求内在超越的路径,从而建构新的现代性形式。正是由于时代境遇和问题关注上的共通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问题意识、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

全球现代性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中所凸显的矛盾与冲突等都不断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

先从全球范围看,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所处的时代境遇仍然是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依然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时代虽然被反复冠以“全球化的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消费社会”等中性名词,但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时代性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中运行和发展的,而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本身还具有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能力,“后资本主义”时代尚未到来。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诚如吉登斯所说:“自马克思以来,西方社会的确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正是阶级冲突的结果——但是,这个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意味着在分析这个社会时,马克思的著作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大时代中、仍然身处于资本运动所带来的各种利弊之中、仍然跟随资本逻辑的节奏而生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视野就是不可替代的。为此,萨特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的这种不可超越性:“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

当代全球境遇的新变化为中国现代性建构创造了新的机遇、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需要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启迪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发展实践发生了重要的新变化,这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发的新一轮全球化高峰。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形式中隐含着跨国垄断资本削弱民族国家权力、谋求世界霸权的强力意志。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这种新自由主义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和批判。然而,这并不表明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全球化采取全盘抵制的消极态度。在今天的全球现代性境遇中,如何既能有效参与全球化进程、分享全球发展的利益,同时又能保持本国发展的自主性、规避跨国资本扩张所引发的各种风险,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现实契机。

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建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在当代现实问题中“激活”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悖论就在于,资本不断地克服自我扩张的界限,却又不断地在自己身上遭遇到这种界限。资本主义一方面主导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世界体系,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将自身推广到全世界的每个国家和地区而形成一个稳定的、完整的、全面的资本主义“世界王国”。历史证明,全球资本主义的想象仅仅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伪黎明”。世界范围内频繁爆发的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显现出自由民主的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理念等意识形态的深刻局限,同时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方式的结构性矛盾。这些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矛盾,始终制约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显现出资本主义必将被超越的历史暂时性。在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现代性文明成果的同时,当代中国应当努力探寻超越资本主义的“另类现代性道路”、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这就尤其需要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重新出场和实践参与。

再从中国现实看,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关切并不是“要不要现代性”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现代性”的问题。这里所包含的问题意识是:超越“旧”现代性,建构“新”现代性,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就蕴含着超越“旧”现代性又建构“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路向。因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理应到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中去汲取丰富的启示与灵感。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蓬勃发展;另一方面,现代性发展又面临诸种风险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与深入推进,摆脱了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生活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从总体上步入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20世纪90年代全面启动的市场化改革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国际上,改革将中国全面纳入世界市场,要求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与国际“接轨”;其二,在国内,改革将市场关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求经济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与市场交换、经济效益挂钩。以计划经济、平均主义体制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迅速解体,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蓬勃发展。

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了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而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发展方式的不健全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诸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出中国现代性发展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相互结盟所推动的工具理性化趋势。正如《启蒙辩证法》所说:“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既成了理性的现实形式,又成了破坏这种理性的力量。”市场经济如果缺乏有效的政府规制与合理的民主参与,就可能会在无限扩张的趋势中造成社会生活的畸形发展。

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矛盾,迫切要求现代性发展形式实现一种“内在超越”。至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式,在积聚了大量难以克服的矛盾的同时,也不断创造着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积极条件。对于既有现代性发展方式的超越,绝不是对既有现代性成果的全盘否弃,而是立足于现代性自身提供的这些现实条件,走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畸形、残缺、片面化的现代性,而走向另外一种健康、完整、全面的现代性。“片面化的现代性”是一种由“合理性”走向“反理性”的发展方式,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机制和权力逻辑支撑的官僚制体系相互结合,并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排斥人民的民主参与,将个人和社会都视作资本积累与权力扩张的工具。与此相反,“完整的现代性”则是真正的科学发展、理性发展:整个社会生活将“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本身,由此出发,整个社会对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实现了合理利用与有效支配。扬弃旧的现代性发展方式,建构新的现代性发展方式,其核心就在于:对片面化的现代性的超越,对更加完整的现代性的呼唤。

超越片面化的现代性发展方式,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并予以合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面临着两大矛盾:“一是在国际上,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展与我们的现代性自主发展形成尖锐冲突,‘西化’势力给我们的现代性发展造成严重压力;二是在国内,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与道德、科技与人文、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日趋紧张,‘物化’现象及其影响干扰着现代性的正常发展。”片面化的现代性发展方式的本质就在于:没有合理地解决上述两大矛盾,从而导致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展妨碍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经济效率至上损害社会公平,功利取向腐蚀人文精神等社会断裂、失衡现象,严重危害了社会整合与人民民主,从而也就妨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实现对这种片面化的现代性的超越,就必然要扬弃“唯经济增长”的片面的发展实践和理念,克服对资本和权力的不合理操作方式及其负面社会后果,从而合理地解决中国现代性的两大矛盾。

超越片面化的现代性的诉求,正是对一种“完整的现代性”的呼唤:就是要本着科学发展的原则,发掘和释放既有现代性发展方式中蕴含的解放潜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在当代中国,建构一个更为完整的现代性的实践目标集中体现为: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达成,并不是对既有现代性的完全抛弃,而是在利用既有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矫正不合理的发展方式,有效地利用和限制资本与权力的逻辑,推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这首先需要统筹“国际接轨”与“自主发展”的关系,扎根于本国国情,立足于本国的改革实践,同时开启全球视野,积极吸收国外资源与经验,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道路。其次,需要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民主参与机制,对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进行合理的规划与限制。

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凸显不断督促我们探索现代性发展方式的内在超越之路,开掘与激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在马克思思想显著“缺席”的时代,努力“召唤”其当代形态的到来。(二)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缺席”与“召唤”

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现代性论争中的“缺席”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原因。一方面,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看,马克思主义在广大非西方社会的革命进程中逐渐成为新兴国家政权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这一过程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有可能从“批判—建构”相统一的双重向度到建构、维护的单重向度的转化,因而无形中会钝化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锋芒。及至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意识形态专家急于宣布资本主义的全胜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死亡,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现代性实践中的直接影响力。另一方面,从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的大规模引介、20世纪90年代“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文化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专业化”。专业学者们更愿意在纯粹学理的意义上甚至纯粹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讨论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在客观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现实”之间的某种结构性脱节。主要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现代性话语和实践中日益淡出。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在今天“缺席”的到底是什么?究竟是马克思思想中的哪些要素、哪些层次发生了缺席呢?我们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缺席,首先是它的“批判性维度”的缺失,进而导致它的“建构性维度”的缺失。因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所缺席的事实上正是这种“批判—建构”两位一体的“现代性视野”。值得注意的是,“批判—建构”两位一体的复合性视野的缺席并不仅仅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学界,更重要的是,它还发生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理论和实践之中。因此,重新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视野中的社会建构思路,不仅对于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而且对于我们建构中国现代性,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现代性的“建构”是紧密联系的。对既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始终指向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对既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批判以建构为导向,而建构则以批判为前提,“新现代性”的建构处处需要对既有现代性展开批判,没有针对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建构新现代性的视野就无从开启。马克思并不是教条地预言未来,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超越现代性”的问题意识所开启的,正是“批判”与“建构”相互贯通的思想方式。没有批判就无以建构,或者说,没有对现存状况的深入批判,就没有对未来状况的实质性建构。社会建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玄想,而是社会批判视野中的社会建构,对新社会的建构正是奠基在对旧社会批判的地基上。“新现代性”的建构需要对既有现代性的批判,如果现代性批判的视野发生了缺席,那么势必也会影响到现代性建构视野的开启,从而导致现代性的“批判”和“建构”视野的“双重缺席”。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对既有现代性形式的矛盾裂变的批判性理解,就无法找到能够克服这些矛盾裂变的超越路径,因而也就无法规划更为合理的现代性形式的蓝图,也就无法保障现代性的健康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批判视野中建构现代性极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

由于既有发展方式存在着诸多矛盾,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实践迫切需要开启一种“以批判带动建构”的现代性视野,这就凸显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核心在于:超越既有的片面化的现代性形式,建设新的、更为全面完整的现代性形式。因而,马克思所开启的社会批判视野中的社会建构,恰恰切中了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核心问题意识。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批判视野关注的焦点无非是现存现代性形式中的各种矛盾与困境;与此同时,批判视野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现代性现存矛盾的揭示、剖析之上,而是进一步开启了矛盾的解决之道。现代性批判并未走向全盘否定现代性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指向了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指向了“新现代性”的建构——世界多元现代性中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建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批判视野的缺失,也就是现代性超越视野的缺失;批判视野的开启,也正是超越视野的开启,也就是相信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外的某种或多种(可以称之为“新现代性”的)另类选择、替代方案是可能的。与历史悲观主义恰成对比的,是历史乐观主义。或如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在其《希望的空间》一书中所说,“我相信,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需要通过实践一种理论的乐观主义来完成,以便打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的道路”。对于这种理论的或实践的乐观主义,马克思一定会欣然赞成,因为,这恰恰是他一贯的言行风格。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对马克思本人的现代性思想的专门讨论。(三)马克思思想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

伊格尔顿曾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历史共生性和本质相关性:“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竟然会在现代性不死的情况下‘死亡’……如果我们仍然在现代矛盾里挣扎,如果这些矛盾得到解决之前现代性不会结束,如果定期发布的关于现代性的讣告是夸张不实之词,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一如既往的是相关的。”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根就扎在现代性的土壤中,是现代性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理论表达。现代性的生死存亡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如果脱离了现代性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就丧失了理论的对象和实践的依托。相应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现代性也会失去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机制。那么,在现代性问题域中,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出场的?马克思是如何理解现代性的?

应当指出,马克思很少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却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质即现代性本身做过深入考察和具体研究,阐发了具有实质内容和鲜明特征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频繁使用的“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等术语,其实就是他对现代性的指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同义语,“‘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而开始的大致时间和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性。首先,与西方思想家主要从观念、文化、价值等单一维度来理解现代性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它并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单一方面,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开启了一种总体性视野。其次,作为总体性的存在,现代性必然贯穿在现代社会机体的方方面面,要把握现代性,就需要对现代社会进行整体性研究。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就不是局限于某一学科专业领域之内,而是一种超学科的现代社会理论。最后,将现代性的多方面内容统合在一起的正是资本,要把握现代性,就必须紧紧抓住资本的逻辑。因而,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审视现代性问题的,他的现代性思想与资本主义批判紧密相关。

具体来看,马克思看待现代性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是在一种“总体性”视野中审视现代性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问题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问题,要理解现代性,就必须把握住现代性的总体性,即现代性逻辑在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中的全面贯穿与彻底渗透。马克思的总体性视野追随现代性的总体性逻辑而得以展开,从而将现代性问题的各个专门主题都囊括进“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这一“总问题”之中。不同于哈贝马斯等现代性理论家从“社会分化”角度审视现代性,马克思并不按照严格的领域分化思想来拆分现代性问题,而是在总体性视野中审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处理方式,现代性问题域从分化走向了整合,哈贝马斯所谓的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性、个性合理化等问题都被吸纳到了现代性问题之中。无论是社会现代化领域,还是文化现代性和个性合理化领域,都受到一些同样的法则、规律的支配,这便是资本统治下的社会生产逻辑。马克思这种总体性视野恰恰是其理论的特长和优点,因为它避免了坚持领域分化的现代性思想家所必须予以克服的领域间互动的难题。由此,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关注焦点并不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的三分法进行分化处理的局部专题,而是“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超越旧现代性”、“建构新现代性”这样一些总体性、全局性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要是从现代社会的整体研究出发来审视现代性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一种现代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必然贯穿在现代社会机体的方方面面;要把握现代性,就需要对现代社会展开整体性研究。因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就不是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或社会学这样的现代专业学科,仅仅关注现代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局部特性,而是要关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根本性质即“现代性”的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便不是各个学科内部的专业问题,而是“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矛盾”与“现代性的超越”这些关乎现代社会命运的根基性难题。无论是以现代性问题阐释马克思思想,还是以马克思思想探讨现代性问题,都应该紧紧抓住这三个根本性的问题。

更进一步地说,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它主要是从“社会存在”层面而非“社会意识”层面来审视现代性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视野中看待现代性问题。不同于从现代社会的个性、观念、心理和体验方面审视现代性的诸种西方现代性话语,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出发来审视个性、观念和体验,观照现代性问题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性批判者,尽管立场相左,但都将现代性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权力、主体性、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等意识观念,而将现实的社会存在理解为这种意识观念的产物和表现。齐美尔、弗洛伊德等现代性批判者更深入现代个人的心性结构和欲望本能中去寻找现代性的根基。与上述思路不同,马克思则将个性、观念和体验层面的现代性理解为社会存在层面的现代性的历史产物和具体表征。要言之,西方主流的现代性话语仅仅停留在“观念论”层面上,而与此旨趣迥异,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则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力图揭示出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那么,马克思紧紧抓住的这个“社会存在”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因而他主要是从“资本”观点出发来透视现代性的本质内涵的。

第三,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来研究现代性的,他的资本主义批判与现代性批判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批判与超越的理论构成了现代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将现代性的多方面内容统合在一起的正是“资本”,要把握现代性,就必须紧紧抓住资本逻辑,就必须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来理解现代性。马克思的总体性视野正是追随资本的总体性逻辑而得以展开,他的社会理论也正是奠定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之上。总体来看,现代社会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政治领域的权力生产还是文化思想的生产、个性的生产,都服从于资本支配的工业生产及其关系,这就是现代性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因而,马克思也就将既有的现代性形式的本质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由资本统治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现代性”,也就可以看作由资本主义所规定的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质,即“资本主义现代性”。

虽然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但这并不表明现代性就等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形式是多元的,不是唯一的。在资本主义之外,还可能存在着社会主义等多种现代性形式。现代性包含着普遍的“物质内容”与特殊的“社会形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现代性的“物质内容”是任何现代性形式都普遍具有的,主要指,生产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和发展,由此推动了人类普遍的“文明化”趋势,引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与显著进步。例如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勃兴、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高度发达、交往活动突破地域局限走向全球化、先进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传播、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显著加强、个人自由获得了更高程度的发展等等。再从“社会形式”看,人类既有的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形式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强劲推动和全面支配,从根本上受制于资本逻辑,因而也就包含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对抗、分裂和异化。现代性的普遍的“物质内容”与特殊的“社会形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结合,当条件改变时,又会发生历史性的分离,旧的社会形式被新的社会形式所取代。这种矛盾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必然被“社会主义现代性”所取代的命运。这样,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就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矛盾与困境”、“终结与超越”这三个根本性的主题。

然而,在当代思想争论中,马克思在现代性话语中的思想形象一直是看待不一的。“作为现代性继承者的马克思”和“作为现代性批判者的马克思”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始终贯穿在学界的研究工作中。这些不同的思想形象之所以会出现,除了阐释者依据各异的理论视角所作的多样性阐释之外,其根源还是在于马克思的立场、态度本身的复杂性。实际上,马克思具有现代性的“继承者”、“批判者”和“超越者”这三重综合的辩证立场。随着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程度的不同及审视具体问题的角度的不同,这三重立场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地位和意义。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现代性立场的阐释,绝不能拘泥于单一向度进行抽象谈论,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首先需要辨析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究竟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和超越了什么的问题,而且还要分析怎样继承、怎样批判和怎样超越,最后要厘清继承、批判与超越这三种姿态之间的深层关联及其思想意义。只有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立场。

与理论立场问题同样复杂的,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定位问题。在当前学界,马克思分别被看作现代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源头或者典范。那么,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究竟是一种坚持启蒙进步观念的现代主义,还是一种解构启蒙进步观念的后现代主义呢?一般说来,马克思思想既有坚持启蒙主义的现代性信念、相信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的成分,又有从社会批判角度颠覆启蒙的单线进步观念的尝试。因而,正如国内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兼具现代主义的气质和后现代主义的意蕴,但又超越了二者的对立。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当代西方(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修正了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概念的)新现代主义者如哈贝马斯、贝克、吉登斯等,具有非常广阔的对话空间。要想进一步明确马克思的理论定位,就需要在马克思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现代主义之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比较对话,凸显马克思思想的精神特质。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面临的困难

对于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国外研究的主流方式是以问题为中心,直接或间接涉及马克思。虽然国外针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专门性研究并不多见,研究方式总体上比较零散,但我们仍然可以勾勒出几条大致的线索。

国外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仍然拘泥于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观念,缺乏超越现代性的视野。总体看来,国外学界仍以对马克思的否定性观点为主流,即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理解为具备主体性形而上学、宏大叙事、直线进步观念、工具理性主义、技术决定论等典型要素的现代主义学说,低估其对现代性进行诊断—治疗、批判—超越的能力,遮蔽了马克思思想对现代性建构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意义。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学者认为,马克思站在批判现代性的立场上具有超越现代性的思想视野。

对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解和阐发,国外学界存在着若干研究路向。第一,对马克思思想的多方面阐释。例如海德格尔就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颠覆”这一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角度审视马克思,伯曼从“现代性的体验”的角度阐释马克思,吉登斯则从作为“现代性的制度维度”的资本主义的角度阐释马克思。第二,对马克思思想的多方面发展。例如卢卡奇从“物化”的角度推进资本主义批判,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从工具理性、权力支配的角度发展资本主义批判,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角度发展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华勒斯坦、弗兰克、阿明从世界体系和依附性发展的角度拓展深化世界历史和殖民主义理论,雷蒙·威廉斯、詹明信等从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关系的角度建构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列斐伏尔、哈维等从资本与空间生产、地理发展的角度开辟出资本主义批判的空间维度,布洛赫从“超越的希望”等角度阐发共产主义思想的合理性等。

