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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7 10: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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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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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叶妮·格朗台/高老头

欧叶妮·格朗台/高老头试读:

译本序

如果有人要问,在巴尔扎克留给我们的上百部小说中,哪部作品最优秀?或者说,哪部作品拥有最多的读者?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广大的读者中间,答案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

欧叶妮·格朗台

》和《

高老头

》堪称《人间喜剧》的代表作,也是读者最为喜爱的巴尔扎克作品。《欧叶妮·格朗台》创作于1833年,《高老头》成书于1834—1835年。前者描绘的是法国外省生活场景,后者表现的是巴黎的社会生活。《欧叶妮·格朗台》是一场爱情悲剧,《高老头》则是一出家庭悲剧。这两个悲剧的本身似乎并无多少新意,故事情节既不复杂也不曲折,巴尔扎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这样两个普普通通、生活中常见的悲剧置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对发生这种悲剧的历史背景,即法国大革命之后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兰西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精确而又细致的描绘,为我们勾勒出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从巴黎到外省广阔而又生动的社会风俗画。如此一来,这种本来可以说是极平常的生活悲剧便不仅包含了深刻而又丰富的时代内容和社会意义,而且凭借着巴尔扎克那支生花的妙笔,其故事也具有了独到的艺术风采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如前所述,《欧叶妮·格朗台》是一场爱情悲剧,然而,这场悲剧的两位青年主人公却不是故事中的第一主角。换句话说,巴尔扎克竭尽全力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既不是悲剧中的负心汉,甚至也不是痴情女,而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制造者老格朗台。

简单地说,老格朗台是一个吝啬鬼。早在老格朗台“出生”近两百年前,莫里哀就已经为世人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吝啬鬼形象,那就是法国人家喻户晓的阿巴公。不过,与阿巴公相比,巴尔扎克笔下的老格朗台要复杂得多、精明得多、凶狠得多,因而也就可怕得多。阿巴公的特点是“守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而老格朗台则要高明得多,他一方面“守财”,另一方面更看重“发财”。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同时又不放过任何时机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而且至死都乐此不疲。老格朗台原来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箍桶匠,是法国大革命为他提供了发家致富的大好时机,他本人亦称得上有胆有识,不仅能够使用各种手段大大方方地吞并他人的财产,而且有本事抓紧各种机会,冠冕堂皇地化公为私,从而使自己的家产急剧膨胀,没几年间便一跃成为当地的首富。老格朗台显然具有处于上升时期虎虎有生气的第一代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一切特点,他既有过人的精力,又有罕见的理财本领,更重要的是,除了金钱之外他没有任何别的信仰,他惟一的爱好、惟一的激情就是聚敛金钱,这也是他的全部才干和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财产,处心积虑地把别人的东西通过“合法的”手段弄到手,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皆可一试,反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因为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生命再也没有其他的价值和乐趣。关于老格朗台的这种过人的本领和突出的特点,巴尔扎克有一段非常形象、非常精彩的描写:

在理财方面,格朗台先生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蹲着,把猎物瞪上半天再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就像一条吃饱了的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慢条斯理地消化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我想,凡是读过这段文字的人大概都会有点儿不寒而栗的。试想,一只老虎和一条巨蟒同时出现在你的面前,即使是再勇敢的人恐怕也很难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老格朗台的形象着实太可怕了!然而,更可怕、更耐人寻味的是,像这样一个阴险毒辣而又毫无廉耻之心的人,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人怨恨他,尽管几乎人人都受到过他那钢牙利爪的伤害,然而受害者却无一例外地对他表示敬服,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干的人,甚至把他看成是当地的荣耀。这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老格朗台是一个成功者,而成功的标志就是他比别人更有钱,比别人更有办法弄到更多的钱。胜利者是无可指责的,看来这句话颇有道理,老格朗台就是他的那个时代的胜利者,他所代表的那股新生力量手中握有的最大王牌武器就是金钱,金钱的法力无边,金钱的力量不可抗拒。老格朗台所处的正是法兰西社会激烈动荡、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历史急转弯的严峻时刻,滚滚而来的金钱大潮把所有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全都冲击得荡然无存,宗教信仰、贵族封号、家族荣誉等等也变得一钱不值,惟有金钱才是一切,金钱成了新的上帝,人人皆对它顶礼膜拜,奉若神明。我想,不管巴尔扎克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如何,《欧叶妮·格朗台》本身所包容的深刻含义和认识价值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重读这部作品,不是依然可以得到某些启迪吗?

与《欧叶妮·格朗台》这个爱情悲剧相比,《高老头》的家庭悲剧显然更加富有戏剧性,内容自然也更加丰富多彩。我想,这首先是因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是在巴黎,这座大都市的社会舞台当然应该比被人们视为乡下的外省要开阔得多,在这座舞台上登场的人物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形色色,无所不包,而由这众多人物演绎出来的各种故事自然也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高老头》是巴尔扎克试图让他笔下的人物反复多次出现在他的许多作品里的第一部小说,换句话说,从《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开始构筑他酝酿已久的鸿篇巨制《人间喜剧》。也正因为如此,《高老头》里的许多人物,以后又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成为《人间喜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这些被作者精心安排、着意刻画的人物形象不仅更加充实,更加生动,而且更有深度,也更有光彩。

巴尔扎克在《高老头》里叙述了一位痴心父亲高里奥的可怜的一生,这位老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这是两个毫无人性、甚至可以说毫无廉耻之心的女人——一点一滴地榨干了自己的心血,直到身无分文,然后悲惨地死去。高里奥的死的确值得同情,然而他活得又实在太窝囊!作者通过这个人物的身世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社会和人性中极其阴暗、极其丑恶的一面:所谓温馨、和谐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全是靠着金钱来维系的,一旦没有了钱,这种关系就会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甚至是非常残酷的。巴尔扎克叙述的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警世作用的,因为类似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依然经常出现,只不过悲剧的程度深浅不一罢了。

不过,如果巴尔扎克的描述仅仅到此为止,那么《高老头》也就很难说是一部杰作了。事实上,高里奥家中的所有“变故”都是在这部小说里的另一个人物拉斯蒂涅克的身边发生的,拉斯蒂涅克把这一幕幕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而完成了他在进入社会角斗场之前人生哲学的第一课。这就是说,高里奥的家庭悲剧不过是作者为拉斯蒂涅克的登场和演出所作的铺垫,拉斯蒂涅克才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主角。

