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图说中国历史系列》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万里长城拱卫的社会——明试读：
第一章 皇权空前集中的帝国
明朝的皇权集中达到空前的水平，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直接操纵统治大权。在这种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系统而分工严格的政权机构威力强大，国家依靠它得以清除混乱，开疆拓域，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然而，明朝高度集中的权力设置、严酷的刑法、恐怖的特务机构和权倾朝野的宦官，使得整个社会陷入僵化和无理由的顺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被牢牢地束缚起来。
二祖的集权努力
太祖朱元璋在制度上为子孙后代做出的设计，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代开国者，可谓用心良苦，其统治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分权，以利互相牵制。在建立明朝之后，他设计了一整套利于中央和皇帝集权的统治结构。朱元璋为巩固朱明王朝的万世基业，既大力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权力机构的互相牵制，以便皇帝个人控制；又以分封制将地方权力分散到朱姓王子的手中，但施行这个措施的后果，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孝陵神道太祖死后葬于南京紫金山孝陵。因为当时曾有朱元璋死后从都城13个城门同时抬出棺材的民间传说，因此，人们常常怀疑朱元璋是不是真的葬在孝陵里面。有人说朱元璋葬在皇城的万岁殿下，有人说葬在城西朝天宫三清殿下，还有人说葬在北京的万岁山等等。之所以有如此多的猜测，大概是由于朱元璋的性格多疑，再加上他生前杀人太多，怕人掘墓报仇的心理使然。◆胡惟庸案大捕杀胡惟庸，凤阳定远（今属安徽）人。元末投靠朱元璋，功勋显著，朱元璋称帝后被任命为丞相。他久居相位，专生杀废黜之权，广结功臣，恩威震主，逐渐引起朱元璋的疑忌。洪武十三年（1380），宦官云奇告发他意图谋反，胡惟庸下狱，最后以擅权枉法谋逆罪被杀。后来朱元璋又两度重新追究此案，公卿百官牵涉其中者甚众，株连蔓延达3万余人。
■分权：朱元璋的集权之道
朱元璋在中央统治机构的分权上做得很彻底，也很极端，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丞相制。他认为历史上太多的权臣擅权篡位，要从根本上予以杜绝。尽管一开始明朝就设置了左、右丞相以防一相专权，但是朱元璋仍不放心。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给左丞相胡惟庸加上威福自用、暗通倭寇、勾结北元、图谋不轨等罪名，将他处死；并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将国家与政府首脑合而为一，从体制上保证君主在中央集权政治中的绝对权威。这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忙的皇帝，他每天要看200件奏疏，处理400件政事，每天早中晚3次上朝。在地方，明朝最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废除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分设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钱粮民事，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都指挥使司掌军权。三权分立，互不统属，大权归于中央。◆象牙腰牌官员监察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中最具特点的内容。图为明代监察御史的象牙腰牌。
军事上，他将开国之初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以防止军权过度集中。各府分别掌管京师和全国各地的都指挥使的军队，又分设左、右都督为长官。◆洪武时期的釉里红牡丹蕃莲纹瓷盘
监察方面，朱元璋大幅度拆分掌管监察的御史台。他把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并扩大御史队伍，置监察御史110人监察百官，出视民情。作为皇帝的耳目，这些御史一旦受命出巡（称巡按御史），就权同钦差，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对地方官颇有威慑力。都察院中还设置了六科给事中，负责驳正和稽核六部百官之事。深通民情的朱元璋在设置这些官职的时候做了一个聪明的手脚，就是一方面给这些官员以巨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只给他们低微的品级。巡按御史和给事中只是七品官，但是他们的权力大到可以弹劾一品大员，这样的权力设置不仅有利于御史更好地发挥监察职能，也有利于皇帝对两方面的控制。另外，朱元璋还设通政司，这个机构专门负责给皇帝递送各地承奏上来的奏章、建议和检举文件。它能多途径地收集信息，利于皇帝掌握真实情况，尽快做出处置，防止被下属蒙蔽。◆明朝锦衣卫监狱
朱元璋对行政、军事、监察等重要权力机构做出了巨大改革，使其权力分散、互相牵制，便于皇帝独断指挥，突出君主意志和绝对权威。
■削藩：多磨的事业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分封24个皇子，让他们领兵出镇全国各地。一部分镇守北方，阻挡蒙古贵族的侵扰，如燕王朱棣守北平（今北京），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名城）；另外派部分皇子分驻内地，如周王、齐王等，负责监督地方官吏，巩固朱家对全国的控制，将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在北方守边的9王中，燕王、晋王和宁王的势力最为强大，宁王有甲士8万，战车6000。燕王和晋王得到朱元璋的特许，可以根据需要任意扩展军事实力，军中事大者才要奏闻。为防止朝廷中奸臣篡位，朱元璋又规定诸王可以移文中央索取奸臣，必要时可以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为防止诸王跋扈，朱元璋又允许后世皇帝在必要时下令削藩。朱元璋认为这样的设置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但是分封制度造成了地方势力的逐渐强大，中央削藩的目标难以达成，骨肉相残的悲剧很快就发生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皇太孙朱允即位，是为建文帝。鉴于地方诸王势力日渐强大，建文帝与其亲信大臣密谋削藩。他们首先逮捕周王，又拘执代王、囚齐王，并把燕王朱棣的护卫精兵调往塞外，在京城周围和城中部署兵力，准备削除燕王。但是对燕王的秘密逮捕没有成功，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4年以后，朱棣打败了建文帝的军队，占领南京，即皇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这样，建文帝削藩加强中央集权的任务就落在朱棣的身上。
即位之后，朱棣吸收建文帝失败的教训，积极削藩。在北方掌握兵权的诸王，有的被迁往南方，有的被削去护卫，有的被废为庶人。藩王势力大大削弱，军政大权更加集中到皇帝手中。◆长陵恩殿外景长陵是成祖朱棣的陵墓，恩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占地4000多平方米。建成于宣德二年（1427），至今保存完好。
无规则控制
除了从制度上分散政府权力以加强皇权外，明朝皇帝还用一些非正常手段监控臣民。朱元璋及其后继者在严刑峻法之外，使用廷杖等手段挫杀官员的锋芒，并以文字狱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明朝还发展了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特务系统：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些非正常的统治手段为明王朝蒙上了阴鸷的面纱。◆锦衣卫木印木质印信，此印缩肩平纽，有部分裂纹。印面篆刻“锦衣卫印”，背面刻“成化十四年三法司置”。锦衣卫是明代内廷侍卫侦察机关，始建于洪武十五年（1382），从事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是皇帝的侍卫与耳目，与明王朝相伴始终。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分典刑狱，称三法司，让其互相制约，如遇重大要案由三法司会审结案。这枚木印是三法司会同刻制的。
■酷刑：挫杀官员的锋芒
政治上的专制集权需要从法律、教育和思想控制等方面来巩固。洪武时期，朱元璋先后颁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文诰，这些都是完全以君主个人意志制定的。洪武三十年（1397），即朱元璋死去的前一年，颁行《大明律》，这是继《唐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部重要法典。明律条文简单，但是严酷异常。终明一代，凌迟、枭首、族诛的案例达数千件，弃市达万余件。特别是明初，刑法极其严酷，加上皇帝屡兴大狱，被杀官员动辄以万计。京官每天早晨入朝，必定与妻子儿女诀别，到傍晚如果平安无事，则相庆多活一日。所以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做官。这样的严酷刑法，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压制颠覆朝廷的企图。