当然,还应该注意到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多方面批评和质疑。在这里仅仅举出几种影响较大的批评,如韦伯批评“流行的唯物史观”,认为它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要求从更为复杂的视野探讨社会历史问题;海德格尔批评马克思的生产主义倾向,认为这是主体性形而上学和现代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的生产劳动范式遮蔽了交往理性范式,因而走向了主体性哲学的工具理性;波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失去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效力,应当打破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镜;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资本生产为知识信息生产所取代,劳动价值论为知识价值论所取代;波普、哈耶克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理性、科学与知识的“滥用”,是缺乏现实根据或逻辑论证的“乌托邦”;利奥塔将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都理解为一种宏大叙事,其中包含着隐蔽的权力支配机制。尽管这些批评大多不算公允、中肯,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契机和动力。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则显得比较专门化。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热点问题,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相当热烈的讨论。围绕着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这一研究主题,国内学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出版了若干部专著、论文集,并撰写了若干篇博士论文。2004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办的全国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主题便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由此可见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较高。总体上看,国内学者主要围绕着以下五个重大问题展开较为深入的讨论。(一)马克思思想与现代性的关系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其思想体系中仍包含着大量关于现代性的实质性论述,就此来说,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现代性思想家。有学者更进一步地指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是研究“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理论,具有超越现代学科专业分工体制的总体性视野,是社会批判视野中的社会发展研究,表现为批判与建构的统一。对于现代性,马克思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对立,具有辩证的现代性立场,表现为“辩证历史的辩证批判”。马克思的辩证立场可以概括为“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即马克思作为现代性的继承者、现代性的批判者与现代性的重建者这三个方面立场的有机结合。还有一些学者明确指出了现代性问题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基本问题域就是现代性问题,应当以现代性问题作为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角,同时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阐释现代性问题。(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方法论

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界的讨论较为充分。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方法论上的总体性、价值立场的阶级性、理论批判的实践性和批判态度的辩证性。其中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其一,与一些西方学者只关注从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及其根源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将现代性的主要根源理解为现代生产,并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现代性内含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行进在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构成了马克思看待现代性的基本视角。其二,马克思分析现代性是从经济哲学路径对现代性问题的根本诊断。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起点是商品的神化,资本的逻辑是诊断的核心,异化的扬弃是诊断的出路。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把对现代性的诸种对象的诊断深化到了对于生产对象的现代生产的诊断。其三,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展现为资本批判和形而上学批判的双重维度。现代性包含着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与形而上学,二者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共谋”关系。对资本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必定同时也是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其四,不同于西方主流的现代性话语在意识范式上构建的观念论批判,马克思开辟了构建于资本范式上的对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从而拓展了现代性批判的内涵和深度,实现了批判范式的根本革新。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较为充分,但仍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被明确提出或深入讨论,例如,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价值前提是什么、价值评价与历史分析之间是何种关系。(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具体问题

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比较广泛,但仍以要点概述为主。有的学者揭示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内容的基本结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在特定规范基础上的结合。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对待现代性的继承、批判和重建的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马克思哲学思考的基本内容是由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未来学”这“三部曲”构成的,它们的内在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现代性命运的乐章。有的学者则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对一些具体的现代性问题作了专门性讨论。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揭示了现代性的一系列基本特征:抽象性、流动性、矛盾性和世俗性。有学者在当代理论视域中,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现代性的根源、现代性的多重维度、现代性困境的出路以及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等重要问题。还有的学者从马克思的资本哲学视野出发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一些基本的现代性问题,如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逻辑预设、现代性的后果、资本与权力、资本与知识、资本与伦理道德、资本与社会时间、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限制、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同盟,以及一系列与当代发展实践直接关联的现代性问题,如资本逻辑与当代社会结构、资本与市场经济、资本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资本与当代个人生存状况等。

然而,许多问题已经被提出,却没有得到专门的探讨和具体的解答。例如,如何理解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又是怎样规定着现代性的矛盾本性;资本逻辑如何从内部孕育了现代性的出路;如何理解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内在超越应当具备怎样的基础与前提;如果将内在超越的目标理解为新现代性,那么这个新现代性“新”在哪里,具有哪些实质性的内涵。(四)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比较对话

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有较为广泛的关注,一致认为马克思具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现代性话语的独特品质,这种特质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对话比较之中。一是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的比较对话。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虽然有其后现代性的意蕴,但仍然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化批判和精神超越。后现代性激活了马克思的思想,但由此激活的马克思思想又超越了后现代性的视界。二是在当代现代性话语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辨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形象,主要在哈贝马斯、吉登斯、詹明信、波德里亚等学者的思想中探寻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的线索与趋势。然而,国内比较对话研究的方式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以个别人物和个别观点间的具体比较为主,停留在“点对点”的零星联系上,没有从思想流派、思想脉络上进行视野更为宏阔的“线对线”、“面对面”的比较,容易导致比较的零散性和随机性,难以形成系统的思想对话。例如仅仅拘泥于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交往”观点的比较,却没有进一步扩展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现代主义者的共同立场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之间的比较对话。(五)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对于这种现实意义的具体内涵和把握方式却有不同的理解。其一,一些学者具体剖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仍具有当代价值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只要时代性质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只要资本逻辑仍然存在,从大的历史尺度看,马克思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人。尽管马克思的一些具体观点不一定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但其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二,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在当代实践和问题语境中理解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向度和建设向度、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在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自觉地把握现代性的正面价值和负面影响,注意发扬正面价值、克服负面影响,更好地指导社会发展实践。其三,有学者认为,现代性的危机不仅是理论危机,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如果按照西方现代性研究的主流观点将现代性问题归结为理性化、合理性的内在问题,就会遮蔽现实社会的矛盾,回避对经济政治制度弊端的剖解。因此,应当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这恰恰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所在。其四,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当代路径正是现代性问题,应当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语境中打开马克思的现代性视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现代化实践、世界当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危机的深刻批判等都不断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其五,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性建构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任务和方向,因此,有必要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内在关联。然而,学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主要不足还是在于许多问题仅仅被提出,却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例如,如何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语境中理解“中国特色”、如何在“中国特色”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

总体上看,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具有较高水平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首先表现为,宏观性的外围概述多于专题性的深入探讨;其次是零散性的论述多于系统性的研究;最后是对理论内容的陈述多于对理论前提的反思。诸如如何理解资本逻辑,资本的矛盾如何引发现代性的矛盾与困境,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对旧现代性的超越及对新现代性的建构,如何理解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及其方向“新现代性”,如何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至今仍未展开深入研究。

尽管形式多样,但国内研究主要有两种基本路向:第一,以现代性问题阐释马克思理论,这是国内学界的主流趋向;第二,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直接探讨现代性问题。第一种路向以马克思理论的重新阐释为中心,可以称之为“诠释”路向;第二种路向直接以各种现代性问题为中心,可以称之为“激活”路向。与大多数学者仍然集中于从现代性问题视域重新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做法不同,少数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视角和方法直接探讨现代性问题,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考虑到国内研究中两种路向的不平衡发展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外围作战”、“宏观论说”层面的现状,第二种路向更值得推重。

从研究方式、致思路向上看,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思想阐释的主流趋向压倒了对现代性问题本身的专门深入探讨。以现代性问题域阐释和重构马克思思想,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方法来审视现代性问题,这两个方面没有形成良性平衡,表现出普遍失衡的倾向:“诠释”很多,但“激活”不足;“阐释思想”的路向不断发展壮大,而“直面问题”的路向却进展缓慢,理论仍然在学理概念内部兜圈子,没有直面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性实践本身。

不少学者指出,国内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这有赖于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式在四个方面的重大转变:第一,从外围研究、宏观概括转向更为深入、更为专题化的研究;第二,从零散性、论文性的论说转向系统性、专著性的研究;第三,从具体内容的简单概括、梳理转向理论前提的深入反思;第四,从“诠释”走向“激活”,从侧重于以现代性问题阐释马克思思想,转向侧重于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出发研究现代性问题。本书力图以一组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为中心规划研究方案,努力突破目前国内外研究工作中宽泛化、零散化以及侧重于思想阐释的局限与不足,促进研究的专题化、系统化,推动理论研究面向现实问题本身的转向,这对于国内马克思思想研究和现代性问题研究应当会有一定的意义。

四、本书的基本思路、主要观点

考虑到国内学界研究的现状,本书兼顾了“诠释”与“激活”两种研究路向。一方面,从“现代性”这一问题视角出发,系统深入地阐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当代价值;另一方面,更为侧重于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直接探讨现代性的生成、矛盾与超越等基础性的现代性问题。在现代性的问题语境中阐释马克思思想,在马克思的思想视野中研究现代性问题,恰好构成了本书核心问题意识的两个内在环节。其中,研究的重心是:在当代社会发展境遇中,秉持马克思的问题意识、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与方法,对现代性问题展开系统讨论,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理论启迪。尽管国内学者对“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的超越”等理论问题多有触及,但大多侧重于以这样的提问方式来诠释思想本身,而没有侧重于问题本身的专门深入讨论。与此不同,本书主要以“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的超越”这样的根本问题为中心,将马克思经典文本和思想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通过激活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直接探讨。值得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拘泥于马克思的具体结论,而是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方法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和采纳现当代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并使之融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中,从而彰显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开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路径。

本书旨在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新的思考与回应。为此,本书主要采用“以现实问题激活经典理论、以经典理论观照现实问题”的方法,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问题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问题整合起来进行研究。本书从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对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深入开掘,在此基础上专题研究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首先,在当代境遇中阐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特征。其次,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集中探讨“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矛盾”、“现代性的超越”等根本性的现代性问题,并观照、回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趋势。最后,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开启马克思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对话,探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本书拟达到下列目标:在当代社会发展和现代性建构的问题视域中激活马克思的经典思想,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开辟理论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探讨现代性问题,为解决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难题提供思想启迪。

本书正文按照逻辑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共计七章: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在当代境遇中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特征进行宏观把握,构成了本书研究工作的前提部分。

第一章阐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问题意识。马克思思想历经了从“继承启蒙现代性”到“超越启蒙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从而开启了“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在这一核心问题意识规定下,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以资本主义现代性为对象、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为主旨,其思想性质是一种现代社会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具有“病理学”的批判性立场、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

第二章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总体上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在于,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意识出发)来看待现代性问题,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总体的根本特性。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方法论要素:第一,制度诊断与总体治疗的经济哲学方法;第二,矛盾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第三,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第四,世界眼光与人类关怀的相互结合;第五,价值评价与历史分析的内在贯通。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三个根本性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探讨,并回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趋势,这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部分。马克思从宏观层面揭示了现代性的三个关键环节:“生成与发展”、“矛盾与困境”、“终结与超越”,三个环节层层深入,从而构成了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与历史上的发展关系。

第三章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从最终根源、基本动力、社会基础和世界拓展四个维度透视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当代效应。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包含了多重要素、环节,逐渐暴露出现代性自身的问题,同时孕育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现代性的最终根源是现代生产,它构成了现代性起源的决定因素和现代性运行的主导环节,当代“消费社会”仍然受生产逻辑的支配。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是资本,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从内部拉动现代性的不断发展。在当代后工业社会的知识经济中,资本的生产过程主要体现为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资本观点可以解决“资本还是知本”的难题。现代性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内含“自我分裂”,而对这种分裂的有效整合是巩固民族国家的必由之路。现代性通过世界拓展而形成全球化进程,“全球现代性”内含“同化世界”与“分裂世界”的根本矛盾,但同时又孕育出“全球治理”的趋势与可能,这就向我们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全球治理”理论的要求。

第四章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现代性的矛盾、困境及其当代症候。本章首先提出了“何谓资本逻辑”的问题,从动态结构、存在形态、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四个方面对资本逻辑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成为了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其活动历程具有辩证性的内在联系、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资本逻辑衍生出“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动态结构,表现为“总体化”的多重存在形态,蕴含着全面发展生产力的积极趋势与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局限性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孕育着从“无限扩张”到“自我克服”的演化趋势。归根到底,资本逻辑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对立统一的二重性逻辑,必然遭遇“内外界限”。其次,本章从资本逻辑出发,透视现代性逻辑的动态结构、复杂内涵与发展趋势。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逻辑,遵循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现代性逻辑具有总体性与差异性交织的结构特征,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内涵,表现出从“自我建构”走向“自我扬弃”的发展趋势。总体上看,资本统治是现代性矛盾的根源,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决定着现代性矛盾的本质。一方面,资本内在地具有追求现代性全面发展的文明趋势;另一方面,资本本身的对抗形式又不断地造成现代性发展的片面化和残缺化,这两个方面相互矛盾,缔造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终究要被历史扬弃的命运。再次,本章从“理性”、“文明”、“进步”与“发展”四个方面具体探讨资本逻辑对现代性矛盾本质的内在决定作用。资本导致理性的自我分裂,推动文明进程的根本逆转,引发社会进步的巨大代价,并产生出人的发展的深刻悖论。最后,本章探讨了资本逻辑支配下现代性矛盾的社会表现形式:“自由民主”的深层悖论。现代性的矛盾本质集中体现在“自由民主”的深层悖论中,资本催生自由、平等和民主,却又导致自由、平等和民主走向自身的反面。

第五章运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深入探讨现代性的超越及其当代路径。马克思的现代性超越规划表现为一种不同于“不可超越论”和“外在超越论”的“内在超越论”。本章具体探讨了内在超越的诸种要素,从内涵与形式、基础与前提、目标与途径等方面研究内在超越问题。现代性的内在超越遵循资本逻辑的自我克服趋势,资本逻辑不断从内部孕育、推动着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过程。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并不是走向彻底终结,而是超越了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即“资本主义现代性”,从而走向新的发展形式即“社会主义现代性”。在内在超越中,“可以超越”的是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不可超越”的是现代性的普遍物质内容,二者之间有着具体的辩证联系。要实现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就需要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内部萌发的诸种基础与前提,主要包括物质基础的内部成熟、超越趋势的内部孕育以及过渡形式的内部生成。内在超越具有特定的目标和途径,即“社会主义现代性”或“新现代性”的建构。“新现代性”表现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系列新特点,它以扬弃资本逻辑的共产主义运动为实现途径,以“共同活动基础上的自主活动”和“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为社会基础,以“自由人联合体”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现代自由”的超越为实践目标。

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章,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开启马克思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的思想对话,探讨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所面临的诸种问题,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这构成了本书的结论部分。

第六章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境遇中开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与当代社会理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对话。马克思与福柯对话的焦点是现代社会中资本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作为“总体性”的社会权力,资本可以支配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也可以转化为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马克思与哈贝马斯对话的焦点则是“总体性”视野与“领域分化”视野的差异。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看待现代性,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由资本统合起来的有机总体,因而也就将现代性矛盾的实质看作资本逻辑引发的社会分裂。哈贝马斯则以理性化逻辑把握现代性,把现代社会看作一个按照不同合理性类型明确分化开来的若干“自律领域”,因而也就把现代性矛盾的实质看作“合理性界域”的僭越与扭曲。从资本逻辑出发探讨社会权力问题和社会领域分化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理论生长点。

第七章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具体实践和现实问题出发,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出场路径,激发其理论活力,丰富其思想内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时代主题规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应当在“中国特色现代性”建构的实践境遇中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出场路径和当代价值。合理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价值,需要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来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需要从资本观点出发透视当代中国现代性发展面临的矛盾冲突与风险挑战。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逻辑引发的。一方面,资本内在地具有追求现代性全面发展的趋势,推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资本本身的对抗形式又可能诱发现代性发展的诸种风险与挑战,潜含着现代性的片面化发展趋势。有效解决当代中国现代性的矛盾,推进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全面发展,需要合理地利用和控制资本,应对当代中国发展可能面临的诸种风险与挑战,探索现代性内在超越的道路。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博大精深,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笔者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惑。首先,最为突出的是“诠释”与“激活”二者间的融贯问题。在以现实问题为核心进行研究时,如何能够紧密结合马克思的文本和论述而避免肢解文本或过度阐释的失误?具体到本书来说,本书所预设的目标是以现代性问题作为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角,同时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研究现代性问题,如何在“诠释”与“激活”二者之间达到必要的张力和平衡,是笔者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其次,在探讨“当代价值”时,如何恰当地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如何将当代具体的现实问题提炼到现代性问题的高度,用马克思的立场和方法予以思考,这仍然是笔者需要不断钻研的问题。最后,如何将马克思与这些代表着当代思想最高水平的新现代主义者例如哈贝马斯、卢曼、贝克、吉登斯等进行恰当的比较,在他们之间激发出批判性互动与创造性对话,这将是笔者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难题。

第一章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问题意识

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其关切的核心问题以及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一整套言说。阿尔都塞鞭辟入里地指出,“每种思想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并由其自己的总问题从内部统一起来,因而只要从中抽出一个成分,整体就不能不改变其意义”;“一切都取决于总问题的性质,因为总问题是组成成分的前提,只有从总问题出发,组成成分才能在特定的文章里被思考”。探究一种思想,首先需要探明的是这一思想的总的问题意识,抓住了这个问题意识,整个思想的脉络就会从纷繁芜杂的概念和命题中显现出来。

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克服资本主义所导致的诸种对抗性、分裂性矛盾,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问题意识。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导致了宰制性的经济权力、普遍的异化、尖锐的阶级对抗、个人与社会之间分裂等现代性的特有矛盾。因而,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统治和全面异化,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来实现诸种分裂的整合、诸种矛盾的解决,这便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之道。只有把马克思的这一鲜明的问题意识置于诸种现代性话语的问题丛结、理论脉络之中来加以理解,才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其理论意涵。具体来看,要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问题意识,就需要梳理这一问题意识的历史演进过程,探明其追问的基本对象,考察其思考的主旨,最后再辨明由这一问题意识而展开的思想体系的理论性质。

