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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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封建制度的黄昏试读：
今天，我们怎样读中国传统经典
一
2007年到2011年，我在“敏隆讲堂”连续开设了十三期共一百三十讲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课程。那是个通史课程，将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做了一次整理，其基本精神主要是介绍过去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许多重大、新鲜发现与解释，让中国历史不要一直停留在“新史学革命”之前的传统说法上，所以叫做“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这套“经典里的中国”在基本取径上，仍然是历史的、史学的，等于是换另一种不同的方式，重讲一次中国历史，希望降低个人主观的选择判断成分，让读者能够从原典来认识、了解中国历史。
从原典认识、了解中国历史，牵涉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幸运条件。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文字，两千多年之后，我们一般人竟然都能不用透过翻译直接阅读，光靠直觉就能掌握其讯息大概，再多费点工夫多些解释，还可以还原大部分的本意。中国古文字和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这套文字，有着明显、强烈的延续性，现代通用的大部分文字其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诗经》《尚书》，小部分甚至还能再上推到甲骨、金文。尽管在文法上有相当差距，尽管字义不完全相同，但古文字和现在文字在运用上，有着容易对照的规律可循。
这是人类文明的奇特状态。世界历史上实在找不到另一个例子，从公元前三千年到现在，同一套文字、同一套符号与意义结合的系统，五千年来没有断裂消失，因而可以直接挪用今天的文字习惯，来接近几千年前的文献。
高度延续性的文字传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也让中国社会付出了相对的代价，才造就了现实中我们每个人身上极为难得的能力。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认知、善用如此特殊的能力吧！
二
阅读原典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历史有其原初的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累积、解释、选择，才形成了种种对于历史的叙述说法。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听过了别人给的历史叙述说法后，应该会想要回到原初材料，一方面看看历史学者怎样从材料里炒出菜来的过程，一方面也自己去覆按、检验历史叙述的对错好坏吧！
我们听过课本介绍《诗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听过许多从《诗经》中撷取材料来重建西周社会面貌的说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读《诗经》，或许你会发现《诗经》的内容和你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你也可以覆按你原先对西周的认识和《诗经》所显现的，是不是同一回事。不管是哪种经验，应该都能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吧！
阅读原典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产生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献，记录的毕竟都是人的经验与感受，我们今天也就必然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与其经验、感受彼此呼应或对照。也就是，我们既能够从中读到相似的经验、感受，隔着时空会心点头，也能够从中读到相异的经验、感受，进而扩张了我们的人生体会。
源于史学训练带来的习惯与偏见，必须承认，我更倾向于从原典中获取其与今日现实相异的刺激。历史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看到人类生活的全幅可能性，进而挑战、质疑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种种现实状况。这是历史与其他学问最根本的不同作用，也是史学之所以存在和无可取代的核心价值。
三
前面提到，拥有延续数千年的文字，让中国社会付出了相对的代价，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影响了中国传统看待历史的态度。没有断裂、一脉相承的文字，使得中国人和前人、古人极为亲近，关系密切。历史因而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一门研究过去发生什么事的独立学问。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形成无法切割的连续体。
理解历史是为了要在现实中使用，于是就让后来的观念、想法，不断持续渗透进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叙述中。说得严重一点，中国的传统态度，是一直在针对现实所需、以现实来改写历史。后世不同的现实考量，一层层叠在历史上，尤其是叠在传统经典的解释上。因而，我们不得不做的努力，是想办法将这些后来叠上去的解释，倒过来一层一层拨开，看看能不能露出相对比较纯粹的原始讯息。如此我们才有把握说，从《诗经》中，我们了解了两千年前至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某种社会或心理状况。或是尽量放在周初的政治结构下来呈现《尚书》所表达的周人封建设计，而不至于错置了秦汉以降的皇帝制度价值，来扭曲《尚书》的原意。