拉斯蒂涅克是一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他到巴黎是为了攻读法律,然后谋个前程。然而,他一旦进入这个花花世界,经过社会这个大熔炉的一番磨炼之后,他身上原有那点儿纯朴、善良的天性便一点点地消失殆尽,从而使自己彻底地转换了角色,从一个良知未泯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不择一切手段向上爬的野心家。而在完成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个是他的表姐鲍赛昂夫人,另一个是他的邻居伏脱冷。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使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最赤裸裸的语言不厌其烦地对拉斯蒂涅克进行“如何踏进上流社会”的“引导”和“教诲”:“现在,我全明白了。您越是有心计,您就越高升得快。您要毫不留情地打击别人,人家才会怕您。您只要把男男女女都看成是驿站的马,把他们骑得精疲力竭,每到一站您就可扔下不管,这样,您就能达到欲望的最高峰。”“总之,为了个人的乐趣和利益,私下里干的各种丑事,您以为这合乎信念、希望和慈善这三大原则吗?为什么一个纨袴子弟一夜之间使一个孩子失去了一半财产只判了两个月的监禁?而一个可怜虫偷了一千法郎却要加重处罚判他服苦役,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法律,没有一条法律条款不是荒谬的。戴着手套说漂亮话的人可以杀人不见血,但的确是杀了人;普通杀人犯用铁棍撬门入室,是要加重处罚的……”

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算得上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对这个表面上风光体面、骨子里肮脏不堪的社会可以说是洞察一切,而且又能够把其中的奥妙说得清,道得明,他们是拉斯蒂涅克当之无愧的“导师”,没有他们的这一番苦心,拉斯蒂涅克这个乡下年轻人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觉醒”的。

不过,最终使拉斯蒂涅克大彻大悟的,除了这两位“导师”的言传之外,还要归功于高老头的“身教”。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把高里奥看作是坏人,或者说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高里奥的那点可怜的积蓄被他的两个女儿榨得干干净净之后,最后孤零零地死去,拉斯蒂涅克是这一悲惨事件整个过程的见证人。正是从这里,拉斯蒂涅克看穿了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所谓正义、亲情、友善等等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抱定决心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杀进上流社会的角斗场。果然,经过几番挣扎、搏斗之后,当我们在巴尔扎克的其他作品中再见到这位青年时,他已经混出个人样来了。自然,这是后话,它已经不再属于《高老头》这部作品的内容了。

在《高老头》这部小说尚未写完的时候,巴尔扎克曾经对他的朋友说:“《高老头》将使您大出意外,这是一部杰作。”这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这部作品的精当评价,不过,也许是言犹未尽,几天之后巴尔扎克又加上一句,《高老头》堪与《欧叶妮·格朗台》媲美。由此可见,巴尔扎克对自己的这两部作品是钟爱有加的,一百多年来的事实也证明,它们的的确确是两部杰作,也堪称巴尔扎克的代表作。《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都属于《人间喜剧》这部大书,然而它们叙述的却是两个悲剧。两部作品的基调全都是阴冷而又灰暗的,读后令人有一种压抑之感,其中的人物也许只有欧叶妮·格朗台呈现出一点亮色,使人觉得可亲可爱,其他的不是令人感到可鄙、可叹,便是可憎、可畏。这样一批乱糟糟的、龌龊不堪的人物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所想做的、所能做的大概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损人利己,追名逐利。巴尔扎克用他那支如椽大笔向我们描绘出了这样一幅百丑图,从而揭示出了这个社会中某些真实的、本质的一面。我想,如果读者们不要拘泥于“喜剧”这两个字表面上的含义,在细细地读过《欧叶妮·格朗台》和《高老头》这两部悲剧小说之后,再来细细地咀嚼“人间喜剧”这四个字可能包容的独特意义,那么,对于这两部小说、对于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对于巴尔扎克本人也许就会有一种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吧!王聿蔚二〇〇三年二月于巴黎欧叶妮·格朗台

献给玛丽亚

您的画像是本书最美的装饰;但愿您的芳名在这里就像经过祝福的黄杨枝一样,虽然不知折自哪一棵树,但肯定已被宗教所圣化,被虔诚的手所更新,因而能四季葱郁,掩蔽家园。德·巴尔扎克

在某些外省城市里,有些房子使人看了会产生凄凉之感,它们就像最阴森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怆的废墟。也许这些房子兼有修道院的静谧、旷野的肃杀和废墟的破败。房子里寂然无声,没有丝毫动静,要不是街上一响起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便会突然露出一张像僧侣般表情木然的脸庞,用阴森冷漠的目光向来人瞪上一眼的话,初来的外地人真可能把这些房子当作是无人居住的空屋。

索缪城里有一所住宅,它坐落在一条直通高处古堡的起伏不平的街道的尽头,这座房子的外表就具有上述的那些凄苦的成分。这条街眼下已经不常有人来往,夏天热,冬天冷,有几个地方还十分阴暗;不过它也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始终是那么清洁和干燥,发出的回声又是那么清脆悦耳;街面狭窄而曲折,两旁紧贴城墙脚下的属于老城区的房子都很幽静。

有些屋子已经有了三百年的历史,虽然是木结构,但仍很坚实,而且式样各异,各有特色,使得索缪城的这一地区,特别得到文物工作者和艺术家的刮目相看。凡是在这些房子面前经过的人,都不能不赞叹那些两头雕着古怪图案的粗大的梁木,它们覆盖在大多数房屋的底层顶部,构成一长条黑色的浮雕。

这一家屋子的横木上盖着青石板,在不太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线条,木板屋顶因年代久远已经弯曲;屋顶的橡木也因日晒雨淋而腐烂变形。那一家破旧黝黑的窗槛腐朽不堪,上面原先的精美雕刻模糊不清,似乎已经承载不了贫穷的女工放在上面的那个种着石竹或者月季的棕色花盆。再往前去,有几家的门上镶着粗大的钉头,我们天才的祖先在上面镌刻着代代相传的象形文字,其含义是永远也没法弄清楚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表示其信仰的符号,或者是一个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的咒语;也有某个市民,因为先人曾经掌握过当地的行政权而刻下的贵族标记。整整一部法兰西的历史都在这里了。一幢外墙粉得很粗糙的岌岌可危的房子,当年很可能是一位能工巧匠的得意之作;紧邻是一座贵族的宅邸,在石砌的拱形门框上面留有家族徽号,虽然受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风暴的损伤,痕迹还隐约可见。

这条街上的房屋,底层全是做买卖的,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会在这里发现这里的一切就像我们祖辈时代的妇女习艺工场那样简朴。低矮的店堂既无门面,也无货架和橱窗,里面很深,黑糊糊的,内外都没有装饰。大门分上下两块,草草地钉着铁皮;上面一块向里开着,下面一块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地被人推开关上。门旁半人高的墙上嵌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卸下,晚间装上,再加上铁栓锁住。空气和阳光就从上半扇门,或者屋顶与窗框之间的空隙,进入这间潮湿得像地窖一样的屋子。这堵矮墙是用来陈列商品的,但绝没有刻意招徕顾客的东西。陈列品的种类按照铺子的经营范围而定:有的是两三桶盐或者鳕鱼,有的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有的楼板的横梁上挂着一些黄铜丝,墙边放着一些桶箍;或者是在架子上放着几匹布。

