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8 04:34:57

点击下载

作者:(俄罗斯)托尔斯泰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

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集试读:

导读

《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为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而《复活》更成为他的绝唱。可是他的文学成就远远不止这些,托尔斯泰的中短篇小说同样写得深邃、震撼。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同时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空前绝后的文学大师。

1828年9月9日,列夫·托尔斯泰生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富贵之家。其家族的荣耀可以追溯到先人在遥远的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家庭殷实的托尔斯泰却早早成为孤儿,母亲在他一岁半时去世,九岁的时候他又失去了父亲。姑妈开始照顾托尔斯泰,使他从小就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却开始对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产生了兴趣。在大学时代托尔斯泰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开始注意到出身平民阶层的同学展示出来的贵族子弟所缺乏的优良品质。

三年后,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退学,回到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庄园,提出了一个庄园改造计划。他去了庄园附近最穷苦的一个村子,给贫困农民送茅草、修房子,还极力想和他们建立一种密切信任的关系,但是这情形恰如屠格涅夫在小说《猎人笔记》中描写的情景一样,农户(其实就是农奴)们对新主人的到来和新措施表现出来的反应是本能的恐惧和战战兢兢。托尔斯泰越是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农户们对他恭恭敬敬神情后面的冷漠、恐惧和不信任就越是强烈。托尔斯泰的改造计划失败了,农民对这位年轻富贵的地主老爷不理解,作家文人们更是表示出了嘲弄和质疑。果戈理这个19世纪前半叶俄国最优秀的讽刺作家就将托尔斯泰的“糗事”写进了《死灵魂》中。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灰心,于1849年开始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850年他出任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就是在莫斯科上流社会中堕落。他在晚年的《忏悔录》中这样描述他的青年时光:“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敬。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看,这就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的真实写照,他对这种生活环境感到厌恶。1851—1854年是他的一段军旅生活。普通士兵们表现出来的英勇、淳朴和爱国精神与贵族军官们表现出来的懦弱和对祖国的冷漠所形成的鲜明对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大大加深了他对俄国底层人民的欣赏和同情,也使他更清楚地感受到上层社会的寄生虫本质。或许从这时开始他就坚定了站在俄国人民和俄国底层社会一边的愿望。

在这段军旅生涯中,托尔斯泰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托尔斯泰从高加索退役后,在文学界已经颇有名气。来到圣彼得堡后,作为知名的新作家,他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还结识了其他一大批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由于放荡不羁和反感世故,他被认为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怪人。

小说《

暴风雪

》写于1856年托尔斯泰退役返乡途中,作者亲身经历了一次令人恐怖、震撼的暴风雪。作者表面在写雪景,但文字却着力在人物的刻画上,道出了人们在暴风雪面前展露出来的无奈、恐惧却又勇敢的复杂心情。作者用文字拍摄了马车夫所代表的劳动大众面对自然破坏性力量的无奈以及无奈过后的勇敢,这就是无数下层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1857年,托尔斯泰第一次出国。在瑞士的一个小城里,一群英国旅游者兴致勃勃地听一个流浪歌手唱歌,最后却连一个小钱也不给,托尔斯泰看了十分气愤,后来就根据这件事写了《

卢塞恩

》。托尔斯泰厉声责问:“如果说,一个侍者穿得比歌手好,就可以任意侮辱歌手;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对没钱没势的人嗤之以鼻,这样还有什么平等可言?”他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友善和关爱,是最本质层面上的善的探求,或许这比乌托邦还难以实现。有人直接就给托尔斯泰的思想冠以“托尔斯泰主义”,如果我们承认的话,托尔斯泰主义从这里就已经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永久的道德原则和永久的宗教真理。托尔斯泰在小说中大声呐喊:“我们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绝不会犯错误的指导者,即指导世界的神灵。”理想的拥有者总是看到社会上令人不满的一面,事实上,托尔斯泰连对自己都不例外的残酷的检讨和鞭笞已经形成一种深刻但悲观的禁欲主义性质的思想,他之所以向往之,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卢塞恩》的主人公值得我们留意,正如奥地利评论家、文学家茨威格所说:“托尔斯泰在整个文学生涯中如影随形、始终悄悄地跟在人物的后面难分难舍。”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主人公,比如小说《哥萨克》中的奥列宁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而聂赫留朵夫也是其中之一。纵观托尔斯泰的作品,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指出《卢塞恩》中的聂赫留朵夫就是《复活》中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但是他们的形象却惊人地一致——他们身处社会上层,却看不惯自诩为贵族的人们对社会下层民众困苦的习以为常和对他们的漠视。如果说二者有区别的话,就是《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更为激进,反思得更为彻底。其实聂赫留朵夫的身后就站着托尔斯泰,在这部作者晚年完成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决绝的老人。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托尔斯泰结婚后,先后完成了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使他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开始有人承认他是世界性的文学泰斗。《

霍尔斯托梅尔

》是在两部巨著创作的过程中完成的。小说情节很简单,其实就是讲述一匹马的一生。花斑骟马霍尔斯托梅尔原来是骠骑兵军官尼基塔·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坐骑,尽管霍尔斯托梅尔死得很惨,但它的遭遇透露出一种崇高的美,而骠骑兵军官的死却显得十分丑恶。《

伊万·伊利奇之死

》最初发表于1886年,是托尔斯泰的又一部力作。小说又一次触及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主题之一——死。茨威格认为“死”这个主题陪伴了托尔斯泰长达几十年之久。的确,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创作生涯,从军旅生涯开始发表的《袭击》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开始,读者就开始陪伴着作者接受“死”的洗礼。而托尔斯泰创作的两大高峰(《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事实上也没有绕开“死”这个既奇妙又令人恐惧的东西。正如茨威格所言:“多亏已在想象中死亡了千百回,这位酷爱生活的人才变成了一个善于表现死亡的专家,在所有曾经刻画死亡的作家中堪称大师。”可能死亡就是从身体上一个最不起眼的地方进入一个人的思想中,他既渴望却又害怕去接触和面对这个怪东西,他总是靠着零星片面的回忆和现实中偶尔的一点刺激来麻痹自己抑郁的情绪。他口中满是奇怪的味道,死亡分明已经站在他的面前,可是他不承认看见了它。“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活力,对托尔斯泰同样不可抗拒”,茨威格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何尝不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呢?这篇作品完成不久,他就着手创作最后一部巨著《复活》,两者在思想上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难怪有人把前者看做是后者的序曲。托尔斯泰通过伊万·伊利奇的死把贵族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酷关系解剖得淋漓尽致:朋友们所关心的是他死后谁来接替他的位置,由此而引起的人事变更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将会有什么影响;妻子、女儿不仅毫不同情他的痛苦,反而把他看作累赘,巴不得他早一点死去以摆脱麻烦,而等他一死,妻子最关心的则是怎样可以领到更多的抚恤金;医生对他这样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也毫无同情心,正像他作为法官对待被告那样铁面无情。《伊万·伊利奇之死》的发表引起非常强烈的反响,法国作家莫泊桑读了这篇小说,深深为之折服,感叹说:“我看到,我的全部创作活动都算不上什么,我的整整十卷作品分文不值。”

