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锡文,韩俊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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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村庄——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年暑期调研成果汇集试读：
前言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日益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四化”发展的要求更为紧迫，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重建乡村社会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破解新时期农村改革难题，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发农村经济社会活力，不断探索创新，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最终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目标。
本书是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年度暑期调研优秀成果的汇集。2014年暑期，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青年学生，深入我国农村开展有针对性的调研活动，切身感受这一时期我国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风貌的变化，取得可信度和有效性较高的第一手材料，分析、运用相关数据和资料，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从而提出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形成“三农”问题的专题性调研报告。内容涉及农业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金融、农村合作组织、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民主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多个方面专题，这些均为我国新时期“三农”领域面临的重点、热点问题。调研报告为推进我国“三农”问题的改革与进步、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全书的统稿和汇编整理工作由何宇鹏、王亚华、程郁、黄译萱、王芬、部金洲、符莉等完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后丁琳琳、李超、王海侠、许建明、万婷婷、张瑞娟为修改调研报告付出辛勤汗水，并对书稿的整理工作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生陈思丞、董玄参与并协助了书稿的整理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保证本书如期与读者见面。综合篇转变中的村庄：现状、趋势与政策建议
摘要 为全面认识现阶段我国“三农”发展的基本情况，2014年暑期，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高校在校学生对全国22个省69个县219个村的4719户农户开展问卷调查。调查表明，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持续转移，传统农村面临农业生产从业人口老龄化、兼业化和人力资本低端化困境；家庭经营仍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导形式，但是土地流转背景下农户种植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产生冲击；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物”的维度有进展，但是设施后续运营维护和公共服务提升长效机制建设中“人”的方面发展不足；基层民众对村庄治理总体上认可，但传统治理向现代治理的衔接转换、现代治理元素发挥作用尚需时日。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注重规范和引导土地流转，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的多方协同机制，稳步推进现代治理元素融入传统村庄治理，推动村庄的现代化发展转型。
关键词 村庄 现状 趋势 调查一、农村人口与劳动力（一）村庄外出人口比例继续增加，农业生产的兼业化、老龄化特征更加突出
