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戈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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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一座城：初心如故，总会相逢试读：
序 // 有趣的人总是在路上
2015年，网上有一件轰动的事情，一位女教师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为理由，递交了辞职信，区区十个字被网友评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现代人总在高呼“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古人没有现代人的科技支持，没有高铁，没有飞机，没有私家车，他们靠的是驴马、小舟甚至是双腿，但他们从没有缺乏过现代人所拥有的情怀和罗曼蒂克。尽管他们的出行大多是在宦游、经商甚至是逃难的背景下进行的。翻开古人的诗篇，十之三四是发生在岸边渡口的执手相别或者古道驿站的折柳相赠。古人的离别是真正的离别。这一别，山高水远，天各一方，没有时时的朋友圈可更新，没有短信和微信可以发，没有视频聊天儿可以秀，写一封书信能不能收到完全看“人品”。或许这次分手后，下次再见面，十年八载就过去了。或许这次分手后，这辈子就过去了。所以古人的离别诗写得都很情真意切，因为每句都有可能成为绝唱。九百多年前的宋朝人杨万里是一位有趣的诗人，他写出了很多浅显易懂却又不失俊雅的诗。那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当他陪着友人林子方走出位于西湖南岸的净慈寺时，抬头正好望到湖面上那一大片盛放的荷花，于是“借花献佛”，欣然写下了“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的句子送给即将远去福建做官的朋友留作纪念。谁又会想到，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却引得多少痴人寻着他的诗句，冒着被闷热潮湿虐成狗的天气在西湖六月中跑到杭城去，就是为了去看他诗里那一片“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活得才有趣。同样对杭州喜欢到无以复加的明末才子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交朋友、过日子，都是如此。不可太一本正经，要有趣、有癖、有深情才好。历史长河中，有趣的人实在太多。一座城池，几百年或上千年前的一段故事，三五句诗词，用文化的力道镌刻在岁月的墙壁上，熠熠放着光芒。明末的书商毛晋有一句话说得好：“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谁说商人眼中只识得铜臭，你看人家这话说得多么透彻，读了你的诗文便就是你的朋友了，又何必与你生在同时呢？！十几年来，我便追寻着这些文化碎片的踪迹到处乱走，随笔涂鸦，行旅间留下些许断章残句，记录着和历史上那有趣的人们的隔世相会以及这些名城古镇的前世今生。遥想当年，打起背包迈上旅程之时，还算得上是个青葱少年，孤身一人。而今，白驹过隙，拖妻携子，在柴米油盐中沉浮，已经逐步化身为网友们热议的“油腻大叔”。感谢新华先锋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和编辑老师们，把这些章句从蔓草丛中重新拾了起来，去芜存菁，才汇成今天呈现在您手中的这本册子。若你喜欢，我亦欣然。平时读姜夔的诗词不多，但最喜欢他有一句：“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江湖何在？故乡何在？就在书中的千言万语。京师锁钥古北口//
1元代之前，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朝代敢把国都放在北京。相对彼时的华夏版图而言，北京太远离中原腹地、鱼米之乡、文化中心这一类的地方，三面环山的地势又让它的周遭充满了不安定的未知。山的那一面，就是塞外，就是草原，就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危险的元素。因此，在早期的封建王朝，北京一直——并且只能充当着边塞、关卡、军事重镇这类的粗线条硬角色。边塞就要有个边塞的样子，关卡总要有关卡的风范，直到今天，在北京的周边还散落着诸如居庸关、八达岭、沿河城这样具有军事色彩的地名，而历尽沧桑的古北口更是这个重镇中的重镇。人们在谈到古北口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一致选用了“京师锁钥”这个词，一旦这把镇守着京师北大门的大锁被打开，那便意味着通往京城的路门户大开，可长驱直入了。三百年前，清朝词人纳兰容若路过古北口的时候写下了“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的诗句，这昏黄的画面影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散，不知道今天这座晚烟斜日下的古镇变成了什么模样。从北京城里到古北口镇，坐上汽车快快慢慢地也要赶上三个多钟头的路程。车子过了密云城区，人烟便渐渐地少了，村庄亦渐渐地稀了，只有两侧的远山近石从车窗边飞逝退去。再往山道深处开去，开始看到两旁的山上出现了规模大大小小的烽火台，或者完整，或者残破，就像一双双漠然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半路上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短信：出了古北口，就是塞外了。只有短短十个字，略显矫情，却瞬间在我的心头抹上一层荒凉。尽管很清楚背后不远处还是那座繁华的大都市，但转过头去看的时候，却被群山和树木遮住了视线，再也看不清楚。那一刻，我顿时明白了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心情。2我们落脚的地方叫作河西村。一条潮河由南至北穿关而过，很自然地将古北口镇分成了河东和河西。我们所在的这个村子，虽然看上去并不起眼儿，甚至颇有些破落，但往远了说，这里是西汉时汉武帝建立的奚城，往近些说，这里是清朝军队曾经大肆驻扎兵马的柳林营。当年唯一的官道在一场新雨后，还清晰地留着泥泞的车辙印，这里仍是河西村老少们每天都要踏过的路程。村中有几株老树，有几间老房，屋顶上开满了不知名的紫色小花，映衬着道旁正金黄怒放的向日葵和青翠的玉米地。树下总有些老者在悠闲地乘凉交谈，或许是些前朝典故，或许只是些家长里短。望着眼前这一片屋舍俨然、鸡犬相闻的情景，我们这些兴致勃勃而来的过客仿佛成了那个闯入桃花源、一脸新鲜的武陵渔人。能写出《桃花源记》的陶渊明，他心中的田园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而在古北口，抬头看到的却是长城。残旧的边墙在卧虎山和蟠龙山的山脊上延伸，像一段苍凉的历史的行板。没有了狼烟的墩台矗立在这段乐曲当中，似一个划破天际的强音，刺激着我们的直觉。长城真是奇迹，不仅仅在于它建筑的难度和艺术，更在于它就像是一座雄伟的坐标轴——横向，自东至西将我们的疆土连成一片；纵向，从古到今又把我们的历史延续开来。