80年代末期创作的《

克莱采奏鸣曲

》,是一篇兼具小说和政论双重意义的文字。讲的是一出悲剧:主人公波兹内舍夫杀死了妻子,事后他才明白酿成悲剧的原因不是他病态的嫉妒,也不是妻子的不贞,而是那个腐蚀人心的社会。托尔斯泰批判的着眼点不是爱情或者婚姻本身,而是对社会上层伦理道德的揭露和批判。这种社会摧毁了被宗教神圣化了的家庭基础,家庭已经名存实亡。那里不可能有美好的感情,不可能有真诚和诗意,只有假仁假义和放纵情欲。托尔斯泰对贵族婚姻道德的否定是激烈而彻底的。《克莱采奏鸣曲》明确地表示了作者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只能带来物欲横流的堕落和腐化,这的确是托尔斯泰思想中的一个局限。他谴责性爱,宣扬禁欲主义,这难免使作者更加悲观绝望。人们往往过于执著于理想,之后便走入悲观失望的泥潭,伟大的托尔斯泰也没有例外。

小说《

谢尔盖神父

》是作者进一步阐述“禁欲”这一主题的作品。主角谢尔盖神父(斯捷潘·卡萨茨基)俗世出身不凡,常人眼中,他是最有前途的一个,因为他追求一位伯爵家的小姐,而且还轻而易举就得逞了。很快他就知道这个富家小姐原来曾是当今皇上的情妇,而且这正是上流社会心照不宣的秘密。斯捷潘·卡萨茨基愤然离开了这个浑浊的场所,遁入了空门,可诱惑往往是主动找上门,谢尔盖神父在一处山壁下的窑洞中“密封”自己后,一个故意跑来的女人微弱地挑动了他的邪念,谢尔盖用斧头劈下了自己的一根指头。他度化了那个女人,却没有度化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焦灼而选择了出走,去他儿时的伙伴那儿探望了一番,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一颗不安的心终于平静了,他终于体验到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在路上由于不能出示身份证件,他被扣押、被流放,但是他永远地放下了那个人人皆知的名字,他没有证明自己是谁,反而心情愉快地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在那里度过余生。读者们似乎从此发现了那个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的身影。

短篇小说《

舞会之后

》是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一篇精品。小说情节简单,却扣人心弦,发人深思。一位老上校头天晚上还在舞会上跟女儿跳玛祖卡舞,他那潇洒矫健的舞姿赢得一片赞扬。不料第二天早晨,这位年轻人无意间看见老上校在残酷地执行监刑官的职务,他对女友一家人的感情顿时变了,我们又一次体验到托尔斯泰的仇恨感。专制制度毁灭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年轻人水晶般纯洁的爱情,这现实实在是惊心动魄,正如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我们的老爷的生活真是丑恶之至,就是孩子出生我们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生来就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敌人,好吃懒做的寄生虫。”

托尔斯泰的作品被公认为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字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他更是后辈文学家顶礼膜拜的对象,高尔基、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1900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评价他的文字,1913年和1917年先后出现了《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婀娜小史》)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他的作品更是被大量翻译成白话文被中国民众所熟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更是见到了他文学宝藏的全部。因为有了托尔斯泰,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被世人所尊敬和欣赏;因为有了托尔斯泰,我们变得更加深刻和勇敢。编者暴风雪一

傍晚6点来钟,我用够茶之后,便离开驿站上路了。这个站的名称我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它位于顿河部队驻扎区内,在诺沃契尔卡斯克附近。我裹紧大衣和车毯,同阿廖什卡并肩坐在一辆雪橇里,当时天已黑了。刚离开驿站那一会儿,天气还算暖和,风也不大。虽然没有下雪,可头顶上却见不到一颗星星,天空显得分外的低,与铺展在我们眼前的皑皑雪原相比,又显得分外的黑。

我们刚从几座风磨的黑影旁边驶过,其中有一座风磨笨不唧唧地转动着它的巨翼。待出了村子,我便发现,路变得很不好走,雪积得更深了,风开始更猛烈地吹向我的左侧,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了一边,把被滑木划开和被马蹄踩散的雪不断地刮了起来,吹散开去。铃铛声渐渐低沉了,一股寒气穿过袖子的空隙直袭脊背,此时我不禁想起了驿站长的劝告,他说:还是不走为好,免得瞎跑一宿,在路上冻个贼死。“咱们不至于迷路吧?”我问驿车夫,可是得不到回答。我便更明白地问:“喂,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天知道呢!”他连头也不回地回答我说,“你瞧,风雪刮得多凶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老天爷呀!”“那你最好说说看,你有没有把握把我们送到站?”我继续问,“咱们到得了吗?”“按说是到得了的。”驿车夫说。他接下还说了些什么,由于风大,我已听不清楚。

我是不愿意往回跑的,可是在顿河部队驻扎区这片极荒凉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里整夜整宿地瞎跑一气,那可不是件愉快的事呀。再说,虽然在昏天黑地中我无法仔细看清这位驿车夫的脸庞,但不知为何他就让我不大喜欢,也不大令我信得过。他缩着腿坐在雪橇的正当中,而不是靠边点儿坐,他的块头大得过分,声音懒洋洋的,头上的那帽子也不是车夫戴的那一种——帽子老大,向四边晃呀晃的。他赶起马来也不那么地道,两手抓着缰绳,像一个坐在驭座上充当车夫的仆役。我之所以信不过他,主要是因为他那两只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总而言之,我不喜欢这个戳在我眼前的正经八百的带点罗锅的脊背,我觉得它不会带来什么好事。“照我说,还是回去为妙,”阿廖什卡对我说,“迷路可不是好玩的!”“老天爷!你瞧,风雪刮得多猛呀!路一点儿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老天爷!”驿车夫抱怨说。

我们没走上一刻钟,驿车夫便勒住了马,把缰绳递给阿廖什卡,从座位上笨拙地抽出两脚,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在雪地上,前去寻路。“怎么回事?你上哪儿?走错道了,是吗?”我问道。可是驿车夫没有答理我,转过脸避开刺眼的风,离开了雪橇。“喂,怎么样?有路吗?”他回来时我又问一遍。“什么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懊恼地回答我一句,仿佛他走错了道是我的过错。他又慢吞吞地把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结了冰的手套分开缰绳。“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的雪橇又跑动后,我问。“怎么办!走走再看呗。”

我们的马儿依旧以小快步跑着,看来已使足力气了,有的地方走在深达四分之一俄尺的积雪上,有的地方走在嚓嚓作响的冰凌上。

虽然天气挺冷,可衣领上的雪却融得顶快;地面的风雪搅得越来越厉害了,天上又下起稀疏的干雪。

很显然,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跑,又跑了一刻来钟,我们竟没有见到一个里程标。“你看怎么样呀,”我又问驿车夫,“咱们到得了站吗?”“到哪个站?要是往回走的话,那就由着马自个儿跑,它们准能拉得回去;要是前去下一站,那就不好说了……恐怕会让咱们自个儿玩儿完。”“哦,那就回去得了,”我说,“真是……”“那么说,就转回去?”驿车夫又问了一下。“是的,是的,往回转吧!”

