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骥才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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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图试读：
总序：我的散文书架
冯骥才我将这“散文新编”的选题称之为一种“散文书架”，然后放上我为此精选的五本散文小书。
在我的文字生涯中，小说写作之外，便是散文。其实这也很自然，我们日常随手写下的文字：随感、随笔、笔记、日记、手札，不都是散文吗？小说是虚构出来的，是无中生有，要是说得“伟大”一些，是一种艺术创造；散文则是有感而发，信手拈来，要是说得“高贵”一些，是一种心灵实录。小说看重文本，它表现作家的本领；散文则更重人本，它直接显示作家本人的气质。这么一说，散文更难了吗？
要说难，还是难在散文的历史上。中国是散文的大国。唐宋时期的小说还处在故事传奇阶段，散文已是大师巨匠如巨峰林立，名篇杰作似满天星斗。这可能与那时候崇文有关。那时连选取官员都要看文章写得优劣。不像近现代，没什么文化也能做官，甚至还可以做大官。从文学史的另一方面说，诗歌的成熟又在散文的前边，散文辄必受诗歌的影响，讲究方块字的使用，甚至追求一点诗性了。这么一说，在中国写散文就更不易了。中国人太懂得散文，一读就知道文笔如何。我不知深浅，即兴操笔，涂抹为快，一路下来竟写了这么多散文，数一数，长长短短总有几百篇，幸好人文社这套书要求的字数不多，可以尽量去粗取精。
编撰这种散文集在分类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体裁分，一是从题材分。我采用后一种，这是因为我的体裁太杂，样式迥异，长短随性，由题材划分便易于理出头绪，因成抒情（《花脸》）、人物（《四君子图》）、游记（《散漫的天性》）、艺术（《关于艺术家》）、田野（《南乡三十六村》）五卷。抒情卷多是感物时伤，人物卷为怀念故人，游记卷是异域情怀，艺术卷乃艺术感悟，田野卷是我这些年来文化抢救时，在大地深处的文化见识以及种种忧思。编选之时尽力“矬子中拔将军”，将心中尚觉有点味道的东西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是将自己小说外的写作，做一次总结与筛选吧。是为序焉。2016.7.4
致大海
——为冰心送行而作今天是给您送行的日子，冰心老太太！
我病了，没去成，这也许会成为我终生的一个遗憾。但如果您能听到我这话，一准会说：“是你成心不来！”那我不会再笑，反而会落下泪来。
十点钟整，这是朋友们向您鞠躬告别的时刻，我在书房一片散尾竹的绿影里跪伏下来，向着西北方向——您遥远的静卧的地方，恭敬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打开音乐，凝神默对早已备置在案前的一束玫瑰。当然，这就是面对您。本来心里缭乱又沉重，但渐渐的我那特意选放的德彪西的《大海》发生了神奇的效力，涛声所至，愁云扩散。心里渐如海天一般辽阔与平静。于是您往日那些神气十足的音容笑貌全都呈现出来，而且愈来愈清晰，一直逼近眼前。
我原打算与您告别时，对您磕这三个头。当然，绝大部分人一定会诧异于我何以非要行此大礼。他们哪里知道这绝非一种传统方式，一种中国人极致的礼仪，而是我对您特殊的爱的方式，这里边的所有细节我全部牢牢记得。
八十年代末，一个您生命的节日——十月五日。我在天津东郊一位农人家中，听说他家装了电话，还能挂长途，便抓起话筒拨通了您家。我对着话筒大声说：“老太太，我给您拜寿了！”
您马上来了幽默。您说：“你不来，打电话拜寿可不成。”您的口气还假装有点生气。但我却知道在电话那端，您一定在笑，我好像看见了您那慈祥的并带着童心的笑容。
为了哄您高兴。我说：“我该罚，我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您一听果然笑了，而且抓着这个笑话不放，您说：“我看不见。”
我说：“我旁边有人，可以作证。”
您说：“他们都是你一伙的，我不信。”
本来我想逗您乐，却被您逗得乐不可支。谁说您老，您的机敏和反应能超过任何年轻人。我只好说：“您把这笔账先记在本子上。等我和您见面时，保证补上。”
这便是磕头的来历，对不对？从此，它成了每次见面必说的一个玩笑的由头。只要说说这个笑话，便立即能感受到与您之间那种率真、亲切，又十分美好的感觉。
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底，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期间，和妻子顾同昭，还有三两朋友一同去看您。那天您特别爱说话，特别兴奋，特别精神；您一向底气深厚的嗓音由于提高了三度，简直洪亮极了。您说，前不久有一位大人物来看您，说了些“长寿幸福”之类的吉祥话。您告诉他，您虽长寿，却不总是幸福的。您说自己的一生正好是“酸甜苦辣”四个字。跟着您把这四个字解释得明白有力，铮铮作响。上世纪九十年代看望冰心
您说，您的少时留下许多辛酸——这是酸；青年时代还算留下一些甜美的回忆——这是甜；中年以后，“文革”十年，苦不堪言——这是苦；您现在老了，但您现在却是——“姜是老的辣”。当您说到这个“辣”字时，您的脖子一梗。我便看到了您身上的骨气。老太太，那一刻您身上真是闪闪发光呢！
这话我当您的面是不会说的。我知道，您不喜欢听这种话，但我现在可以说了。
记得那天，您还问我：“要是碰到大人物，你敢说话吗？ ”没等我说，您又进一步说道，“说话谁都敢，看你说什么。要说别人不敢说、又非说不可的话。冯骥才——你拿的工资可是人民给的，不是领导给的。领导的工资也是人民给的。拿了人民的钱就得为人民说话，不要怕！”
说完您还着意地看了我一眼。
老太太，您这一眼可好厉害。您似乎要把这几句话注入我的骨头里。但您知道吗？这也正是我总愿意到您那里去的真正缘故。
我喜欢您此时的样子，很气概，很威风，也很清晰。您吐字和您写字一样，一笔一画，从不含混。您一生都明达透彻，思想在脑海里如一颗颗美丽的石子沉在清亮见底的水中。您享受着清晰，从来不委身于糊涂。