杀人立威是封建帝王惯用的手法之一。明朝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朱元璋借题发挥，大兴文字狱。凡被认为有损皇帝尊严、违背皇帝旨意的言论、文字，当事人都将被处以极刑。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一则贺表中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赞扬朱元璋，但朱元璋认为其中的“生”字暗指自己曾经出家为僧，“光”指其剃光头发，“则”与“贼”字音相近，所以处死了徐一夔。这样捕风捉影的做法，无疑只是为了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恐怖气氛，让他们臣服在皇帝的权威之下。
对官员压制还有一个残酷的手段，这就是有名的“廷杖”。廷杖并不是在太和殿上就痛打官员臀部，而是在午门执行的。廷杖时，有太监在侧监视，众官身穿红衣陪列朝堂，左为中使，右为锦衣卫，各30人，下列旗校百人，手执木棍。宣读廷杖命令之后，一人用麻布兜从肩部套住受刑者上身，使之不能左右移动，一人绑住受刑人双足，露出臀部受杖击。被廷杖者如果侥幸不死，也必须剜去坏肉，医治数月才能痊愈。如果监督的太监说一句“用心打”，那此人必死无疑。终明之世，廷杖不绝于书。武宗正德时期，谏阻皇帝南巡的164名官员被廷杖，死亡11人。世宗时期因为大礼仪之争，廷杖134人，死亡18人。堂堂尚书、翰林被当廷杖毙，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午门人们都很熟悉“推出午门斩首”这句话，实际上明、清时午门从未被当作砍头的刑场。明朝大臣在午门承受廷杖，则确有其事。◆南京贡院内的赶考挑子和状元匾学而优则仕，考上状元是明、清读书人的最大梦想。但是在明初朱元璋对待官员的严厉政策之下，为官的荣耀背后可能隐藏着凶险。
严酷的刑法使明初的政治相当清明，但是这种恐怖统治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尤其在明后期，刑法利器掌握在宦官手中，经常被滥用，使得政治迅速腐败，满朝皆无正人，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特务：在恐怖中寻求长治久安
明代的特务机构，无论在规模上，在权力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它直接秉承皇帝的旨意，能对很多重大案件做出直接处置。
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曰“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的不公、不法官吏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在南京设立一个专门保卫皇帝，并从事秘密侦缉活动的军事特务机构，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锦衣卫的前身是拱卫司，洪武三年（1370）改为亲军都尉府，本是皇帝的警卫机构，有一支专门的军队。锦衣卫又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这一改变有其特殊的原因。朱元璋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锦衣卫负责侦缉刑事的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处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5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万之众。◆明代皇帝常服以黄色的绫罗制成，上绣龙纹、翟纹及十二章纹。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着特别强烈的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头目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武宗时的钱宁，在他们掌权时，上至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意愿只要稍有忤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明初著名的内阁大学士解缙，就是被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活埋进积雪而死的。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非法滥杀太甚，命尽焚锦衣卫刑具，将狱中拘禁的囚犯交付刑部处理，明确地禁止了“诏狱”，将王朝司法权重新归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举措并没有使“诏狱”就此真正消失，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最大的弊政之一。
东厂的发明者是成祖朱棣。他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侄子的皇位后，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朱棣在起兵过程中得到过一些宦官的有力帮助，他觉得宦官比较可靠。于是他在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宪宗成化年间，京城出现妖人煽惑造反，虽然被锦衣卫和东厂一网打尽，但是宪宗仍感刺探力量太薄弱，于是增设西厂。令心腹太监汪直掌管，几个月内其规模就超过了东厂，但是5年后由于汪直的失势而被撤销。武宗时期，刘瑾专权，恢复了西厂，另设内行厂。于是东西厂、内行厂、锦衣卫4大特务机构并行，缇骑四出，天下骚动。刘瑾倒台后，武宗才撤销了西厂和内行厂。◆汪直统领西厂汪直是明广西大藤峡（今桂平）瑶族人。幼年时入宫为宦官，成化年间得以接近宪宗，受到信任。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设西厂，汪直受命总督其事。他倚仗权势排挤、陷害朝臣，屡兴大狱，占夺民田2万余顷，势倾朝野。汪直还喜欢用兵，数次监军北征。
两个权力中心
明代宦官的专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进行了种种讨论和解释。其实，在认识宦官专权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内阁。明初经过废除丞相、削夺藩王的权力、使用监察和特务机构，皇权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权高度集中的后果就是：一旦独裁体制下的皇帝不使用他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替代他使用，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这可能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内阁首辅的大权独揽，如严嵩和张居正；一种就是宦官专权，如汪直和魏忠贤。宦官由于与皇帝关系亲密，更容易成为权力托付的对象。
■宦官权力的膨胀◆彩塑太监像明朝和东汉、唐朝一样，宦官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多半出身贫苦，无奈之下进宫阉割充当仆役，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爬上高位。
太祖朱元璋曾经定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干预朝政。但是，六部分立，没有丞相统领，皇帝事必躬亲；又设置众多互相牵制的官职和信息渠道，他所要处理的政务已经是原来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了。因此，他留给子孙的日常政务负担已经重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虽然成祖时期设立了内阁协助处理政事，但在明初皇帝严密防范政府官员的情况下，相对于殿阁大学士，皇帝更信任宦官。成祖朱棣突破祖制，重用太监，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侯显出使西番，马骐镇守交，设东厂，这些做法与朱元璋废丞相的用意相同，就是利于皇帝直接控制。宦官权力的扩大，不仅种下了贪污受贿的种子，还埋下了与外朝对抗的隐患。
朱棣的孙子宣宗时，开始设立内书堂，培养用于处理文书的学龄宦官，这些通文墨的太监负责传递奏章和内阁的票拟。一开始，他们只是皇帝处理朝政的得力助手，并没有擅权的机会，到后来他们开始利用职务之便染指朝政。◆智化寺北京智化寺原为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后赐名报恩智化寺，可见太监在明代的地位。