要是你走进去,便会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系着白头巾、穿得干干净净、双臂红润的姑娘;她马上会放下手中的织物,呼唤她的父亲或者母亲出来接待你,可能是一笔两个铜子的小生意,也可能是一笔两万法郎的大买卖;店主的态度有的冷淡,有的热情,有的傲慢,全因各自的脾性而异。

你也会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板生意的商人,绕动着双手的大拇指坐在门口和某位邻居闲聊;他的店门口只有一些质量低劣的酒桶板和两三捆木板,但是在他码头上的仓库里却堆满了木料,足够安茹地区全部箍桶匠的需要。他知道,如果葡萄收成好,他可以卖掉多少块做酒桶的木板,计算误差最多是一两块。一天的阳光可以使他发财,连绵的阴雨可以使他赔本。半天之内,酒桶的价格就可以升到十一法郎,或者跌到六法郎。这个地区和都兰一样,气候的变幻决定了经济的盛衰。种葡萄的、有田地的、木材商、箍桶匠、客店老板和船老大,人人都在盼望出太阳。晚上睡觉时惟恐次日清晨听说夜里下了霜。他们怕雨、怕风、怕旱,巴不得能随心所欲地呼风唤雨,主宰冷暖。上天和人世间的利害冲突是无止无休的。晴雨表能够使人时而闷闷不乐,时而面露喜色,时而心花怒放。

这条街从前是索缪城的主要大街,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这句话都代表着一笔收入;所以每个人都会回答邻居说:“是啊,天上落下金币来了。”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道阳光,或者每一场及时雨会给他们带来多少财富。每逢天气晴好的季节,星期六中午,你就别想在这些铺子里买到一文钱的东西,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园地,全要到乡下去忙上两天。买进,卖出,赢利,一切都要预先计算好,生意人完全可以用大部分时间来消闲取乐,高谈阔论,刺探别人的隐私。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肯定会有一位邻居来问她的丈夫煮得是否恰到好处。一个少女在窗口探一下头,绝对逃不过一群群闲人的眼睛。因此,人们的内心是袒露无遗的,就像那些阴暗、寂静、难以窥探的却并无秘密可言的房子一样。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在露天,家家人都坐在门口,在那儿吃午饭,吃晚饭,甚至吵嘴。街上有行人走过,总要被他们仔细打量一番。所以从前每当有外地人来到外省城镇,总会被家家户户取笑,由此产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擅长编造市井笑料,因此被人称作“大贫嘴”。

旧城的老宅都集中在这条街的高处,原先是当地乡绅的府邸;这些房子是法国民风还比较淳朴时期的遗物,现在那种古风已经一天天地消失;我们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其中的一座凄凉的房子里。这条古色古香的街道,处处都能引起对往日的回忆,整个气氛都会使你不由自主地进入遐想。在曲曲弯弯地走了一段路以后,你会看到一个黑黝黝的凹进去的地方,中间隐藏着格朗台先生府邸的大门。如果不说说格朗台先生的身世,你就无法知晓外省人对“府邸”这个称谓给了多少分量。

格朗台先生在索缪城是颇有声望的,其中的原委是没有在外省待过的人难以了解的。格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为格朗台老头,但是这样称呼他的上年纪的人已经日益稀少。一七八九年时,他已是一个相当富裕、相当能干的箍桶匠,能读能写,还会算账。共和政府在索缪地区拍卖教会财产的时候,他刚好四十岁,前不久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把自己手里的现款加上妻子的陪嫁,凑成两千个金路易,径直去了专区政府。他把岳父给他的两百个双金路易塞给了监卖国有产业的凶狠的共和党人,便三钱不值两钱地,即使不正当但却合法地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制租地。

索缪的市民本来就没有多少革命思想,他们把格朗台老头看作是一个大胆的共和党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关心新思想的人;其实这个箍桶匠只关心葡萄园。他被任命为索缪地区的行政委员会委员,因此该地的政治和商业都受到了他比较保守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包庇革命前的贵族,想尽办法不让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商业方面,他答应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换回了原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一个女修道院的几块肥沃的草地。拿破仑执政时期,老好人格朗台被委任为市长;地方上的事情办得不错,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之后,他被免职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再加上据说他曾戴过红帽子,所以派了一个大地主、后来被晋封为男爵的乡绅来接替他。格朗台先生丢掉了市长的头衔,心里倒并无遗憾,因为他在上任时已经为了地方公益,修建了几条直达他产业的优质公路。他的房屋和地产在土地登记时占了很多便宜,只需缴纳很少的税金。他在各处的庄园,在登记上册之后,靠他不断的精心经营,都成了当地的“尖子”,“尖子”这一术语专指那些能酿出上等好酒的葡萄园。他简直有资格申请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六年;那时候格朗台五十七岁,他的妻子三十六岁左右,他们合法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才十岁。大概是上天有意想安慰一下丢官的格朗台,这一年他先后得到了三笔遗产:先是他岳母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然后是妻子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先生的,最后是格朗台自己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这三笔遗产大到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这三位老人生前爱财如命,一辈子都在攒积金钱,为了在私下里可以观赏把玩。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总觉得看着金子比放高利贷更加实惠,所以索缪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来估计他们有多少财产。

于是,格朗台先生得到了一个新的贵族头衔,尽管我们总是讲平等,这种荣誉也总是抹煞不了的,他成了当地最重要的纳税人。他经营着一百阿尔邦的葡萄园,在收成好的年份可以酿出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块分成制租田和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和彩绘玻璃的窗子全都封死,这样既可以不付捐税,又可以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此外,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地,上面的三千棵白杨正在茁壮成长,都是他在一七九三年种下的。最后还有他住的房子也是他自置的产业。这些都是他看得见的产业。至于他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略知一二:一个是替他放债的公证人克吕絮先生,另一个是索缪城最富有的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格朗台认为合适时也私下里和他一起做一些赚钱的买卖。在外省,如果想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想发财,一定要行事机密,守口如瓶;虽然他们两人处处小心,仍免不了在公开场合对格朗台先生彬彬有礼,让人看出这位前任市长的财力有多么雄厚。

索缪城里人人相信格朗台家有一个装满金路易的秘密宝库,说他在半夜里瞧着那成堆的金子偷着直乐。守财奴们都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看到格朗台的眼睛发黄,似乎已染上了金子的色彩。一个习惯于靠资金获取高额利润的人,就像色鬼、赌徒或者食客一样,目光中自有一些使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一种躲躲闪闪的、贪婪和神秘的表情,肯定瞒不过他的同道人。凡是对某样东西着了迷的人,这些无声的语言就像是同行之间的暗号。

