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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6 22: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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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承新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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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识的话语建构——基于当代中国背景的分析

政治意识的话语建构——基于当代中国背景的分析试读:

内容概要

全书始终贯穿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下述三个认识基础:一是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学术流派多元、各有价值与积弊;二是主导政治意识存在、有效但不完善;三是主流政治意识话语有待重建。

为此,本书首先廓清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状况,评述当代中国几大政治意识流派的主要主张以及在当代中国的演进,概括了当前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存在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其次,从现实政治出发分析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存在的四大现实问题和深层次原因,阐述了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最后,立足于认清制约原因和提升必要性之基础,着重阐述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过程中应该担当起的作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书尝试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作为一个可应用的研究范式,并对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与政治社会化等涉及论题的几个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做出界定与辨析。全书的重点在于试图揭示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本真面目和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脉络及根源,希望重构庙堂和江湖之间的共识,切实反映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的真实情况,共同探索形成一种建立在常识理性上的话语。

代序

在中国,大凡给别人作序的无非是两种人:第一种是地位显赫;第二种是学术名家。可惜这两个我都够不上,所以平生最怕别人来找写序。然而越怕越躲不过,这次是曾经跟我读过博士研究生的陈承新女士来找我,面子实在却不开。赶鸭子上架式写几句话,算作代序。

陈承新女士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说心里话,我当时内心并不很赞同她选择这个题目。因为在当代中国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很不容易,说深了容易越过“界限”,说浅了没有学术价值。但她执意要写这个问题,我也不能过分阻挡。还好,她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还获得了好评,我也就放心了。

在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民主法治建设的“软件”。可以说,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构一种进步合理的政治文化为民主法治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指南。而在政治文化的观念体系中,政治意识又居于核心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意识是建立在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认知基础之上的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抑或政治理论的总和,它决定着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政治发展的方向。政治意识当然又可以分为主导政治意识和亚政治意识,彼此相互交叉,在政治发展中起着不同作用,使得政治意识活动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正如作者在书中表述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前行的路标。与此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政治自由主义、左派激进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等亚政治意识思潮也一直此消彼长,影响和干扰着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意识的成长。正是有鉴于此,作者从实际出发,分析了执政党领导人民建构主导政治意识的必要性、紧迫性,当然还有艰巨性。

以市场在资源配给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它一方面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需要认真面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利益要求的多样化,由此呼唤政治上层建筑的合理化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化。社会的政治意识建设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全面开放的经济。对外交往的扩大,使得西方的政治理念难免对社会主义政治意识造成一定影响和冲击。于是乎,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有能力的执政党如何与时俱进地善于领导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更加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尤其是善于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真正适应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要求,就是一个崭新的挑战和考验。

新的历史、新的情况,要求执政党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个根本原则加快建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体系,用以凝聚人民群众的政治共识,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合力。这其中,怎样整合理论资源,加快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的合理性、正当性,使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如何廓清社会主义自由、平等、人权的范畴,使其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一般要求又反映出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鲜明特点;如何多层次、广渠道地推进政治社会化,使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深入人心,普遍赞同,等等,都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本书作者正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很好的努力。当然,由于条件所限,一两个人的工作是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的。所以,盼望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众人拾柴,化土为金,将中国的政治意识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新水平。

以上拉拉杂杂的话,是为代序。李良栋

导论

政治是一种高度意识化的社会存在。从根本而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被广大民众所认同的社会价值理念为根基,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形同一盘散沙;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被广大民众所认同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作指引,那么国家就无法发展前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现象形成一套自己的看法、期待和判断,这种信念从内心深处决定人们对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具体看法,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合作还是抵制,因此政治意识作为在价值认识基础上积淀而成的深层认知结构和主观取向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态度与行为。社会是由一个个成员构成的,多数社会成员所秉持的政治意识的体系化即为社会主流政治意识。

政治不仅是一种事实判断,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政治本身即是一个具有浓重价值意味的概念,政治活动即是一种价值的选择与追问。社会主流政治意识正是指导着社会成员的行为趋向,规范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成为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它决定着社会的整体走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社会主流政治意识的国家地位与社会作用虽然如此重要,但若单纯作为一种客体其本身并不具有任何作用,称其“主流”,是认可其“内化”为一种情感、“内化”为社会成员深层的情感结构的能力。社会政治意识只有成为主流政治意识才能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维系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否则,任何社会政治意识都只不过是一种忽生忽灭的零散意识,一种游离于主体之外的空洞符号,无法对社会成员发挥应有的任何影响。虽然强制性的暴力是权力的基本构成要素,但权力不是暴力,就权力根本而言,政治权力即是一种认同情感的存在,暴力只会衍生政治上的丛林规则,而无法建构一个和谐健康、以人为本的政治社会。权力意志只有内化为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情感方可确立其政治统治的正当性。马克斯·韦伯认为被统治者除了对权力的外在服从外,还应当内在地对权力统治具有发自内心的不可动摇的信任和深厚持久的忠诚,如果缺失这种忠诚和信仰基础,那么权力的统治只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服从也只是一种被动的屈从。暴力虽然能带来一时的安定,但却无法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暴力只会滋生敌意与仇恨,但却无法赢得对统治秩序的忠诚情感,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更是无从谈起。的确,政治意识是社会与文化变动的十分敏感的参数。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梅里雅姆在其《政治权力》一书中曾指出:强制性的力量在带来敌对意识和不满等问题上,可能会动摇其权力的基础。更为严重的是,暴力统治只会衍生政治生态上相互残杀的“兽性规则”,这种自我相残所带来的内部消耗必然导致自身的土崩瓦解。

那么,主流政治意识如何形成?基于当代中国的背景,这是个复杂又迫切求解的问题。笔者相信,至少存在两条路径:一是仰赖学术话语切实体现社会政治意识,通过媒体等各种途径为大多数社会民众接受并认同,并能够对于政治话语即执政党政府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起到完善和提升作用;二是倚仗执政党政府对社会政治意识的有效引导。先进的政治意识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引导政治进步的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意识作为政治生活的指导,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就不能够健康发展。能不能正确地引导政治意识健康发展,真正适应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对于执政党和政府而言,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执政党和政府能否有效地引导政治意识的进步和发展,获取民众高度的政治认同,是每一民族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都必须正确面对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学术话语体系究竟建构得如何?主要问题在哪?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这是本书准备展开的问题。

一、基本概念辨析

为了使得全书的阐述清晰明了,笔者将论证牵涉的几个关键概念和相互关系先作一一界定和辨析。

(一)政治意识

1.政治意识(Political Consciousness)的概念

对于“意识”的含义认识见仁见智,对于“政治意识”的概念界定亦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概念通常出现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指涉人脑高度发达的产物,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相应地,政治意识就是对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即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政治意识的内涵包括政治观念和政治思想两个逻辑层次。广义的政治意识是政治活动主体(政治意识的政治活动主体包括政治个人、政治团体和政党)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总和统称。狭义的政治意识专指政治学领域的政治观念。

第一,政治观念是指政治活动主体对于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属于经验层次的政治意识,主要反映在一般人的政治参与过程中。人们借助政治实践积累一定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活动、政治现象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各种政治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自觉确立一定的价值观和政治评价标准。

第二,政治思想主要是指在政治思考中所形成的观点、想法和见解的总称,是人们的自觉和系统的反映,其关键问题始终围绕国家政权展开,因此如何认识、组织和管理国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政治观念是低层次的政治意识,在一般情况下不易测量,常常需要通过政治思想得以归纳和表达,成为政治思想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政治思想的内容即系统反映了人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是对政治观念的系统化表达。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政治家、思想家的典型活动中,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家、思想家所提出的系统的理论或正式的宣言及纲领,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统领社会、整合人民精神理想和价值追求的体系化、学理化表达。

政治意识关乎党心、民心,更关涉一国的政治关系、政治格局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政治价值评判标准、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等诸方面,是政治体系的精神动力和核心灵魂,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起思想规范和理性指导的作用,具有影响政治体制、指导政治行为、制约政治发展等功能。进步的政治意识是政治文明的核心。社会政治意识的提升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政治意识的成熟则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政治意识尤其在政治倾向和阶级内容的层面影响其他各种社会意识比如经济、美学等意识观念的确立和发展。政治意识本身也受世界观、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的影响。

2.政治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

国家是一种有机有序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组织制度,需要有权威,需要有国徽、国旗、国歌、领袖等权威性的象征符号,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与基本原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意识,但政治意识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具象。

由于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一直存在太多的争议,首先考量概念的学术流变有助于术语使用时的清晰定位。“意识形态”术语发端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距今200余年。据美国学者Martin Seliger考证,“意识形态”最初源于法文单词idéologie,它由普罗旺斯的卡法涌一宗教团体首创,目的是教导热心倡导模仿神秘基督教信仰的公民;其英文单词ideology则是由法国学者Count Destutt de Tracy伯爵在18世纪末的时候所创,用于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反对形而上学与宗教偏见。Destutt de Tracy等人对于“意识形态主义者”团体的建构和与拿破仑帝国野心的冲突等政治现实赋予了“意识形态”大体四种用法,除了Destutt de Tracy指称的观念科学,第二渐指意识形态与自由共和主义相关,第三隐含认知与实践贫乏的空想激进主义,第四限指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者们则一直面临着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压力。马克思最初只从拿破仑带有贬义的视角理解意识形态,承认其实践的无能和空想,并进一步指出其虚幻性和阶级性;但他也持唯物主义信念,即社会可以从理性和科学的角度予以解释,人类也将向着某种形式的理性的时候、经济和政治启蒙前进。列宁祛除其贬义,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卢卡奇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就属于一种意识形态,只是因为深植于经济、政治与社会的现实生活而比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显得科学。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相对更加复杂,认为统治阶级通过将意识形态普及为公民常识而取得观念霸权,在认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构筑了意识形态、权利和统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卡尔·曼海姆则试图概括出一套称之为“知识社会学”的全面意识形态理论来拓展认识,认为意识形态有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之分,经历了从特殊概念向总体概念的转变。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研究个人,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主张的一部分,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念进行利益分析;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包括概念结构)表示怀疑,在精神层次上使用功能分析而不考虑动机,即只局限于客观描述在不同社会背景中起作用的见解的结构差异,简单假定一个既定的社会状况与一个既定的观点、见解或知觉总体之间有对应关系,试图重建一个社会集团的总体世界观。