一、问题的演进:从“继承启蒙”到“超越启蒙”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问题意识的确立,是同资本主义批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大阶段。意识形态批判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域,明确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是“超越启蒙现代性”。纵观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条总的线索:从早年的“人类幸福”、“个人完善”之理想,发展为“自我意识”、“理性国家”基础上的自由、理性之追求,再通过宗教、国家直至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批判视野的展开,最终明确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这一发展轨迹,包含着马克思问题意识的历史演进脉络,即从“启蒙现代性”的继承与发展走向“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所谓“启蒙现代性”,是指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资产阶级的尤其是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念、价值和规划。其核心理念是“理性”及以此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基本价值是“自由”、“平等”。由这种理念和价值出发,启蒙思想家针对宗教统治、君主专制采取激进的批判态度,并规划了政教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世俗化蓝图。此后,启蒙现代性有关普遍理性、自然权利、个人主义、社会契约以及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诸种思想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得到了系统化的表述。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启蒙运动所开启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愿景的表现:“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

启蒙现代性所表达的,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视域和价值理念,因而对启蒙现代性的继承与超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继承与超越。启蒙规划本身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它将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当化、理想化,在观念世界中调和、粉饰与遮蔽现代性自身的各种矛盾裂变。如果继续停滞在启蒙现代性的视域和价值之中,就不可能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就不能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彻底的批判,也就不能开启超越资本主义的路径。只有在超越启蒙视域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共产主义建构的视域才能逐步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正是从启蒙现代性的内部困境中突围出来而获得了新的现代性视域。这种批判和超越具有显著的“内在性”:他所开启的批判路径,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是在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中探讨现代性的未来出路。(一)启蒙现代性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意识经历了从“继承启蒙”到“超越启蒙”的历史演进,而对启蒙现代性的继承与发展构成了他批判启蒙现代性、超越启蒙现代性的起点。马克思与启蒙精神的思想亲缘具体体现在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启蒙理念的继承,二是启蒙理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启蒙理念的继承。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时代,马克思在启蒙主义的感召下,将自由选择、个人完美和人类幸福视作人生的价值坐标,并把理性主义哲学当作自己的思想方式。

康德哲学是德国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基础,中学时代马克思的思想起点正是以康德为主的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中学时代的家庭和学校的教育氛围决定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基础是:以个性自由、人类幸福和“人就是目的本身”为根本宗旨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年轻的马克思试图说明,在自由选择职业时,人不应受到名利、欲望、幻想和热情的操纵,而是应该遵循职业选择的根本指针,“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归结起来,马克思的人生理想是以下两个方面的统一:个人的自由与完美、全人类的幸福。这些观念经过各种复杂的转换和演化一直保存在马克思思想后来的发展中。个人的自由与完美的理念,其实正是“自由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等观点的原始雏形;全人类幸福的希求则预示着“人类解放”的呼吁;个人与人类的协调一致的构想也暗示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蓝图。

通过大学时代的学习,马克思的思想有了长足的进展,已经深入启蒙的理性主义哲学言路内部。此时的马克思将“理性”视为思想的核心问题,在理性主义哲学内部,实现了从康德的“理想主义”到黑格尔的“现实主义”的转向。在《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柏林大学第一年的思想转变过程,并且还从自己新获得的黑格尔主义立场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症结就在于生活与理想、现实与彼岸、事实与价值、现有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的二元分裂和对立。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现实主义”,则是用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来研究现实对象的对立统一与发展变化的本性。其实,马克思的这段心路历程正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马克思从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和费希特的自我唯心主义出发,通过谢林的同一哲学,最终达到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经历了近乎相同的逻辑进路。由此可见,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正是从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及其后学的思想脉络中生长出来的,因而也就扎根于启蒙现代性的精神土壤。马克思沿着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问题路径和逻辑进程展开思想探索,为其启蒙思想的发展并最终超越启蒙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随后的第二阶段中,马克思从德国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中继承而来的启蒙理念沿着“批判”的路向进一步发展和“激进化”。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马克思,秉承了启蒙主义的激进化传统,并将“个人自由”与“理性国家”的寻求当作自己的核心问题意识。

在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的强烈影响下写成的博士论文,十分鲜明地把“自由”和“自我意识”当作核心理念,并进一步将哲学对世界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等经典的启蒙主题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实现了启蒙理性的激进化发展。在青年同道的影响和时代情势的压力下,黑格尔的超越个人、包罗万象的客观理性的和解立场,迅速激进化为一种根植于个体自由理性的批判立场。呼唤哲学变革与寻求自由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写作意图。从哲学发展史上来看,马克思试图通过哲学史考察来反省当代的哲学状况,预示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马克思迫于政治压力,被迫从理论研究中寻找自由的观念。在论文中,通过普罗米修斯的自白和形象,马克思宣告:人的自我意识是高于一切神的最高原则。正是自我意识构成了自由的载体,并进一步构成了对世界尤其是宗教进行哲学批判的主体。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哲学的实践”、“哲学的直接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总体来看,马克思以自由意识为核心的主体性哲学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启蒙主义的自由、解放的理想。实现这种价值取向的“手段”便是哲学理论的批判活动。为此,马克思发展出“实践”概念来深化“批判”的含义,突出了哲学对世界、主体对客体的介入感、创造性和能动性。随着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批判的观点日益深化,从宗教批判走向政治、经济批判,而“实践”概念本身也会逐步发展为生产的、革命的实践观点。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广泛接触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问题。此时,孤立的“自我意识”概念的局限性暴露出来,于是,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国家”概念的重要性便凸显了。相应的,如何实现理性国家,如何在理性国家中实现个人自由,便成为马克思关切的焦点。在这里,启蒙的理性主体性原则和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在哲学和政治上进一步激进化。马克思似乎想在青年黑格尔派的个人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式的国家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国家理性与个人自由的统一,就构成了他基本的问题意识,而这恰恰正是他的人类幸福与个人完美的原初理想在思想的更高发展阶段上的重现。具体来看,在博士论文写作前后,马克思把“自由”扎根于他的自我意识哲学之中,作为内在的主动性原则驱动着哲学对世界形成紧张的反思、斗争关系,促使哲学转变为对世界的理论批判活动,在斗争中与世界形成崭新的统一关系。这一主题在《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批评语境中被具体化为坚持普遍理性、普遍自由、普遍权利、普遍道德的“国家精神”与四分五裂的“基督教”、“特殊等级的局部利益”、“特权”等“非理性因素”之间的斗争关系。国家理性对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必然要依靠哲学和报纸的结合才能“实践地”展开。显然,马克思仍然站在德国启蒙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宗教和政治批判,在根本上仍然坚持黑格尔的“理性与现实相统一”的原则,即用理性的普遍性、一般性去统摄、整合现存世界的特殊性、个别性,从而使理性现实化,使现实合理化,最终达成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二)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从个人自由走向理性国家,并寻求实现真正的理性国家来保障个人自由,这构成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线索。这条线索表明,马克思历经了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发展历程之后,已经走到了启蒙现代性视域的尽头——黑格尔的思想视界。在这个“天涯海角”,马克思看到了启蒙规划的矛盾和界限:黑格尔设想的理性国家,非但不能整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保障个人自由,反而连国家本身也依附于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恩格斯曾非常敏锐地指出过启蒙主义理想图景的幻灭和幸福允诺的破产:“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启蒙规划的破产集中体现为“理性国家”、“理性社会”和“自由个人”构想的破产。因而,马克思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就鲜明地体现为他对启蒙的主要后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及其思想表现(合乎理性的国家的概念、自我调节的社会的构想)的批判与超越。

更进一步地说,对启蒙现代性视域的超越为全面开展资本主义批判奠定了思想前提。这一过程又展现为两个发展阶段:其一,批判门径之开启,超越环节之形成;其二,全面批判之展开,超越目标之明确。

第一阶段表现为批判门径之开启,超越环节之形成。马克思从启蒙思想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构想和规划出发,将国家批判深化为市民社会批判,确立了扬弃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分裂的问题意识,这构成了他超越启蒙视域的主要门径和关键环节。从“个人自由”与“理性国家”的启蒙理想之追寻走向“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启蒙规划之超克,构成了马克思问题意识发生根本转换的标志,而这一极其关键的转变是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编辑《德法年鉴》时期实现的。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看作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并将扬弃这种分裂的道路确定为普遍选举的“民主制”,从而走到了启蒙视域的边界地带。马克思在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现实境遇中,明确意识到了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对立冲突:真正体现普遍理性的国家在德国现实中并不存在,相反,现实存在的恰恰是四分五裂的宗教、特殊等级的局部利益等非理性的分裂因素,而现实的德意志国家政权仅仅沦为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工具和手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试图通过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性考察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这一未竟的工作仍然寄希望于人民主权和普遍选举的民主制度,以及扬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的“真正合理性的国家”,“要求这个国家解体,但同时也要求市民社会解体”。甚至有可能寄希望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国家的消亡。这样,黑格尔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安置的“和解”便受到了质疑。马克思自觉地把这种理性与现实相和解的保守主义原则,转化为理性与现实在斗争中实现统一的能动的、批判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非常强调市民社会的主体作用,从黑格尔的国家主义走向类似于斯密的市场—社会起基础作用的观点。然而,他同时也从批判的角度将市场和社会本身看作分裂的矛盾体,因而就潜在地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主题引向了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探究。

在随后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理解为“政治解放”的后果,要求超越政治解放而实现“人类解放”,即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双重批判、双重超越。至此,“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构想便越过了启蒙视域的边界,开启了超克现代性的路径。所谓“政治解放”,主要是指启蒙运动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它取缔了基督教会和封建君主的统治,实现了普遍的政教分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公私分离,并将宗教挤压进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成为个人信仰问题。政治解放一方面是启蒙规划的历史根基,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启蒙规划的实践后果。因而,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就是对启蒙规划的超越。具体来看,在超越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点和吸收社会主义国家消亡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提出对“国家本身”展开批判,由此,他走出了“启蒙现代性的国家政治规划”。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明确要求对市民社会本身展开批判。从思想史来看,对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的批判,也就是对市场系统的批判,这恰恰构成了对斯密及其后学的“自由市场”、“自我调节的市场”观点的批判,也就构成了对“启蒙现代性的社会经济规划”的批判。只有超越了启蒙视域,现代性本身才能受到彻底的反思与质疑。因而,现代性的超越之道,也就从依托于国家、市场二分的普遍选举制、直接民主走向了更为彻底的共产主义运动。

从思想史来看,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双重批判,蕴含着马克思对启蒙的经济规划和政治规划的扬弃,从而构成了马克思超越启蒙现代性的关键环节。黑格尔的国家主义潜含着针对斯密的市场主义的深刻批判。斯密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价格规律实现自我调节,自然地形成社会秩序,达致个人自由和社会公益,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国家、法律等人为安排。黑格尔则认为,以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市民社会,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些缺陷必须在更高的国家层面上才能得到解决,因而,不是市民社会,而是理性国家构成了个人自由和社会公益的基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重新回到了黑格尔与斯密的分歧点——是国家理性整合市民社会的内部分殊,还是社会的自然秩序扩展为国家的秩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斯密关于市场秩序对国家秩序起基础作用的观点,明确将市民社会而非国家理性看作现实活动的“主体”,从而超越了(自己此前信奉的)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点。但是,马克思从未直接认同斯密的市场主义观点,而是径直走向了对国家本身和市民社会本身的双重批判,要求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在更高的层次上超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这样,通过“斯密—黑格尔—马克思”三者问题意识的批判性演进,我们发现了思想史上一种“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结构。如果将斯密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的观点理解为“启蒙现代性的经济规划”,而把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点理解为“启蒙现代性的政治规划”,那么,马克思正是通过共产主义的构想,整合与吸收了黑格尔与斯密之间的批判性关系,实现了对启蒙现代性的政治规划与经济规划的扬弃与超越。

第二阶段则是全面批判之展开,超越目标之明确。马克思明确地把既有的现代性形式界定为资本主义,由此,针对现代性的宗教、政治批判便深化为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批判,而针对现代性的超越目标,便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明确目标。对启蒙视域的超越为全面开展资本主义批判奠定了思想前提。如果继续停留在启蒙的视域内部,就不能展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全面彻底的批判。只有在超越启蒙视域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共产主义建构的视域才能逐步开启。这一阶段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一直贯穿到《资本论》写作的始终。马克思从现代性的文化、政治层面进入经济层面(市民社会),以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超克资本主义的现实路径。这一阶段的思考和创作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展开针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批判,并开始将启蒙规划及其实践后果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他明确指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受现代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共同从属于现代私有制的生产运动:“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将宗教、文化和国家的生产理解为社会生产的特殊方式,并且将私有财产的生产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理解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感性现实,这就为宗教和国家批判向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化奠定了基础。更进一步的,市民社会的批判集中于私有财产和异化的批判,触及了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这就揭开了针对资本统治的批判的帷幕。马克思明确地将褪去政治、伦理色彩的资本统治看作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与此同时,超克现代性的目标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被进一步构想为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以及个人之间相互肯定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在随后的《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启蒙思想视作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批判,并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点,进一步奠定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思想视域和理论基石。在这里,启蒙的思想视域和价值理念,被明确地理解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其普遍主义的理性形式、权利宣称和解放允诺背后,恰恰隐含着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和权力支配。这一意识形态涵盖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主流思想传统的谱系:其一,启蒙运动以来的英法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传统;其二,以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为主要载体的英法自由主义传统;其三,从康德、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其四,各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通过针对上述思想谱系的批判,马克思锻造了自己的批判策略,明确了自己的超越目标: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明确提出,提供了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视域和理论工具;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等构想的提出,也为最终超克资本主义的实践运动明确了方向。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内在分裂进行了深入解剖,并在此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的超越目标进行了更为丰富的阐发与论证。通过长期的研究,马克思得出了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内在矛盾的重大发现。从现代性的问题视域出发,可以将这些重大发现阐述为四个核心命题。其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运行取决于资本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发展,内在地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支配。其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本性根植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因而表现出自我实现伴生自我毁灭的双重趋势。其三,资本主义现代性必然遵循资本自我毁灭的逻辑而走向灭亡。其四,资本主义灭亡的过程并不是(作为人类最高文明成果的)现代性的彻底毁灭,而是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过程:资本主义在其异化形式中创造出了巨大的解放潜能,为更高级的现代性发展形式即共产主义准备了充分的前提条件。由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表现为现代性的内在批判;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表现为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应当指出,马克思针对启蒙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抓住了“自由”、“平等”、“民主”、“正义”、“人道”等“资产阶级理想”的“两面性”:异化形式中恰恰包含着解放潜能。意识形态批判表现为启蒙规划的内在批判与内在超越:内在地扬弃启蒙理想的异化形式,发掘其解放潜能,并在此基础上构筑超越启蒙现代性的视域、理念和价值。与此相应,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继承和超越了“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资产阶级理想”,扬弃和克服了现代性的内在分裂,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高度整合。如果不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规划对于启蒙现代性的这种内在继承和超越的关系,就难以理解马克思为何在1872年写作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使用“自由”、“平等”、“人道”等启蒙经典概念来描述一种恰恰超克了启蒙规划的未来发展前景:“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

总而言之,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论证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不同于直接承继启蒙现代性的进步主义和直接反对启蒙现代性的反现代主义,马克思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传统恰恰表现为内在于现代性话语的“反思性话语”,彰显出一种典型的“超越启蒙的启蒙”、“反对现代性的现代性”。

二、审视的对象:资本主义现代性

对启蒙现代性的超越开启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域,相应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也就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所审视的对象。虽然马克思的主要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大致区分为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性研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专门性研究两个层次,但很显然,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于后者的研究目标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规律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马克思毕生理论工作的核心,因而也就构成了其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内容。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倾其一生追问资本主义,其实就是在追问以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的现代社会的总体特性,即资本主义现代性。(一)资本主义现代性: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马克思不是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是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总体形态,看作现代性得以存在、延续的社会制度和发展形式。这种以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的现代性,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

当代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是把资本主义视作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自马克思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家普遍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大都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理解为资本主义。例如韦伯便将西方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进而,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和马克思一样,将现代社会的起点大致确定在资产阶级时代来临的16世纪前后。至于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学界主流观点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性整体所包含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其中,主要存在着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它们分别将资本主义看作构成现代世界一部分的“经济结构”、“上层结构”或“精神气质”。第一种观点最为常见,以华勒斯坦、吉登斯等学者为代表,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或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经济结构或经济形式。例如华勒斯坦就明确认为:“经济世界本身应该有一种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就叫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和世界体系的基础。与此不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而是一种“上层建筑”或“上层结构”,它居高临下,对市场实行垄断和支配。这种观点以布罗代尔为代表,他将经济生活区分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向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最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同时,“资本主义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说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社会劳动,它从未完整地把前者或后者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特征是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资本主义,而第三种观点则主要从文化价值和精神气质层面来界定资本主义,集中探讨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问题。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韦伯、舍勒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内核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伦理秩序,这种精神气质必然体现在特定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心性结构之中,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首先必须深入现代社会个人的价值观念、心性特征与情绪体验的分析之中。

