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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7 21: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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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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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

理念的力量:什么决定中国的未来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理念的力量

作者:张维迎

排版:JINAN ENPUTDATA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0-01

ISBN:9787560434957

本书由北京理想国时代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言理念的力量

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理念变化的结果,中国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一些错误的理念陷阱,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变革的源泉。

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讲过一句话:“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每个人都是由利益驱动的。”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依据这一假设,经济学家把所有观察到的个人行为解释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把社会现象归结于利益之间博弈的结果,把社会变革理解为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政治家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做出的一个理性决策。应该说,这一假设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是我们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有用工具,但它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人的行为也受其持有的理念、世界观、意识形态的支配。正如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所说,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都受理念的支配。

人的行为受理念的支配来自“人是理性存在物”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什么叫理性存在物?就是人是会思考的,人做事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作为理性存在物,我们做任何事一定要找一个正当性的理由,这一正当性理由是由理念提供的。如果人的行为不受理念的影响,人与动物就没有区别。

理性人是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但人们所理解的利益本身是由理念构造的,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的利益,依赖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信念。比如说,几十年前,当农民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冲突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冲突的时候,消灭地主和资本家就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起来闹革命。

利益的概念在经济学里长期以来定义得比较狭隘。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这个效用通常被理解为物质欲望的满足,这样的理解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人们的利益并不像传统经济学假设的那样,仅仅是物质利益,而是有很多非物质的利益,这些非物质的利益,对理念的敏感程度更高。非物质利益源自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动物,一个人的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和别人的关系,或者说别人对他的看法。我们生活在社会中,一定会渴望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声誉,我们做的事就必须符合正义,符合别人的预期。而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则依赖于我们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有关正义的理念一定会影响我们的所作所为。所以,非物质利益对人们理念的依赖程度或者敏感程度更高。

经济学上讲的理性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简单说,就是人的目标是给定的,理性就是选择最有效的方式达到这些目标,最大化我们的偏好,最大化我们的效用。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理性只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在制定人的目标方面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而在真实的人生、真实的选择中,更重要的是目标理性:我们究竟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人作为动物、作为社会性存在物,拥有很多欲望,其中哪些欲望应该满足,哪些欲望不应该满足,人能够有所选择、有所取舍,这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东西。根据康德的解释,理性就是帮助我们选择目标本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道德是约束人的偏好。生活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据一定的伦理原则选择自己的目标,而这些伦理原则是由人的理念构造的。

理念的力量在社会变革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人类历史上的很多变革,不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而是一种思想、主义战胜了另一种思想和主义,或者新的理念战胜了旧的理念,也可以说是理念战胜了利益。许多变革表面上看似乎是利益的胜利,实际上是理念的胜利。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农民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战胜了地主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其他的主义。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有可能变成改革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念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而是旧体制下的精英阶层。这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为什么要起来闹革命?因为他们接受了一种新的理念,这种理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计划经济本身就是理念的产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理念战胜利益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之所以发起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他有了新的理念,认识到计划经济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必须给老百姓更多的自由,让人们能够发挥自己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市场发挥作用。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是前进还是停滞倒退,其实都与理念的正确与否有关。未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

理念是从哪里来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思想、主张之间平等和自由的竞争。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思想市场竞争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没有思想解放运动,不可能有邓小平的改革;没有经济学家广泛深入的讨论,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没有法学家的争论,不可能有建立“法治国家”的理念。只有自由的思想市场,才能为我们未来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理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未来改革的基本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但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究竟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有基本共识。而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

本书是在我过去几年撰写的四十多篇文章和演讲稿的基础上整理、编辑、修改而成的,尽管每一篇都独立成章,但所有篇章都围绕“理念的力量”这个主题展开。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理念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改革取得成就的原因,更好地把握未来改革的走向。如本书最后所指出的,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

本书的编辑工作由陈凌云和周昀完成。我最初提交给他们的是四十多篇独立的文章,其中包含一些重复的内容。本书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给读者,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功劳,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刘瑞琳女士通读了全部文稿,并对全书的结构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

2014年5月16日01经济学中的利益和理念

人们是通过观念来理解自己的利益的,而人的认识有限,观念可能发生错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人类观念的进步一定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如果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给予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