就眼前这段古北口长城而言，从春秋争霸时燕国夯土堆成的烟墩，到南北朝时北齐筑起的石砌边墙，再到大明王朝在徐达、戚继光、谭纶等一代一代的大将带领下修建成的固若金汤。时光在这里一点一滴地沉淀，智慧和劳动一砖一瓦地积累，古北口就仿佛从一个懵懂初成的少年蜕变成了雄姿英发的将军。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眼神、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目的，长城内外，他们交谈、交易、交战。长长的边墙仿佛围成一块雄壮的幕布，小小的古镇搭起了一座热闹的戏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3而在河东的关帝庙里倒是真的有一座大戏台，正对着群峰怀抱的卧虎山长城。然而这却是一座九州内外大大小小的戏班最不愿来的戏台。因为这是一座国内为数不多的背南面北的戏台，每年一到冬春时节，戏子们一登台，便是尘沙扑面；一张嘴，便是一口西北风。然而对于戍边的兵士们而言，能看上一出折子戏几近于一场奢侈的盛宴。只有在听戏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他们才能不必面对寒风，才能享受一下阳光打在身上的温暖。锣鼓声起，台上粉墨登场了，有时演的是三英战吕布，有时演的是虞姬别霸王，台下是热烈的鼓掌、疯狂的叫好甚至是放肆的口哨。但若是赶上哪个新来的戏班唱上一出全本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却是全场的寂静。人生如戏，戏又如人生，这个破旧的戏台承受着太多思念的重量。到了夜深人静时，不知从谁的营房里传来深沉的箫声，又不知是谁在低低地哭泣，两种呜咽纠结在一起，在如霜月色下的边墙上空盘旋不去。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戍边的将士们风霜雨雪中，任时光染白了鬓角，他们当中，有的人最终回到了故乡，有的人把这里当作了故乡。一代一代随着逶迤蜿蜒的边墙传到今天，小小的河西村不到两千户的人口中竟然包含了七个不同的民族、一百二十四个不同的姓氏。他们的祖先，或许来自不同的时代，或许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穿越过时间和空间，都成了今天的古北口人，这一段宿缘，真是曼妙。4身处要塞的古北口，战时为浴血厮杀的疆场，和时则为互通有无的集镇。就拿宋朝而言，同北方的辽、金打打和和，交好的时候两国互派使者互修友好，宋朝的政府高官诸如富弼、欧阳修、王安石、苏辙都曾由古北口出关出使辽国，欧阳修还曾满怀诗意优哉游哉地在黄昏时候匹马盘桓登上边墙，留下了“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的诗句。只是这南北双方翻脸比翻书还快，转眼又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了。有宋一朝从古北口给我们传来的胜利的消息着实不多，好在还有一支让辽军闻风丧胆的杨家将为我们挽回颜面。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但关于杨家的庙宇在全国只有两座，一座在杨家镇守的山西雁门关下，另一座就是古北口镇上的这座杨令公庙，据说每年一到农历九月十三杨令公诞辰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杨氏后人们都会赶到这里聚会祭祀，把不大的小庙充得门庭若市。然而有趣的是，真实的历史上，在古北口有史可查的大大小小一百三十八次战役中，并没有出现过杨家将的身影，而这样一个张冠李戴的美丽错误，大概也能从一个侧面诠释了杨家将的威名天下吧。由于各种各样的浩劫，这座令公庙是目前古北口镇上年代最早的建筑了，建于公元1025年，当时的燕云十六州还掌握在辽国人的手里，正如苏辙后来在诗里写的“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在辽国的土地上，由辽国的皇帝为自己的对手立一座庙堂，这种气度和胸怀着实让我大为惊叹。5就像上文所说的，古北口从不缺乏浴血奋战的场面，在这片土地大大小小的一百三十八次战役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那一年的初春，日本侵略军派出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团，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的帮凶下，对古北口一线进行了攻击。负责守卫的中国革命军二十九军顽强反抗，但终因实力差距太大，且战且退。最后只剩下了七名士兵，利用山头残破的边墙和烽火台进行阻击。这恐怕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行使长城的功能，七个人守住日军的必经之路，挡住侵略者一拨又一拨的攻击，共歼敌一百多人。最终，日本人把手雷扔进了烽火台，转眼那里就成了废墟。黄昏的古北口，没有意想中的残阳如血，只是暖暖地将裸露在外的砖墙镀上了一层金黄。当年横刀跃马的旧边城如今塞草霜风满地秋，如今的古北口就似一位解甲归田的老将军独自守着旧事的回忆，几分寂寥，几分落寞。那一夜宿在河西村的农家，半夜迎来入夏之后最大的一场暴雨。雷声滚滚，风雨大作，仿佛诗人笔下的“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大概是寂寥的古北口对我们最真挚的倾诉吧！八督之首保定府//
1保定！保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保定开始成为身边某些人嘲讽的对象，笑那里的城市太破，笑那里的人太土，笑那里的话太怯，笑那里的吃食除了驴肉、火烧，就是火烧、驴肉，鄙陋得很。一群人在酒席饭桌之上，学几句保定话，说几个关于保定人的段子（即便这段子本是说别的地方，然后张冠李戴挪到保定人的头上），甚至把保定歪解成“保腚”，然后肆无忌惮地哈哈大笑，心满意足得很。然而，出乎意料地，保定人并没有被这些嘲讽激怒，相反，对于这些嘲笑却保持着一丝不屑一顾的淡定，他们也没有像某些地方的人受到委屈后那样群起反击，打一场盛况空前的口水仗，而是照常自顾自地过着简单的日子，大声地说着乡音，大口地嚼着热乎乎的驴肉火烧，自在逍遥。这种气度，令人十分惊讶。若非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宠辱不惊的气度见识，又怎么会有这样的胸怀！于是特意找来关于保定的资料，随手一翻，这种讶异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就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破蔽、有些土气的保定，在历史上却是三皇五帝中尧帝的故乡，燕国、中山国和后燕先后在这里建立国都，传衍文明与繁华，元朝设郡，明朝建府，到了清朝，更成为天下八督之首。以至于如果时光拉回去三百年，就算那在皇城脚下不可一世的八旗子弟们谈到这里，也都会遥遥地抱一抱揖，尊一声“保定府”，语气里充满了尊敬和向往。2随随便便信手拈来一段保定地区的故事，开篇都要被拉回到两千年前，这种时光的跨度简直让人晕眩。两千年前的秋天正是战国纷乱、强秦崛起的年代，那个时候，秦国的霸气正由西向东、由南而北势不可当地席卷而来，身处北方的燕国已经早早嗅到了寒冷的味道。肃杀的秋风涌起的时候，易水河畔走来了一行人，他们白衣似雪，神情肃穆，默默无语，只有脚下深秋的落叶被踩得沙沙作响。易水的水面上倒映出三张面庞，雍容的燕太子丹、俊俏的高渐离和坚毅的荆轲。