意思是，我不会提供“传统”的读法，照搬传统上对于这些文本的解释。许多传统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说法，特别需要被仔细检验，看看那究竟是源自经典原文的意思，还是后来不同时代，因应其不同现实需求，所给予的“有用”却失真的解读。
将经典文本放回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在那个特定背景下，而非从一种忽略时代的普遍角度出发，来读这些传统经典，这是关键的前提，也是“历史式读法”的操作性定义。
在“历史式读法”的基础上，接着才会有“文学式读法”。先确认了这些经典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它们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代，由过着和我们很不一样的生活的先人们所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就能排除傲慢、自我中心的态度，培养并动用我们的同理心，想象进入他们那样异质的生活世界中，去接近他们的心灵遗产。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拓展自己的感性与知性能力，不仅了解了原本无法了解的异质情境，更重要的是，还感受了原本从来不晓得自己身体里会有、可以有的丰富感受。感受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提供的经验，只存在于古远时空中的经验，却借文字跨越了时空，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以新鲜、强烈的刺激。
正因为承认了经典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空环境中，当我们对经典内容产生感应、感动时，我们有把握，那不是来自现实的考量，断章取义地去“appropriate”（套用）经典，而是这里面真的有一种普遍的人间条件贯穿着、联结着，带领我们去拥有对于人性与人情的更广大又更精细的认识。
四
我的做法，是找出重要的传统经典，从中间撷取部分段落，进行仔细解读，同时以这些段落为例，试图呈现这部经典的基本面貌，并说明文本与其产生时代之间的关系。
传留下来的中国经典规模庞大，要将每一本全文读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文本中有很大部分，和我们今天的经验有很大的差距，读了并无助于理解现实，却能让我们心中产生异质的好奇感。因而我选择的策略是，一方面从原典中选出一部分现代读者比较容易有共感的内容，另一方面则选出一部分可以传递出高度异质讯息的，让大家获得一种跨越时空的新鲜、奇特刺激。前者带来的效果应该是：“啊，他说得太有道理了！”后者期待在大家心中产生的想法则是：“哇，竟然有人会这样想！”
解读的过程中，会设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环境中，产生了这样的作品？当时的读者如何阅读、接受这部作品？为什么承载如此内容的作品会成为经典，长期传留下来，没有被淘汰消失？这样一部作品，发挥了什么影响作用，以至于使得后来的其他什么样的典籍或什么样的事件、思想成为可能？前面的经典和后面的经典，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几个问题，多少也就决定了应该找什么样的经典来读。选择的第一条标准，是尽量选择具有原创性、开创性的作品。在重视、强调历史和先例的文化价值下，许多中国书籍是衍生性的。去看看《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其中光是解释《论语》的，就有超过一百本。不能说这些书里没有重要的、有趣的内容，然而它们毕竟都是依附在《论语》这部书上的衍生产物。因而我们就知道，优先该选、该读的，不是这里面的任何一本解释《论语》的书，而是《论语》，《论语》当然比衍生解释《论语》的书，具备更高的原创性、开创性。
但是，这条标准会有例外。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因为它们都是大量援引了佛教观念来扩张原典说法，进而改变了魏晋以下中国人对“老庄”的基本认识，所以，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是衍生的，但实质上却藏着高度的开创性，因而也就应该被选进来认真阅读。
第二条标准，选出来的文本，还是应该能让现代中文读者读得下去。有些书在谈论中国历史时不能不提，像是《本草纲目》，那是中国植物学和药理学上的“重镇”，但今天的读者面对《本草纲目》，还真不知怎么读下去。
还有，一般中国文学史讲到韵文文体演变时，固定的说法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该读，但汉赋怎么读？在中国文字的扩张发展上，汉赋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汉朝的人开始意识到外在世界与文字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很多事物现象找不到相应的字词来予以记录、传达，于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动，要尽量扩充字词的范围，想办法让字词的记录能力赶上复杂外界的繁乱光景。然而也因为那样，汉赋带有强烈的“辞书”性格，尽量用上最多、最复杂的字，来炫耀、表现写赋的人如此博学。
汉赋其实是发明新文字的工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文章，有其要描述、传达的内容。多用字、多用奇字僻字是汉赋的真实目的，至于字所形容描述的，不管是庄园或都会景观，反而是其次。描述一座园林，不是为了传递园林景观，也不是为了借园林景观表现什么样的人类情感，而是在这过程中，将园林中的事物一一命名。汉赋中有很多名词，一一指认眼前的东西，给它一个名字，也有很多形容词，发明新的词汇来分辨不同的色彩、形体、光泽、声响等，相对的动词就没那么多。汉赋很重要，绝对值得介绍、值得认识，却很难读，读了极端无趣。真要读汉赋，我们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认、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很难有阅读上的收获，比较像是在准备中小学生的语文竞赛。