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利益的,经济学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理性人知道自己利益之所在,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利益”给出合理的解释,这是我长期以来在经济学中学到的东西。但我一直有一个困惑:如此一来,我们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就是说,既然有没有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行为都是一样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那我们要经济学家干什么?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那么我们使用社会资源所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个经济学的假设,事实上也没办法解释人类为什么犯那么多的错误,包括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内,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一种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被称为“计划经济”,它给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带来了多重的灾难。我们甚至没办法解释经济学内部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任何预期到的经济政策是不会起作用的,但假如这样想的话,每一个政府官员也应该有理性的预期,如果他们预期到政策不会起作用,他们为什么还要制定政策呢?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困惑。

过去几年,我越来越认识到,支配人的行为的不仅有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人们选择做什么,不仅受到利益的影响,也受到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讲,人们是通过观念来理解自己的利益的,而人的认识有限,观念可能发生错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

这当然并不是我自己的新观点。事实上,两百多年前,英国启蒙思想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凯恩斯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正确与否,都比一般所想象的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的。实用主义者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自以为是的当权者,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某个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我们也知道,和凯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场上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讲过这样的话:“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头脑的理论、学术、信条和心态之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除开心智之外,没有一物是真实的或实质性的。”“一般认为,社会学术的冲突是由于利益集团的冲突。如果这种理论成立,人类合作就没有希望了。”米塞斯还说:“没有思想的行动和没有理论的实践,都是不可想象的。”“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任何现存的社会事物都是现存的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某一社会里会出现新的意识形态并可能取代旧的意识形态,因而改变社会制度,但是社会总归是秩序和逻辑上事先存在之意识形态之产物,行动总是受观念的引领,它将预先考虑好的事务付诸实施。”

我引证这几位伟大的学者的话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人类的行为不仅仅是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观念的支配。也正因为这样,好多出于利益的行为经常打着观念的旗号。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经济学家就大有用武之地。简单来说,人类的进步都来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比如说,我前面提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选择了那么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是由于人们不在乎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他们以为计划经济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正是这样一个错误的理念,导致了我们人类历史上巨大的灾难。

经济学家从很早开始,其实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亦即改变人的观念。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让我们认识到市场是人类最有效的合作制度,如果我们有真正的私有财产制度和充分的竞争的话,人的自利行为对社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中国经济学家过去三十多年对社会或者说民众做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中国人开始接受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提出来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中国经济学家使我们破除了对人民公社的迷信,破除了对计划经济的迷信,使我们不再相信铁饭碗、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中国经济学家也使民众相信,自由竞争、自由价格、私有产权、企业家精神,这些对任何经济的进步都是不可或缺的,由此才推动了我们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

经济学家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必须有真正的独立的精神,因为正如米塞斯所讲的,尽管人类可以合作行动,但是人类只能个人思考,社会不会思考,人类的新思想总是从少数人开始的。或者可以这样讲,我们之所以说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是新的,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认同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已有的传统的思想在思考。

米塞斯曾经谈到,信仰普通人并不比信仰上帝、僧侣和贵族的超然天赋更有根据,民主保证的是一个依靠大多数人之愿望和计划的政治制度,但它并不能防止多数人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从而选择不当的政策,最终不仅无法达到目的,还会招致灾难。大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并毁灭我们的文明,好事不会仅靠它的合理性和有利就能成功,只有当世人最终采纳并支持那些合理而又可以实现目的的政策时,我们的文明才会增进,社会和国家才能使人更加满意。

所以,经济学家只有在他保持独立的精神,保持一颗真正自由的心的时候,他提出的观点才是值得重视的,他才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垄断的,在法律上有一部很重要的《反垄断法》。我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反垄断所反的东西很多是真正的竞争,之所以会这样,其实与经济学家对竞争和垄断的错误定义有关。我也说过,我们真正需要反的垄断只有一种,这就是政府强加的垄断,因为自由竞争不会产生持久的、真正的垄断。但我这里要特别讲到一个垄断,我们必须反,这就是思想的垄断,也就是有一种思想要主导一切,要统治一切,使我们没有办法去跟它竞争,没有办法提出跟它不一样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的垄断对人类的损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阻碍了新思想的出现,也就是阻碍了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星火。任何时代只要思想是自由的,人类就会取得更大的进步,如果思想是不自由的,人类前进的脚步就会停滞。