姑且不论此后引发的“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理解的纠结,也可以分辨出理解其中的重点和关键词。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象,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存在于日常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从拿破仑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但却一直保存了同样的判断现实的政治标准。政治意识形态则是诸多种意识形态中关注政治权力运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解释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思想体系。《宣传舆论学大辞典》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释义则是:为建立、巩固一定社会制度、政治理想而提出的社会思想和理论。综合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可见,政治意识形态立足现实又高于现实的想象,内含对现状的认识,对社会与人生的价值观,对未来社会理想的图景;可以表现为实现政治目标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政治目标的方法论等;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是具有显著价值导向和实践操作性的政治意识。自由、民主、理性等属于政治意识,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民主共和思想、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体系,则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此,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做出形象概括,政治意识形态“不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依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意识形态有鲜明的阶级性。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必然是在该社会的经济领域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具有的政治思想体系即政治意识形态。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换言之,统治阶级维护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关系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得以反映,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政治各项制度的合理性及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也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得到论证。这种反映和论证体现为统治阶级依据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设计具体的政权组织结构、统治形式、政治策略手段以及整个政治系统的运转机制,控制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阶级内部的矛盾。这种反映和论证更体现为统治者力图通过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将其政治影响力转换为社会民众心理上的政治权威,转换为公共舆论衡量民众政治行为的价值标准和尺度,从而使它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持久地起到政治暴力等强制手段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3.政治意识在本研究的论述定位

本书所研究的政治意识主要定位于广义意义上的政治意识,或者说定位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即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统领国家和社会、整合民众理想信念的政治意识蓝本,之所以如此,基于下述考虑。

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在政治意识的建构中,中国共产党主导着核心政治意识并且统合社会思想,指引社会大众共同努力去建设社会主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成功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实践经验并且上升到理论思考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经济文化不很发达的基础上取得了几十年内超越西方几百年发展进程的经济发展成就,让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由此,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意识的历史地位与社会影响在当代中国无与伦比。虽然在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也不断出现来自“左”和“右”的思想干扰,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客观、完整地论述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状况,研究探讨引导本身这一行为过程,很难离开执政党统领社会、整合民众理想信念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本书之所以没有将狭义政治意识即政治学研究中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政治理念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已经涵盖了这些具体政治观念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指导性政治理论层面,就完全包括了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政治理念。

尽管作上述研究定位,本研究坚持以“政治意识”而非“政治意识形态”作为论题的主要关键词之一,主要是出于保证表述客观性的需要。首先,对于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主体而言,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活动主体开展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活动的蓝本,引导的目的就是冀望引导客体能够认同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上践行该政治意识形态的导向和目标。对于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客体而言,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过程是引导客体固有的政治意识吸收与接纳引导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过程,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理想境界是引导主体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内化成为社会主流政治意识。鉴于前述政治意识的定义及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以“政治意识”作为论题主要关键词,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引导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引导客体固有的政治意识的内容。其次,“政治意识”是一个描述性的、中性的概念术语,“政治意识形态”则被马克思等人认为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这种贬低的态度实际上包含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性质,受到贬低的是论敌思想的有效性,即标明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切都被认为当其被付诸于实践时是无效的。出于建构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研究范式的需要,选用“政治意识”显然更加客观妥帖。

(二)政治意识与政治文化

政治意识属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领域的概念范畴,因此研究政治意识势必需要厘清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治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政治文化内容广泛,在日常生活中,一定的政治认知(awareness)、政治情感(feelings)、政治价值观念(values)、政治信仰(beliefs)或者政治态度(attitudes)等都是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与公共舆论或民意(public opinion)相比较,政治文化更加具有稳定性,它反映的是长期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贯性的政治倾向和心理,而公共舆论则通常只是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务或问题所产生的一时性、隐形的反应。

基于上述认知,首先从内容考量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的关系。在政治文化中,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生活或政治关系的一种低级形态的、不系统的、自发性的主观反映属于政治心理,它是政治意识的准备状态,为政治意识形成提供了基础;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生活或政治关系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系统的、理性的主观反映属于政治意识,它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

其次,从作用范围考量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政治文化源于人们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过程的经验积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将整个现实政治生活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并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和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与之对应,政治意识形态则是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因此,政治文化更多的是为政治意识营造了一个“气场”,即一种背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

至此,本研究得以从厘清三个重要概念关系入手把握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对象坐标。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意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从作用而言为政治意识创造“场域”;政治意识是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生活或政治关系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系统的、理性的主观反映,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包括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具象,其与居非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共同构成政治意识。图1 政治意识相关概念关系图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政治意识话语建构

出于对学理论证严密性和避免无谓争论的考虑,本研究对象定位于“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本研究理解的“话语”既包括学术话语,也包括政治话语,“话语建构”内含了引领、调适、整合等方面的含义。政治意识的发展是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基础,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则是把握政治意识的发展方向和路径的必要条件。

1.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含义

诚然,一方面,人们容易将“话语建构”与操纵、渗透等词汇混淆误读,人为添加情感色彩;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可以被引导、调适,但一般情况下很难被控制,即使通过强力或隐秘处理暂时控制住了,也可能意味着随后反其道行之的意愿更为强烈。但是就学理角度而言,“话语建构”是一个中性词汇,词汇本身并不暗含依赖强权之力或欺骗蒙蔽方式实行调控之意。

所谓“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其中建构的客体是政治意识,建构的主体是国家的执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等政治行为主体。本书的论述主体是当代中国,叙释的建构主体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然此并非意味着笔者否认建构的主体未必囿于国家和地区的范围,它可以是跨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的政治利益共同体,也可以是源于资本流动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一特征在经济全球化蔓延的今日世界尤其明显。既然政治意识常常表达为政治观念、政治思想,那么,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就是执政党、政府或社会各界等政治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整、改进和完善自身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或者引导其他政治行为主体接受自身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或者将其他政治行为主体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引导到有利于本主体的方向上,使之适应本主体对政治体制的阶段性要求,或者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实发展。因此,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具有鲜明的主观功能导向,强调内化引导的力量。相形之下,政治宣传是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方式和手段之一,政治宣传是为了扩大影响,结果不明确。例如政治理论创新和包括交党费、开组织生活会等在内的一系列组织行为和制度等并非政治宣传,但都属于政治意识话语建构。

本研究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侧重于包括执政党成员和政府在内的政治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引导政治意识方向、调整政治意识内容,改进和完善政治意识,使之适应现阶段政治体制运行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实发展。其中,执政党和政府是“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主要行为主体,社会各界也能够并且需要引导本群体的政治意识,但要真正实现引领国家政治生活和规范政治制度等功能,仍然需要与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相调适。

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是世界各国政治体制运行发展的必要手段和途径,无论什么样的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都概莫能外。既有的政治意识犹如空气弥漫,渗透于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得引导又成为一门艺术。倘若仅仅站在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的立场上,以一种标准化甚或在相当程度上是主观的标准来引导政治意识发展,成本是最高的,效果也是最差的,以一种标准压制其他,人为造成一系列新的矛盾,反而很难收拾局面。

因此,本研究并非旨在写就一部政治哲学类的纯理论著作,也无意于单纯厘清政治意识的内涵和外延,介绍政治意识的产生基础和主要内容,探讨政治意识的发展过程和运行机制等,而是将论述重点放于“话语建构”,意在探索在当代世界复杂交错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如何厘清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迷思,如何通过发展政治意识话语体系,有效引导政治意识,推进体制改革进程,推进国富民强的长远发展进程。

2.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价值功能

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主要具备引领政治生活、教化政治人、形塑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以及凝聚政治信念四方面价值功能。(1)引领政治生活。

政治生活是围绕国家政权开展的一切政治活动,通常以行使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作为基础和准则。政治意识是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论,是对政治生活的意识反映。执政党政府或社会各界等政治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引导其他政治行为主体接受自身政治意识,或者将其他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到有利于本主体发展的方向上,使之适应本主体对政治体制的阶段性要求甚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实发展,正是以自身政治意识指引导领其他政治行为主体围绕国家政权开展的一切政治活动。因此,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具备引领政治生活功能。

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引领政治生活功能,是遵循了政治意识多元化与指导意识一元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日益多元化的当今社会,政治意识多元化是无可抵挡的发展变化。然在一个国家,指导意识一元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主导政治意识只能是一元化而非多元化,多元意识必须被主导意识所统领,受到主导意识的指导。对主导政治意识的认同是一个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治统治、完善社会制度,都需要主导政治意识提供理论指导、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持。

