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仁海 著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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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国·汉字与避讳(第二版)试读：
文前彩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与避讳/卞仁海著.—2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12（汉字中国）
ISBN 978-7-5668-2250-5
Ⅰ.①汉… Ⅱ.①卞… Ⅲ.①汉字—避讳—研究—中国 Ⅳ.①H12②K892.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8528号
汉字与避讳（第二版）
HANZI YU BIHUI（DIERBAN）
著者：卞仁海
出版人：徐义雄
策划编辑：杜小陆 刘晶
责任编辑：刘晶 高洵 陈波先
责任校对：曾栩
责任印制：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5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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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7.
字数：200千
版次：2015年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2版
印次：2017年12月第2次
定价：29.00元（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总序
当人类从野蛮跨入文明，一些民族发明并使用了文字。如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埃及人的象形文字、玛雅人的图形文字等。我们的先人，同样也发明并使用了象形文字。
然而到了今天，其他几种古老的文字体系都消亡了，只有我们的汉字至今还存活着，并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都不太可能被废弃。这是为什么？
传说汉字是四目的仓颉所造的。他创造文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即使在今天，还有人把汉字的创造看成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的确，汉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汉字具有超时代性，使我们后人很容易继承先人所创造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绵延不绝。汉字居功至伟。
汉字具有超地域性，使得居于不同地域、操不同方言的人们能顺利交流，维系着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汉字功不可没……
汉字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探究。
然而以往对汉字的研究，多是就汉字研究汉字，如研究汉字的本义和形体结构，探究汉字的起源、发展、结构等。有时就汉语研究汉字，探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汉字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探讨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中国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汉字。本丛书就是从中国文化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研究汉字的。
所谓中国文化生态系统是指由影响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构成的完整体系。人类的活动是社会的主体，人类的文化创造可以划分为科学技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四个层次，这些因素构成文化生态系统的结构模式。与自然环境最近、最直接的是科学技术一类智能文化；其次是经济体制、社会组织一类规范文化；最远是价值观念。对人类的社会化影响最近、最直接的是价值观念；其次是社会组织、经济体制；最远的是自然环境，它对人类社会化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价值观念等中间变项来实现的。
汉字是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可以从中国文化生态系统角度来研究汉字。把汉字与中国文化生态系统联系起来，考察汉字所赖以产生的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及其对汉字的影响，考察汉字中蕴涵的中国社会结构、经济土壤、文化系统和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信息。
本丛书的创新点，不是仅就汉字论汉字、仅就汉语论汉字，也不是仅就中国文化来论汉字，而是联系它所赖以产生的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从而达到对汉字的更为深入全面的剖析。
本丛书从汉字与人、汉字与社会、汉字与经济、汉字与文化、汉字与自然等五个大的角度来研究汉字，共提出39个研究子课题，每个子课题都写成一本小书。这些子课题如下：
一、人：汉字与人体。
二、社会：汉字与婚姻家庭、汉字与宗法、汉字与职官、汉字与战争、汉字与汉语。
三、经济：汉字与农业、汉字与渔猎、汉字与手工业、汉字与贸易。
四、文化：（一）物质文化：汉字与饮食、汉字与服饰、汉字与建筑、汉字与交通、汉字与玉石、汉字与文房四宝。（二）制度文化：汉字与刑法、汉字与度量衡。（三）精神文化：汉字与乐舞、汉字与书法艺术、汉字与神话、汉字与对联、汉字与数目、汉字与医疗、汉字与色彩、汉字与经典。（四）心理文化：汉字与民俗、汉字与姓名、汉字与避讳、汉字与测字、汉字与字谜、汉字与宗教、汉字与道德、汉字与审美、汉字与思维。
五、自然：汉字与植物、汉字与动物、汉字与地理、汉字与天文。
本丛书的读者对象是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和一般国人，也包括学习汉语汉字的海外华人、外国学生和一般外国人。
全面揭示汉字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信息，可以让普通民众和大中学生对我们天天使用的汉字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提高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水平，有利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还可以让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和一般外国人对汉字及其背后的文化生态系统，特别是两者的关联有更多的了解，这有利于汉字汉语汉文化走向世界。
张玉金
2014.12目录
文前彩插
总序
一、汉字遇避讳，州官可放火——魔方与奇葩的邂逅（一）汉字，民族文化的DNA（二）当汉字遭遇避讳
二、洪宪传禁令，不许喊元宵——避讳概述（一）什么是避讳（二）避讳的类型（三）什么是避讳学