再说那天，老太太！您怎么那么高兴。您把我妻子叫到跟前，您亲亲她，还叫我也亲亲她。大家全笑了。您把天堂的画面搬到大家眼前，融融的爱意使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充满美好。于是在场的朋友们说，冯骥才总说给冰心磕头拜寿，却没见过真的磕过头。您笑嘻嘻地说我：“他是个口头革命派！”
我听罢，立即趴在地上给您磕了三个头。您坐在轮椅上无法阻拦我，但我听见您的声音：“你怎么说来就来。”等我起身，见您被逗得正在止不住地笑，同时还第一次看到您挺不好意思的表情。我可不愿意叫您发窘。我说：“照老规矩，晚辈磕头，得给红包。”
您想了想，边拉开抽屉，边说：“我还真的有件奖品给你。今年过生日时，有人给我印了一种寿卡，凡是朋友们来拜寿，我就送一张给他作纪念。我还剩点儿，奖给你一张吧！”
粉红色的卡片精美雅致，名片大小，上边印着金色的寿字，还有您的名字与生日的日子。卡片的背面是您手书自己的那句座右铭：“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您说，这寿卡是编号的，限数一百。您还说，这是他们为了叫您长命百岁。
我接过寿卡一看，编号77，顺口说：“看来我既活不到您这分量，也活不到您这岁数了。”
您说：“胡说。你又高又大，比我分量大多了。再说你怎么知道自己不长寿？”
我说：“编号一百是百岁，我这是77号，这说明我活七十七岁。”
您嗔怪地说：“更胡说了。拿来——”您要过我手中的寿卡，好像想也没想，拿起桌上的圆珠笔在编号每个“7”字横笔的下边，勾了半个小圈儿，马上变成99号了！您又写上一句：“骥才万寿，冰心，1992.12.20”。
大家看了大笑，同时无不惊奇。您的智慧、幽默、机敏，令人折服。您的朋友们都常常为此惊叹不已！尽管您坐在轮椅上，您的思维之神速却敢和这世界上任何人赛跑。但对于我，从中更深深的感动则来自一种既是长者又是挚友的爱意。可使我一直不解的是，您历经那么多时代的不幸，对人间的诡诈与丑恶的体验较我深切得多。然而，您为何从不厌世，不避世，不警惕世人，却对人们依然始终紧拥不弃，痴信您那句常常会使自己陷入被动的无限美好的格言“有了爱便有了一切”？这到底是为了一种信念，还是一种天性使然？
我想到一件更远的事。
那时吴文藻先生还在世。那天是您和吴先生金婚的纪念日。我和楚庄、邓伟志等几位文友去看您。您那天新裤新褂，容光焕发；您总是这么神采奕奕，叫大家无论碰到怎样的打击也无法再垂头丧气。
那天聊天时，没等我们问您就自动讲起当年结婚时的情景。您说，您和吴文藻度蜜月，是相约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古庙里。
您当时的神气真像回到了六十年前——
您说，那天您在燕京大学讲完课，换一件干净的蓝旗袍，把随身用品包一个方方正正的小布包，往胳肢窝里一夹就去了。到了西山，吴文藻还没来——说到这儿，您还笑一笑说：“他就这么糊涂！”
您等待时间长了，口渴了，便在不远的农户那儿买了几根黄瓜，跑到井边洗了洗，坐在庙门口高高的门槛上吃黄瓜，一时引得几个农家的女人来到庙前瞧新媳妇。这样直等到您的新郎吴文藻姗姗来迟。
您结婚的那间房子是庙里后院的一间破屋，门关不上，晚上屋里经常跑大耗子，桌子有一条腿残了，晃晃荡荡。“这就是我们结婚的情景。”说到这儿，您大笑，很快活，弄不清您是自嘲，还是为自己当年的清贫又洒脱而扬扬自得。这时您话锋一转，忽问我：“冯骥才，你怎么结的婚？”
我说：“我还不如您哪。我是‘文革’高潮时结的婚！”
您听了一怔，便说：“那你说说。”
我说那时我和未婚妻两家都被抄了，结婚没房子，街道赤卫队队长人还算不错，给我们一间几平米的小屋。结婚那天，我和我爱人的全家去了一个小饭馆吃饭。我父亲关在牛棚，母亲的头发被红卫兵铰了，没能去。我把劫后仅有的几件衣服叠了叠，放在自行车后车架上，但在路上颠掉了，结婚时两手空空。由于我们都是被抄户，更不敢说“庆祝”之类的话，大家压低嗓子说：“祝贺你们！”然后不出声地碰一下杯子。
饭后我们就去那间小屋。屋里空荡荡，四个房角，看得见三个。床是用砖块和木板搭的。要命的是，我这间小屋在二楼，楼下是一个红卫兵“总部”。他们得知楼上有两个“狗崽子”结婚，虽然没上来搜查盘问，却不断跑到院里往楼上吹喇叭，还一个劲儿打手电，电光就在我们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我们便和衣而卧。我爱人吓得靠在我胸前哆嗦了一个晚上。“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我说。
我讲述这件事时，您听得认真又紧张。我想完事您一定会说出几句同情的话来。可是您却微笑又严肃地对我说：“冯骥才，你可别抱怨生活，你们这样的结婚才能永远记得，大鱼大肉的结婚都是大同小异，过后是什么也记不住的。”
您的话使我出其不意。
一下子，您把我的目光从一片荆棘的困扰中引向一片大海。
哎哎，您没有把我送给您那幅关于海的画带走吧？
那幅画我可是特意为您画得那么小，您的房间太窄，没有挂大画的墙壁。但是您告诉我：“只要是海，都是无边的大。”
我把您那本译作《先知》的封面都翻掉了。因此我熟悉您这种诗样的语言所裹藏的深邃的寓意。我送给您一幅画，您送给我这一句话。
我在那幅蓝色的画里，给您画了许多阳光；您在这个短句中，给了我无尽的放达的视野。
在与您的交往中，我懂得了什么是“大”。大，不是目空一切，不是作宏观状，不是超然世外，或从权力的高度俯视天下。人间的事物只要富于海的境界都可以既博大又亲近，既辽阔又丰盈。那便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大爱，与正大光明。
德彪西的《大海》全是画面。
被狂风掀起的水雾与低垂的阴云融成一片；雪色的排天大浪迸溅出的全是它晶莹透明的水珠。一束夕照射入它蓝幽幽的深处，加倍反映出夺目的光芒。瞬息间，整个世界全是细密的迷人的柔情的微波。大海中从无云影，只有阳光。这因为，它不曾有过瞬息的静止；它永远跃动不已的是那浩瀚又坦荡的生命。
这也正是您的海。我心里的您！
我忽然觉得，我更了解您。
我开始奇怪自己，您在世时，我不是对您已经十分熟悉与理解了吗？但为什么，您去了，反倒对您忽有所悟，从而对您认识更深，感受也更深呢？无论是您的思想、气质、爱，甚至形象，还有您的意义。这真是个神奇的感觉！于是，我不再觉得失去了您，而是更广阔又真切地拥有了您；我不再觉得您愈走愈远，却感到您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的贴近。远离了大海，大海反而进入我的心中。我不曾这样为别人送行过。我实实在在是在享受着一种境界。并不知不觉在我心里响起少年时代记忆得刻骨铭心的普希金那首长诗《致大海》的结尾：
