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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先勇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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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犹如此试读：

白先勇以小说家名世，他的《台北人》已成为二十世纪华文文学中的经典。因了白先勇在小说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人们常常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他的小说世界，而相对忽略他在其他文体上所取得的创作实绩。事实上，除了小说之外，白先勇在散文创作领域也成就不凡，风格独具，卓然成家。

到目前为止，白先勇结集出版的散文集计有《明星咖啡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昔我往矣》等。白先勇的散文，或谈文论艺，或怀人忆旧，或自述过往，或抒情感怀，题材广泛，主题多样，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周作人在他的《美文》一文中就提出“美文”的主张，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的散文创作正是周作人所提倡的“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传统的当代延续。

收在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中的文章，大都发表在世纪之交（最早在一九九三年，最晚在二〇〇一年，以一九九六年至二〇〇一年为多，有几篇是访谈或他人的记叙），体现了那个时期白先勇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写“人”，也是写“爱”。虽然这一特点不见得只属于这一时期白先勇的散文创作，但用它来概括这本《树犹如此》散文集的总体特征，应当说相当贴切。一、写“人”

白先勇《树犹如此》散文集的命名，源自他的一篇同名散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在这篇散文中，白先勇对他和挚友王国祥三十八年的相知相交进行了回顾，对王国祥的为人和一生进行了追忆。文章的核心是王国祥的两次患病（一次是在大学时代，一次是在去世前）、在与疾病搏斗时王国祥的坚忍顽强，以及体现在王国祥治病过程中，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互相扶持的患难真情。王国祥的疾病是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世界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存在，也是他们友情的试金石。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他们两人都还是年轻的大学生。那次患病，王国祥“倔强的意志力”和白先勇“加油打气”的精神支持，以及中医的神奇功效，终于使王国祥转危为安，得以治愈。那时白先勇正和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其忙碌可想而知，但他还是常常下课后，“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王国祥。王国祥病好后，对于在治愈王国祥疾病中功不可没的一味药——犀牛角，白先勇也爱屋及乌，多少年后在看到犀牛时，“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白先勇和王国祥之间的深挚情感，由此可见一斑。

中年之后，王国祥的疾病复发。这次与疾病的抗争，王国祥没能像上次那样战胜病魔——而这次与疾病斗争的惨烈程度却胜过以往，其间白先勇和王国祥两人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感情由此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王国祥生病，白先勇自然承担起了照顾的重任，他不但常常从异地赶往洛杉矶开车接送王国祥输血，而且还在输血时陪他。“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次为了送王国祥去医院急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的白先勇飞车急驰，“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除了照顾王国祥之外，白先勇还“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他不但向台湾的有关专家通信探讨，登门求教，而且在大陆的医疗杂志上查到有关治疗“再生不良性贫血”的信息后，还亲赴大陆，寻找希望。虽然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但白先勇为使王国祥能够康复所付出的这份虔诚、执着和努力，无疑令人动容。

白先勇和王国祥的共同努力最终没能挽救王国祥的生命，“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知己，终于“天人两分，死生契阔”。王国祥的去世对白先勇而言“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白先勇住宅后园中的树木花草似乎也有所感应，在王国祥去世后全都“黯然失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树犹如此》可以说是白先勇怀人散文的一个高峰，文章发表后，首先在台湾文坛引起了广泛注目和巨大反响，随后影响波及整个华文文学世界。《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是白先勇的又一篇感人至深的怀人之作。姚一苇因《现代文学》杂志而与白先勇结缘，在《现代文学》艰难前行的过程中，姚一苇长期鼎力相助，与《现代文学》休戚与共。在这篇文章中，白先勇对姚一苇所表示出的敬重和感怀固然与姚一苇在文学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跟《现代文学》的因缘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姚一苇对文学宗教般虔敬的热爱、无私无悔的献身精神，以及在文学观念上既开放包容又不随波逐流的执着坚守。从某种意义上讲，白先勇的这篇怀人之作可以被看作他在通过对姚一苇的尊重、赞扬和肯定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体现在姚一苇身上的那种热爱文学、献身文学和对文学信念的坚守，其实也正是白先勇自己的人生追求。

在《树犹如此》中，写“人”之作还有《翻译苦，翻译乐——〈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来龙去脉》（写高克毅、叶佩霞）、《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写顾福生）、《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写隐地）、《冠礼——尔雅出版社二十年》（写隐地）、《花莲风土人物志——高全之的〈王祯和的小说世界〉》（写王祯和）、《邻舍的南瓜——评荆棘的小说》（写荆棘）、《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写韩森）等。这些作品在写“人”时有个特点，就是写“人”常与评文论艺结合在一起，在评文论艺中，突显人物个性，呈现人物风采。《翻译苦，翻译乐——〈台北人〉中英对照本的来龙去脉》中的高克毅和叶佩霞，前者儒雅包容，英文出神入化；后者个性鲜明，博学多闻；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则是在翻译《台北人》时认真投入、尽职尽责以及具有团队合作的精神。《殉情于艺术的人——素描顾福生》充分展露出顾福生为了艺术，勇于探索、“奋不顾身”的个性，并且正是这份“赤子之心”，成就了顾福生不凡的艺术境界。对于好朋友出版人隐地，白先勇知之甚深，隐地在成长过程中艰辛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执着于文学出版事业，并最终成功创办在出版界声名卓著的尔雅出版社的历史轨迹，都在白先勇的笔下得到形象的展示——而在这种展示中，台湾一代人的成长和台湾文学的茁壮发展，也尽在其中。王祯和是白先勇台大外文系的师弟，也曾是《现代文学》作家群中重要的一员，对于王祯和的创作特点和他在台湾文学界的地位、价值，白先勇了然于心，因此他在评说高全之著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阐述他自己对王祯和创作的认识，以及他与王祯和的深厚感情。荆棘曾经是白先勇的邻居，也是《现代文学》的作者，可是阴差阳错，他们直到多少年后才得以相识相知。对于荆棘的成长痛史以及后来的写作成就，白先勇既感慨又赞赏！联系《树犹如此》中其他写“人”之作，我们发现，对成长和往昔岁月的一再注目不但是白先勇小说世界的重要母题，也是他散文书写的关注重点。