三、二名不偏讳，字里有规则——汉字和避讳的规则（一）嫌名不讳：不避谐音之字（二）二名不偏讳：二字之名不逐字避讳（三）同训代换：以同义或近义之字代替（四）已桃不讳：不避远祖的名字（五）已废不讳：不避被废黜者的名字（六）讳名不讳姓：只避名字，不避姓氏（七）诗书不讳：诗书经典不避文字（八）临文不讳：作文时不避文字（九）庙中不讳：祭祀时不避文字（十）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君王前直呼父亲名字
四、避讳更严氏，先生旧姓庄——汉字和避讳的方法（一）汉字的特点（二）因汉字而讳（三）利用汉字进行避讳的方法（四）避讳对汉字使用的影响
五、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汉字和文字狱（一）利用汉字谐音而兴文字狱（二）利用汉字构造而兴文字狱（三）利用汉字多义而兴文字狱（四）利用皇帝专用字而兴文字狱（五）因为忌讳字或名讳字而兴文字狱
六、语文有禁区，时处须避忌——语文生活和避讳字（一）因讳字而改变姓名（二）因讳字而改变地名（三）因讳字而改变书名（四）因讳字而名物改称（五）因讳字而词语淆乱（六）因讳字而字书漏收或阙释（七）因讳字而影响职官科举（八）因讳字而影响日常生活
七、讳字有规律，腐朽化神奇——文史研究和避讳字（一）避讳对文史学习和研究的消极影响（二）避讳对文史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意义（三）应注意的问题
八、识得庐山面，只缘在他山——汉字避讳的语言文化学阐释（一）避讳形成的心理机制（二）避忌心理的嬗变：权力话语（三）避讳的语言学本质：适应交际需要
九、问渠清如许，为有活水来——查检避讳字和学习避讳的著作（一）查检避讳字的工具书（二）学习避讳的重要著作（三）避讳学要籍一览
附录
一、历代国讳避讳用字—览表
二、中国历代帝王谥号、姓名、庙号、年号—览表
三、避讳学文献选读（4篇）
参考文献一、汉字遇避讳，州官可放火——魔方与奇葩的邂逅
宋代有一州官名田登，忌讳名字的谐音“灯”字，举州讳“灯”为“火”，上元时节，州府发榜：“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家喻户晓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由来。
连接镇江和扬州的长江公路大桥，起初命名为“镇扬大桥”，但“镇扬”字面就有压制、抑制扬州的意思，扬州人不接受，必须回避“镇”字。镇江古名润州，于是就有高人提出以“润州”代替“镇江”，命名为“润扬大桥”。“润扬”，滋润扬州也，扬州人自然乐于接受，同时使大桥的名称既有现代气息，又有历史文化底蕴，皆大欢喜。
可见，使用汉字时必须考虑避讳问题，汉字和避讳关系密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汉字，民族文化的DNA
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承载了源远流长的汉民族文化。
世界上的文字可分为表音和表意两种体系。汉字是表意的方块字，其形、其义、其声都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元素，形成了我国绚丽辉煌的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许多传统文化现象正因为有了汉字，才得以说明和解释，它能够说明我们的文化模式、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我们的文化也靠汉字及其记录的汉语得以传承。没有哪一种事物能比汉字承载更多的中国文化的因素，因此，我们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DNA。
联合国有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6种工作语言。在这6种文字版本的文件中，中文永远最薄，表明了中文无与伦比的表达能力。汉字，形象、声音、辞意，三位一体；阴阳上去，抑扬顿挫，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兼具。王之涣之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仗严谨，平仄悦耳，气势宏大，辞约意丰。徐志摩之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轻盈婉转，真挚隽永，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
外来文化从未改变过我们的文化DNA。丝绸之路很早就开通了，把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运往欧洲，但欧洲的字母没有跟着来，因为有我们的汉字抵制它。要知道，从罗马时代开始，文字的拉丁化浪潮曾先后席卷了整个世界！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但印度的表音字母也没有跟着来中国，跟着来的只有36个字母，可那是字母（音韵）知识，还是用汉字写的。后来西学东渐，利玛窦和他的后续者带来了罗马字母及其承载的欧洲科技，中国人只接受了后者，前者尽管来势汹汹，可没有和他们的坚船利炮一样，在中国所向披靡，而是被汉字打回了其欧洲老家。《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这是秦始皇的武功。然而，今天看来，秦始皇用小篆统一的文字中国也许比他统一的版图中国更有意义，因为前者意味着文化中国的统一。后来的中国也曾分崩离析，但很快就统一了，决定这“分久必合”大势的，应该是我们的文化。可见，汉字对培养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功不可没。汉语方言复杂，同一个语素，用方音来念，可以迥然不同。如“输”，北京念shū，四川念sū，湖北念xū，可是用汉字写下来，“输”这个形体各地都能理解。统一而稳定的汉字，能突破时空限制，使不同方言区的人可以看懂彼此写的书面语，这就是汉字的“超方言”魔力。柏杨曾说：“汉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但罗马帝国统一的欧洲大陆四分五裂之后，却再也没有统一过。有人把它和中国大陆相反的命运，归因于它拉丁化的文字，这也绝非危言耸听。罗马帝国采用统一的拉丁文字记录各地的语言，拉丁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罗马帝国灭亡后，言语相异的各地人分别用拉丁字母拼出他们自己的语言，形成他们的文字，衍生出各自的文化，形成不同的国家。拼音化的后果，是使先前文字所承载的文化丧失，文化DNA也不复存在。从此，欧洲大陆就再也没有统一的文化基础。甚至有人推断：假定拉丁文也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字的话，欧洲或许早已统一为单一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照此推断下去：如果没有汉字，当今中国的版图也可能是按照方言区分成的不同的国家。是汉字统一了中国！
汉字承载的文化曾让我们的民族辉煌数千年，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中国都曾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自19世纪以来，仅一百多年的时间，我们落后了，积弱积贫，结果被西方打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于是，有人迁怒于我们的汉字及其承载的厚重文化。晚清以降，从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汉字拉丁化运动，各种废除汉字的激进方案层出不穷，批判汉字落后之声不绝于耳，其中有谭嗣同、卢戆章、瞿秋白、钱玄同、鲁迅……激进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常识的缺乏令人无法容忍。如果汉字落后，何以撑起曾有的数千年辉煌？国之兴亡，汉字无能为力，无辜的汉字为何还要为它的服务对象蒙羞？