今天,我们确实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好在即使生活在不自由世界的人,仍然可以享受自由世界所创造的技术、观念。这是经济的全球化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但我们始终不应该忘记,人类观念的进步一定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如果不能对少数人的思想给予真正的宽容,我们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中国历史上有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一点。两千多年前,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孔子的思想并不被各国的君主所认同,甚至也不被普通老百姓所认同,所以他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当他掉在陷阱里的时候,一位老农民说他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还谈得上什么夫子。但幸运的是,当时各国的君主并没有封杀他的言论,所以他的思想仍然能够传播开来,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后来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出现了“焚书坑儒”,由此导致了巨大的灾难。我们理应记住这段历史。02无知与无耻“人祸”之所以产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无知,第二个是我们的无耻。

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取得法定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更多的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灾难。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人祸”,也就是人为制造的灾难?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祸”之所以产生,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是我们的无知,第二个是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根本利益之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灾难,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矣,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一百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清王朝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同样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什么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且是无耻了,结果是上千万人饿死。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但那个时候,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特别要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设当作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们仔细想一想,计划机关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自以为明白。

这个例子也提醒我们,怎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研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伐树木,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当时科学家的研究,好多疾病是由苍蝇、蚊子传播的,他们认为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待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

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一千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

现在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分歧在于,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应该“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能由政府计算出来。

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五十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今天看来,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当然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

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计算出来呢?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是怎样形成的?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市场交易中形成。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样变化,温度计本身都不会反映,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使得计划内的配额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很多,以为我们非常聪明,实际上我们是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这样就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很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

在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政府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方面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主导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曾有报道称,宁波市要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这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还有一种情况,起先政府部门由于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

我们为什么需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

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也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如果当年实行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吗?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那么多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了我们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是否获得正确的知识、对未来的判断是否准确,决定了企业经营的成败和利润的多少,这就促使企业家主动去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就是一个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会成为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在市场中,好坏是由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在市场竞争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

怎么保证我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取得法定垄断地位,就可能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更多的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灾难。

所以,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03人类合作的制度基础

人类合作的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为了合作,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私有产权、法治、社会规范和道德。

人类为什么要政府?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更好地合作。但另一方面,政府存在之后,它很可能变成侵害自由、侵害人类安全、破坏合作的一种力量。

怎么约束政府?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就是宪政和民主制度。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

经济学研究什么?传统上讲,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市场均衡。我觉得这些定义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导性。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

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道: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为何牛马反倒为人所用?因为“人能群”,也就是能互助合作。像蚂蚁、蜜蜂之类的动物,即使有“分工”和“合作”,也只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理性。所以,动物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人类对它们进行的驯化。而人类的合作,主要是基于理性,是有目的的行动。今天的人和一万年前的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一万年前人类过的是采集、狩猎的生活,而今天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

可以说,人类的合作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今天用的几乎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全人类合作的结果,不是一个地区生产的,更不可能是单个人生产的。比如说,我们用的激光笔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它的技术可能来自美国;生产这个笔本身有好多个生产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计算机的控制,而计算机的芯片是美国设计的,台湾生产的,其他零部件可能来自日本或韩国,所以它的价值链分布在全球。这就是我们人类之所以在过去的两百年取得这么大进步的原因。

人类的合作遇到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囚徒困境”,或社会心理学家讲的“合作困境”,这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本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类合作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人类的无知。我们经常想办好事,想帮助别人,但结果可能并不好,甚至犯致命性的错误。好比父母非常爱儿女,但是好多儿女的悲剧恰恰是父母导致的,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很多。为什么?因为人类对自己和生存环境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实际上是人类无知的表现。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初我们以为有一个中央的集权机构,可以知道每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资源禀赋,搞一个统一的生产和分配计划(所谓顶层设计),就能避免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弊端,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现在看来这个想法非常幼稚,但是几十年前,我们就是那么幼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恰恰相反,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计划经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宣称他证明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之后他的理论受到很多人的认同,甚至连萨缪尔森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怀疑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无知和“囚徒困境”给我们人类的合作带来很多困难,甚至灾难。但人类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进步,人类创造的很多制度安排,就是为了减少人类的无知,就是为了解决人类合作中面临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

