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亚玲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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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美国人游说与中美关系试读：

导论

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便提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宏伟目标，其关键是更加强调全球化时代的相互依赖，承认美国国家利益现在更多与跨国关切相互联系。这样，动员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天然优势，通过美国国内的族裔团体与世界各国建立多元伙伴关系，必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要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多元化遗产是一个优势，而非劣势。我们国家里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有犹太教徒也有印度教徒，同时也有非宗教信徒。我们民族的成长受到许多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吸取了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有益成分。”如同奥巴马政府的首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所指出的，在21世纪的美国，“移民团体不只是在大都市很发达，而且在小城镇和乡村也影响很大。一种马赛克已经取代了熔炉，移民现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新社区与其故土相联系”; “美国必须学会将其族裔团体当作未来的海外美国人的来源来思考”。由此而来的，自美国建国之初便已然存在的族裔游说将在美国外交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亚裔美国人及其内部的各次族裔团体也不例外。

族裔游说的可能发展对于争取在美国政治中发挥更大影响力的各族裔故土政府来说，无疑是个重要的政治机遇。就中国而言，大量华裔美国人的政治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既未重大地影响美国政治，也未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进一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动员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尤其是提升其游说能力，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更为长远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移民格局可能发生长期性变化，美国的族裔游说模式也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这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来说也将产生影响。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趋势看，族裔游说及其与爱国主义的关系都将对未来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需要也值得深入研究。

本课题认为，族裔游说是美国普遍存在的利益集团政治游说的一个子集，是各族裔团体通过政治游说提高自身政治参与度的手段之一。一般而言，尽管它也可能仅聚焦于族裔团体的政治参与，但本课题更侧重探讨族裔游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与相应族裔故土关系的影响。当然，本课题探讨作为整体的族裔游说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的根本目的在于提供一个理论和概念框架，以便深入探讨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各个次族裔团体的政治游说，及其对中美关系、中国与相应族裔的故土的关系等的影响。就后者而言，本课题主要覆盖的亚裔团体包括亲大陆华裔、亲台华裔、印度裔、日本裔、越南裔、韩国裔、菲律宾裔等，探讨这些次族裔团体的政治游说实践及其溢出性影响。通过这一考察，本课题还尝试发现美国内政、外交的新结合点，并识别出影响中美关系、中国与相应族裔团体故土关系的新因素。

具体而言，本课题的研究起源于三个核心问题。首先，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游说相比，族裔游说有何特殊性，进而产生了哪些特殊的游说类型和方法。

作为政治游说的一个子集，族裔游说有着相当明显的独特性，那就是它必然面临“政治正确”的问题。鉴于完全同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投入，移民团体往往基于其所拥有的真实或假想的共同祖先、共享的历史记忆以及文化特征，进而形成了一种与主流社会相区别的集体意识。由此而来的某种对立感使得移民团体“天生地是民主国家的不完美部分……跨国种族联系进而是国际关系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方面”。随着移民团体与其故土联系日益密切，新的问题产生了：是否与故土的联系增多必然会成为参与移入国政治的障碍？是否更大程度地参与故土政治事务，就意味着对移入国社会和政治的忠诚度的下降？人们往往认为，在故土政治利益与美国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一种零和关系。维持对故土的忠诚和保持与故土人民和文化的联系，可能被解释为对美国不忠诚和阻碍新的政治认同和参与的习惯的培养。这一困境，是大多数族裔游说都会面临的忠诚于移入国抑或忠诚于故土的爱国主义两难。

爱国主义两难使族裔游说面临着重大困境：即移民团体如何在避免自身的爱国主义被质疑抑或其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同时，为促进/反对其故土利益而进行游说。要缓解或消除这一困境，族裔游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消极游说是在面临不利的政治偏见和对抗性游说压力时的防御性手段，要么选择逃避性的方法，即不参与政治游说或就不涉及故土利益的问题进行游说，略显主动的方法是致力于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为故土利益游说。在当族裔获得游说的合法性、无须担心其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时，积极游说便成了首选，可以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名义为其故土利益游说，具体方法表现为直接为故土利益游说，甚至在为故土利益游说时攻击故土的对立方及其在美国的对立性族裔团体。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斗争史，就充分说明了族裔游说的困境和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策略选择。

本课题考察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亚裔美国人特别是其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政治游说发展，及其为中美关系、中国与相应次族裔团体的故土的关系带来了何种影响。

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对于美国大众政治行为的研究者来说是令人困惑的。尽管多数亚裔移民在过去30年里在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他们仍在为获得政治承认和实现政治参与而努力，因为他们参与主流政治的程度是很低的。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故土相互间形成的历史关系和美国对不同次族裔团体的故土的不同政策，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各次族裔团体的政治游说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既有积极游说，也有消极游说；既有促进故土利益的游说，也有反对故土政府的游说；既有促进自身故土利益的游说，也有反对其他族裔故土利益的游说。正因为这种多样性，尽管尚未成为决定性因素，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仍对中美关系、中国与各次族裔的故土的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快速崛起导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日渐上升的背景下。换句话说，周边邻国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疑虑不仅明确体现在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也明确体现在美国的国内政治、特别是亚裔内部关系中，其表现之一便是各次族裔团体因议题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游说联盟。