再见吧，大海！我永远不会
忘记你庄严的容光，
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我的心将充满了你，
我将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
你的光和影，你浪花的喋喋，
带到森林，带到寂寞的荒原。1999.3.19 深夜.天津
草婴先生
三年前的春天里意外接到一个来自上海的电话。一个沙哑的嗓音带着激动时的震颤在话筒里响着：“我刚读了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叫我感动了好几天。”我问道：“您是哪一位？”他说：“我是草婴。”我颇为惊愕：“是大翻译家草婴先生？”话筒里说：“是草婴。”我情不自禁地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
我自诩为草婴先生的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从《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到《复活》，我读过不止两三遍，甚至能背诵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对翻译家的崇拜是异样的。你无法分出他们与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尔扎克，汝龙和契诃夫，李丹和雨果，草婴和托尔斯泰，还有肖洛霍夫。他们好像是一个人。你会深信不疑他们的译笔就是原文，这些译本就是那些异国的大师用中文写的！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写长篇小说时，刚刚开禁了世界名著。出版社打算出一本契诃夫的小说选，但不知出于何故，没有去找专门翻译契诃夫的翻译家汝龙，而是想另请他人重译。为了确保译本质量，便从契诃夫的小说中选了《套中人》和《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两个短篇，分别交给几位俄文翻译家重译。这些译者皆是高手。谁知交稿后都不如汝龙那么传神，虽然译得像照片那样准确无误，但契诃夫本人好像从这些译文里跑走了。文学翻译就是这样——如果请汝龙来翻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江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子。然而契诃夫的精短、灵透与伤感，汝龙凭着标点就可以表达出来。究竟是什么可以使翻译家与原作者这样灵魂相通？是一种天性的契合吗？他们在外貌也会有某些相似吗？这使我特别想见一见草婴先生。
几个月后去南通考察蓝印花布，途经上海。李小林说要宴请我。我说烦你请草婴先生来一起坐坐吧。谁想见面一怔。草婴竟是如此一位瘦小的老人。年已八旬的他虽然很健朗，腰板挺直，看上去却是那种典型的骨骼轻巧的南方文人。和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很细小。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举止的动作很小，说话的口气十分随和，无论如何与托尔斯泰的浓重与恢宏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联系不到一起。
朋友间伴随美酒佳肴的话题总是漫无边际。但我还是抓空儿不断地把心中的问题提给草婴先生。
从断续的交谈里，我知道他的俄语是十几岁时从客居上海的俄国女侨民那里学到的。那时进步的思想源头在北边的苏联，许多年轻人学习俄语为了直接去读俄文书，为了打开思想视野和寻找国家的出路。等到后来——可能是1941年吧，他为地下党和塔斯社合作的《时代》周刊翻译电讯与文稿，就自觉地把翻译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了。当时许多大作家也兼做翻译，都是出于一个目的：把进步的思想引进中国。比如鲁迅、巴金、郭沫若、冰心等。我读过徐迟先生四十年代初在重庆出版的《托尔斯泰传》，书挺薄，纸张很黑，很糙。他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说，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纸张奇缺，《托尔斯泰传》总共有五百页，无法全部出版，最多只能印其中的一百多页。他之所以把这部分译稿印出来，是为了向国人介绍一种“深刻的思想”。
这恐怕就是那一代翻译家的想法了。翻译对于他们是文学事业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和思想的方式。
八十年代初，“文革”后文艺的复苏时期，出版部门曾想聘请草婴先生主持翻译出版工作，被他婉拒，他坚持做翻译家，立志要翻译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我们确实需要一套经典的托尔斯泰全集。”我说。
他接下来讲出的理由是我没想到的。他说：“在十年‘文革’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是呵，巴金不是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吗？
他选择做翻译的出发点基于国人的需要。当然是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
原来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发现到新的值得敬重的东西，是一种收获，也是满足。我感到，我眼前这个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举起一个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别握手时，他的手好似也变得坚实有力了。在上海与草婴先生见面