风一吹过，三张面庞倏尔变成了波纹模糊在了一起，就如同这一行人彼时纠结的心情。“荆卿……”太子丹似乎想对一旁的荆轲说点儿什么来打破这种沉寂，却被荆轲一手制止住了，转而对他最好的朋友高渐离道：“你的宝贝带来了吗？再奏一曲吧，或许以后就听不到那么美妙的声音了……”高渐离从肃穆的表情里挤出一丝笑容，接过随从递过来的筑。他是有名的击筑高手，是全天下公认最好的乐师，无论什么场合的演奏，无论面对任何人，他都能做到心如止水，而在今天的易水河畔，他的手却有些颤抖了。他眼前的这个男人——他最好的朋友和知音，他们一起在市井大啖狗肉、大碗喝酒，舞剑高歌、肝胆相照，而今天一别之后则恐成永诀了。旋律从筑弦上流出，这是一首没有乐谱的曲子，萧瑟的秋风、曼舞的落叶、寒彻的流水、悲怆的前途，这些都成了音符，直叩人心。荆轲闭上眼静静地听着，作为一个侠客，他清楚得很，他的武器并不是刀，亦不是剑，而是自己的生命。一个侠客一生或许只有一次闪光，而那也正是自己生命之辉的结束，就像自己这次要执行的刺秦的任务，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自己的结局都将是一样的。旋律还在流淌，热血已经沸腾，大丈夫存于世间当顶天立地，必须要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荆轲仰头击节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这样短短的两句歌词，却好似千钧重石，从此牢牢地立在了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在两千多年的激流冲刷中岿然不动。燕太子丹也放下了昔日的身段，抽出腰间的宝剑，随歌忘情地为荆轲而舞，随来的宾士们皆含泪而和。燕赵多义士，慷慨悲秋风，我们已经很难从史料中找到那一天那一刻的具体时间，但中国历史上这一幕慷慨离别、悲歌霄云的情景已烙刻成一部史诗留在人们心底。荆轲最后的结局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燕国随之被灭，燕太子丹被杀，据说高渐离隐姓埋名几年后，凭着他的音乐才能得到了靠近秦始皇的机会，实施了第二次刺杀，不过依然以失败而终。中国文化历来讲究胜者王侯败者寇，失败者往往过不了多少年就被遗忘在茫茫岁月之中。但有两个失败者却是例外，世代被人传颂，一个是霸王项羽，另一个就是义士荆轲。后人在易县西南的山上建了一座荆轲塔，在岁月的更迭和战乱动荡中屡毁屡修，一直不曾让它消失，就是为了记住这位轻生死、重名义的燕赵侠士。3荆轲、高渐离和燕太子丹用生命的代价也没有推翻的强秦到了“官二代”的时候，随着霸王项羽在咸阳城放的一把火灰飞烟灭了。然而，项羽最终也没有玩转机谋深远的刘邦，于是，江山落到了刘氏家族手中。刘邦一登上皇帝宝座，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诸侯，统一品牌，连锁经营。当年被封到保定一带的中山王刘胜是汉景帝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彻的哥哥。由于他不是皇后所生，所以注定这辈子无缘沾染皇位，在他十二岁那年就被他老子打发到了易水之南、滹沱河之北的这一亩三分地做了诸侯王。汉朝的诸侯国，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可以自己任命官员，刘邦当年大封同姓王的本意是想靠这些亲戚帮助治理天下，保护中央，谁承想到了文、景二帝的时候变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反而成了朝廷的定时炸弹。刘胜也算是生不逢时，就在他被封为中山王的那一年，南方的吴王刘濞联手六个诸侯王发动了“七国之乱”，但是很快就被中央镇压了下去，由此一来，从皇帝到大臣，更认清了诸侯国的危害，坚定了削藩的决心，一时间，一系列的言论和政策都让诸侯王们十分难过。刘胜是个很聪明的人，很有心计，甚至说他滑头也不为过。有一年，他和其他几个诸侯王去国都朝见汉武帝，皇帝摆下了酒宴招待这些亲戚，按照礼仪，吃饭的时候是要有歌有舞给大家助兴的。其他的诸侯王就在那里唯唯诺诺地吃喝，但这位中山王刘胜从乐声一起就开始在那里哭，悲悲切切。汉武帝忙问他原因，刘胜就说了一大套话，后来有人给起了个名字叫“闻乐对”，也有直白点儿的就叫“中山靖王刘胜谏汉武帝书”，主题就是大打感情牌，劝自己的弟弟不要再打压我们这些诸侯王了，我们的日子已经很诚惶诚恐了，大家都是亲戚，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刘胜这一番逢场作戏的哭诉把一代雄主汉武帝也给打动了，立即增加诸侯待遇，并且把一切和打压诸侯国有关的奏折全部退回。能把汉武帝轻松“搞定”，让刘胜一时间美名远播，被誉为“汉之英藩”，而让他在后世更加名声大噪的是他的豪华陵墓。刘胜在中山王这个位子上坐了四十二年，从活着的时候就开始给自己修陵，在满城这个地方掘山为墓，直到1968年，这座完好无损的石窟宫殿被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从里面出土了三十三个大酒缸和一批精美的酒器，折算起来能装酒一万多斤，可见刘胜的海量。而错金博山炉、蟠龙铜纹壶和长信宫灯更是国宝级的文物。最令人惊喜的是金缕玉衣的出土，这是汉朝独有的贵族墓葬风格，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笃信，穿玉衣入殓可以将灵魂留住，可以万古不朽，但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两千年后刘胜与我们“会面”时，他的尸骨早已化成一堆腐土，而裹着他一身皮囊的玉衣却还剔透晶莹，完好无损。不过，从刘胜和他的王后窦绾身上的这两件金缕玉衣也足以看出他的厉害。在汉朝，穿玉衣下葬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制的，金缕玉衣只有帝王才可以穿，诸侯王只能穿银缕玉衣入葬，一般的贵族官宦则是铜缕玉衣，如果越级，不仅要陈尸于外，而且整个家族都要受到牵连。而刘胜夫妇能够双双着金缕玉衣下葬，要么是他想当皇帝想疯了，做出这种死了也要过把瘾的疯狂举动；要么就是受到了皇帝特许的宠幸，恩准他可以享受帝王待遇。从刘胜的性格和他一生的轨迹来讲，毫无疑问应该是后者。4中山靖王刘胜的公关能力和社交能力非常出众，却也有几分“难得糊涂”似的韬光养晦。上文说过，从满城汉墓中出土最多的就要算酒器了，甚至有整坛整坛的美酒陪着这位中山王入了冥间。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一位平庸的贪杯爱盏的酒中王爷。同时，酒色不分家，另一个例证是这位王爷光儿子就生了一百二十多个！这个数字让我们瞠目结舌，恐怕令很多帝王也都自愧不如。乐酒好内，这恐怕就是世人对于刘胜的评价了，就连他的同母兄长赵王刘彭祖也忍不住呵斥自己的亲弟弟“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但是且慢盖棺定论，我们再仔细看一看，刘胜在位四十二年，活到了五十三岁，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五岁的汉朝，如果这位中山王真的沉迷于酒色之中，他能活到这个岁数真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其实，这不过是这位很会耍心眼儿的中山王掩人耳目、欺世自保的一个招数。刘胜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危机暗涌、诸侯倾轧的黑暗时期，他目睹了“七国之乱”的惨状，也亲身感受到了朝廷和皇帝对诸侯们的忌惮和炎凉，在这种情况下，明哲保身恐怕是第一要考虑的问题。