本课题重点考察的亚裔内部次族裔团体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华裔，他们的游说对中美关系往往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影响，又包括往往采取消极游说、在证明自身“爱美国”同时尽可能促进中国大陆利益的亲大陆华裔，和往往采取积极游说反对中国大陆利益、促进中国台湾地区利益的亲台华裔。随着中国大陆的日益强大，支持大陆的华裔美国人日渐增多，他们从事政治游说的积极性正不断提高，最为明显的体现是通过游说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赋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国地位，进而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铺平道路做出了贡献。与亲大陆华裔力量的发展相对比，亲台华裔的游说力量正在逐渐减弱。冷战初期的“百万人委员会”和冷战后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的游说，曾为两岸关系带来了重大障碍，也极大地阻挠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二是非华裔的亚裔次团体，如印度裔、日本裔、越南裔、韩国裔、菲律宾裔等。近年来，印度裔美国人的游说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以色列裔美国人的族裔游说团体，其在印美民用核协议签署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其对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日本裔美国人的游说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重点体现在两个案例上，一是二战结束初期试图通过游说影响对日本的战败国地位界定，二是21世纪初试图通过游说否认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不光彩角色。近年来，其他的亚裔美国人特别是越南裔和菲律宾裔美国人也开始更为积极地从事政治游说，试图在诸如南海问题、朝鲜核危机等问题上影响中美关系。

本课题的第三个核心问题是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族裔游说在中美关系和中国与相应族裔故土关系上的影响力上升。族裔游说尤其是亚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不仅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日益碎片化，而且为中美关系和中国与相关方面的关系带来不小干扰。中国应更好地动员华裔美国人开展游说活动，同时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为华裔创造更加有利的游说环境。

本课题的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理论上，本课题将结合对爱国主义和族裔游说的研究，分析美国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逻辑及其对族裔游说的限制，指出族裔游说的两种类型和四种手法，发现美国内政与外交的结合点，为美国外交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本课题也将考察亚裔美国人的参政历史、游说实践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分析亚裔美国人的游说对中美关系及中国与相应的移民来源地关系的影响，指出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国内因素及第三方因素日益重要的影响，为研究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思路。政策上，通过考察族裔游说的发展，本课题指出族裔游说的快速增加将导致美国对外政策的碎片化趋势更为明显，提出对美政策制定中需关注不同议题上不同族裔游说团体的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应对战略；同时，通过考察来自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亚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探讨其对中美关系及中国与相应第三方关系的可能影响，提出整合华裔资源，强化中国公共外交改善华裔游说环境的应对战略。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首先是利用理论、历史与政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移民游说与美国对外政策的相互关联这一问题。本课题将从爱国主义的视角，探讨美国爱国主义影响族裔游说的原理及族裔团体的应对策略，指出族裔游说的两种类型和四种手法。在此基础上，本课题将分析亚裔游说的历史与现实，进而为中国提供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其次是利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重点探讨亚裔美国人的游说对中美关系的外溢性影响。也就是说，通过参与政治游说，族裔团体将中国、美国及相应族裔的故土联系了起来，使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的三边甚至多边的性质。本课题将重点探讨亚裔次团体游说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从结构上将其分为华裔和非华裔游说的影响，华裔内部可划分出亲大陆华裔和亲台华裔，而非华裔则重点考察印度裔、日本裔、韩国裔、越南裔、菲律宾裔等，因为这些次族裔团体的游说与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相应族裔团体故土的关系都有着直接联系。第三是通过对美国相关智库、族裔团体和游说人员的深度访谈，分析美国内部对族裔游说的总体认识及其对亚裔次团体游说对中美关系及中国与相应次族裔故土关系的影响，进而探讨中国如何有效融合华裔美国人资源，强化中国公共外交，改善华裔游说环境，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并间接地贡献于中国与第三方关系的发展。第二节研究现状

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族裔游说将会继续发展：就美国对外政策而言，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必须更多地与国际社会接触，大量的移民资源恰好是联系美国与世界的最佳渠道；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奥巴马当选总统开启了少数族裔迈上美国政治舞台顶端的先例，这极大地鼓励了各族裔的政治参与热情。由此而来地，族裔游说对中美关系和中国与相应族裔故土关系的影响力也正不断上升。与这一日益明朗和强化的趋势相比，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仍存在重大不足。原因不仅在于这一问题仍处于潜伏阶段，还在于这一问题的跨领域性质，它涉及如爱国主义、政治游说、族裔研究、美国对外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等多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既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既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本课题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首先，国内外对美国爱国主义、美国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已有相当研究，但应用于中美关系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

爱国主义在美国政治和外交中的影响非常重大，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移民社会性质。二战结束后，一些学科开始逐渐得到发展，学术界对美国爱国主义的研究开始逐渐向理论化方向发展。例如，莫顿·格罗津斯（Morton Grodzins）于1956年出版的著作《忠诚与不忠：爱国主义与叛国的社会边界》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爱国主义的社会判断；而L.W．杜比（L. W. Doob）的著作《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则从心理学基础的角度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及其可能的差异进行了考察。冷战结束后，学术界的研究更为深入，往往对美国爱国主义加以非常精细的内部区分。学者们不断试图发现不同的爱国主义类型间的质的不同，例如由巴尔—塔尔（D. Bar-Tal）和斯陶伯（E. Staub）于1997年合编的《个人与国家生活中的爱国主义》则是收集了诸多研究爱国主义作品的一部经典，作者们将爱国主义区分为理智的和盲目的两种，并分别对这两种爱国主义在个人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予以分析。而专门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毛里兹沃·维罗里（M. Viroli）从爱国主义思想史的角度，对爱国主义在不同时期里的发展，与民族主义的联系和区别等作了深入考察，并提出了“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的概念——这对本课题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冷战后期，对爱国主义的研究逐渐发展为对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进行区分，往往简单地认为爱国主义便是值得尊崇的、而民族主义便是“坏的”，更有人倾向于将美国人的爱国情感称作“爱国主义”，而其他国家的爱国情感则是“民族主义”。例如，R．科斯特曼（R. Kosterman）和S．费什巴赫（S. Feshbach）的量化比较研究认为，民族主义是团体内积极评估的有害方面，因为它包含了这样的观点，即祖国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因此也应当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爱国主义则是这种团体内积极评价的积极方面，因为它代表的是对祖国的依恋情感、同时并不存在对外部团体的贬抑性观念。