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在全国村级样本中，每5个农村人口中就有1个外出，在外出人口占村庄总人口的比例比2008年高出近5个百分点，村庄外出人口涉及的户数比例比2008年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区域差别和村庄类型差异方面，中部和西部村庄外出人口比例比东部村庄更高；非城郊型村庄外出人口比例比城郊村庄高出近5个百分点，外出人口涉及的户数比例和整户外出比例也显著更高，如表1所示。户级层面的数据显示，外出人口占村庄总人口的比例为21.2%。户级层面的外出人口比例和村庄数据较为接近，从侧面肯定我们调查的村级和户级样本的一致性。另外，所调查的全国农户样本中近六成家庭有人口外出，在有外出人口的家庭中，每2.7人中即有1人外出，外出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为37%。其中，外出1人和2人的家庭，分别占有外出农户样本的44.5%和41.1%。同样，中部、西部家庭外出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也略高于东部村庄。表1 样本村庄外出人口占比情况 单位：%数据来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2014年暑期农村调研。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村庄外出人口比例的继续上升，导致农业生产的兼业化和老龄化特征更加突出。在农业从业人口的兼业化方面，调查数据显示，村庄层面纯务农的农户比例不到五成，村庄中兼业的农民比例接近三成；村庄和城郊型村庄纯务农的农户比例，西部地区样本低于整体样本，纯务农农户占村庄总农户的比例分别约为44.49%和42.2%。在农户家庭层面，农户兼业化比例也同样显著较高。调查数据表明，样本农户中纯务农农户的比例为51.98%，兼业和务工的比例合计达到42.53%，与农户职业分布及劳动时间配置的兼业特征突出相一致。收入调查方面的数据显示，2013年打工收入已经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四成以上，单纯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不到三成和一成。在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方面，户级调查数据显示，总体样本中纯务农农户的平均年龄为54.94岁，比非纯务农农户的平均年龄高出9.4岁。与此类似，在性别分组方面，调查显示，男性纯务农组和女性纯务农组分别比对应的非纯务农组农户平均年龄高出9.76岁和8.24岁。另外，由于外出务工的主要是年轻劳动力，所以劳动力外出进一步加剧农业从业人口的老龄化态势。户级调查数据显示，中部、西部地区纯务农农户与非纯务农农户的平均年龄分别相差9.74岁和9.91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如表2所示。表2 不同职业分组的年龄均值差异 单位：岁（二）青壮年劳动力流出，使得村庄面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
在一定意义上，与外出人口比例增加导致村庄农业从业人员呈现老龄化和兼业化特征的观察相一致，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而现阶段青壮年往往又是农村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的群体，因而农业人口外出向城镇和工业部门转移，使得村庄面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双重流失，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的长期发展。村庄层面的调查显示，平均每5个16岁以下的样本村庄人口中有1个流出本村，55岁以上年龄分组在村和外出的比例是5.6∶1，而平均每1.68个16～35岁年龄段的村庄人口中就有1个流出本村，如表3所示。以上不同年龄段的在村与外出人口数量对比表明，现阶段由于外流人口在城镇的公共服务覆盖不足以及城镇高昂的生活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农业人口向城镇部门的转移具有典型的生命周期特征，青壮年劳动力更多地流出农业和农村，留守在农村的是带不到城市的小孩和年老但依旧需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表3 不同年龄段和受教育水平的在村与外出人口对比
除了不同年龄段的对比，表3后半部分也对不同学历的人口在村与外出情况做了对比。调查数据显示，每6个小学文化程度的村民中有近1个外出，到初中和高中教育水平这个数字迅速降低到2.39个和1.3个，受过中专和大专教育的人口在村和外出的比例则仅为1∶1。不同受教育水平的人口在村与外出情况对比提示我们，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人口外流，使得留在传统村庄的都是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相比之下，有更高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储备的劳动力大都流出村庄就业，这使得村庄人力资本水平长期锁定于较低端的水平，不利于村庄各项生产生活事业的开展。劳动力外流导致村庄人力资本流失不利于农业农村发展，还体现在农业从业人员和非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差距上。农户调查数据显示，81.28%的农户家庭户主只有初中及以下的受教育程度，而西部村庄的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比例，高出东部村庄11个百分点。在农村不同职业受教育年限差异方面，调查数据表明，纯务农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9年，非纯务农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3年，纯务农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只有5.9年。（三）新一代农业从业人口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但农业与非农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差距并没有缩小