格朗台先生得到大家的尊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从来不欠人家什么。他是个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高手;为了自己的葡萄收成,应该制作一千只桶还是五百只桶,他计算的精确性就像一个天文学家;做投机买卖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总是有酒桶出售,他也会把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两百法郎一桶再卖出去,而一般的小地主早在一百法郎一桶时就把酒抛光了。他一八一一年的大丰收是众所周知的,他精明地把酒囤在家里慢慢地卖,那一年他赚了二十四万法郎。在理财方面,格朗台先生就像一只猛虎,一条巨蟒。他懂得如何躺着、蹲着,把猎物瞪上半天再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成堆的金币,接着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就像一条吃饱了的蛇一样,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慢条斯理地消化着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看见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既钦佩,又敬畏。在索缪城里,有哪一个没有曾被他的钢铁般的利爪干脆利落地抓过一下的感觉。有人要买田,通过克吕絮先生借到一笔贷款,利息要一分一。有人拿期票到德·格拉桑先生那儿去贴现,先要付出一大笔利息。不论在市场上还是在晚间街头的闲谈中,几乎没有一天不提到格朗台先生大名的。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是地方上值得夸赞的荣耀。所以有不少商人、客店老板不无得意地对外地的来客说:“先生,我们这儿财产超过百万的有两三家;至于格朗台先生嘛,嘿!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一八一六年时,索缪城中最擅长计算的人估计这个家伙的地产约值四百万法郎;但是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一七年之间,以每年收入十万法郎地租推算,他手中的现金几乎和他的不动产价值差不多。因此,在人们打完一场牌或是谈了一阵葡萄、最后提到格朗台先生的时候,一些自作聪明的人就会说:“格朗台老头吗?……格朗台老头总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吕絮先生或是德·格拉桑先生听到这句话,准会说:“您比我还厉害,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如果有某个巴黎客人谈起罗特希尔德或者拉斐德那样的大银行家,索缪人便会问,他们是不是和格朗台先生一样有钱。要是那个巴黎人轻蔑地笑笑,回答说是的,他们便会面面相觑,摇摇脑袋,露出满脸不相信的神气。

这么大一笔财产给格朗台老头所有的行为都披上了金色的外衣。即使早先他的生活起居有什么可笑之处,如今也没有人再提起了。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了权威性。他的言谈,他的衣着,他的姿态,乃至眨眼睛,都成了地方上的金科玉律;人人都会像博物学家研究动物本能那样加以研究,并能从他的最最琐细的举动中,研究出深奥而不言而喻的智慧。比如有人说:“格朗台先生已经戴上皮手套了,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该去摘葡萄了吧。”

或者有人说:“格朗台先生买了很多桶板,今年的酒一定少不了。”

格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都替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麦子,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座磨坊租给了人家,磨坊师傅除了缴纳租金以外,还要来他家把麦子取回去磨,磨完后再把面粉和麸皮送回来。他的惟一的女用人大个子拿侬,虽然年纪已经不轻,还是每星期六为他烤制全家人食用的面包。佃户中有种菜的,格朗台规定他们要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获之多,可以把大部分卖掉。取暖用的木材,是把他田地四周的围篱,或者烂掉一半的老树,砍下来,由佃户们锯成小段,用小车装运进城。佃户们为了讨好他,还替他送进柴房,摞整齐,讨他说几声谢谢。他的不多的几项开支,据大家知道的,只有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费,教堂里座位的租费,灯烛费,大个子拿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费,国家的税收,房屋的修缮和耕作方面的费用。他新买了六百阿尔邦的树林,交给一个近邻照看,答应给他些津贴。自从他购置了这片树林以后,他才开始吃野味。

这个人动作非常简单,说话不多,表达意思时一般只用简短的现成的短句,声音很柔和。从他开始引人注目的大革命时代起,每逢他有较长的话要说或是要讨论什么问题时,他马上便会结结巴巴,别人听得很吃力。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想混乱以及缺乏逻辑的连篇废话,使人家以为他缺少教育,其实他是在装疯卖傻;本书下面一些情节完全可以说明。此外,每逢生活上或是买卖上遇到什么难题要应付、要解决时,他便会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那样精确的四字口诀来,那就是:“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以后再说。”

他从来不置可否,从来不在白纸上落黑字。有人对他说话时,他就冷冷地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肘子支在左手背上;一打定主意就决不改变。一点点小生意他也要考虑半天。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以后,对方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其实已经被他摸清了底细;而他却回答说:“我还没有跟我太太商量过,什么也不能决定。”

被他压迫得像奴隶一样惟命是从的妻子,在生意上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他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不吃人家的,也不请人家吃。他没有一点儿声响,似乎什么都讲究节俭,连动作也包括在内。他一贯尊重别人的所有权,所以绝不翻动别人家里的东西。可是,尽管他声音温柔,神态稳重,仍免不了有时会流露出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尤其是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要有所顾忌。

在体格方面,他身高五尺,肥胖,横阔,腿肚子周长足有一尺,膝盖骨多节,肩膀宽大;圆脸,脸色黝黑,有痘瘢;下巴方方的,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里的表情很冷酷,好像要吃人,老百姓称之为蛇眼;额头上皱纹密布,中间凹凸不平,似乎另有含义;不知轻重的年轻人背后开玩笑,把他发黄的灰发称作是黄金搀白银。他的鼻尖肥大,上面长着一颗布满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地说,这里面装满着诡计。这副脸相显示出他阴险而狡猾,毫无热情的诚实和自私自利。他的感情全都集中在他对吝啬的乐趣和他对他惟一真正关心的继承人独养女儿欧叶妮的身上。他的举止、行动、走路的姿势,他身上的一切,全都表明他只相信他自己,这是他生意上始终一帆风顺养成的习惯。所以表面上他虽然很和善,平易近人,骨子里却是心如铁石。

他的衣着一成不变,从一七九一年以来就是这副装束。结实的皮鞋连鞋带也是皮的;一年四季都穿着羊毛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套裤,膝盖下面用银箍箍紧,上身穿一件闪光的丝绒背心,颜色有时黄,有时又变成了古铜色,外面套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脖子上系一条黑领带,一顶宽边的帽子。他的手套和警察的一样结实,能用上二十个月;为了保持整洁,他总以一种习以为常的动作,把手套放在帽檐上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关于这个人物的情况,索缪人知道的大致如此。

全城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到他家里来走动。前三位中最重要的是克吕絮先生的侄儿。这个年轻人自当上了索缪城初级法庭的庭长之后,便在他克吕絮的本姓之后,又添上了蓬封这一姓氏,并且竭力想以蓬封出名。他的签名已经变成克·德·蓬封了。如果有什么不知其中奥妙的律师仍称呼他为克吕絮先生,出庭时马上会发现自己干了一件蠢事。凡是称他为庭长先生的便可得到他的关照,对于讨好地称他为德·蓬封先生的,更能得到他的青睐。庭长先生现年三十三岁,有一处名叫蓬封的田产,年收入七千法郎。他还在等着继承两位叔父的遗产,一位是克吕絮公证人,另一位是图尔城圣马丁大教堂教士会会员克吕絮神父;据说这两人都很有钱。三位克吕絮的叔伯兄弟很多,和城里二十来户人家都能搭上一些亲戚关系,跟从前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一样,结成了自己的私党;而且也像梅迪契有帕济家族与他们为敌一样,克吕絮一家也有自己的对头。