多数学者认为，美国爱国主义重大地影响着其外交政策，特别是在战争期间甚至可能被歪曲利用。冷战时期，对美国爱国主义的考察很多与美苏关系密切相关，如R．怀特（R. White）的《恐惧的战士：美苏关系的心理层面》就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冷战结束后，哈里·多尔利（Harry M. Dolny）的《爱国主义与战争：对海湾战争的支持》则以1991年的海湾战争为案例，对爱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主要从部落主义的爱国主义（tribalist patriotism）与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globalist patriotism）相对比的角度，贝蒂·克莱格（Betty J. Craige）认为美国的爱国主义在冷战后更接近于部落主义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保守的、自我为中心的，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应当采取更为进步的、更顺应时代潮流的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塞西里亚·奥莱莉（Cecilia O' Leary）的《为之牺牲：美国爱国主义的悖论》一书指出，美国历史上存在两种不断相互斗争的传统：一种暗示着不加置疑的忠诚，另一种则要求民主参与、要求对国家所代表的理想的坚持，都对美国外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美国学者对美国爱国主义、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少有涉及中美关系，这一现象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国内的相关研究中。例如，张爽的《美国民族主义：影响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从美国民族主义理论研究、历史展示和政策分析三个视角，向读者清楚地勾画出了美国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但该书并没有探讨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者也对《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作了深入探讨，但由于主要聚焦于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因此对美国爱国主义与中美关系的相互关系的探讨存在明显不足。还有其他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美国的对外政策，但也很少涉及中美关系，如周琪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和关中所著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等。

第二，美国内游说制度和实践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但对政治游说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的研究仍较为缺乏。

对美国政治游说的研究起源于对利益集团的研究，因而最初的文献多集中于对政府决策过程的讨论。自20世纪60年代国会改革后，政治游说的空间扩大，相关的研究大量涌现。莱斯特·米尔布拉思（Lester W.Milbrath）在其名著《华盛顿说客》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游说的经典定义，把游说定义为那些代表特定公民利益的人们，为了能够改变政府决策者的决定，与政府决策者之间进行的沟通和交流活动。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J. Ornstein）的《利益集团、院外活动和政策制定》则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政治游说与决策过程的理论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主义的兴趣，有关政治游说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不少学者开始探讨游说政治与美国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游说政治的研究向着更加深入的层次发展。进入90年代后，美国政治学者越来越重视游说政治分析路径的研究，这种研究路径认为一个利益集团具有一定的资源并不等于拥有了政治权利，他们还必须通过积极诉求、充分辩论、提供证据以及运用媒体力量、动员民众才能实现目的。例如，芝加哥大学约翰·汉森（John M. Hansen）的《获取门路：国会和农业游说（1919—1981年）》与伊丽莎白·克莱门斯（Elisabeth S. Clemens）的《人民的游说：组织革新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崛起（1890—1925年）》都回顾了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起源，考察了农场主、工人、妇女等如何形成其游说战略；而肯·科尔曼（Ken Kollman）的《外部游说：公共舆论与利益集团战略》、肯尼斯·戈尔茨坦（Kenneth M. Goldstein）的《利益集团、游说和美国政治参与》都尝试从制度的层面思考游说政治对于美国政治的影响，探讨政治制度框架内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学者也充分注意到美国政治游说的重要性，赵可金的《营造未来——美国国会游说的制度解读》一书重点考察了利益集团的外部政治过程，特别是利益集团游说动力的产生、发展及转化为公共政策的过程。谭融的《美国利益集团初探》一书也分析了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缘起的原因和政治文化背景，系统介绍了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原因、派别、代表人物和基本思想，以及与美国政党间的关系等问题。

由此可见，虽然美国的游说政治研究比较成熟，但美国学者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对美国国内游说政治的考察上，特别是美国利益集团对国会决策的游说活动，但较少涉及中美关系。而在研究政治游说与中美关系的著作中，大多数都集中关注中国台湾地区在美国的政治游说。如罗斯·凯恩（Ross Y. Kane）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The China Lobby in American Politics）和斯坦利·巴卡拉克（Stanley D. Bacharach）的《百万人委员会》都研究中美建交前台湾地区在美国的游说团体。而罗伯特·萨特（Robert G. Sutter）的《美国对华政策：利益集团作用导论》是少数研究政治游说与中美关系的著作。第三，族裔游说的研究正在兴起，但严重缺乏族裔与爱国主义关系的研究，有关族裔游说、特别是亚裔游说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也少有涉及。