执政党和政府通过权力与话语的结合形成主导政治意识,为政治权力合法化提供思想体系,将政治生活社会化,并尽量使得这一过程自然完成、合乎逻辑。郑永廷等学者有一概括:“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也叫做为我功能。”换言之,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意识都由统治阶级提供物质保障,其存在目的就是进行精神的生产和再生产,满足统治阶级在上层建筑方面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虽然是作为引导主体出现的,但它们的全部活动最终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它们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能够引领政治生活持续健康发展。

在西欧,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哲学批判摧毁了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政治意识与君主制度,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做了舆论和精神的准备。相形之下,近代英国以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等思想家所体现的政治保守主义作为主导政治意识,并非激进的反宗教、反王权的革命意识,其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变革比法兰西平和稳健许多,维多利亚王朝一直维系至今。(2)教化政治人。

教化含教世化民、教育感化之意。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教化政治人功能,即指执政党、政府等政治行为主体通过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及其成员的德行感化,使得社会成员接受并遵守引导主体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成为具有引导主体冀望的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的政治人。

政治意识的教化政治人功能,以“教”为依托,通过“教”追求“化”的意识引导效果。追溯历史,中国的教化传统自孔子始。孔子倡导以“仁”为核心、以重建周礼为社会理想的儒学教化政治理论。孟子提出:“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荀子提出:“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儒学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后,更形成了丰富的教化思想。譬如,“凡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古人训诫,“治以教化为本。”

政治意识的教化政治人功能,以“教”为依托,但重在“化”。没有了“化”,“教”仅为生硬的训诫和灌输,无法转化为一种精神软实力。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教化政治人功能的实现,关键在“化”。一个政党无论做了多少文宣工作,但如果不能感化人心,也没有任何意义。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大都极为注重“化”的深远意蕴。《老子》云:“我无为而民自化”。与老子思想不同的是,儒家以积极入世的情怀矢志不移地践行着主动化民、化成天下的治世思想。《正韵》中说:化,告诰谕使人回心归化。可见,“化”是侧重于内心世界的变化、精神领域的开化。从一定意义而言,人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正是以“精神”为特有本质而区别于动物。社会主流政治意识之所以可化成天下,即是因为其凭借其独特的渗透力与感染力能够浸入人的灵魂深处,从而感化其民心、改变其精神信仰与价值偏好,使其归化。

因此,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教化政治人功能和引领政治生活功能是合二为一的,在引领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已经内化了教化。因此,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教化政治人功能,一方面即通过贯穿社会成员从小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得以实现,一方面通过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中受到现场实践和强化得以实现。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教化政治人的重要形式,它以一定的思想和政治理论为指导,通过理论教育、民主法制教育、时事政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内容,使得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理解、认可并接纳引导主体的政治意识,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和鲜明的阶级性。

教化政治人功能的有效性通过针对性的奖惩机制实现,即引导主体通过一定的奖励措施或惩戒措施,激发、引导社会成员自觉按照引导主体倡导的政治意识规范行事,或者避免违背该政治意识规范的行为,从而促进政治意识认同、达到引导目的。奖励主要是通过物质奖赏、精神鼓励来激发社会成员的动力和荣誉感,惩戒则主要是通过经济惩罚、精神惩戒等压力迫使社会成员接受引导主体倡导的政治意识。由于“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主导政治意识常常能通过集体的信念、价值观和群体的规范,营造出一种无形的气场和压力。在该种气场和压力之下,个体成员即使不遵从其所处群体的政治意识,但为了不脱离群体或不成为被嫌恶疏远的对象,也会被动顺从群体的意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行为。换言之,外界的压力会使社会成员产生从众心理而认可接纳某种政治意识,使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教化功能得以实现。

人的价值观念的树立,依靠的是反躬内求的自主抉择而非直接的强制灌输所得。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尤其是先进政治意识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在社会成员头脑中扎根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经历锤炼和升华,逐渐为人们所信服、同意,经过理论总结,方可形成为社会主体的政治意识或称之社会主流政治意识。从这一意义而言,政治意识的引导过程便是制造信服与同意的过程。(3)形塑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

执政党和政府能够通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帮助个人适应环境,建立目标方向,像过滤器那样,在特定形式下选择有关的信息”,从而做出符合执政党政府政治意识要求的行为。从政治行为角度考察,在选举过程中贯穿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是一个比较贴切的例子。美国总统大选四年一次,前后历时漫长,程序繁复,打着自由、民主、为选民谋利益的旗号,引导人们在参与选举活动中强化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认可,投票选举有进一步选举权的选举人团。由于事先依照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宗旨对选举人团和候选人设置了严格的财产及类别的宪法要求,保证了人们的投票最终集中于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集团人选,有效控制和规范了人们的政治行为。

执政党和政府也能够通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形塑以主导政治意识为核心理念的政治制度。美国获取民族独立,为本国资产阶级放手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资产阶级联邦党人以英国的习惯法和原英属殖民地相关法规等为蓝本,以三权分立为权力制衡原则,以保护有产者财产为核心问题,终得以《美国联邦宪法》立国。美国的国家机构依照这样的宪法设置,选举、行政、司法等一切政治活动在宪法框架内开展。我们需要清晰地看到,美国资产阶级借助民族独立后的立宪契机,从制度化统摄高度引导整个社会政治意识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发展,成功地形塑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为秉持的主导政治意识内容。在该种意识引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赢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该种意识引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继续投身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论,学习马克思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学其提出的构筑或设想,引导改革开放,不纠缠姓资姓社;紧接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口号,落实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相应的政策落实,最终赢得了当代中国30余年的瞩目成就。(4)凝聚政治信念。

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总是表现为以主导政治意识为蓝本引导全社会的政治意识。从阶级性考察,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的系统反映,它通过反映与之相似的人们的愿望,阐明群体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使得每个成员认识到个体与群体或整个阶级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从而唤起强烈的聚合心理;政治意识形态紧接着通过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描绘光辉灿烂的美好前景,形成一种社会的价值导向,让人们接受、认同该政治意识所要求的共同信念,达到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一致,将个体的聚合心理转化为不断追求的信念、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达到该阶级实现社会控制和管理的目的。从全社会考察,一个国家或社会必然存在多种利益群体和多种政治意识。为了维系各个社会集团和各路社会力量的协调一致和团结统一,主导政治意识在反映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同时或者尽可能多地反映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本阶级的统治及其政治意识尽可能多地获得公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卢卡奇就曾提出,意识形态的统一是凝固社会的思想基础。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越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意识,越是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避免或减少社会不必要的争斗和内耗,也就越是能够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反之,则将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甚至酿成政治统治的危机。古巴不过是个弹丸小国,但摧不垮、打不烂,就是因为卡斯特罗领导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有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魅力和精神力量。一旦政治意识分裂,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解体,政党政治和国家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当今的互联网世界情势下,美国通过文化传媒极力向中国灌输的自由主义意识,对中国的威胁也就在于此。

(四)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与政治社会化

本书选题的确定考虑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与政治社会化容易混淆的理论边界与实践边界问题。

如前所述,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是执政党政府或社会各界等政治行为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整、改进和完善自身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或者引导其他政治行为主体接受自身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或者将其他政治行为主体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引导到有利于本主体的方向上,使之适应本主体对政治体制的阶段性要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实发展。政治社会化则是“人们把自己所属的社会团体对社会的信仰和观念融合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去的过程”,是“一个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一方面,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结合现实社会的变化,将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通过各种教育或交流工具向社会成员传播,促使社会成员成长为合乎政治体系要求的、能够担任一定政治角色的合格的政治人。期间,政治体系利用政治社会化过程,实现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政治体系利用各种教育或交流工具,为既有政治秩序进行合法性论证,以培养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忠诚和对权威的认同,最终实现政治体系的延续和变革。另一方面,政治社会化也是社会成员学习和创新政治文化的过程,个体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吸收政治知识、建构政治价值,并形成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因此,政治社会化对现实政治生活具有培养政治人、传播和创新政治文化以及维持和变革政治体系的功能。

从上述定义的理解不难发现,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和政治社会化无论在理论和实践的主客体还是内容过程都存在较大的差别。除了定义理解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区别还着重体现于几个方面。(1)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不同。政治社会化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是作为个体的人。作为维系政治系统、传承政治文化的主要机制,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和客体自始至终是现实的人本身。研究政治社会化,必须以这种与自然和社会发生密切联系的、现实的、发展的人为出发点,并将人作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前提,因此多以微观研究为主。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则是政治意识,是个人、团体或政党等政治行为主体关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理论等方面的总和。倘若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生活或政治关系的认识尚且处于一种不系统的、自发性的政治认知或政治心理,还没有或无法表达为较高级形态的、系统的、理性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论,那么,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客体就仍处于形成之中,其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尚未成立。(2)目标任务不同。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政治人。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个体内化过程和外化过程的统一,其需要努力让作为个体的人完全从心理上和情感上全面系统地接纳和认同主导的政治意识,使得个体将政治体系所确认的政治观念、政治价值及行为模式等内化为自己的政治信念,并进一步将经过内化形成的政治信念转化为现实的行为实践,在内化与外化过程的循环往复中实现政治人的合格蜕变,并通过政治人得以实现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政治体系的变革或维持。相形之下,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任务更加多元,常常是为了比较直接的短期目标,比如让一国公民对该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出质疑,或是争取政党选举中的重要选民群体;有时也有分阶段实施的目标,比如以本国的意识形态压倒另一国家既有的意识形态,或是让一国公民彻底丧失对其执政党政府的信任,颠覆政权。(3)实践过程的特点不同。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实践过程着重强调具体操作层面,定位于从现实政治需求出发的包括阶段性短期目标在内的各类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目标,目标的弹性较大。政治社会化由于主要集中定位于培养合格的政治人,努力让作为个体的人完全从内心接纳和认同主导的政治意识,其理论定位比较高,因此是一个比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更为全面、更为系统而又更为复杂的实践过程。(4)对价值取向的态度不同。政治社会化理论自出现以来,总体上回避价值取向,强调价值中立的重要性,摈弃政治意识形态,祛除“价值偏好”,从价值中立定位出发研究和建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此类带有鲜明阶级价值取向烙印的政治文化及相应的理论框架,掩盖了政治社会化的实质,也反映了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内在局限。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则开宗即明确价值取向,并努力将社会其他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到引导主体认同的政治意识上。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执政党政府和学界对国内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进行的引领、调适和整合,侧重于论述中国学术界对于切实反映社会大众政治意识的学术话语的体系建构和整合。