德·格拉桑太太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儿子,她经常很热心地来陪格朗台太太打牌,一心想让自己亲爱的儿子阿道尔夫与欧叶妮小姐结成伉俪。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倾全力支持妻子的计谋,经常暗中帮这个老守财奴的忙,在关键时刻总能及时赶到。这三位德·格拉桑同样也有他们的帮手、亲属和忠实的盟友。

在克吕絮方面,神父是军师,当公证人的兄弟是后援,竭力跟银行家太太竞争,想把格朗台的大笔遗产留给自己的当庭长的侄儿。克吕絮和格拉桑两家为争夺欧叶妮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成了索缪城各社会阶层的热衷的话题。格朗台小姐将来到底会嫁给庭长先生呢还是嫁给阿道尔夫·德·格拉桑?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人的回答是,格朗台先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们任何一家。据他们说,老箍桶匠的野心很大,想找一个贵族院的议员当女婿,凭他每年有三十万法郎的年收入作女儿的陪嫁,谁还会计较格朗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那些酒桶呢?另外一些人的回答是,德·格拉桑家是贵族世家,有万贯家财,阿道尔夫又是一个英俊少年,除非格朗台还有一个教皇的侄儿准备着,否则一定能叫这个出身低微,索缪全城人都见过他拿着木匠工具做酒桶,还戴过红帽子的人心满意足。可是一些老于世故的人会提醒你说,克吕絮·德·蓬封先生随时可以在格朗台家进出,而他的情敌只能在星期日受到接待。有的人认为,德·格拉桑跟格朗台家的女眷们的关系比克吕絮家密切,时间一长,便会说动她们,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有人认为,克吕絮神父能说会道天下第一;用女人来抵挡出家人,正好是势均力敌,索缪城里有一个才子说:“他们是旗鼓相当,谁也不占便宜。”

据地方上一些消息灵通的老前辈说,像格朗台那样精明的人家,决不会让肥水外流,索缪城的格朗台在巴黎还有一个兄弟,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葡萄酒批发商,所以欧叶妮·格朗台小姐必将嫁给巴黎格朗台先生的儿子。对这种看法,克吕絮派和德·格拉桑派的回答是一致的:“首先,格朗台两兄弟三十年来没有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格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极高。他本人是巴黎某区的区长,还是国会议员,又是国民自卫队的上校,商务法庭的推事;还自称跟拿破仑提拔的某公爵有姻亲关系,早已不承认索缪城的格朗台是他本家了。”方圆七八十里,甚至在从昂热到布卢瓦的驿车里,人们都在谈论这位有钱的女继承人的婚事,七嘴八舌,什么话都有。

一八一八年初,有一件事情让克吕絮派明显占了德·格拉桑派的上风。弗洛瓦丰家有一片地产,一向以它美丽的花园、别墅、田庄、小河、池塘和森林著名,价值三百万法郎。年轻的弗洛瓦丰侯爵因急需现款,不得不把这片产业出卖。克吕絮公证人、克吕絮庭长、克吕絮神父,在他们的党羽的帮助下,居然说服了侯爵改变了原来打算分块出售的主意。公证人劝侯爵说,如果分块出售,势必同中标人打无数次的官司,才能一块一块地拿到总数;倒不如把整片地产卖给格朗台先生一个人,他有支付能力,而且能付现钱。最后,公证人和侯爵做成了这笔非常有利于格朗台的好买卖。这片景色美丽的侯爵封地就这样被送进了格朗台先生的嘴里。使索缪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办完手续以后,格朗台便打了些折扣把田价一次付清。这件引起轰动的新闻一直传到南特和奥尔良。

格朗台先生搭一辆别人的回程便车去视察他的别墅。他以主人的眼光瞥了一眼他新置的产业以后又回到城里,深信这笔投资有五厘利;他马上又有了一个好主意,打算把他所有的产业并在弗洛瓦丰一起。随后,为了重新填满他的金库,决定把他森林里的树木和草地上的白杨全部砍光出卖。

格朗台先生的“府邸”这个称呼,现在该容易理解这种叫法的分量了吧。这是一座灰暗、阴森、静寂的房子,坐落在城市的高处,靠近坍塌的城墙脚。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拱顶,像正房一样,是用凝灰岩砌成的,是卢瓦尔河畔特产的白石,质地松软,一般使用寿命不到两百年。由于暑寒交替和风雨等气候变化的因素,在门楣、拱顶和侧壁上侵蚀出无数形状古怪的小洞,像法国建筑中经常使用的虫迹石,也有点儿像监狱的大门。在门楣上面,有一长条硬石浮雕,代表四季的图案已经剥落,发黑。浮雕的上面有一块凸出的石板,上面凌乱地长着一些野草,黄色的蒿草,牵牛花,旋覆花和车前草,还有一小棵已经长得很高的樱桃树。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的橡木做的,有很多干裂的隙缝,外表很单薄,其实很牢固,因为有一排排对称的大头钉固定着。边门中间上方有一个装了铁栅的小方孔,栅栏排得很密,锈得发红;铁栅上挂着一个环,环上吊着一个敲门用的铁锤,铁锤正好对着一颗形似鬼脸的大钉头。铁锤呈长方形,像古时的钟锤,又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文物爱好者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锤子原先是一个小丑的形象,因为长期使用,线条已经被磨平了。

那个小铁栅,在内乱时代原来是用来窥视来访者的。现在的有好奇心的人可以通过它看到,在阴暗发绿的拱顶的尽头有几级损毁严重的台阶,通向一个花园。四周是一堵厚实而潮湿的围墙,到处都有渗水的痕迹和一丛丛杂树,倒也别有情趣。这片墙本来是城墙的一部分,邻近人家在它上面布置成一个花园。

楼下最主要的房间是“厅堂”,从大门的拱顶下进去就是厅堂的入口处。在安茹、都兰和贝里等小城市里,厅堂都极为重要,外地人是不大懂得的。它同时被当作穿堂、客厅、书房、上房和饭厅;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是全家人的起居室。地区里的理发师每年来两次,就在这里替格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本堂神父、县长、磨坊伙计上门时,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这个厅堂有两扇临街的窗,地上铺着地板;四壁从上到下都铺着灰色的护墙板,镶着古色古香的嵌线,顶上露在外面的梁木也漆成灰色;梁木之间嵌入的白粉已经泛黄了。壁炉架是用雕工粗糙的白石砌成的,上面放着一座镶嵌着螺钿花纹的黄铜的旧钟,壁炉架上面挂着一面绿莹莹的镜子,镜子两旁的斜边显示出了玻璃的厚度,些许玻璃的闪光映照在哥特式的镂花钢框上面。壁炉两边各放着一座镀金的黄铜烛台,底座是古铜镶边的蓝色大理石,烛盘呈玫瑰形,在节庆日使用;把烛盘拿掉,底座仍是一个烛台,可在平时使用。