有关美国族裔游说的研究分为积极派和消极派。积极派代表人物大卫·保罗（David M. Paul）和约西·谢恩（Yossi Shain）都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中大量涌现的族裔游说是件好事；它标志着这些团体在“今天的美国生活中获得了令人尊重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愿意“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发出有意义的声音”。他们还认为，作为联系美国与其故土的桥梁，族裔游说有助于促进美国国内价值观的海外推广。相比之下，消极派的力量比乐观派大得多，渊源也更为流长。早在1977年，美国遏制战略制定者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就指出，冷战期间，族裔游说团体为了其故土利益而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压力的例子不胜枚举；尽管这未必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但显然的事实是，族裔游说团体并不那么把美国的国家利益当回事。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担忧也导致了对族裔游说的消极观念，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就认为冷战结束使美国社会和政府丧失了方向，导致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顶礼膜拜”，进而主要通过族裔游说而来的族裔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尽管族裔游说团体的利益可能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但亨廷顿认为，他们“往往牺牲更大的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美国国内敌对的族裔可能引发“代理战争”，在其为各自故土利益而游说时相互攻击，完全忘记了自己应当首先热爱美国。消极派往往质疑族裔团体的爱国主义，认为族裔游说团体“往往将其故土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是对外国的忠诚；因此，族裔政治参与的消极后果可能压倒其积极后果。

在理论研究之外，也有大量有关族裔游说的案例研究，但较少涉及中美关系。有关族裔游说的案例研究大多聚焦于犹太裔美国人的游说，如保罗·芬德利的《美国亲以色列势力内幕》，约翰·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合作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帕特·乔特（Pat Choate）的《影响的代理人：日本在美国的游说者如何操纵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等。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是如此，本课题申请人曾就印度裔美国人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活动作过探讨。台湾问题研究中也有部分涉及族裔游说，如前述凯恩所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迈克·罗素（Michael Blaine Russell）的《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等，但这些著述更多讨论历史，与现实的中美关系联系不紧密。

应当承认的是，亚裔美国人的族裔游说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难以对所有可能涉及的研究加以全面介绍。就本书的讨论重点和目的而言，仅需指出既有文献的上述三个方面不足便已足够。的确，既有文献为本书的撰写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但同时也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特别是对美国爱国主义、族裔游说与中美关系的相关研究非常不足。本书的目的，便是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并主要通过案例比较研究来发现中国提升对美公共外交的新思路和新视角。第三节本书结构

本课题源起于笔者在撰写博士论文《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的过程中被激发的好奇感。“9·11”事件后美国的爱国主义重现了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形，即美国在与外部敌人斗争的同时，也试图发现内部的敌人。为了避免被认为“不爱美国”，一战时期的德国裔、二战时期的日本裔和后“9·11”后时期的阿拉伯裔，都设法撇清自身同故土的关系，并以更高的激情展示自身的爱国主义。因此，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族裔群体的爱国主义及其与自身故土的关系成为我新的研究兴趣之一。在此基础上，我先后对阿拉伯裔美国人、印度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和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作了较为深入的案例研究，并发现印度裔、越南裔等的游说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中美关系及中国与印度、中国与越南的关系。由此而来，本课题试图更为深入和全面地探讨亚裔美国人内部的各次族裔团体的政治游说的影响，特别是对中美关系及中国与相应族裔故土关系的溢出性影响。本书的总体结构如下：“导论”是全书总纲，对本课题的研究提出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相关研究进展情况以及全书结构如何安排的问题，简要地说明了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理论依据与研究方法、创新点、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全书的框架结构。

第一章“美国族裔游说与爱国主义两难”旨在提出本课题所使用的理论框架。尽管族裔游说的产生与美国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时间的事情，但直到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才得到快速发展。冷战结束后，美国享有的超级地位和族裔团体自身及其故土的发展，使族裔游说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族裔游说也正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争论主要围绕族裔游说是否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展开。积极派认为，族裔游说将美国与其余国际社会联系起来，可积极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更多的人赞同消极派观点，认为族裔游说使相关游说团体往往以牺牲美国国家利益为代价，以促进其故土的利益。在这一争论的背后，是族裔游说所面临的爱国主义两难挑战。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美国一贯担忧移民不能完全归化，倾向于将移民对族裔故土的情感联系与对美国的爱国忠诚相对立。正是由于这一爱国主义两难，迫使各族裔团体不得不依据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和游说环境发展出相应的游说策略。那些面临不利的政治氛围或更为强大的对抗性族裔游说力量的族裔团体，往往消极对待甚或回避故土政治，或者通过证明自身“爱美国”而尝试促进故土利益；而那些不存在爱国主义两难的族裔团体则表现得更为积极，可直接为其故土利益游说，甚至在为其故土利益游说时还攻击与其故土相对立的政治实体或与其相对立的族裔团体。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国的游说及其对抗与古巴裔美国人的游说，是上述族裔游说方法和策略的典型案例。