驿车夫放开了缰绳。几匹马跑得比较快了,虽然我看不出我们的雪橇是怎么掉头的,然而风向变了,没多大会儿,透过纷飞的雪花,又看到了那些风磨。驿车夫已来了精神,打开了话匣子。“前些日子也是这样刮着暴风雪,有辆雪橇也是从前边那个驿站回来,”他说,“他们就在草垛里过了一夜,直到早上才回到站。多亏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哪,大伙非得全冻死不可——那天气可真冷呀。即便那样,还是有一个人冻坏了两条腿,后来三个礼拜里疼得死去活来。”“可目前并不算很冷,风也小些了。”我说,“走得了吗?”“天气嘛,暖和还算暖和,就是还刮着风雪。眼下往回走,看来是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厉害了。走是能走的,要不是个信差,要不是自个儿愿意。要是让乘客冻坏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老爷您若有个好歹,过后我怎么交代?”二

这时候从我们后面传来了几辆三套马雪橇车的铃铛声,它们跑得飞快,说话就要赶上我们了。“这是特快邮车的铃铛声,”我的驿车夫说,“全驿站就只有这样一个铃铛。”

果真,领头的那辆橇车的铃铛声已随风清晰地飘来,那声音异常悦耳:纯净、洪亮、低沉,又有点儿颤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爱好摆弄铃铛的人组装的:把三个铃铛配搭在一起,一个大的置于中间,那声音优美极了,旁边是两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荡的颤动的五度音交融在一起,的确异常动人,在这荒凉僻静的原野上显得美妙出奇。“邮车来了,”当三辆三套马橇车中领头的那一辆跟我们齐头并进时,我的驿车夫说,“路怎么样呀?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一个驿车夫喊着问,而那个驿车夫只吆喝一下马,没有答理他。邮车刚从我们旁边飞奔过去,铃铛声很快就被风吹跑了。我的驿车夫大概感到有些惭愧。“那咱们就前去吧,老爷!”他对我说,“人家刚过来,这会儿他们的橇印还是好看清的。”

我同意了,我们又顶着风掉过头来,沿着深深的积雪往前缓缓地驶着。我向旁边盯着路,免得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迹。约两俄里以内,那印迹都还清晰可见;过后只看到滑木驶过的地方显出一点点高低不平,再过一会儿我已根本辨认不清那是辙迹,还是被风吹起的一层雪了。瞧着滑木下的雪单调地往后跑去,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就开始向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见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怎么也找不到。像先前一样,我们时而顶着风,时而顺着风,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到后来驿车夫说,我们似乎向右偏了,我说向左偏了,而阿廖什卡却断定说,我们完全是走回头路了。我们又几次停了下来,驿车夫抽出自己的两只大脚,爬下雪橇去找路,但全是白费劲。我也下去瞧了瞧,我隐约看到的好像是路,但是我刚费大劲顶着风走出六七步,就真心相信,到处都一样是层层单调的白雪,道路不过是出现在我想象中罢了——就在这一会儿,我已经看不见雪橇了。我大喊起来:“车夫!阿廖什卡!”我觉得我的声音被风直接从嘴里抓走了,转眼间就被它吹得不知去向了。我向着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而雪橇不见了,我又往右走,也不见踪影。我想起来真不好意思,当时我用一种响得刺耳、几近绝望的声音一再喊了起来:“车夫!”其实他就在离我两步远的地方。他那抱着鞭子、歪戴着大帽子的黑色身影猛地显现在我眼前。他把我领到雪橇旁。“亏得天还暖和,”他说,“要是大冷天,可就糟了!……老天爷!”“松开马吧,让马拉咱们回去,”我坐进雪橇时说,“它们拉得到吧?你说呢,车夫?”“按说拉得到的。”

他丢开缰绳,朝辕马的鞍上抽了三鞭,我们又朝一方奔去了。我们走了半个来小时。骤然在我们前边又响起了我所熟悉的那个特别悦耳的铃铛声和另两个铃铛声;可这会儿它们是迎着我们飘来的。仍然是那三辆三套马橇车,它们已经卸了邮件,后头还拴着几匹往回带的马,它们是在返回原驿站去。那辆驾着三匹大马、挂着悦耳的铃铛的特快邮车飞快地跑在前边。橇车的驭座上坐着一名车夫,不时挺有精神地吆喝几声。后面两辆空雪橇的正中央各坐着两名车夫,可听得见他们响亮而快活的话音。其中有一个车夫在吸烟斗,被风吹旺的火星照亮了他的部分面容。

我望着他们,为自己害怕前进而感到羞惭,我的驿车夫大概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咱们跟着他们走吧。”三

还没有等最后那辆橇车过去,我的驿车夫便开始笨手笨脚地掉转马头,不巧把橇杆撞到了那几匹拴在橇车后头的马身上。其中有三匹马猛然一躲,挣断了缰绳,向一旁急奔而去。“瞧,斜眼鬼,不瞧瞧往哪儿转——瞎往人家身上撞。活见鬼!”一个个子不高的车夫用嘶哑而发颤的嗓音骂了起来。我从他的声音和身材判断,他就是那个坐在最后那辆橇车上的小老头。他赶紧跳下雪橇,跑去追马,一边仍在破口痛骂我的驿车夫。

而那几匹马没有乖乖地停下。车夫在它们后边紧追,转眼间马和车夫都消失在白茫茫的暴风雪里。“瓦西利——依!把那匹浅黄马骑过来,不那样是逮不住它们的。”还能再次听到他的声音。

其中一个个子特高的车夫爬下雪橇,不声不响地解开自己的三匹马,牵过其中的一匹,抓住皮马套跳了上去。接着马蹄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踩响了,马步零乱地奔驰起来,也在那同一方向消失了。

我们就同其余两辆橇车一起跟在那辆特快邮车后头跑着,也不管有路没有路地只朝前跑。那辆特快邮车还是那样响着铃铛,快速地奔在头里。“没什么!他会把马追回来的!”我的驿车夫谈起那个跑去追马的车夫时说,“要是一匹马不合群,它准是匹劣马,它瞎跑到一处去,那……那就不会回来了。”

我的驿车夫自从赶着雪橇跟在人家后头跑之后,他似乎变得比我开心,也比我话多。由于我还不大想睡,自然也就借机跟他闲聊起来。我开始向他问这问那:他是什么地方人,怎么前来此地,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我的老乡,也是图拉省人,农奴出身,家住基尔皮奇村。他们家地少,从那年闹霍乱之后,地里简直就没什么收成。家中还有兄弟俩,老三去当兵了。粮食吃不到圣诞节,他只得外出打工,挣口饭吃。家中由他弟弟当家,因为弟弟已娶了亲,而他自己则是个鳏夫。他们村里年年都有人结伙来这儿当驿车夫,他过去虽然没有干过赶车这一行,但还是来驿站上干活,顺便养活兄弟;他在这儿过日子,谢天谢地,年收入有一百二十卢布,寄回家一百卢布,要不是这儿的“信差凶得像野兽,再加这儿的人爱骂街”,日子还可以过得挺滋润的。“唉。就拿这车夫说吧,他干嘛骂人呢?老天爷!难道我是成心让他的马挣断绳子的?难道我会对人使坏?干吗要去追那些马呢?它们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哪,不单单让马累垮了,连自个儿也得玩儿完。”这个敬畏上帝的庄稼汉一再地说。“那黑黝黝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前边有几个黑黝黝的东西时问道。“那是车队。他们那样走法倒挺有趣的!”当我们赶上那一辆接一辆遮着蒲席的带轱辘的大车时,他说。“你瞧,一个人影也瞅不见——全在睡觉呢。聪明的马自个儿识得路:它绝对迷不了路。咱也跟车队跑过,所以清楚。”他补充说。

这些从蒲席顶上到车轱辘都落满了雪的大车,在孤单单地赶路,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当我们的铃铛在那车队旁边响过去的时候,只有领头的大车上那盖满两指厚积雪的蒲席被稍稍掀起一点,有一顶帽子从里面探出来一下。一匹花斑大马伸着脖子,鼓起脊背,在全被雪埋住的路上步伐平稳地前进着,单调地晃动着它那套在白色车轭下的毛茸茸的脑袋。当我们的马与之并驾齐驱时,它警觉地竖起了一只落满了雪的耳朵。