我感谢他。他叫我看到翻译事业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处。2006.夏日
怀念老陆
近些天常常想起老陆来。想起往日往事的那些难忘的片断，还有他那张始终是温和与宁静的脸，一如江南的水乡。
老陆是我对他的称呼。国文和王蒙则称他文夫。他们是一代人。世人分辈，文坛分代。世上一辈二十岁，文坛一代是十年。我视上一代文友有如兄长。老陆是我对他一种亲热的尊称。
我和老陆一南一北很少往来，偶然在京因会议而邂逅，大家聚餐一处，老陆身坐其中，话不多，但有了他便多一份亲切。他是那种人——多年不见也不会感到半点陌生和隔膜。他不声不响坐在那里，看着从维熙逞强好胜地教导我，或是张贤亮吹嘘他的西部影城如何举世无双，从不插话，只是面含微笑地旁听。我喜欢他这种无言的笑。温和、宽厚、理解，他对这些个性大相径庭的朋友们总是抱之以一种欣赏——甚至是享受。
这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与世无争”。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思想原则上做和事佬。凡是读过他的《围墙》乃至《美食家》，都会感受到他的笔尖里的针芒。只不过他常常是绵里藏针。我想这既源自他的天性，也来自他的小说观。他属于那种艺术性的作家，他把小说当作一种文本的和文字的艺术。高晓声和汪曾祺都是这样。他们非常讲究技巧，但不是技术的，而是艺术的和审美的。
一次我到无锡开会，就近去苏州拜访他。他陪我游拙政、网师诸园。一边在园中游赏，一边听他讲苏州的园林。他说，苏州园林的最高妙之处，不是玲珑剔透，极尽精美，而是曲曲折折，没有穷尽。每条曲径与回廊都不会走到头。有时你以为走到了头，但那里准有一扇小门或小窗。推开望去，又一番风景。说到此处，他目光一闪说：“就像短篇小说，一层包着一层。”我接着说：“还像吃桃子，吃去桃肉，里边有个核儿，敲开核儿，又一个又白又亮又香的桃仁。”老陆听了很高兴，禁不住说：“大冯，你算懂小说的。”
此时，眼前出现一座水边的厅堂。那里四边怪石相拥，竹树环合，水光花影投射厅内，厅中央陈放着待客的桌椅，还有一口天青色素釉的瓷缸，缸里插着一些长长短短的书轴画卷。乃是每有友人来访，本园主人便邀客人在此欣赏书画。厅前悬挂一匾，写着“听松读画堂”。老陆问我，为什么写“读画”不写“看画”，画能读吗？我说，这大概与中国画讲究文学性有关。古人常说的“诗画相生”或“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这些诗意与文学性藏在画中，不能只用眼看，还要靠读才能理解到其中的意味。老陆说，其实园林也要读。苏州园林真正的奥妙是这里边有诗文，有文学。我听到的能对苏州园林做出如此彻悟只有二位：一是园林大师陈从周——他说苏州园林有书卷气；另一位便是老陆，他一字道出欣赏苏州园林乃至中国园林的要诀：读。
读，就是从文学从诗角度去体会园林内在的意蕴。
记得那天傍晚，老陆在得月楼设宴招待我。入席时我心中暗想，今儿要领略一下这位美食家的真本领究竟在哪里了。席间每一道菜都是精品，色香味俱佳，却看不出美食家有何超人的讲究。饭菜用罢，最后上来一道汤，看上去并非琼汁玉液，入口却是又清爽又鲜美，直喝得胃肠舒畅，口舌愉悦，顿时把这顿美席提升到一个至高境界。大家连连呼好。老陆微笑着说：“一桌好餐关键是最后的汤。汤不好，把前边的菜味全遮了；汤好，余味无穷。”然后目光又是一闪，好似来了灵感，他瞅着我说，“就像小说的结尾。”
我笑道：“老陆，你的一切全和小说有关。”
于是我更明白老陆的小说缘何那般精致、透彻、含蓄和隽永。他不但善于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还长于从各种意味深长的事物里找到小说艺术的玄机。
然而生活中的老陆并不精明，甚至有点“迂”。我听到过一个关于他“迂”到极致的笑话。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老陆当选中国作协副主席。据说苏州当地政府不知他这职务是什么“级别”，应该按什么“规格”对待。电话打到北京，回答很模糊，只说“相当于副省级”。这却惊动了地方，苏州还没有这么大的官儿，很快就分一座两层小楼给他，还配给他一辆小车。老陆第一次在新居接待外宾就出了笑话。那天，他用车亲自把外宾接到家来。但楼门口地界窄，车子靠边，只能由一边下人。老陆坐在外边，应当先下车。但老陆出于礼貌，让客人先下车，客人在里边出不来，老陆却执意谦让，最后这位国际友人只好说声：“对不起”，然后伸着长腿跨过老陆跳下车。
后来见到老陆，我向他核实这则文坛轶闻的真伪。老陆摆摆手，什么也不说，只是笑。不知这摆手，是否定这个瞎诌的玩笑，还是羞于再提那次的傻实在？
说起这摆手，我永远会记着另一件事。那是1991年冬天，我在上海美术馆开画展。租了一辆卡车，运满满一车画框由天津出发，车子走了一天，凌晨四时途经苏州时，司机打盹，一头扎进道边的水沟里，许多画框玻璃粉粉碎。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身在苏州的陆文夫却听到消息。据说在他的关照下，用拖车把我的车拉出沟，并拉到苏州一家车厂修理，还把镜框的玻璃全部配齐。这便使我三天后在上海的画展得以顺利开幕，否则便误了大事。事后我打电话给老陆，几次都没找到他。不久在北京遇到他，当面谢他。他也是伸出那瘦瘦的手摆了摆，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的义气，他的友情，他的真切，都在这摆摆手之间了。这一摆手，把人间的客套全都挥去，只留下一片真心真意。由此我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气质。这气质正像本文开头所说的一如江南水乡的宁静、平和、清淡与透彻，还有韵味。
作家比其他艺术家更具有生养自己的地域的气质。作家往往是那一块土地的精灵。比如老舍和北京，鲁迅和绍兴，巴尔扎克和巴黎。他们的心时时感受着那块土地的欢乐与痛苦。他们的生命与土地的生命渐渐地溶为一体——从精神到形象。这便使我们一想起老陆，总会在眼前晃过苏州独有的景象。于是，老陆去世那些天，提笔作画，不觉间一连画了三四幅水墨的江南水乡。妻子看了，说你这几幅江南水乡意境很特别，静得出奇，却很灵动，似乎有一种绵绵的情味。我听了一怔，再一想，我明白了，我怀念老陆了。2005.8.8