究竟是励精图治、秣马厉兵，还是纸醉金迷、庸庸碌碌，到底哪一种才是一个“好”的诸侯王？在百姓的眼中和在皇帝的眼中，标准是截然不同的。说了这么多，并无意要给刘胜“翻案”，只是感慨史料与传说中近乎膏粱纨绔的形象里恐怕包含了太多令刘胜无以言辩的苦衷。或许还可以从另一个发现来例证一下，在满城汉墓中，除了那些酒器之外，出土最多的便是兵器了，其中不乏当时属于“高、精、尖”的铁制兵器以及最新、最强大的西汉铁甲，这就让我们不由得先抛开刘胜怀中的酒盏与美人，去审视他的另一面。刘胜在王位上坐了四十二年，而这四十多年正是汉朝和匈奴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汉武帝采取了强硬的外交和军事策略，两国战火不断。而中山国弹丸之地却是抗击匈奴的最前线，这一点，刘胜做得非常出色，这也是为什么汉武帝对于这个兄长特别恩宠、特别给他面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刘胜的行为看似荒唐，但他的心里有杆秤，知道哪头重、哪头轻，怎么做惹祸、怎么做避祸，说他大智若愚未免高抬，不过说他是个难得糊涂的王爷并不为过。刘胜这个中山王闲下来最大的乐事，恐怕莫过于和王后、嫔妃们坐在一起看着自己的儿孙绕膝了，然后指指点点地猜测着哪一个能文治天下，哪一个能武安家邦，关起门来说些非分之想，或许还会猜猜哪一个更有出息，将来有一天有可能染指皇权一统天下。只可惜他虽然儿孙众多，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一个稍微有点儿出息的都没有，让他这张老脸实在面上无光，直到十几代之后那位枭雄的腾空出世，这种难堪的局面才总算结束了。5这位枭雄在民间众所周知——刘备，刘玄德。从刘备往上追溯到中山靖王刘胜，中间相距了三百余年，十几代人。第一代中山王刘胜的儿子有不少被封为了列侯，但是由于俱是些个草包庸才，渐渐地也就衰败了。有几位还因为中途获罪而被削去了爵位，其中就有刘备的先祖刘贞。刘贞在失爵之后带领着自己的这一支家眷迁到了涿县定居，也就是今天保定管辖之内的涿州。他尚且还算得上是个落魄的贵族，但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他的后代们便在衰草蓬窗中逐步没落了。刘备的祖父刘雄还做过一县的县令，到他父亲那里就成了平头百姓，而到刘备这一辈则沦落成了卖鞋为生的小贩。刘备在二十八岁的时候结识了涿州开猪肉铺的土财主张飞和在山西老家杀了人亡命天涯的关羽，哥儿仨在桃园结义，开始创业。刘备做了老大，按说论实力，张飞算个中产阶级，拥有自己的庄园，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名流，而刘备只是个小商贩；论岁数，从史籍资料上可以分析出，关羽还要比刘备大上一岁；而要论武艺，这哥儿仨里谁排第一不好说，但排最后的肯定是刘备。那为什么还是刘备成了大哥呢？这全亏了他的身世背景。《三国演义》中刘备无论走到哪儿见到谁，第一句自我介绍都是“备乃汉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汉景皇帝阁下玄孙”，这一张名片非常好使，再落魄，人家也算是皇室一脉，连当朝皇帝按辈分都要尊一声“皇叔”，这一下子让刘备低微的身份尊贵起来了。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特别推崇正统之说、名门之后，在现在的社会不也到处遇到挂着某某名人的多少代子孙头衔的人吗？刘备后来由于剿黄巾军有功，被封为安喜县的县尉。安喜县就属于现在保定管辖下的定州一带，离当年他的先祖中山靖王刘胜的治所近在咫尺。守着祖上的土地，刘备的这个县尉据说做得很是不错，但可惜好日子没过多久，朝廷就派来督邮准备撤了他的职。《三国演义》里说张飞一怒之下鞭打了督邮，实际上打人的是刘备，这在正史中是有记载的，不仅打了，而且还要杀掉，多亏众人相劝才饶过督邮的命，自己挂印而去。刘备从此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政治逃亡生涯。实际上，刘备和他的先祖中山靖王刘胜在性格上是十分相像的，有着很深的城府，小说里形容他是“喜怒不形于色”，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知道什么时候该忍，什么时候该装，什么时候该狠。四处奔波，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刘备能忍。“青梅煮酒”被曹操识破英雄之志，惊掉了筷子，却说是被打雷吓的，刘备能装。在白门楼，一句话就要了曾经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吕布的脑袋，刘备该下狠心的时候绝不含糊。这一切奠定了他由弱积强，最终成为一代枭雄的基础。不管怎么样，刘备最终还是三分了天下，占据川蜀做了一方的天子。他的先祖中山靖王刘胜若是泉下有知，应会感到一丝欣慰吧：自己的后人之中总算出了个有出息的人物，虽然时间隔得长了一些，空间也离得远了一些。不过想象着在遥远的天府之国，这样一位君主操着一口浓厚的保定乡音发号施令，确实是一件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6保定府真正成为一座繁华的重镇是在明清的时候，如果再往上溯源，应该是在元朝之后。蒙古人自草原而下风卷残云征服天下的初期，保定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正处在蒙古人、金人和南宋朝廷纷争的纠结地区，饱受战火的蹂躏，满目疮痍，几乎成了一座废墟，直到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元朝定鼎天下。对于汉民族而言，元朝的统治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蒙古人彪悍而强大的武装征服力与他们对于华夏民族传统文明秩序的鄙夷和低执行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比例黑洞。蒙古统治者看不起被他们征服的汉人，而对于这些被征服者的文明更是不屑一顾。从忽必烈起，就几乎废弃了科举制度，在他看来，这只是那些百无一用的书生虚头巴脑、自欺欺人的把戏。有元一朝对汉人尤其是南方的汉人极不信任，几乎很少任用他们为官，参与治理国家的要务，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这一时期元曲的高度发达，因为这个朝代的文人们都去写剧本了。这也是为什么强大的蒙古帝国可以席卷欧亚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在中国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八十余年的原因。游牧民族式的统治思维始终徘徊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大门之外，但是对于文明传承与建设造成的伤害有时却是无法弥补的。相对而言，保定还是幸运的。那个时候，镇守保定的元朝将领叫张柔。张柔是个汉人，但是后来能以一个汉人的身份被加封为元朝的汝南王，可见这个人是非常厉害的。张柔出身于农家，由于乱世，后来投身行伍开始打仗，按说是一个粗人，又先后在金和蒙古的统治下为官，但是他对文化与文明的敬重却时刻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他每次攻下一座城，并不像那些蒙古军官似的肆意屠城掠夺，而是首先到当地的史录馆将历史资料和图书收集保护起来。