二、研究意义

论及研究背景,本书的时空场景主要限定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现行政治体制模式是我们现下生活的制度环境,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一方面,它从革命体系中演变过来,它吸收了革命时代的诸多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用以重构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中国30余年的发展变化举世公认,是朝着自洋务运动150年来国人梦寐以求的富强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历史性贡献。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因循“后革命型”政治体制的先天弱点,在利用原有的体制和文化资源来建构它的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决定了它和旧体制、旧观念以及旧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分离难度很大,即制度的刚性控制力强。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曲折又纷争不断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当下语境中讨论政治意识话语建构问题,相对于基本国策的经济建设中心,似乎遥远了一些,而且可能引起一定的误解。不过,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政治体制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仅仅被理解为机构的撤并、人员的增减、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无疑会贻笑大方。观念的革新、思想的解放、理论的创新和政治意识的引导,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选题的理论诉求

“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这番话在历史唯物主义论者那儿认识得再清楚不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恰恰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和谐景况。正因为如此,没有人能够摆脱和逃避政治意识的影响、引导、调整甚或控制。然而,针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学理研究不甚寥寥。为什么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休戚相关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其学理研究现状与其重要性会存在如此大的反差?政治意识究竟该如何理解?国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运行逻辑、内在相关关系究竟如何?是否存在国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潜在规律?一连串的学理问题展现出这一主题所蕴含的研究空间,必然激发起政治学者的研究兴趣和使命感。

与此同时,源于西方的政治社会化理论由于其论证框架和基本观点存在着内在矛盾,无法完全用于解释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面临的困惑和迷思。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二战”后西方世界危机四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着重研究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政治社会化理论强调个人政治自我发展中早期学习和个性发挥的重要性,重视研究和创造公民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是一类侧重于实际运作过程的微观化研究。这些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西方政治社会化理论提出,为了保证研究的“纯客观性”和“精密性”,在研究中要保持“中立”、“公正”,摒弃意识形态,祛除“价值偏好”。然而,一方面,政治社会化所要传输的是有关政治活动和政治运转模式的认知系统和有关政治制度的信仰系统等政治体系中主导的、观念形态的政治内容,并非全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技能、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不可能不具有阶级倾向性;另一方面,西方政治学者所阐释的政治社会化是立足于对政治文化进行“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二元性划分基础上,政治社会化成为各个国家的精英依循“精英政治文化”的要求改造“大众政治文化”,保证社会发展趋向与“精英政治文化”要求一致,这道出了西方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和实质。因此,政治社会化理论从价值中立定位出发研究和建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此类带有鲜明阶级价值取向烙印的政治文化及相应的理论框架,掩盖了政治社会化的实质,也反映了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内在局限。为此,亟需学者尝试从建构对话的立场出发,以一名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问题展开学理讨论并提出看法,揭示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本真面目。

当代世界已经进入社会和思想发展的新时代,持各种立场的组织团体都在运用政治意识这一武器来影响其他团体组织。因此,这为建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研究范式提供了可能。本研究尝试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作为一个可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引导的主体可以扩展至社会团体、政治团体等政治行为主体,引导的客体亦可随之扩展。同时,通过与其他理论范式的分析比较,希望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研究范式能够与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等理论研究范式形成互补。

(二)选题的现实诉求

不仅出于厘清上述理论认识迷思的需要,促使笔者选题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中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而且中国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发展现实也促使着笔者鼓起勇气尝试明晰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脉络及根源,探寻当下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新路。

1.外部因素的促动

人们常说,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观念转变是先导,提高认识是前提。外部因素正不断促使我们转变观念、提高认识。(1)全球化的历史背景。

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是资本关系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向全世界不断开拓市场的过程。诚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全球化也是一个包含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传播的政治过程。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经济、政治或社会的事件,任何一种思潮的兴起和传播,都会引发巨大的蝴蝶效应。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局面是极其特殊的,国家间的依存度不断提高,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成为存在于一个内在矛盾又相互作用链条体系中的链环,信息、思想、价值观、利益以及文化生活之种种紧密交织、难以割裂。弗朗西斯·福山一语道破天机:“当今的全球化……是由技术,特别是廉价的通信技术所推动的。这种技术使国界除了无法阻挡金融资本的流动之外,也无力阻挡思想、文化和图像的渗透。虽然金融全球化可能仅仅影响到为数有限的国家的少数精英,但是思想和信息的全球化却触及了世界上最偏远地方的村庄与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

全球化使得各大国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借鉴又相互制约;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就其利益之复杂、矛盾之多样及需求之分化而言,这是国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历史背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中概括涉及的多样、多元、多变的“三多”和交流日频、交融日深、交锋日烈的“三交”现象,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前思想领域的复杂性。

亨廷顿力陈世界的七大文明差异后,明确把中国文明定为西方文明的第一号敌手。亨氏的这一定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社会的基本认识,这也注定了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在力量上尚且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在西方经济强势、信息强势的情境下保持自身特色、进而发展创新自身和彰显自身魅力的艰巨性。

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如何应对上述全球化的历史背景这一中国从未面临的新形势,实现既尊重差异又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政治意识的社会共识,换言之,如何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关系,成为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当务之急和重大课题。(2)“颜色革命”的渗透。

自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以苏东解体宣告结束以后,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彼此交融的景象;但是,不同政治意识彼此之间的交锋不仅没有随之停止,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刻。在西方强势的国际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西方政治势力始终没有放松世界范围内的“和平演变”攻势,“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企图迫使他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达到改变该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目的。苏东社会主义实践遭受重大挫折的复杂原因之一,与西方分化和西化的策略难脱干系。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的今天,西方政治势力更加认识到向外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力度不断加大,手法更加多样,花样不断翻新。即使如埃及、也门等受《古兰经》影响深刻的伊斯兰宗教国家,也未能幸免。就近举例,2010年年底至2011年年初,非洲“茉莉花”突尼斯因为持续抗议并演变为持续骚乱,迫使总统本·阿里下台,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一个政权因民众抗议而倒台的国家。突尼斯示威游行活动在埃及获得了广大回响。在一连3起自焚事件后,埃及民众展开了长达15天的街头抗议,最终迫使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令埃及成为阿拉伯地区中第二个因为大规模示威导致政权更迭的国家。此后,突尼斯的革命在阿拉伯世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阿曼、毛里塔尼亚、摩洛哥、也门等多个国家的民众纷纷效仿突尼斯政变,走上街头,要求民主,需要政经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长期占据后发达国家头把交椅的国家。中国虽然在近代历史上出现了一百多年的衰退,但在20世纪末已经苏醒过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在共产党人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正沿着自行摸索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很大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重新跻身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快步前进的中国始终是一直试图一统天下的资产阶级和建立世界新帝国的国家的心腹之患,不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竞相争夺之最大市场,亦为西方政治势力实行“颜色革命”要攻克的头号堡垒。早在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杜鲁门总统参加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的演讲,内容主旨与之后1951年源于美国中情局《行事手册》的“中国十诫”类似。邓小平在冷战尚未结束时告诫国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谈到,“……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仅就近几年而言,中国出现了“零八宪章”、“茉莉花行动”等现象。例如,2008年12月10日,中国各界人士300余人联名发布《零八宪章》,第一批海外签名者50余人,提出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等基本理念,提出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等约20项主张。而接踵而至的“茉莉花行动”则是部分人为回应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于2011年2月20日左右在京、沪等地手持茉莉花集会,引起几千人围观的事件。“颜色革命”的本质即为西方政治势力实行的政治意识传播,利用强势话语权进行政治意识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

许多国家在经受西方政治势力“颜色革命”汹涌来势的冲击的同时,也纷纷主动推出了形形色色的应对举措。例如,俄罗斯通过选秀方式拉拢青年人进入执政队伍,作为应对西方民主演变的一项策略。亲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青年近卫军隶属于俄罗斯时任总理普京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是支持克里姆林宫的青年团体。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3年悄然下达“9号文件”,“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域在复杂情况、斗争尖锐背景下值得注意的七个方面的错误思潮和主张等突出问题”,“揭露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内‘异见分子’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六种主要活动”,迅速将有关精神传达到每位党员,并从落实领导责任、加强教育引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抓好宣传阵地建设四方面入手抓意识形态工作。可以说,究竟如何针对本国国情从根本上防范“和平演变”,如何在国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中消解“颜色革命”的蓄意渗透和潜在危害,已经成为全球化以后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第二大外在因素。