秦砖汉瓦、钟鼎甲骨、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通过汉字，我们可以突破时空，和数千年前的祖先对话；通过汉字，我们继承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因为有了一脉相承的汉字，我们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化断层的文明古国！汉字是我们的文脉，是七千年文明史的积淀。如果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无异于改变我们的文化基因，将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做归零处理！
汉字的魅力还在于，它能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如运用对偶的楹联、格律诗、骈文，还有含文字游戏性质的回文诗、字谜等，以及独特的艺术门类，如书法、治印（篆刻）。它们在愉悦我们身心和带来生活情趣的同时，更给我们带来民族的尊严。
如今，汉字承载的国学热兴起，国学和古老的汉字一起，历久弥新；传播汉语言文化的孔子学院遍布全球，方兴未艾。汉字这个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灵，不仅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们用同一种符号连接在一起，而且还作为我们文化的使者，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促进我们的民族复兴。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文化的软实力能够支撑一个民族走得更远，我们的出路仍在汉字承载的文化。（二）当汉字遭遇避讳
中国民间流传着一个巧媳妇的故事。巧媳妇的公公叫王九。一天，王九的朋友张九、李九，一个提着一壶酒，一个拿着韭菜来请王九喝酒。可王九不在家，请这个儿媳妇代为传话。等王九回来，儿媳妇转告说：“张三三、李四五，一个提着连盅数，一个拿着马莲菜，来请公公赴宴席。”这位媳妇为避家讳，巧用了几个替代词，既传了话，又回避了公公的名字“九”及其谐音之字。
唐高祖李渊，其太祖名李虎，唐时为避“虎”之名讳，讳“虎”为“豹”，因此成语“管中窥虎”被改作“管中窥豹”，至今沿用。
古时有个叫钱良臣的，很讲究避讳。他规定儿子在读书时凡遇到“良臣”两字，必须用“爹爹”来代替。一天，他儿子读《孟子》中的“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时，就摇头晃脑地读成了：“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钱良臣听了，哭笑不得：“这个地方，就照读好了，不用避讳。”
以上都是流传甚广的避讳例子。可见，中国避讳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千百年来，避讳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语文生活乃至社会生产、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如是说：避讳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汉字承载文化，当汉字遭遇避讳，避讳因借重了汉字而纷繁斑驳，汉字也因避讳而产生诸多变化。二者相依相生，共同滋养了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避讳文化。
立足文字，以语言文化为视角，爰成小书；力求其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兼具，雅俗共赏。愿它为你推开避讳文化大观园的一扇窗：里面千娇百媚，风景独好。二、洪宪传禁令，不许喊元宵——避讳概述（一）什么是避讳
袁世凯当政时期，觉得“元宵”听上去像“袁消”，便下令人们不许叫“元宵”，改叫“汤圆”。为此，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诗吟圆子溯前朝，蒸化煮时水上漂。洪宪当年传禁令，沿街不许喊元宵。”
我们常用的“筷子”，上古时称“箸”，由于与“住”谐音，船家行船打渔忌讳说“住”，于是就讳“箸”为“筷”。
汉代高祖名刘邦，时人便讳“邦”为“国”，“邦家”改为“国家”。“国家”一词至今沿用。
以上都是典型的避讳例子。所谓避讳，就是语言文字或生活中的禁忌，即出于畏惧、迷信、憎恨心理，或是由于礼制、政治等原因，在生活中不敢直接称说某物或某人之名，在行为方式上也要回避相关名物的行为。（二）避讳的类型
1.按照避讳产生的不同原因，可以把避讳分为三种类型：俗讳、恶讳和敬讳
出于迷信或畏惧心理而讳用、讳言凶恶、不吉利字眼或其谐音的字，这是俗讳。如古代江淮商人讳言“折本”之“折（音shé）”字，就将猪舌之“舌” （折）改为和“折”字反义的“赚”字，把“猪舌”称为“猪赚”。古代吴人忌讳“离散”，就把“梨”称为“圆果”，把“伞”称为“竖笠”。至今民间还有这样的避讳：梨不能分来吃，也不能送病人；钟不能送给老人（“送钟”与“送终”谐音）；伞不能送给结婚的人（“伞”与“散”谐音）。江西景德镇出产的一种面包车的牌子叫“昌河”，在上海就没有人敢买，因为“昌河”在上海话里的发音是“闯祸”。在煤矿工作的人，不敢说“压、砸、卡”一类的音，在船上工作的不敢说“翻、断、掉”之类的音，在船上吃鱼也不能翻过来吃。有的地方正月十五前不能剃头，因为头发是旧年的，“旧”和“舅”谐音，剃头就意味杀旧（舅）。
出于对某人或某物的厌恶憎恨心理而讳言、讳用其名的字，这是恶讳。唐肃宗时，因憎恨安禄山，就改易了全国20多个带“安”字的郡县名：“安定郡”改为“保定郡”，“安化郡”改为“顺化郡”，“同安县”改为“桐城县”，等等。北宋南迁之后，因憎恨金人入侵，皇帝遇“金”字均写为“今”字。明人憎恶元人，于是讳“元”为“原”，将“元来”、“元籍”、“元任”、“元由”改为“原来”、“原籍”、“原任”、“原由”，沿用至今。安禄山
由于封建礼制礼俗的规定、约束，或出于敬重、畏惧等原因，人们在书面语中或口头上不敢直呼君主、尊长的名字或其谐音的字，这是敬讳。如东汉光武帝名“秀”，时人便讳“秀”为“茂”，将“秀才”改为“茂才”。苏轼的祖父名“序”，苏轼为文作序时只得改用同音的“叙”字。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官员，让一位先生给他讲《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让这位先生十分为难，于是改“道”为“不敢说”，开篇被他讲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我们把俗讳和恶讳合称为忌讳。鉴于传统避讳学多是因礼制、政治原因形成避讳（即敬讳）为研究对象，有必要将避讳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避讳包括忌讳和敬讳，狭义的避讳可概括如下：
2.按照所避名讳的用字情况，我们又可将避讳分为正讳、嫌名和偏讳
如果只避和君主或尊长之名相同之字，叫避正讳，如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名楚，于是秦始皇把楚地之“楚”改为“荆”；汉文帝名刘恒，于是把“恒娥”改名“嫦娥”；晋简文帝郑后小字阿春，于是将用作书名的“春秋”改为“阳秋”。这些都是避正讳的例子。
名字的同音或近音之字也要回避，叫避嫌名。隋文帝的父亲名杨忠，隋人不仅要避“忠”字，同音的“中”字也要回避，遇“中”字须改为“内”字：“侍中”改为“侍内”，“中书”改为“内史”，“殿中侍御”改为“殿内侍御”。
对于二字之名，先秦时也只需避免二字连用，无须每字避讳。如孔子母亲名徵在，孔子只要“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均不为犯讳，即所谓“二名不偏讳”（《礼记·曲礼下》）。但到了唐代，二字之名也须避“偏讳”。唐太宗名李世民，唐代不仅“世民”不能连用，而且“世”、“民”单用时也要回避。如唐高宗将“民部尚书”改为“礼部尚书”；唐官修《隋书》、《南史》、《北史》等史书时将上述诸史中的“世”改为“代”，“民”改为“人”，都是避偏讳的例子。
3.按照避讳的不同对象，我们又可将避讳区分为国讳（庙讳）、官讳、家讳和圣讳