我们考察了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储备的代际差异。户级层面的调查数据显示，可能是由于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缘故，农村子女一代受教育年限平均高出其父母辈2～3年，全国农户样本中子女受教育年限平均达到10.11年。与父母一代户主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普遍低于男性不同，所调查的农户子女中女孩受教育年限反而超过男孩，如表4所示。受子女一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的影响，新一代农业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相应地有所提升，农村家庭样本中子女一代纯务农的受教育年限为7.79年，比父母一代纯务农的受教育年限高出约1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子女一代从事兼业或务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1年。因而，新一代农业从业人口的教育水平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农村新一代纯务农和非纯务农分组的受教育差距并没有缩小，农业从业人员的教育人力资本储备普遍低于非农行业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表4中地区层面的受教育年限的比较表明，同样是受到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的影响，中部、西部村庄子女一代的教育水平有显著提升，但是总的来看，东部村庄父母一代的教育水平高于中西部村庄的局面，在子女这一代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村民受教育程度的区域差距依然存在。表4 样本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的代际差异和区域差别 单位：年二、农村土地经营与流转（一）家庭经营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农户种植结构的非粮化转变值得关注
近年来，随着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村，农村承包地的公司经营现象受到较多关注。然而，我们的调查表明，现阶段承包地的家庭经营仍然是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的主要形式。调查数据显示，不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承包地由夫妻共同耕种的比例都超过六成；由丈夫或妻子单独耕种或由直系亲属及亲戚代种加总的比例为20%～28%，中部、西部地区的比例略高于东部地区；承包地交给公司或合作社耕种的农户比例，即使是在比例最高的西部地区也没有超过6%；即便算上“其他选项”，现阶段将承包地交给公司或合作社耕种的农户加总比例也不到20%，如表5所示。当前，农村承包地仍然是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一方面，说明我国的农村人口结构、土地禀赋特征和地区发展情况决定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无法直接复制西方大农场规模化的大农业模式，相反需要在充分认识国情、地情和农情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现阶段公司、合作社等非家庭经营主体在农村承包地经营中的占比较低，也表明工商资本大规模进入农业农村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工商资本在参与农业生产经营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其比较优势，同时又能较好地化解潜在的生产经营风险和社会风险。对于前者，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传统家庭经营出现的新探索和变化主要是社会化服务的普及。调查样本中，排在前3位的社会化服务分别是机械收割、机械耕地和播种；前两种社会化服务分别占家庭经营样本的58%和52%，播种服务约占三成。社会化服务的普及并成为传统家庭经营的有益补充，说明在劳动力和耕地禀赋约束下，我国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正在深化分工和改善效率方面，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率提升的新路。表5 承包地的耕种主体 单位：%