下面,我用一个简单的博弈讲一下“囚徒困境”问题。

设想社会由两个人组成,甲和乙,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尊重别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产权;另一个选择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比如从事偷窃活动。这样,社会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如果两个人相互尊重产权,每个人得到2的收益;如果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互相偷来偷去,每个人都没有收益;如果甲尊重产权,乙不尊重产权,从事偷窃,这时候甲就吃亏了,得到–1的收益,乙得到3的收益;或者,如果甲偷窃,乙尊重产权,甲得到3,乙得到–1。容易看出,对每个个体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别人尊重产权而自己偷窃,其次是两个人都相互尊重产权,再其次是两人都偷窃,最糟糕的是你尊重别人的产权,别人不尊重你的产权。因此,对每个个人来说,无论别人尊重不尊重产权,自己最好不尊重产权。结果是,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都得到0。而事实上,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尊重产权的话,每人可以得到2。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或者叫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偷窃,集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尊重产权。

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不一致:事前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许诺尊重产权,如果对方也做出同样的许诺的话;但到了事后,每个人都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没有积极性履行诺言,即使对方选择尊重产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矛盾,或者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理性地思考,如果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我们怎么可以通过偷窃别人使自己得到好处呢?只有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产权,每个人才能得到自己的好处。由此产生了对制度的需求。如果一个制度能保证,对每个人来说,事前的理性选择也是事后理性的选择,我们就解决了囚徒困境问题。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制度是人们达成的一种“承诺”(commitment)。

康德曾经这样设想人类是如何创造制度以解决囚徒困境的:“一群有理性的生物为了保存自己而在一起要求普遍的法律,但是他们每个人又秘密地倾向于把自己除外;他们应该是这样的安排并建立他们的制度,以至于尽管他们自己私下的心愿是彼此相反的,却又如此之彼此相互防范这一点,从而在他们的公开行动中其结果又恰好正像他们并没有任何这类恶劣的心愿一样。”社会合作需要游戏规则

人类从生活的实际中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合作困境,因此创造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制度和方法,即“游戏规则”。当然,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这些制度和方法并不是集中设计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化而来的。这些制度和方法可以被划分为好多类,我在这里讨论几种最重要的。

第一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人类创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的制度,大卫·休谟认为它是三大自然法则的第一法则。有了私有产权制度,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个博弈就发生了变化。产权是一个自然权利,高于国家、高于政府,产权制度其实先于国家、先于政府而存在。我现在给大家举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

在英国约克郡的海边有一个渔村,涨潮时有很多木头从其他地方漂到这里来,退潮以后木头就成了无主财产,当地的渔民怎么分配这些木头呢?这就是产权的界定问题。当地居民世世代代遵守的是这样的规则: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这个木头就归谁所有,后来的人就不能随便拿走了。这不是一个由国家施加的法律规则,但是所有村民都遵守这个规则。

在我的老家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过去每年黄河发大水的时候,会有很多从上游漂流下来的煤块,当地人称为“河炭”,洪水过后这些河炭就搁浅在河滩上,村民们争先恐后地去“捞河炭”,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们遵守的规则与约克郡渔民完全一样:谁先去在无主的河炭上放上一件自己的东西,如草帽、衣服、扁担、麻袋之类的物品,河炭就归谁所有,其他人就不再争夺。为了占有河炭,最后有的人把内裤都脱掉了,也不觉得害羞。

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

这就是产权的“先占规则”,即谁先占有就是谁的。有没有普世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普世价值,全世界人都遵守的普世价值。它不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我们现在谈国家对领土的主权,虽然并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政府,但各个国家能够承认和尊重彼此的领土主权,就是因为人类有这样一个普世价值。我们中国人说钓鱼岛是我们的,为什么是我们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最早占有它。如果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国际上的领土争端也就没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就没有可能。我再强调一下,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解决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人类就会陷入霍布斯讲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在现代社会,产权通常是由国家的法律保护的。法律本身是为协调预期、促进合作而制定的。一个交易对双方都有好处,但万一事后有一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不付账或者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怎么办?签合同就是双方为合作做出的承诺。比如说,公司上市,股权分散,这是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合作创造的财富。这样的合作要求大家都尊重产权,但是如果事后有人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怎么办?我们有个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有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囚徒困境。假如你管理一个企业却贪污了,或者没有尽心尽力为股东的利益服务,股东可以起诉你,你怕这个起诉就要好好工作。所以说,法律本身是解决囚徒困境的重要制度。