国讳是指举国臣民都必须遵循的避讳，即普天同避。本指皇帝及其宗族名字之讳，故又称君讳、公讳；后来扩大，讳及皇后及其父祖的名字、皇帝的字、前代年号、帝后谥号、皇帝陵名、皇帝生肖等。比如秦始皇名政（正），时人便讳“正”为“端”，将“正月”改为“端月”。汉代皇帝名刘邦、刘盈、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询、刘奭、刘欣，汉代典籍就将“邦”改为“国”、“盈”改为“满”、“恒”改为“常”、“启”改为“开”、“彻”改为“通”、“弗”改为“不”、“询”改为“谋”、“奭”改为“盛”、“欣”改为“喜”。宋仁宗名叫赵祯，蒸包子、蒸馒头的“蒸”字就得改为“炊”字，“蒸饼”也改为“炊饼”。
上行下效，名讳也自上而下，很多地方官吏也大兴避讳之风，即所谓的官讳。本书前言中所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典型的官讳例子。再如，五代唐平卢节度使霍氏名彦威，霍氏手下有一个叫郭彦夔的官员，为避上司的名讳，改名为“致雍”。官讳的范围比国讳小，仅限于地方官员管辖的区域，执行起来也没有国讳严格。
家讳又称私讳，是家族内部遵守的回避父祖之名的行为。古代家国同构，家讳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国讳一样，也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世说新语·排调》篇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有关家讳的故事：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寔，何必同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钟会的父亲是三国著名的书法家钟繇，“繇”与“遥”同音。司马昭为了嘲讽钟会，故意犯了其父讳。而钟会也不甘示弱，由于司马昭的父亲为司马懿，与他同车的陈骞、陈泰的父亲分叫陈矫、陈群，陈泰的祖父叫陈寔，“矫然懿寔，何必同群”，一句话就将他们家里人的名字全捎带上了。
唐代“鬼才”诗人李贺父名晋肃，李贺为避“晋”之嫌名“进”，终生不得考进士；纵使他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韩愈因此作《讳辩》为李贺辩解道：父亲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叫仁，儿子岂不是不能做人了吗？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为讳祖父名“序”，向来不为别人之文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唐代“诗圣”杜甫，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题材十分广泛，但因其母亲名海棠，尽管他寓居盛产海棠的四川多年，却从不以海棠为题材写诗；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其父亲名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有个叫郭泰的，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变为“郭太”了，叫郑泰的，也变为了“郑太”。
所谓圣讳，就是封建时代圣人、贤者的名讳。圣人之讳以避孔子之名居多，如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改瑕丘县为瑕县；甚至连孔子母亲之名徵在，也在避讳之列。除孔子外，圣人之讳还包括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代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有时也避贤者的名讳，如宋人郑诚非常敬仰大诗人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南朝文学家任昉曾游歙地，因此歙地有任昉寺、任防村。后来虞藩为歙地刺史，认为应避讳贤者名字，于是便将寺、村名分别改为任公寺、任公村。
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广泛，执行起来强制性也弱。如果说圣讳仅仅限于道德层面的规定，那么国讳、家讳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即国家意志。在历朝的法律中，哪些需要避讳，犯了讳该如何处罚，都有相应的条文加以规定，如《唐律·职制篇》就规定：“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三）什么是避讳学
历代都有人关注、研究避讳现象，避讳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学问，即避讳学。陈垣先生早在《史讳举例·序》中就指出：“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陈垣《史讳举例》书影
陈垣先生认为“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辅助学科也”，可见，陈氏认为避讳学是从属于历史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下位学科。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避讳是一种语言文字的替代行为，属于语言修辞手段，因此，长期以来避讳又被归入修辞学范畴，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此外，也有人把它归入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而陈北郊先生的《汉语语讳学》中，虽然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他从词汇学的角度研究避讳现象，并名之为“语讳学”。民俗学也研究避讳，因此，避讳学又和社会学、普通心理学有关。避讳又是文化现象，也可以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历史上看，避讳曾经沦为皇权的统治工具，它又和政治学有关。同时，版本、校勘都要涉及避讳学，因此，它又和文献学有关。
可见，避讳学和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文献学、文化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密切相关。但是，避讳学不应该是以上诸多人文学科的附庸品，我们应该走出“盲人摸象”的误区，总结出避讳的一般规律，使之成为独立的避讳学。
独立的避讳学科应该称为普通避讳学或一般避讳学，它和诸多学科有关，所以它是边缘性的学科。它和相关学科结合，可以衍生出下位学科，比如史讳学、语讳学、俗讳学、避讳文化学、避讳文献学等。但这些下位学科应该是从属于避讳学的，而不是从属于其他学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垣先生所说的避讳学应该是避讳学的下位学科，即史讳学。
避讳学应该是工具学科。避讳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运用：避讳学要帮助读者扫清因避讳而引起的古文献的文字障碍，并解释和避讳有关的文化现象；对文史研究者而言，它有助于文史考证和古籍整理，比如古音古义考证、校勘古籍、考订年代、鉴别伪书、鉴定版本等。
至此，我们可以给出普通避讳学的概念界定：
普通避讳学是一门研究避讳现象发生、发展一般规律及其应用的边缘学科，它也是一门指导文史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应用型工具学科，与之密切相关的学科主要有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文献学、文化学等。三、二名不偏讳，字里有规则——汉字和避讳的规则