除了写“人”，“忆旧”在《树犹如此》中也相当重要。《上海童年》《少小离家老大回——我的寻根记》《台北Pastoral——为黄铭昌的田园画而写》《逝者如斯》等作品就是白先勇对自己个人史、家族史以及对台北的回顾性书写。在这些作品中，白先勇虽然写的是个人记忆，根子里其实写的是历史，留在白先勇童年记忆底片里的是上海“最后的一抹繁华”，而“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漫长过程闪回的是二十世纪中国人（以个人和家族经历为视角）历史的流变沧桑。这些作品与《冠礼——尔雅出版社二十年》《克难岁月——隐地的“少年追想曲”》等作品一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构成了对过去岁月的描摹和组构。如同历史和时间在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样，在白先勇的散文创作中，历史和时间同样是其中的核心构成。二、写“爱”

白先勇在散文集《树犹如此》中于写“人”（忆旧）的同时，也写了“爱”！这里要强调的是，白先勇在他的这些散文中对“爱”的涉及，这个“爱”不是通常意义上狭义的“爱情”，而是一种广义的“大爱”。这个“大爱”，可以体现为对亲朋好友的“爱”，也可以体现为对生活过的土地的“爱”；可以体现为对文学和艺术的“爱”，也可以体现为对弱势群体的“爱”！如果说在《树犹如此》中，写“人”（怀人）与忆旧的文章着重体现了前两种“爱”的话，那么在其他篇章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他对文学和艺术的深情，以及对艾滋病蔓延的担忧和对艾滋病患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关爱！

在《树犹如此》中，白先勇写到每一个人——无论是他的亡友王国祥，还是他的文学知己姚一苇、高克毅、叶佩霞、隐地；无论是他的好友顾福生，还是他的学弟王祯和；无论是邻居朱立立（荆棘），还是“山之子”韩森——他的笔锋都饱蘸感情，充溢着对他们的深情挚爱！

在《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先生》一文中，白先勇对姚一苇以宗教的虔敬之心对待文学表示了钦佩和赞赏，写姚一苇对文学的这种挚爱之情，其实也是白先勇的夫子自道。由是，爱文学就成了姚一苇与白先勇之间的心灵共振与精神默契，而书写姚一苇对文学的爱，也就是表达白先勇自己对文学的爱！

白先勇与昆曲的相遇是在他的童年时代，那次相遇使昆曲的美从此积淀在他的内心深处，也种植下他对昆曲“爱”的种子！许多年后，当他创作小说《游园惊梦》的时候，对昆曲美的记忆得以激活——昆曲最终成为小说《游园惊梦》的核心和灵魂。对昆曲的迷醉使白先勇下决心要把这一中华文化中的“至美”推介给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这促使他后来持续十数年精心制作青春版昆曲《牡丹亭》、昆曲《玉簪记》《白罗衫》等，并在全世界进行推广。在《我的昆曲之旅——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一文中，白先勇把自己与昆曲的因缘际会以及对昆曲之美的膜拜、敬爱尽情展现在读者眼前。对于昆曲，白先勇将之视为“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认为“我们实在应该爱惜它，保护它，使它的艺术生命延续下去，为下个世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留一枚火种”。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向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宣传昆曲的美，除了直接撰文，还面向媒体，现身说法，与余秋雨、蔡正仁等就昆曲的发展历史、美学特征、著名曲目、表演技巧等话题展开对话。这些对话（《白先勇与余秋雨论〈游园惊梦〉、文化、美学》《与昆曲结缘——白先勇vs蔡正仁》）在媒体上登出后，对昆曲的深入人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中也可看出白先勇对昆曲的那份痴迷和挚爱。

艾滋病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大灾难，对于艾滋病已经并将可能对人类特别是亚洲地区造成的重大危害，白先勇忧心如焚，一再写文章呼吁人们重视对艾滋病的了解、防范和治疗护理工作——这也是《树犹如此》中又一重要的“专题”。在《世纪末最大的挑战——艾滋病（AIDS）对人类的袭击》一文中，白先勇对艾滋病的来龙去脉、基本模式、艾滋病毒（HIV）和艾滋病的区别进行了介绍，对台湾面临的潜在艾滋病危机以及应当如何应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呼吁和建议。在《防治艾滋——医学治疗vs人文关怀》的对谈中，白先勇率先提出对艾滋病患者要有人文关怀，展现了他对弱势群体充满深情的精神和心灵关爱！对于身为艾滋感染者，却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抗争的韩森，白先勇专门撰文《山之子——一个艾滋感染者出死入生的心路历程》，对韩森感染艾滋后的精神痛苦和内心挣扎进行了描摹，对亲人给予韩森的接纳、呵护和支持予以了充分肯定，对韩森以艾滋义工的身份帮助其他艾滋病患者的义举大声喝彩。从韩森的身上，白先勇看到了艾滋病患者的自尊自立，也看到了社会对艾滋病患者日益增加的理解、同情和帮助——而白先勇的所有这些艾滋书写，映透出的正是他对人类充满悲悯、同情的大爱之心！

事实上，白先勇在散文中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爱”，“人”和“爱”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写“人”展示“爱”，通过写“爱”刻画“人”，构成了白先勇散文作品中“人”“爱”一体的基本特点。就此而言，白先勇在《树犹如此》这本散文集中，写“人”，其实也就是写他对人类（文学和文化）的“爱”！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