张柔懂得，这些在他的蒙古同行眼中无足轻重得或许一把火就能烧掉的一张张白纸，在历史过往的进程中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最为难得的是，作为元军的将领，张柔非常尊重读书人，每次抓到的俘虏里有文人，都能做到以礼相待，甚至亲自解除绳索，奉为上宾，聘为西席来教育自己的子弟。所以说，保定的幸运正在于此。张柔进驻保定，没有进行野蛮的统治，而是实施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让今天的史学家们也禁不住眼前一亮，击节叫好。《元史》中这样记载了张柔的作为：“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通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老实说，很难想象，这一套妥帖的方案竟会出自一位戎马半生的武将之手。在这些措施按部就班地完成之后，几年之间，这座荒芜破败之城竟一跃成了燕南第一大都会，而这种繁华一直延续到了八百年后的今天。一个保定的朋友对我说过：“保定人可以不记得忽必烈，但不可以不记得张柔，因为他是保定府真正的奠基人。”这话说得很实在，一点儿也不为过。7在保定的市中心，有一座古莲花池，那便是当年张柔的府邸，当时的名字叫作“雪香园”。园内池深水澈，遍植荷花，小桥流水，楼阁倒影，很难想象在北国之地也会有这样一座精致的园林。张柔喜欢邀请各地的文人雅士到园子里聚会，谈谈诗词文章、下下棋，尽管他本人并不精通此道，却每每乐此不疲。很多饱学之士都成了张柔的朋友，就连写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大才子元好问也是雪香园里的座上常客。元好问在六十岁那年，还特意故地重游，写了一篇《顺天府营建记》，将自己老朋友的伟绩流芳天下。雪香园后来毁于一场大火，只留下一池春水、满塘红莲。到了明朝，经过当地知府的重修焕然一新，以池为鉴，便起了个新名字叫“水鉴公署”，依然是最受王公显贵、文人墨客们欢迎的场所。后来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李卫到保定做了直隶总督。李卫这个人和张柔很像，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几个，但是对读书人很尊敬，对文化上的事情很热心。当时雍正皇帝要求各省都要办官办书院，李卫对此响应得非常积极，选址选来选去最后就定在了古莲花池，取名为“莲池书院”。这一座直隶地区的最高学府吸引了众多的饱学之士，尤其到了清朝末年，诸如贵阳黄彭年、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这样的大师纷纷不远千里跋涉而来，立院讲学。一时间名流荟萃，才俊聚集，我国封建历史上的末代状元刘春霖便是在这里攻读十余载，一朝成名而走向天下的。毛泽东在参观完古莲花池之后，也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清末全国书院之冠”。走在今天的古莲花池，一畔是池台水榭，假山花木，堪比苏、扬二州的精致园林；一畔是西洋风格的古朴二层小楼，这是建于光绪年间的重点工程——直隶图书馆。一边是花草芬芳，一边是书卷浓浓；一边是传统中国的审美元素，一边是西风渐进的全新空气，都在这一片荷塘之上郁结不散。难怪明朝人要把这里叫作“水鉴”，果然，以水为镜，以史为镜，这一池荷叶之下藏着数不清的历史余韵。8出了古莲花池，斜对面就是直隶总督署。这样地理位置的安排，则让人又多了一层值得玩味的思考。学而优则仕，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传统思维。当年，很多人的愿景便是从这扇大门走进对面的那扇大门。这样短短的几步路，有些人用一生也没有走完。这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清代总督衙门，也是当年直隶总督办公和生活的处所。“直隶”这个旧时的省名我们已久未听闻了，当年直隶的管辖范围除了今天的河北省外，还包括内蒙古、山西、山东、辽宁、河南的部分地区，是天子脚下的重地，而这样一个重要位置的总督自然也是宦海中人眼中的热点。从雍正七年启用这个衙门开始到清朝结束，一百八十多年里，共产生了九十九任直隶总督。在这些升堂办公的身影中，不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人物。他们在这个院落中发生的一幕幕剧情，直接浓缩成为清王朝的历史剪影，所以有人说这里是“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一圈转下来，感觉这种评价并不为过。总督署门前的这条街是保定最热闹的地段，一千年前是这样，今天依然如此。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商户的喇叭里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招揽生意，路人摩肩接踵在人流中穿梭。这一切初看好似有一些杂乱，但其中又自有一番井然的秩序存在。这种热闹迥异于现代大都市的那种纸醉金迷的繁华，而带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好像这才是中国传统书籍记载中的市井繁华。朴实的保定人便是这样，守着这段悠长的时光，享受着这种平淡而踏实的生活，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淡定地看着外面的世事变迁，却始终可以心如止水。或许他们的城市还不够炫，他们的腰包还不够鼓，对这一切，他们并不在意，他们也在努力，但不会为了一个虚华的目标而放弃本色。保定人可以潇洒地将省会的荣耀交给邻居小兄弟去打理，可以淡定地对来自别处的讥讽一笑而过，他们只是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或许，一碟酱菜，一个火烧，一段永不过时的老调，一束穿越千年的阳光打在身上，这就是他们的日子，一种简单却实实在在的保定风范。回不去的定州城//
1当我们匆匆忙忙赶到定州的时候，定州已经老了。当年的中山国都，那曾经名蜚四海的繁华大都市，悄无声息地湮灭在一片过往岁月中和故纸堆泛黄的记忆里。司机师傅把我们拉到一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废墟之前，若不是一抬头看到面前不远处那直插云霄的宝塔，你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当年那座著名的北方宝刹开元寺的旧址。在司机的指引下，我们踏过乱石，沿着寺院的旧围墙，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穿过破陋的小巷，终于绕了一个圈，来到寺院的山门之外。开元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北魏时期，因为一直备受历朝历代皇家的推崇而声名显赫。而今日的古寺却早已淹没在寻常街巷的一边，衰落得很不起眼儿，甚至无法给你一个想象的余地去推测这座寺院当年气势恢宏、香客盈门的盛景。原来寺院里的其他建筑都已荡然无存，除了这座开元寺塔，至今仍然是全国保存最完好、最高大的砖木古塔。宋朝初年，开元寺的一位法号会能的高僧追仿唐朝的玄奘和尚那样去天竺取经，历经了千难万苦，带着传说中佛祖的舍利子回到定州。