南朝梁武帝萧衍的父亲名顺之。有一次武帝宴请群臣，有一个叫萧琛的大臣，犯了武帝父名的偏讳“顺”字，武帝非常不高兴；但萧琛从容辩解：“二名不偏讳，陛下不应讳‘顺’。”梁武帝斥曰：“各有家风。”萧琛继续辩解道：“其如《礼》如何？”这里，萧琛利用了《礼记》中“二名不偏讳”的规则，为自己作了辩护。
避讳是有规则的：什么时候应该避讳，什么地方又可以不用避讳，犯了讳该如何处罚，历代都有相应的礼制或法律规定。可见，避讳不仅仅是道德规范，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即国家意志。而无论避讳的规则如何制定，或者怎样变化，都或多或少和汉字发生联系。（一）嫌名不讳：不避谐音之字
刘禹锡的《竹枝词》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句，句中巧用谐音汉字“晴”与“情”，使整首诗含蓄隽永，情趣盎然。避讳中的嫌名，也就是指汉字的谐音，即与名字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礼记·曲礼上》：“礼，不避嫌名。”东汉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即“禹”与“雨”、“丘”与“区”都是谐音之字。
早期的避讳只避正讳，无须避嫌名。如汉和帝叫刘肇，“肇”和“兆”同音，属于嫌名，但汉朝设有“京兆尹”这一官名，并未改“京兆尹”之“兆”字，即不避嫌名。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载：“晋人避其君名，犹不避嫌名。康帝（即东晋康帝司马岳）名岳，邓岳改名嶽。”邓嶽，字子山，陈郡人，本名邓岳，因名字犯了晋康帝司马岳的名讳，改名邓嶽，而“嶽”即“岳”之嫌名，这里也并未避忌。
随着封建集权统治的加强和封建礼制的渐趋森严，避嫌名之风渐起。如汉宣帝名询，改“荀卿”为“孙卿”；三国时吴国立孙和为太子，为避“和”之嫌名“禾”，地名“禾兴”改为“嘉兴”；唐高祖父亲名李昺，须避嫌名“丙”、“炳”等，这些字都改为“景”，所以改“天和六年五月丙寅”为“天和六年五月景寅”。（二）二名不偏讳：二字之名不逐字避讳《礼记·曲礼上》：“二名不偏讳。”唐代的孔颖达解释说：“不偏讳者，谓两字作名，不一一讳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意思就是二字之名，不需每字一一避讳，“徵”和“在”只要不一起出现，就不算犯讳。
但“二名避偏讳”并没有完全得以执行，如南齐太祖萧道成，为避偏讳“道”字，时人薛道渊改名薛渊；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父亲名叫树生，就须避偏讳“树”、“生”二字，如《北齐书·杜弼传》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相府法曹辛子炎咨事云‘取署’，子炎讳‘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杖之于前。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子炎之罪，理或可恕。’神武骂曰：‘眼看人瞋，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弼行十步许，呼还，子炎亦蒙释宥。”
唐初政治相对清明，还不避偏讳，避偏讳只是个人行为，并未上升至国家礼法制度，甚至唐太宗在武德九年还下令规定“世”、“民”二字无须偏讳：“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也记载：“唐初不避二名。太宗时犹有民部，李世勣、虞世南皆不避。”但《老学庵笔记》卷十又载：“世南已卒，世勣去‘世’字，惟名勣。”可见，“二名不偏讳”在唐初也并未完全执行。
唐太宗酷爱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帖，并命赵模等人做成拓本，以赏赐皇族和大臣。唐人何延之著有《兰亭始末记》，记载了《兰亭集序》帖的流传以及唐太宗酷爱该帖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说：“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值数万钱也。人间本亦稀少，代之珍宝，难可再见。”这里就避了“世民”的偏讳，“世”改为“代”，“民”改为“人”，“人间”即“民间”，“代之珍宝”即“世之珍宝”。李世民
大约至唐高宗时，就以避偏讳为国家礼法制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载：“至高宗即位，始改（民部）为户部。”有个叫杨隆礼的人，为避唐玄宗李隆基名之偏讳“隆”字，改名为杨崇礼。甚至皇帝也要避前朝皇帝的名讳，如唐德宗时在重阳节设宴款待文武诸臣，德宗在宴会上即兴赋诗《重阳日赐宴曲江亭》：
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
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
曲池洁寒流，芳菊舒金英。
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
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
永怀无荒戒，良士同斯情。
顾炎武在《日知录》考证说：“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则讳‘机’以与‘基’同音也。”可见，唐德宗也要避前代皇帝的名讳：为避玄宗李隆基的偏讳“基”之嫌名“机”，他将“万机暇”改作“万枢暇”。（三）同训代换：以同义或近义之字代替
汉代避讳，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特别引人注目，就是《颜氏家训·风操》中所言：“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代换之。”所谓“同训代换”，就是选择同义或近义之字来避讳。总观两汉帝王的国讳，都很一致地采用了“同训代换”的避讳方法，列表如下：（续上表）（续上表）
以上汉代26例皇族国讳，全部采用的都是“同训代换”，这种方法清代的周广业在《经史避名汇考》中又称为“讳训”。
由上表可以看出，汉代的皇族多以单字为名，尽管汉昭帝初名弗陵、汉宣帝初名病已、汉平帝初名箕子，但后来都分别改成了单名弗、询和衎。其实，在汉晋600多年间，单名占绝大多数，双名是很少的，以下就是家喻户晓的单名：
西汉：萧何、韩信、贾谊、张骞、卫青、张良、扬雄、曹参、樊哙、英布、陈平、周勃、李广、李陵、刘向、刘歆、枚乘、张汤。
东汉：蔡伦、华佗、班固、班超、窦固、邓晨、邓禹、李通、樊宏、刘植、耿纯、贾复、窦宪、马援、郑玄、李膺、陈蕃、范滂。
三国：曹操、周瑜、马超、黄忠、黄盖、孙权、张飞、关羽、曹丕、曹植、刘备、刘禅、孙坚、孙策、赵云、袁绍、刘表、陆逊、诸葛亮、鲁肃。
西晋：阮籍、嵇康、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张华、陆机、陆云、左思、潘岳、何劭、任恺、石崇、王恺、傅咸、何曾。
东晋：孙恩、卢循、谢安、谢玄、谢石、王导、王敦、王含、王珉、祖逖、刘琨、庾亮、苏峻、祖约、桓温、殷浩、谢逸、朱序。
为什么汉晋期间盛行单名？我们也许可以从汉宣帝刘询元康二年改双名“病已”为单名“询”的诏书中得到答案：
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近百姓多上书触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
可见，宣帝改为单名的原因是为了让人容易避讳。毕竟，单字之名可以让犯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汉晋期间的49位帝王，有47位是单名（包括由双名改为单名的3位皇帝）。何休《公羊传》注也解释了双名改为单名的原因：“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知而易讳。”《汉书·匈奴传下》甚至记载王莽下令不得取双名的政令：