与前几年相比，虽然现阶段承包地的经营主体并没有显著改变，但是农村承包地上种植结构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引起关注和重视。村庄层面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种植结构变化方面，2008—2013年，全部村庄样本中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3%，其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粮食种植面积分别减少了10.5%和11.3%，如表6所示。相应地，过去5年以蔬菜、瓜果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和肉禽蛋养殖面积都显著增加，调查的全部村庄样本中蔬菜种植面积比2008年平均增加了25.68%，瓜果种植面积平均增加了74.02%。村庄层面的种植结构变化可能是受非家庭经营主体和订单农业进入农业领域的影响，但更可能是受种植收益差异直接激励的影响。根据农户层面的种植调查数据简单计算发现，当前1亩地种粮食的收益剩余约为500～600元，明显低于种植蔬菜、瓜果、茶叶等经济作物在正常年景的收益剩余。表6 村级层面的种植结构变迁 单位：亩
过去几年农村承包地上种植结构的变化，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中也有呼应和印证。表7显示过去3年全国及分区域农户样本种粮面积的变动情况。调查的全国农户样本中，57.34%的农户过去3年间粮食的种植面积没有调整。东部农户样本中，种粮面积没有变化的比例略低，为48.67%。中部农户样本中，种粮面积没有变化的比例略高，为64.94%。从全国到分区域的农户样本，除了中部地区，过去3年种粮面积增加的农户比例比种粮面积减少的农户比例低了8.78～17.56个百分点。排除略有增加和略有减少选项，过去3年样本农户种粮面积减少的比例较显著增加的比例高出9.75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近3年农户种粮面积净减少的比例分别达到13.76%和14.47%。所有区域样本中，种粮面积有大幅增加的农户比例没有超过4%，而种粮面积大幅减少的农户比例最多高达16.02%。以上数据对比提示我们，过去3年农户层面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变化。表7 过去3年家庭户种粮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
粮食种植面积减少最直接的一个效应是农户粮食的自给率下降，粮食的商品化购买依赖增加。表8显示过去3年不同地区样本农户的粮食购买变化情况。在全部农户家庭中，粮食购买没有变化的农户占比为48.15%。相应地，种粮面积不变比例最高的中部，过去3年粮食购买没有变化的农户比例也最高，为51.93%。在全部调查样本中，过去3年粮食购买增加的农户比例比粮食购买减少的农户比例高出了20.63个百分点。在分区域数据方面，过去3年粮食购买增加的比例高出粮食购买减少的比例最多的西部地区，两者之间的差值达到23.3个百分点，而差值最小的中部地区差值也达到16.26个百分点。最后，即便剔除略有增加和略有减少的样本选项，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分区域样本，过去3年调查样本中，粮食购买大幅增加的比例都明显高于粮食购买大幅减少的农户比例，粮食购买大幅净增加的比例在3.73%～7.2%。表8 过去3年农户家庭粮食购买变化情况 单位：%（二）承包地流转显著增加，流转仍以行政村内农户自发协商流转为主，公司租地在流转市场开始占据突出位置值得关注
调查数据显示，样本村庄的承包地流转面积从2008年的村均291.52亩增加到2013年的702.54亩，5年增长2.41倍。过去5年，西部地区的样本村庄在承包地流转方面的动作大于同时期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村庄承包地流转面积的均值比2008年增长3.14倍，如表9所示。在承包地流转涉及的农户规模方面，村级层面的数据显示，2013年村级土地租出涉及的农户平均为161户，占样本村庄总户数的27.1%。农户层面的数据显示，租入和租出承包地的农户总和为1286户，占调查样本总户数的27.25%，与村级层面承包地流转的数据较为接近。
在承包地流转的渠道方面，无论是租入还是租出承包地，农户间自发联系协商流转的比例超过六成，双方自由协商确定承包租金的比例超过七成，经过村集体进行流转的大约只占23.6%，通过合作社或乡镇层面进行流转租入承包地的比例不到4%。这说明，现阶段我国农村的承包地流转还是以农户私下协商和自发交易为主导，承包地集体流转统一行动的比例并不高。在承包地的承租对象方面，全部样本农户中承包地村内流转的占四成，外村村民租地的占两成，公司租地的不到三成，承包地流转给村集体、合作社和外省人员的比例不高。不同区域在承包地的流转对象方面略有差异，但总的来看，现阶段承包地租给村民的比例大约在一半以上。其中，中部地区村内流转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西部村庄承包地流转中公司租地的比例比全国样本高出近15个百分点，如表10所示。表9 样本村庄承包地流转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亩表10 承包地的流转对象 单位：%（三）农户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属认识存在分歧，但普遍反对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并对激活承包地权能和提升土地收益存在期待