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但是当时廷臣依附他的人很少，只有兵部尚书王骥、工部郎中王等人，其他的官员都不肯俯首听命。汪直当权时，依附他的人多了起来，但敢于弹劾他们的人也很多，朝廷中派别斗争激烈，但运转勉强正常。到了刘瑾专权时，他在朝中的心腹遍地，流毒满天下，但仍有不屈服的翰林官员。刘瑾每次奏事，都要趁武宗玩耍之时。爱玩的武宗每次都特别不耐烦：“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老拿这些事情来烦我！”于是，刘瑾逐渐专决，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批答奏章，不再呈请皇帝裁决。到魏忠贤专权的时候，自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至四方督抚，都主动依附他，全面打击正直官员。他们的依附使魏忠贤的权力大到几乎可以颠覆朝廷。◆明朝官员朝拜魏忠贤生祠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本来是个无赖，为人奸诈圆滑。他于万历年间入宫为宦官，熹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他秘密结交大臣，以犬马声色献媚于上，深获宠信。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掌管东厂，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专权擅政，势倾朝野，有“九千岁”之称。他在中央、地方到处安插死党，天下官员为取悦于他，为其广建生祠，顶礼膜拜。思宗即位后追治其罪，魏忠贤自杀，其生祠也大部分被毁。
此外，在政治、财政、军事各个方面，太监都获得了皇帝的全面信任。永乐年间，五军都督府就曾设立内监监督府事。巡视边塞，大军出征四方，都由太监负责监军。其他如明代的皇庄、矿税、上供、采造等事，都由太监负责。◆魏忠贤像
■内阁权力的上升
按照朱元璋的意愿，皇帝独裁独揽大权应该是常态，在分配权力的时候也是依照这种原则来实行的。由于后继皇帝力不从心甚至懒惰，权力不可避免地开始下移，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士人政治，继续发挥作用。
其实，从朱元璋开始就感觉到一人综理朝政，管理的事务太过庞杂，所以设立了殿（华盖殿、武英殿）阁（文渊阁、东阁）大学士，作为皇帝左右的侍从文人，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此时大学士只是承旨办事，仅备顾问而已，并不参与机务。成祖即位，特选解缙、胡广、扬荣等7人入直文渊阁，成为皇帝的参谋。文渊阁建于皇宫之内，所以被称为内阁，以区别于外廷。皇帝常常召集内阁学士密议朝廷重大机务，但阁臣只是参与讨论，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阁臣的职位也比较低下，秩皆五品，权力远远不及六部尚书。
到仁宗、宣宗时，阁臣地位不断提高，品秩从五品晋升为三品。六部尚书、侍郎逐渐以殿阁大学士的身份入阁，除了侍论经史、草拟制诰，他们事实上已参预朝廷行政、监察、司法、军务等要务。宣宗时期，阁臣掌握了票拟的权力，进一步提高了内阁的权力。所谓票拟，就是阁臣根据皇帝所示旨意草拟敕旨，或者替皇帝阅看一切内外奏章，提出处理意见，用黑笔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贴在奏章上呈交，供皇帝裁决参考。皇帝看过票拟之后把小纸条撕掉，用红笔写在奏章上颁示，称为批红。票拟使阁臣取得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成为内阁最大的权力所在。宣宗经常到内阁，令阁臣票拟政事的处理意见。英宗9岁即位，不能处理国事，凡章奏皆由阁臣票拟呈进，以后内阁票拟就成为定制。◆掐丝珐琅莲纹大碗此碗为铜胎镀金，撇口圈足，里外均以浅蓝珐琅釉为底，通身掐丝，填红、黄、白、黑等色珐琅釉。碗壁为缠枝白叶番莲纹，足下饰方格锦纹。◆永乐窑白釉三壶连通器永乐窑所造甜白釉半脱瓷器是景德镇单色釉瓷器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进步，它不仅釉质细腻洁白，且胎骨极薄，似乎只见釉层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还可看到上面刻画的云龙花卉和暗款。
但是，到了明中后期，皇帝怠政造成了朝中争权斗争异常激烈，内阁的权力逐渐萎缩。从宪宗成化年间到熹宗天启，前后163年，其间延访大臣的，只有孝宗弘治皇帝末期的几年而已，世宗、神宗根本就几十年不上朝。在嘉靖和万历时期，朝廷中政令的传达是这样的：皇帝传令给太监，太监传令给文书官，文书官传令给内阁。反过来，内阁的意见呈交文书官，文书官转达给太监，太监再传述给皇帝。在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中，太监成为关键一环。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皇帝不到内阁处理政务，令内阁票拟。而皇帝身居内宫时仍不理政务，批红的权力落到司礼监太监手中，拥有最后的决策权。于是，太监的实际权力逐渐超过了内阁。
■宦官与阁臣的权力互动
明朝中后期，宦官权力炙手可热。当时有人说，大臣非巴结内臣不得加官，不依附内臣不得安宁，阁臣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中想掌握政权的，最先必须结交司礼监太监。◆魏忠贤生祠这是明末武清侯李诚铭出资为魏忠贤所建的生祠，崇祯皇帝即位后魏忠贤倒台，生祠被改成药王庙。
内阁学士不止一人，职任上也无明确的划分规定。严嵩当政时，曾排挤众人，独揽票拟之权，但这种情况未能持久。阁臣对票拟权力的争夺使得内阁本身的纷争加剧。尤其在嘉靖时期，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分别，首辅的权力最大，一切朝政听其调度。为了争夺首辅的职位，大学士结党联朋，互相倾轧排挤，通过种种手腕攫取权柄，一些阁臣纷纷寻找宫内掌权太监的支持。张居正在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就是与神宗小皇帝的贴身太监冯保结成了同盟。通过这样的互相支持，张居正获得了在外朝独断专行的权力，而冯保也赢得了内廷牢不可破的稳固地位。但是这种比较完美的配合在明代是很少见的。◆严嵩严嵩（1480～1565），江西分宜人。他是弘治年间的进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进武英殿大学士，二十三年任首辅。此人没有政治上的大才略，但凭借文辞取悦于世宗。他又以其子严世藩和亲信为爪牙，排除异己，收受贿赂。在他执政期间，朝政紊乱，鞑靼扰边，倭寇之患日烈。到了晚年，他弄权之迹更加明显，终于被弹劾而解职。
明中后期，阁臣与宦官各自专权成为常态。但无论阁臣还是宦官专权，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不能容忍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专断独裁是皇帝独有的权力。严嵩和张居正当国，遭到的弹劾不计其数，而刘瑾、魏忠贤专权更是如此。权臣阉竖与朝臣的对抗，导致了政局的极度不稳定，所以当权者无一例外地都要极力压制舆论，如张居正尽力摧毁天下书院，魏忠贤利用三案大肆屠杀朝中诤臣。在这种打击压制下，朝廷中最终出现了一种谄媚结附之风，失去安全感的士大夫在独裁统治之下，纷纷寻找庇护。严嵩当国，朝中充当义子者30余人，魏忠贤更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的庞大党羽。无论严嵩、张居正，还是魏忠贤，都是权势的代表，尽管其为人、功绩有所不同，但所反映出来的明朝政治状态是相同的，那就是权力脱离皇帝之后引起的政局混乱。◆“大明万历壬辰年制”款剔彩龙纹盘制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盘底青、赤二龙飞腾，作争夺火珠之状。
无论是内阁还是宦官的专权，都是以皇帝旨意自居的。在明代，礼法还是为政府和社会强烈认同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宦官在独掌大权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命令，又必须通过内阁这个合法的政治机构；而内阁在掌权后，必须以皇帝为坚强后盾，与皇帝关系最为密切的宦官就显得无比重要。所以，表面上看，政府发出的政令都是皇帝的旨意，实际上是内阁和宦官这两个真正的权力中心在发挥作用。
第二章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
历经元末农民战争20年的战火，明初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很快得以恢复。随着新品种的引进，水利的修复，耕地的开垦，明代的农业走向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手工业也进一步发达，尤其是以景德镇为首的陶瓷业，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也得到很大的繁荣，在发达的江南城市，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现象。
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