我家后院西隅近篱笆处曾经种有一排三株意大利柏树（Italian Cypress）。这种意大利柏树原本生长于南欧地中海畔，与其他松柏皆不相类。树的主干笔直上伸，标高至六七十呎，但横枝并不恣意扩张，两人合抱，便把树身圈住了。于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立，甚有气势。南加州滨海一带的气候，温和似地中海，这类意大利柏树，随处可见。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树密植成行，远远望去，一片苍郁，如同一堵高耸云天的墙垣。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迁入“隐谷”（Hidden Valley）这栋住宅来的。这个地区叫“隐谷”，因为三面环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当隐蔽，虽然位于市区，因为有山丘屏障，不易发觉。当初我按报上地址寻找这栋房子，弯弯曲曲，迷了几次路才发现，原来山坡后面，别有洞天，谷中隐隐约约，竟是一片住家。那日黄昏驱车沿着山坡驶进“隐谷”，迎面青山绿树，只觉得是个清幽所在，万没料到，谷中一住迄今，长达二十余年。

巴塞罗那道（Barcelona Drive）九百四十号在斜坡中段，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讲缘分，这栋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为着屋前屋后的几棵大树。屋前一棵宝塔松，庞然矗立，颇有年份，屋后一对中国榆，摇曳生姿，有点垂柳的风味，两侧的灌木丛又将邻舍完全隔离，整座房屋都有树荫庇护，我喜欢这种隐遮在树丛中的房屋，而且价钱刚刚合适，当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养得还不错，不须修补。问题出在园子里的花草。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种满了这种藤葛，四处窜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强韧惊人，要拔掉煞费工夫，还有雏菊、罂粟、木槿，都不是我喜爱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绝非我一人所能胜任。幸亏那年暑假，我中学时代的挚友王国祥从东岸到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来帮我，两人合力把我“隐谷”这座家园重新改造，遍植我属意的花树，才奠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王国祥那时正在宾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只有一个半月的假期，我们却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园艺工作。每天早晨九时开工，一直到傍晚五六点钟才鸣金收兵，披荆斩棘，去芜存菁，消除了几卡车的废枝杂草，终于把花园理出一个轮廓来。我与国祥都是生手，不惯耕劳，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幸亏圣巴巴拉夏天凉爽，在和风煦日下胼手胝足，实在算不上辛苦。

圣巴巴拉附近产酒，有一家酒厂酿制一种杏子酒（Aprivert），清香甘洌，是果子酒中的极品，冰冻后，特别爽口。邻舍有李树一株，枝丫一半伸到我的园中，这棵李树真是异种，是牛血李，肉红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实特大。那年七月，一树累累，挂满了小红球，委实诱人。开始我与国祥还有点顾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树，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邻居的果子，不免心虚。后来发觉原来加州法律规定，长过了界的树木，便算是这一边的产物。有了法律根据，我们便架上长梯，国祥爬上树去，我在下面接应，一下工夫，我们便采满了一桶殷红光鲜的果实。收工后，夕阳西下，清风徐来，坐在园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劳，很快也就消除了。

圣巴巴拉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称，这个城的山光水色的确有令人流连低回之处，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城的一个好处是海产丰富：石头蟹、硬背虾、海胆、鲍鱼，都属本地特产，尤其是石头蟹，壳坚、肉质细嫩鲜甜，还有一双巨螯，真是圣巴巴拉的美味。那个时候美国人还不很懂得吃带壳螃蟹，码头上的渔市场，生猛螃蟹，团脐一元一只，尖脐一只不过一元半。王国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这一样东西，我们每次到码头渔市，总要携回四五只巨蟹，蒸着吃。蒸蟹第一讲究是火候，过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国祥蒸螃蟹全凭直觉，他注视着蟹壳渐渐转红叫一声“好！”，将螃蟹从锅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稳，正好蒸熟。然后佐以姜丝米醋，再烫一壶绍兴酒，那便是我们的晚餐。那个暑假，我和王国祥起码饕掉数打石头蟹。那年我刚拿到终身教职，《台北人》出版没有多久。国祥自加大伯克利毕业后，到宾州州大去做博士后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时他对理论物理还充满了信心热忱，我们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来命运的凶险，我们当时浑然未觉。

园子整顿停当，选择花木却颇费思量。百花中我独钟情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秾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于中国，盛产于云贵高原，后经欧洲才传到美国来。茶花性喜温湿，宜酸性土，圣巴巴拉恰好属于美国的茶花带，因有海雾调节，这里的茶花长得分外丰蔚。我们遂决定，园中草木以茶花为主调，于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后才选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种的幼木。美国茶花的命名，有时也颇具匠心：白茶叫“天鹅湖”，粉茶花叫“娇娇女”，有一种红茶名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是十足的美国茶，我后院栽有一棵，后来果然长得伟岸嵚崎，巍巍然有大将之风。

花种好了，最后的问题只剩下后院西隅的一块空地，屋主原来在此搭了一架秋千，架子撤走后便留空白一角。因为地区不大，不能容纳体积太广的树木，王国祥建议：“这里还是种Italian Cypress吧。”这倒是好主意，意大利柏树占地不多，往空中发展，前途无量。我们买了三株幼苗，沿着篱笆，种了一排。刚种下去，才三四呎高，国祥预测：“这三棵柏树长大，一定会超过你园中其他的树！”果真，三棵意大利柏树日后抽发得傲视群伦，成为我花园中的地标。