还有第三条标准，那是不得已的私人标准。我只能选我自己有把握读得懂的传统经典。例如说，有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并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那是《易经》。尽管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关于《易经》的解释，尽管到现在都还一直有新出的《易经》现代诠释，然而，我始终进入不了那样一个思想世界。我无法被那样的术数模式说服，也无从分判究竟什么是《易经》原文所规范、承载的意义，什么是后世附丽增饰的。遵循历史式的阅读原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谈《易经》。
五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不只是选书读，而且从书中选段落来读。传统经典篇幅长短差异甚大，文本的难易程度差异也甚大，所以必须衡量这两种性质，来决定选读的内容。
一般来说，我既将书中原有的篇章顺序，当作书内容的一部分，也将书中篇章的完整性，当作内容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除非有理由相信书中顺序并无意义，或为了凸显某种特别的对照意义，否则，我尽量不打破原书的先后顺序，并且尽量选择完整的篇章来阅读，不加以裁剪。
从课堂到成书，受限于时间与篇幅，选出来详细解读的内容，可能只占原书的一小部分，不过，我希望能够在阅读中摸索、整理出一些趋近这本原典的路径，让读者在阅读中逐渐进入、熟悉原典，培养出一种与原典亲近的感受，来作为未来进一步自行阅读其他部分的根底。打好这样的根底，排除原本对经典抱持的距离感，是阅读、领略全书最重要的开端。第一章以传解经记录历史的格式《春秋左氏传》是中国最早的“传”体著作。传的功用，是解释经，《春秋左氏传》的书名就告诉我们，这是一本依附于《春秋》而成立、解释《春秋》的书，因为解释《春秋》的传有好几本，所以用左氏的名称来和《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区别开来。“春秋”原本是个通称，而非专有名词。周代出现了一套记录国家大事的固定格式，以时间编年顺序为架构，先列出“年”，底下再用“时”，也就是季节及月份细分事件前后。这种记录法最典型的句子是：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夏五月……秋七月……“元年”指的是这个君王初即位的第一年，所以正月改元，而“正月”之上一定会加上标示季节的“春”。同样的，每一个月份都要加上所属的季节，夏五月、秋七月，等等。
在文本中，季节极为凸显，春、秋经常出现，所以就将这样的编年记录体裁称作“春秋”。
我们无法确知，周天子王廷是不是也有“春秋”，这种体裁是不是从天子王廷建立、流传出来的？史料上能看到的，是到东周时，有好几个封国都有自己的编年记录，也大致采取这种“春秋”形式，而其中最重要的——记录最详尽，保存最好——是鲁国的记录文献。
究竟是因为《鲁春秋》保存最好、流传最广，所以取得了经的地位；还是在因果上倒过来，因为其他原因，《鲁春秋》被认定为经，成为王官学中的一部分，使得《鲁春秋》得以有更好的机会广为流传、保存，我们也无法确知。我们能知道的只是，周人的王官学，也就是贵族教育的内容中，很早就有“春秋”这个项目，东周之后，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六艺”中，“春秋”一项就以《鲁春秋》为其主要内容。
我们今天讲到《春秋》，概念中那是历史，那是历史记录。从历史记录的角度与标准看，早在宋朝时，王安石就嘲笑《春秋》是“断烂朝报”。“朝报”意为里面只有官方活动记录，谁和谁盟会，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打仗，除此几乎没有别的；而且就连官方活动记录，都记得很简陋、断断续续且充满缺漏，所以说是“断烂”。
现存《鲁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开始，记录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前后两百四十二年。《春秋》记录了两百四十二年，全文却只有一万八千字左右，算一下，每年平均只分配到七十个字，其中还要扣掉像“春王正月”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套语呢！今天随便一份报纸，光是前面四个要闻版的字数加起来，差不多就和《春秋》记录两百四十二年的字数相当了。我们能怪王安石用“断烂”来形容《春秋》吗？掌握来龙去脉
不过，前提是我们认定《春秋》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我们认定先有这样简单、简陋的《春秋》经文，然后才有解释经文的《左传》。
先有经，才有传，在面对像《毛诗》或《尚书大传》时，没有问题；在面对《公羊传》、《谷梁传》时，也没有问题。《公羊》、《谷梁》都是依循着《春秋》的文句对应解释的。
但面对《左传》时，我们却必须稍微小心一点，不能如此理所当然、想当然耳。表面上看，《左传》也是依傍着《春秋》，《春秋》经文起自鲁隐公元年，《左传》记录也起自鲁隐公元年。但是《春秋》结束在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十三年的内容。也就是说，作为解经的传，《左传》里竟然有十三年的解释，没有对应被解释的文句。
另一个问题，《公羊》、《谷梁》主要在解释《春秋》文句的意思，进而挖掘、分析对《春秋》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左传》中也有这种直接解释文句的部分，但《左传》里更多的，《左传》真正的内容主体，却是“以事解经”。也就是说，将《春秋》中简单的三言两语记录加以展开，让读者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原其相对比较复杂的过程。