与上述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性的构成要素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则提出了一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概念,将资本主义看作贯穿于现代性各个层面的社会基本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它构成了特定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结构,因而是一个主导着、统摄着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总体性”存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同义语,“‘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精神文化等都构成了这一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内在要素。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总体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以劳资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逻辑——在特定社会(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世界范围中,不断实现着全面贯穿、彻底宰制。正是由于资本关系的这种全面统摄的总体性,资本主义才得以成为整个现存现代性的总体结构。总之,马克思从资本统治下的社会实践、社会关系出发来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将其看作一个流变不息的历史体系,一个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的社会总体。

马克思不仅将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形态,而且将现代性分析的重心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的生产力与资本关系的统一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而就需要从生产方式出发来把握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呢?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用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生产方式主要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组合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广义上,生产方式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讨论生产方式时,更多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的。因此,从生产方式的性质出发来界定特定社会的时代特征,就是从该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尤其是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理解该时代的总体特性:“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具体到资本主义现代性来说,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也制约着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行与演化。因而,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来理解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由此,资本关系便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从根本上说,资本就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只有紧紧抓住资本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才能够理解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性,才能够进一步理解整个现代社会的矛盾本性和发展前景。在资本统治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生产是商品化的,生产过程依赖于市场交换活动的持续进行,因而内在地包含着生产的社会属性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也就是包含着资本关系及其异化后果;其二,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因而内在地包含着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压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异己关系。这两个特征及其所包含的矛盾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矛盾运动的根源和基础。(二)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

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是通过资本对现代社会的各种具体组织、制度的支配作用而体现出来的。吉登斯系统地分析了现代性的四个相对独立、相互并列的“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在这四个制度性维度之中,吉登斯尤其强调资本主义的中心作用:“我并不想将它们视为完全相互独立或全然等同的。我倾向于将资本主义扩张性作为变化中主要的驱动力量。”因而吉登斯的观点可以大致概括为:四个维度彼此独立、相互作用,资本主义是多元中的一元,是最为重要的能动性元素。与吉登斯的设想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多元中的一元,而是包含多种要素于其内部的有机整体:资本主义是总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得以运转的框架和平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体系等构成要素的运动,无一不带有资本主义的整体性质,因而这些要素也就不能从资本主义中抽象地剥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与资本主义相并列的存在。

首先,资本主义始终支配着工业主义的生成与发展。所谓工业主义,是指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资源进行机械化利用的生产体系。资本主义开辟了现代大工业,工业体系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产物,同时又构成了资本积累的基础。资本积累的冲动,不断产生出对生产革命和技术创新的社会需要,这构成了现代大工业产生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开辟了新的市场,形成了新的需要,蓬勃发展的经济活动要求生产中资源配置、劳动组合方式的不断革新,最终呼唤出了现代大工业:“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从历史来看,现代生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每一新的阶段都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的结果。从当代现实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仍不断呼唤着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革新,推动工业革命的加速与深化。工业主义由原先的机械化,发展为更为高端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深刻地改变着整个生产体系的结构和机制,相应地也改变着资本积累的方式。

其次,资本主义不仅支配工业体系的运动,同时也支配着现代国家的监督权力体系的运作。吉登斯借自福柯的“监督”一词,主要是指国家权力在政治领域对人类行为的指导,同时还包括对信息的控制。广泛渗透于现代日常生活的监督体系构成了国家行政权力的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断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机器,因而也直接拉动了现代监督权力的成型与发展。现代国家的本质便是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隐蔽的共谋形式:“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应当指出,资本家利用国家机器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和控制,恰恰构成了资本积累与资本垄断的常态机制与关键步骤。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家宣称,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相互独立、彼此分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在国家权力不参与、不干涉的条件下自然运行,从而形成自发的秩序。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幻象。正如华勒斯坦通过大量历史研究所指出的:“国家作为最大限度进行资本积累的一个关键机制,其存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根据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理应是不受国家机器干涉的私人企业主活动。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从未在任何地方真正存在过。”

从现代社会的形成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与国家机器呈现出既联盟又斗争的关系。资产阶级在突破封建统治的过程中,不断与中央权力相互沟通,利用君主权力的集中化趋势,瓦解地方割据,削弱贵族特权,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拓展了广泛的海外市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以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就是国家权力保障下推动资本主义商业和工业快速发展的明证。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也不再甘心永远在君主权力的庇护与限制下成长,提出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诉求和政治权力要求,由此,君主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大规模地爆发出来,最终形成革命运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等典范性的资产阶级革命,都直接表现为资产阶级革命组织与专制君主争夺国家权力的大规模暴力斗争。新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再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经济自由权利即资本增殖、资本竞争的自由写入宪法,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圭臬,予以政治性、法律性的保障,由此,便开启了所谓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仍然保持着深刻联系。这一阶段并不意味着国家与资本积累完全无关,而是说国家通过“主动退出”的方式,为资本增殖提供大量的资源、开辟了大量的空间、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从而积极地助推、保障资本的自由运动。国家的这种“以退为进”非常微妙地反映了国家与资本的深层联系。

更进一步的,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日益紧密。通过这种结合,资本越来越多地操纵和控制国家机器。从当代现实来看,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由垄断资本寡头主导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相互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国家机器的运作根本性地受制于资本积累的目的。“国家的自主性受制于(虽然并不完全决定于)对资本积累的依赖,而国家还远远不能控制资本的积累”。垄断寡头可以通过其巨大的经济力量,影响总统或议会的选举,培植其在国家机器内部的代理人,为特定大资本服务。国家权力甚至还直接参与市场运作,将自身建构为权力与资本合一的“国有资本”,从而形成了更为巨大的国际、国内垄断组织。

最后,现代军事力量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离不开资本主义。现代条件下,国家机器、工业体系与军事力量三者呈现为相互纠缠的关系,这集中表现为国家主导的“战争工业化”,即军用物资、战争工具乃至全部军事力量的生产与再生产,都变成为一个国家主导的、常规性的工业部门。在这种条件下,科学技术领域最尖端的创新,都可能在第一时间转化为前沿军事工业技术并用于最具毁灭性的武器的生产——二战后期造成巨大灾难性后果的核武器的发明和生产就是一个典范的例证。战争工业化趋势急剧提升了战争的规模与破坏性,而这一普遍的现代恐怖根源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冲动。在战争工业化进程的背后,其实正是“战争的资本主义化”。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高科技的军事暴力。西方强国的资本主义具有对外扩张的强烈冲动,这就迫切需要先进、强大和毁灭性的战争工具来实现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威慑、支配与征服。另一方面,随着军事工业的广泛建立,以“军用”、“军需”为核心的国际性市场网络和产业链条也得以大规模建立,由此形成了从战争损耗中牟利的军事资本家集团。为了扩大国内外武器销售市场,加速资本增殖,这些军事资本集团不断煽动内外战乱,把残酷的战争场景当作尖端武器的“展销会”,并从中牟取血腥暴利。由此可见,我们当前所处的核威胁时代、区域冲突时代,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资本主义无限制的增殖逻辑从根基处决定了我们时代难以克服的“不安全性”与“焦虑感”。

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总体性结构,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等制度性要素都服从于资本主义的逻辑。当然,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等因素受制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并不表明这些因素可以简单地还原为资本主义,它们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并对资本主义结构发挥着持续的反作用力。

三、思考的主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总体结构,并不是指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是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定的发展形式或实现方式,资本主义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中的一种。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外,还可能存在“社会主义现代性”等其他类型的现代性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便是现代性既有的发展形式、现存的实现方式,因此,他才将“现代社会”称为“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本身就证明了:存在着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建构“另一种现代性”或“新现代性”的可能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变化的多元复合体,而不是在少数西方国家之内凝固不变的单一体:现代性拥有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唯一实现方式,而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可能类型中的一种特定的发展形式或实现方式。这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次级类型。”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这决定了必然产生出一种或多种新的发展形式以代替资本主义形式,这便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发展形式。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它承载着现代性的普遍的“物质内容”。从马克思有关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发展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技术组织形式与社会组织形式等一系列区分来看,现代性包含着普遍的“物质内容”与特殊的“社会形式”两个彼此矛盾的方面。现代性的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可以多种多样,而现代性的物质内容却具有普遍性,在多种发展形式中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从“物质内容”来看,现代性主要是指,生产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解放和发展,由此推动了人类普遍的“文明化”趋势,引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与显著进步。例如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勃兴、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高度发达、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交往活动突破地域局限走向全球化、先进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传播、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显著加强、个人自由获得了更高程度的发展等等。再从“社会形式”来看,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强劲推动和全面支配,从根本上受制于资本逻辑,因而也就包含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对抗、分裂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曾以劳资对抗关系为中心做过具体而深刻的阐释,“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要言之,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等文明成果则构成了现代性的物质内容的基础。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趋势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看,资本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社会形态,其生产关系(即资本)必然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处于矛盾关系之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资本,即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正是资本关系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这种适应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随着矛盾的发展必然走向不能适应、不能兼容的对抗性矛盾:“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从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必将遭到历史的扬弃。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形式表现为现代性物质内容的可以脱落的“外壳”。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对抗化,资本主义的“外壳”与现代性的“内核”将会不断趋于脱节、趋于分离,这就显示出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二重性”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深刻的“历史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具有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这种必然性并不是绝对的必然性,而是暂时的必然性,由此,资本主义现代性便具有深刻的过渡性质。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具有必然性和暂时性的双重特征,正是源于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所导致的各种对抗与异化“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现代性建基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的深刻矛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和暂时性,必然表现出自我克服、自我消灭的趋势,历史地成为现代性自身不断发展和内在超越的“必经之点”,成为通向某种“新现代性”的“过渡之点”。

这种历史二重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不过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的、暂时的手段。作为历史目的的社会发展与作为历史手段的资本主义之间并不是永远契合的,而是存在着“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关系:“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如果资本主义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那么二者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有机的统一,而一旦资本主义与社会发展不再适应,那么二者之间的矛盾就表现为对抗性的分裂与脱节。(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扬弃”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二重性集中体现为,资本主义在其内在矛盾中蕴含着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趋势。新的发展形式,尤其是新的生产方式正是在旧的社会形式内部孕育出来的。旧的社会形式表现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母胎”,新的生产方式表现为旧的社会形式的“产儿”。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特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然会从旧的生产方式中生成和发展起来。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正是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日益成熟起来的,“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

所谓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自我扬弃的实质,就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形式之间的更替,就在于社会形态的革新。

具体来看,马克思主要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即资本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来思考现代性的自我扬弃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内在矛盾奠定了现代性矛盾的基础。在资本统治下,现代性表现为一个有机的矛盾综合体,表现为“二重性”的历史内涵,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异化形式”之中恰恰孕育着日益积聚的“解放潜能”,这二者彼此对立又相互统一,结合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矛盾聚合体之中。因而,从根本上说,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实质就是资本逻辑的自我克服、自我消灭与自我超越。所谓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外一个世界,并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孕育出来的现代性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现代性”,在克服扬弃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异化形式的同时,还继承发展了其全部解放潜能。因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无绝对的断裂,而是一种现代性自我扬弃式的内部相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并不是“现代性”与“非现代性”的差别,而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方式、特定发展形式的更迭演变。社会主义最终表现为一种从资本主义现代性内部生成出来却又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新现代性”。总之,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趋势的辩证分析,马克思才开启了一条以共产主义运动推动现代性实现“内在超越”的独特路径。

四、思想的性质:现代社会理论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核心问题意识是批判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这就决定了它不是单纯的哲学理论,而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以“现代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其理论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病理诊疗”的批判性立场和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一)现代性的“病理学”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同于许多西方主流社会理论的辩护论,而体现出对现代社会的彻底批判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思想主要不是对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描述和论证的“社会生理学”,而是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社会病理学”。这里,现代性的“生理学”与“病理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生理学是以研究、阐释现代社会机体的运行原理为目标,因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体本身就被假定为健康的、正常的与合理的,而相反的,病理学则是以诊断、治疗现代社会机体的矛盾冲突为目标,因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体就被预先看作病态的、暂时的与不合理的。生理学很容易推导出为既定现实辩护的结论,而病理学则始终带有批判的视野,从而很可能引申出改造世界的结论。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浓厚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色彩,恰恰是现代性的自我意识和意识形态,是社会机体的“生理学”,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辩护论特征。马克思在对“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重农学派进行批判分析时指出,重农学派“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资本主义的生理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预先假定了资本主义形式的健康、正常与合理。将资本主义形式看作社会的“正常生理形式”之后,就会很容易将其进一步推广为不容选择、无可替代的“普遍法则”,看作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的自然的、合理的、绝对的和永恒的形式。重农学派的这种生理学辩护论特征贯穿在后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曾多次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根本弊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任意的抽象”,将现存的经济事实及相应的经济范畴自然化、合理化、绝对化和永恒化,从而为资本统治辩护;将一切不同于、妨碍于资本主义运行的社会形式都斥责为“人为的”即非自然、不正常或不合理的。从历史的、批判的视野来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非历史的辩护论立场,就在事实上沦为了资本主义在学术上的“代言人”和“辩护士”,他们担负的社会功能主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者。由这些思想者精心编织出来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从学理上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且还通过文化知识教育传媒体系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之中,从而创造出大众对资本主义秩序的“自愿服从”,不断维持着资本主义“合法性”的再生产过程。

马克思正是要拨开资产阶级经济学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迷雾”而发现历史的真理,因而,马克思思想就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即社会有机体的病理学。这种病理学的精髓就是一种批判策略,这种策略在历史视野中得以展开:首先,因为对象都是历史过程的产物,都具有历史二重性的矛盾性质,因而对象本身必然会在其内在矛盾的推动下趋于自我批判、自我扬弃;其次,因为对象具有这种历史性,所以它就不是天然合理、永恒不朽的,而是暂时性的,可以经由历史过程发生改变的。对象本身的历史性,使得对它进行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这样,对社会机体的最彻底的批判,正是历史的、实践的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努力加以自然化和合理化的经济事实、经济范畴,马克思都要在历史的批判视野中追问这些事实和范畴的产生发展过程,追踪其根源和本质:“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自然化和永恒化看作理所当然的前提,而马克思却要深入历史之中去考察和追问这些看似合理的前提的历史条件与起源过程,从而发现这些前提的根源与本质。在经济学家视作自然性、合理性和永恒性的地方,马克思却看到了历史性、不合理性和暂时性。

当然,现代性的生理学与病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的。在这种意义上,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国民经济学对于马克思来说,具有“现象学”的意义。事实上,以政治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性生理学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的阐释、辩护框架,遮蔽、粉饰资本的统治,主导、统摄着现代人的日常意识,妨碍人们认识、批判和超克现代性的矛盾。马克思的方法是非常独到的:他既没有完全沉溺于这些意识形态叙事,也没有完全抛弃它们,而是采取了批判地接受、历史地理解的方式,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阐释转化为理解、批判现代性的门径。这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在批判地接受支配社会生活的那些范畴的同时也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的批判”。马克思正是通过加工、改造现代性的诸种意识形态幻象而进入现代性社会存在的真实天地。(二)总体性的视野

作为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还具有鲜明的总体性视野。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总体性”的观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所谓“总体性”观点,就是“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它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空间上看,社会生活的诸种要素之间具有普遍联系,并由此联结成一个“社会整体”或“社会总体”;第二,从时间上看,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历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环节、片段之间具有普遍联系,并由此联结成一个“历史整体”或“历史总体”;第三,在社会生活中,社会历史的整体决定社会历史的局部,社会历史的总体规定其中每一个体的本质和功能。

现代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总体性问题,只有在总体性的视野中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来。从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性,其本身就是多种要素、环节通过内在联系而结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由此,现代性的矛盾裂变就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尽管现代性分裂的各种“症候”可能出现在社会生活的任何局部的、零碎的个别片段环节之中,但现代性分裂的“病根”却仅仅存在于社会总体之中。因而,只有在一个整全性、总体性的问题视野中,才能完整地把握住现代性问题及其根源。

一种现代性理论如果要坚持彻底的反思和批判立场,就必然要求一种超越现代学科分工的总体性视野和整全性诉求。这是因为,现代学科分工原本就是现代性的合理化进程的产物,其形成过程的特点就在于:通过严格的理智分类,将有关人文、社会的研究与整体性的历史研究拆分开来,并分别固定在狭窄的局部领域和专门方法之中,形成所谓“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繁复细致的专业门类。由此,现代学科普遍患有“遗忘历史、无视整体”的病症,只看“当下”,不管过去和未来,只看“片段”和“局部”,无视整体的存在。它们仅仅将现代性的既有事实、既有范畴以自然性、正常性与合理性的名义当作“自明的”前提预设、当作“专业常识”固定下来,不再追问其历史发生过程和实际社会内涵。此种学科知识的社会功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非历史化、去整体化的认知操作方式,将现代性的既有实现形式(即资本主义现代性)当作不容选择、无可替代的“事实”接受下来,并进一步证实或增益其合理性。因而,现代分工体制中的专业学科普遍具有专业主义的非批判性质和辩护论性质,已经丧失了对现代性进行总体诊断的能力。拘泥于严格的现代学科分工体系,就难以形成总体性的视野,就无法从整体上对现代性展开反思和批判,反倒可能坠入学科合法化程序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由此,关于批判立场彻底性的宣称也就沦为空谈。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现代学科体制形成之初的例证,而后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是将专业主义的辩护论性质发展到了极致。为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展开彻底的批判,马克思自觉地采取了一种总体性的学术视野,在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种学科之间穿梭自如,而不束缚于其中任何一门学科的樊篱之中。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马克思扬弃现代学科分工而形成总体性视野,不仅仅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工具性意义,而且也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要求。