十年树木，我园中的花木，欣欣向荣，逐渐成形。那期间，王国祥已数度转换工作，他去过加拿大，又转得州。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不顺遂，理论物理是门高深学问，出路狭窄，美国学生视为畏途，念的人少，教职也相对有限，那几年美国大学预算紧缩，一职难求，只有几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论物理的职位，很难挤进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曾经有意聘请王国祥，但他却拒绝了。当年国祥在台大选择理论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的鼓励。后来他进伯克利，曾跟随名师，当时伯克利物理系竟有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师，王国祥对自己的研究当然也就期许甚高。当他发觉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无法达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个顶尖的物理学家，他就断然放弃物理，转行到高科技去了。当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实现，这一直是他的一个隐痛。后来他在洛杉矶休斯（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卫星。波斯湾战争，美国军队用的人造卫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几年王国祥有假期常常来圣巴巴拉小住，他一到我家，头一件事便要到园中去察看我们当年种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阵子来，看到后院那三株意大利柏树，就不禁惊叹：“哇，又长高了好多！”柏树每年升高十几呎，几年间，便标到了顶，成为六七十呎的巍峨大树。三棵中又以中间那棵最为茁壮，要高出两侧一大截，成了一个山字形。山谷中，湿度高，柏树出落得苍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辉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间，园中的茶花全部绽放，树上缀满了白天鹅，粉茶花更是娇艳光鲜，我的花园终于春意盎然起来。

一九八九年，岁属蛇年，那是个凶年……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后院三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那一株，叶尖露出点点焦黄来。起先我以为暑天干热，植物不耐旱，没料到才几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呎的大树，如遭天火雷殛，骤然间通体枯焦而亡。那些针叶，一触便纷纷断落，如此孤标傲世、风华正茂的常青树，数日之间竟至完全坏死。奇怪的是，两侧的柏树却好端端的依旧青苍无恙，只是中间赫然竖起槁木一柱，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只好叫人来把枯树砍掉拖走。从此，我后院的西侧，便出现了一道缺口。柏树无故枯亡，使我郁郁不乐了好些时日，心中总感到不祥，似乎有什么奇祸即将降临一般。没有多久，王国祥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国祥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国二十多年，身体一向健康，连伤风感冒也属罕有。他去看医生检查，验血出来，发觉他的血红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接着医生替他抽骨髓化验，结果出来后，国祥打电话给我：“我的旧病又复发了，医生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国祥说话的时候，声音还很镇定，他一向临危不乱，有科学家的理性与冷静，可是我听到那个长长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连串可怕的记忆，又涌了回来。

许多年前，一九六〇年的夏天，一个清晨，我独自赶到台北中心诊所的血液科去等候化验结果，血液科主任黄天赐大夫出来告诉我：“你的朋友王国祥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陌生的病名。黄大夫大概看见我满面茫然，接着对我详细解说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理病因。这是一种罕有的贫血症，骨髓造血机能失调，无法制造足够的血细胞，所以红血球、血小板、血红素等统统偏低。这种血液病的起因也很复杂，物理、化学、病毒各种因素皆有可能。最后黄大夫十分严肃地告诉我：“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贫血症。”的确，这种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医学突飞猛进，仍旧没有发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药，一般治疗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机能。另外一种治疗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台湾那个年代，还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诊所，心情当然异常沉重，但当时年轻无知，对这种病症的严重性并不真正了解，以为只要不是绝症，总还有希望治愈。事实上，“再生不良性贫血”患者的治愈率，是极低极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会莫名其妙自己复原。

王国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贫血”时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级，这样一来只好休学，而这一休便是两年。国祥的病势开始相当险恶，每个月都需到医院去输血，每次起码五百西西（cc）。由于血小板过低，凝血能力不佳，经常牙龈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视线受到障碍。王国祥的个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争强好胜，永远不肯服输的戆直脾气，是他倔强的意志力，帮他暂时抵挡住排山倒海而来的病灾。那时我只能在一旁替他加油打气，给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迁往台中，他一个人寄居在台北亲戚家养病，因为看医生方便。常常下课后，我便从台大骑了脚踏车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时我刚与班上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正处在士气高昂的奋亢状态，我跟国祥谈论的，当然也就是我办杂志的点点滴滴。国祥看见我兴致勃勃，他也是高兴的，病中还替《现代文学》拉了两个订户，而且也成为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事实上王国祥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不小，这本赔钱杂志时常有经济危机，我初到加州大学当讲师那几年，因为薪水有限，为筹杂志的印刷费，经常捉襟见肘。国祥在伯克利念博士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一个月有四百多块生活费。他知道我的困境后，每月都会省下一两百块美金寄给我接济《现文》，而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当时，那是很不小的一笔数目。如果没有他长期的“经援”，《现代文学》恐怕早已停刊。

我与王国祥十七岁结识，那时我们都在念高二，一开始我们之间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高中毕业，本来我有保送台大的机会，因为要念水利，梦想日后到长江三峡去筑水坝，而且又等不及要离开家，追寻自由，于是便申请保送台南成功大学，那时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国祥也有这个念头，他是他们班上的高才生，考台大，应该不成问题，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电机系。我们在学校附近一个军眷村里租房子住，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后来因为兴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国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发觉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论科学，工程并非所好，于是他便报考台大的转学试，转物理系。当年转学，转系又转院，难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国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录取了他一名。我们正在庆幸，两人懵懵懂懂，一番折腾，幸好最后都考上与自己兴趣相符的校系。可是这时王国祥却偏偏遭罹不幸，患了这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

西医治疗一年多，王国祥的病情并无起色，而治疗费用的昂贵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渐陷入困境，正当他的亲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刻，国祥却遇到了救星。他的亲戚打听到江南名医奚复一大夫医治好一位韩国侨生，同样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贫血”，病况还要严重，西医已放弃了，却被奚大夫治愈。我从小看西医，对中医不免有偏见。奚大夫开给国祥的药方里，许多味草药中，竟有一剂犀牛角，当时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药的凉血要素，不禁啧啧称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价值不菲。但国祥服用奚大夫的药后，竟然一天天好转，半年后已不需输血。很多年后，我跟王国祥在美国，有一次到加州圣迭戈世界闻名的动物园去观览百兽，园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这种神奇的野兽，我没想到近距离观看，犀牛的体积如此庞大，而且皮之坚厚，似同披甲戴铠，鼻端一角耸然，如利斧朝天，神态很是威武。大概因为犀牛角曾治疗过国祥的病，我对那一群看来凶猛异常的野兽，竟有一份说不出的好感，在栏前盘桓良久才离去。