我们默不作声地又走了半个来钟头,驿车夫再次跟我聊了起来。“您觉得怎么样呀,老爷,咱们这么走对头吗?”“不知道。”我回答说。“先头风是那样刮的,这会儿咱们可完全是顶着风雪走。不,咱们走得不对头,咱们迷路了。”他十分镇静地断言。

显然,尽管他胆小得很,可“人多胆壮”嘛,自从同路的人多了,既不用他领路,也不用他负责,这样一来,他就变得极为安心了。他非常冷静地观察着领头的那个车夫的错误,似乎此事同他毫无关系。的确,我发现领头的那辆橇车有时偏到我的左面,有时偏到右面,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转圈子。话说回来,这可能是受错觉的骗,就像我有时觉得那领头的橇车一会儿在上山,一会儿在下坡或者下山,其实呢,这儿的草原到处是平平坦坦的。

又走了不多大会儿,我看见,似乎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长条移动着的黑带子,但过了一会儿我就看清了,这原来是那个被我们超过去的车队。雪依然纷纷地飘落在嘎吱作响的车轱辘上,其中有几个车轱辘甚至转不动了;那伙人依旧在蒲席下睡觉;那匹领头的花斑马依然张开鼻孔,嗅着道路,警觉地竖起耳朵。“瞧,咱们转呀转呀又转到那个车队边上来了!”我的驿车夫以不满的语调说,“拉特快邮车的马都是好样的马:所以他不怕这样玩命地赶;要是咱们的马也这么跑,那早就跑不动了。”

他清了清嗓子。“咱们回去吧,老爷,免得遭罪。”“为什么?总得到个什么地方吧。”“到哪儿呀?咱们得在野外过夜了。风雪刮得好凶呀……老天爷!”

前边领头的驿车夫显然已迷了路,走失了方向,然而他不但不去寻寻路,还开心地吆喝着,继续驾车飞快地奔驰,这虽然让我感到惊奇,可我已经不想离开他们了。“跟他们走吧。”我说。

车夫赶着车跑着,但他赶起来比先前更不乐意了,而且已不再开口跟我侃谈了。四

暴风雪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气温变得更冷了:鼻子和两颊冻得更厉害,皮大衣里常常被灌进一股股寒气,得把衣服裹得严严实实。有的时候雪橇在光溜溜的冰凌上嘎嘎地驶过,因为地上的积雪都被风刮走了。尽管我对这次迷路的结局甚为关注,可我没有停下宿夜,而已连续赶了五百多俄里的路,所以我禁不住闭上了眼睛,打起盹来。有一次我睁开眼睛,头一片刻间我似乎觉得,有一片亮光照耀着这白茫茫的雪原,这使我吃了一惊:地平线大大扩展了,黑压压的低矮天空突然消失了,四下只见一道道白晃晃的斜飘着的雪线;前边那些马车的轮廓看得更清了。我抬头仰望,似乎乌云已经散去,只有纷飞的雪花遮住了天空。在我打盹的时候,月亮爬上来了,透过稀疏的云层和飘飘而下的雪花,投下一片寒气袭人的光辉。我看得最清的是我的雪橇、马匹、车夫以及跑在前头的三辆橇车:头一辆是那特快邮车,车上依然是那一个车夫坐在驭座上,赶着马儿大快步地奔跑;第二辆橇车里坐着两个人,他们丢下缰绳,用厚呢上衣顶在头上挡风,不停地吸着烟斗,这是从那里闪亮的火光中看到的;第三辆橇车里一个人也看不见,也许它的车夫钻进车当中睡着了。我偶尔会看见那领头的车夫勒住马,下去探探路。每当我们一停下车,风的呼啸声便显得更响,在空中飞扬的多得惊人的雪花也看得更清晰了。在风雪弥漫的月光下,我看到那车夫不高的身影,他手拿鞭子,试探前边的积雪,在明亮的雪雾中前后挪动,然后又回到雪橇旁,侧着身子跃上前座,在风的单调呼吼声中又传来他那洪亮利落的吆喝声和铃铛的叮当声。每当那领头的车夫爬下车子前去寻路标或草垛时,总会从第二辆橇车里传来一个车夫的神气而自信的声音,他朝领头的那车夫喊道:“听我说,伊格纳什卡!太靠左了,往右一点儿,顶着风雪走。”或者喊道:“瞎转转干啥?打雪地走嘛,看雪怎么堆的,就正好走得出去。”或者喊道:“往右,往右走,我的老兄!你瞧,什么东西发黑,说不定是路标吧。”或者喊道:“你瞎赶什么呀?瞎赶什么呀?把花斑马给卸下来,让它在前头带路,它准会把你带上道的。那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自己非但没有把拉梢马卸下来,或者走到雪地上去探探路,而且连鼻子都没有从自己的厚呢上衣里伸出来。有一回,领头的伊格纳什卡听到他的一个点子后,朝他喊道,说既然他知道怎么个走法,他自己去前边带路好了。那好出点子的人回答说,等到让他赶特快邮车的时候,他就会带路,而且保证把大伙领上道。“我的这几匹马在大风雪天里是带不了路的,”他喊道,“不是那样的马嘛!”“那你就别搅和!”伊格纳什卡回答说,一边快活地朝马儿打几声唿哨。

与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坐在同一辆雪橇里的另一个车夫则没有向伊格纳什卡说什么,他一般不掺和到这种事里,虽然他还没有睡觉。我是从两样事看出来的:一是他那烟斗老没有熄掉,二是每当我们停下来时,我就听到他那从容不迫、叨个不停的话声。他在讲故事。只有一次,当伊格纳什卡不知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停下来时,显然由于行路的惬意劲被一再打断,他火了,朝伊格纳什卡嚷嚷起来:“怎么又停下啦?瞧,他还想找道呢!早跟你说了,这是暴风雪!这会儿就连土地丈量员亲自出马也找不到道的。趁马还拉得了,就走你的吧。兴许咱们还不会冻死……我说,走吧!”“可不是吗!去年就有一个邮差差点儿给冻死了!”我的驿车夫搭腔说。

第三辆橇车上的车夫一直睡不醒。在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喊道:“菲利普!喂,菲利普!”

由于没听到回答,他又说:“还没有冻死吧?伊格纳什卡,你最好去瞧一瞧呀。”

干什么都稳重的伊格纳什卡走到那辆雪橇旁,推了推那睡着的人。“瞧,半瓶白酒就把你醉成这个德行!你冻死了也得说一声呀!”他晃着那个车夫说。

睡觉的人嘀咕了句什么,又骂了一声。“他活着哪,伙计们!”伊格纳什卡说罢,又向前跑去。我们又向前行驶了,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雪橇上拉梢的枣红色小马也不断地挨鞭子抽,不止一次地蹦了起来,不大灵巧地奔跑着。五

那个跑去追赶脱缰马匹的小老头和瓦西利回到我们这儿时,我想已经是近午夜了。他们逮住了马,找到并赶上了我们。但是在这种不变东西的暴风雪中,在这荒凉的原野上,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对我始终是个谜。那小老头来回晃动着胳膊肘,摆动两腿,骑着辕马急步跑来(其余两匹马被拴在辕马的颈圈上:在暴风雪中是不可丢下马的)。待到他跑到与我并排的时候,他又开口骂起我的驿车夫:“瞧,斜眼鬼!真是的……”“喂,米特里奇大叔,”第二辆橇车上那个说故事的人喊了一声,“你还活着呀?上我们这儿来吧。”

那老头没有答理他,继续骂。等他骂够了,才跑到第二辆雪橇旁边。“全逮回来了?”有人从那儿问他。“不逮回来咋行!”