因为以事解经，所以事，而非理，才是《左传》的重点。也因此才可能出现鲁哀公十五年之后，有传无经的奇特现象。事实上，那就是从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大事纪，说明了那十三年间发生了哪些事。
换个角度看，鲁哀公十五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的《左传》内容，不会因为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而失去意义，仍然可以独立地提供我们对那些年间历史变化的讯息，那么有什么道理认定《左传》其他两百四十二年以事解经所记录的“事”，不能独立于经文存在吗？没有经文，不用对照经文，占《左传》绝大部分篇幅的事件记录，独立来看，都是重要的历史；《左传》根本就可以独立于《春秋》之外，自成一本丰富而精采的史书啊！
还有，《公羊》、《谷梁》的作者，可以对着《春秋》的文字，讲出他们大部分的解释，《左传》却不可能。《左传》的作者再怎么了不起，都不可能从《春秋》经文中简单的“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几个字，读出从郑武公娶妻开始，到后来庄公和太叔段的兄弟之争，再到太叔段逃到鄢等等复杂的过程。显然，写《左传》的人，手中必须有别的记录，才能依照这些记录补充《春秋》中没有记载的细节。
然而，《左传》运用的这些材料，为什么《春秋》的作者看不到？还有，为什么《春秋》的作者不运用这些材料，把事件说明清楚呢？
答案的关键在：《春秋》的撰写用意，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着眼于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功能的。《春秋》所关心的，回到那样的时代环境下，是借由文字将现实事件和应然礼仪、秩序、道理、原则，进行比对，并且将比对结果固定下来，供当时人及后人学习参考。也就是说，《春秋》的重点不再记录发生了什么事，而人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事的意义，放在封建礼仪秩序下所展现出来的意义。
换另一个方式说，《春秋》的核心功能是“正名”，找到符合封建礼仪道理的方式将现实事件写下来，传留下去。孔子说“必也正名乎”那样的价值观念，应该是有周代封建，至少是鲁国文化传统为背景的。以血脉为基础的封建秩序
让我们试着从中国文字演进变化的过程，将这套逻辑说得更清楚些。
中国文字最早是作为一种宗教性的神秘符号出现的。商朝时，文字是商人发明、独占的权力工具，用来传达、记录和天上祖宗神灵之间的沟通讯息。其运作类似于“三太子扶乩”时在沙盘上写下的符号，或是道教里的灵符。那样的人为记号，一般人都看不懂，只有极少数人声称他们可以从中解读出神秘意志的告示，甚至可以借由这套符号和虚无飘渺的异界沟通，让异界的力量为我所用，趋吉避凶。
商周之际，统治的模式有了巨大的转变。周人学习、套用了商人发明的文字符号，却明确抛弃了商人那种“神道设教”装神弄鬼的思想，给了文字不同的用途。在周人手中，文字和青铜器的结合，产生了一种抗拒时间、抗拒遗忘、抗拒变质的效果。用文字写下来，刻铸在不坏不朽的青铜器上，那么这件事就被明确地固定下来了。
周人“翦商”，取代商人原有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彻底改变了统治的安排方式。他们用封建原则取代了原本的“共主”架构。封建的基础，是亲族、宗族关系，将源于父母兄弟亲戚的人情互动，推扩出去，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组织。领有这块封地的人，是天子的弟弟，这个国也就必须对天子负担和弟弟一样的礼仪与行为责任。这个国君是那个国君的侄子，那么两国之间，也就自然形成了叔侄关系。
所以封建秩序的根本与开端，是确认彼此之间的亲族关系。而亲族关系很容易随时间、随世代延递而变得不确定。你当然知道你的兄弟是谁，但对堂兄弟，也就是叔伯兄弟，你就不见得都能够记得明白、认得清楚了。更不要说到第三代、第四代，家族开枝散叶出去，彼此关系要如何一一记得、一一遵守了。更何况，周人亲族开枝散叶和他们的封建开拓同时进行，周公子孙被封到离中央千里外的东方，召公子孙则封到离中央千里外的北方，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谁还认识谁啊？
因而，周代封建竟然能够维持几百年，国与国仍然基本按照亲族关系保留彼此地位与权力义务，一是靠复杂严密的礼仪，二就是靠文字。而且复杂严密的礼仪，往往也要靠文字才能代代完整传留下来。
周初有一套特别的安排，叫做昭穆制。这是出于协助记忆亲族关系的一种设计。简单说，就是将单数代和偶数代分别开来。在宗庙祭礼上分成左右两边。一、三、五、七……代在一起，二、四、六、八……代在一起。一边叫昭，另一边叫穆。如此一来，就将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减半划分。你知道你属昭，遇到同样属昭的，就知道两个人要么同代，要么差两代。若是遇到属穆的，就知道他要么高你一代，要么低你一代。在辨识记忆上，排除掉一半错误的可能性，上一代下一代的年岁差异，很容易混淆，很多人会有年纪比你小的阿姨、叔叔，但相对比较不容易有和你年纪相当的姨婆、叔公吧？
这是很聪明的设计，而且符合隔代彼此亲近的人性习惯。做爸爸的经常会在管教上和子女关系紧张起冲突，做祖父的，相对就会对孙儿比较宽容。所以昭代与穆代之间存在对抗、竞争气氛，而昭代、穆代内部却是和谐和乐的。
从昭穆制我们看得出来：避免亲族淆乱，确认彼此关系，在周人生活中极其重要。即使有了昭穆制，只要时间拉得更长些，还是难以避免产生错乱。
还好，周人手上拥有一项比昭穆制更好用、更有效的工具来避免错乱，那就是文字。可以用文字记下每个亲族成员的辈份位置，那就构成了源远流长，传了两千多年的族谱。不只如此，更好的还能用文字记下不同亲族辈份位置之间的彼此对应关系与礼仪，让彼此的行为规范，也能不受时间侵蚀改变。倒过来，又以日常礼仪规范加强对于亲族关系的认同。
封建制起于自然的人际亲属关系，然而要能维持封建制几百年之久，绝对不可能单靠自然亲属感情，需要很多的人为设计与努力。对周人而言，亲属关系同时就是政治关系，亲属关系破裂失序，必然带来政治关系上的破裂失序。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必也正名乎