我跟王国祥都太过乐观了，以为“再生不良性贫血”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国祥是属于那百分之五的幸运少数。万没料到，这种顽强的疾病，竟会潜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苏醒，张牙舞爪反扑过来。而国祥毕竟已年过五十，身体抵抗力比起少年时，自然相差许多，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我与王国祥便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鉴于第一次王国祥的病是中西医合治医好的，这一次我们当然也就依照旧法。国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复一大夫的那张药方找了出来，并托台北亲友拿去给奚大夫鉴定，奚大夫更动了几样药，并加重分量；黄芪、生熟地、党参、当归、首乌等都是一些补血调气的草药，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亏洛杉矶的蒙特雷帕克市的中药行这些药都买得到。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号，是香港人开的，货色齐全，价钱公道。那几年，我替国祥去抓药，进进出出，“德成行”的老板伙计也都熟了。因为犀牛属于受保护的稀有动物，在美国犀牛角是禁卖的。开始“德成行”的伙计还不肯拿出来，我们恳求了半天，才从一只上锁的小铁匣中取出一块犀牛角，拿来磨些粉卖给我们。但经过二十多年，国祥的病况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湾，没能让大夫把脉，药方的改动，自然无从掌握。这一次，服中药并无速效。但三年中，国祥并未停用过草药，因为西医也并没有特效治疗方法，还是跟从前一样，使用各种激素。我们跟医生曾讨论过骨髓移植的可能，但医生认为，五十岁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风险太大，而且寻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赠者，难如海底捞针。

那三年，王国祥全靠输血维持生命，有时一个月得输两次。我们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红素的数字上下而阴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红素维持在九以上，我们就稍宽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准备，那个周末，又要进医院去输血了。国祥的保险属于凯泽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国最大的医疗系统之一。凯泽在洛杉矶城中心的总部是一连串延绵数条街的庞然大物，那间医院如同一座迷宫，进去后，转几个弯，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进出那间医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闯进完全陌生的地带，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为医院每栋建筑的外表都一模一样，一整排的玻璃门窗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现代建筑物，进到里面，好像误入外星。

因为输血可能有反应，所以大多数时间王国祥去医院，都是由我开车接送。幸好每次输血时间定在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课后开车下洛杉矶国祥住处，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输血早上八点钟开始，五百西西输完要到下午四五点钟了，因此早上六点多就要离开家。洛杉矶大得可怕，随便到哪里，高速公路上开一个钟头车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时间，十号公路塞车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矶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鱼似的公路网上。由于早起，我陪着王国祥输血时，耐不住要打个盹，但无论睡去多久，一张开眼，看见的总是架子上悬挂着的那一袋血浆，殷红的液体，一滴一滴，顺着塑胶管往下流，注入国祥臂弯的静脉里去。那点点血浆，像时间漏斗的水滴，无穷无尽，永远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国祥躺在床上，却能安安静静地接受那八个小时生命浆液的挹注。他两只手臂弯上的静脉都因针头插入过分频繁而经常淤青红肿，但他从来也没有过半句怨言。王国祥承受痛苦的耐力惊人，当他喊痛的时候，那必然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负荷的痛苦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国祥那般能隐忍的病人，他这种斯多亚（Stoa）式的精神是由于他超强的自尊心，不愿别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狈。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这是一场艰巨无比的奋斗，需要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绝对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胆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诫：要挺住，松懈不得。

事实上，只要王国祥的身体状况许可，我们也尽量设法苦中作乐。每次国祥输完血后，精神体力马上便恢复了许多，脸上又浮现了红光，虽然明知这只是人为的暂时安康，我们也要趁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开车回家经过蒙特雷帕克时，我们便会到平日喜爱的饭馆去大吃一餐，大概在医院里磨了一天，要补偿起来，胃口特别好。我们常去“北海渔村”，因为这家广东馆港味十足，一道“避风塘炒蟹”非常道地。吃了饭便去租录影带回去看，我一生中从来没看过那么多大陆港台的连续剧，几十集的《红楼梦》《严凤英》，随着那些东扯西拉的故事，一个晚上很容易打发过去。

王国祥直到（一九）八八年才在埃尔蒙特（El Monte）买了一幢小楼房，屋后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进去不到一年，花园还来不及打点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对酱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黄色二龙抢珠的浮雕，这对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国祥买回来，用电钻钻了洞，准备做花缸用。有一个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别好，我便开车载了他去花圃看花。我们发觉原来加州也有桂花，登时如获至宝，买了两棵回去移植到那对皮蛋缸中。从此，那两棵桂花便成了国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时，也没有忘记常到后院去浇花。