送谢晋
我曾对一向生龙活虎的谢晋说：“你能活到二十二世纪。”但他辜负了我的祝愿，今天断然而去，只留下朋友们对他深切的痛惜与怀念以及一片浩阔的空茫。
前不久，台湾导演李行来访，谈到夏天里谢晋在台北摔伤，流了许多血，“当时的样子很可怕，把我们都吓坏了”，跟着又谈到谢晋老年丧子。我说老谢曾经特意把他儿子谢衍的处女作《女儿红》剧本寄给我，嘱我“非看不可”。李行说谢晋对谢衍这条根脉很在乎，丧子之痛会伤及他的身体。这时我忽然感到老谢今年有点流年不利。心想今年若去南方，要设法绕道去上海看看他。但现在这一切都只是过往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念头了。
太熟太熟的一位朋友了。自八十年代以来在政协、文联以及大大小小各种会议和活动中，无论是会场上相逢相遇，还是在走廊或人群中打个照面，都会有种亲切感掠心而过。老谢是个亲和、简单、没有距离感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几十年说的话似乎只有三个内容：剧本，演员，为电影的现状焦急。他脑袋里再放不进去别的东西。如果你想谈别的——那你只好去自言自语，他听似没听进去；但只要你停下来，他立即开始大谈他的剧本和演员，或者对电影业种种弊端发火。他发火时根本不管有谁在座。这时的老谢直率得可爱。他认为他在为电影说话，不用顾及谁爱听或不爱听。他从不谈自己；他的心里似乎没有自己。他口中总是挂着斯琴高娃、姜文、陈道明、潘虹、刘晓庆、宋丹丹和第五代导演们那些出色的电影精英。他眼里全是别人的优点。能欣赏别人的优点是快乐的。还听得出来，他为拥有这些精英的中国电影而骄傲。
在此之外的老谢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找演员、搭班子、谈经费、来去匆匆去看外景。难得一见的是他在某个会议餐厅的一角，面前摆着从自助餐的菜台拣的一碟子爱吃的菜，还戳着一瓶老酒，临时拉不到酒友就一人独酌。这便是老谢最奢侈也是最质朴的人生享受了。他说全凭着酒，才能在野战军般南征北战的拍片生涯中落下一副好身骨。他说，这琼浆玉液使得他血脉流畅，充满活力。前七八年我和他在京东蓟县选外景时，他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跤，摔得很重，吓坏了同行的人，老谢却像一匹壮健的马，一跃而起，满脸憨笑，没受一点伤。那年他78岁。
天生的好身体是他天性好强的本钱。他好穿球鞋和牛仔裤，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陪伴，一位标准的职业电影人。虽然他穿上西服挺漂亮，但他认为西服是“自由之敌”。他从不关心全国文联副主席和政协常委算什么级别，也不靠着这些头衔营生；他只关心他拍出的电影分量。一次，一位朋友问他是不是不喜欢炒作自己。他说他相信真正的艺术评价来自口碑。也就是口口相传。因为对于艺术，只有被感动并由衷的认可才会告知他人。
这样的艺术家，活得平和、单纯而实在。那些年，年年政协会议期间文艺界的好朋友们都要到韩美林家热热闹闹地聚会一次。吴雁泽唱歌，陈钢弹曲，白淑湘和冯英跳舞，张贤亮吹牛，姜昆不断地用“现挂”撩起笑声。唯有老谢很少言语，从头到尾手端着酒杯，宽厚地笑着，享受着朋友们的欢乐。这时，他会用他很厚很热的手抓着我的手使劲地攒一下，无声地表达一种情意。最多说上一句：“你这家伙不给我写剧本。”2002年与好友谢晋到蓟县山中看外景。此时谢晋已年届78岁。
他心里想的、嘴里说的还是电影！
我的确欠他一笔债。九十年代初他跑到天津要我为他写一部足球的电影。他说当年他拍了《女篮五号》之后，主管体育的贺龙元帅希望他再拍一部足球的影片。他说他欠贺老总一部片子。他这个情结很深。我笑着说，如果我写足球就从一个教练的上台写到他下台——足球怪圈的一个链环。他问我“戏”（影片）怎么开头。我说以一场大赛的惨败导致数万球迷闹事，火烧看台，迫使老教练下台和新教练上台——“好戏就开始了”。他听了眼睛冒光，直逼着我往下追问：“教练上台的第一个细节是什么？”我想一想说：“新教练走进办公室，一拉抽屉，里边一条上吊的绳子。这是球迷送给老教练的，现在老教练把这根上吊的绳子留给了他。”当时老谢使劲一拍我肩膀说，咱们合作了。但是在紧接着的亚运会期间，我和老谢一同坐在看台上看中国与泰国的足球赛，想找一点灵感。但那天中国队输了球，二比〇，很惨。赛后，我和老谢去找教练高丰文想问个究竟，请高丰文一定说实话，到底输在哪里。没料到高丰文说：“还得承认人有个能力的问题。”
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刺激，使我一下子抓不到电影的魂儿了。此后尽管老谢一个劲儿地催我写，但他也抓不住这部电影的魂儿了。合作就这样搁置。之后几年里，老谢一直埋怨我不肯为他出力，直到他看中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石头说话》才算有了“转机”。我对他说：“第一，我把这部小说送给你，不要原作版权；第二，我免费为你改写剧本。但欠你的那笔‘足球债’得给我销账了。”我嘴上说是“还债”，心里却是想支持他。因为此时的谢晋拍电影已经相当困难。
谢晋无疑是中国当代电影史一位卓越的创造者。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电影在中国是最大众化的艺术。谢晋是这中间的一个奇迹。从《舞台姐妹》《女篮五号》到《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鸦片战争》，他每一部作品都给千家万户带来巨大的艺术震撼。可以说从他的电影创作中可以清晰地找到当代电影史的脉络。谢晋的电影美学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他注重时代的主题，长于正剧，致力以强烈的戏剧冲突有声有色地推动故事；他善于调动观众的情感参与，尽可能面对最广大的受众；个性而丰满的人物是他的至上追求。不管电影怎么发展，电影的观念和技术怎么更新，历史是已经被认定的现实。谢晋是那个时代耀眼的骄子。他是在当代电影史写过光辉一页的大师。