时，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悦，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
上行下效，因此，整个汉晋社会都盛行单名之风。但是，汉字毕竟是有限的，单名的盛行必然导致姓名的大量重复。据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记载，汉代有两个王莽、两个赵尧、两个王崇、两个王立……重名现象必然导致交际的混乱，《西京杂记》就有这样的故事：古代鲁国有两个曾参，南边的曾参杀了人被抓了起来，有人却跑去向北边的曾参之母报告。该故事虽然发生在春秋时期，但汉晋时期的重名所导致的混乱也是可以想见的。
后来五胡乱华，少数民族的复名制度冲击了中原地区的单名制度，加上单名导致的大量重名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交际的实际需要，晋代以后，双名的大量出现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四）已桃不讳：不避远祖的名字太庙
祧，即七世以外的远祖之庙。按照古代礼制，七世以内属于近祖，血缘较近，他们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迁入祧里的已经是七世以外的远祖了，由于亲缘较远，他们的名字是不需要避讳的，即所谓“已祧不讳”。
但是，礼制又规定，无论有没有过七世，太祖之庙是不能入祧的，即所谓“不祧之祖”。因此，即使是过了七世的太祖之名，由于没有入祧，也需要避其名讳。
比如在唐代，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为不祧之祖，唐文宗时需要避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七世以内帝王的名讳，以及不祧之祖高祖、太宗的名讳，而高宗、中宗、睿宗、玄宗由于属于已祧之祖，则无须避其名讳。
汉惠帝名盈，但《汉书·律历志》中有“盈元”、“盈统”、“不盈”等40处含有“盈”字的词语，并未避惠帝名讳。因为班固是东汉人，其时惠帝的排位早已入祧，符合“已祧不讳”的规则。
北宋真宗名赵恒，但宋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恒，常也。产，生业也。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可见，朱熹并没有避赵恒的名讳。明代的谢肇淛就解释说：“宋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恒’字讳，盖当十宗之世，真宗已祧矣。”即朱熹是南宋人，其所在的时代已经超多十代皇帝了，真宗已经迁入祧庙，符合“已祧不讳”的规则，所以朱熹无须避讳。
虽然依礼应当“已祧不讳”，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甚至隔了朝代，后人还须避前代帝王的名讳，如五代时，蜀主孟昶所刻石经，对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渊”、“世”、“民”都做缺笔处理。（五）已废不讳：不避被废黜者的名字
已废不讳就是凡被废者，不再避讳，如帝王、皇后、太子被黜，就不再避其名讳。唐高宗立二子李弘为太子，李弘被武则天害死后，高宗追封他为孝敬皇帝，当时并不避“弘”字。数十年后，即中宗复唐国号的神龙初年，又提出避太子追谥皇帝之讳，遂改“弘文馆”为“昭文馆”，二年又改为“修文馆”；到了玄宗开元七年废止，又复名“弘文馆”，从此不再讳“弘”字。颜真卿书《东方画赞碑》，“民”字缺末笔，“弘”字不避，即“已废不讳”。阳羡《封禅碑》
汉元帝之妻孝元皇后的父亲讳“禁”字，于是改“禁”为“省”，称“禁中”为“省中”，“宫禁”为“宫省”。但孝元皇帝死后，就不讳“禁”字。《三国志·吴书》记载，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孙权立儿子孙和为太子，于是天下讳“和”之嫌名“禾”，地名“禾兴”改为“嘉兴”。但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孙和被废为南阳王，就不再讳“禾”字，如吴末帝天玺元年（公元276年）吴兴阳羡山《封禅碑》中即书有“嘉禾秀疑”，也是“已废不讳”的例子。（六）讳名不讳姓：只避名字，不避姓氏《孟子·尽心下》：“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意思是，不避讳姓氏，只避讳名字，因为姓氏是同姓的人共有的，而名字是一个人独有的。如果讳姓，会使犯讳的概率大为提高，必然给交际带来混乱。
即使是名，如果是所指事务常用或常见，也不便避讳。因此，大的事物、常见的事物，尽量不用来命名，因为这类事物经常使用，一旦有讳，会给语言交际带来麻烦。所以《礼记·曲礼上》就规定：“名字者，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但是，“讳名不讳姓”的规则也没有严格执行。唐代道教勃兴，禁食荤腥是道教教规的一个重要方面，唐朝统治者尊崇道教，将道教的禁忌推行全国，遂禁止全国宰杀渔猎。道教经典中认为龙多为鲤鱼转化而来，神圣不可侵犯，食之者将遭遇大祸，加之“鲤”与唐国姓“李”谐音，唐代统治者于是严禁捕杀、食用鲤鱼。
据《明实录》和《万历野获编》记载，明武宗朱厚照以“朱”为国姓且自己又属猪的理由，就避嫌名“猪”，下旨禁止百姓杀猪，于是“民间将所畜无大小俱杀以腌藏。至庚辰春祀孔庙，当用豕牲，仪真县学竟以羊代矣”。后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让百姓安于生计，以《礼记》中“不避嫌名”的规则为由，上奏废止禁猪，昏庸的朱厚照自知理亏，禁猪令才无疾而终。（七）诗书不讳：诗书经典不避文字《礼记·曲礼上》：“诗书不讳。”意思是在诵读《诗》、《书》等经典时，应该保持原文而不用避讳。
周文王名昌，《尚书·洪范》：“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诗经·周颂》：“燕及皇天，克昌厥后。”以上均未避“昌”字。
周武王名发，《易经·坤卦》：“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发”字也未加以避讳。
周成王名诵，《诗经·大雅》：“听言则对，诵言如醉。”也并未避“诵”字。冯道像
但是，后代避讳趋严，尽管有“诗书不讳”的规定，人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尽量避讳。比如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官员，让一位先生给他讲《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就让这位先生十分为难，于是改“道”为“不敢说”，开篇被他讲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八）临文不讳：作文时不避文字《礼记·曲礼上》：“临文不讳。”郑玄注：“为其失事正。”意思是为了保证所记述事情的真实，写文章时不须避讳。
临文不讳之例，先秦多见。鲁庄公名同，而《春秋》中有“同盟”；鲁襄公名午，而《春秋》中有“陈侯午卒”；鲁僖公名申，而《春秋》中有“戊申”；鲁定公名宋，而《春秋》中有“宋人”、“宋仲几”。
汉代的韦孟写诗劝谏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王：“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除此，《汉书·武帝纪·刑法志》有“建三典以刑邦国”与“万邦作孚”，均不避“邦”字。《礼记》书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深恶避讳之繁，他在写诗作文时践行了“临文不讳”的规则，如《潮州上表》有“朝廷治平日久”、“政治少懈”、“巍巍治功”、“君陈相戒，以致至治”，《举张行素》有“文学治行众所推”，均不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袁州上表》有“显荣频烦”，《举韦觊》有“显映班序”，均不避唐中宗李显名讳；《贺即为表》有“以和万民”，也不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