座椅是古式的,面子上织着拉封丹的寓言,但一定要是饱学之士,才能看出其中的内容,因为面子的颜色已经褪尽,还布满了补丁,上面的图画已经看不清楚了。四面壁角里放着角柜,上面几层放杂物的搁板都是油腻腻的。两扇窗子中间的空当里放着一张细木镶嵌的旧牌桌,桌面上绘着棋盘。桌子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只椭圆形的晴雨表,黑色的框子四周绘着丝带状的金漆花纹;由于久经苍蝇的作践,已经没有多少金色留下了。壁炉架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画的肖像,据说一个穿着法兰西禁卫军中尉制服的,是格朗台太太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另一个是坐在安乐椅里的冉蒂耶太太。两个窗子上都挂着图尔出产的红绸窗帘,两旁用系着大坠子的丝带吊着。这种奢华的装饰,和格朗台一家的习惯很不协调,原来是买下这座房子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全套软垫家具和红木角柜都是当时一起买下的。

在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洞下面,放着一把草垫椅子,椅子下面还有一个木座,为了让格朗台太太可以坐高一些观望街上的行人。一张褪了色的樱桃木的针线桌嵌在窗洞下面,旁边还有一把欧叶妮·格朗台坐的小椅子。十五年来,从四月到十一月,母女俩就坐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做活计。从十一月一日开始,他们便坐到壁炉前面过冬了;只有到了那一天,格朗台才同意在厅堂里生火,到三月三十一日就要熄掉,不管春寒或者秋凉。因此在四月和十月最冷的日子里,大个子拿侬总是设法从厨房里弄出些炭火,放在脚炉里,为太太小姐驱驱早晚的寒气。全家的内衣被褥都由母女两人缝制;她们一心一意,像女工一样整天操劳;即使欧叶妮想替母亲绣一条挑花领子,也只能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还要造出借口骗取父亲的蜡烛。很久以来,女儿和拿侬用的蜡烛,都是由老吝啬鬼亲自分发的,就像每天早上分发面包和日用品一样。

也许只有大个子拿侬才受得了她主子的那种专制。索缪城里家家户户都眼红格朗台夫妇能雇到这样一个女用人。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所以被叫作大个子拿侬,她在格朗台家里已经干了三十五年。虽说每年工资只有六十法郎,却被看作是索缪地区最富有的女用人。每年六十法郎,积了三十五年,最近她终于在克吕絮那里存了四千法郎作为终身年金。长期的积蓄,聚成的这笔总数着实不小。用人们看到这个六十岁的女仆已经有了晚年的面包,个个都十分眼红,却不去想想她这是用几十年的劳动换来的血汗钱。二十二岁时,这个姑娘因长相丑陋,没有人肯娶她;但是这样说也不太公正,如果把她的脸放在某个掷弹兵的脖子上,保管还能得到一片赞美声呢。不过,常言说得好,什么都要相称相配。她早先在一个农庄里看牛,农庄失了火,她也没有了工作,凭着她什么都不怕的勇气,到索缪城里来找工作。这时候,格朗台正准备成家立业,看到了这位处处碰壁的姑娘。作为一个箍桶匠,判断一个人的体质是否强健是不会错的:她的体态像个大力士,站在那里,就像一棵有六十年树龄的根深蒂固的大橡树,腰围粗大,背脊厚实,一双手像个车把式,单纯、朴实、天真、纯洁。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能榨到多少油水,他一下子便算得清清楚楚。精神抖擞的脸上长了好多疣子,红棕色的皮肤,青筋暴突的胳膊,褴褛的衣衫;拿侬这副形象倒没有把箍桶匠吓住,尽管他那时还在对女人感兴趣的年纪。他给这个可怜的姑娘衣着,鞋袜,供她吃住,给她工钱,对她也不过分粗暴。

大个子拿侬受到这样的款待,高兴得在暗中流泪,从此便忠心耿耿地服侍这位对她残酷剥削的箍桶匠。她把一切家务全都包下了:做饭,蒸煮东西,到卢瓦尔河边去洗衣服,洗完后又放在肩上扛回来;她一早起身,深夜才睡;收获季节,所有短工的伙食全由她操持,还不让旁人捡取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守护着主人的财产。总之,她对主人盲目服从,无论主人的主意有多么不合情理,她都毫无怨言地一一照办。一八一一年那多事的一年,葡萄收得特别辛苦,这时拿侬已经干了有二十年,格朗台终于下决心送给拿侬一只旧表,也是拿侬从她主人手里拿到的惟一的礼物。虽然格朗台常把穿旧的鞋子(拿侬穿着也合脚)送给她穿,但是总不能把格朗台已经穿了三个月的破鞋子称作礼物吧。可怜的姑娘因为什么都缺,变得十分吝啬,这倒让格朗台终于像喜欢一条狗一样喜欢她起来了,而拿侬也心甘情愿地让主人替她套上颈圈,连颈圈上的刺戳着她也不感到痛了。如果格朗台在分面包时把面包片切得太薄,她是不会抱怨的;这户人家的饮食制度是很严格的,但从来没有人生病,拿侬也乐于接受这种从卫生方面得到的好处;而且她也成了家中的一个成员:格朗台笑,她也笑;格朗台发愁、挨冻、取暖、干活,她也一样发愁、挨冻、取暖、干活。能够享受这样的平等,她能得到多么甜蜜的安慰啊!有时候她在果树下捡些杏子、桃子、李子或者柿子吃,主人从来不怪她。有些年份,果子把树枝也压弯了,佃户们不得不拿去喂猪时,格朗台会对拿侬说:“吃呀,拿侬,尽管吃。”

对一个自幼受尽虐待,后来被人好心地收留下来的可怜的乡下女子来说,格朗台老头那种含意不明的微笑,就像是一道真正的阳光。而且拿侬心地单纯,头脑简单,只能有一种感情,一个念头。三十五年以来,她总是记得自己当时如何光着脚、穿着破衣烂衫站在格朗台先生的工场前面,听到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我的好孩子?”而她的感激之情也始终是那么深厚,从来没有淡忘过。有时候,格朗台也会想到,这个可怜虫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奉承话,也不懂得一个女人所能引发出的温情;到了将来见上帝时,她会比圣母马利亚还要纯洁。想到这里时,格朗台竟也动了恻隐之心,不禁瞧着她说道:“可怜的拿侬!”