太祖洪武元年（1368），经过20余年的战乱与纷扰，元末农民战争终于以朱元璋定都南京而告结束，朱元璋也由一个地道的贫苦农民一跃而为君临天下、抚育万方的统治者。但当时全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几乎陷于全盘崩溃的境地。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者的腐败荒淫、横征暴敛，农民们几乎无法生存，终于演出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斗争。在农民起义前，整个社会经济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农民战争在沉重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经济。由于战争的破坏，全国大片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整个社会人口大量减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很多原来繁荣的农业地区都呈现一派荒凉的景象。◆孝陵碑亭孝陵碑亭内有一块完整的大石碑，高达8.78米，为朱棣所立。碑文以工整的楷书颂扬了朱元璋的功绩，这就是“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由于此碑的碑亭已毁，只留下中间的碑及四面的围墙和门洞，所以被后人称作“四方城”。
当时的城镇经济更是遭到沉重的打击。元朝很多官僚、地主在城市居住，而他们就是农民战争最为直接的目标。大批地主、商人在战争前就开始逃离城市，而更多的居民纷纷参加起义斗争，给城市手工业带来致命的危机。它们不仅失去了必需的劳动力，也失去了广大的农村市场。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城市中进行，战争的胜利者往往对城市进行掠夺与烧杀。历经战火的浩劫，城镇经济以及城市手工业严重萎缩。◆荷叶形琥珀杯杯身周围浮雕或透雕错落有致的荷梗与水草，并以透雕渔翁为把手。渔翁上身袒露，腰间挎一鱼篓，右手抓杯口，左手握鱼，情态喜悦。此杯设计巧妙，雕工精致，在琥珀制品中甚为罕见。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无论是为了维护、巩固明朝政权，还是恢复社会经济，进行休养生息已经势在必行。朱元璋及其谋士们，汲取历史经验，为安定民生、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明朝政府招募流亡农民垦荒耕田，实行免税3年甚至永不起科的制度；同时采取移民政策，鼓励人多地少的狭乡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垦荒。洪武三年（1370）六月，明朝政府迁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无地农民4000余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去开垦荒地、经营农业。政府拨给这些农民耕牛等生产工具，发放种子，并且免征3年赋税。以后明政府又多次实行这样的移民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业耕地面积和国家编户人口的增加，昔日的战乱地区渐渐恢复了生机。
针对当时军队开支庞大的现状，明朝政府还实行了军屯政策，也就是要求军队在一定时期进行农业生产，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快了农业的恢复。
明朝政府重视兴修水利，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和民间自行修建的水利工程与日俱增，其数目超过了以前任何朝代。明代著名的江南海塘工程，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这些劝农政策收到了明显效果。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迅速增加，耕地面积也大幅度上涨，使得明初“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的景象很快得到改变，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洪武以后，垦荒、兴修水利仍在继续，据明各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全国田地共387万余顷，到宣德八年（1433）增加到427万余顷。明代人口增长也很快，根据现代学者估测，到万历后期，明代人口很可能达到1亿5千万以上。这样的规模，是在明初修养生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耕获园壁画在山西新绛县内。图上众多官吏正在拜祭谷神，以祈求丰收。
伴随着农业的恢复，城镇经济、手工业也开始恢复与发展。旧有市镇成为商品贸易的中心，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技术也得以改良。
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
人口的增加、耕地的开垦，都给明代农业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随着世界各地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海外的许多农业作物开始进入中国内地，其中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主要有3种：番薯、玉米、马铃薯，另外还有花生和烟草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大多于明朝中后期从中国的南部开始传入，经过多年的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广泛栽培的重要农作物。
番薯，在各地都有不同的名称，但以番薯、山芋叫得比较普遍。根据《金薯传习录》的有关记载，番薯最早由福建长乐商人陈振龙从菲律宾群岛带回家乡，时间大约是在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后来经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推广，很快在福建的广大地区传播。由于其产量高，适应性很强，得到很多贫苦农民的喜爱，尤其是灾荒的年代，人们更是将其亲切地叫做“救命谷”。根据《东莞县志》以及《电白县志》的记载，广东地区的番薯大部分自越南地区引进。到明代中后期，番薯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普遍栽种。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更是将番薯从岭南引种到长江流域，并专门写书进行介绍。后来，番薯的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展到黄河流域。
玉米，也是明代开始在中国内地种植。根据有关记载，玉米大约于17世纪后期开始从海外传入中国，很快在中国的大多山地得到普遍栽种。据《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玉米）陕、蜀、黔、湖皆曰包谷，山氓恃以为命”。玉米由于适应性强，产量高，又不需要很肥沃的土壤，能够生长在很恶劣的环境，因而得到中国山区农民的喜爱。当灾荒发生的时候，很多农民都依靠种植玉米度过难关。对于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抵御自然灾害，玉米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玉米，又称玉蜀黍，一年生草本植物，茎高2～3米，子实可供食用。玉米原产美洲，17世纪后期传入中国。
马铃薯，又有名洋芋、土豆或山药蛋等，在中国内地出现时间大约为17世纪后期。清朝康熙年间修纂的《松溪县志》记载说：“马铃薯……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当时也有很多其他文献记载马铃薯的传播。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云、贵、川等地区都广泛种植马铃薯。◆花生花生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互生，呈卵形。果仁可以榨油，也可以吃，是重要的油料作物。
过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花生是直接或者间接从南美洲引入的，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现存最早的关于花生从美洲传入中国的文献记载，主要是江浙地区的一些县志，如嘉靖时期的《常熟县志》以及万历时期的《嘉定县志》等书籍。
烟草也叫“淡巴菰”，16世纪中后期开始，从海外分两路传入中国。一路是从南面的吕宋（今菲律宾群岛），伴随南边的商人进入中国南部。据明末名医张介宾所著《景岳全书》记载：“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另外一路，也是在明朝末年，从北面的朝鲜传进中国东北。有《露书》记载说：“（烟草）关外人相传，本于高丽国”。烟草传入中国后，很快在大江南北广泛种植，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
手工业的进步
明代手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各个生产部门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的质量、数量均有较大提高，工业流程及技术得到改进。明代手工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民营手工业兴旺，在某些生产部门，甚至出现了规模生产，这都是明代手工业发达的具体表现。