然而，从历史的站头下车的人是落寞又尴尬的。晚年的老谢，走出电影创作的中心，但他不改好强的本性，为了筹资和找选题四处奔波。他曾给我寄来《拉贝日记》，还想叫我去法国寻觅冼星海遗落在那里的一段美丽的爱情往事。这期间，我的那个一直未上马的《石头说话》，几次燃起希望随后又石沉大海。相信还有别人与老谢也有同样的交往。我不求那个电影拍成，只望他有事可做。一位友人对我说：“老谢简直是挣扎了。他应该学会放弃，因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电影已经从文学化走向视觉化。他那种故事没人看了。”
我说：“你不懂老谢。电影是他的生命，他活一天，就得活在电影中。他最佩服黑泽明，因为黑泽明是死在拍摄现场的。他说他也会这样。”
今天，老谢终于完成了他这个可怕又浪漫的理想。听说他正要去杭州为他的《大人家》去筹款呢。
一个把事业做到生命尽头的工作狂，一个用生命基奠艺术的艺术家。他用一生诠释了艺术家真正的定义。艺术家就是要把全部生命放在艺术里，而不是还留一些放在艺术外边。
原本开笔写此文之时，心中一片哀伤，隐隐发冷。然而，写到这里，已经浑身火辣辣地充满激情。这好，我愿用这样的文章结尾送一送老谢。2008.10.18
茅盾老人
刚刚茅公亲属来告，久病的茅公于昨日凌晨遽然长逝。初闻时心中怦然一动，随之潸潸泪下而全不自知。哀痛未尽时，却不由得想起两件小事来。
第一件事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和李定兴同志所著的长篇小说《义和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定稿待发。茅公从他亲属那里得知这部《义和拳》是出自两个青年人之手的处女作，欣然给我们题了书名。初题时是用繁体字，而出版社规定要用简体。我觉得为了一个字（“义”字）再去麻烦老人很不合适。经出版社研究，只好由总编辑韦君宜同志出面去请茅公改写。没过几天，负责封面的编辑来找我，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十多条“义和拳”三字，都用了简体，字迹清劲，俊逸洒脱，笔笔又着意而不苟，一望而知，这是茅公的手迹。这位编辑说：“茅盾同志说，多写了几条，叫你们看哪条好，用哪条，随你们挑。”我听罢深受感动……茅公于三十年代就在文坛享有盛名，我们此时还都是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据我知道茅公右眼患眼疾，写这样的桃核大小的字颇为吃力。他何以这样认真和尊重我们？我于此间感受到的，除去老前辈的爱护与鼓励之外，还有一种伟大的文学家都具有的平等待人的高尚品德，如同璀璨的光照透我的心灵。使我学到了对于一个人民的作家来说比知识更为重要的东西。由此，我便生出要拜识茅公一面的渴望。
第二件事是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了茅公。
那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全国部分中长篇作者座谈会”上，茅公来讲话。
当时，新旧观念激烈抗争，多年来“左”的思潮正在受到“拨乱反正”的时代新潮流的猛烈冲击。出版社收到了三部中篇小说。其中包括我的《铺花的歧路》。这三部以“十年动乱”为题材的小说，都涉及当时尚未明朗化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故此众说纷纭。出版社为了促进出版和创作两方面解放思想，事先把这三部中篇的梗概打印出来，请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发表意见。那天，在北京友谊宾馆大会议厅，茅公在讲话中再次热情和率直地肯定了这三部中篇的创作倾向和立意。由于我的中篇的结尾部分尚未定局，韦君宜同志叫我上台讲讲这部中篇，以求教于茅公。我到台上，严文井同志引我到茅公身前说：“这就是您给题书名《义和拳》的作者冯骥才。”
我终于见到这位渴望已久的当代文学大师。在台上大灯的强光里，我看到了他苍老而慈祥的面容，连颗颗老年痣与一脸皱痕都看得清清楚楚。头顶上那历尽沧桑而稀疏的发丝银白闪亮。老人和我握手，让我坐在他身旁，却叫我面对大厅内在座的人们讲话。我一口气说了二十分钟。说话间，我时而扭头看看身旁的茅公，他却一直把目光凝聚在我脸上，仿佛把他衰老的并不旺盛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我所讲的内容里。偶然间偏过耳朵，为了听清我的每一句话，待我讲过，他肯定了我的创作意图，并即刻给我小说的结尾一个在艺术上颇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就这样我改好了小说。小说出版后，在我收到许许多多读者来信时，就想起了茅公。在当时“左”的思潮仍在禁锢人们的大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时，这位风烛残年、体弱神衰的老人的思想锋芒仍然是犀利的；他像怀着一颗童心那样，直截了当、无所顾忌地打开自己的心扉。青年们勇敢的尝试多么希望老一辈这样鲜明有力的支持呀！
此后，我去过茅公家几次。他总是在待客。听说老人正在写回忆录，整理旧作和旧稿，每日来访者又是接踵不绝。为此，我一直未去打搅他，侵占老人宝贵而有限的时光。在我与他的亲属谈话时，隔窗见到老人踩着蹒跚的步子，穿过那花木繁茂的小院，忙忙碌碌地迎客送客。想到他的为人，看到他的为人，感受过他的为人，我那心中便盈满了对老人的敬重之情……
以他的成就，人们完全可以用“中国文坛的明星”“当代文学巨人”去称呼他。而我此时感受到的，却又是一位宽厚可亲的长者，一个慈爱、平和、通达的老人离开了我们。他带去了多少宝贵的东西，他又留下了多少宝贵的东西，谁能计量？
在此悼念茅公之际，这两件小事重现眼前。重温往事，想到从此再不能见到老人，聆听教诲，痛彻万分。但转而又想，自己一个才刚开端写作不久的青年，有幸接触到与我年龄相隔半个世纪的文坛巨匠，受过他的关切，仅见一面，却留下了这两桩值得记下的事情，也算是一种慰安吧。
作此小文时，想到茅公，年高八旬之上，在经历了十年劫难过后，于辞世之前，已然眼见自己为之奋斗的文学事业正在复兴昌盛，也是他老人最后的福分了。写到这里，心中感慨万端，不由得住笔。默默祈望老人在九泉之下，宽心而含笑地长眠吧！1981.3.28