王国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虽然他不肯露声色，他独处时内心的沉重与惧恐，我深能体会，因为当我一个人静下来时，我自己的心情便开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问过他的主治医生，医生告诉我，国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贫血”，经过二十多年，虽然一度缓解，已经达到末期。他用“End Stage”这个听来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听也不愿意他再往下说。然而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却像潮水般经常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这次王国祥的病，万一恢复不了，怎么办？事实上国祥的病情，常有险状，以至于一夕数惊。有一晚，我从洛杉矶友人处赴宴回来，竟发觉国祥卧在沙发上已是半昏迷状态，我赶紧送他上医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码开到每小时八十英里以上，我开车的技术并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钟的路程，一半时间便赶到了。医生测量出来，国祥的血糖高到八百单位（mg/dl），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脑细胞便要受损了。原来他长期服用激素，引发血糖升高。医院的急诊室本来就是一个生死场，凯泽的急诊室比普通医院要大几倍，里面的生死挣扎当然就更加剧烈，只看到医生护士忙成一团，而病人围困在那一间间用白幔圈成的小隔间里，却好像完全被遗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医生来诊视，可是探一下头，人又不见了。我陪着王国祥进出那间急诊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从王国祥生病后，我便开始到处打听有关“再生不良性贫血”治疗的讯息。我在台湾看病的医生是长庚医学院的吴德朗院长，吴院长介绍我认识长庚医院血液科的主治医生施丽云女士。我跟施医生通信讨教并把王国祥的病历寄给她，与她约好，我去台湾时，登门造访。同时我又遍查大陆中医治疗这种病症的书籍杂志。我在一本医疗杂志上看到上海曙光中医院血液科主任吴正翔大夫治疗过这种病，大陆称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同时我又在报上读到河北省石家庄有一位中医师治疗“再障”有特效方法，并且开了一家专门医治“再障”的诊所。我发觉原来大陆这种病例并不罕见，大陆中西医结合治疗行之有年，有的病例疗效还很好。于是我便决定亲自往大陆走一趟，也许能够寻访到医治国祥的医生及药方。我把想法告诉国祥，他说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国祥不善言辞，但他讲话全部发自内心。他一生最怕麻烦别人，生病求人，实在万不得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去大陆之前，我先到台湾，去林口长庚医院拜访了施丽云医师。施医生告诉我她也正在治疗几个患“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病人，治疗方法与美国医生大同小异。施医生看了王国祥的病历没有多说什么，我想她那时可能不忍告诉我，国祥的病，恐难治愈。

我携带了一大盒重重一沓王国祥的病历飞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医院找到吴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医院，规模相当大。吴大夫不厌其详以中医观点向我解说了“再障”的种种病因及治疗方法。曙光医院治疗“再障”也是中西合诊，一面输血，一面服用中药，长期调养，主要还是补血调气。吴大夫与我讨论了几次王国祥的病况，最后开给我一个处方，要我与他经常保持电话联络。我听闻浙江中医院也有名医，于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访一位辈分甚高的老中医，老医生的理论更玄了，药方也比较偏。有亲友生重病，才能体会到“病急乱投医”这句话的真谛。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我飞到北京后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骏教授陪同，坐火车往石家庄去，当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协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见了一位从美国去的工程师，原本也是台湾留美学生，而且是成大毕业，他知道我为了朋友到大陆访医，特来看我。我正纳闷，这样偏远地区怎会有美国来客，工程师一见面便告诉了我他的故事：原来他太太年前车祸受伤，一直昏迷不醒，变成了植物人。工程师四处求医罔效，后来打听到石家庄有位极负盛名的气功师，开诊所用气功治疗病人。他于是辞去了高薪职位，变卖房财，将太太运到石家庄接受气功治疗。他告诉我每天有四五位气功师轮流替他太太灌气，他讲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经能动，有了知觉，他脸上充满希望。我深为他感动，是多大的爱心与信念，使他破釜沉舟，千里迢迢把太太护运到偏僻的中国北方来就医。这些年来我早已把工程师的名字给忘了，但我却常常记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后恢复知觉没有。几年后我自己经历了中国气功的神奇，让气功师治疗好晕眩症，而且变成了气功的忠实信徒。当初工程师一番好意，告诉我气功治病的奥妙，我确曾动过心，想让王国祥到大陆接受气功治疗。但国祥经常需要输血，又容易感染疾病，实在不宜长途旅行。但这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如果当初国祥尝试气功，不知有没有复原的可能。

次晨，我去参观那家专门治疗“再障”的诊所，会见了主治大夫。其实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小医院，有十几个住院病人，看样子都病得不轻。大夫很年轻，讲话颇自信，临走时，我向他买了两大袋草药，为了便于携带，都磨成细粉。我提着两大袋辛辣呛鼻的药粉，回转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气刚入秋，是北京气候最佳时节。那是我头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宫、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对，毫无游兴。我的旅馆就在王府井附近，离天安门不远。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竟然一片空旷，除了守卫的解放军，行人寥寥无几……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凉风习习的秋夜一般萧瑟。在大陆四处求医下来，我的结论是，大陆也没有医治“再生不良性贫血”的特效药。王国祥对我这次大陆之行，当然也一定抱有许多期望，我怕又会令他失望了。