他那不大的身躯以胸部贴在马背上,让马小跑着,然后跳下雪地,脚不停步地跟着雪橇跑,接着一下蹿了进去,两脚搁在橇的边杆上。高个子瓦西利跟先前一样,不声不响地爬进最前边的雪橇,跟伊格纳什卡待在一块儿,并和他一起寻路。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片白茫茫的荒野上,在暴风雪的寒冷而透明的闪光里马不停蹄地跑了好一阵子。一睁开眼睛,依然是那顶落满了雪的粗笨帽子和脊背戳在我的眼前。依然是那个不高的车轭,在车轭下面,辕马的脑袋依然在笼头的两条拉紧的皮缰绳之间等距离地晃动着,黑色的鬃毛被风一溜儿吹向一边。从它背后看去,右边仍是那匹尾巴扎得短短的枣红色拉梢马,还有一个偶尔撞到雪橇夹板上的拴套轴。朝下看,还是那种被滑木划开的松散的雪,风还是持续不断地把一切吹了起来,抛到一边去。前边跑着那几辆三套马橇车,它们仍跟我们保持同样的距离。左右两边一切都是白花花的,扑朔迷离。要找个新目标纯属徒劳:没有路标,没有草垛,也没有篱笆,什么都瞧不见。四下尽是白茫茫的一片,并且还在移动。地平线有时显得遥远无比,有时四边又像被压成两步大小。有时骤然从右边耸起一道白色高墙,在雪橇旁边跑动,有时突然不见了,随之又出现在前边,它向远处跑呀跑呀,又消失了。再瞧瞧上边——起初似乎是亮堂堂的——透过雾霭似乎可看得见星星,然而星星升得越来越高,躲开了我的视野,于是只见雪花飘过眼前落在脸上和大衣的领子上;天空到处是一样的亮,一样的白,单调而且好动。风向似乎变了:时而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时而从侧旁恼人地把大衣领掀到了头上,让大衣领嘲弄似的拍打我的脸,时而从后面钻进什么隙缝里,嗡嗡作响。听得见马蹄和滑木在雪地上不断发出低沉的响声、铃铛的叮当声,不过当我们走在深深的积雪上时,那铃铛声就听不清了。只有当我们偶尔顶着风跑,或者走在光溜溜的冰凌上时,才可清晰地听到伊格纳特振奋的口哨声,还有他那带有颤动的五度音的悠扬的铃铛声。这些声音顿时欢快地打破了荒野的忧郁气氛,然后又是一片单调的声响,令人难堪地、毫无变化地演奏着我摆脱不了的同一种调子。我的一只脚已有些冻僵了,我转动一下身子,想把衣服裹好,那落在衣领和帽子上的雪又跑进我的脖子里,使我冷得发抖,多亏穿着焐暖了的皮大衣,我能勉强抵住寒风睡一会儿。六

在我的脑际越来越迅速地浮现出种种破碎的回忆和想象。“第二辆雪橇上那个老爱嚷嚷、好出点子的车夫会是个什么样的汉子呢?想必是个红头发、小短腿、结结实实的人吧,”我想到,“就像我们家那个老听差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一样。”这样一来,我在想象中看见了我家大宅的那个楼梯,五个家仆艰难地挪着步,垫着毛巾把一架钢琴从厢房里搬出来。我似乎看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穿着土布外衣,卷起袖子,手上拿着一块钢琴踏板,跑到前边,打开门闩,这儿扯了扯,那儿推了推,在人家的脚腿之间钻来钻去,碍手碍脚,还以关切的声音不断喊着:“用劲抬呀,前边的,前边的!就这样,后边的抬高点儿,抬高点儿,抬高点儿,抬到门里去!这就对啦。”“对不起,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我们自个儿来。”我们家的那个花匠胆怯地说,他的身子被挤到栏杆上,由于使劲而涨红了脸,他使出全身的劲抬着钢琴的一角。

然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还在嚷这嚷那。“这是怎么回事?”我思量着,“他以为大家一起干这个活缺了他就不成,还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这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洋洋自得?也许就是这样。”我不知为什么又看到那个池塘,那些疲惫不堪的家仆们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拉渔网,又看到那个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提着喷壶,朝着大家叫嚷,在岸边跑来跑去,偶尔走到水边,用一只手拿过金色的鲫鱼,放进浑浊的水里,又倒进一些清水。啊,我又想起七月的一个中午。我踩着花园里刚割过的草地,顶着炎炎烈日,向一处走去。我还很年轻,总觉得还缺少什么,所以老想追求一点什么。我走到池塘边,在蔷薇花坛和桦树林荫道之间一处自己心爱的地方躺下睡觉。我躺着,透过蔷薇多刺的红枝条,望着干枯松散的黑土,望着清澈如镜的池水,我记起那时所怀的情感。那是一种带有某些天真自满和忧伤的情感。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美,这种美又强烈地影响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也融入其中了,惟一使我懊恼的是没有一个人欣赏我。天气很热。我想睡上一觉,消消愁绪,可是苍蝇——那些讨厌至极的苍蝇——就在这儿也不让我安宁,它们把我围了起来,跟我不依不饶,纠缠个没完,像果核似的从我的前额蹦到手臂上。蜜蜂在我的不远处,在太阳烤热的地方嗡嗡地叫着;黄翅膀的蝴蝶蔫不叽叽地在小草上飞去飞来。我抬头仰望,眼睛被刺疼了,在我头顶上的高处,虽然繁茂的桦树在轻轻地摇晃着它的树枝,但阳光却穿过它光亮的叶子火辣辣地照射下来,我更热了。我用手绢遮住脸,真闷人呀,苍蝇似乎被粘在了冒汗的手上。麻雀在蔷薇丛里蹦来跳去,其中有一只跳到离我一俄尺远的地上。它有两次装作使劲啄地的样子,随之又把枝子弄得沙沙地响,又快乐地啁啾了一声,从花丛中飞了出去。另一只也跳到地上,翘了翘尾巴,瞧瞧周围,叽叽喳喳地叫着,也跟着第一只箭似的飞走了。池塘上传来阵阵的捣衣声,这些声响低低地贴着水面四下飘散开来。还听得见洗澡人的欢声笑语和在水中的扑腾声。在远处,一阵风吹得树梢闹腾起来;接着我听到风吹草动的声音,还有那蔷薇叶子随风摇摆的声音。一阵清风徐徐而来,掀起我手绢的一角,呵痒我的汗滋滋的脸。一只苍蝇从扬起的手绢的缝里钻了进来,惊慌地在我湿润的嘴旁乱碰乱撞。背脊下边有一根枯枝硌着我。不,这儿没法躺了,去洗个澡吧。就在这会儿,我听见花坛旁边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女人惊慌的说话声:“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连一个男人也不见!”“什么事,什么事?”我跑到阳光下,问那个惊喊着跑过我身旁的女仆。她只是回过头瞧了瞧我,又摆动着双臂继续往前跑去。就在这一会儿,我看见了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太婆马特廖娜,她用一只手按着从头上往下滑的头巾,拖着一只穿毛袜的脚,步履蹒跚地向池塘那边奔。有两个小丫头手拉手地跑着;一个十岁的孩子穿着他父亲的上衣,拉着其中一个丫头的麻布裙,也跟在后头焦急地跑着。“出什么事啦?”我问她们。“有个庄稼人快淹死了。”“在哪儿?”“在池塘里。”“是哪个人?我们家的?”“不,过路人。”