促进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制度是社会规范。法律由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制定,并且靠国家的武力强制执行,如果法院判定了你有罪但你不服,法院可以强制执行。与此不同,社会规范没有集中的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它从无数人参与的无数个重复博弈演化而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执行者。比如一个人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这就违反了社会规范,这种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制止。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制止一个人随地吐痰,这个人反过来报复你怎么办?由于有这种担心,很多人就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社会规范没有国家权力做后盾,只有变成大家普遍认可的规则,每个人都觉得应该遵守它,而不遵守会受到其他人的谴责的时候,它才能得到执行。对大部分人而言,给定别人遵守,不仅自己遵守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谴责和惩罚不遵守的人也是最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社会规范达到了“纳什均衡”。如果大部分人预期别人会遵守,任何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都会受到大部分人的谴责,少数人的违规并不能破坏社会规范的约束力。

法律和社会规范并没有很明确的界限,我们国家在传统上讲的“礼”,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混合,是克服中国人的合作困境的主要制度。礼有很多来自民间,大量也是由民间执行的,但礼的一部分是通过政府执行的,如古代不孝之子会受到官府的鞭打。

伦理道德也是促进社会合作的重要制度。在有些情况下,道德伦理只是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内在化,是从小受教育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存在不少骗人的机会,我们不骗人可能是害怕法律的惩罚,也可能是担心舆论的谴责,但无论如何,总有些情况是因为骗人会使我们良心不安,这就是道德的作用。按道德伦理行事不是不理性,因为道德本身也是理性的产物,一个没有理性的人不可能是真正有道德的。为了人类的合作,必须约束政府

人类为什么需要政府?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更好地合作。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保护个人平等的自由,因为只有安全和自由得到有效保证,人类才有可能合作。但另一方面,政府存在之后,它很可能变成侵害自由、侵害人类安全、破坏合作的一种力量。为什么呢?政府也是人管理的,与普通人不同的是,管理政府的人拥有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权。

中国人的概念中政府是一个“超人”,像上帝一样,没有自己的私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实天下没有这样的政府。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是人运作的,尽管这些人被称为国王、皇帝、总督、政治家或政府官员,他们和我们一样,既有自利的本性,也有无知的一面,他们同样会犯错误,同样可能会做损人利己的勾当。跟我们市场上的人不一样的是,这些人可以打着政府的名义,合法地强制我们做我们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政府的收入不是来自价格,而是来自税收,税收是强制性地征收的,不论我们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这与我们在市场上购买产品不同,市场上,任何违反个人意愿的强买强卖都是违法的。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很容易变成一个破坏合作的力量,所以怎么去约束政府就变成至关重要的事情。

怎么约束政府?我们知道过去主要是靠上帝、靠宗教、靠个人德性,在这些都没有办法阻止统治者胡作非为的情况下,人们就起来造反,推翻旧的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人类过去五百年最大的观念进步,就是认识到皇帝、国王、政府官员也是自利的,仅仅靠上帝和个人德性没有办法约束他们,约束他们的唯一有效办法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就是宪政和民主制度。

所谓宪政是什么?就是任何统治者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行为,不能有超越法律的权威,或者说,政府的任何权力都必须是法律明确授予的。民主更多的是指公民投票选举政府领导人,也就是“权为民所授”。大家不要以为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多数人同样可能犯错误,同样可能做出危害人类合作的事情。民主制度如果没有宪政约束就可能是多数人的暴政,这就是希特勒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宪政、没有法治,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搞民主要先从宪政开始。

但宪政也是其他制度的需要,西方古代思想家大多数反对民主,但赞成宪政。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面的君主制是一种宪政,贵族统治也是宪政。他认为法律应该是最高的统治者,如果君主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君主制就蜕变为僭主制;如果贵族的权力不受法律约束,贵族制就蜕变为寡头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主张的“三权分立”,指的也是君主权力要受法律约束,他最推崇的是英国当时的君主立宪制,而不是现代民主制度。