除了土地经营和流转情况，我们也着重考察农户当下对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权属认识情况，尤其是对退出的权属处置和权能期望。调查数据显示，总体上，即便是进城生活也要求保留承包地或承包经营权的农户比例在85%以上，认同可以放弃承包地的农户比例不到7%，如表11所示。在区域差别方面，可能是由于对外出务工城镇的认同感和融入预期并不十分看好，或者对老家乡村的归属预期更高，中部、西部地区农户保留承包经营权主张的比例更高。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的样本农户保留承包地或承包经营权主张的比例最低，但也超过八成。我们对不同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分组做了对比，结果显示，不同分组主张保留承包地或承包经营权的比例也都在八成以上，不同分组的差异主要是对保留承包地或承包经营权后的权能处置偏好方面有所差别。就保留承包经营权和承包地而言，东部地区、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水平更高的农户主张入股分红的比例更高，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较低和低收入的农户选择保留自种的比例相对更高。最后，对于进城后保留承包地和承包经营权的后续权属处置，选择保留自种的约占全样本农户的37.93%，主张流转和入股分红的合计占样本总数的近五成，总体有流转意愿的比例显著高于当前农村承包地实际的流转比例。表11 若进城对承包经营地的处置设想 单位：%
宅基地是除承包地以外农户土地权益的另一个主要载体。我们考察了农户对进城生活后宅基地及住房的处置意向。调查数据显示，主张继续保留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的农户比例占四成至五成，总体上略低于坚持保留承包经营权和承包地的比例；希望保留宅基地但把住房卖掉的样本农户比例为23.16%；选择有偿转让宅基地和住房的比例略高于承包地，但也只有11.23%；不知道如何处置宅基地和住房的农户则达到样本总数的两成至三成。不同地区的样本农户在宅基地和住房权属处置方面的差别不大，如表12所示。表12 若进城对宅基地和住房的处置设想 单位：%
样本农户在进城后对宅基地及住房的处置意向方面，有不小比例的表示不清楚或迷惘，可能与农户当前对农村宅基地及住房权属认识的模糊和分歧有关。调查数据显示，34.82%的农户认为农村宅基地是集体所有，不能买卖；12.97%的农户主张在集体范围内私人间可以买卖；13.52%的农户认同集体所有，但主张可以买卖；38.69%的农户认为农村宅基地是农户私人财产，应当可以无限制买卖。不同地区在以上4个选项的比例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总体来看，都是主张集体所有不能买卖和主张私人财产应无限制买卖的各执一端，分别占样本农户的三成至四成，加上有限转让交易的2个选项，大致主张能自由买卖和不能自由买卖的各占一半，如表13所示。以上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当前在农村宅基地权属权能主张方面存在的争议和分歧。未来农村土地政策层面需要尽快出台恰当的应对措施，稳妥有序地应对宅基地权属权能方面的分歧。表13 宅基地权属权能的主张差异 单位：%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数样本农户赞同即便是进城后也应保留承包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宅基地，但是现阶段农户确实也希望通过流转、出租和入股分红等多样化的方式进一步激活土地权利权能。为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农户对当前农村土地权能实现的一种代表性方式——农地抵押贷款的态度。调查数据显示，表示坚决不愿意抵押农地的农户约占1/4，东部地区的样本农户比例略高；愿意尝试农地抵押的用户占三成至四成，中西部地区的样本农户意愿更高；只有万不得已才会考虑低押的农户占四成左右，如表14所示。表14 农地权属抵押意向情况 单位：%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对村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情况的考察，我们聚焦于乡村教育、乡村医疗卫生和以农田水利为代表的村庄基础设施，重点讨论样本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总体状况、农户对近年来其变化情况的主观评价及政策改进的需求。与环境环保相关的村庄基础设施情况，将在人居环境部分加以讨论。（一）村庄教育情况：乡村教育硬件设施改善得到认可，撤点并校后教学资源向城镇集中造成上学不便，以及乡村优秀教师资源不足是主要不满意点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七成的样本农户认同近5年来乡村教育资源的总体状况变好，认为本村教育资源情况变差的农户比例仅略高于一成。在认同近5年本村教育资源状况总体变好的样本中，排名前3位的认同理由分别是：硬件条件变好（0.516）、教学质量提高（0.466）和费用降低（0.317）。在具体改善因素选择方面，超过五成的样本农户认同硬件条件改善是最主要的原因。