车夫伊万穿着大皮靴,跑在刚割过的草地上,那胖管家雅科夫气喘吁吁地跑着,他们都往池塘那边去,于是我也跟着他们跑。

我记得当时心里出现了一个念头:“跳下水去,把那庄稼人拉上来,救他一命,大家都会敬佩你的。”我当时想的是这个。“在哪儿呀?哪儿?”我问那群挤在岸边的家仆。“就在那边,在水最深的地方,靠近澡塘那边。”一个洗衣服的女人一边说,一边把湿衣服挂在扁担上,“我看见他钻到水里,一会儿他露了一次头,又沉了下去,又露出头,拼命地喊:‘我要淹死了,救命!’过后又往下沉,只见冒起一个个水泡。我一看这庄稼人快淹死了,就使劲喊:‘救命呀,有个庄稼人快淹死了!’”

接着这洗衣服的女人把扁担往肩上一搁,扭着腰,踩着小路离开了池边。“唉,多造孽呀!”管家雅科夫·伊万诺夫带着无可奈何的声调说道,“这一下跟地方法院的交道就够打的。”

有一个手拿镰刀的庄稼人从聚集在池塘对岸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群中挤了过来,把镰刀挂在柳树杈上,不急不忙地脱着靴子。“在哪儿,他在哪儿淹的呀?”我不断地问,想跳下水去,干出一件不平凡的事来。

但人家指给我看的只是那一片平静的水面,吹来的风偶尔掀起一点涟漪。我搞不明白他是怎么沉下去的,池水依然是那样平静、俏丽,在它的上边坦然地荡漾着,在中午的阳光下金光闪闪。我一筹莫展,什么惊人的事也干不了,再说啦,我那水上功夫也实在不行。那个庄稼人已经把小褂脱了下来,马上就要跳下水去。大家都怀着希望,屏住气瞧着他。然而那庄稼人走到水齐肩深的地方,便慢悠悠地退回来,穿上了小褂:原来他不会游水。

人们纷至沓来,越聚越多,娘儿们手拉着手,可没有人出来救助。那些刚来的人出着点子,频频唉声叹气,露出一副副惊恐和失望的脸色。那些原先聚集着的人中有的站累了,在草地上坐了下来,有的干脆走回家去。老太婆马特廖娜问她的女儿炉门关好了没有;那个穿着父亲衣服的小孩在使劲往水里扔石子儿。

正在这一会儿,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那只叫特列佐尔卡的狗从屋边跑过来,一边汪汪叫着,一边疑惑地回头瞧瞧。接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本人的身影也从蔷薇花坛后边出现了,他一边跑过来,一边嚷嚷着什么。“你们站着干啥?”他嚷道,一边跑一边脱下上衣,“人都要淹死了,而你们还站着不动!拿绳子来!”

大家都怀着希望和惊恐瞧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他一只手搭在一个热心的仆人的肩上,用左脚蹬下右脚上的靴子。“就在大伙站着的那边,在那棵柳树的右边一点,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就在那儿。”有人对他说。“知道啦!”他回答说,皱了皱眉头——可能是由于看到娘儿们中有人显出害臊的样子——他脱去小褂,解下十字架,把它交给恭顺地站在跟前的那个小花匠,接着劲头十足地踩着割过的草地,向池塘走去。

特列佐尔卡对自己主人这样火速行动有些困惑不解,停留在人群旁边,吧嗒着嘴,嚼着岸边的几棵小草,疑惑地望着主人,蓦地快乐地尖叫了一声,跟着主人一起扑进水里。开头一会儿什么也看不见,只见溅起的泡沫直飞到我们跟前,随后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姿势优美地划动双臂,白净的背脊平衡地一起一伏,迅速地向对岸游去。特列佐尔卡呛了几口水,急急忙忙地往回游,在人群边抖了抖身上的水,又在岸边上蹭了蹭背。当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快游到对岸那一会儿,两个车夫也拿着一张卷在棍子上的渔网向柳树奔去。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知为什么举起双手,一而再、再而三地钻进水里,每次都从嘴里喷出一股水,潇洒地甩甩头发,对从四面八方向他提的各种问题一概不答理。终于他爬上岸来,他吩咐人把渔网撒下。过一会儿渔网被拉了上来,网里除了水草和几条在水草中欢蹦乱跳的小鲫鱼之外,一无所获,当渔网再次被拉上时,我也跑到了那一边。只听到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在发号施令的声音、湿绳子拍击水面的响声和人们惊恐的叹息声。系在渔网右边的湿绳子上缠着越来越多的水草,绳子也越来越多地被拉出水面。“现在大家一齐拉,一同使劲,拉!”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喊道。浸透了水的鱼漂浮了上来。“像有个什么东西,拉起来怪沉的,伙计们。”有人说。

渔网两端被拉上了岸,网里跳蹦着两三条鲫鱼,渔网压到草地上,把草地也弄湿了。在拉紧的网里,通过薄薄一层被搅浑的水,露出一件白色的东西。在死一般的沉寂中,人群里发出一阵虽不很响但异常清晰的惊叹声。“一齐使劲拉,拉到干的地方!”传来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果断的声音,于是大家便把淹死的人拖过刚割了牛蒡和龙芽草草茎的地方,直拖到柳树旁边。

我似乎又看见我那穿丝绸衣裙的慈善的老姑妈,看见她那把带穗子的紫色阳伞(这把伞跟这副简单得可怕的死亡画面不知为何显得如此不协调),看见她那立刻要放声大哭的神态。

我记得这张脸上显出一种用金车素药也治不了的绝望神情。我也记得,她怀着纯真而自私的爱心对我说:“咱们走吧,我的孩子。唉,这多可怕呀!可你老是一个人去洗澡、游水。”我记得我听到这话时所体验的痛苦和悲哀的感情。

我记得,那天的太阳好毒呀,它像火似的烤着我脚下干裂的土地,阳光在波平如镜的池水上戏玩,大鲤鱼在池边蹦跳,一群群小鱼在池中央搅得水面泛起涟漪;一只老鹰在天空高高地盘旋,盯着一群在水中一边玩闹、一边穿过芦苇向池塘中央游去的小鸭。酝酿着雷雨的蓬松白云已聚集在地平线上,被渔网拖到岸边的污泥已渐渐地消散了。当我走过堤岸时,又听见了回荡在池面上的捣衣声。

这种捣衣声仿佛是由两根捣衣槌合奏的三度音,这种声响折磨得我难受,况且我明白这槌声就是铃声,费奥多尔·费利佩奇又不让它停息下来。这槌声像刑具一般压着我那只冻僵了的脚。我睡过去了。

我们的雪橇跑得飞快,我被惊醒了。我的身旁有两个人在谈话。“听我说,伊格纳特,伊格纳特!”我的驿车夫说,“把我的乘客带上吧,你反正得回去,而我何必白赶一趟呢?你给捎上吧!”

伊格纳特的声音就在我的近处回答说:“让我承接一位乘客,给啥好处呢?……你出一瓶白酒吗?”“哼,一瓶!……出半瓶吧——就这么定。”“瞧你说的,半瓶!”另一个声音喊道,“为了半瓶白酒就让马累个半死?”