今天留下来的《鲁春秋》，提示了我们这些列国史记可能的起源与功能。借由像《春秋》这样的书写，各国保存自己和天子以及其他诸国间的亲族记忆，并且一次又一次在书写中固定、确认不同亲族关系间的“对待之宜”。换句话说，《春秋》和其他类似的诸国史记，是当时的封建教本，用来反复申说传扬封建赖以运作的各层对待规范。
一国之内，卿士大夫和国君之间，有来自封建亲族的权利义务。国与国间，有来自封建亲族的权利义务。各国对周天子，也有来自封建亲族的权利义务。算算，到《鲁春秋》开端的鲁隐公元年，周封建制度已经存在至少三百年了，亲族发展变得多么庞杂，相应地，这些权利义务关系也会多么庞杂！
亲族愈庞杂，要维系封建秩序，就会有愈来愈强的“正名”冲动。放回周代环境，正名绝不是简单的事。那不是在字面上考究正确定义的活动，而是申说确认：在封建秩序下，这个亲族名称应该连带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要求，拥有这样的亲族头衔，就应该“实符其名”做到怎样的正确行为。《论语》中记录的对话，是发生在卫国，子路问孔子：“要是卫国国君愿意用你，你认为最先该做的大事是什么？”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有意思的是，子路的冲动反应是大大不以为然，对老师说：何其迂也！你的答案怎么这么老套，或你的答案怎么这么不切实际啊！然后，孔子训子路：“你太粗鲁了！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别乱发表意见。”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卫国当时陷入父子争夺王位的尴尬局面，孔子的正名显然是针对这件事而来的。从孔子的价值信念看去，一个父不父子不子的国家，是不可能好好治理的，一定得优先处理这个根本问题才行。可是就连孔子的大弟子，才比孔子年轻九岁的子路，都没有这样的信念了，子路想的，显然是更加直接的治理方案。
从西周进入东周关键的变化就是，旧的封建规范逐渐被边缘化、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国自我中心的打算，不再感觉到应该要在完整的封建架构下依照所据的位置行事。这正是孔子最担心、最看不过去的。
国与国之间该如何和平相处，靠的就是回到这套封建秩序中，清楚辨认彼此的亲属关系，模拟亲属关系的上下远近来安排，各安其位就不会有问题。反过来，如果亲属位分被遗忘了，或更糟，被刻意忽略了，就必然产生脱序的现象。《春秋》的本意，不是记录发生了什么事。从《左传》叙述的丰富史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一定另有其他比较详细叙事的材料。《春秋》是要将这些事情在封建亲族架构下的意义，给固定下来。《春秋》的简明扼要，不是出于限制，而是刻意的。《春秋》假定读这份文本的人，都知道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至少知道要去哪里找对于事实的记录，《春秋》没有要和蔼可亲地跟你说故事，而是板着脸孔教你这每一件事背后的价值、道德教训。
不是所有发生的事，都值得被记录下来。更进一步，就算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大事，也不必然就值得被写进《春秋》里。《春秋》有很不一样、很明确的选择标准，特别凸显出那些和封建秩序有关的事件。严重破坏封建秩序的，或在艰难环境下仍然努力信守封建秩序的，是《春秋》记录的首选。经传并存才有意义
理解这样的时代用意，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春秋》根本的内在矛盾。那是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现实发生的事情，《春秋》要透过文字，给予“正确”的记载。这意味着，许多事件中间带有的“不正确”、“不应该”的过程或细节，会在记录中被牺牲掉。
例如，鲁昭公二十三年，《春秋》经文记载：冬，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字面上的意义说，那年冬天，鲁昭公要去晋国，到了黄河边，却因为生了病，所以没有渡河到晋国去，就返回鲁国了。
这是正名的写法，记的是应然，却显然不符合事实。事实是：那一年鲁国侵略旁边的小国邾娄，侵占人家的土地。邾娄去向当时的霸主晋文公告状，晋国就要鲁国解释其行为，鲁昭公派了使者前去晋国，结果使者被晋国扣留不放，鲁昭公害怕了，只好自己出马要去晋国说明，没想到，在晋国边界上，竟然被晋国拒绝招待。碰了一鼻子灰，鲁昭公去不了晋国，自己退回来。
事实如此，可是从鲁攻邾娄，到晋睥睨鲁君，每一个环节都是违背封建之义的。《春秋》的对待方式，就是不承认这些悖礼的做法，在封建礼仪中，鲁国君要去同属姬姓兄弟之邦而且都是公国平等层级的晋国，只有一种合礼的情况会解释出发了却到不了，那就是鲁君自己生病，所以《春秋》就把这件事记成“公有疾，乃复”。
我们今天一般的读者，看这段文字“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都不可能知道背后的来龙去脉，也就绝对不可能了解《春秋》这样写的用意。奇怪了，如此一来，《春秋》要正名的功能，不也就没有效果了吗？
所以，《春秋》从来无法独立存在。要发挥彰显封建应然秩序的作用，《春秋》至少需要两个配套——一是相应的事实记录，让人家了解原来鲁去打了邾娄，而晋国是当时负责维持秩序的霸主，鲁昭公是碰壁而回的；二是对于实然与应然差异的解释，说明：事实是这样，记录却是那样，中间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
因而，《春秋》应该一开始就是经传并存的，经的本文附随着解释经的文字，同时构成王官学的内容。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一开始，《春秋》的传文，应该就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像《左传》这样，补充事件实然记录的；另一种是像《公羊传》，专注于整理应然与实然间差距规则的。