第二章“亚裔美国人参政概述”对亚裔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加以整体介绍，便于更为全面地理解亚裔美国人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背景。亚裔美国人次族裔团体的游说及其对中美关系、中国与相应族裔故土关系的影响之所以可能，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整体的亚裔美国人并不团结。这种不团结首先来源于“亚裔美国人”这一术语本身所掩盖的亚裔内部的多样性。事实上，亚裔美国人指具有亚洲血统、包括远东、东南亚及印度次大陆血统的美国公民，包括了华裔美国人、菲律宾裔美国人、印巴裔美国人、越裔美国人、韩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或其他血缘来自于亚洲的美国人。这十多个亚裔次族裔团体抵达美国的时间各不相同，其历史背景和传统也各不相同，与故土的联系和纽带也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尽管这一术语准确地描述了其种族特征，但它在社会学研究中却可能是错误的。因此，尽管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族裔对待，但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裔美国人这一术语就在新亚裔团体进入美国之际变得更为含糊，他们使这一术语变得更成问题”。正是由于这一多样性及由此而来的不团结，亚裔美国人各次族裔团体往往相对短视，其政治立场和政治参与态度也存在多样化特征，而其故土的相互关系也经常对各次族裔团体的相互关系产生影响。这样，亚裔美国人的参政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在非故土利益游说方面可能形成较为强大的亚裔游说团体乃至联盟，但在故土利益游说方面却是一盘散沙且可能相互竞争、相互打压。

第三章和第四章重点探讨华裔内部的分歧及其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自1965年美国《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实施后，华裔美国人人口迅速增加。这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大多数研究都将华裔美国人视作同质性很强的族裔。事实上，如同亚裔美国人内部存在重大的多样性一样，华裔内部也存在诸多差异。仅以移出地或故土来源看，移居美国的华人便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导致华裔内部诸多派系和分支的存在。当然，同源同种使华裔美国人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能够团结起来，但涉及故土利益问题除外。因为，对华裔美国人而言，谈到故土时并没有单一的所指；相反，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正是这种源于分裂或统一事业未竟的对立，使华裔美国人在涉及故土利益时往往分裂为两派，即亲大陆华裔和亲台华裔。这一特殊的内部冲突长期折磨着华裔美国人。

第三章“华裔美国人的游说（一）”重点考察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对于促进中美关系、促进祖国统一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等的游说努力及其发展。华裔移民是美国最早的亚裔美国人团体之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华裔美国人得到了快速发展，人口数量日渐上升，并逐渐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为其政治游说奠定了物质性基础。虽然相对不够发达，亲大陆华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仍在逐渐发展过程中，其游说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促进中美关系，一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反独促统。尽管美国试图阻碍两岸统一，但仍大力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围绕促进中美关系的游说所面临的政治气氛相对更为宽松，且更易取得游说成功。相较而言，亲大陆华裔美国人围绕“反独”促统的游说很大程度上面临着更大的爱国主义两难，因为美国阻碍两岸统一的既定政策为亲台华裔在这一议题上的游说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纵然“反独”促统的政治游说不会遭到美国现实利益的直接打压，但却可能面临“政治不正确”的指责。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游说，特别是围绕钓鱼岛和其他有争议的领土领海问题的游说，则可能产生在中美关系之外的溢出，影响中国与第三方的关系。

第四章“华裔美国人的游说（二）”将重点考察亲大陆华裔美国人之外的其他华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在这里主要是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本章将首先分析亲台华裔的人口分布的变化，这对于理解亲台华裔政治游说的阶段性发展有重要意义。尽管也有的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在政治立场上亲台湾地区的华裔美国人、即“亲台华裔美国人”主要来自台湾地区。根据台湾当局“侨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华裔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因其移民时间和移出地区而不同。总体上，在1949年之后的华裔移民中，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新移民“壁垒分明，绝大多数支持自己所移出之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亲台华裔在美国政治中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总体而言，亲台华裔美国人的游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是利用“反共牌”开展亲台游说活动；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启动，亲台华裔游说更多转向了打“民主”牌。进入90年代后，台湾地区的“国际形象”正在发生改变，被认为是一个“更为宽容和政治上自由的地区”,与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民主牌”成为亲台华裔游说的最有力武器，很大程度上使其游说拥有明显的“政治正确性”，进而无须证明其爱国主义，可积极地为台湾地区的利益而游说，包括促进“台独”事业、拓展台湾地区“国际空间”、打压大陆地区等。尽管亲台华裔的游说策略得当，但鉴于美国在两岸的利益和政策差异、亲大陆华裔的逐渐壮大，亲台华裔的政治游说效力逐渐下降，曾经名噪一时的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FAPA）也逐渐沉寂下来。

第五章“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游说”将目光从华裔转向其他的亚裔次团体，讨论亚裔次族裔团体的游说的溢出效应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族裔游说面临的爱国主义两难，导致了族裔游说极易产生溢出效应，即打着美国利益的旗号促进故土利益、同时对往往是其与故土存在直接或潜在的利益冲突的第三方产生不利影响。亚裔内部的多样性及其故土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使得亚裔次族裔团体的游说极易产生对中国不利的溢出，而这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裔内部次族裔团体的相互关系及其故土间关系的对抗与否。需要指出的是，除开华裔外的其他五大亚裔次族裔团体——印度裔、越南裔、日本裔、韩国裔和菲律宾裔——的游说事实上都对中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形成某种游说联盟，特别是越南裔和菲律宾裔围绕南海问题的潜在的游说联盟。