我睁开了眼睛。眼前依然是那令人厌烦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依然是那些车夫和马匹,不过我还看见旁边有一辆雪橇。

我的驿车夫赶上了伊格纳特,我们齐头并进了好一阵子。尽管另一辆雪橇上有人劝他少于一瓶白酒就不干,可伊格纳特还是突然让雪橇停了下来。“搬过来吧,就这么说定了,算你走运。明儿个一到站,你就拿半瓶酒来。行李多吗?”

我的驿车夫以其未曾有过的灵活劲儿跳到雪地上,向我鞠了个躬,请我去换乘伊格纳特的雪橇。我完全同意了。看来,这个敬畏上帝的庄稼人高兴极了,他很想对别人表露一下谢意和喜悦。他一再鞠躬,向我、阿廖什卡、伊格纳什卡道谢。“真是谢天谢地!要不然真够呛!走了半宿,自个儿都不清楚奔到哪儿。他会把您送到的,老爷,我的几匹马实在跑不动啦。”

接着他起劲地把我的行李一件件搬下来。

在他们搬行李的时候,我顺着风(它就像吹着我走的)走到第二辆雪橇旁边。那雪橇上,特别是那两个车夫用上衣顶在头上挡风的那一边,雪已积了四分之一俄尺左右;而在上衣下边倒是又安静又舒适。那小老头依然伸着双腿躺着,那讲故事的人继续在讲故事:“当时那将军奉了圣旨前往牢狱去探望玛丽亚,就在这时候玛丽亚对他说:‘将军!我无求于你,也没法爱你,这么说吧,你不是我所爱的人,而我所爱的人就是那个王子……’就在这时候……”他正要往下讲,可一看见我,便停了一会儿,猛抽起烟斗。“怎么,老爷,您也来听故事吗?”那个被我称为好出点子的人说。“你们这儿倒挺好,挺快乐!”我说。“哪儿呀!随便解解闷呗,至少不用去瞎伤脑筋了。”“那么,你们知道不,咱们这会儿在哪儿呀?”

我感觉到车夫们不高兴我提这个问题。“谁搞得清在哪儿?说不定已跑到卡尔梅克人的地盘上了。”那好出点子的车夫回答道。“那咱们该怎么办?”我问。“怎么办?就这么走呗,兴许走得出去。”他以不满的语调说。“要是咱们走不出去,马儿在雪地里又走不动了,那可怎么好呢?”“那有什么!没关系。”“会冻死的。”“那可能,因为眼前连个草垛都瞧不见:看来咱们真的跑进卡尔梅克人的地盘了。重要的是要看这场雪。”“你是不是怕冻死呀,老爷?”那小老头用发颤的声音说。

虽然他似乎在嘲笑我,可看得出,他也冻得直发颤。“是呀,天气冷得很哪。”我说。“唉,老爷你哪!你该像我这样,时不时地下来跑跑,那样你会变暖和的。”“最要紧的是你得跟着雪橇跑。”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说。七“请过来吧,都安排好了!”阿廖什卡从前面那辆雪橇里朝我喊道。

暴风雪刮得凶极了,我只好向前低低弯下腰,双手抓住大衣的前襟,在被风从脚下吹舞起来的雪花中,勉勉强强走完我与我要上的那辆雪橇之间的几步路。我原先的驿车夫已跪在那空雪橇的中间,一看见我,便摘下头上的大帽子(这时候他的头发被狂风吹得竖了起来),向我讨酒钱。他大概也没指望我会给他,所以我拒绝了他,他一点也不感到扫兴。他还是向我道了谢,戴上帽子,对我说:“上帝保佑你,老爷……”接着拽了拽缰绳,咂了咂嘴唇,就离我们而去了。随后,伊格纳什卡扭了一下整个背,吆喝一下马。于是马蹄的踩雪声、车夫的吆喝声和铃铛声又掩过了风的呼啸声——当雪橇停下不动的时候,风的呼啸声格外的响。

换乘到另一辆雪橇后,约有一刻钟我没有睡着,观察这个新车夫和马匹作为消遣。伊格纳什卡神气地坐着,身子不停地上下跳蹦,向马挥动那挂着鞭子的手臂,吆喝着,让两脚相互碰碰,又常常俯身向前,整整辕马身上老向右边滑的皮颈套。他个子不大,但身体看来挺棒。他穿了一件短皮袄,外边又套了一件不束腰的厚呢上衣,上衣的领子几乎大敞着,脖子全露在外面;靴子不是毡的,而是皮的;帽子很小,他时常把它脱下来,整一整重新戴好,耳朵只有头发遮着。从他的一举一动中不但显示出他的充沛精力,而且我觉得他也是有意给自己鼓励。不过,我们越往前走,他就越经常地去整整衣服,在座位上蹦跳着,让两脚相互碰撞,一边还跟我和阿廖什卡聊天:我觉得他是怕自己气馁。这也是不无原因的:虽然他的几匹马都很棒,可是路一步比一步难走,马已跑得没劲了:用鞭子狠抽才能勉强赶路。那辕马是匹鬃毛蓬松的好马,连它也绊了两次跤,一惊之后立即奋力向前,但低低垂下的鬃毛蓬蓬的脑袋还是差点儿挨到脖下的铃铛。我无意间也看到右边的那匹拉梢马,它那挂着长长的皮缨子的颈套老向外边移动、晃悠,显然它放松了套绳,所以常要挨鞭子。但是按一匹好马、甚至一匹烈马的习性来说,它似乎为自己的气力不足而恼恨,气冲冲地垂下或昂起脑袋,去拉紧缰绳。看起来情况确实可怕:暴风雪越刮越凶,天气也越来越冷,这几匹马已跑得有气无力,路又变得更加难走,再说,我们根本不清楚自己眼下身在何处,该往何处奔,别说是去驿站,就连一处避风雪的地方也找不到。可是铃铛响得那么自然、欢快,伊格纳什卡吆喝得又那么精神、潇洒,仿佛我们是在过节,是在寒冬季节阳光璀璨的中午在乡间大道上乘车出游似的——听来令人感到又可笑又古怪。主要的是,我们一直乘雪橇在跑,飞快地跑,离开原先所在的地方向某处瞎奔——想想就觉得奇怪。伊格纳什卡唱起一支歌,虽然他用的假嗓难听死了,可他唱得那么高亢,那么有板有眼,还时常杂以几声口哨。听着他的歌唱,如果还感到害怕,那简直办不到。“嘿——嘿!扯着嗓子穷唱什么呀,伊格纳特!”传来那个好出点子的人的声音,“歇一会儿吧!”“什么?”“歇——一歇!”

伊格纳特停住了唱。一切又沉寂下来,只有风在吼叫呼啸,雪花旋飞着,更浓更密地落进雪橇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来到我们的雪橇旁。“有什么事?”“什么事!到底往哪儿跑呀?”“谁知道呢!”“怎么,脚冻坏了,干吗拍拍碰碰的?”“全冻僵了。”“你最好下去走一趟吧:瞧那边像是有卡尔梅克人的游牧营帐。走一走也可以暖和一下脚嘛。”“行呀。你把马给拽住。”

伊格纳特便向人家所指的方向跑去。“应该常下来瞧瞧、走走,这样就找得到道。要不瞎跑一气管啥用!”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对我说,“瞧,让马累得大汗淋淋的!”