宋仁宗御名为祯，《易经·乾卦》中有：“乾，元亨利贞。”有个叫胡瑗的人应召给宋仁宗讲《易经》，胡瑗直接把原文读出，并不避讳御名的嫌名“贞”，陪读的人都大惊失色，胡瑗却从容言道：“临文不讳。”（九）庙中不讳：祭祀时不避文字《礼记·曲礼上》：“庙中不讳。”意思是在庙中祭祀祖先时，不用避讳。《诗经·周颂·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诗经·周颂·雝》：
有来雝雝，至止肃肃。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於荐广牡，相予肆祀。
假哉皇考！绥予孝子。
宣哲维人，文武维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后。
绥我眉寿，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周天子率领宗室的人在周代宗庙祭祖时，照例要歌《周颂》的乐章以纪念开国的文王和武王，歌词“骏发尔私”中的“发”字，是周武王的名讳，以及《雝》“克昌厥后”中的“昌”字，是周文王的名讳，但由于《周颂》是祭祀周文王、武王的歌词，子孙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祭歌里唱出了始祖的本名并不避讳，即“庙中不讳”。（十）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君王前直呼父亲名字《礼记·曲礼上》：“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私讳就是家讳，公讳即国讳，就是国君的名讳。“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是指在君主处，臣下不避自家讳，只避君主名讳；在除了君主之处以外的地有，可以不避自家讳，但必须避君主名讳。公讳之设，强调的正是君主的绝对权威。《左传·宣公十五年》：“楚师将去宋，中犀稽首于王之马前曰：‘无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意思是楚国军队要撤离宋国，申犀在楚庄王的马前叩头说：“无畏明知会死，但不敢背弃君王的命令。”申舟，楚国大夫，名无畏，字子舟，是申犀的父亲。但在楚庄王面前，申犀不避父名“无畏”，即“君所无私讳”。
鄢陵之战中，晋厉公亲统四军，中军将栾书，栾书之子栾针为公右。晋厉公陷于泥沼之中，栾书将载晋侯，但他的儿子栾针阻拦说：“书退！国有大任，焉得专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离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左传·成公十六年》）这里栾针不避家讳，直呼父名“书”字，是由于在国君前论事。
楚归晋知罃，知罃对楚王说：“若从君之惠而免之，以赐君之外臣首。”（《左传·成公三年》）“首”是知罃父亲的名字，但知罃在楚王面前也没有回避。清人俞正燮解释了原因：“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当通其义。子在君前亦当名其父，然是切要指陈，不得不名，非侃侃而谈，故抑父以尊君。”四、避讳更严氏，先生旧姓庄——汉字和避讳的方法
东汉有一个叫严子陵的隐士，名严光，字子陵，浙江会稽余姚人。严少年时就很有才气，与刘秀（后来的汉光武帝）是同学好友。刘后来登基做了皇帝，回忆起少年时期的往事，想起严子陵，便多次征召其为谏议大臣，但都被严子陵婉拒。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又派使者到余姚请严子陵进京做官。他听到消息，赶紧躲起来，使者只得悻悻而返。为了避免朝廷再找麻烦，他索性带着家人迁居桐庐富春江边种田、钓鱼。他钓鱼的地方，后人称之为“子陵滩”。严子陵“严子陵钓台”至今遗迹犹在。严子陵回到余姚直至终老，享年八十，死后葬于余姚陈山。严子陵本姓庄，为避显宗名讳，改姓严。后代诗人感佩其为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作了很多诗文，如潘素心夫人幼时过严州作一绝云：
谁改州名姓字香，钓台千载属严光。
岂知隐士终埋姓，当日先生本姓庄。《宋诗纪事》俞成《题钓台》诗：
千古英风想子陵，钓台缘此几人登。
谁知避讳更严氏，滩与州名总误称。
还有一首：
不钓王侯钓鲤鲂，东京风格挽颓唐。
钓台高并凌云峙，记得先生旧姓庄。
严子陵以“严”代“庄”，是用同义字代替避讳字的方法。汉字的替换可以成就避讳，形成不同的避讳方法，但避讳也对汉字的使用造成影响。（一）汉字的特点“汉字”这个名称，得名于汉族和汉朝，是当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是流传范围最广的文字之一。著名历史字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
水里游鱼山上羊，东拉西扯配成双，
一个不吃山上草，一个不会水中藏。
这是清代一诗人利用汉字的构造写的字谜诗，谜底是“鲜”。
木字口中载，非杏也非呆；
若把困字猜，猜了也白猜。
这个字谜的谜底是“束”。
以上两个谜语显示了汉字的一些结构特点。但汉字的根本特点，还在于每一个字都是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
每一个汉字都有其固定的书写形式，这就是“形”。汉字是富于形象、独具魅力的文字，汉字在形体上是由图形逐渐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所以汉字一般也叫“方块字”。这种形体具有审美意义，即所谓建筑美，如书法、篆刻等艺术形式。而且这种形体具有离析性，它由若干笔画和部首构成，而整个汉字的意义和它的形体构造都要发生关系。
每一个汉字都有其特定的读音，这就是“音”。汉字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声调的文字之一，其读音可以有阴、阳、上、去、轻声等多种变化，具有音乐美。
每一个汉字都表示一个同它的字形结构紧密相连的特定的含义，这就是“义”。汉字是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产物，汉字是一种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是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及重要传播媒介。一个方块字是一个魔方，凝结、显现着华夏文化的种种奥秘。如“婚”字就保留了古代的婚姻习俗。“婚”原作“昏”，后来才加了女字旁。婚字从女、昏声，因为上古成婚之礼在黄昏之时，孔颖达《礼记疏》：“男女之身，婚则昏时迎之，妇则因而随之。”《艺文类聚》：“婚，昏时成礼也。”为何成婚选在黄昏？因为上古文明不发达，娶老婆靠抢，太阳下山，正是抢婚的好时候。《周易》“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描述的正是当时的抢婚场面。后来抢婚演变成一种民俗，即使你情我愿，也要“佯抢”，“妇则因而随之”。“妥”字上有一“爪”，下有一“女”，抓住一个女的当老婆，自然就妥当、放心了。能够说明这种抢婚习俗的，还有一个“娶”字。“娶”从“取”得声，《说文》：“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娶妇也像战争一样，通过劫夺的方式来达到。可见，汉字是凝聚历史文化的，正如饶宗颐所论：“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
汉字的形、音、义都蕴含了大量的文字信息和文化信息。而避讳作为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之久的社会文化现象，始终和汉字密切相关。一方面，汉字所包含的大量信息被用来发展为避讳；另一方面，避讳的发展又反过来对汉字的使用造成很大的影响。（二）因汉字而讳
避讳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封建王权和宗法制度在语言文字上的体现。因此，汉字的形、音、义等三要素所蕴含的大量信息往往就被加以利用，从而发展成避讳。
1.因汉字的构件而讳