听到这声感叹,老女佣总是要用一个难以形容的目光朝他望上一眼。这个时不时会冒出来的感叹句,久而久之,成了他们之间绵延不断的友谊的锁链,而每一声感叹,就像在这锁链上添一个锁环。这种出自格朗台内心,并使老姑娘感激涕零的怜悯,不知为何总带有一种可怕的气息。这种吝啬鬼的残酷的怜悯,它能引发老箍桶匠的无穷的快感,也是拿侬的全部幸福。“可怜的拿侬!”这句话谁不会说?但从说这句话的音调和语气所包含的神秘莫测的惋惜之情中,上帝自会认出谁是真正的善人。

索缪有很多人家对待用人要比格朗台好得多,但用人并不满意;因此便产生了这样的议论:“格朗台家究竟是怎么对待大个子拿侬的?能让她这么忠心耿耿,简直肯为他们家往火里跳!”

厨房的窗子朝向院子,窗上装着铁栅栏,总是收拾得干净、整洁、冷清,是名符其实的守财奴的厨房,连一丁点儿东西也不会丢弃。拿侬晚上洗完碗碟,收好剩菜,灭了灶火,便到与厨房只隔着一条过道的厅堂里去,和她的主人们一起绩麻。这样,一个晚上全家人只要点一支蜡烛就够了。女用人睡在过道尽头的一个小房间里,只有一个小窗洞漏进些许日光。多亏她身子结实,睡在这样一个小窝里,居然没有影响她的健康;她可以听到日夜都静悄悄的整座府邸里的任何响动。她像一条警犬一样,竖着耳朵睡觉,在休息时也不忘守夜。

对这座房子的其余部分,等故事发展下去时我会再一一描述;但刚才对全家最奢华的厅堂的素描,已可以使人想象得到楼上几层的寒酸相了。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大个子拿侬才第一次生火;因为那年的秋天特别暖和。这一天是克吕絮与德·格拉桑两家铭记于心的节日,双方六位主要人物,已经准备好全副武装,到厅堂里来交一下手,比一比谁跟这家人的交情更深。那天一早,索缪城里的居民看见格朗台太太和格朗台小姐,后面跟着拿侬,到教堂去望弥撒,于是大家想起了这一天是欧叶妮小姐的生日。因此,克吕絮公证人、克吕絮神父和克·德·蓬封先生,算准了格朗台家该吃完晚饭的时候,急忙赶来,要抢在德·格拉桑一家之前,向格朗台小姐道贺。三个人都捧着从自己家中的小花房里摘来的大束鲜花。庭长的那束花的花梗上还精心地裹上了带金色流苏的白缎带。每逢欧叶妮的生日和本名节日,格朗台先生都会一早闯到她的床边,郑重其事地把他作为父亲的礼物亲手交给她,十三年来每次都是一枚稀有的金币。格朗台太太总是给女儿一件连衣裙,是冬天穿的还是夏天穿的,那要看是什么季节而定。这两件连衣裙,加上父亲在元旦和他自己的节日给她的金币,她每年这笔小小的收入大概有五六百个法郎,格朗台高兴地看着她慢慢地积攒起来。这不过是把自己的钱换一个银箱放放而已,而且可以自幼培养女儿吝啬的习惯。他有时候要问问女儿一共有多少钱了,其中有一部分是格朗台太太外婆家给的,并且对她说:“这是你将来陪嫁的压箱钱呀。”

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法国中部有些地方还很虔诚地保持着。在贝里和安茹一带,一个姑娘出嫁时,或是娘家或是婆家,总会给她一个钱袋,里面装着二十枚,或是十二份十二枚,或是一百二十枚金币或是银币,随各自的家境而有所不同;连最穷的牧羊女出嫁也有压箱钱,哪怕是大铜钱也行,在伊苏屯有个富家女出阁时,压箱钱是一百四十四枚葡萄牙金币。卡特琳娜·德·梅迪契嫁给亨利二世时,她的叔叔教皇克莱芒七世送给她十二枚价值连城的古代的金勋章。

在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看到女儿穿起了新的连衣裙显得格外漂亮,欢天喜地地嚷道:“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我们就生火,图个吉利吧。”“小姐今年一准有喜事,要成亲了。”大个子拿侬在收拾起桌上吃剩的鹅肉时说;鹅是箍桶匠家的传统佳肴。“我看索缪城里还没有配得上她的人呢。”格朗台太太接着说了一句,一面怯生生地望了她丈夫一眼;以她那把年纪,这副神态活现出这个可怜的女人对丈夫一向是惟命是从、逆来顺受的。

格朗台把女儿仔细地端详了一会儿,快活地叫道:“她今天刚好二十三岁;这孩子,要为她操点心了。”

欧叶妮和她母亲相互望了一眼,没有吭声。

格朗台太太是个干瘦的女人,皮色蜡黄,动作迟缓而笨拙,就像那些天生要受尽折磨的女人。她骨骼粗大,大鼻子,大脑门,大眼睛,乍一看有点像既无味道又无汁水、嚼起来像棉花球似的干瘪果子。发黑的牙齿已经没有剩下几颗,嘴巴四周全是皱纹,下巴颏像木底靴的靴尖那样往上翘起。可是她心地极为善良,一个真正的拉贝特利耶的后代。克吕絮神父很会找机会对她说,当年她并不难看,她居然也会相信。她像天使那般温柔,像一只被孩童玩弄的虫蚁那样任人摆布;她虔诚得少有,心静如水,激不起丝毫浪花,心肠又好,使得人人都同情她、敬重她。丈夫给她的零用钱,每次决不会超过六法郎。虽然相貌可笑,她的陪嫁和继承到的遗产,却给格朗台老头带来了三十万法郎的家产;然而她总是自惭形秽,感到自己是寄人篱下,仰人鼻息。她天性懦弱,使她永远不会反抗;她从来不敢开口要一个铜子,对克吕絮公证人要她签字的文件也从来不表示异议。支配她的行为的,只有她埋在心底的愚蠢的傲气,以及格朗台非但不理解反而加以伤害的那种宽广的胸怀。

格朗台太太常年穿一件有些泛白的淡绿色连衣裙,照例一穿就要穿上一年;系一条棉质的白色大围巾,头戴一顶草帽,几乎永远围着一条黑色的塔夫绸围裙。她很少出门,鞋子很省。总之,她从来不想为自己要些什么。有时候,格朗台也会想起,自从上次给过她六个法郎以后,已经有很长时间,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在出售当年收成的契约中给他太太一些好处,规定要买他葡萄酒的荷兰人或是比利时人给她四五枚金路易。她的丈夫还常常会对她说,就像他们的钱是共有的:“借点儿给我好不好?”可怜的妻子因为老是听到她的忏悔师对她说,男人是她的夫君,是她的主人,所以觉得能帮上他的忙是她最最愉快的事;一个冬天下来,她得到的好处要减少好些。格朗台从口袋里掏出了作为日常零用、买针线和女儿衣着的五六个法郎月费,把钱袋扣上以后,总不忘记问他妻子一声:“喂,孩子她妈,你要些什么吗?”“嗯,这个嘛,再说吧。”格朗台太太回答说,心中充满着一种做母亲的尊严。