略有不同的是，认为村庄教育情况变差的样本农户，排名前3位的理由分别是：缺乏好老师（0.366）、教学质量差（0.345）和路太远（0.217）。在地区差异方面，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的样本村庄，乡村教育缺乏好老师都是排在第1位的不满意理由。但排在第2位的不满意理由略有差别，东部地区的样本农户把教学质量不佳排在第2位，西部地区的样本农户则将上学不方便排在第2位。除了农户的主观评价，我们也利用村庄层面的教育资源调查情况，对农户层级的村庄教育情况判断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与西部地区的农户更多地抱怨或不满于上学更加不方便的判断相一致，表15显示，全样本村庄有完整小学的比例在四成出头，西部地区村庄有完整小学的比例落后全国整体样本15个百分点。有高达五成的西部样本村庄和非城郊型村庄表示，村庄曾经有小学但现在已经被撤掉。另外，在村庄层面，村支书或村小学的负责人表示，近些年来乡村教育质量变差的前3位原因分别是：教师流失（0.47）、生源不足（0.40）、硬件不足（0.36）。本村缺乏教学资源（0.50）和对当地教学质量不满意（21.85%），也使部分农户不得不选择让子女到更不方便的外地就学。最后，大约有不到两成（18.68%）的农户子女不在当地上学的原因是为了跟随在外出务工的父母。表15 村庄小学教育资源情况 单位：%（二）村庄医疗卫生情况：乡村卫生医疗的可及性较好，看病问题显著改善，新农合虽然有效降低医疗负担，但费用负担仍然是农户抱怨的主要原因
调查数据显示，近八成的样本农户表示，过去5年村庄的看病问题得到改善，仅有不到一成的农户认为看病问题有所恶化。认同看病问题改善排名前3位的原因分别是：医生技术提高（0.408）、费用更低（0.394）和药品种类更多（0.392）。不同区域在村庄看病问题改善的具体原因方面略有差别，东部和中部的样本农户均把医生技术提高和费用更低分别排在第1位、第2位，西部地区的农户则把药品种类更多排在首位。认为村庄看病问题不如5年前的样本农户中，费用高依然是最集中的抱怨原因（超过五成），抱怨医生责任心差的占三成，排名第3位的抱怨原因是伪冒药品。
我们对村庄层面的医疗资源可及情况，以及农户参加新型合作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和对不同医疗卫生资源的评价做了考察。村庄调查数据显示，现阶段医疗卫生设施的可及性总体较好，全样本中80%以上的村庄都有卫生站或私人诊所；与东部、中部村庄和城郊型村庄相比，西部和非城郊型村庄有私人诊所或卫生站的比例略低，但总和也都在七成以上，如表16所示。在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覆盖方面，高达93.66%的农户家庭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中部、西部样本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的比例都达到95%及以上，比东部地区样本高出5个百分点。在医疗费用负担方面，样本农户家庭的年度医疗费用支出平均3500元左右，家庭人均支出在900元以内，但超过一半（51.44%）的样本农户家庭医疗费用总支出在1000元以内。在分组差异方面，高年龄组（60岁以上）比低年龄组的年度医疗费用支出平均高出近1000元；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比东部地区农户平均高出近500元。在医疗费用的报销方面，全样本的医疗费用报销金额平均为1634元，约为家庭医疗总费用支出均值的46.7%，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医保报销比例接近五成，比西部地区样本高出近5个百分点。在农户对各级医疗点或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服务态度、费用及治疗效果评价方面，村诊所和卫生站在便利度、服务态度方面（均在4分以上，满分5分）都显著优于镇卫生院和县医院，但对其治疗效果的评价（3.4分）明显低于县医院（3.85分）。表16 村庄医疗点占有情况 单位：%（三）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情况：灌溉基础设施状况整体尚佳，但仍有不小比例的农户存在浇不上水的情况，后续维护运营的可持续是农户的主要担忧
无论是从村级层面的调查还是从农户的意向性判断来看，现阶段农村灌溉基础设施的整体状况和维护情况都尚佳。村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本村灌溉基础设施维护整体状况差的村庄只占样本总量的14.67%，超过六成的村庄（63.19%）每年至少有1次及以上的灌溉设施维护。在农户的意向性判断方面，61.76%的样本农户认为村庄的灌溉基础设施非常好，完全不同意这个判断的比例仅为16.06%。在区域差异方面，55.08%的东部地区农户对本村庄灌溉设施非常好的判断持认同态度，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认同的比例约比东部地区分别高出11.66个和6.37个百分点，如表17所示。表17 农户对本村灌溉设施状况的意向性判断 单位：%