回到美国后，我与王国祥商量，最后还是决定服用曙光医院吴正翔大夫开的那张药方，因为药性比较平和。石家庄医生的两大袋药粉我也扛了回来，但没有敢用。而国祥的病，却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头一年，他还支撑着去上班，但每天来回需开两小时车，终于体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亏他买了残障保险，没有因病倾家荡产。第二年，由于服用太多激素，触发了糖尿病，又因长期缺血，影响到心脏，发生心律不整，逐渐行动也困难起来。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国祥五十五岁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还不错，便提议到“北海渔村”，去替他庆生。我们一路上还商谈着要点些什么菜，谈到吃我们的兴致又来了。“北海渔村”的停车场上到饭馆有一道二十多级的石阶，国祥扶着栏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来，大概心脏负荷不了，很难受的样子。我赶忙过去扶着他，要他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他歇了口气，站起来还想勉强往上爬。我知道，他不愿扫兴，我劝阻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吃饭了，回家去做寿面吃。”我没有料到，王国祥的病体已经虚弱到举步维艰了。回到家中，我们煮了两碗阳春面，度过王国祥最后的一个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圣巴巴拉，国祥送我到门口上车，我在车中反光镜里，瞥见他孤立在大门前的身影，他的头发本来就有少年白，两年多来，百病相缠，竟变得满头萧萧，在暮色中，分外触目。开上高速公路后，突然一阵无法抵挡的伤痛袭击过来，我将车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盘上，不禁失声大恸。我哀痛王国祥如此勇敢坚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后仍然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而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夏天暑假，我搬到埃尔蒙特王国祥家去住，因为随时会发生危险。八月十三日黄昏，我从超市买东西回来，发觉国祥呼吸困难，我赶忙打九一一叫了救护车来，用氧气筒急救，随即将他扛上救护车扬长鸣笛往医院驶去。在医院住了两天，星期五，国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转了。他进出医院多次，这种情况已习以为常，我以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医院里陪了他一个下午，聊了些闲话，晚上八点钟，他对我说道：“你先回去吃饭吧。”我把一份《世界日报》留给他看，说道：“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星期六一早，医院打电话来通知，王国祥昏迷不醒，送进了加护病房。我赶到医院，看见国祥身上已插满了管子。他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不打算用电击刺激国祥的心脏了，我点头同意，使用电击，病人太受罪。国祥昏迷了两天，八月十七日星期一，我有预感恐怕他熬不过那一天。中午我到医院餐厅匆匆用了便餐，赶紧回到加护病房守着。显示器上，国祥的心脏愈跳愈弱，五点钟，值班医生进来准备，我一直看着显示器上国祥心脏的波动，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跳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与王国祥同时匆匆赶到学校去上暑假补习班，预备考大学。我们同级不同班，互相并不认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一同抢着上楼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样，我们开始结识，来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国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顺父母，忠于朋友。他完全不懂虚伪，直言直语。我曾笑他说谎舌头也会打结。但他讲究学问，却据理力争，有时不免得罪人，事业上受到阻碍。王国祥有科学天才，物理方面应该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过那场大病，脑力受了影响。他在休斯研究人造卫星，很有心得，本来可以更上一层楼，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岁，走得太早。我与王国祥相知数十载，彼此守望相助，患难与共，人生道上的风风雨雨，由于两人同心协力，总能抵御过去，可是最后与病魔死神一搏，我们全力以赴，却一败涂地。

我替王国祥料理完后事回转圣巴巴拉，夏天已过。那年圣巴巴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浇灌花草。几个月没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黄。由于经常跑洛杉矶，园中缺乏照料，全体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恹恹，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废园一座。我把国祥的骨灰护送返台，安置在善导寺后，回到美国便着手重建家园。草木跟人一样，受了伤须得长期调养。我花了一两年工夫，费尽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后时间多了，我又开始到处搜集名茶，愈种愈多，而今园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国祥家那两缸桂花也搬了回来，因为长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负荷，我便把那两株桂花移植到园中一角，让它们入土为安。冬去春来，我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发，娇红嫩白，热闹非凡。我与王国祥从前种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后，已经高攀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原载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联合报》我的昆曲之旅——兼忆一九八七年在南京观赏张继青《三梦》一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看过一次昆曲，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梅兰芳回来首次公演，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演出。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了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黄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了不解之缘。小时候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至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段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第二次在上海再看昆曲，那要等到四十年后的事了。一九八七年我重返上海，恰好赶上“上昆”演出《长生殿》的最后一场。“上昆”刚排好《长生殿》三个多小时的版本，由蔡正仁、华文漪分饰唐明皇与杨贵妃。戏一演完，我纵身起立，拍掌喝彩，直到其他观众都已散去，我仍痴立不舍离开。“上昆”表演固然精彩，但最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我看到了昆曲——这项中国最精美、最雅致的传统戏剧艺术，竟然在遭罹过“文革”这场大浩劫后，还能浴火重生，在舞台上大放光芒。当时那一种感动，非比寻常，我感到经历一场母体文化的重新洗礼，民族精神文明的再次皈依。大唐盛世，天宝兴亡，一时呈现眼前。文学上的联想也一下子牵系上杜甫的《哀江头》、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到乐队吹奏起《春江花月夜》的时刻，真是到了令人“情何以堪”的地步。

从前看《红楼梦》，元妃省亲，点了四出戏：《豪宴》《乞巧》《仙缘》《离魂》。后来发觉原来这些都是昆曲，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传奇本子：《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还有《牡丹亭》。曹雪芹成书于乾隆年间，正是昆曲鼎盛之时，上至王卿贵族如贾府，下至市井小民，对昆曲的热爱，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万历年间，单苏州一郡的职业演员已达数千之众，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到姑苏去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回来。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记载了每年苏州虎丘山中秋夜曲会大比赛的盛况，与会者上千，彩声雷动，热闹非凡。当时昆曲清唱是个全民运动，大概跟我们现在台湾唱卡拉OK一样盛行，可见得中国人也曾是一个爱音乐爱唱歌的民族。由明万历到清乾嘉之间，昆曲独霸中国剧坛，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其流传之广，历时之久，非其他剧种可望其项背。而又因为数甚众的上层文人投入剧作，将昆曲提升为“雅部”，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精致艺术。与元杂剧不同，明清传奇的作者倒有不少是进士及第，做大官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写过传奇《续琵琶》，可见得当时士大夫阶级写剧本还是一件雅事。明清的传奇作家有七百余人，作品近两千种，存下来的也有六百多，数量相当惊人，其中名著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早已成为文学经典。但令人惊讶不解的是，昆曲曾经深入民间，影响我国文化如此之巨，这样精美的表演艺术，到了民国初年竟然没落得几乎失传成为绝响，职业演出只靠了数十位“昆曲传习所”传字辈艺人在苦撑，抗战一来，那些艺人流离失所，昆曲也就基本上从舞台消失。战后梅兰芳在上海那次盛大昆曲演出，不过是灵光一现。