这件事很快轰动了全国，那一年是公元1001年，当朝的皇帝是宋真宗，他亲自下诏在开元寺内建一座塔来纪念此事。于是全国各地顶级的建筑师、画师、能工巧匠们源源不断地会聚于此，开始了这项烦琐浩大的工程。岁月交替，高大的台基上竖起了高达八十三米的八角形塔身，光是就砖的规格而言，便有十几种之多。当地有一句民谚叫“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虽然夸张，但也可窥一斑。塔身回廊内的壁画、泥塑以及天花板上的雕花砖刻，精美细腻，都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这座塔一建就用了五十余年的时间！竣工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055年，当朝的皇帝也已经换成了宋仁宗。当初与这座开元寺塔关系最密切的两个人——会能和尚和真宗皇帝都已作古，不知道没能亲眼看到这样一座雄伟的宝塔立在面前，算不算是这两个人临终前的一件憾事。2就这样，中国的北方终于立起了一座标志性的建筑，而且一立就是一千年。这一千年来，任由雨雪雷电、战乱炮火，还有十几次大大小小的地震，都不曾让这座定州塔倒掉。即便是它周围的建筑，即便是这整座城市，都物转星移变了容颜，它仍然倔强地岿立着。据说在光绪年间，塔身的东北面自上而下大面积塌落，几乎损坏了四分之一，但这座塔依然没有垮掉。或许那一颗来自佛祖的舍利真的在冥冥之中保佑着它吧。由于有了这座定州塔，开元寺一度香火鼎盛，名士流连。今天我们入塔登临，在看到北宋时期依稀尚存的壁画之余，还能读到历朝历代文人名士们登塔时即兴题在墙壁上的诗词章句。每首诗，都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让我们隔世相会，携手神游。不过由于年代的久远，再加上保护措施的不力，很多题诗的壁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字迹也已模糊不清，或许过不了几年，这些题字都将逐渐消失，然而我相信，这种醇厚的历史韵味会深深地嵌入在这塔壁之内，依旧保存在这座塔身之中久久不会散去。开元寺塔有十一层，砖质的塔阶高陡而狭窄，仅能容一人上下，而阶梯的顶端又很低仄，稍不留意就会碰头。登这样的塔是颇为辛苦又颇为有趣的事，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心怀虔诚，都得低头哈腰、手脚并用、平心静气、小心翼翼。从每层廊窗望出去，风景似乎是相同的，却恰恰是在变化中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最讲究天人合一，而每登临一层，就离天道更近了一步，就更多了一分对于生命过往和人生真谛的认知。等登到最后一层的时候，便真能体会到前人诗中描写的“每上穹然绝顶处，几疑身到碧虚中”了。从“穹然绝顶处”望开去，视野辽阔，山野纵横尽入眼底。也正因如此，在宋辽对峙的年代，在正处于两国边境的定州，这座高耸的开元寺塔还被作为了重要的军事设施，用来观察北方契丹人的一举一动。一有风吹草动，这里便可以发出信号，让全城的军民充分地准备起来。所以这座塔又被称为瞭敌塔，这恐怕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除了宗教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用途的古塔。除了给予这座城市的居民精神上的抚慰，还切切实实地守护着一方平安。3正如前文所讲过的，北宋时期的定州与辽国所辖的领土相邻，经常发生战事，是北方的边防要地，有“天下要冲之最”之称。在这样一座军事重镇，时时刻刻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而苏轼的翩然而至，给这座城市注入了一股浪漫的文艺气息。苏轼到定州的那一年已经五十八岁了，他在朝中受到排挤，被贬到定州来做军州事。军州事是个管理地方军队的官，因为按照宋朝的规矩，军队的最高领导都是要由文官担任的。苏轼到了之后开始按部就班地行使他的职能：整顿军纪、加强边防、开荒屯田、增修弓箭社……这些都不必累牍，倒是除了军务之外，他做的几件事情颇值得我们玩味。登塔自然是不必说的，像这种名胜之地必定少不了他的身影，至今他的题字还留在塔壁之上，供后人寻访。其次是酿酒，这也是苏轼的一大爱好，之前在黄州，后来去惠州，他都曾自己酿酒，不过手艺实在很差，把人喝得闹肚子是经常的事。不过这次在定州，或许是找到了好的材料和灵感，将松脂、松子和米麦同酿，竟然成功地酿出了“味甘余之小苦”的中山松醪酒。他还扬扬得意地写了一篇《中山松醪赋》，自夸这酒“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蒸羔”。说喝了这酒之后的感觉是“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以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至于这酒是不是真的像他描述的那样神乎其神，我看也未必，从某种程度上讲，苏轼倒真的是得到了他的老师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传，更多的是在品味一种怡然自得、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苏轼在定州的这种生活情趣还体现在一块石头上。苏轼喜欢搜集奇石，到了定州后偶然发现了一块黑质白纹、纹如图画、似雪浪纷飞的怪石，喜欢得不得了，专门买来一个上等的汉白玉雕成的芙蓉盆来放这块石头，取名叫“雪浪石”，还专门置出一间屋子来摆放这块石头，叫作“雪浪斋”，又专门写了一首“朅来城下作飞石，一炮惊落天骄魂”这样雄浑大气的《雪浪石》遍送亲朋好友。苏轼曾经一度因为诗词的缘故被陷“乌台诗案”，险些丧了性命。他的亲友们都劝他不要再舞文弄墨，远离争端是非。可是苏轼又怎么管得住自己？身为军事长官的他依然放不下他的文人情怀，鼓励当地的士子们发奋求学，匡世济国，敢于和黑暗权势做斗争。他在文庙里亲手栽下两棵槐树，期望这些读书人能够茁壮成长，枝繁叶茂，荫佑一方。苏轼在定州还做了一件与他的职务毫不相关甚至可以说是特别“不靠谱儿”的事。他观察到当地的农民在插秧劳作和休憩的时候会唱一些山野小调自娱自乐，兴致大发，亲自提炼、整理、改编、创作，演变成了当地的一个特色节目——插秧歌，并且广泛传播。后来他又加入了表演成分，还创作出了历史上第一部秧歌剧，据说是一个恶婆婆和小媳妇的家长里短的故事，首演时似乎还大获成功，轰动一方。其实满打满算，苏轼在定州待的日子不过八个月而已，但是给定州人留下了千余年津津乐道的谈资。这便是一代宗师的文化品相，这便是中华文明的传承力量。4我们在文庙里见到了苏轼当年亲手植下的那两棵槐树，据清朝道光年间的《定州志》记载，这两棵树东槐如舞凤，西槐似神龙，所以被世人称为“龙凤双槐”。但是一千年过去了，两棵树的树干早已中空，要靠几根铁架子支撑着，然而尽管如此，据说每年夏天它们还是会枝繁叶茂，绿荫努力地遮盖住小半个院子。这一切突然让人觉得，这两棵槐树也一如这座城市似的，都在倔强地守护着那一段风华绝代的回忆。和如今大不相同，当年的文庙香火旺盛，读书人纷纷来到这里拜孔圣、祭先贤、求夙愿。定州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也出了不少文化领域的大师。汉代创作《佳人曲》的音乐家李延年、唐代写出“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人崔护、清代被称为“天下第一循吏”后来做了冯玉祥老师的王瑚都是定州人。