明代手工业的部门种类很多，其中规模较大、进步较快的有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明代的矿冶业较前朝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洪武末期，政府取消了民间从事矿冶的限制，民营矿冶业繁荣起来。纺织业如棉纺织业以及丝织业也取得相当的成就。明朝中期，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民间造船业迅速蓬勃兴起，东南沿海出现了很多规模较大的造船厂。手工造纸业在明代达到了高峰，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都有大量造纸作坊。
明代手工业最具代表性的要算陶瓷。以景德镇为代表，明代的瓷器业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明代的瓷器技术有很大的发展。青花瓷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很大进步。永乐、宣德年间的青花瓷，以其胎釉精细、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制作规范而闻名于世。着色剂使用最多的是进口的“苏麻离青”，烧成后青花部分出现黑斑，与浓艳的青蓝色交相辉映，成为一代绝品。
明代彩瓷的出现，更是标志中国瓷器黄金时代的到来。成化时期的斗彩，是彩瓷中的成功代表作。它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彩色相结合的新工艺，使用铁、锰等着色剂，运用不同选料配比，能做出鲜红、油红、鹅黄、姜黄、水绿、叶子绿、孔雀绿等绚丽的色彩，大大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内容与装饰技巧。到了后来，在成化斗彩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有名的青花五彩瓷器，因为它五彩浓艳热烈，填笔简朴自然，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制酒工艺图酿酒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这幅制酒工艺图出自明代彩绘本《本草品汇精要》。
明代的单色瓷器水平很高。明代初年的永乐白瓷，代表中国瓷器史上白釉的最高水平。永乐白瓷胎薄如纸，洁净如玉，几乎只见釉不见胎，能映见手指螺纹。因其薄如卵壳，被称为“卵幕”。永乐、宣德时期出现的霁红，是在强还原气氛中高温烧制而成的，技术难度很大，是中国古代瓷器技术中一项绝技。明代低温单色釉最突出的成就是成化孔雀绿和弘治黄釉。前者是以铜为着色剂的绿釉，颜色与孔雀羽毛的色泽相似；而后者以含铁的矿物为着色剂，色调纯黄，有如初开的葵花，娇嫩晶莹，故有娇黄之称。景德镇的瓷器，由于其数量大、品种多、质量好而畅销海内外。◆红彩缠枝莲纹葫芦瓶景德镇窑产。通体黄釉红彩装饰。此器烧制过程为：先施白釉，高温烧成；再施黄釉，用略低温再烧；最后施红彩，复以再低温最后烧就。俗称“黄上红”，取皇上洪福齐天之意。该器色调对比强烈，互相辉映，是嘉靖年间瓷器中的代表作品。
明代瓷器业，除了景德镇外，还有很多有名的瓷器制造地。如福建德化的白瓷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这种白瓷质地细腻，透明度好，白中透红，被称为象牙白、猪油白、中国白等，也畅销海内外。另外，广东饶平地区的青花、惠阳窑仿龙泉青瓷等，在明代都享有盛名。山西磁州窑系的白釉黑花瓷、黑釉瓷器等在当时也有一定地位。
明代瓷器业的规模很大，仅当时的瓷器制造中心景德镇，从事瓷器生产的人就有10余万人。加上其他窑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和销售人员，瓷器业吸纳了大量人口。
商品经济的活跃
明代农业、手工业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对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农业的发展，不仅为市场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粮食商品，同时也创造了广大的农村市场；而随着手工业的兴盛和发展，各种手工产品出现，则提供了用于交换的商品。到了明朝中叶，商品经济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得到飞速地进步，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柳外春耕图明代沈周作品，描绘明代农人耕种的繁忙景象。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首先表现为商业的发展。全国各省区有不少人纷纷离开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大小商人数目迅速上升。万历年间，有学者吕坤指出，当时投身商业经营的人数众多，“（商人）天下不知几百万矣”。商人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正是由于这些商人的活动，全国各地很快连成一个大市场，南方的货物成千上万地运到北方，北方的各种物资也纷纷南下，全国范围的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江南地区、东南地区以及运河沿岸成为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商品经济的中心。◆黄河运河图（局部）南北大运河是从浙江杭州出发，横穿长江、黄河直达北京的人工河道。元朝为将南粮北运，开凿山东境内的会通河及北京的通惠河，但不久就因淤积不能通航。明迁都北京后，征发河南、山东等地30万民工疏通会通河，使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每年漕运粮食达三四百万石。大运河成了明朝的生命线。明清两代都将黄河与大运河的治理联系在一起。这幅《黄河运河图》就是将黄河与大运河并列在一起绘制的。
除了国家专控商品外，大量的粮食、棉布、棉花、丝等货物自由出现在各地的商品市场上。伴随着明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大量外境商品也输入中国，使中国市场上的商品种类有了很大增加。例如景泰二年（1451），明代的一个地方小县对市场征税，竟列举了230多种商品。
明代经济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城镇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工商业市镇的崛起。明代工商型城镇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明永乐年间修浚漕运以后，伴随着南粮北调，沿运河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第二个时期是在明朝中叶以后，江南一带还有相当数量伴随着商品生产发展而形成的工商业城镇。这类城镇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其中以商品性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的江南地区尤为突出。这些城镇大多都具有各自明显的特色。如松江府的朱泾镇、枫泾镇、七宝镇、朱家角镇，苏州府的南翔镇、娄塘镇、外冈镇等，是著名的棉纺织业市镇；苏州府的盛泽镇、震泽镇，湖州府的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嘉兴府的王店镇、王江泾镇等，是著名的丝织业市镇；另外也有市镇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桃源仙境图仇英的《桃源仙境图》，是以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蓝本演化出来的理想境地。画面远处山峰林立，云气缥缈；近处山涧奔流，松木森森，古藤盘绕；三位白衣老者临流而坐，或抚琴，或静观，或舒展身臂，姿态各异而传神。
各种市镇与市场形成紧密的联系。商品在这些地方聚集，同时也在这里得到加工，然后分散到各地市场。这些城镇夜夜灯火，人们紧张劳动，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城镇的繁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反映。
商人与货币
伴随着明代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明代中后期，在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团，一般又称商帮，如徽州商帮、山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江西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他们都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色，一般以地缘、血缘、乡情为联系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经营比较固定的商品，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的商业性集团。◆孔雀蓝釉牡丹纹执壶长颈，侈口。流、柄细长，前后对称。通体施孔雀蓝釉，划纹较浅。腹部为折枝牡丹，颈部饰如意云纹。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是明代单色釉瓷器中的精品。◆万历银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的货币体系也发生了转变，明代前期一直被禁止使用的白银在正统以后取代纸钞和铜钱成为主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铸银币一直较少，参与流通的更多的是散银。