首先,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全面贯穿的总体性,客观上要求批判视野必须具有总体性。由于资本逻辑是一种总体性中包含着差异性的逻辑,它将整个社会分割成单独的局部领域,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针对这些领域而建立起来的各门专业学科也是各自聚焦于局部领域之中的对象,从而丧失了从全局上把握资本逻辑的能力。与马克思的总体性批判视野相比较,局限于现代专业体系的诸种批判性理论往往在资本逻辑面前捉襟见肘:“理论往往跟不上它所针对的对象。理论被囚禁在局部的学院语言之中,而资本活动的空间却是不受限制的。资本所及之处,囿于自身局限性中的种种批判话语未必能够抵达。”与此不同,马克思的批判视野则不是从专业领域的知识框架出发,而是直接从资本的观点出发把握资本逻辑的总体性。“往往只有从资本和商品生产的角度看,整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才是丝丝相通、环环相扣的。……整个社会的被割裂和各种看似局部性的问题,如果从资本和商品的角度切入,是能够全部打通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如果仅仅从局部领域通过特定学院专业知识来予以认识和纠正,就不能形成深度的、彻底的批判,仅仅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从资本的总体性视野来加以审视,就能发现貌似互不相干的诸种具体问题之间的普遍联系、貌似彼此分离的各种具体现象背后的共同根源,就能上升到总体批判、根本超越的高度。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特征。

其次,总体性理论视野的开启,也是马克思扬弃精神生产领域内的强制“分工”,从而在思想上为资本主义的克服作准备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看来,导致现代性全面异化的一个根本机制正是资本生产支配下的强制分工。强制分工将个人分割在各个狭隘的专门性活动领域之中,限制了人的能力和才华的全面发展,也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社会联系,从而一方面导致个人自身的片面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与分殊。这样,个人活动的产物就不再受个人本身控制,而是变为异己的物质力量反过来支配个人本身,这就导致了社会的异化和片面化。正是由此,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扬弃强制分工,将个人从僵化的专门性活动领域中解放出来,使之可以在各个领域中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社会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还包括精神生产领域。共产主义扬弃强制分工,当然也包括对思想生产领域内部强制分工的扬弃。现代性的学科分工体制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强制分工。虽然学科分工是人类科学知识进步的积极成果,但仍然不可否认其负面效果:它日益导致人们思想能力的片面化甚至残缺化,日益导致个人受他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异己的抽象观念的统治。因而,超越现代学科分工,形成总体性视野,是共产主义在理论上的自觉表达。

正如卢卡奇所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然而,马克思的总体性、整全性的思想视野在后继者手中却日益遭到了肢解。这一方面是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仍然是现代学科体制规训的结果。在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中,马克思的思想被拆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而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说明。这种解释模式曾经发挥过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弊端重重的局限性。“一分为三”的机械方式,实际上遮蔽了马克思思想本身的总体性视野,并进一步导致理论的整体性和批判性的丧失。这也是马克思思想在现代性话语中显著缺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显著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章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

独特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独特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精神特质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上。西方主流的现代性话语仅仅停留在“观念论”层面,而与此旨趣迥异,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则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揭示出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它主要是从“社会存在”层面而非“社会意识”层面来审视现代性,从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定位现代性问题。

总体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在于,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来看待现代性问题,将现代性理解为现代社会总体的根本特性。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表现出下列具体特征: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矛盾分析中的内在批判、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全球眼光与人类关怀的结合以及价值评价与历史分析的贯通。

一、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

马克思锻造出了独到而深刻的批判思维,从而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这种新路径主要体现为,首先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层面的病理学诊断,而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总体治疗的方案。制度诊断为总体治疗提供了前提,而总体治疗则构成了制度诊断的结果,这两个环节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框架。(一)制度诊断

不同于目前占据主流的文化诊断、价值诊断式的观念论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采取了制度诊断式的批判方式,直接命中了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制度。所谓社会制度,并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规章制度(例如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教育制度等),而是指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集中表现为特定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形式的基本结构和总体性质。在社会制度层面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比流行的观念论批判更为深刻、更为根本。这是因为,特定的精神气质、价值观念、文化意识和心性结构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土壤中才能够发育,也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视野中才能够显现出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时代,现代性同资本主义制度是同生共长的。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来审视现代性,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一个显著特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诊断,并不排斥对这一制度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诊断。文化的矛盾正是扎根于制度的矛盾之中,对文化矛盾的根本克服也只能在制度矛盾的克服中去寻求。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制度诊断,并不局限在某个单一社会层面之上,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诊断。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制度,不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一层面,而是一个统摄着整个社会形态的总体性结构。在这一总体内部,并不是诸种要素的松散堆积或决然分割,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现代制度表现为一种“社会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过现代社会的这种有机体性质:“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虽然马克思承认现代社会诸种生活领域的分化过程,并将经济基础和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在方法论上区分开来,但并不表明他割裂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总体来说,“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无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政治、文化要素,都镶嵌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结构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虽然构成了现代性生成的起点,但二者并不因此而成为彼此隔绝的领域。与其说国家与市民社会完全分离,不如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特定的现代转型——资本逻辑共同支配两个领域,导致两个领域的分化与纠缠。在政治和经济的这种联体运作的基础上,文化因素也被紧密地组织在社会机体的运动之中而发挥着相对独立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有机体并不是与个人无关的一个抽象范畴,其结构和运动的特性与趋势最终也制约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现代性不仅在社会系统层面运行,而且还拥有具体的社会载体和生活形式,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活生生的个人的日常行为、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之上。这样,现代有机体实际上构成了从制度系统到个人生活的运行机制,现代制度的运作就构成了现代个人生活的地基与舞台,而现代个人的生活方式则表现为现代制度运作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诊断工作也就把基本的社会制度而非个人或观念当作根本的出发点,从社会机体出发看待个人和观念,而非相反。

制度诊断首先关注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矛盾,以“原本批判”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方法为其主要特征。制度诊断应该在总体性视野中展开,这并不表明可以无所侧重地关注有机体中每一要素的作用。现代社会机体中包含着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但各种要素在制度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不是均等的。经济因素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整个有机体的基础结构和主导因素,支配和制约着其他诸种要素的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在整个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将物质基础看作“社会组织的骨骼”;相应的,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就是附着在经济“骨骼”上的“肌肉”和“皮肤”。由此,马克思要求将针对宗教和政治的“副本批判”推进到针对经济基础的“原本批判”:“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这也就是说,制度诊断必须立足于经济哲学方法:以哲学方法透视经济现象的本质,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视野中审视经济活动的矛盾和趋势。(二)总体治疗

制度诊断是一种对社会有机体的总体诊断,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治疗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不同于局部治疗的总体治疗。马克思的总体治疗是如何展开的呢?与其他类型的社会治疗模式相比,总体治疗具有何种特点?

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总体的治疗,势必需要现实改造和实践变革,这恰恰是马克思总体治疗方案的基本品性:“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与西方流行几个世纪的文化反思浪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试图通过现代文化的全面反思来克服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思想家,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不失鲜活的治疗方案。例如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存在论层面的转换来跳出理性形而上学框架,德勒兹、德里达等则试图通过话语策略来解构理性同一性,而近期在学界炙手可热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则期待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能够矫正、超克现代性的诸种弊病。文化诊治者们的主要局限在于,过分强调和夸大文化反思和教育教化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和教育体系本身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根本上受制于现代性的矛盾本性。因而,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诊断,都难以揭示现代性的症结;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治疗和变革,都难以真正触动现代性的根基。与此不同,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改变,甚至人自身的改变,都在根本上依赖于革命性的实践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在直接针对现代性制度层面的各种治疗方式中马克思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这突出体现在:马克思所奉行的总体治疗方式与哈贝马斯等学者所坚持的“领域分化”式的治疗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别。虽然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把现代性诊断聚焦于社会制度之上,但对制度矛盾的具体理解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异。马克思从总体性视野中理解现代性的矛盾,并将其根源追溯到资本逻辑的内在裂变,而哈贝马斯则在领域分化的视野中理解这一矛盾,进而将其根源理解为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种诊断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在现代性治疗方案上产生更大的差异。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矛盾的根源归结为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外部对立关系。由此,他得出如下的现代性治疗方案:通过对社会诸领域间关系结构的调整,来消解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犯、渗透和支配,从而克服现代性矛盾。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矛盾的克服并不需要凭借生产关系与政治形式的“根本性变革”,并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实际的革命行动,而取决于不同社会领域间的重新划界和充分调整。与哈贝马斯的“重新划界、结构调整”的策略不同,马克思的治疗方案则是一种在“总体性”批判基础上的“结构重排”。由于马克思把现代性分裂的根源归结为资本统治的内在矛盾,所以,他所设想的治疗方案必然需要对资本统治的各种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个层面的要素环节)进行总体批判和全面改造才有可能实现。(三)“诊断—治疗”模式

制度诊断和总体治疗必然要求与之匹配的“诊断—治疗”模式。思想家对现代性的不同诊断,引出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治疗方案,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诊断—治疗”模式。这些模式主要可以归为两大类型:“分裂—整合”模式与“同一—差异”模式。“一部分人认为现代的弊病在于现代的一律化倾向,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代的弊病在于现代的分化癖。所以,在后现代的拥护者当中,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多元化治疗现代,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均质化治疗现代。”也就是说,“分裂—整合”模式强调现代性的病症在于社会过度分化所导致的分裂,因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整合方案来予以治疗。与此不同,“同一—差异”模式则主要针对现代性的一律化倾向,认为现代性的病症在于强制的同一性抹杀了万物的个性与差异,因而也就相应地提出了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方案来进行补救。这两种典型的“诊断—治疗”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大部分现代性思想的思维逻辑,因而具有一种普适性。“分裂—整合”模式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的,其当代代表是哈贝马斯;“同一—差异”模式最早是由帕斯卡提出的,当代代表是利奥塔和德里达。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采取的是哪一种“诊断—治疗”模式呢?

马克思的现代性病理学主要采用的是“分裂—整合”的“诊断—治疗”模式。也就是说,他将现代性的病症主要诊断为内在于现代性的对抗性、分裂性矛盾,并要求通过历史运动来加以实践层面的整合。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分裂、对抗而展开的。这些分裂、对抗包括劳动与资本的异化关系、阶级之间的对抗、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对抗等,涵盖了根源于资本的矛盾本性的诸种社会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概念,而是特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对抗性、分裂性的矛盾,即矛盾的对抗性质压倒了矛盾的统一性质,从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分裂。既然现代社会的基本病症就在于社会内在的矛盾裂变,那么根本的治疗方案就只能是通过革命实践来寻求矛盾的克服与分裂的整合。通过历史运动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矛盾分裂的历史性整合。

当然,在主要采用“分裂—整合”模式的同时,马克思并不排斥“同一—差异”模式,而是在“分裂—整合”模式的基础上,多方面地利用“同一—差异”模式的批判视野。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曾多次指出资本统治下的“抽象”造成了“万物同一化”的趋势。资本所推动的市场交换体系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扩张与渗透,造成了普遍的抽象化和同一化趋势。人的活动及其产物甚至整个感性世界,都在这种强制的抽象、削平作用中,丧失特性和内容,沦为无个性、无差异的一般物。当特定存在物被卷入市场交换体系的时候,它本身所具有的质的差异和特性,(在观念中同时也在现实中)都被抽象掉了,从而转化为同质的、无差别的交换价值:“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只有当具体的存在物转化为抽象同一的交换价值时,它们才能进行彼此间的交换,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资本的市场逻辑所到之处,强制的万物同一化趋势随之大规模启动。抽象同一的存在物,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而被迫与整个抽象的价值体系相认同:“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扬弃这种抽象同一化的路径则是发展人的“自由个性”,通过自由的、个性化的创造活动来重新赋予万物以个性和特性,“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正是共产主义使得这种在现代性中“被压抑的多样性”由潜能发展为现实。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实现了社会整合,同时又内含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多样性。实际上,后来的本雅明、阿道尔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在发展马克思的“分裂—整合”模式的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的“同一—差异”模式,并通过后者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多元主义路径。

二、矛盾分析中的内在批判

现代性是行进于自身矛盾裂变之中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始终贯穿着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就是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相应的,现代性治疗的关键就是依据这些矛盾的演化趋势来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针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必然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一)辩证的现代性立场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与现代性具有本质性的深层关联。辩证法是同时贯穿在现代性的现实与观念之中的普遍规律。现代性在其根基处遵循着辩证法,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多元矛盾的综合体;其次,这一总体在内在矛盾的推动下,持续进行着由生成、发展再到革新的历史运动。现代性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裂变、不断发展演化的辩证历史过程。

既然现代性本身就是辩证的矛盾综合体,那么对待现代性就应当采取辩证的态度。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马克思坚持辩证矛盾的辩证批判,寻求辩证矛盾的辩证扬弃。诚如伊格尔顿所说:“现代激进思想往往在整体上分为怀旧—倒退的和进步—技术的两种倾向……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割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浪漫主义等反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展开了十分激进的批判,认为现代进程瓦解了既定的文化传统、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造成了社会动荡、价值颠覆、自然危机等日益深化的困境,因而,整个现代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史。现代主义则把“科技”和“进步”奉若神明,坚持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现象,论证进步过程出现的诸种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必将通过持续的进步而得以完满解决,现代文明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马克思扬弃和超越了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抽象对立,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实现了新的综合。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和深化了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进步的必然性、进步与文明、理性、发展的必然关系等观点,对现代性采取了肯定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继承和发展了反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弊病和困境的诸多批判,对现代性采取了否定态度。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基础上,马克思达到了“否定之否定”的综合即辩证的现代性态度。其中,现代主义的“正题”与反现代主义的“反题”分别被当作具有片面合理性的个别环节而融会在一个更高的矛盾统一体中。马克思的这种辩证态度的关键就在于: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现代性的合理与不合理,而是深入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之中去把握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理性与异化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真正揭示出现代性的辩证规律。

以辩证法来把握现代性,就要求从历史性和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现代性,从而生发出针对现代性的批判视野。辩证法的这种批判性质首先根植于黑格尔所说的“否定原则”,“对于这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却达成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论证了时代精神对德国现状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确证了“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却试图重新开启这一走完自身圆圈的否定原则,将其拓展为真正改造现存世界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对现存事物二重性的矛盾分析,奠定了肯定中包含着否定的批判立场。现代性之所以是流变的过程,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正是因为其内部包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而,现代性的流变性正是根源于它的矛盾本性。

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尤其需要辩证地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路径就是把握内在于社会之中的——尤其是经济基础之中的——矛盾,剖析其对抗和分裂性质,“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现代性生成、发展和终结的根源、动力正在于其内部蕴含的各种矛盾,多种内在矛盾从根基处推动着现代性的发展流变,塑造着现代性的结构和性质,规定着现代性的趋势与方向。因而,要审视和理解现代性的辩证本性,最关键的工作就是要牢牢抓住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只有真正理解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明确其结构特性和运动规律,才能从矛盾发展的视野中把握现代社会的运动和方向。更进一步地说,只有抓住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克才能具有“内在性”。(二)内在批判与内在超越

伊格尔顿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对于现代性来说,马克思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内在批判者”:“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论证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那么,什么叫作内在批判呢?它和外在批判有什么不同?简言之,如果一种针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把握之上的,这种批判的根据与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历史过程,那么这种批判就是“内在的”。

内在批判是相对于外在批判而言的。所谓外在批判,就是指批判的根据外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施蒂纳、蒲鲁东等思想家对社会进行诊断治疗的立足点都是“固定观念”和“抽象范畴”,这些观念和范畴是通过非历史主义的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思辨而获得的。持有这种观念和范畴的批判者恰恰不懂得观念、范畴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暂时产物,却错误地认为它们超越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过程,甚至认为它们能够支配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依据于“超历史”的抽象观念和形而上学范畴等这些从外部引进的、外在于历史的根据来批判现代性并提出相应的出路,这正是外在批判的根本特征。以蒲鲁东为例,马克思指出,在此种外在批判的视野中,“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这种“矛盾”仅仅是一种不合理抽象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外部对立,根本无法触及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外在批判的例子在西方思想史上非常多见,黑格尔之后欧陆思想发展的主流趋势都表现出显著的外在性特征。为了批判社会现实,青年黑格尔派一路的理性主义者诉诸自我意识、人性、自我等抽象概念,而尼采与海德格尔一路的非理性主义者则诉诸古典体验、酒神精神、强力意志、生命本真、诗意美感等思辨范畴。可以说,外在批判的病根就在于它依据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将一系列固定观念和抽象范畴看作可以超越历史、超越社会的普遍价值、永恒标准,并以此作为批判现代性的根据与基点。

与外在批判迥然不同,内在批判的核心就在于: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现代性自我扬弃的趋势构成了内在批判得以可能的现实前提;与此相应,只有从内在批判的视野出发,才能够把握住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趋势。首先,批判的根据与立足点,扎根在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内在于现代性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任何一种社会批判,都需要立足于一定的评价标准、评价规范,否则就无法在批判对象中区分出什么是需要批判的,什么是需要褒扬的。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是内在的、历史的,其理论前提是要在现存的社会条件本身中为其批判的观点寻找根据。因为实际的社会都并非和谐的统一体,它们自身中包含着矛盾的方面和各种矛盾力量。它们有的支持已建立起来的秩序,而有的则与其对抗。社会现实是矛盾的统一体。否定的和批判的力量就内在于其中,它们无须在超越价值的形式中从外部引进”。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预设一种“外在于”、“先在于”或“超越于”实际历史过程的先验理想标准,而是扎根于历史发展的趋势、方向和目标。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正是马克思在历史进程尤其是现代历史中所发现的客观趋势和演化方向,因而,他正是处处从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演化方向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本身的。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潜能”。辩证地、历史地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就是要区分现代性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也就是历史运动中的倒退趋势和进步趋势、不合理要素和合理要素。批判的基础和立足点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解放潜能。内在批判的实质就是以内含于现代性的解放潜能来批判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以内生于现代性的进步趋势来批判现代性的倒退趋势,以内在于现代性的合理要素批判现代性的不合理要素。