本书的结论部分重点探讨亚裔美国人游说的未来发展，一方面尝试展望亚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未来发展，另一方面也试图为中国的可有对策提供参考。考虑到美国族裔游说、特别是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可能快速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亚裔各次族裔游说极可能导致对中国而言不利的溢出，因此中国需要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及时并充分把握机会，一方面促进亲大陆华裔政治游说的发展，另一方面影响甚至改变其他亚裔次团体的游说，做到既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又能推动中国与各次族裔团体的故土关系的良性发展。第一章美国族裔游说与爱国主义两难随着少数族裔在人口规模、经济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的不断发展，其参与政治的热情也在上升，同时与其故土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密切。但与族裔游说不断发展相伴随的是，围绕族裔游说的争议也日渐激烈，其核心是族裔游说是否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积极派认为，族裔游说将美国与国际社会联系起来，可积极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更多的人赞同消极派的观点，认为族裔游说使相关游说团体往往以牺牲美国国家利益为代价，以促进其故土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导致这一争论的核心原因在于美国爱国主义背后的民族主义化逻辑。基于其移民社会性质，美国往往以爱国主义为由，要求移民在族裔故土与美国之间作零和选择，并倾向于通过民族主义化操作利用美国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其服务。正是由于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化逻辑，使得族裔游说面临着一种爱国主义两难。这一两难对于不同的族裔而言压力不同，进而导致了不同的族裔游说方法和策略的产生。那些面临着不利的政治氛围或更为强大的对抗性族裔游说力量的族裔团体，往往消极地或者回避故土政治，或者通过证明自身“爱美国”而尝试促进故土利益；而那些不存在爱国主义两难的族裔团体则表现得更为积极，可直接为其故土利益游说，甚至在为其故土利益游说时还攻击与其故土相对立的政治实体或与其相对立的族裔团体。犹太裔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游说及其对抗与古巴裔美国人的游说，是上述族裔游说方法和策略的典型案例。第一节族裔游说及其争论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族裔游说势必在美国政治中发挥重要影响。事实上也是如此，自美国建国起，族裔团体便积极参与各种政治生活，游说只是其中之一。得益于美国政治结构的三权分立性质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国内政治空间空前扩大，族裔游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其中最为明显的当数犹太裔美国人、古巴裔美国人等。尽管族裔游说很大程度上将美国与相应族裔的故土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但由于它往往导致少数人对特定外交议题的把持，特别是与该族裔的故土相关的外交政策议题，进而导致了人们的普遍担忧，即族裔游说可能以牺牲美国国家利益为代价推动在特定外交政策议题上的政策制定。一、族裔游说的源起与发展

美国是一个由来自不同国家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组成的典型移民国家。自美国建国至今的二百多年里，各民族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移民对美国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之媲美。美国总统卡特把美国的移民现象总结为“美国的特点就在于她的人民的内心和丰富的多元文化”。但也应看到的是，美国种族具有超出种族本身的内涵。如同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一个重视个人价值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这种文化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并不沉湎于过去之中，但过去却纠缠着我们不放。”由此而来的，移民即使是在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之后，也难以割断与其故土的感情乃至物质性联系。也正因如此，族裔游说——包括为争取族裔团体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而进行的游说及为促进或反对自身故土利益而进行的游说——也就成为各族裔和美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作为政治游说的一个子集，族裔游说的发展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族裔游说的兴起首先来源于美国的移民社会性质。的确，美国民族的形成实乃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多少年来，多达5000万—6000万之众越洋过海，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他们操各种语言，代表着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和宗教。今天，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数量比生活在爱尔兰的爱尔兰后裔还多；犹太裔美国人的数量也比以色列的犹太人多；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也超过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在这样一个富有多元色彩的社会里，各族裔都为争取自身在美国的各种权利而游说，更为积极的族裔团体则试图影响涉及其故土利益的美国外交政策，有时其游说甚至成为特定外交政策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随着族裔游说的发展，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也正变得更为碎片化。塞缪尔·亨廷顿正确地指出，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美国的主流文化受到严重挑战，民族认同感下降，美国正迈向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相应地，美国外交也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

如同其他类型的政治游说一样，族裔游说的兴起也是美国政治三权分立的必然结果。族裔游说之所以可发挥很大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结构和运作规律。由于美国政治体系的三权分立性质，对政策施加影响所需要的“政治资本门槛很低”。作为一个多元主义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政治过程对所有利益集团的游说都是开放的。族裔团体有权就其自身对美国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在既定政策问题需要国会发挥影响时，族裔团体的游说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国会比行政部门要容易渗透得多。尽管就外交政策而言，行政部门是主要决策者，但总统仍需应对来自国会山的反应，特别是当国会为反对党所控制时。这种情况下，总统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国会控制的。需要指出的是，往往出现的情况是族裔团体总是试图在国会寻找支持，而行政部门的选择往往可能与族裔团体的期望是相冲突的。整体上，美国行政部门在外交政策上一般比国会更为平衡。例如，就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而言，可发现一个规律，即总存在“更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国会与更倾向略显平衡立场的行政部门之间的冲突”。美国的政党体系也是有利于族裔团体开展游说活动的一个因素。由于选举官员往往都是党内提名的，但这一提名是通过当地的选举人团来实现的，当地选民对于选举官员的影响力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在听从其党派领导之外，选举官员还须关注两股社会力量：一是选举期间的地方力量，二是华盛顿的立法机构。作为利益集团的一个子集，上述影响美国政治游说的因素也影响着族裔团体的游说实践。