那个时候的学子们在这里烧完香，叩过头，随即就赶往贡院参加科举考试，那将是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最佳也是几乎唯一的途径。定州贡院离文庙并不远，出了大门，一直走，穿越一条小巷，左拐右拐地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十分钟路途，有的人走了几年，有的人走了十几年，有的人甚至走了一辈子也没有走通。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抨击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认为这是一个泯灭人性的制度，就仿佛是给中国的读书人砌了一座看不见围墙的牢狱，把他们圈在其中，空废光阴，蹉跎终生。但是我们如果能冷静下来客观地分析一下，相比于最初的官位世袭和乡贤推选等办法，“平等竞争，以试取才”的科举制确实是一种更为公平的方法，世界上的有识之士甚至称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至于被今人所抨击、所诟病的种种不过是这种相对先进的制度在运行中由人为而衍生出的各种弊端，是人的问题，而不能彻底否定这种制度。时至今日，我们每个人不照旧受困于中考、高考、自考、公务员考试和职称考试等各种考场之中吗？不照旧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专门为应试而生的“考试机器”以及考场上种种腐败舞弊的丑闻吗？在乾隆朝之前，定州本地是没有贡院的，所有参加乡试的定州生员都要赶到今天的正定去考试，虽然路途并不是太远，但是受当时的交通条件所限，还是非常不方便的。当时的定州知府王大年联合当地的乡绅一起筹款，请示朝廷，创建了这座定州贡院。每到乡试和会试的时候，文武考生们纷至沓来，一派热闹的场景。这里成为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当然也不乏中年甚至老年人）人生奋斗的起点。据统计，只清一朝，定州本地中得文武举人的就有两百二十七人之多，这些人将从这里起步，到京城去追逐他们更高的目标。5离开定州贡院，我们去登定州的南城门——迎泰门。我一直笃信，任何一座依然有城门和城墙存在的城市都是有故事的城市，哪怕它已然破败不堪。定州真的老了，就像我们从文庙出来时走进对面那家定窑瓷器店里看到的定瓷一般，属于它的时代已经逝去了。当年那“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名誉天下的定州瓷，就算今天仿得再真，技术上再完善，也已不复当年的绝代风华。这座城市也是如此。从城门上一眼就可以望到这座城市的标志——定州塔，但远远望去，它却被粉饰得一片惨白（八十年代重修时粉刷过），这让人初看过去难免会顿生一种历史的落差感。文章开头所写的定州塔周边那已被拆除的一片废墟据说是要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广场，而定州城里也已经建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雏形。这座城市正在着眼于它的未来，而我却在怀念它的过去，或许，这不免有些太自私而不合时宜了吧。在黄昏夕阳下，我们踏上归程，再回首望一眼这座老城，它曾经是那般的神采飞扬，那般的引人入胜。而转身再把头回将过来的时候，张爱玲小说中那句无奈的台词黯然涌上心头——定州，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赵州的一段禅语//
1当我把要去赵县的消息告诉给朋友的时候，他们都嗤然而笑，似乎不相信我竟会要去这么一个“破败”的地方。然而，我的的确确是认真的。当长途车晃晃悠悠地载着我们行驶在这华北平原之上时，赵县素以闻名的梨花还没有开放。天空是一片雾蒙蒙的灰，天气预报讲——这是沙尘暴的前兆。我们的目标是安济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赵州桥。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地去看一座桥，此时此刻，我依然觉得值得。2如今的赵州桥被围成了一座公园，随之挂上了几十元不菲的门票。这颇令人有些失望和不平，回想若干年前，这不过只是赵县人从一个乡去往另一个乡的必经之路而已。然而，当我步入景区深处，遥遥地望见那熟悉的桥身之时，一切都已不再重要，所有的不快都在那一瞬化作云烟，灰飞而去。几年前，赵州桥刚刚度过了一千四百岁的生日。光是在脑海中想一想这段悠长的岁月，便禁不住地一阵眩晕。慌忙垂下头稳一稳思绪，一低首，洨河的水面上就倒映出自己的影子。或许，很久以前，洨河的水比现在的更深、更清、更具有活力吧？思索之间，一阵清风徐来，水面上一阵波光粼粼，算是一种回答吗？3于是，我怯生生地登桥。尽管这桥已在心中走过千遍万遍。手扶在一千四百年前的石栏上，触摸到的是满掌的沧桑。环望一下四周的风景，这风景称不上美，但此时阳光从灰沉的天空中透射出来，打在身上，是一种幸福的温度。就是脚下的这座石桥，一千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次洪水的冲击和地震的侵袭，却千载如一日，依然岿然不动地立在这里。曾做过唐朝中书令的张嘉贞写过一篇《安济桥铭》，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赵郡洨河石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为……”这绝不是什么粉饰或夸张的词语，赵州桥建筑的秘密从唐传到了宋，从宋传到了元，及至明清和现代，依然是世界罕见的奇迹。而对于我们这样的建筑门外汉来讲，除了感叹之外，似乎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赵州桥的上空传来《小放牛》的歌声，这首河北民歌自然也是再熟悉不过。“赵州桥（来）鲁班爷爷修，玉石栏（的）杆圣人留，张果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轧了一趟沟……”大概当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清楚的时候，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求助于神话和传说。赵州桥当然不是鲁班修的。张嘉贞的《安济桥铭》中清楚地写道“隋匠李春之迹也”。李春的名字随着这座桥流传了千年，当然，还有那千千万万在赵州桥的建设和修葺中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们。我认为，应当在桥的那一端立一座丰碑来纪念这些了不起的人们，尽管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无名的英雄。但是，没有名字，不代表没有骄傲；没有名字，不代表不值得我们去记住。4站在赵州桥上，由及地名，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赵州和尚”。赵州和尚，法号从谂，因为在赵县（古称赵州）修行了四十年，传扬佛法，所以世人又给了他这样的名号。一千年前，这位得道的高僧，每日里布衣芒鞋，往返经过这石桥之上，将他的禅机在天下播撒开来。有一次，一位云游僧专门找到他问道：“我听说赵州有一座石桥非常有名，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度驴度马，”赵州和尚微微笑着，又淡定地补充了一句，“度一切众生。”那云游僧顿时领悟，飘然而去。