巴金百岁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中国文坛美丽的一天，老天爷顺从人愿，把人间一个顶级的寿桃赠送给了我们的巴金。
此刻，巴老在上海武康路的寓所一准溢满了鲜花的芬芳与色彩。华东医院那间静静的休养室想必被精心装点得生意盈盈吧。巴老脸上也一定会浮出笑意。这来自生命深处的笑意，陡然驱走了深藏在他满脸皱纹中岁月重重的阴影……想到这里，我一下子感受到一个世纪辽阔而多事的空间。一个人的生命竟有这样浩瀚的包容，而这个生命的本身又是这样的清晰、透彻而完美。
在历史的大地千千万万杂沓的足迹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辨认出他一个个精神的足印。他最初那些振聋发聩的反封建的文学；他后来向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经典所做的那么重要的翻译与出版工作；当然，他也有过彷徨与踌躇，但在《随想录》里全都自我校正了。这种个人的“忏悔”不是带来一个时代的心灵反省吗？跟着，他要用博物馆的方式终结“文革”，就像把魔鬼装进瓶子，塞上塞子；把严冬关在昨日，锁紧了锁——这都是在呼唤春天和安宁永驻人间。
作家总是在全身心地着意于世界时，无意中创造了自己。于是，巴金给我们一个完整的人格和水晶般透明的心灵；他从不囿于一己的悲欢，而把大地的苦乐看得至高无上；他对善恶之间的界限毫不含糊，勇敢地面对生活，也勇敢地面对自己。他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品格。这才是巴金真正的财富，也是文学的财富。他叫我们懂得真正的文学财富，不只是一两本好书，更不是几本畅销书，而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字中那个透彻的人格与心灵。正如他所说的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把心交给读者。”但我们谁能像他这样彻底的真实与高贵？
由于老寿星的健在，许多在别处已经成为历史的，在他这里依然是脉搏跳动着的生命的一部分。过往的风景没有褪色，往日的精神鲜活如初。精神是不会过时的，也是不灭的。而百岁的巴金把“五四”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与人格传统一直活生生地带到今天！
我们希望这个传统传衍不断。我们祝他长寿更长寿，一是为了他本人的幸福，一是因为他是这种传统与精神的象征。2003.11.201982年春天茅盾故去。巴老去北京参加茅公的追悼会。我特意去京看望巴老。巴老住在国务院招待所。由右起：陈丹晨、李小林、巴金、谌容、吴泰昌、我。
怀念曹禺
死亡，对于逝者是一种无法述说的体验；对于世人却往往是一种深刻的暗示或启示。
我和谢晋、吴祖强、尹瘦石、夏菊花、才旦卓玛、董良辉站在曹禺灵前深深鞠躬，默然致哀。由于厅堂太小，只能两人一排，分作几批。距离“文代会”召开只差几步，他却一步踏入过往不复的时间里。如今他在何处，谁人能说？
想到昔日里每次与他见面，他那柔软却紧紧握着的手，那总带着一点冲动而亮闪闪的目光，还有那些由衷的话语，眼睛一热便湿了。
也许他去得太匆匆，曹家的灵堂显得仓促单薄。几只最先送到的鲜花花篮簇拥着一张小木桌，不过两碟水果，以及与逝者终日不离的两件遗物——磨旧了的眼镜和磨旧了的钢笔；还有赫然入目一大套《曹禺文集》，用红丝带系着，摆在中央。有了这些就有了一切；不必再看他这陈旧的四壁、廉价的小铁床、不成套而杂样的家具以及三间普通又狭小的居室……冰心、柯灵、吴冠中和远在兰州的段文杰家居都是三室的单元而已。然而，艺术家从来不用物质装点自己，而是用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去充实世界。小桌上那皇皇的文集却告诉我什么叫富有，什么叫贫困，什么叫死亡，什么叫永存和永生。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作品的生命来计算的。他死去后，生命依然有声有色地留在作品里；不信就翻开这文集的每一页看看！
自己享受的只能是短暂此生，留给后人享受的才叫做永世不绝。
世上最难做的事，莫过于劝慰一位亡故者的亲人。我无法把悬挂在曹禺床头那幅书轴读下来，耳听着李玉茹大姐的哀诉——
她说，曹禺在去世前几个小时还看电视。夜里三时四十分左右，查房的护士发现他的呼吸不对头。唤来医生紧急抢救，却无力回天。十分钟过去，反映曹禺心率的监视器的屏幕已经成为一条直线。
直线象征着辽阔的平静。只有眺望大漠荒原尽头的地平线时，才能有如是的感受。
然而李玉茹大姐说，当她赶到曹禺的床榻前，大声呼叫时，那条直线居然又跳了两下。她还以为把曹公呼喊回来了呢。但最终还是归复于那永远而冷漠的直线。
我真有点惊异。我问吴祖强这直线怎么会“又跳了两下”呢？吴祖强的回答也是个问号。音乐家能够说清线谱上的一切奥秘，却无法解释这一神奇的生命现象。我也不想去请教任何生命科学的学者，宁愿把它视为一种心灵上的生死相关……
李玉茹大姐还说，她的遗愿是为曹禺留两间纪念堂，把他的遗物放进去。她提到曹禺出生在天津，创作高潮在四川，而生活最长的城市是北京。在这个城市里，处处有过他的足印与身影。现在，把曹禺的痕迹留下来便成了她终生的愿望了。也许人陡然地失去，太急，太快，太空，无所凭借和依傍，她感觉一切一切都不复存在。我便告诉她，曹公的痕迹早由他自己留下了。他不仅留在戏剧史上，还将是辞典中一个条目。在辞典上成为一个条目的人，世上无多。
我这话似乎有了效应。在失去曹公的空茫茫的时间里，大家都得到些许的安慰。过后思索自己这话，原是在向曹公致哀——特别是面对着《曹禺文集》时所感受到的。那便是——
作家全部的分量都在自己的作品里，没有一点分量在作品之外。1996.12.20 北京
双倍的悼念
没想到我竟用一篇文章，同时悼念两位心中敬爱的长者——王昆和周巍峙。这样薄薄一纸，何以能承住我此刻沉重的心！
两个月前，在圣彼得堡接到周巍峙去世的噩耗，拜托民协的同事罗杨送上花圈，并给王昆捎去切切的劝慰。因为我知道周巍峙与王昆一生的相依、相扶和相惜；更知道年近九十的王昆失去周老意味着什么。回国后，正想着赴京之时去看看王昆，谁知随即王昆也走了。