与内在批判相应,现代性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至今为止的现代性过程已经积聚了大量难以克服的矛盾以及为这些矛盾的解决作好准备的条件,即解放潜能和发展趋势。对于既有现代性发展形式的超越,首先必须立足于现代性自身提供的这些现实条件,走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超越的基础并不是通过理论抽象从社会历史现实外部引入的,而是从现代性内部孕育出来的。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畸形、残缺、片面化发展的现代性,而走向另外一种健康、完整、全面发展的“新现代性”。

与马克思不同,许多现代思想家都没有在现代性的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之间作出必要的区分,致使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丧失了内在性,扩大化为针对既有文明形式的终极揭露、全盘否定和彻底拒绝。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现代性批判缺乏内在依据,批判本身就会变成全盘性(包括对批判自身的前提)的“大拒绝”,就会走向无所依托、自我攻击的悖论:“批判攻击到了其自身的有效性前提。”“霍克海默、阿道尔诺与尼采一样身陷尴尬: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揭露的终极性,仍想继续进行批判,他们就必须保留一种标准,用来解释一切理性标准的堕落。面对这一悖论,批判在自我兜圈子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与许多现代思想家否认现代性的积极潜能、试图从外部寻找出路的“大拒绝”相比,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并不依靠外部强加的“真理”或超历史的抽象原则,在现代性自身中就已经内在地潜藏、孕育着为它自己挖掘坟墓和预备复活的“历史真理”。(三)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

批判与超越的这种内在性质,决定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中始终蕴含着社会建构的指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正是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这双重维度的统一。

马克思并没有走向对现代性全盘拒绝、彻底抛弃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是走向了“新现代性”的积极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的许多思想家以拒斥“启蒙承诺”、“乌托邦幻想”、“意识形态话语”和“宏大叙事”为由在不同程度上丢弃了“社会建构”的意向而径直奔向纯之又纯的“社会批判”。这种对现代性进行全盘拒绝和彻底颠覆的倾向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批判理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例如马尔库塞便在《单向度的人》的结尾处作了如下的宣称:“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依然是否定的。它要仍然忠诚于那些不抱希望,已经并还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这种过激做法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忽视了马克思的批判和超越的内在性质,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之间所作的合理区分,因而也就忽视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内在蕴含的社会建构潜能。

如果说要在当代境遇中“回到马克思”,那么就应该回到马克思的这种社会批判视野中的社会建构指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要旨就在于“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就在于“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这一思想在社会批判中蕴含着社会建构,二者相互贯通、彼此依存,恰恰是要自觉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起桥梁。

具体来看,社会批判构成了社会建构的基本视野,社会建构理论在社会批判的视域中得以具体阐明。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层面,即针对现代性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针对现代性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批判,这两个层次的批判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正是意识形态批判开启了超越资本主义、建构新现代性的思想视域。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指明了超越资本主义、建构新现代性的前提、基础和路径。对现代性社会存在的批判,就是要发现深藏于现代性之中的内在矛盾,把握这种矛盾的发展趋势,从中寻找“新社会”的萌芽和潜能。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发现的这些解放潜能,就构成了建构新现代性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批判分析,没有对现代性的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的批判的区分,建构未来社会的思想和行动就会变得游根无据,成了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当然,社会建构理论也不是消极地跟随批判理论的否定性逻辑,它还积极地确立了批判本身的导向目标。在实际的理论思考进程中,社会批判的进程服从于社会建构的要求而得以深化与提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既不是无限度的虚无主义,也不是无目标的否定冲动,而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朝着一定的方向而开展的。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总是从人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审视资本主义的诸种矛盾和趋向,并根据它们促进或阻碍发展的程度来判定它们应当批判还是应当褒扬。这样,社会批判的运作,就内在地依赖着人和社会发展这一内在取向、内在目的。因而就可以说,社会批判始终是为了人的发展而开展的,始终是为了社会建构的目标而进行的。脱离了社会建构的内在定向,社会批判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有了正确合理的社会建构方向作为指导,社会批判就会持续深化、健康运行。

说到底,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之间的这种互动循环关系,正是源自理论自身的内在批判、内在超越的特性。马克思是依据内在于资本主义的“解放潜能”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趋势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解放潜能,一方面构成了社会批判的标准,另一方面又构成了社会建构的方向。因而,当马克思依据解放潜能开展现代性批判时,他实际上也就把社会建构的方向当作了社会批判的向导和目标。一方面,社会批判固然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未来趋势从而开启了社会建构的基本视域;另一方面,社会批判所依据的标准正是社会建构的方向,因而建构其实正是走在批判的前面引领着批判的持续开展。

三、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矛盾的分析并不是滞留在特定时间点之内兜圈子,而是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不断纵深拓展的。“现代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流’,而不是一个终结了的‘点’。”现代性所具有的历史性、流变性和过程性要求思想者必须具备宏阔的历史视野。只有在历史视野中,才能捕捉、把握现代性的这种显著的历史流变性质。(一)“事实”的社会历史性

要把握现代性的历史流变性质,就必须突破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马克思不满意建立在客观经验论基础上的纯粹实证主义历史观和建立在唯理论基础上的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二者尽管表面对立,但实际上却具有排斥现实历史过程的共同错误。历史就是人类现实的活动过程,“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仅仅依靠感性直观来把握,而是要在占有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合理的抽象才能够认识:“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在把握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正是历史主义的合理抽象。它既不同于经验论者通过孤立的感性直观而把握到的僵死的“经验事实”,又不同于唯理论者通过理智思辨而获得的“抽象范畴”,而是更为深入、更为真切地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实际趋势、深层联系和客观规律,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开启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崇尚凝固不变实体(经验直观对象或者抽象观念)的本质主义思维(主要包括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针锋相对。

要理解现代性的历史流变性质,就需要把握构成现代社会的诸种“事实”的社会历史性质,就需要聚焦于特定对象的社会历史建构过程。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社会生活中“可感觉的”(感官可直接把握的)特定经验事实,都是“超感觉的”(感官不可直接把握的)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因而对于这一感性事实的本质性理解,必须通过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过程才能够获得。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一路的感觉主义者批评道:“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突破恰恰是与一种历史存在论思维方式的转变紧密相连的,整个感性物质世界正是建基于实践活动尤其是经济生产活动的深刻基础之上,“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历史考察的基本对象是作为社会存在整体的“人化自然”。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历史观点,其核心就是对建构各种“现代事实”(例如个体商品及其堆积)的社会历史过程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恰恰蕴含着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事实的特定存在方式的总体性理解。现代性分析要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诊断和治疗,还需要提升到社会发展研究的宏观层面。(二)大尺度视野中的社会发展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现代性并不是与传统社会的决然断裂,而是历史延续性基础上的转化与进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只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传承和相互纠缠关系。

马克思同许多持“断裂论”的思想家有着原则性分歧。马克思注意道:“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意识地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制造“人为”与“自然”的分野来凸显现代社会的地位,从而达到为其辩护的目的。当代的各种断裂论则更为精致和复杂,例如福柯就从“知识型”的结构性断裂的角度来理解现代与前现代的关系。与这些断裂论不同,马克思则更为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从中凸显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质。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某种与生物有机体进化历程类似的性质。由此,他用生物学、解剖学比喻提出了一种“从后思索”的历史方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由此看来,现代社会并不是与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断裂,而是从传统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更高级、更成熟、更复杂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传统社会内部孕育的多种萌芽性因素逐步发展为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而现代社会发展起来之后,依然与传统社会处于复杂的纠缠关系之中,传统因素仍然在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或实质性或象征性的作用。

现代性的起源和发生具有内在于传统社会的性质,这构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正是首先从特定的传统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起来并日益发展为总体性的存在,对内主宰整个社会,对外扩张到全世界的。无论在现代性的生成之初,还是完全确立之后,现代与传统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相互纠缠关系。

要充分把握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社会的这种连续性和进步性,马克思的历史视野就不可能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时间段内,而必然具有“大尺度”的历史视野。这种大尺度视野,可以跨越好几个世纪,甚至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时间,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说法,可以称之为“长时段”或“超长时段”。只有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马克思社会发展研究才能够有效地开展,才能够总体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才能够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中把握历史事实的本质。在长时段中分析人类历史的阶段性发展,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视野的突出优点。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运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就是要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区分长时段和瞬时性,区分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与表面现象、基本趋势与暂时趋向、漫长运动与短促推动,由此把握住历史的深层和表层、长时性和暂时性之间有机联系的辩证法。与此不同,传统史学则采用以一天、一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的短时段视野,集中记载和关注短时段内发生的突发重大事件。这种做法的主要缺陷在于仅仅聚焦于现时发生的事件的细枝末节,而忽视了人口增长、价值曲线,工资波动、利润波动等跨越几个世纪的长时段事件,因而不能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深层结构。诚如布罗代尔所说:“现实生活因夹杂着种种小事而显得模糊不清,历史的眼光却能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相,这正是在现实中生活的人求之不得的东西。”由此看来,总体性的社会研究不可能局限于短时段的狭窄视野之中,尤其需要更为宽广的时间尺度和历史视野。(三)“双向开放”的历史视野

这种大尺度的历史视野必然是向着过去和未来“双向开放”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从当代向过去追溯、并向未来展望的双向度开放的历史视野,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当下现时的狭隘眼界之中。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形而上学抽象,将资本关系永恒化、自然化与合理化的辩护倾向,马克思提出了正确的历史考察方法:“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从资本主义社会出发回顾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同时,也从资本主义出发展望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由此便开启了“前现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非常宏阔的历史视域,开启了双向的历史时间、双向的历史理解向度。这种双向开放的宏观历史视野,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审视现代性的思想空间,丰富了其诊断和治疗现代性的可能性。

从现时代向着过去和未来双向开启的历史视野,根植于“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连续又差异的历史辩证法。布罗代尔将这种辩证法描绘成:“在过去(即使遥远的过去)和现时之间,绝没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不连续或互不干扰。以往的经验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延伸和扩展。”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就在于社会历史内在的矛盾本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两对矛盾关系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之中,从而内在地规定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联系,马克思才可以在历史视野中审视当代现实,同时在当代现实中反思历史传统。无论是对当代的审视还是对历史的反思,都朝向未来发展的方向。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马克思谈道:“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正是基于这种朝向未来开放的进步辩证法,现代性的矛盾本质和运动趋势才能够得到合理的把握,现代性的生成、矛盾与超越这些同时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根基性问题,才可以被历史地提出和解决。

四、全球眼光与人类关怀的结合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是一个日益扩张到全球范围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现代性并不是局限在特定地域、特定社会、特定民族国家内部的区域性事件,而是运行于全球性的场域之中,关系到全人类的世界历史性大事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眼光与人类关怀的相互结合。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无论是资本主义批判还是共产主义建构,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都始终贯穿着全球眼光与人类关怀。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全球眼光和人类关怀呢?它与西方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具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一)全球眼光与人类关怀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始终贯穿着全球眼光与人类关怀。一方面,“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现代性思想的全球视野,现代性本身呈现于世界历史的视域之中。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产生、发展和扬弃,都是以“世界历史”为条件和场域的。因此,思考现代性问题必须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从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来看,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关键阶段,构成了“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这一阶段恰恰构成了超克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现代性思想秉持“人类解放”的实践目标,蕴含着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人类关怀。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并不是特定民族国家、特定区域中的人,而是在世界历史时代相互依赖、彼此联系的人类整体,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由此,马克思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扎根于人类整体的发展问题之上:“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很显然,上述两个方面保持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在世界历史的全球视域中对现代性进行诊断,就需要人类解放的价值关怀的引导。相应的,本着人类解放的目标对现代性进行诊断,也需要开启世界历史的全球眼光。全球眼光与人类关怀的这种统一,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路,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世界历史性的解放、关乎人类整体的解放。如果不从全球视野与人类关怀的相互统一出发,就无法理解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人类”层面的普遍性视野。如果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作一比较,就可以从他们的显著差异中识别出马克思思想的特点。从二者思想所设定的目标来看,黑格尔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论证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合理性,甚至将其宣布为历史发展的顶峰和终结。马克思则拒绝将历史的发展方向锚定在民族国家的范畴之中,而是直接奔向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共同体。黑格尔将人类历史看作精神诸原则及其体现者——特定民族国家——之间的更迭,更进一步将日耳曼普鲁士国家看作现代的“统治民族”,看作“世界历史性民族”。日耳曼民族享有担当现代的世界历史的“绝对权利”,与它相比,其他民族都相形见绌,“不再算数了”。由此,黑格尔借助世界历史学说论证了一种思辨而精致的民族主义观点。与此不同,马克思则在世界历史视野中预言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隔阂与差异的日趋消失,探讨了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可能性。

当然,马克思的这种超越民族国家特殊性的普遍性视野,并不表明作为现代性出路的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人类解放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普世主义乌托邦,而是扎根在各个民族国家内外发展的历史趋势之中。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普遍性质,正是扎根于阶级、民族等特殊性存在的现实土壤之中。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深藏着一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历史辩证法:像共产主义这样的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正是从特定民族国家、特定阶级中历史地生长发育出来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论述已经以思辨的形式孕育着这种辩证法的萌芽:特殊性的民族精神能够在交往中发展为普遍性的世界精神,“各民族在其相互关系中的命运和事迹是这些民族的精神有限性的辩证发展现象。从这种辩证法产生出普遍精神,即世界精神”。同时,世界精神的普遍性也反过来体现在诸种民族国家的特殊性之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观念具有形式上的相似结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普遍实现,需要特殊群体的革命行动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特定社会中的特殊革命活动通过国际交往而发展为世界性的普遍运动。一方面,无产阶级这一特定阶级承担着整个人类的苦难和命运,因而这一个阶级的解放就能够发展为整个人类的解放。另一方面,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强化了全球无产阶级的世界性交往与联合,这也就使得各个社会内部的地域性革命能够汇合成世界性的普遍革命:“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总之,作为世界历史性普遍存在的共产主义只有根植于各民族、各地域的特殊发展进程才有可能实现。(二)马克思:一个世界主义者?

马克思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眼光和人类关怀。因此,有不少学者将马克思看作古希腊以来,尤其是康德以来的世界主义思潮的一个继承者。那么马克思是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呢?对这一问题,不能抽象地回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对的,应该在更为具体的比较分析中加以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许多思想家如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世界主义”当作诊断和治疗现代性困境的有效方式。因而,厘清世界主义思潮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独特品质。

世界主义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从思想史上看,世界主义主要存在着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古典的世界主义,这是由斯多葛主义者最先提出的。他们以“世界”概念取代古希腊思想中的“城邦”概念来作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并认为,人类世界的基础在于所有人都具有的“理性”,因而世界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存在着普遍的平等;每个人天生是“世界公民”,首先是“人类世界”的一分子,只是在偶然情况下才成为了特定国家、种族和等级中的一员。第二种形式是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世界主义。康德对于世界主义传统的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将世界主义观念同“公共理性”概念联系了起来,从而建立了一套能够评价、批判任何社会的进步程度或启蒙程度的超文化、超民族的普遍主义标准;其次,他构想出了一整套个人缔结、参与世界联合体的“世界公民权利”,这种“人类的普遍权利”旨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殊性限制,保障每个人融入世界联合体的普遍性要求。第三种形式是在当代社会凸显出来的。它主要包含三个关键因素:其一,平等的个人主义,即道德关怀的最终单位是人类个体,而不是民族、国家等特殊的组织形式,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其二,个人平等权利的相互认可原则,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在于互相承认对方的平等权利;其三,公正理性的原则,即公平地对待平等的个人权利,拒绝不可普遍化的不公平因素。在当代,世界主义思潮具有显著的全球影响力。二战以来,世界主义思潮不但影响了当代世界的法律、政治思想,而且还渗透到以联合国、欧盟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治理机制之中。现存的国际法中也广泛地存在着世界主义因素,并且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接受。

应该如何看待西方的世界主义思想传统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学说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呢?