美国族裔游说的发展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尽管族裔从美国建国之初便开始影响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决策，但直到1910年前族裔游说都不重要。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这一时期的美国人口或移民结构仍相对简单，且美国在建国后头一百年多的时间里更多集中于国家缔造——包括经济建设和国家认同建构，因此政治游说本身的重要性也不明显，更别说族裔游说。在20世纪10至30年代期间是族裔游说开始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诸多来自欧洲的族裔团体开始尝试政治游说、特别是围绕外交政策议题进行游说，其中最为积极的团体包括德国裔、斯堪的纳维亚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很大程度上由于美国的国家认同刚完全确立不久，因此这些游说大多试图在对故土忠诚与对美国忠诚之间实现平衡，其最终结果是推进了美国的国际中立。

冷战时期也是美国族裔游说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族裔团体正变得日益强大，并潜在地影响到选举结果，进而使其政治游说变得更为有效。例如，在1984年选举中，共和党赢得选举的一个因素便是他们比民主党更加重视族裔团体的选民。共和党甚至征召了超过40个族裔团体的选举志愿工作者。今天，两党都非常重视族裔团体，甚至在白宫中还建立有“族裔联系”部门，专门负责与国内的所有族裔利益集团进行联系。随着族裔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上升，国会内部组建的涉族裔利益的各种连线组织（caucus）也在不断增加。鉴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导，这一时期的族裔游说保持了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事实上，所有关注外交政策的族裔团体都是国际主义者，支持美国采取强硬努力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绝大多数都是促进其海外民族的自治。来自西欧、东欧或巴尔干的美国人都害怕苏联的共产主义。犹太裔美国人支持创建以色列国。非洲裔美国人呼吁非洲的去殖民化。后来其他团体——如古巴或亚美尼亚裔美国人——也加入这一行列。”犹太裔美国人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AIPAC）在这一时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族裔游说团体，因其对以色列的近乎宗教似的奉献符合美国将以色列当作其在中东对抗苏联影响的盟友的战略利益，并成为美国拓展该地区影响力的一项资产。

冷战结束推动美国族裔游说进入其发展的第四个时期，即多元化和快速发展时期。后冷战的国际环境为利益集团提供了巨大机遇，主导着已经丧失方向感的美国外交政策。如果国际体系结构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话，那么这一因素在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其重要性明显下降了。正因如此，利益集团游说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冷战结束后迅速上升，而族裔游说的影响力也日益显现。事实上，正是利益集团游说为特定外交决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尽管它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族裔团体在美国外交中所发挥的影响远超过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政治家所认知的程度。如同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冷战结束削弱了美国国家相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因此很多利益团体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特别明显的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对于外交政策存在较大分歧。非但如此，即便是美国国会也是分裂的，少有出现两党共识的领域。这一“政府主导能力”的削弱赋予有组织的公民利益团体，如族裔团体，更大地影响美国外交的机会。此外，移民游说团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门槛现在大大降低，只要移民游说团体可支出至少100万美元用于选举资金捐助，并在特定的国会各地区控制25万张选票便可以政治舞台上施展拳脚。“这一团体的影响很可能是‘相当大的’，考虑到它没有强大的敌对游说力量，拥有明确的议程，并有能力找到一些可信的盟友。”二、族裔游说的影响力来源

族裔游说的发展正日益成为影响乃至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历史上也不乏族裔游说发挥重大影响的各种案例。例如，尽管约有80%的民众反对，但很大程度上由于包括国会黑人连线组织（Black Caucus）和跨越非洲（TransAfrica）等非洲裔黑人团体的游说压力，克林顿仍于1994年9月强力干预海地内政。族裔游说的影响力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组织资源，其组合是否有效将决定族裔游说能否取得成功。

族裔游说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其人力资源是否强大，主要体现为政治参与积极且与故土保持密切联系。如果一个族裔拥有足够的人口影响全美层次的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其利益诉求将更易为华盛顿所关注。这种影响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总统大选的影响，二是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就总统层次而言，拥有足够多人口的族裔团体如果再拥有足够的投票热情，便可能极大地影响总统大选结果。例如，拥有美国人口12%的爱尔兰裔人在1992年因克林顿支持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承诺而集体倒戈，从此前三届主要支持共和党转而支持民主党，为克林顿的当选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对国会议员的影响而言，即使特定族裔不具备影响总统选举的人口数量，但也可能因其人口足够集中而能影响国会议员的选举，进而确保其利益关切在华盛顿得到表达。例如，犹太裔美国人是最具影响力的族裔游说团体，但其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3%。表面看，这似乎难以解释犹太裔美国人的巨大影响力。但如果看犹太裔人的人口集中度，情况会完全不同。据估算，约有90%的犹太裔人主要集中在12个关键州中，其中在纽约的犹太裔美国人占纽约人口的9%。一方面由于其主要选票投向民主党，另一方面由于其投票热情是纽约州平均水平的2倍，因此犹太裔美国人的选票对该州参众议员选票的影响可能达到30%的权重。这样，仅通过纽约州的选票，犹太裔美国人便能重大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中东政策。

人口集中有利于族裔游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分散的族裔便完全处于不利地位。事实上，由于其人口分散，一个族裔可能同时针对多个议员施压，进而使其诉求被聆听的机会得以增加。当国会议员并不反对特定族裔团体的政策诉求时，该族裔团体说服国会议员支持自身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希腊裔美国人的成功游说便是典型例子。希腊裔美国人分布相当广泛，其人口最多的前5个选区仅有其总人口的6.8%，前12个选区加起来也不过19.3%。尽管如此，希腊裔的游说仍是相当成功的。