在众多的著名商帮中，最为有名的商帮应该以徽州商帮和山陕商帮为代表。徽州商帮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可说遍布全国各地，从繁荣闹市到穷乡僻壤，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十分繁杂，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物品，也包括很多一般的生活用品。从经营的历史来说，他们大多是贩卖盐起家，同时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商人也不少。徽州商帮直到晚清才逐渐衰落。山陕商帮的活动范围最初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随着盐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实力的增强，他们的经营活动逐步向南推移，最终遍及全国。山陕商邦经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样化，主要的商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这些商帮以其雄厚的资本、众多的人数、极大的经营范围、广阔的市场以及带有垄断某行业的性质，使得他们成为商业领域中多支重要的活动力量。他们驰骋于商界，操纵某些商业贸易，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留下极富特色的一笔。他们的活动本身也反映出明代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水平。◆黑漆嵌螺钿大案案呈平头式，四足缩进安装，通体髹黑漆，嵌螺钿云龙纹，案面嵌五巨龙飞舞，其余部位也均作龙戏珠纹，用螺钿嵌制精细，并划出五官等细部。在案下面用螺钿嵌成“大明万历年制”款，为明代“御用监”的制品。此案为明代有万历年款的惟一的一件螺钿漆器。
明朝后期，对民间矿业管制放松，使得中国矿业得到很大发展，白银的产量也有一定的提高。同时，海外贸易的兴盛，特别是南部的海上贸易，更是将大量的白银从海外运到中国。这一现象有着世界历史的背景。16、17世纪以后，伴随西方世界殖民活动的兴起，美洲的白银得到大量开采，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者用海船将大量白银从大西洋的彼岸运回欧洲。同时，中国的大批商品出口欧洲，如瓷器、茶叶等等，欧洲殖民者只能以白银交换，这样大量白银通过商品贸易，又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明代商品经济发达，货物交易量极大，需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白银比铜贵重，又便于分割，所以人们乐于使用。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包括地租、赋税都开始走向货币化，而白银也越来越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成化六年（1470），广平府清河县的庄田子粒（皇庄的土地所收的田租）就征收白银，夏季税收每亩7分4厘，秋税每亩收银5分。政府田赋也开始采用征收白银的方法。正统元年（1436），明朝政府将一些地区的税粮折为白银征收，名曰“金花银”，这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成化二十一年（1485），明朝政府要求工匠也以银代役。这样，在明朝财政中，白银成为官府使用的主要货币。正德以后，白银流通更加普遍。◆彩绘木雕镶象牙脸王母像此像用沉香木雕刻，镶贴象牙脸。王母头梳高髻，戴簪花，长圆脸型，前额高耸，两眼向下凝视。衣纹粗犷遒劲，象牙脸显得格外娇嫩细腻，为明代彩雕艺术的代表作。
白银成为中国当时的主要货币，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跟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也反映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章 对外关系与中西文化交流
祖在立国之初，意识到改善元朝时与周边各国恶化的关系的必要，制定了一系列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并写进《皇明祖训》，告诫后人世世代代遵循。朱元璋本人在位期间，曾多次派遣使臣出访，周边国家也纷纷回应，遣使回访，交流十分频繁。明朝初年建立的这种睦邻友好关系，经过永乐朝的加固，成为终明一朝的基本外交政策。但是，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周边威胁的加剧，也曾出现局部战争或者海禁这样的应时之策。
明初：和睦气象
明朝初年，国力强盛，对外关系也显得气魄宏大，以郑和的七次远航最为著名。他途经南海、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太祖、成祖时期，日本虽然与中国关系不稳定，但是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依然不断。中朝关系也随着李氏的掌权趋向稳定并日益密切。
■郑和远航：“宣德化而柔远人”◆郑和航海线路图
郑和远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直至非洲东岸，可谓一时盛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的思考和疑惑。太祖制定了种种限制宦官权力和品级的“祖训”，时隔未久，成祖却让宦官郑和担此重任，是什么促使成祖违背太祖成法？郑和七次出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要从成祖的继位经历和郑和的身世说起。
成祖朱棣并非正常继位，皇位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来。他起兵篡位时有许多太监往来于宫廷内外，通风报信，立下汗马功劳；太监又是皇帝私官，成祖能够放心委以重任而不必担心政治派系之间斗争的余波。因此，永乐朝频频重用太监。由于朱棣大权独揽，太监尚能控制于皇帝手下，他们基本上安分守己，有的还立下功劳，郑和就是最突出的例子。郑和原姓马，小名三保，人称三保太监，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他从洪武时期就任职于燕王（即朱棣）府，办事机敏，燕王篡位时又有军功，深得朱棣赏识，于是擢升为内官监太监并赐姓“郑”。◆航海牵星图三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都能准确地到达目的地，靠的是航海罗盘、航海图和牵星图等。图为郑和航海时使用过的牵星图。
明朝时以婆罗洲（今文莱）为界，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区域概称为“西洋”，以东称“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范围，即东南亚各国，故史称“郑和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郑和怀着“宣德化而柔远人”的理想第一次出航，从苏州刘家港出发，经过福建，先到占城（今越南），遍历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六甲）、苏门答剌等地，最后到达印度半岛的南端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据记载，此次远航共有62艘船，随员27800多人。最大的船只长44丈、宽18丈，每艘可容千余人。船上满载瓷器、丝绸、锦罗、麝香、铁器等，故又称“宝船”。船队一方面要求各国向明朝朝贡，一方面也直接在当地进行贸易，永乐五年返航时，带回了各国的珍珠、宝石、香料、珍禽异兽等，主要是供皇室贵族享用的奢侈品。◆郑和雕像郑和（1371～1453），本姓马，小名三保，回族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从海路到过伊斯兰教圣地天方（今麦加），郑和自幼受家庭探险精神的熏陶，后来乃有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海船（模型）三保太监郑和统率船队，曾七次下西洋。船队最大的海船长44丈4尺，宽18丈，立9桅，挂12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