传是解经的。而在诸经之中，《春秋》成文的年代，明显晚于《易》《尚书》《诗》，但《春秋》的传却出现得最早，而且构成了发达的传统。据汉朝的记录，就有五家解释《春秋》经文的传——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夹氏，后面两家后来失传了，前三家则得以流传下来。《左传》虽然也有对《春秋》文字上的解释，但那只占很小一部分，主要的部分，是以事解经，将实然的事件铺排出来，可以供人和《春秋》经文的记录方式互相参照对应，如此来显现《春秋》正名的精神与手法。谁是左丘明？《左传》书名来源的一种说法是：其作者为左丘明。从《左传》内容及文字风格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可能有一个作者，从庞大的材料中，选出这些部分，并且予以剪裁齐整。贯穿两百多年漫长时间的记录，如果不是经过悉心整理，不太可能自然呈现出这么统一、漂亮的面貌。
然而，这个作者不太可能是依靠个人之力完成《左传》的。他必须要能看到、能够运用庞大的文献，而且还不只是鲁国一国两百多年间的文献。《左传》中的记录跨了两百四十二年，十二个鲁国国君，要能完成这样的记录，这位作者应该是一个源远流长传统的继承者、集大成者。
左丘明是个什么样的人？很难说。因为传统上，连他的名字都没搞定。究竟他是姓左名丘明，还是姓左丘名明，没有定论。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姓丘名明，前面的“左”字则是他的官名，来自“左史”的简写。这是出自《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言则右史书。《左传》记的大部分都是事件，符合“动则左史书”的说法。
左丘明可能是史官传统中特别优秀的一员。早在商代就有了世袭的史官。若说左丘明出身世袭的左史官家族，那么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他能掌握、运用范围广泛、丰富的文献材料。
不管左丘明是谁，我们今天都要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左传》比任何其他文献都更清楚、完整地保留了公元前8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东周列国间所发生的事。这也就是今天被通称为“春秋”的历史时期。“春秋”之名源自《春秋经》，不过若是光看《春秋》经文，我们只能对那个时代雾里看花，很难谈得上认知了解，“春秋”的人与事，今天我们能够谈论“春秋”的历史，其实主要靠的是《左传》所提供的札实内容。《左传》帮助我们在两千多年后，都能够具体感受到什么是封建秩序，封建秩序中人们如何思考、如何行事，也能够具体感受到，这样一套存在了几百年的秩序逐步衰颓瓦解，对这些人的生活、感受，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当然，《左传》也有其限制。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什么平民百姓的活动。《左传》的核心，和《春秋》一样，是这个时代的列国关系，是在封建秩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那就无可避免以国君、卿士大夫的贵族阶层为主角。第二章封建秩序崩坏史霸主崛起的关键时刻《左传》大不同于《尚书》，其文字风格和后来的中文紧密相接，而且其描述、议论，有着特殊的感染力量。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散文的源头，也是一两千年来，中国士人必读、必学的文章范本。一直到21世纪，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没有断绝从《左传》中选文来教文言文的做法。
透过选文的方式读《左传》，可以读到好的文章，还能读到好的故事，却没有办法获得对《左传》较为全面的观照，尤其是无从掌握《左传》作为传，和《春秋》经文之间的关系。
要弥补这样的缺憾，最好的方法是选一个大段，而不是单独故事来读。不只看《左传》中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文章，同时看一下《左传》用什么样的顺序排列文章，有什么样的结构。
让我们试着从鲁庄公元年读起，按照《左传》原文顺序，对照《春秋》经文来读。鲁庄公年间，正是春秋五霸崛起的时代，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间，形成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周天子权威陵夷，号令难行，于是齐、晋、宋、楚等几个古国、大国，借由军事和外交的操作，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其他国家之上，代替周天子来维持封建规矩，阻止各国任意互相攻伐。
鲁庄公即位之初，还没有霸者。到鲁庄公三十多年后去世时，齐国已经明确据有大家共认的霸主地位，而晋国正经历一场大乱，乱后即位的晋文公，不久后取代了齐桓公。成为新的霸主。过去读历史，我们早早就知道东周前有春秋五霸，后有战国七雄；我前面简单的导论介绍，多次提到封建秩序的崩坏，但春秋五霸如何形成，封建秩序又以什么方式崩坏，很难抽象地理解，若是能依循《左传》的记录，随着《左传》的时间流变，就会有比较具体的感受、掌握。
庄公这三十多年时间中，列国间发生的事，依照先后顺序，一件件在我们阅读中展开，不用刻意解释，我们就能看出“霸”这个角色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那个时代条件下的必要性，同时也就能看出封建秩序如何露出种种破绽，愈来愈难维系下去。而这两件事，封建秩序崩坏和霸者的兴起，在这样的记录中，很明确是因果相连的，旧秩序收束不住，所以需要新角色来压住场面，但是新角色的所作所为又必然继续毁坏旧秩序残剩的基础。实力与旧制度的对抗
鲁庄公元年，《春秋》经文第一条是：元年春王正月。相应的传文是：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这是从文字上的解释，表示《春秋》通例，一个新的鲁君上台即位，写法要像鲁桓公元年这样：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对照之下，鲁庄公元年的记载，明显少了“公即位”三个字。为什么？因为庄公的生母、鲁桓公的夫人文姜，这个时候留在娘家齐国，没有回到鲁国。这是“文姜出故也”的意思。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文姜不在鲁？又为什么文姜不在这件事那么重要，以致改变了《春秋》记录庄公即位的写法呢？这段事件始末，《左传》记录在前一年，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这年春天，鲁桓公有外出行程，是和夫人姜氏，就是文姜，去了齐国。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鲁国的一位大夫申繻特别对鲁桓公说：“女人有丈夫，男人有妻子，不相违背，如此叫做有礼。如果不遵从的话，一定会带来祸患。”这句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一点深意都没有。夫妻为亲族的起源，必须彼此遵守婚约，才算守礼，这样的话，需要申繻来说？鲁桓公会不知道？