约束政府首先从建立宪政和法治开始,这是英国的历史,也是许多西方国家的经验。英国的宪政建设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的民主从1832年《第一改革法案》开始,将选举权从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到1928年完成,将普选权扩大到所有成年女性公民,历时96年。所以说不只民主制度需要宪政,君主制也需要宪政,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有些人认为宪政会削弱政府的力量,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事实上,真正强大的政府是宪政约束下的政府。这是因为,自有了政府后,人类最大的博弈是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即使在专制体制下老百姓也可以选择不合作(消极抵抗),而得不到老百姓信任的政府不可能是强大的政府。政府怎么让老百姓信任呢?口说无凭,只能用制度约束自己。宪政和民主类似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有了这样的承诺,政府不能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百姓就会更信任政府,更愿意与政府合作。英国的历史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光荣革命之前,英国政府的公债长期在200万英镑左右徘徊,不是政府不想多借钱,而是因为国王老赖账,债权人毫无办法,所以有钱人都不愿给政府借钱。光荣革命后实行了宪政,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如果国王不履行诺言,议会可以推翻他。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增加了,政府借钱不再困难,国债规模不断扩大,1697年达到了1670万英镑,1720年达到5400万英镑,1790年达到24400万英镑,100年间增加了120多倍。如果没有这样的财力支持,英国不可能取得欧洲的霸主地位。这就是宪政的力量。

总的来讲,只有在宪政和民主制度下政府才能得到公民的信任,只有得到公民信任的政府才是真正强大的政府。放眼世界,哪些国家的政府最强大?一定是实行宪政和民主国家的政府,因为它们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在宪政和民主下,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的敬重,而不是出于对法律的恐惧,人们从内心里觉得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应该遵守,所以,政府制定的法律可以得到更好的执行,人与人之间也就更愿意合作。在非宪政体制下,大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的,是统治者奴役人们的工具,所以纵然严刑酷法,人们还是试图找到每一个机会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样的社会,人们怎么能有好的合作精神呢?04市场是最有效的合作制度

市场和自由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如果你坚持市场经济,那你就应该赞成人类的自由选择,所以我说,市场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市场。

计划经济下中国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当中,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市场经济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

前面讲到,为了合作,人类创造了很多制度,这些制度我们称为“游戏规则”。现在我们要专门讨论一下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即市场经济制度,它是经济学家研究最多的制度。

人们对市场制度有很多误解,有些人说市场就是让你追求私利,尔虞我诈,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市场的真正功能是什么?是让人类更好地合作!而且从目前来看,市场也是促进人类合作的最有效的制度。今天,借助于市场的力量,人类的合作变得如此广泛、如此深入,以至于我们享用的每件产品都是全球合作的结果,这在二百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市场经济下的合作不是简单的相互帮助,而是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每个人只是复杂的分工链条中的一环,任何人离开了别人,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而每个人专注于一件事,就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专业化分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个道理,两千多年前荀子就讲过,他说:“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荀子·富国》)正是市场经济,使得大范围的分工成为可能,人类才享受到分工带来的这种好处。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正是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有了分工和专业化。

传统社会也有合作,但只能是熟人之间,比如一个村里或者一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扩展到陌生人之间,而且陌生人之间的合作主导着全社会。在市场经济下,与我们发生直接和间接交易的大部分人,甚至99%以上的人,我们都不认识,从来没有谋面,不知道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这个东西是某某企业生产的,但你不认识它的老板,更不认识它的员工,这些你不认识的人确实是出于私利而生产,但他们必须实实在在地生产给你带来好处的东西,必须使你满意才能赚钱。所以市场是一个很奇妙的机制,谁还能想象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把合作变成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方,技术就越先进,进步就越快,新产品就越层出不穷,财富就越多。

市场制度之所以能把人类的合作提到如此高的程度,是因为它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无知”和“无耻”的问题。我曾说过,“人祸”的产生就两个原因,一是无知,二是无耻,特别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相结合,往往造成人类最大的灾难。

无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为了个人私利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市场的逻辑是什么?你要幸福,首先要使别人幸福。如果别人不幸福,你自己不可能幸福。所以在市场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不会变成无耻的行为。市场竞争就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比方说,你要办一个企业,如果你的服务不好,生产不出质量好的产品,消费者不买账,你就赚不了钱。你的员工不幸福,你的企业也不可能搞好。竞争使每个人幸福,因为每个人幸福的前提是能够更好地为他人创造价值。我谈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意思就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你赚的每分钱都靠你的本事,都代表你对他人所做的贡献,当然也有你的运气。我们知道,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不仅取决于他是否有钱,更取决于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对大多数人来说,靠本事赚的收入意味着努力带来的成功,比别人施舍的收入可以带来更大的快乐。靠国家福利生活的人并不幸福,因为他们的收入不是凭本事赚来的。自由市场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每个人都参与财富的创造,每一分钱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人们心情舒畅。