2.内部因素的决定

当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和“颜色革命”的渗透危害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重大外在因素时,来自内部的推动因素更不容小觑。(1)发展阶段特点与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不平衡。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尤其需要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来有效凝聚力量。诚然需求迫切,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依然形势严峻。人们对于包括军事打击等强硬的政治控制方式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对于内含政治意识操控或引导等柔性的权力手段却缺少同样的警惕;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带来的综合实力的提高有着相对适度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对于通过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增强国家软实力却缺乏相应的认识高度。

今天的中国不仅处于史无前例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剧烈转型期,需要进一步巩固并深化体制改革。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体制的转轨急速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为阶级阶层特征的社会结构主要依据意识形态标准,至今已不再存在和有效。诸如国家和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等众多崭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迅速掌握或占有大部分的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资本资源,并且逐渐上升成为社会的新贵和强势群体。和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不同的是,在当下中国这一多元利益格局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一个变动,一个改革措施,谁得到了什么,谁失去了什么,所有人的自我意识、自我利益都已经觉醒了,这就变成了一个改革的困境了。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早已消失,大家都在一个“有知”的场域里游戏。每个人每个群体都固守自己的利益不肯放手,政治正当性也随之被大量流失。这些新兴阶层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理想不断催生出新的政治意识甚至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中国的政治意识领域内出现了经济私有化思潮、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各色社会思潮。在一众思潮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地位。例如,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明确维护国内外资本的利益,社会影响较为显著,其主张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构成支撑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阶级基础的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却逐渐趋向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据此推断,存在着当代中国的社会新贵和强势社会群体凭借其强大的物质力量左右中国社会的精神生产、引导当代中国的政治意识、进而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极大可能。有学者撰文感叹,“失去了厚实阶级支撑的马克思主义,又遭遇了新贵阶层意识形态的强大冲击,其失势和被边缘化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2)封建残余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消解。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糟粕,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封建主义、伪科学还在侵蚀人们的心灵,至今影响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

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就已经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曾经比较深刻地归纳指出封建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多种表现。在30多年后的今日中国,邓小平列举的种种“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社会现象,依然以种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经济生活中的封建残余表现为,一些干部滥用公共权力,权钱交易、假公济私,呈现出邓小平所谓的“官工”、“官商”、“官农”现象,使得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受到政治权力的非正常干扰;一些干部保留着许多小农思维和习惯,基本上只顾自己一身一家一时的眼前利益,甚至损人利己,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

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残余主要表现已经被邓小平概括为现行政治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社会关系中大量存在的宗法观念”。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比较严重,一些干部官本位意识严重,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严重脱离群众,淡化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一言堂”的现象,造成决策失误,影响群众积极性的调动发挥;有的干部搞权力私有化,买官卖官,任人唯亲,搞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权大于法、人治代替法治,扰乱了社会政治生活秩序。

思想文化生活中的封建残余主要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专制主义,存在较为严重的主观专断现象,“只唯书”、“只唯上”,思想垄断,万马齐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不浓。一些干部满足于吃喝玩乐、低级趣味,不读书、不看报,生活腐化堕落,影响了党内风气和社会风气。

邓小平更是深刻指明封建主义依然顽固存在的原因。“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应当承认,当代中国的封建主义残余与支持新形势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意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是彻底背离的,严重阻滞着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健康引导,消解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实行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式微。

中国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就斐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得到极大提升。然而,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又面临着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相伴随的社会多元化和信息多样化的全新考验,执政党和政府在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意识体系未能完全建立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中,要延续社会的再生产,维护阶级统治和社会安定,也必须保证人们对主导政治意识的信服。然而在当代中国,很多民众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态度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色彩。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外商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大量出现,农村宗族重新抬头,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在城乡涌现。这些组织和人员不属于任何国家机构和政治团体,有着自己的自由资源和自主生存空间,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和政治观念,主导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很难一如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意图渗透。尤其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员工,直接面对的是雇主权威而非政府权威,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规范对他们的影响远远大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在有的农村,宗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的力量超出了国家政府对当地的影响和控制,他们把持当地的权力,甚至利用选举让自己的势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此外,在中国农村不少地区,宗族文化和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国家引导主导政治意识的影响式微。上述对当代中国部分地区、部分组织机构、部分人群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不力,架空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

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隐蔽、迅捷和开放使得主权国家对社会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选择性筛选(包括一些国家的极端性垄断封锁)无法实现,进一步导致多元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并存,为社会成员在政治意识的理性选择上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舆论一统的局面开始瓦解,过去建立在组织权威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绝对地位开始动摇。据盖洛普全球民意调查发现,2/3的被调查人认为本国政府并不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在管理国家。此类质疑情结的“蝴蝶效应”将可能转化为对国家和执政党的政治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引发各种社会报复甚或政权颠覆。思想文化多样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对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被反复强调从侧面反映了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不力。国内一部分社会成员政治意识混乱,国家主导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信仰依然存在认同层面上的危机,政治意识形态上“全盘西化”或敝帚自珍者大有人在,同时一部分社会成员出现社会政治冷漠和公民政治意识淡化的情况。倘若社会政治意识对社会组织生活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或者对国家政权的公正性产生怀疑,政治秩序的全部基础就会动摇,瞬间就会崩塌。

严峻的形势,迫使执政党和政府亟需加强清醒、合理和富有责任感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以便从大量错综关联的现象的链条中确定出主要矛盾,在纷繁复杂的利益斗争中把握和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顺应历史潮流并推进自身的发展。比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其基本原理和原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广泛的适用性。面对丰富多彩和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和民众思想,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应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深刻变化的新形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趋势。主流政治意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

对内,当前中国需要把握住国家的完整性和凝聚力,这是保证中国未来继续发展的前提。能否增进社会团结和民族凝聚,正考验着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能否按照既定目标平稳发展。加强和改进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包括解放思想、创新理论、革新观念,有助于使整个中华民族具备一种能够凝结一致的精神动力,有助于使社会成员保持一定的思想道德风貌和必要的政治文化水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其健康的发展方向和正常的运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外,世界逐渐确立对中国模式认同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政治话语理念的认同。探索如何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凝聚中华民族,团结各方力量,归根结底探索如何提高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内容和水平的现实意义,在日益增加的挑战和困难面前愈发凸显。

基于上述理论意义和现实需求,本研究将主要从建构对话的立场出发,以一名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问题中的学术话语体系展开学理讨论并提出看法,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本真面目和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脉络及根源,探寻当下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新路。

三、研究现状及评述

根据笔者的文献检索结果,专著方面,在国家图书馆能检索到的有关政治意识的著作(含学位论文)为28本,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检索到的有关政治意识的著作(含学位论文)为10本,在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检索到的有关政治意识的书目为2本。论文方面,在中国知网(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能检索到的有关政治意识的文章406篇,有关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文章0篇。考量国外有关政治意识研究的最新成果,在SAGE数据库检索到有关政治意识的最新论文为3篇,在ScienceDirect数据库检索到的相关最新研究论文为6篇,在Wiley Online Library数据库检索到的相关最新论文为5篇。

依据上述检索结果和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对于现实政治与理论提升的重要性,学人对于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研究亟需加强和深入,任重道远。

(一)政治意识研究

综合政治意识的相关文献整理情况,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对知名作品的译介评述,二是着眼于政治意识本身,包括对流派观点或主要内涵的阐释、对政治意识功能的解析,三是着眼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包括历史研究和结合现实问题的研究。从研究者的国别看,国内外学者对政治意识的学术关注点大致相同,只是国外学者更多地注重考察政治意识与政治现实问题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应用上也更加多元化,涵盖了大范围量化分析和案例分析,并注意一手数据的采集;国内学者更多的是从政治意识本身进行考察,分析的资料来源多为二手数据,分析相对不够细致,也使得政策研究较为薄弱。

1.译介评述

国外对中国的政治意识研究文献进行译介者几乎没有,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与中国政治意识研究进程落后有关。中国对包括葛兰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诸理论家思想的研究相对较晚,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例如,以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标志,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衣俊卿等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田时纲的《葛兰西与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论著等对葛兰西均有涉及。国内对于西方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先驱——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者白鲁恂(Lucian W.Pye)的研究与白氏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不成比例,译作仅6个中文本,可能由于其主要采用心理文化视角和心理历史研究方法,作品多从政治心理角度分析中国政治文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此处不多赘述。

2.内容阐释

关注政治意识具体内容的研究较多,大体分为对国内政治意识和国外政治意识的讨论。

这类文章不少,较有代表性的两例是,澳大利亚学者文森特对政治意识的本质提供了一些介绍性的资料,并对当代西方政治意识中的诸多政治思想、理论著述和学者们做了比较性讨论;另有中国学者徐大同组织团队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了梳理。这两本著作对于后人比较系统地了解与研究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较有特点的一例是,墨菲别致地采取了“反本质主义”的视角,对政治意识的同类论题如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公民身份、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以及共同体等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讨论,由此对政治以及权力和对抗的不可根除的特征进行了反思,旨在说明反思对于批判理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自由话语的意义。李朝祥则从政治环境、政治传统和文化教育几个方面分析了公民政治意识形成和产生的制约因素和重要条件。

诺斯着重对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意识形态通过教化灌输到人们的效用函数,并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思想与制度之间有着很紧密的关系。信仰体系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制度选择。信仰体系通过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行为准则,转变为社会和经济结构。因此,要使制度变迁成功,必须使信仰体系发生变化。