永乐五年（1407）至宣德六年（1431），郑和又6次奉命出使，所到之处，即颁布明朝皇帝的诏书，恢复了元朝时受到破坏的朝贡体系。许多国家应约前来，或者直接派使臣和船队，装载本国特产，随郑和的船队来到中国表示友好。明朝皇帝对朝见者纷纷加官封爵，京城“万使云集”。沿着第一次出航开辟的航道，郑和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途经南海、印度洋，开辟了海上航行的新纪元。同时，航行途中也扫清了海上交通障碍。当时由南海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三佛齐（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被陈祖义为首的武装走私集团所控制。郑和首次出航便将陈祖义擒送回国，不久处决。由此，通往西洋的航道日渐通畅。◆古里古港郑和下西洋，第一次航海终点是古里（今科泽科德），以后航海中曾多次到过这里。图为印度南部西海岸的科泽科德古港口。
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到东南亚各国去的人渐渐增多，不少人往来于各国之间从事贸易，有的长期侨居国外，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产品，对南洋各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郑和的船队本身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出使任务，他的随员马欢还写成《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巩珍作《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沿途各国的地理、风俗情况。沿路完成的《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录了船队所到的地名、方位，是我国现存最早最详细的海图。还有郑和的航海手册《针位编》，这些都是当时宝贵的航海资料，有助于中国更好地了解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也促进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郑和墓云南省晋宁县昆阳，是郑和的故乡。当地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在这里修筑了郑和墓和纪念亭。
郑和七次远航，耗费巨资，可谓劳民伤财，而且带回的供品远不及赠送给各国的礼品。这是否仅仅是郑和所谓的“宣德化而柔远人”的理想呢？在今人看来，成祖确实对洪武后期开始的东南亚诸国常常缺贡的现象有所不满，欲派遣郑和出使恢复朝贡，宣扬国威，但他本人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即使已经宣布建文帝死于大火，就算建文帝根本没有迹象夺回皇位，朱棣这块心病还是伴随了他一生。然而，郑和的最后一次出航，不仅成祖，就连仁宗也已去世。宣宗遣郑和出使，是因为朝贡的正常秩序有所破坏。此时，历经两朝后的宣宗，对追踪建文帝下落这个目的也已经淡忘了吧。◆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又称备倭城，北面临海，南接府城，背山控海，地势险要，是明代典型的海防要塞。明洪武九年（1376），登州升格为府，并修筑水城，立水军帅府于此，经历代多次修建，成为停泊战舰、驻扎水师军队、出海巡哨的军事要塞。
■明初的中日关系
中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直至元世祖出兵东攻日本，中日关系才受到破坏，终元之世，日本不与中国通使。明太祖为了与日本重修旧好，在继位之初的洪武二年（1369）派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第二年又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向日本国王良怀解释明朝的友好政策。良怀在辨别明朝和元朝的不同政策后，于第二年遣使臣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70余名中国人。由此，中国和日本恢复了往常的友好关系。洪武后期，中日关系虽有所疏远，但是中国仍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之一。胡惟庸案时，太祖怀疑胡惟庸勾结日本人，意欲谋逆，因此迁怒日本，中日关系再次恶化。此案之后，终洪武一朝，中日再无使臣往来。◆镏金铜编钟腹饰三层乳钉纹，钟顶部及底部饰缠枝纹等，器顶边沿饰对称倒“U”形图案，刻一组对称的梅花纹联结两倒“U”形图案，从图案及色彩看，显得十分有气势。
成祖朱棣继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即派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人道成出使日本。尚未出行，日本使者已到宁波，随后到达南京。明朝政府优待使臣，并遣使回访。从此，两国间恢复贡使往来。
明初中日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宁波市舶司就是专门为管理双方贸易而设。明政府为了防止盗寇假冒日本商人，实行勘合贸易制，日本商人到中国沿海从事商业活动必须出示“勘合”，即贸易凭证，管理上比较严格。永乐朝规定的每10年贸易一次，每次船只2艘，人200，到宣德间放宽到船3艘，人300，但是实际上两国贸易远远超过这个规定。日本的刀、扇、苏木、漆器等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中国也大量输出银钱、绸缎、陶瓷等，中日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永乐翠青釉瓷碗此碗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足底无釉，露胎处胎质洁白细腻。器物造型规整，做工精细，是明永乐时期翠青釉瓷碗中的珍品。
然而，在和平交往的同时，也有一些日本浪人出没在从辽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走私抢劫，扰乱沿海居民的商业和生活，当时称为“倭寇”。洪武二年（1369），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并未杜绝倭寇的剽掠。此后，明政府在沿海筑城造船，广置卫所，在与日本修好的同时加强海防，防范倭寇作乱。永乐九年（1411）和十四年（1416），明政府两次出师巡剿倭寇，但效果不甚明显。至永乐十七年（1419），明军取得望海埚战役的胜利，生擒倭寇数百人，斩首千余人，倭寇之乱才得到控制，逐渐平复。
■出兵安南：局部战争与行省的设罢
安南古称交，所属土地包括今越南北部、中部，自汉至唐为中国属郡，五代时独立成国，一直和中国保持藩属关系。明朝初年，朱元璋沿袭元朝旧制，遣使封陈日为安南国王，诏书到达安南时，陈日已死，陈日即位，于是明朝改封陈日为安南国王。建文帝时，权臣黎季灭陈氏宗族，其子黎苍不久改名胡，称皇帝，黎季称太上皇。永乐元年（1403），胡氏遣使贺成祖即位，并称陈氏已绝，要求明朝封胡氏为安南新主。成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封胡为新的安南国王。
永乐二年（1404），安南故主陈氏后人陈天平从老挝至南京，申述黎氏叛乱篡位实情，要求明朝出兵助陈氏恢复政权。成祖派遣监察御使李琦前往安南查问，黎苍立即上表谢罪，并表示将迎陈天平回国，复立他为君主。成祖派行人聂聪、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带5000兵护送，不料黎苍半路伏击，杀陈天平及聂聪、薛，黄中、吕毅退兵奏报朝廷，成祖大怒，决意派大军征讨安南。◆碧玉镂雕龙纹嵌件嵌件长方形，四边缘镂雕卷草纹，内开光，在镂雕水波纹的饰地上凸雕一只三爪、鱼尾的龙。龙昂首，张口，曲身。嵌件四角有孔，应为带饰。
永乐四年（1406），成祖命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大将军，新城侯张辅为右副将军，西平侯沐晟为左副将军，统兵号称80万进讨安南，黎季、黎苍被押解回京师，黎氏在安南的统治结束。诛灭黎氏政权后，成祖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纳入明朝版图，并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成为行省之一。
然而明朝在安南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统治，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并不符合当地人民的意愿。陈氏旧臣多次起兵反明，拥立陈季扩为王。成祖命张辅等人出征安南，诛杀叛臣，镇压起义。安南旧臣多被处死，新政权亦不被明朝接受。至宣宗朝，交清化府巡检官黎利谎称在老挝寻得陈氏后人旧物，陈氏一族已绝，请求明朝封其为王。宣宗在反复考虑之后，决定撤回三司，恢复安南政权。正统元年（1436），英宗正式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两国恢复正常的友好关系。
倭寇之患与援朝抗日
倭寇在明初的严密防范之下基本得以控制。到了嘉靖年间，皇帝崇信道教，不理朝政，首辅严嵩专权，政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开始猖獗横行，大肆扰乱沿海秩序。这时，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局势不稳，各诸侯对商业的要求已是勘合贸易远不能满足的，于是组织武装集团到中国沿海任意抢掠。中国沿海的海商也常常勾结倭寇谋取私利，形成一些亦商亦盗的海盗集团。嘉靖时期的倭患由于有中国海商集团的加入，显得越发棘手。◆倭寇使用的日本刀倭刀长柄，刀身弯曲，十分锋利。