尽管村庄灌溉基础设施整体状况尚佳，但是从灌溉结果来看，仍有不小比例的农户反映存在浇不上水的情况。表18的统计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大概只有三成出头（32.56%）的农户反馈存在浇不上水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其原本村庄的水资源条件就优于中部、西部地区；中部、西部地区农户浇不上水的比例都接近四成（分别为39.32%和39.71%）。中部、西部地区农户浇不上水的比例更高，但是这两个区域的农户认同本村灌溉基础设施非常好的比例又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这提醒我们，近年来中部、西部地区可能在水利灌溉基础设施方面做了许多投资，但是这些地区村庄灌溉基础设施的运作和运营还有待优化和提升。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显示，样本农户认为当前农田水利设施亟须改进的方面，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修建和维护水渠、水管（0.395），引入新的灌溉设备和技术（0.209），钻眼打井（0.179）。在农田水利设施需求的区域差别方面，东部地区农户最需要的设施改进是钻眼打井（0.383）与引入新的灌溉设备和技术（0.286）；略有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农户更关心修建和维护水渠、水管（0.513）以及引入新的灌溉设备和技术（0.189）。表18 不同区域农户浇不上水的情况 单位：%四、基层组织与村庄治理秩序
本部分主要从村庄基层组织尤其是村支书和村长任职情况、村庄选举和公共事务决策情况以及村庄风气、纠纷处置和治理秩序等方面，对转变中的村庄基层组织与村庄治理秩序展开描述。（一）“能人治村”普遍，村支书及村长任职期限较长，民众认同感总体较高
首先，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的村庄，村长和村支书的受教育程度都显著高于普通村民，“能人治村”现象比较普遍。调查数据显示，在全样本村庄中，村支书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高达70.73%，显著高于样本村农户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的低于20%）,95%以上的村支书的受教育程度至少是初中及以上。总的来看，村长的受教育程度略低于村支书，但是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也达到59.15%。在区域差异方面，一定程度上延续人力资本的地区差距，东部地区村庄村支书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比西部地区村庄高出近10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村庄村长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比西部地区村庄高出近8个百分点，如表19所示。表19 样本村村支书和村长的受教育程度 单位：%
其次，在外出务工经历方面，超过七成的村支书和村长有外出务工经历，东部地区村庄的村支书和村长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比例比中部、西部地区村庄低10个百分点。在任职年限方面，调查样本村的村支书任职年限平均为10.87年，连任和长时间任职情况较为普遍。在地区差异方面，东部地区的村庄村支书任职年限略低，平均为8.44年，中部、西部地区的村支书任职年限平均则为11～12年。总体上看，年龄较低的村支书和村长的任职年限相对较短。调查样本中，50岁以下的村支书和村长的任职年限平均为8.5年，而年龄在50岁以上的村支书任职年限平均为13.37年。在地区差异和年龄差别的交叉效应方面，东部、西部地区年龄在50岁以上的村支书分组的年龄均值差为7年，分别高于单一年龄和区域分组的均值差异。仔细比较不同分组的任职年限差异，不难发现大体上的一个现象：新的村长和村支书所面临的潜在竞争更激烈，连任相对更不容易，任职年限自然也相对缩短。
最后，在样本农户对村支书和村长的满意度评价方面，排在前3位的评价词分别是：公正务实（0.48）、精明能干（0.33）和能切实为村民谋福利（0.4）。不同区域分组的农户对村支书和村长的认同性评价差别不大。总体上，相对负面的评价诸如腐败严重、官僚主义、相互勾结等，认同比例都在一成以下。没有村干部经历的农户对村干部的评价与整体样本相比略低，但总体来看差别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表20所示。表20 样本农户对村干部的评价 单位：%（二）村级选举普及，“一事一议”等现代治理元素正在发挥积极的治理改善职能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5%的村庄村支书是公开选举的，并且超过六成的候选人为海选产生，村庄层面的选举比较普及。在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评价方面，与前些年村庄选举贿选腐败等问题较多被提及不同，近七成村民认同本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是民主选举（0.678），近一成半（0.149）的农户认为村委会选举与自己无关，谁当选都一样；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负面评价如贿选、宗族势力影响、政府主导等，认同的比例均不到一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样本村民在评价村委会换届方面基本上没有差别，认同民主选举的比例都在六七成。同样，和我们的直觉较为一致，有村干部经历的样本农户赞同村委会换届选举是民主的比例在八成以上。最后，样本农户认为，现阶段本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切实能公开发挥作用的3项最主要的公开行为包括参与竞选（0.582）、监督选举（0.434）和提名候选人（0.415）。