市场也是减少人类无知的激励机制。生产需要大量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需要大量的信息,如个人偏好的信息、技术的信息、资源的信息等等,但这些信息分散在许多人手中,获得这些信息需要成本。主张计划经济的人假定经济是静态的,所有的信息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需求是早就规定好的,资源和技术也是事前给定的,以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人的信息加总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传递信息,减少了人类的无知。企业家要赚钱、要成功、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得有足够大的能力和积极性搜集、加工决策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企业家最需要的是真实信息,政府部门不需要真实信息。

事实上,信息也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是主观的,不是天然存在的、客观的。或许,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是人类知识的进步。比如说,没有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就没有个人计算机市场,我们怎么可能统计出对计算机的需求?企业家通过自己的警觉和想象力判断新产品和新技术的价值,判断消费者的需求,并用盈利与否衡量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避免了人类的无知可能导致的许多错误。

我还必须强调一点,市场也是道德的基础。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参与者之间传递信息,也是一双“隐形的眼睛”,监督着每个人的行为。这是因为,市场上人们进行的是重复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市场是有记忆的,你做了什么坏事市场都会记下来,你做了什么好事它也会记下来。博弈论证明,重复博弈可以克服一次博弈中的囚徒困境,达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行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适合生存的企业一定是最讲信誉、最值得消费者信赖的企业。这也是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具有更高信任度的原因。所以,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人们的道德水平就高,合作精神就强;凡是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比较低,合作精神就比较差。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就很明显,所有去过美国、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都有很深的印象,美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中国高。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市场的基础是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

市场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必须建立在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基础上。

第一是自由。自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可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在分工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能使我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好的发挥。也正是自由,使得我们创造了好多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和新的产品。消费者买什么是他自己的选择,生产者生产什么也是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剥夺了人们的选择自由,市场就不会存在,互利合作就没有可能。比如我们国家很多生产活动受到政府限制,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市场和自由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如果你坚持市场经济,那你就应该赞成人类的自由选择,所以我说,市场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市场。

第二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人的自由的保证,没有私有产权,人们不可能有自由。只有在每个人的财产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有稳定的预期,才愿意和别人进行交换。如果没有私有产权的明确界定,自愿交换是不可能的,创造价值的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经济当中有大量的特权阶层,如果政府可以随意剥夺个人财产,如果自愿交易的合约得不到遵守,人们就不可能有通过分工而合作的积极性。产权不仅指有形资产的产权,也包括无形资产的产权,如知识产权和商标。如果麦当劳创造一个品牌以后,政府规定所有人可以免费使用这个品牌,麦当劳会创造这个品牌吗?不会。拥有这个品牌的人会用心维护这个品牌的价值吗?也不会。所以产权制度是市场有效运作的一个基础。我们国家市场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第三是企业家精神。市场不会自己运行,能让市场运行起来的是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行动主体。人类群体中确实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比一般人更具有判断未来的能力,更具有冒险精神和警觉,或者说想象力,这种人我们叫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不断地发现别人需要什么,不断地创造出别人愿意支付价格的东西,也就是新的、可以被市场接受的产品。也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分工才不断深化,价值链才不断拉长,新的产业才不断出现。没有企业家,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制度。人类自古以来就富有企业家精神,但只有在市场经济下,企业家精神才发挥到极致,从事于创造价值的活动。企业家不仅通过发现和纠正市场的不均衡而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通过创新给我们创造了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家要预测未来,要做出判断,还要对自己犯的所有错误承担责任。正是企业家精神使得我们普通人无需借助于行政命令,就可以获得我们喜欢的产品和服务。全球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结果。计划经济让中国人陷入囚徒困境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很简单,计划经济下中国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当中,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成就,就是合作的结果,不仅是中国人之间的合作,而且是中国人与全世界人之间的合作,没有后一种合作,我们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经济增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提高。

计划经济下,无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中。我生长在农村,我从小就知道,如果所有的农民都好好干活,大家至少可以吃饱饭,但是没有人好好干活,每个人都在偷懒,偷懒的结果是什么?所有人饿肚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在农村强制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是为了让农民合作起来,但实际结果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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