3.历史研究

目前有关政治意识的历史研究大体分为三类:一类研究是对长时段中的政治意识发展作梳理。例如萨拜因对古希腊以来2000多年的政治学说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做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从公元前5世纪政治学说形成以来,各个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不管是否拥护当时的政治制度,都有其思想渊源,并且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相结合,由此可以看出每个政治思想家在政治学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另一类研究是对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意识或者该时期代表人群的政治意识发展状况作梳理和分析。例如从分析个别理学士大夫的政治意识入手,管窥中国宋代理学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或者对六朝世族的政治意识进行分析。有些学者系统分析了儒学在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意识。也有学者研究了中共重要文献中对政治意识的创新问题。

还有一类研究是对某一历史时段中政治意识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阐释。例如博格斯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约20年间的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的极度衰微问题进行了思考。

4.现实关注

对现实政治意识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是分析阐释当前政治意识发展状况,例如姆什韦尼耶拉论述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现实和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这类阐释中,对某一人群的政治意识分析是一个突出现象,例如有学者通过对有关中国现代性及政治意识文献的归纳总结,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应研究和政治社会学及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农民群体的政治意识进行了阐释;有学者分析了现实社会条件对人大代表政治意识成长的约束;还有学者分析了农民、知识分子等群体的政治意识。

对现实政治意识问题的研究的另一方面主要侧重于分析中国政治意识发展面临的挑战,部分学者也附带提出相应对策,但对策的提出鲜有具体者,大部分为提纲挈领型。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可能与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关,导致无法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有学者分析了中国意识形态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有学者分析了美国电影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提醒国人注意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研究

中国国内直接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作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学者迄今尚无,对其探讨更多的是散见于一些学者关于政治意识话题的论述中,在能看到的相关研究论述中,大体上又分为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理论研究范式的建构和实证研究两大层面。

1.建构理论范式

建构理论研究范式上,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视角较为典型,其强调了文化及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权,并打破了该概念应用的阶级局限,从用于分析无产阶级统治扩展到用于分析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葛兰西认为政权的机制不仅是强迫而且是说服,通过意识形态的领导来争取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和拥护,令其统治合法化。领导权的本质特征是致力于“把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形式)”。

尽管依靠单独的意识形态革命是无法夺取领导权的,但葛氏开创的文化领导权视角依然为我们拓宽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研究的视野。

2.开展案例研究(1)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案例研究。

谢·卡拉-穆尔扎从政治意识操纵角度,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当代俄国改革进程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文化审视和系统剖析。其著作描述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社会的文化核心和传统是如何在各种内外力量的作用下一步步遭到破坏的,讨论了破坏的过程、手段、技巧和苏联社会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除了引用大量丰富的实际材料,著作用大量篇幅谈及诸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原理问题、西方社会文化核心的形成问题和本质问题、欧洲中心主义问题、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等,以及许多理论上的失误对苏联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问题。

另有学者关注中国共产党对苏区民众革命政治意识的培育和引导问题。有学者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在加强社会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角度的揭示和批判,有助于后人更为深刻地认识现代西方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意识控制机制。刘建飞、何越、霜木等学者对冷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做了分析。李良栋在论述体制转型期的社会调控问题时涉及了政府领导和组织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思路。余喜、冯浩则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并讨论了如何加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徐睿达等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意涵、民众缺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集中表现,总结出培养民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意识的战略意义。卢锦华、谭晓梅针对中国民众的政治意识特点提出了引导建议。(2)对特定人群的案例研究。

不同群体视角几乎涵盖了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的阶层群体。其中论述涉及较多的有下述几类群体。

①一类研究学生群体。例如杨学鹏分析了中学生的公民政治意识教育现状和原因,从教学、学生生活、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中学生公民政治意识教育方法。罗元则针对大学生政治意识淡化现象提出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对策。②另一类研究职工群体。例如,农民工是职工群体中的特殊人群,又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代表性群体,《论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缺失及对策研究》一文分析了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现状和原因,并提出部分对策建议。③还有一类研究农民群体。例如党伟针对封建政治意识对农民群体的影响提出了有关清理封建政治意识、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对策。

综上所述,研究现状概括如次:①有关政治意识的文献不多,有关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文献极为不足。②国内外有关政治意识或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研究交流和对话较不充分,分析的资料来源多为二手数据,分析相对不够细致,也使得政策研究较为薄弱。③国内研究更多的是从政治意识本身进行考察,直接将“政治意识话语”作为研究对象,或系统研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学者迄今尚无,对其探讨更多的是零星散见于一些学者关于政治意识话题的论述中。

研究的创新点立足于现实需要。通常,研究政治意识的目的一方面为了厘清和深化认识,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探索实现有效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路径。而概观上述研究现状,这类研究尚且处于蹒跚起步阶段,还不能完全适应现实政治发展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尝试从政治意识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角度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作一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分析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特征与功能,总结和归纳国内外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经验与教训,在此基础上考察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发展的状况,剖析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存在的问题与其深层次原因,以明确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针对性地对于学术界和执政党政府在政治意识建设中的引导作用提出自己的看法。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主要采用规范性研究范式,包括对研究涉及的主要概念的界定,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特征与功能的阐释,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存在的问题与其深层次原因的剖析,对明确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针对性地对于执政党和政府在政治意识建设中的引导作用提出自己的看法的内容和相互逻辑关系上,都将结合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社会学等相关理论,运用文献搜集、历史比较等研究方法,以规范分析为主。

本研究对当前中国政治意识发展的状况的考察、对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的明确、对执政党和政府在其中的作用的论证将辅之以实证分析。笔者将结合实地蹲点调研的个案作案例分析,对政治意识的引导的政策建议部分作正反论证。本研究的其他部分论述都将避免仅仅囿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和问卷调查结果、案例分析、史料的正反佐证等穿插结合。

笔者深知研究这一选题具有的艰巨性和困难,既苦于研究现状的相对单薄,也苦于自身学识基础和理解能力的掣肘,笔者唯有冀望立足于一个更为广大的视野,厘清“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框架和思路,携此抛砖引玉。即便如此,在研究过程中仍不无缺憾。例如,在文献的搜集中,对冷战这一重要国际关系时期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研究未能查询到充足的文献资料,成为一方缺憾。因各方面条件所限,本研究没能开展有关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大型抽样调查,在论证中引用了笔者参加的其他相关主题的调研或查阅他人类似调研的统计数据,不失为本研究的缺憾之一;加之学识思辨所限,也影响了全书总体论证的充分性,又增一方缺憾。笔者希望今后在本书的基础上不断深化认识,并有条件开展针对性的实地调研论证,修缮和推进本项研究,为中国政治学发展和现实政治改革的推进尽绵薄之力。

四、全书章节安排

全书结构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各部分内容概述如次。

导论部分首先对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与政治社会化等涉及论题的几个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做出界定与辨析,其次从理论诉求和现实诉求两个方面阐述了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第三对政治意识研究和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述,最后对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做了说明。

第一章着重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状况。首先从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确立背景和内涵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相关实证考量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发展的基本情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指导性政治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政治意识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离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尚有距离,人们展现出理念认同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心态。其次针对同时存在的自由主义、左派激进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几大政治意识流派的主要主张以及在当代中国的演进分别做了述评,并对当前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存在的理论困境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第二章紧随第一章提出的问题,从现实政治出发,分析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存在的现实问题和深层次原因。认为政治意识公信力不高、政治思想传播不畅、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策略和手段有待更新以及执政党自身政治意识有待提高,制约了执政党和政府引领、调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向主导政治意识发展的进程。而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系列经济配套制度和经济生活方式的内在局限构成了经济基础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制约性影响;保障公民知情权、政治参与、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制度欠缺导致了政治系统层面对政治意识新问题新变化时的制度性回应迟滞;降低民族自信后的盲目崇洋、遭受挫败后对社会主义的质疑以及由来已久的封建残余意识等尚不成熟的社会心理也阻碍了社会对主导政治意识的真正认同和接受;当前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的低潮徘徊和敌对势力的多元攻势则营造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第三章阐述了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求通过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来帮助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动力、化解社会矛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民主与法制的现实发展困境也成为政治意识话语建构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共产党人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执政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以及执政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都对通过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促进执政党执政能力提高提出了迫切诉求。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成本、历史与现实基础以及相关社会心理都表明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与国家安全密切相联,为应对目前国家安全遭受的政治意识威胁,也迫切需要提升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能力。

第四章在立足于认清制约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深层次原因和提升引导能力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过程中应该担当起的作用。首先,从发展完善政治理论内容和提高政治理论大众化水平的角度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其次,从大众传媒的创新、教育方式的变革、文化产品的优化供给、利用典型事件分析推动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地区互动和国际互动等几个方面改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方法。再次,通过厘清需求并配套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利用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主导政治社会化进程。

第五章从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关键主体入手,论述执政党如何提升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第一,执政党成员需要从明确政治理论学习重要性和明晰学习重点着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第二,深入研究引导政治意识的规律,重点研究如何夯实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客观基础的规律、如何把握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客体的特征规律、如何创新发展主导政治意识的规律、如何改进引导方式的规律等。第三,立足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认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重要性,通过妥善协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提高执政党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

全书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为例的研究,从建构对话的立场出发,以一名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政治意识话语建构问题展开学理讨论并提出看法,尝试将政治意识话语建构作为一个可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希望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研究范式能够与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等理论研究范式形成互补。全书的重点在于试图揭示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本真面目和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脉络及根源,探寻当下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新路。

一部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不断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过程。学界应当主动积极地建构起一套逻辑严谨又恰如其分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切实反映出社会大众的政治意识的真实情况而做出努力,执政党与政府应当为此积极创造条件,通过引导重构主流政治意识话语体系,促进国家和大众政治共识的形成,求得庙堂江湖之双赢,进而推动国家和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轨上前行。究其实质,就是希望民间与官方共同探索,形成一种建立在常识理性上的话语。