这种崇高精神纯粹是白搭!格朗台还自以为对妻子慷慨得很呢。像拿侬、格朗台太太、欧叶妮这样的人,如果让哲学家们碰到了,他们岂不是有理由觉得上帝的本性是喜欢嘲弄人吗?在第一次提到欧叶妮婚事的那餐晚饭之后,拿侬到楼上格朗台先生的房间里去拿一瓶果子酒,在下楼时几乎摔一跤。“大笨蛋,”她的主人叫道,“你,你也像别人一样会摔跤吗?”“先生,是您的楼梯不行了呀。”“她说得没错,”格朗台太太接口说,“您早该叫人来修修了。昨天,欧叶妮也差点儿扭了脚。”

格朗台看到拿侬的脸色发白,便说:“好吧,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你又险些摔跤,你就喝上一小杯果子酒压压惊吧。”“是啊,这杯酒是我赚来的;换了别人,瓶子早已打碎了;可是我宁愿摔断胳膊肘,也要把瓶子举着。”“可怜的拿侬!”格朗台一边说一边给她斟酒。“摔痛了吗?”欧叶妮关心地望着她问。“没有,我把腰一挺就站住了。”“好吧,既然今天是欧叶妮的生日,”格朗台说,“我就去替你们修你们的踏脚板吧。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就不知道要踩在边上还结实的地方吗?”

格朗台拿走了烛台,让妻子、女儿和女佣坐在除了壁炉里熊熊的灶火、没有其他亮光的黑暗之中,自己走到烤面包的房间里去找木板、钉子和工具。

拿侬听到楼梯上传来的敲击声,问道:“要帮忙吗?”“不用,不用!我能行。”老箍桶匠回答。

格朗台一边修理被虫蛀坏了的楼梯,一边不停地吹口哨,回忆着年轻时的往事。忽然有人敲门,三位克吕絮来了。“是您吗,克吕絮先生?”拿侬从小铁栅里往外张望了一下问。“是的。”庭长回答。

拿侬打开大门,凭借映照到门洞里的壁炉的火光,三位克吕絮才看清了厅堂的门口。拿侬闻到花香,说:“噢!你们是来祝贺生日的。”“对不起,各位,”格朗台听出了他朋友们的声音,嚷道:“我就来!不怕见笑,我在自己动手修理楼梯的踏脚板呢。”“没事,没事,干您的吧,格朗台先生!‘烧炭匠在家里也是主人’,”庭长说完这句谚语,自个儿笑了起来,因为没有人懂得这句话的引申意义。

格朗台母女俩站了起来。庭长趁屋里光线暗淡,对欧叶妮说道:“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请允许我祝您年轻快乐,岁岁健康!”

说着,他便送上了一大束在索缪城里少有的鲜花;然后捏着女继承人的双肘,在她的脖子两边分别亲了一下,那种曲意奉迎的模样羞得欧叶妮手足无措。庭长像是一颗生锈的大钉子,以为这样做就是求爱。“别拘束啊,”格朗台走进来说道,“就像您平时过节一样,庭长先生。”

手中也捧着一束花的克吕絮神父回答说:“可是,只要和令嫒在一起,我的侄子就像是天天在过节呢。”

神父吻了吻欧叶妮的手,克吕絮公证人则老实不客气地亲了亲姑娘的双颊,说:“嗯,真是岁月催人,一年十二个月又过去了。”

格朗台把烛台放回到座钟跟前;他要是觉得哪句笑话有意思,便会三番五次地重复。他接着说:“既然是欧叶妮的生日,咱们就来个大放光明吧!”

他小心翼翼地摘下烛台上的每一根枝子,安上小烛盘,又从拿侬手里接过一支用纸卷着的新蜡烛,插进洞眼,点燃以后,走到他妻子身边坐下,把三位客人、女儿和两支蜡烛一一打量过去。克吕絮神父矮小肥胖,浑身肉鼓鼓的,戴着扁平的红棕色假发套,面孔像个嗜赌的老太婆。他把穿着银搭扣大皮鞋的双脚往前一伸,问道:“德·格拉桑家的人没有来吗?”“还没有来。”格朗台回答说。“他们会来吗?”老公证人做了个鬼脸说,他布满麻点的脸就像一把漏勺。“我想会来的。”格朗台太太回答说。“您的葡萄收完了吗?”德·蓬封庭长问格朗台。“全收完了!”格朗台老头说着就站起来在厅堂里踱步,他那挺胸凸肚的模样就像他说“全收完了”这句话一样骄傲。

大个子拿侬不敢和主人们一起参加过节活动,便点上一支蜡烛,坐在灶前准备绩麻。格朗台从过道门里瞥见了她,便走进过道说道:“拿侬,请你把灶火和蜡烛灭了,到我们这儿来好吗?真是的!厅堂大得很,还怕挤不下吗?”“可是,先生,您有贵客啊。”“你不是和他们一样吗?都是上帝创造的。”

格朗台又回到庭长跟前问道:“您的收成都出手了吗?”“没有,说实话,我还想留着。现在的酒固然很好,过两年还会更好。您很清楚,业主们都发誓。今年,那些比利时人别想占我们的便宜了。他们这次如果不买,哼,下次还是要回来的。”“是啊,可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住啊。”格朗台讲话的声调,让庭长打了个哆嗦。“他会不会和他们暗中交易呢?”克吕絮心里想。

这时候,一声门锤响宣告德·格拉桑一家来到;格朗台和克吕絮神父刚开始的话题只能暂告段落。

德·格拉桑太太是个矮小活泼的女人,她体貌丰腴、皮肤白里透红,由于在外省过着修道院般的生活,洁身自好,所以在四十岁上还保养得像年轻人一样。这种女人就像节气过后最后开的几朵玫瑰花,惹人喜爱,但花瓣却有说不出的冷冰冰的感觉,香味也淡薄了。她的穿着相当讲究,服饰都是从巴黎运来的,她是索缪城里时装的典范,还经常在家里举行舞会。她的丈夫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军需官,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了重伤,退伍了;尽管他对格朗台很尊敬,但性格豪爽,不失军人本色。“您好,格朗台。”他边说边向葡萄园主伸出手去,装出一副俨然的气派,往往使克吕絮一家望尘莫及。他向格朗台太太行过礼,接着又对欧叶妮说:“小姐,您总是这么美丽,这么贤惠,使我简直想不出还能祝您得到些什么。”

然后他从他的跟班手里接过一只匣子,递给欧叶妮,匣子里装的是一株好望角的石南花,这种花还是最近有人带到欧洲来的,非常罕见。

德·格拉桑太太非常亲热地抱吻了欧叶妮,握着她的手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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