嘉靖二年（1523），日本左、右京兆尹大夫分别遣使宗设、瑞佐和宋素卿至宁波。宋素卿事先贿赂宁波市舶使，得以先办入境手续，宗设不平，追击瑞佐、宋素卿二人，却波及明朝官兵及居民，都指挥刘锦战死海上，指挥袁琏被俘，而明军竟无力抵抗。世宗闻后大怒，罢市舶司，下令寸板不得下海，断绝了与日本的一切官方贸易。嘉靖二十六年（1547），倭患日盛，明朝命右副都御使朱纨为浙江巡抚，负责浙、闽海防。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擒杀海盗及奸商96人。但因触及当地官僚牟利的关节，竟被诬告擅杀良民，被迫服毒自杀。此后，倭寇在沿海如入无人之境。嘉靖三十二年（1553），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奉命征讨，取得了王江泾大捷，而严嵩党羽赵文华的到来，使得这位抗倭英雄背上畏敌失机、糜饷殃民的罪名，被押回京城斩首。◆戚家军与倭寇作战图
直至戚继光和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的出现，倭患才得以彻底的平定。戚继光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受命负责浙江御倭事宜。到任后，他在义乌当地招募了农民、矿夫3000人，演练一种专门对付倭寇的“鸳鸯阵”，长短兵器并用，战斗力极强，被称为“戚家军”，在抗倭战斗中连战连捷。随后，戚继光奉命调入闽抗倭，取胜后回浙。但是大批新倭又至福建，朝廷急调俞大猷任镇守福建总兵官，戚继光为副，福建倭患迅速平定。嘉靖四十三年（1564），时任广东总兵官的俞大猷先后击败广东沿海各地倭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终于取得最终胜利。◆龟船（模型）朝鲜三南水军统制李舜臣改制，可四面发射火炮，防护力、机动性较强，中朝军队在露梁海战中，曾以这种船参战，打败了日军。
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并未随着倭患的平定而结束，日本于16世纪末期结束战国时代实现统一后，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意欲先占朝鲜，后侵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丰臣秀吉发兵朝鲜，朝鲜国王李逃到义州（今辽宁义县），派使臣向明朝求援。考虑到中朝两国唇齿相依的关系，神宗派遣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在朝鲜军的配合之下，光复平壤，随后收复开城、王京（今首尔）以及汉江以南大片领土。但兵部尚书石星却主张议和，明朝撤兵而回，丰臣秀吉借机卷土重来。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再次出兵朝鲜，明政府派兵部尚书邢为总督、都御使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日。此次明朝将领吸取了水师训练不足的教训，加紧招募江南水兵，增强对日作战能力。朝鲜将领李舜臣在第一次抗日战斗中，率领铁甲龟船屡立战功。第二次战争时，他与明朝将领邓之龙密切配合，击毁日船多艘，最后二人壮烈牺牲。万历二十六年（1598），丰臣秀吉死，日本军心动摇，中朝联军乘机反攻，日军大败，历时7年的侵朝战争最终结束。中日战争中，双方在釜山城激战的场面◆抗倭图卷（局部）这是反映明嘉靖年间（1522～1566）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侵扰的画卷。画面所示为“水上激战”。
传教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地理大发现后，传教士随着西方殖民者一起来到东方，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传教，寻找上帝新的子民，与残酷的战争侵略相比，显得温情脉脉。而最终，他们来华的影响，在科技和文化交流方面，却远远甚于传教本身。
■耶稣会士的东来：第二条路线的尝试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等几个仅有的信奉旧教的国家和罗马教廷形成同盟，于1540年成立了耶稣会。旧教在西方已经不再定于一尊，很自然地想要随着殖民扩张到东方来寻找新天地。耶稣会士沙勿略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首次来华，想找机会进入广东传教。但是时值海禁正严，他尚未登陆就病逝于海岛上。此后范礼安意欲借助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机会从澳门进入内地，无奈尚未获准入境也病逝于澳门。真正顺利进入中国境内的传教士，始于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玛窦。◆位于北京三塔寺的利玛窦墓碑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神宗朱翊钧下旨以陪臣礼葬于北京阜城门外。
罗明坚在澳门时，学习中文，从广州入境后，被批准留在肇庆。他在肇庆建立了教堂，宣传天主教教义，但是留驻时间不长，万历十六年（1588）回国后就再未来过中国。和他同时在澳门学习汉语的利玛窦则久居中国28年，为天主教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为中西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的局面。利玛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传教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他自己苦学汉语，研习儒家经典，穿着士大夫服装，尽可能地融入中国的文化氛围。他改变了以往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将儒家学说和天主教教义结合起来，平时与士大夫广泛交游，畅谈社会政治、天文地理，逐渐获得官僚士大夫的认可。同时，他深知要使天主教扎根中国，必须得到皇帝本身的许可，所以他又进京面圣。但他没有一开始就宣讲教义，而是先献上自鸣钟、镶嵌宝石的十字架、圣母像和万国地图等，避免了直接传教被拒绝的尴尬。此后来华的传教士，著名的有意大利的熊三拔、龙华民、毕方济、艾儒略，法国人金尼阁，日尔曼人汤若望，瑞士人邓玉函和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他们基本上都遵循利玛窦开创的新的传教方式，在明末至清朝的政治和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澳门大三巴牌坊在澳门大池街附近，原为圣保罗教堂的前壁，建于崇祯十年（1637），比利玛窦在肇庆建造的天主教堂晚52年。
耶稣会士的到来，是天主教寻求新阵地的尝试，他们也许不想占地为王，也不想加官进爵，或许只是宗教的热情和理想，和对这片未知土地的向往，促使他们不断来到中国。在殖民者发动侵略的同时，这第二条路线最醒目的结果，就是中西方由此开始的文化交流。
■东渐西渐：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
传教士有着特殊身份，同时拥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来华传教士大多都在国内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包括宗教方面的，也有科学上的。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使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利玛窦与徐光启像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1582年来到澳门。他精通四书五经，调和天主教和儒家学说，博得了士大夫的信任和好感。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介绍了平面几何的基本原理，徐光启使用的一些几何概念沿用至今，如锐角、钝角、平行线、三角形等。还有利玛窦和李文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分析了整数、分数的四则运算，比例、方程组和开方等。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应用于历法的制定，有些传教士曾在钦天监任职，帮助明朝在《大统历》的基础上修成了著名的《崇祯历书》；地理学方面传入中国的有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庞迪我的《海外舆图全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为球体的概念、划分寒温五带和世界地理知识，改变了中国长久以来天圆地方的观念。
此外，西方传入的机械学、物理学、医学、化学知识，都使得明末出现了一个科技高峰期，科学发展在长久的沉寂后出现了新的生机。这些知识，比天主教的教义更加吸引中国的士大夫，也更能被中国所吸收，而传教的任务，反而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在西学东传的同时，中国文化也通过传教士传入西方，首先表现为传统儒家典籍的翻译与传播。明朝末年利玛窦和金尼阁分别翻译了“四书”、“五经”，开始了中国经典的西渐之路。西方人也从此开始真正接触中国文化，而不是停留在马可·波罗妙笔生花的描述中。一些思想家，如伏尔泰、费尔巴哈等，都曾盛赞中国文化并从中吸取营养。从17世纪开始，欧洲开始流行来自遥远的神秘国度的“中国风格”，各种瓷器、漆器、丝绸成为皇室和贵族等西方上层人士追求和向往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