除了村委会换届公开选举，我们也考察了农户对近些年村庄“一事一议”执行情况的看法，以及重大事情决策上村民代表的参与和影响作用情况。表21的统计表明，分别有48.86%、43.23%、53.76%和47.87%的全样本农户，东部地区农户、中部地区农户和西部地区农户，认为“一事一议”有作用；对“一事一议”完全持否定态度的样本农户比例最高的为15.28%（东部），最低的仅为6.77%（中部）；认为不确定、不清楚和作用有限的样本农户总计近四成。总体来看，一方面，“一事一议”在村庄治理和公共事务决策中正在逐渐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从而得到更多的肯定和支持。
最后，在村庄重大事情决策方面，38.43%的样本农户认为是由村两委单独决定的，27.84%的样本农户认为村民代表能够发挥影响作用，17.27%的样本农户认为村民小组可以决定。在区域差异方面，村两委单独决定、村民代表能发挥影响、村民小组决定3个选项的排序和全样本总体上保持一致；略有差别的是，中部地区的样本农户更倾向于认为是村两委单独决定，村民代表的影响有限，而西部地区的样本农户则认为村两委单独决定和村民代表发挥影响的比例大致相同，如表22所示。表21 样本农户对“一事一议”作用的评价 单位：%表22 样本农户对“重大事情谁决定”的看法 单位：%（三）村民互助有增加但范围偏小，组内族内关系融洽有提升，村两委是纠纷调解的主要诉诸对象
一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对村庄社会交往带来最显而易见的冲击就是村民间传统的交往减少、风气受到侵蚀、关系变得紧张，纠纷处置也更多借助于现代社会的正式法律等方式。在村民互助方面，调查数据显示，54.32%的农户认为村民互助增加了，中部和西部地区认同村民互助增加的比例分别是55.83%和53.03%，认为减少的仅占21.97%。在村民互助关系指向方面，交往半径紧密的朋友和邻里占最高的比例（0.546），其次是亲戚、家族（0.459），交往半径更大、相对松散的村民小组和行政村内部的认同比例都没有超过一成。认同互助增加、区域间的认同比例差别较小以及互助对象主要集中于交往紧密的半径圈内，说明人口流动对村民间交往的侵蚀、消解并非是简单的线性递减，相反更倾向于是依据不同的交往半径圈，递减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在村庄社会交往意向判断方面，赞同村民间的联系走动变少的样本农户占39%；但是，只有25%的样本农户认同村庄社会风气变得更差，西部样本的该比例更低，仅为21%。与这种判断保持一致，认同村庄小组内部关系更加融洽、家族间关系比以前更加融洽的比例都超过七成，并且西部地区的样本农户在这个问题上的认同比例比东部地区高出近10个百分点。最后，在村民纠纷调解的诉诸对象选择方面，与传统做法大体一致，排在前3位的处置方式分别是：村两委（0.481）、村民调解（0.265）和村民小组长（0.112），选择正规司法途径的不到一成（0.051）。在区域差别方面，东部地区的农户发生纠纷时选择正规司法途径的比例最高，为一成半（0.15），但村两委依然是最经常的寻求帮助的对象（0.466）。最后，发生纠纷时寻找村内有威望老人的比例西部地区最高，但也远不到一成（0.049）。五、村庄人居环境（一）居住环境改善，环境公共设施的区域差异明显，设施发展需求次序有差别
首先，在村庄整体居住环境的主观评价方面，调查数据显示，八成（80.48%）的样本农户对目前的居住环境表示满意，表示不满意的约占两成（19.45%）。对居住环境较满意的高度认同感，在村庄整体环境的意向性判断方面也得到呼应，分别有82%的样本农户、83%的西部地区农户赞同过去5年本村变得更加整洁。表示个人居住环境有改进的四成样本农户中，约有1/4认为是受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不满意当前居住环境的样本农户，将房子质量差（0.407）、周围环境差（0.385）和生活环境不便（0.197）列为最重要的3项原因。在认同居住环境有所改善方面，排在前3位的改进原因分别是：道路改善（0.65）、住房改善（0.37）和垃圾收集改善（0.29）。除了非常一致地将道路改善作为居住条件改善的首要原因，不同区域农户在居住环境改善的原因排序上也略有差别。西部地区认同的主要原因是住房改善，其次分别是垃圾收集改善和公共环境改善；东部地区则更多地认同垃圾收集的改善，其次是住房改善和供水排水的改善，如表23所示。表23 居住环境改善的原因分类排序注：本表中的数字为得分均值。即在多选中，选择该项为1，未选该项为0，表中数字为对应项的得分均值。
其次，在主观感受及意向性评价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以垃圾处理和给水排水为代表的村庄环境设施拥有情况做了考察。户级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户居住环境改善原因排序的区域差异情况相一致，在垃圾处理设施（服务）的拥有方面，西部地区显著落后于东部、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垃圾专人收集和统一处理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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