原来，牢牢托住赵州桥千年不毁的，除了精湛的技艺和那些坚硬的石头外，还有这锋芒坚韧的禅机呵。赵州和尚前半生一直在各地行走，八十岁的时候来到赵县，直到一百二十岁圆寂，一直留在这里，在他的身后立着的，还有一座气度不凡的柏林禅寺。5“寺藏真际千秋塔，门对赵州万里桥”，还未进得山门，先被这样一副楹联震慑住了，好气魄，大手笔！后来辗转得知，作此联的，正是如今柏林禅寺的住持——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净慧法师。柏林禅寺建于东汉末年，细算起来，竟然比赵州桥还要年长三百余岁。柏林禅寺的名字是元代朝廷所赐，当年赵州和尚做住持的时候，这里还叫作“观音院”。那个时候恐怕是这座寺庙最兴盛的一个时期，每日来这里参禅拜佛的人络绎不绝。那天，赵州和尚的一个朋友来看望他，两个人寒暄了一番后，那个朋友很抱歉地说：“真不好意思，这次来得实在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赵州和尚“哦”了一声说：“你放下吧。”那位朋友以为他听错了，忙把手摊开说：“我什么东西都没带来，还能放下什么呢？”赵州和尚又“哦”了一声，微微笑道：“你看，你既然什么东西都没带来，怎么还会有放不下的呢？如果实在有放不下的，那就继续担着吧……”这段禅语每在心头掠过一遍，便如春雨滋润一番。现实生活中，有太多无形中的东西把我们压得直不起腰来。在如今众多寺庙有寺无僧、有寺无禅、有寺无佛的大环境下，柏林禅寺依然保持着一颗“拿得起，放得下”的禅心。这里不收取门票，任何人都可以进庙结缘，只要是有心求佛之人都可以在这里挂单修行，只收取很低廉的住宿费用而已，并且来时可来，去时便去，绝不阻拦，彰显出一股从容大气的风度。在我看来，这才是一座真正的寺庙，一座活着的寺庙。6步出柏林禅寺已近黄昏，寺前的大街上熙来攘往，忙碌而平静。据说赵县是河北省治安最好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和这里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么一座寺庙有关。预报中的沙尘暴终究没有出现，相反，赵州的午后，阳光温暖，春风和煦。脑海中想起了宋代无门慧开禅师的禅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曲禅歌未了，车子已经过了有“华夏第一塔”之称的陀罗尼经幢，驶出赵州，渐行渐远。三晋大地今非昨//
1一千五百年前的武周山麓，残阳如血。漠北的寒风夹杂着沙尘扑面而来，打在人的脸上噼啪作响。一队匠人站在山壁之下，手里握着斧、凿和绳子之类的工具，仰望着断崖。只见眼前高约百尺的山仞上排列着一串高大宏丽的洞窟，粗糙的窟壁上布满了精美富丽的花草、佛像以及飞天的雕饰，荒野之上，这样一座犹如神助的石窟群，美轮美奂，让人叹为观止。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一位枯瘦的老僧，他的法名叫作昙曜，单凭他的年纪与身形来看，实在很难和眼前这种开山凿石的活计联系起来，然而他的确是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和亲力亲为的执行者。昙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神秘的和尚，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本史料明确记载过他的姓氏、身世和生卒年月，我们只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并且禅悟非常高。他本可以像其他僧人那样找个寺院过那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修行完自己的一生，然而他那一颗游走四方、普度众生的心让他无法去过这种平静的生活。他开始了自己的云游生涯。昙曜的那个时代流行全民造窟，佛教徒们开凿石窟雕塑佛像，用来传授教义，普及佛教故事；百姓和信徒们也参与到开窟中来，来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愿景。在昙曜开始云游的整整一百年前，他的同行乐樽和尚已经在敦煌三危山开始开凿自己的第一个洞窟。昙曜特意去了一趟敦煌，目睹了莫高窟的盛况，从西凉一路下来，又经过了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一路上看得他心潮澎湃，耳畔仿佛一直在回响着叮叮当当的铿锵。昙曜终于来到了大同（当时还叫作平城）的武周山下，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的环境，觉得是时候该停下了，他要做一件与他的前辈乐樽和尚遥相呼应的事。他找到了当地的统治者，得到了许可，招募来工匠和僧侣，开始在武周山的东麓开凿石窟。昙曜凿下了这云冈石窟的第一锤，他也许还没意识到，他这狠狠的一锤，火星四溅，砸出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第一个巅峰时代。大同之西就这样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回响，人们急迫地打造着宗教的圣殿和臆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而同时，在现实世界中，也响起了铿锵的鼓点，风云变幻中迎来了一个同样火光四射的盛大时代。2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乱世。在昙曜出生前的一百多年，发生了永嘉之乱，西晋灭亡。与此同时，中国的北方开始陷入了长达百年的分裂混战之中，历史上称“五胡十六国”。我们所熟悉的匈奴、鲜卑，我们不熟悉的羯、氐、羌都纷纷建立了政权，一刹那朝代更迭，短时间内先后出现了十多个国家。说来很是讽刺，就在西晋未亡国之前，西晋的官员们还曾提出过“徙戎”的主张，要用武力把已经内迁的少数民族赶回到更北的地方去。结果“戎”未徙走，自己却先失落了政权，跑到长江以南去了。黄河流域一下子成了北方这些少数民族的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番锣鼓之后，留下的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鲜卑族的拓跋氏。十六国中后期，兵士疲于战争，百姓生灵涂炭，北方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混乱的局面需要一个强者来结束，更迭的政权需要一个王朝来统一。这时候，拓跋氏从千里之外冰天雪地的东北一路走来，挺身而出来完成这个使命。早在公元395年，拓跋氏集团就开始在各方割据的混战中占得优势，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三年之后，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带领着手下高调入主大同城（当时叫平城），他们来大同是要做一件大事——拓跋珪宣布自己登基做皇帝！他就是北魏政权的第一位皇帝——道武帝。大同被立为了国都，这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大同的位置很值得玩味，它恰恰位于漠北通向中原的枢纽，这也对应了北魏历代皇帝的一种思想——民族融合，鲜卑汉化。在拓跋珪大同称帝之后，几代皇帝都在做着相同的两件事情：一件是继续征战，平定各方；另一件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