继续读下去就明白了。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鲁桓公和当时齐国国君齐襄公在泺这个地方正式会面，然后带着文姜到了齐国。结果齐襄公和文姜私通，鲁桓公知道了，痛骂文姜，文姜就去跟齐襄公哭诉告状。
齐襄公和文姜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两人私通，不只是让鲁桓公戴绿帽，还是乱伦的行为。更糟的是，私通不是第一次发生，许多人早有耳闻，几乎是公开秘密了，所以申繻才会一听鲁桓公要带文姜到齐国去，会给他那样的警告。申繻实际上是要劝鲁桓公改变去齐国的主意吧？传闻纷纷的情况下，让文姜回齐国，岂不是鲁桓公自己在替她制造和齐襄公幽会的机会？
接下来：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发生疑案了。初夏这一天，齐襄公宴请鲁桓公，派公子彭生去替鲁桓公驾车，没想到鲁桓公竟然就死在车上！从上下文看，《左传》对这件事其实已经提供了从动机到死因的解释了。
鲁桓公死于齐，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鲁人显示这时鲁国没有国君了，鲁国的国人向齐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的国君本来在自己国家好好的，是因为敬畏齐王的威望，和齐国有了龃龉，无法安居，才特别亲自到齐国来和齐王会面，修复两国关系。会面的礼仪完成了，鲁国君竟然无法活着回来，如果都没有人为鲁君之死承担责任的话，在诸侯之间恐怕说不过去吧！至少应该要公子彭生受罚，来消除诸侯对这件事的恶劣观感。于是齐国将公子彭生杀了，算是对鲁国赔罪。
这样一件事，大有助于我们感受时代气氛。一方面是齐襄公如何不顾传统仪节，把异母妹文姜嫁给鲁国国君，都还敢明目张胆持续和她私通，更进一步还会为了维护妹妹兼情人，索性谋杀了鲁国国君。如此嚣张，还不是仗恃着齐国是个大国、强国！
但另一方面，即使恶霸如齐襄公，还是不得不受到诸侯集体评判的压力。当鲁人以“恶于诸侯”为由提出要求时，齐襄公还是必须接受、照办。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两种不同的逻辑、秩序并存着，彼此颉颃、角力。一种是大小强弱的逻辑，强在上，弱在下，强者大者说话大声，小者弱者不能不听、不能不遵从。另外一种是传统的封建秩序，由家族亲疏长幼外扩的伦常关系，来判定行为的是非好坏。两种逻辑、秩序在不同的场合中，会有各种互动、消长、妥协，这也正是《左传》这段记录中最常见的内容。裁剪编排凸显争议
鲁桓公因为这样的事死在齐国，文姜当然也就没有立场回鲁国去了，干脆留在齐国。《春秋》上破例不写“公即位”，就是为了凸显这件荒诞悖礼的事。
接着，《春秋·庄公元年》又记：三月，夫人孙于齐。《左传》解释：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三月，文姜留在齐国，放弃了鲁国国君夫人的身份。“孙”同“逊”，放弃名位的意思。这里只用了她原来的正式头衔“夫人”，而不称呼比较私人的“姜氏”，是因为她做了这样的事，等于断绝了和庄公之间的母子关系，基于礼，不能用比较亲昵的称呼。
桓公死，文姜不回鲁国奔丧，等于桓公的丧礼没有完成，所以庄公即位于礼有憾。等到三月，文姜正式留在齐，庄公断绝了和她之间的母子关系，才算于礼无亏。
接下来，《春秋》有这么一条经文：秋，筑王姬之馆于外。《左传》加了简单的解释：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那一年，周平王的孙女要嫁到齐国去，这就是王姬。然而，依照封建层级安排，周天子不能自己主持婚礼，所以要先将王姬送到同姓的鲁国，等于是先过给鲁国国君，再由鲁国国君主持婚礼。鲁和天子同为姬姓，地理上在齐近旁，而且在地位上和齐同属最高层的“公”，所以由鲁来代嫁，最为适合。王姬到了鲁国之后，鲁国为她准备了宫外的房舍暂居（“馆”），这是合乎礼仪的。因为她毕竟不是真正的鲁国公主，还是王姬，应该要有特别的对待，如果将她迎入鲁国宫中，就不对了。
这一年，《春秋》一共有八条记录，但《左传》只就其中三条作了说明。其他五条为什么不解？一种原因是，事件很单纯、很清楚，不需多说。例如“王姬归于齐”，这是前面一条的后续，我们一看就明白，所以后来王姬就顺利嫁到齐国去了。或者像是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陈侯是个重要的贵族，但他的死没有什么复杂的内情，有《春秋》直接记录就够了。
另一种原因，事件的经过合乎礼，没有疑义、没有问题，《左传》也就不须多做补充。例如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要以周天子的名义将鲁国的爵位交给庄公继承，所以周天子就派了荣叔来担当这样的任务，显然荣叔的地位与能力和这样的使命是相称的。
还有另一种更常见的原因，那就是《春秋》记录的事件，会有后续发展，所以《左传》就不急着在这一年多做说明，而是等到事件出现最精彩、最戏剧性或最争议性变化时，《左传》才一并解释。从这点安排上，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与《春秋》经文的微妙差别，《春秋》是严格编年的，《左传》却为了让读者能够掌握事件来龙去脉因果环节，而改以“纪事本末”的方式表出。国际秩序的连锁反应
庄公二年，《春秋》经文一共记录了五件事，但依照上述的原则，《左传》只选了一条来给予补充说明。唯一解释的一条，经文是：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传文是：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强调《春秋》之所以记录这件事，带有谴责意味，要让人家知道，到了二年冬，文姜都还在和齐襄公幽会私通，没有因为鲁桓公之死而有所收敛。这也同时表明了，庄公即位之初，对鲁国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困扰的事，莫过于文姜与齐襄公之间的不伦关系，造成了齐鲁两国间极难预测、控制的变数。