南京在明清时代也曾是昆曲的重镇。《儒林外史》第三十回写风流名士杜慎卿在南京名胜地莫愁湖举办唱曲比赛大会，竟有一百三十多个职业戏班子参加，演出的旦角人数有六七十人，而且都是上了妆表演的，唱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城里的有钱人闻风都来捧场，雇了船在湖中看戏，看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个齐声喝彩，直闹到天明才散。这一段不禁叫人看得啧啧称奇，原来乾隆年间南京还有这种场面。夺魁的是芳林班小旦郑魁官，杜慎卿赏了他一只金杯，上刻“艳夺樱桃”四个字。这位杜十七老爷，因此名震江南。金陵是千年文化名城，明太祖朱洪武又曾建都于此，明清之际，金陵人文荟萃，亦是当然。二

一九八七年重游南京，我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江苏昆剧团张继青的拿手戏《三梦》——《惊梦》《寻梦》《痴梦》。我到南京以前，已经久闻张继青的大名，行家朋友告诉我：“你到南京，一定要看她的《三梦》。”隔了四十年，才得重返故地，这个机会，当然不肯放过。于是托了人去向张继青女士说项，总算她给面子，特别演出一场。那天晚上，我跟着南京大学的戏剧前辈陈白尘与吴白匋两位老先生一同前往。二老是戏曲专家，知道我热爱昆曲，颇为嘉许。陈老谈到昆曲在大陆式微，愤愤然说道：“中国大学生都应该以不看昆曲为耻！”开放后，大学生大概都忙着跳迪斯科去了。当晚在剧院又巧遇在南京讲学的叶嘉莹教授，叶先生是我在台大时的老师，我曾到中文系去旁听她的古诗课程，受益甚大。叶先生这些年巡回世界各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抱着兴灭继绝的悲愿，在华人子弟中，散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苗。那天晚上，我便与这几位关爱中国文化前途的前辈师长，一同观赏了杰出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的《三梦》。

张继青的艺术果然了得，一出《痴梦》演得出神入化，把剧中人崔氏足足演活了。这是一出高难度的做工戏，是考演员真功夫的内心戏，张继青因演《痴梦》名震海内外。《痴梦》是明末清初传奇《烂柯山》的一折，取材于《汉书·朱买臣传》，及民间马前泼水的故事。西汉寒儒朱买臣，年近半百，功名未就，妻崔氏不耐饥寒，逼休改嫁，后来朱买臣中举衣锦荣归，崔氏愧悔，然而覆水难收，破镜不可重圆，最后崔氏疯痴投水自尽。这是一出典型中国式的伦理悲剧：贫贱夫妻百事哀。如果希腊悲剧源于人神冲突，中国悲剧则起于油盐柴米，更近人间。朱买臣休妻这则故事改成戏剧也经过不少转折。《汉书·朱买臣传》，崔氏改嫁后仍以饭饮接济前夫，而朱买臣当官后，亦善待崔氏及其后夫，朱买臣夫妇都是极厚道极文明的，但这不是悲剧的材料。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最后却让朱买臣夫妇团圆，变成了喜剧。还是传奇《烂柯山》掌握了这则故事的悲剧内涵，但是在《昆曲大全》老本子的《逼休》一折，崔氏取得休书后，在大雪纷飞中竟把朱买臣逐出家门，这样凶狠的女人很难演得让观众同情，江苏昆剧团的演出本改得最好，把崔氏这个爱慕虚荣、不耐贫贱的平凡妇人刻画得合情合理、恰如其分，让张继青的精湛演技发挥到淋漓尽致。她能把一个反派角色演得最后让人感到其情可悯，其境可悲，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就要靠真功夫了。张继青演《烂柯山》中的崔氏，得自传字辈老师傅沈传芷的真传。沈传芷家学渊源，其父是“昆曲传习所”有“大先生”尊称的沈月亭，他自己也是个有名的“戏包袱”，工正旦。张继青既得名师指导，又加上自己深刻琢磨，终于把崔氏这个人物千变万化的复杂情绪，每一转折都能准确把握投射出来，由于她完全进入角色，即使最后崔氏因梦成痴，疯疯癫癫，仍让人觉得那是真的，不是在做戏。《烂柯山》变成了张继青的招牌戏，是实至名归。我们看完她的《痴梦》，大家叹服，叶嘉莹先生也连声赞好。

在南京居然又在舞台上看到了《游园惊梦》！人生的境遇是如此之不可测。白天我刚去游过秦淮河、夫子庙，亦找到了当年以清唱著名的得月台戏馆，这些名胜正在翻修，得月台在秦淮河畔，是民国时代南京红极一时的清唱场所，当年那些唱平剧（京剧）、唱昆曲的姑娘，有的飞上枝头，变成了大明星、官太太。电影明星王熙春便是清唱出身的。得月台，亦是秦淮水榭当年民国时代一瞬繁华的见证。我又去了乌衣巷、桃叶渡，参观了“桃花扇底送南朝”李香君的故居媚香楼。重游南京，就是要去寻找童年时代的足迹。我是一九四六年战后国民政府还都，跟着家人从重庆飞至南京的，那时抗战刚胜利，整个南京城都漾荡着一股劫后重生的兴奋与喜悦。我们从重庆那个泥黄色的山城骤然来到这六朝金粉的古都，到处的名胜古迹，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永远不会忘记爬到明孝陵那些庞然大物的石马石象背上那种奋亢之情，在雨花台上我挖掘到一枚脂胭血红、晶莹剔透的彩石，那块带着血痕的彩石，跟随了我许多年，变成了我对南京记忆的一件信物。那年父亲率领我们全家到中山陵谒陵，爬上那三百九十多级石阶，是一个庄严的仪式。多年后，我才体会得到父亲当年谒陵，告慰孙先生在天之灵抗日胜利的心境。四十年后，天旋地转，重返南京，再登中山陵，看到钟山下面郁郁苍苍，满目河山，无一处不蕴藏着历史的悲怆，大概是由于对南京一份特殊的感情，很早时候便写下了《游园惊梦》，算是对故地无尽的追思。台上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事谁家院

在台下，我早已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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