在年龄上，我和二位长者相差二十岁甚至还多，然而他们既无长辈的居高临下，更没有因担任过很高职务而与你不舒服地拉开距离；平易、祥和、真心，还有那种温馨感，一如他俩和你相握时柔和的手。可是，再也找不到那种握手的感觉了。
经典的歌曲最容易把人带回过往的岁月，使我们被往事感动，因而我们对这样的歌唱家与音乐家总是心怀敬意和神往。一唱周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立即被唤起心中五十年代明快和铿锵的节奏；王昆唱响《南泥湾》时，与我不是在同一个生活的时空里，然而她那些唱得又美好又纯粹的歌，却叫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虔诚与纯真。他们带着这些歌走了吗，还是永远留给了我们？
当然永远地留下了。任何历史都不会空白的，一定会留下一些文化经典见证自己和表达自己。比如《白毛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兄妹开荒》《上起刺刀来》《南泥湾》等。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就曾投身周老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中民间文学的收集和整理；老实说，当时虽然在做这件事，却没有完全认识到这项文化工程包含的历史眼光与深远意义。直到世纪初我们举行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时，回过头看，才领略到周老当年所做的“十套集成”贡献之大。倘若当年没有存录下来那些海量的民间文化宝藏，今天再去找，早已荡然无存。
为此，周老曾经一个一个省去跑，磨破嘴皮子为经费化缘。这和我们后来做的事非常相像。我曾对一位领导说：支持一下周老吧，他都八十多岁了，还要跑到各个省，去请当地政府赞助。
我对周老更深的敬意源于对他的理解。
也许为此，他也理解我们，因而常常出席我们的会议和活动，发表演说，支持我们；甚至不顾高龄，参加我们的田野考察。他八十九岁生日那天，正赶在我们一起从南昌驱车去往赣中考察古村落的路上，还是我们给他买花度过的呢。
两位老人从来都是话不多，表情含蓄，但他们的感情却让我深切地感到。朋友们——白淑湘、韩美林、陈晓光、王铁成、姜昆、资华筠、魏明伦等都说他俩待人真诚，真好。我曾想，他俩是用什么方式把感情传递给我们的？
前年，我在北京画院举办名为“四驾马车”（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的展览。开幕那天，很多朋友来祝贺，我忽然发现周巍峙和王昆竟坐在台下，我很慌张，怎么能叫二位老人坐在台下。据说周老是从医院来的，还坐在轮椅上呢。但是，谁也没办法把他俩请到台上去，只听周老说了一句：“我高兴和大家坐在一起。”再一看，周围全是作家艺术家。李光羲、胡松华、张抗抗、濮存昕、刘兰芳、冯英、谭利华、郁钧剑等。
为此，轮到我上台致辞答谢时，我拉着话筒站到台的一端，侧对着台上和台下说：“我之所以站在这里讲话，是因为今天没有台上和台下。今天来出席我这个展览的，都是我的好友，我敬重的人。我表示心中的谢意！”跟着，把手伸向二老那边，示意。
二老看到了，笑了，还是那样的温和与温馨。
那一刻，我明白了，虽然他俩都做过文化领导，但出身于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心里艺术比职务重要。所以他们——他们的责任与感情——始终在艺术也在艺术家中间，在生活也在人民中间；在文艺家之间，所看重的不是你的地位，而是你的作品和你是不是真正热爱艺术，所以在文艺界中他们是深受爱戴的长者和朋友。
当二位长者几乎同时离我们而去，心中的哀痛自然是双倍的，悼念之情也是双倍的、加倍的。然而，我忽发奇想，想到他俩怎么会一前一后，如此接近，几乎是一起走的？这是生前一个太浪漫的约定，还是一种美好到极致的生命的偶然或必然？
在人间结伴一生，然后携手去天堂。还有比这更好的生死同盟吗？
若是如此，天慰我也。2014.11.22
记韦君宜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一九七七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一九七六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占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一百六十六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凶厉的“文革”刚刚撤离，文化单位依存着肃寂的气息，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人一走过，大字报哗哗作响。那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作家们仍未解放，只是那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脸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的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心、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我那时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地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彻底揭示“文革”的书稿便很难通过。七八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伤痕文学”激荡的洪流中……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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