在选民力量之外，财力资源是否充分也决定着族裔游说的成功可能。没有人否认选举捐献对于选举官员的影响力；尽管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但族裔团体的选举捐献同样能重大地影响选举官员的政策倾向。需要指出的是，选民的捐献并未被限定在选民自身所在的选区；来自选区外的选民也可在他们自身不具备投票权的选区进行捐献。这意味着如果族裔游说团体在一个选区内不具备重要影响，它仍能通过选举资助的捐献而影响这一选区的候选人。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对南达科他州1996年参议员选举的影响，尽管这两个族裔在该该州的人口本身都不足以影响选举结果。印度裔资助的共和党候选人拉里·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反对为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但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蒂姆·约翰逊（Tim Johnson）却得到了大量的来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的资助。最终，约翰逊取得了胜利，当选美国参议院参议员。向政治候选人捐献进而获得族裔游说成功的另一个例子是古巴裔美国人。1992年的初选中，克林顿在一次到迈阿密“小哈瓦那”的访问中，他当场就得到了30万美元捐献，此后还得到了16万美元的古巴裔美国人的捐献。这些捐献都是在克林顿宣布将对古巴采取强硬立场之后，这一立场事实上正是大多数古巴裔美国人所支持的。

在所有为政治选举捐献的族裔团体中，犹太裔美国人的捐献是最多的。他们“为民主党的全国而不是州和地方选举捐献的资助超过总额的一半”。大多数资金都是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的。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主要有“公民组织的政治行动委员会”（Citizens Organized PAC）、“华盛顿政治行动委员会”（Washington PAC）和“核心地带政治行动委员会”（Heartland PAC）。这些政治行动委员会使用一种秘密政治行动委员会战略，即尽管他们仅关注促进美国的亲以色列政策这一个议题，但他们期望将之隐藏起来。这样，他们使用一些与以色列无关的名称，使人难以追踪犹太裔美国人的政治捐献。使得这些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得以暴露的，正是他们为了促进亲以色列的政策所花的大量选举捐献，如通过捐献来支持亲以色列的候选人击败那些不亲以色列的候选人。到20世纪80年代中，其选举捐献已经达到了380万美元。此后资助的力度不断提高。10年之后，“在一次单一的选举中，就有61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献了300万美元。从1990年至2004年，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共计为联邦层次的候选人和政党捐献了4130万美元。到2003年，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数量已经超过100个，再加上单个的犹太裔美国人的捐献，仅1996年选举中，犹太裔人的政治捐献就达到了2500万美元。”

仅有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是不够的，族裔游说的成功还取决于其是否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来对前两项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只有当其拥有主要目的是影响决策者制定有利于该族裔团体的利益的组织时，族裔团体才会成为真正可靠的政治力量”。一个强大的族裔利益集团的特征之一是其组织资源的强大。这一强大体现在有特定的族裔团体机制来实现特定的任务，如保证团体内部的团结，与其他团体在特定议题上组建联盟，向决策者和美国公众宣传和倡导其团体立场，并监督政治发展等。首先，一个组织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维持团体内部的团结。在一个族裔团体可游说决策者之前，需要有一个对于族裔团体的政策偏好的意识形态共识，需要有明确界定的政策目标。当然，由一位领导着组织的事业家来为族裔团体制定议程并赋予方向也是可以的，但这面临着事业家本人的离开、退休或去世。为避免由此导致的危机，族裔游说组织的机制化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必须发展出“遴选组织领导和发展共识的机制化的程序”。犹太裔美国人的游说团体被认为是其他的族裔团体的“组织榜样”。其次，在维持团体的同时，族裔组织要实现成功也需要建立联盟并参与议程设定。美国的族裔游说需要界定三种诉求：价值诉求、经济诉求和安全诉求。价值诉求，如人权和民主，已经为好几个族裔团体所占据，如非洲裔、爱尔兰裔、古巴裔、亚美尼亚裔和东欧裔等的族裔团体。经济诉求事实上每个族裔团体都有，倡导美国为其故土提供更大的援助，或限制为其故土对手提供援助，甚或限制制裁其故土的特定政府。安全诉求对于族裔游说团体来说是最关键的，因为这些要求可能导致美国为了外国的生存而卷入军事冲突。犹太裔在这一点上也很成功，使美国反复保证将会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为了实现这些不同的目标，族裔团体可能需要建立联盟。“发展和参与联盟有利于拓展组织资源，因为不同的联盟伙伴可能提供完全不同的资源。”最后，族裔团体组织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密切跟踪甚至识别决策过程。当族裔团体明确了其政策偏好之后，他们需要监督公众和决策者对这一偏好的反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便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联络网，特别是媒体、白宫或国会中能提供内部消息的人。能保证得到总统的支持当然是非常好的，但这也往往比较难。因此，虽然白宫很重要，族裔游说往往聚焦于国会，特别是众议院，因为那更容易。在建立外部关系网的同时，族裔游说团体自身如何培养政策决策者也非常重要。三、族裔游说的争论

随着族裔游说的快速发展，围绕族裔游说与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产生了大量的争论。这种争论的根源在于族裔团体与其故土的特殊情感甚至物质联系导致的族裔游说是否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展开，可分为积极派与消极派两个阵营。

对族裔游说持积极观点的人认为，族裔游说有三个积极功能。首先，它可促进作为一个移民社会的美国的大融合。持积极论者认为，美国政治体系对少数族裔影响力的开放是美国民主体系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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