庄公三年，《春秋》经文：三年春王正月，溺会齐师伐卫。传文：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尽管解释只有短短“疾之也”三个字，却就告诉我们，这不是件合于礼法的事。“溺”是鲁国的大夫，他率领了军队加入齐国，一起去打卫国。然而，《春秋》惯例，说到国内的大夫，一般都称“某氏”，这里却省掉了比较尊重的“氏”字，只称“溺”，就表示对溺的行为不认同。为什么“疾之也”？因为溺并不是奉鲁君之令去协同齐国打仗的，他自做主张，动员了自己的人马去的。从前面读下来，我们明白了，当鲁和齐因为鲁桓公之死、因为文姜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时，鲁国的大夫却私自“会齐师”，是什么居心？从鲁国的角度看，很可疑，也很可恶吧！
更进一步看，庄公即位到了第三年，然而他对于鲁国国政并没有足够的掌握。为了文姜的事，鲁和齐关系尴尬，鲁国国内的重要大夫却可以不经庄公同意，自作主张配合齐国军事行动，让庄公情何以堪？从桓公十八年一路读下来，相关条文彼此接续，我们才读得出这份意义来，弄明白了：《春秋》要我们如何理解、如何感受“溺会齐师伐卫”这件事。《春秋》记录一件事的同时，也就在指引读者应该用什么方式看待、评断这件事，记录和价值、叙述与评价，紧密缠结在一起。
下一条经文：夏五月，葬桓王。《左传》的释文只多加了两个字：缓也。实质上只有一个字，“缓”。但一个字就够引导我们去查一下，周桓王到底哪一年死的？周桓王死于公元前697年，而鲁庄公三年，是公元前691年。桓王死了六年之后才下葬，的确很晚。《春秋》特别记录在此，表示一定有迟葬的理由。周桓王死后，由周庄王继位，但实际权力落在周公黑肩身上，他谋策要废周庄王，改立王子克为王。朝中纷扰不休，以至于连替周桓王下葬的大事都延迟了。《春秋》以记录鲁国发生的事为主，辅以相关的诸国动态，对周天子的王廷着墨有限。因而今天我们对于这段时间，周天子的活动，了解不多。不过，换个角度看，这也充分显示出了，东周之后，周天子虽然还是名义上的政治中心，不过王廷本身问题重重，愈来愈难号令诸侯，于是时代的动力、主要的变化也就移转到诸侯列国身上了。
再下一条经文：纪季以酅入于齐。《左传》增加的说明则是：纪于是乎始判。这又是封建秩序瓦解的另一个重要迹象——纪国国君的弟弟（“纪季”）将他的封地酅纳入齐国。所以《左传》说：纪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分裂（“判”）了。大国的存在，影响到小国内部的纷争。本来是兄弟阋墙，出于自卫、也出于报复的心理，弟弟干脆就带着封地投靠齐国，寻求齐国的支持、保护，如此一来，本来就小的纪国变得更小了，本来就大的齐国变得更大了，诸国之间的势力消长，逐渐朝着大者愈大、小者愈小的两极化方向发展。
再下一条经文：冬，公次于滑。《左传》传文：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先看传文后半句，帮我们详细解释了“次”字的正确意思。军队在外，停留一个晚上，叫做“舍”；停留两个晚上，叫做“信”；若是停留两个晚上以上，那才叫做“次”。军队停留时间长短不同，在封建秩序与礼仪上，具有很不一样的意义，那么就要在文字上仔细、精确地分辨出来。因而，《春秋》所记录的是：冬天，鲁庄公带领军队出去，在滑这个地方停留了好几天。
奇怪了，带军队出去，不进不退，在那里逗留干什么？是为了要和郑国国君会面，商量纪国的事。原来这条记录，是上一条的后续，纪国分裂，而且酅的这部分去投靠了齐国，鲁庄公不愿见到齐国得利，就想出兵帮助季侯将酅夺回来。可是光靠自己的实力，他没有足够把握，于是要拉拢郑国一起行动，然而等了几天，最后得到的却不是好消息。郑国国君拒绝了，理由是郑国此时国内本身也不安定，自顾不暇。
郑国之“难”，《左传》前面就记录过了。当时的郑国国君，是子仪。子仪的父亲死后，国君的位子原本是传给了子仪的哥哥郑厉公，然而没有多久，郑国的世卿、大夫不满郑厉公的作为，发动政变，赶走了郑厉公，拥立子仪。可是郑厉公并没有离开郑国，留在自己的地盘栎，持续给予子仪很大的压力。在这种状况下，子仪的确没有条件调军队出国，配合鲁庄公的行动。
因为郑伯子仪没有答应鲁庄公之请，鲁庄公也就只好黯然退兵，这就是为什么“次于滑”的原因，军队出发了，在滑停留好几天，最后没有任何战役、没有任何建树，只留下“次”的记录。
纪这个小国的内部纠纷，先是影响了大国齐，接着又因为齐鲁两个大国的尴尬局势，连带影响了鲁，更进一步，再经由鲁国的打算，又牵动了郑国。这样一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在封建制度中的连环反应模式。合“礼”的侵略《左传》，还有《公羊》、《谷梁》，都凸显了《春秋》的一项特色，那就是对于文字的讲究。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相通的文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一样的说法，在读《春秋》时都不能马虎随便。《春秋》的书写上，几乎没有真正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字词之间都有细腻的差异，就是靠如此细腻的差异分别，才使得《春秋》可以用如此简洁的风格，传递那么复杂的封建秩序评断与背后潜在的原则讨论。
庄公四年，《春秋》经文记录了六件事，而《左传》却相对只有两条，而且其中一条，还不是和经文配合的，说了一件《春秋》经文上没说的事。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受师孑焉，以伐随。楚国是当时的另一个大国，拥有庞大的武力，而“楚武王”这个谥号又告诉我们，这位楚国国君一定是好武、爱打仗的。另外，讲到鲁国、齐国的国君，用的都是“公”，然而楚国国君却是“王”。周代的封建爵位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当然没有“王”，王是天子的称号。但这个时候，地处最南边的楚国，已经打破了封建爵位，僭越地自称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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