第一,二者都包含某种普遍性的人类价值,然而在人类价值的内涵与基础上却存在显著差别。世界主义者所信奉的价值主要是理性、自由、平等、公正等启蒙主义、自由主义理念,而马克思所信奉的价值主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个性、自由联合等继承而又超越了启蒙主义的理念。更重要的差别体现在二者对于人类价值的基础的不同理解上。世界主义的人类价值建立在普遍人性和自然权利的基础上。所谓普遍人性,主要是指每个人都具有的先验理性,尤其是个人内心的道德法则。所谓自然权利,在这里主要是指“世界公民权利”,即人生而为人就被自然或世界赋予的原始权利:“作为地球的一部分,每人对它都拥有原始的权利。”无论是普遍人性还是自然权利,其普遍性的内涵是自然地、先天地被赋予的。更进一步的,世界主义还在“个人”与“国家”,“个人权利”与“国际权利”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比附,从而将其个人主义和先验主义思维方式贯彻到了国际政治领域。与此不同,马克思则将人类价值扎根于普遍交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中。共产主义价值的世界性内涵是历史地生成和发展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如果脱离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脱离开生产和交往的普遍化以及世界性革命等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世界主义所崇尚的普遍人性、自然权利都会沦为空洞的概念。世界主义将人类价值的基础视作先验的自然权利,因而当务之急便是在现实中“兑现”这些预先存在的价值规范和权利诉求。马克思将人类价值视作历史发展趋势的表现,因而价值本身也必然随着历史的长期运动而不断得到发展,必然依靠符合这种发展趋势的实践行动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

第二,二者都关注个人的普遍性存在与特殊性存在之间的关系,但在具体理解上却存在深刻的差别。所谓个人存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就是指个人在人类世界整体中的存在方式与个人在国家、民族、阶级等特殊组织中的存在方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主义者从形式逻辑出发,将这种关系主要理解为“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形式关系,由此认为,人首先属于普遍的人类世界,其次才属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每个人作为“人”天生就是“世界公民”,首先属于“人类”这个“必然性”的世界共同体,其次才属于国家、种族、阶级等“偶然性”的群体组织形式。与世界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则从历史的、辩证的逻辑出发,将此种关系主要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历史关系,由此他认为,个人首先属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随后才由于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而历史地发展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相较而言,世界主义关于个人的普遍性概念,是从个人存在的特殊性中逻辑地抽象出来的,在具备了普遍性形式的同时,却剥离了马克思所强调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因而很有可能在实践中偏离原初的构想。

第三,二者虽然都把某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共同体当作实践目标,但在这一目标的实现方式上却存在巨大差异。无论是世界主义者还是马克思都将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关系看作无秩序的、混乱的和对抗的,需要克服和超越的状态。因此,他们都希望建立一种实体性的组织形式:一方面,这一组织形式具有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和超越文化差异的世界普遍性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联合体;另一方面,正因为这种普遍性质,联合体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合理的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混乱和对抗,实现世界和平与人民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世界主义者反对革命的方式,主张采取各国家之间对话交往、普遍友好、渐进改革的方式。通过各国间的一致同意,逐步兑现各项世界公民权利、国家权利及其他各项条款,从而实现自由国家的“联盟”(或“联合体”)以及“永久和平”。相反,马克思则十分强调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行动对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塑造作用。相比较而言,世界主义通过对话交往实现国家联合体和永久和平的方式是一种寄托于偶然性的方式。这正如黑格尔对康德的“永久和平”构想所作的批评:“康德的这种观念以各国一致同意为条件,而这种同意是以道德的、宗教的或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总之,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与此显著不同,马克思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革命方式,则不是依托于特殊意志的偶然行动,而是扎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正是建基于生产力、交往的普遍化发展而引发的民族之间对立的弱化趋势:“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联合,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客观历史趋势的一种积极响应和自觉参与。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全球眼光、人类关怀与西方主流的世界主义传统既有显著的相似和联系,又有深刻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全球化境遇中,西方意识形态机器普遍推行所谓的“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主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推波助澜。由此,在当代语境中回答“马克思是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这一问题,关键就在于我们对“世界主义”本身的界定:需要辨析清楚“哪一种世界主义”、“谁的世界主义”等更为具体的问题。

根据特定思想的社会本质,可以区分清楚两种彼此对立的“世界主义”思想。一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它真实地反映全球化时代的现状,合理地体现全人类生存发展的权益和价值。另一种则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的“普遍主义”、“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它旨在粉饰和鼓吹西方主导的“单向度全球化”,削弱发展中民族国家的权力,谋求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霸权。显然,集中关注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马克思,是第一种真实的“世界主义”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第二种虚假的“世界主义”的深刻批判者。

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批判过早期“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重点剖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尔曼·泽米希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文,深入批判了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幻本质与社会基础。首先,虚假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根植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篇文章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德国人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是以多么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其次,虚假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以特定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为“终点”的“历史终结论”,“德国人以极其自满的情绪把这个虚无缥缈的王国、‘人的本质’的王国同其他民族对立起来,宣布这个王国是全世界历史的完成和目的”。再次,这种世界主义意识形态正是基于一种野心勃勃的“国族中心主义”视野的、处处根据本民族的幻想去判断其他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德国人“在一切领域都把自己的幻想看成是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活动所下的最后判决,因为他们到处都只能是观察者和监视者,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对全世界进行审判,断言整个历史过程在德国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最后,世界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显著的二重性悖论,一方面宣扬超越民族特殊利益的普遍主义、世界主义幻想而反对其他民族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隐藏着谋求本民族特殊利益的强烈诉求:“如果民族的狭隘性一般是令人厌恶的,那末在德国,这种狭隘性就更加令人作呕,因为在这里它同认为德国人超越民族狭隘性和一切现实利益之上的幻想结合在一起,反对那些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狭隘性和承认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民族。”

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发现,早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与当今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话语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说明,世界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在今天,我们尤其要从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出发,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主义思想,批判各种虚假的世界主义话语,捍卫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真精神。

五、价值评价与历史分析的贯通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纯粹的经验描述,而是一种社会批判视域中的社会建构理论,必然包含丰富的“价值评价”与深邃的“规范基础”。基于规范基础的价值评价与基于经验事实的历史分析,这二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整体。

一般来说,大多数社会历史理论都建筑于一定的“规范基础”之上。在这里,“规范”是指标准、规则,与一定的价值评价相联系。对于理论陈述的性质来说,“规范的”与“描述的”是两种相互区别的基本类型。一种理论陈述如果只是叙述事实而不规定“应当做什么”,不带入研究者本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就是“描述的”。与此不同,如果一种理论陈述在描述事实之外还带有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判断,还对“应当做什么”作出规定,体现出了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人们所持的立场、观点、目的和意向,那么它就是“规范的”。所谓“规范基础”,就是指社会历史理论的价值前提,即理论家关于社会历史“应当如何”的构想,带有理论家对社会状况和历史过程的价值判断。正是以这种价值前提为理论基点和评判标准,理论家才能对社会作出诊断和批判,并从中得出一定的治疗和超越方案,这便构成了社会历史理论的一般逻辑结构。因此,规范基础是大多数社会历史理论的立足基点和逻辑前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理论也概莫能外。

判断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是否具有规范基础,主要不在于马克思或其他经典作家是否明确地提出过“规范基础”这一术语,而在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是否蕴含着独特的、实质性的价值前提。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不是关于社会事实的纯粹的经验性描述,而是一种“社会批判视域中的社会发展研究”,必然包含其价值前提,即规范基础。一方面,从社会批判的视角看,这种理论需要一个批判的立足点,一个可以立足其上对经验事实发起批判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它又需要一个衡量发展、进步的尺度,一个可以用来勘明进步方向的依据和标尺。社会批判与社会发展两个维度的展开都需要确立一种针对历史事实的“评价标准”才能进行,这个标准便是关于社会历史“应当如何”的构想,即规范基础。

明确提出马克思思想的规范基础问题的是哈贝马斯,但是其用意在于责难和批评。他认为,从马克思一直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基础从未得到明确的阐释,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对马克思思想一系列批评的核心。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不能在“实践—生产”范式之上建立明确的规范基础,因而必须以“交往行为”范式来替换生产范式。

面对这样的颠覆性批评,在当前明确提出并深入探讨马克思思想的规范基础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规范性维度阐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首先面临的就是规范基础问题,需要在当代语境中把隐含在马克思思想中的价值规范揭示和阐发出来。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问题包含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是什么?这一问题涉及规范基础的内涵问题。第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与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的规划”、“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即启蒙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构想之间是什么关系?马克思的规范基础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构想究竟孰优孰劣?这实际上是规范基础的特征、特性的问题。第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与它对经验事实的历史分析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二者是以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这又涉及规范基础的理论功能及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理论的整体性、统一性问题。(一)规范基础的主要内涵

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问题,首先需要探讨的是“规范基础是什么”。对此,国内外学界大致有两种答案。第一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认为马克思的规范基础是不明确的,在理论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应当以交往范畴的规范内容来加以补充。第二种由一些国内学者提出,肯定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是明确的,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价值取向。我们赞成后一种观点:只有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基本价值规范出发,马克思才能对资本统治下的现代社会形成一种总体性的批判。我们认为,要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还要作出更为系统的分析,尤其是阐明它的核心范式、主要内容、问题意识和评价对象。

第一,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核心范式是“实践主体性”与“交往主体间性”的有机统一体。“实践主体性”与“交往主体间性”这两个基本范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的马克思思想中一直是同时并存、相互交织的。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把“交往”归结为“劳动”,导致主体性范式遮蔽了主体间性范式、工具理性压抑了交往理性。这一批评事实上并不公允,因为哈贝马斯恰恰忽视了以下事实:正是在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核心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期,马克思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却发展出了一套以“交往”概念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异化理论。劳动和交往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几乎是并重的,并以交互作用的方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关系的生产活动。马克思的这一创造性构想恰恰预示了社会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当代,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从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到相互承认、人类团结的价值核心的转移。马克思并不外在于这一转型过程,其同时并举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理论范式,同时兼顾个人自我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的价值取向,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中仍将发挥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主要内容是共产主义,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内容恰恰与上述的核心范式相一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是实践主体性的充分实现,而自由人的联合体则主要是交往主体间性的充分实现。以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有机统一为核心范式来构建规范基础,就必须兼顾个人的自我发展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协调“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条件下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对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第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范式与内容决定了其问题意识:“个体自由”与“社会整合”的相互统一。“个体自由”是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社会整合”则是在“共同占有”、“共同生产”基础上实现社会冲突的和解、阶级对抗的消灭、分裂关系的整合、人类世界的有机统一与普遍团结,即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按照这种构想,共产主义将是一个同时充分发展了社会整合与个体自由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彼此依存,人类团结与个人自由互为条件:“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之前,以洛克、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统强调个体自由优先于社会整合,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主义传统强调由国家来实现的社会整合优先于个人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传统都由于看待问题的片面性而走向了相互对立的极端,没有看到个体自由与社会整合这两个问题的本质相关性:个体自由是整个社会真正实现整合的必要条件,反过来,社会的整合也为个体自由提供了基本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构想正是扬弃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思想传统之间抽象对立的结果。

第四,从上述基本要件出发,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主要的评价对象,并对其采取二重性的辩证态度。既然规范基础的范式是“实践主体性”与“交往主体间性”,其内涵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由人的联合体,其问题意识是个体自由与社会整合的本质关联,那么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与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就被理所当然地看作评价对象。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无论对于个体自由的发展还是社会整合的发展都表现出“二重性”(积极的与消极的)的历史作用。一方面,资本支配人的活动,使人囿于被动的、片面的发展形式,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消解了传统的伦理关系,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物化,激化了阶级对抗,撕裂了个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资本又促进了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发展,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形成了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建立了普遍的交往和联系,从而为突破资本自身的限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总之,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出发,资本和资本主义被当作矛盾分析和历史评价的焦点而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的概念等同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是共产主义构想,但不能说共产主义就是规范基础。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共产主义构想具有双重的理论功能:一方面,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出路,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理论结论和实践指归;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又作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价值前提即“规范基础”而出现,是马克思立足其上对资本主义发起批判、对进步和发展程度作出评价、对未来发展方向作出预测的方向标准和评价尺度。这两方面的功能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理论整体的骨架结构。(二)规范基础的基本特征

仅仅明确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内涵,还不足以把握这一问题的全部。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与资产阶级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构想(即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的规范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一追问涉及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基本特征问题。对此,国内外学界大致有两种路向的回答。第一种回答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认为马克思基本上继承了现代性的规范内容,是启蒙主义价值理念的继承者。哈贝马斯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这一继承工作最终是失败的。与此不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成功地完成了这项继承工作。无论是“失败论”还是“成功论”,都是在强调马克思与启蒙主义之间的思想史传承关系,而马克思超越启蒙主义的方面则被忽视了,进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主要特征这一重要问题受到了遮蔽。第二种解答则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超越启蒙现代性构想的独特价值。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并力求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专门、系统的探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不仅继承了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还具有后者所不具备的实践根基,因而有效地整合了启蒙现代性的自我分裂,超越了启蒙现代性的价值视域。

首先,与启蒙现代性规范内容不同,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不是某种先验的价值悬设、理想形式,而是扎根于现代实践活动之中、内在于历史过程的价值规范。要而言之,马克思的规范基础是以生产和交往活动的历史性发展为现实基础的理性自觉与观念表达,是从“历史可能性”中合理抽象出来的“价值应当性”。

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伴相生,依托于理性形而上学的运演机制,扎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哈贝马斯指出,启蒙哲学家的基本构想奠定了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理性,被分离为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18世纪以降,古老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那些问题被加以整理,以便被置于正当性的诸特定层面上,它们是真理、规范性的正义、本真性和美。”相应的,文化在这三个领域都呈现出其特有的自律原则和内在结构,“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从马克思理论视角来看,这种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依赖于抽象的普遍理性概念的形而上学运演,隐含着新兴资产阶级谋取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内涵。

与此不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对自身的规范基础作出了自觉反思,标识出了他自己的价值前提与启蒙主义等传统社会历史理论的实质性差别。马克思的规范基础虽然也是一种“价值”和“规范”,但这种“价值”和“规范”扎根于现代的实践活动之中,是马克思对现代实践中蕴含的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的历史性理解,是从“历史可能性”中合理抽象出来的“价值应当性”。因而,从本质上不同于从思辨观念和特殊利益出发而构造起来的传统社会历史理论的形而上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内涵。马克思拒绝将共产主义称为“理想”,而是理解为“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区分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并以后者为建构其批判标准的历史基础。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僵死的、凝固的实体,而是充满着分裂、冲突和对抗的矛盾结构,在现代生产实践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中,本身就蕴含着相互对立、彼此交织的“二重性内涵”即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在新社会真正建成以前,它的萌芽和胚胎已经以解放潜能、发展趋势的形式孕育在旧社会的异化形式之中了。共产主义构想正是对这一解放潜能的历史认识:对于共产主义来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共产主义概念不是某种乌托邦式的审美幻想,而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可能、客观趋势的合理抽象与自觉表达,因而,它是内在于现代社会的批判标准,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自我克服、内在批判的价值基点。

其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以实践观点为出发点,在生产劳动活动的自我占有、自我表现与自我决定的基础上,有效地整合了启蒙现代性规范内容的自我分裂。

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分裂”。哈贝马斯指出,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提出了文化在科学、道德和艺术这三个领域分别呈现出各自特有的自律原则和内在结构:“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审美—表现理性”三种合理性形式。然而,这三种合理性形式并没有如人所愿地构成良性互动的整体,而是日趋对抗分裂开来。康德对理性概念作了形式划分,但他“并没有意识到理性内部的分化、文化形态的划分以及所有这些领域的分离等就是意味着分裂”。这种分离正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现代性分裂,它在康德的理性概念中已经不自觉地出现了。直到黑格尔才第一次意识到现代性分裂的存在,并试图通过“绝对理性”的抽象概念整合这一分裂。

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展起来的“劳动—实践”概念继承了黑格尔整合现代性自我分裂的理论动机,然而,他却低估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整合效力,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尝试是一种“生产美学”的模糊做法,必定走向失败。与此种观点不同,我们认为,马克思以劳动为范型建立起来的实践概念恰恰担起了整合现代性的自我分裂的重任。通过将劳动理解为人类生命生活的生产过程,将解除了异化的劳动理解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自主活动”,马克思从生产劳动中的自我占有、自我表现与自我决定三个方面有效地整合了现代性规范内容的自我分裂。第一,作为自主活动的劳动完成了“人的自我占有”,从而发展了启蒙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内涵。在马克思的规范视野中,劳动活动不但是劳动者本质力量对象化为产品的过程,更是产品最终被劳动者占有再加以消费的过程。劳动活动直接为人的物质生活再生产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满足人的物质需要,以人的肉体存活为目的,因而表现为一种认知—工具理性行为。第二,作为自主活动的劳动促发了“人的自我表现”,发展了启蒙现代性的审美—表现理性内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物质需要之外还“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劳动活动使人极大地发挥了能动性、创造性和想象力,表现了人的生命,确证了人的力量,丰富了人的感官需要,培育了人的创新能力,尤其体现了人的存在的“本真性”维度,因而表现为一种审美性的创造活动。第三,作为自主活动的劳动实现了“人的自我决定”,发展了启蒙现代性的道德—实践理性内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克服了异化的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劳动者在这一活动中摆脱了强制性的“外在目的”的奴役,服从于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内在目的”,在行动中具有自主性,在体验中具有充实感和幸福感。因而,作为自主活动的劳动便成为了道德—实践理性所崇尚的自律、自主和自由行动的典范。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在康德的理性概念中已经发生了分裂,在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构想中仅仅实现了抽象的整合,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则真正地整合了启蒙现代性规范内容的自我分裂。作为自主活动的实践活动在自我占有、自我表现和自我决定这三个维度上丰富与发展了启蒙现代性的三种合理性形式,并将它们有效地整合到了实践活动的总体性内涵之中。劳动概念被提升到实践的高度,便具备了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分裂的潜能,共产主义便是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历史性整合的不断实现过程。马克思所发现的劳动与交往的联体运作,更是为他超越启蒙现代性的主体理性构想的尝试提供了理论基点。

最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兼容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原则,阐明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整合”协调统一的历史趋势,因而,超越了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优越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构想。