有些汉字可以拆分为若干部件，其中有些部件含有封建统治者忌讳的内容，从而被发展为避讳。如唐时为避唐太宗名李世民的名讳，含有部件“世”、“民”的汉字多用形似的部件代替。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九记载：“‘世’字因唐太宗名讳世民，故今‘牒’、‘葉’、‘棄’皆去‘世’而从‘云’。‘漏泄’、‘缧绁’又去‘世’而从‘曳’。‘世’与‘云’，形相近，与‘曳’，声相近。若皆从‘云’，则‘泄’为‘沄’矣，故又从‘云’，而变为‘曳’也。”又云：“‘民’则易而从‘氏’，‘昏’、‘愍’、‘泯’之类，至今犹或从‘氏’也。”又《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云：“唐太宗讳世民，若单言民，则阙斜钩而作‘’；若从偏旁，则阙上画而作‘氏’。如《书·盘庚》之‘不昏作劳’，《吕刑》之‘汦汦棼棼’，《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若汦弃之’之类。”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氓》六章，唐石经‘氓并改作田亡’。”
又如唐睿宗名旦，于是就避以旦为偏旁的“暨”字。《石林燕鱼》卷八：“（宋）神宗元丰五年，黄冕仲榜唱名，又暨陶者……‘暨’自阙下一画，苏（子容）复言：‘子下当从旦，此唐避睿宗讳，流俗遂误弗改耳。’”
2.因汉字字形相同或相似而讳
在古代，如果只避和君主或尊长之名同形之字，叫避正讳。“罪”字本作“辠”，因“辠”字和“皇”字字形相似，秦始皇时为避始皇的名讳，就将“辜”改为本义为渔网义的“罪”字。《说文·辛部》：“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辜人蹙鼻苦辛之忧。秦以‘辜’似‘皇’字，改为‘罪’。”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九也有记载：“秦始皇嫌‘辠’字似‘皇’，改为‘罪’，自出己意，谓非之多则有辠也。今经书皆以‘罪’易‘辠’，独《礼记》、《尔雅》犹有可考。”
3.因汉字字音相同或相近而讳
汉字有很多字字音相同或相近，在古代，如果连忌讳字的同音字或音近字也要回避，叫避嫌名。如隋文帝的父亲名忠，《通典·职官三》注云：“隋氏讳忠，故凡‘中’字，皆曰‘内’。”又《齐东野语》卷四：“隋文帝父讳忠，凡郎中皆去‘中’字。……（改）侍中为侍内，中书为内史，殿中侍御为殿内侍御。”后晋高祖名敬瑭，时人就回避“敬”之嫌名“镜”和“竟”，如《册府元龟》卷三载：“天福七年，刺改合州石镜为仙览，复州竟陵为景陵。”宋高宗名构，于是和“构”字同音的“够”、“购”等55字在当时均在禁忌之列。
4.因汉字字义而讳
有些汉字的字义因具有封建统治者忌讳的内容，统治者或强解汉字字义，或曲解多义字，从而形成避讳。《论语·阳货》有“恶紫之夺朱也”，清代沈德潜化用该典作《咏黑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把“朱”字曲解为“朱氏王朝”，“异种”被指为影射“满清”，尽管该诗发现时沈德潜早已去世，但乾隆还是“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以解愤。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江苏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因其书《记梦》中有“若姓氏，物之红者”句，红者，朱也，“朱”字也被理解为“朱氏王朝”，以“显系怀念故国，实属叛逆”而受大刑。《清代文字狱档》书影
清代吕留良有诗“清风虽细难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因“清”、“明”二字多义，吕氏就被猜疑有不满本朝，倾向亡明之心。（三）利用汉字进行避讳的方法
汉字独特的构造和形、音、义蕴含的丰富信息为避讳提供了条件。自古至今，利用汉字进行避讳的方法很多，主要有省缺笔画、拆字、析言、以其他汉字代替、改变汉字的读音、空字、将避讳字和他字连写、用避讳字的变体书写、更换字序、托他人代写讳字、将避讳字写成草书、用黄纸或红纸将讳字覆盖12种。
1.省缺笔画
即遇到须避讳的字，书写时省写笔画。
这种方法始于唐代，宋代以后颇为盛行。陈垣《史讳举例》卷一：“避讳缺笔，当起于唐高宗之世。”敦煌出土的写本《春秋左氏抄》：“唐讳不避，为六朝写本，内有一节笔迹不同，且民字缺笔，则唐人所补也。”就是唐人补上的避讳，用省缺笔画的方法，使“民”字缺上一笔。这种方法后来成了主要的避讳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尽管缺胳膊少腿，但由缺笔后的残字更容易联想到本字。
唐代将李世民的“世”字缺笔写作“川”字。唐仪凤二年（公元677通过图中左起第一列第四字可见此版本对“玄”字的避讳
年），高宗（李治）撰并书《李勣碑》，于“王世充”之“世”字，缺笔作“世”，此为避太宗李世民之名讳。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处引用“生民以来”，但都作“生人”。“愚智齐泯”中“泯”缺笔作“汦”。
宋太祖名匡胤，宋高宗御书石经时便省“匡”字下两横作“”。清代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一：“《诗·小雅·六月》‘以匡王国’，《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弥缝其阙而匡就其灾’，《论语·子罕》‘子畏于匡’等，‘匡’字如此。”或省字上一横作“”。《经史避名汇考》卷一：“荀洵《上宣公奏议札子》，‘匡’字缺首笔作‘’”。再如：宋太祖名赵炅，“炅”缺笔作“”；宋真宗名赵恒，“恒”缺笔作“”；宋神宗名赵顼，“顼”缺笔作“顼”；宋钦宗名赵桓，“桓”缺笔作“”；宋理宗名赵昀，“昀”缺笔作“”。“玄”字缺笔图
清康熙帝名玄烨，清刻印《十三经注疏》，其中《尚书》有一句“筐阕玄黄，昭我周王”，“玄”字即省缺了最后一笔。不仅如此，凡是以“玄”为偏旁的“弦”、“铉”、“眩”、“炫”、“泫”、“玹”等字，都缺“玄”字末笔。上图是清刻《全唐诗》目录，其中“李太玄”、“崔少玄”中的“玄”字，也都省缺了最后一笔。《红楼梦》第二回也记载，黛玉母亲名贾敏，因此，黛玉“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虽是文学作品，也能反映其时的风气。
2.拆字
汉字是方块字，具有离合析解的特性。避讳中的拆字，就是为避某字，将该字拆成若干部件加以称说，或只取其中的一个部件加以使用。
如宋神宗名赵顼，为避“顼”之嫌名“旭”，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将“旭”字写成“从日从九”。北魏孝明帝名诩，时人尉诩便改名作“羽”；后晋高祖名敬瑭，当时的敬氏便改姓“文”或姓“苟”。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初名赵亶，又名赵垣，司农寺丞岳柯《宋会要辑稿》中说：“窃惟钦宗皇帝旧讳二字，其一从□从旦，其一从火从亘。”这里也是将“亶”、“垣”二字做拆字处理。宋代的郑思肖祖名“沂”，为避家讳，他写家传时将“沂”字拆开，说成“左水右斤”。
明代有个湖广巡抚叫宋一鹤，一次，他要去参见总督杨嗣昌。因为杨嗣昌的父亲名鹤，为了避杨氏家讳，宋一鹤便在其名帖上将名字改成了“宋一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拆字文化传统。拆字又称“测字”、“破字”、“相字”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推测吉凶的方式，主要做法是以汉字加减笔画，拆开偏旁，打乱字体结构加以附会，以推算吉凶。明朝末年，崇祯皇帝眼看大明天下已是日薄西山、朝不保夕，于是忧心如焚，寝食不安。一天，他微服出行，在街上见一测字先生，遂圣心一动，也想拆个字，预测一下国运。崇祯写了一个朋友的“友”字叫他来拆，先生看了一看，皱皱眉头说：“客官你可不要见怪。这个‘友’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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