第一章 缺席的解说者: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流脉

应对来自理论和现实的诉求,本研究致力于探寻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新路。探寻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新路的前提和基础,在于首先揭示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本真面目,厘清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脉络及根源。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呈现怎样的基本情况?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是否存在着问题?如果有,主要症结何在?本章尝试对此一一做出回答。

一、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述评

在当代中国这般史无前例的多元化社会,政治意识也较为多样化,其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对社会存在的其他政治意识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的政治意识是该社会的主导政治意识。因为主导政治意识通常是由执政党所提炼、由官方所倡导的政治意识,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反映着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引导着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群体的政治意识发展取向,所以它又常被称为官方政治意识。当官方政治意识被一个社会大多数民众所认同并践行时,官方政治意识便发展成为该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

(一)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确立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共的成立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立即着手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意识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党和政府通过采取多方面措施,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标志着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彻底结束,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确立,也与共产党人深刻领悟和把握当代世界的总体思想背景紧密相关。这一思想背景就是当代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区别,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总的历史趋势。这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一切重大的社会事件和观念领域里的现象都不能撇开两大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背景而获得清楚明白的诠释。舍此,共产党人会在理论探索中迷失方向。

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根本上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开放交汇的世界环境中,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也是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成果,也是在总结和借鉴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创立的。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发展的历史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发展的实践基础、现实依据和强大动力。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做过艰辛的探索,成绩虽然斐然,教训也极其深刻。面对当代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低、科学文化落后的特殊国情,指导国人实践的原有的理论已经失去解释力,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做出正确的解释和回答,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呼唤这新政治意识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应对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客观需求,应运而生:一是新的社会实践,正如毛泽东思想是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适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亟需科学总结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二是人民群众的理论需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迫切理论需要的积极回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入探索,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原则、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基本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前执政党的主导政治思想。根据前述对于政治意识及其相关概念的理解,支持执政党政府合法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理念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具象,因此,这一当前执政党的主导政治思想即为其政治意识形态。这一主导政治意识首先属于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这一执政党主导政治思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信仰共产主义、构建大同社会的理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中国化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践中不断取得瞩目成就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是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发展过程。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换言之,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成功之处的根本原因,主要应归结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

这一主导政治思想在2004年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共十七大报告以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相关重要讲话中都有经典性的表述,可谓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诉求的一种基于党和国家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改革思想。其特色之一,在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下的党的领导;特色之二,在上述框架下寻求拓展民主的新内容,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特色之三,强调中国特色,注重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等优秀源流的吸纳。

观其内容,这一主导政治意识的理论逻辑主要包含下述几方面。

1.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

先锋队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后者强调党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实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在当代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党内民主等新情况新因素的出现,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在表述上已经和列宁、斯大林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党建论述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加强民主决策等政治思想都是共产党党建理论和制度实践的重大突破,尤其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力求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框架下扩展中国民主政治新内容的决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够列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因为它从根本上反映了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中共工作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要求。

从国际局势看,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执政的共产党或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丧失执政党地位,社会主义运动从辉煌沉入低谷;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都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极大挑战。此等国际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究竟何去何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从国内形势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日益多样化的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方式、利益主体、分配方式、就业岗位与就业形式,也随之衍生文化的多元化和社会的世俗化,普通民众在思想认识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自主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增强;与此相反,国家对社会不再实行全面控制,社会中存有的理想主义被现实主义替代。这些国情变化对执政的中共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和现实状况看,中共“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的数量大幅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持续进行,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党的阶级基础正在增强,党的群众基础正在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和两大根本性转变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并结合时代发展新形势,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根据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应答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新变化,该思想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处理和调整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核心在使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看,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和成就,都启示着,中共要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必须始终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

对于如何协调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如何协调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如何真正实现党政分开,尚待进一步深化认识。

2.人民民主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种全新的民主政制,其追求的人民民主传统则是一种源自西方文明的政治传统。该传统理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共产党宣言》、《人权宣言》等纲领性文件中都曾经有过经典性的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政治事物,诸多政治思想家对其赖以立足的人民民主理论都有过论述。从卢梭到马克思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理论谱系,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苏维埃国家也有着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建设的发展轨迹。追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属于人民民主理论大谱系的特色内容之一。在近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是一个庞大的问题域,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就存在着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的二元矛盾,存在着国家体制与共产党体制的对立统一,等等。

3.传统民本论

中国传统中是否存在民主理论,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确是源远流长。民本思想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的起点。民本思想认为“民惟邦本”,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和根本,人民的力量和民心向背决定国家政权的兴亡。民主思想则是在坚持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民本论成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理论的民族文化基础,为近代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对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我国的传播起到了极为有益的作用,可谓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点。

民本思想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把经马克思主义改造了的西方民主思想引入中国,并与本土的民本思想精华有机结合起来,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相结合,实现了中国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向社会主义民主的双重根本性转化。这个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民本思想现代化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其精华构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因子,其历史价值也在这一转化中显现出来。

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民本思想为人本思想,以人为本。执政党高调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诉求,力求既打通民本和民主的理论关联,又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路径。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一向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目标,以人为本的传统民本思想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和传统的民本思想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成为当代中国执政党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尽管上述三个理论因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但当前的执政党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确乎将三者吸纳融合在了一起,彰显出其内在的生命力。在假设良性改革的渐进推动和分阶段实现的美好期许下,在假设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确实富有成效的前提下,可以预见到开辟中国民主政治新路的可能性。

在上述政治理论的指导下,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层面的政治意识话语建构蓝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含着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共同理想是作为社会共同意识的理想,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理想,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也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解决举什么旗的问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解决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目标的问题。上述皆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作为执政党主导政治意识的地位。

(三)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相关实证考量

当一个社会的主导政治意识与主流政治意识有可能重合一致时,该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政治理论是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反映,对执政党政府的执政行为具有指导意义,也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

在2008年开展的中国公民意识调查中,涉及通过对被调查者权威意识的考察,了解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的影响。调查统计显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执政党政府权威的认可度高于一般社会组织。当被要求对“任何反对政府政策的组织都应该被取缔”说法表达倾向性意见时,79.8%的被调查者认为“任何反对政府政策的组织都应该被取缔”,其中,34.5%的受访者非常同意,45.3%的受访者比较同意。在进行被调查者对政府机构和各种组织的信任度考察时,以选择“非常信任”选项的比例排序,位列第一的是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六成以上被调查者表示“非常信任”。

在笔者参与的2011年中国公民政治素质国情调研中再次发现,中国民众对主导政治意识总体上呈现比较高的政治认同。当问及对指定8个选项比较赞同哪几项时,统计数据显示,排列前四位的选项分别为“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占总样本人群45.14%的人选择)、“中国要搞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42.86%)、“一个人应该遵守法律”(39.26%)、“共产党要代表人民利益”(31.72%),其他4个选项依次为“爱国”(31.2%)、“一个国家要有民主和自由”(30.40%)、“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可侵犯”(30.2%)以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6.46%)。当问及“你觉得下面对民主的说法,哪一种比较接近你对民主的理解”,84.69%的民众认为“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要受人民的监督”。对于两党制的看法,当问及“在美国,有两个大的政党,每过几年搞一次竞选,由这两个政党来角逐政府领导人的职位。你觉得中国今后应不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有占样本总人数61.09%的民众认为中国今后不应该发展两党制,37.14%的人认为应该,还有1.77%的人选择“其他”。对于民主的绩效评价,68.33%的被调查者认为“现在中国在民主方面做得比较好,适应中国现在的情况”,31.33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够好,还要大力发展”。

由于上述两个调查都是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和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抽取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概率样本,并且通过调研员随身持调查问卷入户面对面访问受访者的方式采集数据,因此,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意义。尽管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政治意识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一方面,限于调查主题的局限,调查结果无法全面细致地反映当代中国政治意识话语建构的实际,另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从数据中看到,在当下中国社会,依然有一部分数目可观的人群尚未认可上述主导政治意识为其政治意识和行为准则。此外,在一些问题的回答中,人们展现了理念认同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心态。例如,当问及“如果你觉得政府的某项决定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你会不会想到自己可以采取某些方法,促使政府修改这项决定”,表示“会”(43.66%)和“不会”(43.37%)的受访者几乎各占一半。当问及对政府决策提出意见会采取哪些方式时,受访者纷纷列举出多种途径,依次为“向政府有关部门(包括信访部门、市长热线等)反映”(58.57%)、“向人民代表反映”(38.29%)、“上网发表自己的意见”(29.77%)、“向报刊、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反映”(29.09%)、“向本单位领导反映”(22.86%)、“把与你有相同愿望的人组织起来(包括在网上组织这样的活动),共同努力争取”(20.69%)、“参加游行”(3.66%)等,仅有8.97%的人表示什么方式都不可能想到。然而,进一步追问“你实际上是否采用过上述一种或几种方式表达对政府决定的意见”,88.51%的受访者表示“没有采用过”,仅9.03%的人表示“采用过”,还有2.46%的人表示“说不清”。

主导政治意识离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尚有距离,人们展现出的理念认同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心态,通常与维护主导政治意识的制度安排能否提供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有关,与体现主导政治意识的具体政策和实施成果能否让广大民众感知其价值导向有关。

主流政治意识的话语建构一定需要从各个意识流派中汲取营养,又需要做好内部的选择与转化。出现上述现象,是主导政治意识本身在引导实践过程中有与理论脱节吗?还是主导政治意识本身在建构过程中孤芳自赏、夜郎自大呢?这不难通过述评当代中国其他主要政治意识派别的发展演进和主要主张中比较发现。