马克思扬弃了启蒙现代性所秉持的孤立的主体性原则和抽象的个人自由观念,在实践主体性和交往主体间性的基础上超越了启蒙现代性的规范内容。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是以自由自觉的主体性原则为核心的,认知、道德和审美三种合理性形式都需要在“先验自我”的“统觉”之中加以整合。然而这种主体概念以个体理性为基础,无法在逻辑上保障各种理性形式具有超越个人的普遍适用性质,无法整合不同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与对立。黑格尔注意到了“以个体为中心的理性概念”所带来的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一系列“二元分裂”,还进一步揭示出这些“分裂”正是“现代性自我分裂”的症候。由此,他运用其辩证思维的绝技把原本局限于个人的“主体中心理性”提升为超越个人的“绝对精神”,并通过精神的历史辩证运动逐步克服了现代性在其各个层面上的异化与分裂。然而,被绝对化了的主体性是一种吞噬一切“他者”、唯我独尊的主体性的幻想形式,仅仅能够以取消分裂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未超出传统主体性概念的抽象模式。与启蒙理性主义不同,马克思强调个体活动的社会存在属性,揭示了劳动与交往的有机结合,并预言:在个体之间通过“自由劳动”而“相互确证”的人性交往过程,形成了真实的社会联系与公共生活,从而,在主体的“自我实现”与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之间达成了相互奠基、彼此促进的联体运作。由此,马克思在主体性范式之外发展出了以交往为核心的主体间性范式,并将规范基础根植于“实践主体性”和“交往主体间性”相互交织的历史过程之中,奠定在“个人自由”和“社会整合”趋于统一的发展进程之中,从而超越了启蒙现代性的视域。

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同样优越于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的规范构想。马克思与哈贝马斯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都强调交往活动基础上主体间性的发展对于社会团结的意义,但马克思的规范基础仍然优越于哈贝马斯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整合之间进行调和折中的交往理性构想。哈贝马斯试图调和个体自由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以交往活动为基础来构筑个体自我的概念,从而以交往的主体间性代替认知、实践的主体性,来实现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范式转型。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将“交往活动”窄化为纯粹的语言沟通和道德行为,希望通过交往理性来抵御工具理性对个体自由和社会整合的侵蚀破坏作用。其缺憾是非常明显的:完全道德化的交往行为概念,被生硬地与交换、劳动等工具理性行为分隔开来,并奠基于人类语言的“先验”结构之中,因而不能统摄现实交往活动的多方面丰富内涵,不能完整地把握交往、劳动等不同类型活动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由此,也就难以阐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现实基础,并把握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与此不同,马克思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分别奠基于实践和交往的概念,比哈贝马斯的相关概念远为广泛地囊括了人类社会行动的丰富内涵。另外,马克思十分强调实践和交往行为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例如生产方式的概念即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劳动与交往的统一),从而在根基处把握住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统一性。

应当指出,许多国内外学者重新凸显马克思与西方思想(特别是启蒙主义)的历史传承性的做法,对于理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价值深蕴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但问题在于,仅仅从思想史的视角出发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规范基础理解为一种通过文化传承而获得的“价值理想”、“道德动机”和“道德前景”是否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真实内涵有所遮蔽?马克思曾多次强调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在价值理念上存在着显著的历史联系,同时更多地强调自己的思想对西方思想传统的断裂性、超越性。马克思指出,“这些社会主义者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地方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理想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理想的表现本身”。很显然,仅仅停留在思想史理解的外部视角而不深入马克思本人的自我理解中,是不可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实质内涵的。因此,只有以马克思理论的自我意识为基础、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自我理解这一内在视角出发来理解规范基础问题,同时结合思想史的外在视角,才能具体地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精神特质。(三)规范基础的理论功能

阐明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规范基础的内涵与特征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追问规范基础的理论功能问题。作为一种价值性的前提和标准,规范基础在理论整体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规范基础与历史分析这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历史分析与从规范基础出发的价值评价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进而,规范基础的理论功能问题,还关涉到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融贯性与整体性的问题。

一些国外学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作了专题性的研究,但是却给出了否定性的答案:马克思努力使规范基础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却使得过于强大的规范基础扭曲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历史分析发生了“走形”。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观点,而倾向于认为,在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存在着更为良性的双向互动与内在融贯:规范基础扎根于历史分析,同时,规范基础又引导着历史分析。在这种双向互动中,“价值应当性”与“历史可能性”达成了内在贯通,从而实现了人类社会“应当如何”与“未来如何发展”两个问题的统一,以及共产主义构想作为“价值前提”与作为“理论结论”这两种功能的统一。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社会批判、社会发展这两个问题视域来考察规范基础与历史分析的具体结合机制。

首先,从社会批判问题域来看,规范基础与经验事实、价值评价与历史分析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动的社会批判可以理解为同时从基于经验事实的历史分析和基于规范基础的价值评价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事实出发,马克思对资本运动的逻辑与前景进行了历史分析,揭示出资本所固有的克服限制与自我限制、无限增殖与自我贬值的矛盾,并以此为基点具体剖解了剥削压迫、阶级斗争等社会形式,从而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从共产主义构想这一规范基础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异化状况进行了价值评价,揭示了实践活动的异化、社会关系的物化乃至整个现实的抽象化,预言了人的异化必将自我扬弃并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由此可见,历史分析侧重于社会的制度、结构和运行机制层面,而价值评判则侧重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贯通,其结合点就在于:社会制度结构与人的发展状况之间的本质关联。社会制度结构的运作保障了人的持续发展,而前者的矛盾也导致了后者的裂变。尤为重要的是,资本的统治正是异化的根源,人的全面异化正是资本的总体性逻辑支配整个社会的表现。资本逻辑的危害性后果也只有在全面异化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充分把握。由此看来,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历史分析,正是从规范基础出发的价值评价得以展开的现实根据,而价值评判也构成了历史分析得以深化的逻辑前提。

其次,从社会发展问题域来看,规范基础与历史分析同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包含着内在矛盾,社会发展呈现出的二重性历史作用同时呈现在历史分析与价值评价之中。其一,从历史分析出发来看,资本对于生产力发展表现为二重性的作用。一方面,资本克服了各种对生产的限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为社会向共产主义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储备了丰富的解放潜能、开启了现实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界限,在价值增殖的同时伴随着不断的价值丧失,在克服限制的同时伴随着对生产的限制,并愈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其二,从规范基础出发来看,资本对于人的发展同样表现为二重性作用。资本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不但为人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现实条件,而且它本身就作为一个方面包含在人的全面发展中。资本导致了人的片面化发展,这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由此看来,历史分析所考察的生产力的发展,所确认的物质基础、解放潜能与发展趋势,在价值层面上就表现为规范基础,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规范基础扎根于历史分析,是客观存在的发展趋势的理性自觉与观念表达,其间蕴含着价值应当性与历史可能性的内在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经验事实的历史分析只是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终将超越资本形式的客观趋势,以及新的生产方式必将形成这一经验内容,还不足以将未来社会的性质明确规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由人的联合体。规范基础则指明了这种生产方式的新形式在人的发展层面的新的价值规定,从而引导了历史分析的深入推进并得出科学预见。

进一步从理论前提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中规范基础与历史分析的这种结合,恰恰体现了马克思审视现代性的两种基本视野的融合贯通:理想主义的“超越性视野”与现实主义的“理解性视野”。马克思的思想“表明从最早的源头上就镶嵌在欧洲思想里的两种基本视角完成了统一;两种视角走到一起,这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本质定义”。“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理想因素,即暗含着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在具体情况中,这可以被定义成自由、幸福、美好社会、共产主义。并且,马克思主义里面还有一种认知因素,这指的是关于世界的知识或理解;具体来说,这牵涉到马克思关于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和革命的诸多理论。”当然,这两种基本视野在马克思的思想整体中是不可分割、相互贯通的:“超越现实存在之路只有通过对现实存在的彻底理解,反过来说要达到对这个世界的正确理解就必须牢牢抓住它所不是的事物,它的‘否定’,即抓住超越本身。”在马克思思想中,“超越性视野”以“理解性视野”为认知方法从而最终形成(扎根于历史分析的)规范基础;“理解性视野”则以“超越性视野”为价值指归从而最终形成(依托于规范基础的)历史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现代性思想并不是一种纯粹经验描述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理论,也不是纯粹规范伦理学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而是超越了这种刻板、抽象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两种思路的综合创新。

第三章 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

在马克思思想视野中,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总体性的历史过程:它包含了多重要素、多个环节,并逐渐暴露出其自身的问题,同时孕育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现代性的生成不只是单一的工业化和技术革新的问题,而是包含着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观念在内的社会整体性大变迁。这种巨变是直接与资本形成过程即“原始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在实际的历史中,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即民族国家)内部建立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向社会外部展开全球性殖民扩张,并进一步在文化意识形态上把这两个过程加以合法化。

一、现代性的最终根源:现代生产

研究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首先需要探究现代性的根源问题。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思想家主要从观念、文化和心理层面理解现代性根源的做法,马克思主要是通过现代生产来理解现代性根源的。因而,现代生产便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审视现代性根源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对现代社会的起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现代生产的形成和确立,现代生产的起源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史。

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切入现代性的最终根源问题:其一,从历时性的社会发展视野来看,现代性的根源问题就是指现代社会起源过程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其二,从共时性的社会运行视野来看,现代性的根源问题就是指现代社会确立之后,其运行机制中的主导环节是什么。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现代生产在历史起源方面构成了决定因素、在社会运行方面构成了主导环节,从而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将自己确立为现代性的最终根源。(一)现代性起源的决定因素

从社会发展的视野来看,现代性根源的问题就转化成了现代性历史起源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在现代社会的起源过程中究竟是何种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显然是现代生产(尤其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的形成和确立。“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现代生产始终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生产的起源史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史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形成史。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现代生产”是一个二重性的概念:它同时遵循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增殖的双重逻辑,不仅包括现代的劳动过程普遍的“物质内容”,还包括现代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关系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现代生产既是现代化的物质生产过程,又是现代资本关系的生产过程。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现代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现代生产就是在资本雇佣劳动条件下不断产生出异化后果的资本主义生产。相较于传统社会的生产,现代生产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物质内容是具备极发达生产力的工业主义,即高度分工、机械化、科技化的工业生产体系;其社会形式是资本主义,即劳动力的商品化、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以及无止境的剩余价值生产构成的现代生产的发展形式。现代生产的物质内容主要体现在创造物品的“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之上,而其社会形式主要体现在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之上。由此,现代生产也就同时遵循劳动过程(物品—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增殖(劳动时间积累)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它服从于物品及其使用价值加速增加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服从于大量劳动力加速物化为商品价值的目标。劳动过程构成了价值增殖的基础,而价值增殖同时又构成了劳动过程的目的;价值增殖过程支配着劳动过程即使用价值生产过程。这就是说,现代生产的核心是资本增殖过程。在资本统治下,现代生产所具有的“物品—使用价值”生产与“劳动时间—价值”增殖的双重逻辑,便构成了现代性的最深层次的根源。

现代生产在物质内容上的特性首先体现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现代生产拥有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首先,从生产资料来看,现代生产工具获得长足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从简单机械到复杂机器再到机器体系的发展历程。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渗透在生产力系统的诸要素之中转化为实际的生产能力。随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科技化、知识化与信息化程度日益提升,具体的生产方式也经历了从电气化到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跳跃式发展。其次,劳动分工体系和劳动组合方式同样突飞猛进。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发展,从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细化为生产部门内部的分工,甚至进一步发展为同一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之间的细密分工的流水线作业。劳动组合方式也经历了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工厂大工业的发展历程。最后,资源配置方式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特权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以市场交换的价格机制为基础性手段调节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极大地推动了生产社会化趋势的发展。

社会生产普遍地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关系的基础上,这构成了现代生产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特性。资本主义劳资雇佣关系的生成与发展,构成了现代社会起源过程的基本前提。因而,现代性的历史起源问题,就相应地转化为雇佣关系的历史起源问题。马克思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内部发现了资本与雇佣劳动起源的秘密: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就是资本生成和起源的过程。“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样,马克思便把劳动与客观条件相分离的原始积累过程视作理解现代性起源问题的核心线索。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劳动活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物质前提,劳动与所有权是天然统一的。而在前资本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及整个社会条件的变迁,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与所有权发生了分离。一方面,劳动的条件“独立化”为“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即资本。另一方面,被剥夺了劳动条件的劳动者本身则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由此,便形成了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日益对立的两极。资本“人格化”为资本家与工人及其劳动能力(活劳动)相对抗,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并将工人的劳动能力纳入生产过程而构成其中的要素、手段和条件,使之从属于资本自我增殖的目的。以资本和劳动的这种雇佣关系为基础,传统社会以人身依附和直接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不断解体,并最终让位于现代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关系。

将现代性生成与发展的最终根源理解为现代生产,并从现代生产的起源来理解现代社会的起源,这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对于这种观点,很多现代性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更多地从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层面来解释现代性及其起源,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韦伯。韦伯与马克思其实共享着两个一致的前提:其一,他们都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理解为资本主义,将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其二,他们都承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起源是多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特定结果。韦伯指出,对于现代性的起源问题,“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来把握历史实在,而是要以具体发生着的各组关系来把握,而这些关系必然地具有一种特别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特征”。在此基础上,韦伯与马克思的真实差异并不在于现代性的起源到底是多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还是一种因素单独决定的结果,而在于多重决定因素中最为根本、最为重要的是哪一种因素。韦伯更加强调宗教观念、经济伦理等社会“精神气质”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起源的多重因素中,不是现代生产而是基督教精神的内部变迁即新教伦理的勃兴起主导作用。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不能轻易地通过民族性格、政治经济方面的差异来加以解释,“而是宗教影响的力量——虽然不是唯一的力量,但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力量——造成了我们今天所意识到的差异”。主要是在新教伦理的推动下,社会生活和个体行动日益理性化,而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首要原则: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人们正是本着新教的“天职”观念来合乎理性地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韦伯的这一讨论凸显了现代性起源过程中特定社会意识的具体作用,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价值。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基督教伦理在欧洲的上千年持续演变都没有引发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兴起,而却在短短一两个世纪之内引起了如此剧烈的全局性变革?更进一步的,为什么基督教伦理本身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下发生这种教义和伦理上的根本变化?仔细推敲之下,韦伯将宗教伦理看作现代社会起源的最重要因素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他在这里缺乏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分析或知识社会学分析,即从实际的社会条件、社会需要的角度阐明教义和伦理变化的社会境遇与社会基础,因而他也就不能历史地理解社会意识的特定演变所具有的社会内容与社会作用。与韦伯的思路不同,我们却可以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中寻找到一条合理解释宗教伦理的社会根基的方法。其要点是,将宗教伦理理解为受制于物质生产方式的一种精神生产类型。

现代生产的主要内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在物质生产的制约下,现代的精神生产同样也参与、推动着现代社会的起源,从而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较为次要的根源。物质生产的革新以生产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革新为中介,引发了人类精神生活的革新:“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物质生产的更新,是社会更新之源。正是现代生产的起源与勃兴,从根基处启动了现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生成与发展。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新教伦理的社会基础。如果没有现代生产方式的迫切需要和实际推动,很难想象在抽象概念领域中演化的复杂教义和思辨概念能够迅速被广大民众所接受、所践行,并产生如此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如果没有现代生产方式的暗中“呼唤”和操纵,也很难理解为何宗教信仰的根基会逐渐枯萎、为何作为“天职”的工作会普遍地退化为赤裸裸的牟利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多因综合决定论,而不是一元技术决定论;现代生产是现代性起源的“最终”根源,但并非“唯一”根源。社会生产,尤其是物质生产作为现代性的根源并不排斥社会其他生产形式或非生产形式的社会功能。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并不排斥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多元决定。现代社会的起源以经济领域所发生的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为基本规律。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结构也会具有相应的积极应对能力,并直接或间接作用于社会的整体变迁,“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实际参与了现代社会起源的历史过程。物质生产领域乃至整个经济领域的矛盾,恰恰激活了政治、文化领域的反应机制,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变。尽管上层建筑的这种应对能力是有限的,受制于经济基础和物质生产的主导结构,但仍然是社会变迁中不可或缺的能动因素。实际上,物质生产领域的矛盾和变迁往往不是直接推动社会整体变迁的,而是需要借助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中介机制,并通过经济因素与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实现。离开了政治、文化等诸种因素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政治、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双向互动,我们很难想象传统向现代转化这样庞大复杂的社会整体变迁可以仅仅通过物质生产领域的变革来完成。简言之,正是在多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物质生产的变革才得以最终引发现代性的历史起源。(二)现代性运行的主导环节

现代生产不但构成了现代历史的发源地,而且还继续作为主导性因素制约着整个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过程。同西方很多学者在观念、文化、价值、心理等社会意识层面寻求现代性根源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将现代生产尤其是现代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现代性运行的主导性因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显然是从生产劳动的观点出发来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机体的。劳动二重性构成了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把钥匙,因而也就构成了《资本论》的基本线索:先从作为劳动二重性产物的“商品二重性”追溯到作为原因的“劳动二重性”,经由“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切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再延伸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步步从简单发展为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景图。

在现代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中,现代生产是如何发挥其主导作用的?探讨现代生产作为主导环节的意义,就是要探讨现代生产对于社会有机体的作用机制。这一作用机制贯穿于现代社会有机体的内部,并结成了复杂的交互作用的因果链条。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受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共同服务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运动:“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所谓社会生产并不单纯是个人肉体存在或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而应该理解为个人的特定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更进一步的,应该理解为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之间形成了动态的历史因果链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实际运行,现代生产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而这种作用并非一元的机械决定关系,而是通过一系列要素的相互影响,通过一系列环节的中介作用而发生和持续的。通过一整套的社会有机系统和因果链条,资本支配的生产过程,在建构了资本关系及其经济权力之后,进一步发展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生产机制,从而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等诸种权力关系之间相互沟通、交换的机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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