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述评

自由主义可谓西方政治意识的主流,几乎主导了西方近现代的政治思想史。自由主义民主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拥护者的核心理论主张之一。有关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包含议会选举、法治、宪政、人权等内容,经中国自由派学者持续未断地译介和宣讲,逐渐在中国形成一定气候。近些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一直处于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之中,自由派学者至今已经大体上完成早期思想启蒙的工作。

(一)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及演进

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主张,与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政治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虽然不同的自由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主张加强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和主张分配正义的罗尔斯自由主义一派,与坚持市场至上的哈耶克自由主义和主张权利至上的诺齐克自由主义一派就争论激烈,彼此争夺主导话语权,但都坚守自由主义底线,认为自由在所有的价值中具有优先性,都认同自由、宪政、法治、私有产权、市场经济、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等自由主义核心价值,都主张多元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反对社会主义、国有化等。

鉴于自由主义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以及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多元化理解,要确切对其定义实非易事,但是一般情况下至少会指涉下述观点:第一,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石和思想出发点,平等原则是个人主义原则的内在衍生品。个人主义承认所有个体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也要求个体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利益,同时强调道德意识属于个人的选择。第二,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以赛亚·伯林认为自由包含个人自主克服外界阻碍以扩大自由的积极自由和被动适应以求得不被别人阻碍自我选择的消极自由之分,此种对自由内涵的进一步区分对于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分野和不同理论形式的出现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古典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相继出现。同时,自由主义强调法治前提下的自由,追求自由和秩序之间的平衡。第三,自由主义本质上属于一种普遍主义。其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人群中跳脱出来,抽象地强调人的普遍价值、道德的普遍意义和法治的普遍有效性。

秉承上述原则,自由主义试图构建一套有关个人、国家和社会的系统理论。自由主义哲学坚持相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个人至上理论;政治自由主义以多元民主论为主要主张,包括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宪政制衡理论、多党制和“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等内容;经济自由主义主要强调国家有限干预经济,包括私有财产权理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企业制度等内容;社会自由主义理论则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以“积极自由”为理论基础,强调平等的自由。

该种西式政治意识在晚近30年的改革中,究竟有多少内容已经被移植到了中国本土?改革开放以来,自由主义主要作为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意识的挑战者在中国发展和传播,其间与中国现实政治紧密交织,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激烈对峙阶段,带有显著的政治激进主义色彩。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主张是在执政党领导广大民众声讨“四人帮”、批判毛泽东晚年专断、揭示现行体制的封建遗迹的旗号下提出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思想热潮中,京、沪等地出现了“西单民主墙”事件和“解冻社”等批判社会主义、反对国家政权、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人权”的政治活动。之后,执政党政府着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试图在思想理论战线加强意识形态斗争举措,但并未成功阻止一些自由主义知识精英继续活动,以“反传统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形式在民众尤其是学界和青年学生之中扩散影响,进而,将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异化论相联系,主张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或者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宣传全盘西化的最大成果体现于1988年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宣告儒家文化必将被西方文化所取代。1986年开始,一些大城市多次发生学潮,直至1989年的天安门政治风波。

在执政党政府以强力平息政治风波后,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此后整个90年代是自由主义转为保守、在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和国家政权缠斗中实现某种契合的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和确立,自由主义派致力于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一方面,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之后,自由主义派很快获得了话语空间,一些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成为政府智囊和媒体“公知”,主张不加限制的自由竞争和全面私有化,个别学者还提出了“腐败有利论”。在其影响下,十五大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卖”字当头的国企改革恶潮,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化为少数人的私产。另一方面,主张法制分权,倡导“弱政府”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模式,倡导公民权利即人权观的政治意识,提出告别革命、批判民族主义。

演进至90年代末,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然成为具备相当影响的政治意识流派,开始进入其完整阐释和系统宣传的阶段。1997年7月,《顾准日记》序言中对顾准自由主义学者的定位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公开亮出旗帜的标志;当年11月的《南方周末》评介自由主义学者伯林的文章成为及时跟进的初步宣传。这一公开亮相即刻引发时谓“新左派”与之论战。双方互相发表系列文章,围绕对当代中国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国情和现实积弊的判断以及双方的价值观等问题激烈争论,掀起中国学术界一轮思想热潮,自由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著作也随着论战的扩展不断译介出版,无论来自自由主义学者抑或客观研究自由主义者的研究,全面覆盖自由主义的概念内涵、基本原则、价值体系、内在逻辑、哲学基础、历史发展、思想流派、类别划分、人物研究等方方面面,进一步扩大了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部分自由派学者在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比较研究后指出,两者一直存在互相借鉴合流的可能,当今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多为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或中间偏右的自由社会主义者。

审议民主是晚近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出现的理论动向。由于西方社会不满代议制民主中的诸多弊端而使建立在代议制民主之上的审议民主得以兴起并发展起来。西方审议民主最显著的一大理论前提是其建构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之上,以代议制为基础,因此,审议民主论的兴起较为晚近,是在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都较为完备的基础上出现的,具有西方发达社会的现实背景,共享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发达理论资源。

(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述评

自由主义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还是已经融入中国现代社会的制度实践之中?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阶段入手点评,可以清晰理清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特点。结合前面的论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一阶段表现为显著的政治激进主义。无论是在反封建反专制旗号下对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还是以民族虚无主义看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抑或其全盘西化的主张和依循思想、经济和政治顺序的改革,甚至进行颠覆现有政权的政治动员实践,都体现了这一时期自由主义的偏执和过激。

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将重点转向体制内的竞争,致力于经济自由、法制分权的制度设计,冀望体制内“静悄悄的革命”,因此,格外注意避免与国家政权和执政党主导的政治意识发生正面交锋,并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找到了与国家政权体制的契合点,古典自由主义可谓这一阶段国内自由主义的主流。

至20世纪90年代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开始从部分人急功近利颠覆传统、批判现实的思想工具转变为学术界的系统化核心话语之一,借助与“新左派”的论战,通过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得到了大力推介和宣扬。部分自由主义学者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借鉴补充可能性的提出,也表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不仅在实践中寻求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契合来光大自我价值,而且试图为这种努力提供理论支撑,体现了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贯逻辑。

进一步思考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上述策略性努力。就理论上或者基本价值而言,这套理论已经在西方卓有成效地运行了两三百年,成就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问题的重点在于,西方的成就未必能够移植到中国。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它们在历史上长期机械地坚持一些所谓普世性的基本价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样本,严重忽视了西方世界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严重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排斥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本土意识。

中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自由主义的价值目标诉求迥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如何解释“平等”的原则。这里的解释不仅包括对于“平等”的具体诉求,而且包括如何给予平等在现代性价值系统的秩序安顿。通常说来,自由主义会主张自由优先,而社会主义会主张平等优先;自由主义所说的主要是法权的平等,而社会主义会主张经济平等;自由主义一般主张自由的基础是产权,是自由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则主张经济的国有的或公有制度是保证经济平等的最重要手段。

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也注定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步履维艰。关于自由的内涵,自由主义追求个人政治权利上的自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的“自由”,指涉一种自己做主、不受外来压迫和限制的精神自由,含义截然不同。关于自由的主体,儒家社会有关“自由民主”的教育文化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个体人格的养成,追求道德上“人”的精神自由,迥异于西方提倡的个体本位和个体自由,后者将人的目的性与工具性割裂对待,认为自我的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其他人只是实现我目的的工具。关于自由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思想的实质是从维护统治和社会稳定出发,关注民心向背,注重行政权力对现实生活的控制作用,而自由主义者崇尚自由是个人的选择,是满足个人经济、政治利益的现实需要。关于自由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价值取向是从国家和整体利益出发,强调个人的自由融入社会;而西方语境下的自由认为井然有序的法治社会只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实现的工具和手段。该如何吸收这套理论中的优秀内容,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注入新鲜血液,成就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这绝非一个简单的依靠启蒙、依靠宣传、依靠引导便一蹴而就的任务,还需要考虑与社会文化制度的土壤互相作用的问题。

此外,一些学者也指出,自由主义只是达到民主的工具,而不是民主政治的目的。部分学者坚称,严复严重误解了英国的自由主义。出于对国家富强的极大渴望,严复把自由视为达到富强的手段,从而牺牲了自由的内在价值。自由不再是内在于个人的权利和价值,而成为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乃至将其扩大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误区所在。

近年来,部分自由派学者逐渐摆脱西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幼稚病,寻求西方优秀要素和中国的现实政治相结合的发展路径。对审议民主的研究正是寻求的发展路径之一。观察审议民主的表面主张,似乎审议民主论就是针对自由主义民主论而生,但是从兴起的理论背景究其实质,它又离不开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它的建构是从精致入手,从解决深入具体、体现人性的问题入手,解决代议制民主无法解决的某些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取代自由主义民主。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审议民主依然具备一定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审议民主作为一种新引进的政治思想和理论资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种补充性解决方式,具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审议民主在中国的适用度具备一定的边界,可以在不关涉根本制度的层面上修补代议制的某些不足,可以与中国自有的政治协商民主制度和基层协商民主因素有机整合,但正如其不能取代西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一样,并不能以之取代执政党的社会主义民主。

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意识格局来看,执政党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理论是中国国内现存的主要的政治意识派系。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这两种政治意识及其与中国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鉴别吸收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精粹为我所用,既需要中国当代政治家和理论家的高超智慧,也需要特殊的历史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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