在伊格纳特前去找路的那段时间里(他去了好大一阵子,我真担心他可能迷路),那好出点子的车夫以自信而平静的语调告诉我说,在刮暴风雪的时候应该如何行动,他说最好是给马卸了套,让它自个儿跑,它准能把你领上道;有时也可看星星去辨认方向;他还说,要是让它来带路,我们可能早就到站了。“怎么样,找到了?”他问伊格纳特。后者踩着几乎齐膝深的雪,费劲地一步步走回来。“找是找到了,看见那些营帐了,”伊格纳特喘着粗气答道,“可搞不清是什么人的。我说,伙计,说不准咱们奔到普罗尔戈夫林场上来了。应当往左走。”“瞎说什么呀!这完全是咱们自己人的游牧点,就在镇子后面嘛。”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反驳道。“我说不对!”“我一瞅就知道了:准定是它,要不是它,那就是塔梅舍夫斯科。还得一直往右走:正好去大桥,也就是到八号里程标。“跟你说了,那不是!反正我亲眼见的!”伊格纳特恼火地答道。“唉,伙计!你还算个车夫哪!”“是车夫咋的?你自个儿去瞧嘛。”“我去干啥呀?本来我就知道。”

伊格纳特看来气火了,他不再答理,跳上驭座驾雪橇继续向前。“瞧,两脚都冻僵了,简直暖和不过来。”他对阿廖什卡说,两只脚继续更频繁地相互碰撞着,而且抠出掉进靴筒里的雪,撒了出去。八“难道我就要死了吗?”我朦朦胧胧地想道,“常言说,冻死往往从睡觉开始。冻死还不如淹死的好,淹死了,人家会用网拉我上来;不过,淹死也好,冻死也好,反正是一码事,只要没有这根棍子硌在背下,能眯瞪会儿就好。”

我打了一会儿盹。“可是这一切如何是好呢?”我睁了一下眼睛,细瞧了瞧白雪覆盖的旷野,心里突然这样说,“这将如何是好呢?要是我们找不到草垛,马又停下不走——这种情况似乎眼看就要发生——那我们可全得冻死。”说心里话,我虽然有点儿害怕,但盼着我们会发生某种不同凡响的、具有点儿悲壮味的事,这种愿望在我心里压过了轻微的恐惧。我觉得,若是天亮之前,这几匹马能自动地把我们这些冻得半死的人(甚至要有几个完全冻得呜呼哀哉了的人)运到老远的、不熟悉的村子去,那就算不错的了。这一类的幻想异常清晰而迅速地在我面前飞掠而过:马站住了,雪越积越厚,只看得见马身上的车轭和耳朵。骤然间伊格纳什卡驾着他那三套马橇车出现在高处,并从我们身边驶过。我们求他,呼喊他,请他把我们捎上。可是声音被风吹走了,无声无息。伊格纳什卡窃笑着,吆喝着马,吹着口哨,离开了我们,消失在一个积雪老深的山沟里。小老头跃上马,摆动胳膊肘,想要急奔前去,可就是在原地动不了;我原先那个戴大帽子的车夫朝他扑了过去,把他拉下马,打翻在雪地,再踏上一只脚。“你是个搞邪术的东西,”他喊道,“你是个爱骂娘的坏家伙!咱们得一起去找路。”然而小老头用脑袋钻过雪堆:他与其说像个小老头,倒不如说像只兔子,一跳就从我们身旁溜开了。所有的狗都前去追他。那个好出点子的人(他就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哩)说,大家围成一圈坐,即使雪把我们埋住了,也不要紧:我们挤在一起就暖和了。此话不假,我们感到又暖和又舒服,只是想喝点什么。我取出食品箱,请大家喝带糖的罗姆酒,我自己也痛痛快快地喝着。那个爱讲故事的人讲了一个关于彩虹的故事——他正说着,我们的头上就出现了一个雪砌的顶棚和一道彩虹。“现在咱们在雪地里各造一间小屋,大家都睡一觉!”我说。雪像皮毛似的又柔软又暖和。我给自己造了间小屋,正想进去,但此时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瞧见我的食品箱里有钱,便说:“慢!把钱交出来。你反正是一死!”说罢便抓住我的一条腿。

我把钱给了他,只求他放了我,然而他们不信我只有这些钱,想要干掉我。我抓住小老头的手,怀着无法形容的欣慰吻起他的手来。那小老头的手真是很柔软很可爱。他起初把手缩了回去,而后来就伸过来让我去吻,甚至还伸过另一只手来抚慰我。然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走过来吓唬我。我跑进自己的房间里,但这不是什么房间,而是一条长长的白色走廊,还有一个人拽住我的双腿。我使劲挣脱着。在那个拽我的人的手里仍留下了我的翻毛衣服一块皮,而我只感到冷和羞愧。更令人羞愧的是,我那姑妈拿着阳伞和顺势疗法的药箱,同那个淹死鬼手挽手向我迎面走来。他们笑着,不理解我向他们所打的手势。我向雪橇奔去,两脚在雪地上蹭着;而那小老头挥动两个胳膊肘前来追我。小老头已经追近了,可是我听见前面有两口钟在响,我知道,如果我跑到那两口钟旁,我就有救了。钟声听得越来越清;可是那小老头把我追上了,他扑过来用肚子压在我的脸上,于是我就几乎听不见钟声了。我又一把抓住他的手,开始吻它,然而那小老头原来不是小老头,而是那个淹死鬼……他喊道:“伊格纳什卡!停一下,那边不是阿赫梅特卡的草垛吗?像极了!你去瞧瞧!”这真是太可怕了。不行!我最好醒过来吧……

我睁开眼睛。风掀起阿廖什卡的大衣前襟,遮到我的脸上。我的一只膝盖露在了外面,我们的雪橇跑在光溜溜的冰凌上,铃铛的三度音和回荡在空中的颤悠的五度音合到了一起,响得分外清晰。

我想瞧瞧哪儿有草垛,可是没有见到草垛,我放眼望去,却瞅见一座带有阳台的房子,还瞅见一座带有雉堞围墙的堡垒。我可没有心思去细细观察这座房子和堡垒。我主要是想再看看我曾跑过的那条白色的走廊,听听那教堂的钟声,亲亲那小老头的手。我又闭上了眼睛,睡了过去。九

我睡得很死,然而在梦中老是听见那三度音的铃铛声。我似乎看到它有时像一只狗,汪汪叫着,向我扑来;有时又像一架风琴,我成了风琴中的一根簧管;有时又像是我作的一首法文诗。有时我觉得这三度音就是一种刑具,它不断地钳着我的右脚跟。它钳得那么厉害,让我都疼醒了。我睁开眼睛,按摩一下脚。脚已有些冻僵了。夜色依然那么亮堂、朦胧、洁白。我和雪橇依然是那样被晃来晃去;那个伊格纳什卡还是侧身坐着,时不时地拍打着双脚。那匹拉梢马依然伸长着脖子,腿抬得不高,在深深的积雪上小跑,颈套上的缨子摇来晃去,拍击着马肚子。鬃毛飘飘的辕马脑袋,把套在车轭上的缰绳拉得时紧时松,有节奏地晃动着。而这一切上的雪遮盖得比先前更厚了。雪在车前和车旁打着旋,落在滑木和马腿上,深达马膝盖,还从上面落到衣领和帽子上。风忽左忽右地玩弄着伊格纳什卡的厚呢上衣的领子、衣襟和那匹拉梢马的鬃毛,在马轭上和车辕间呼吼着。

天气变得冷极了,我刚从领子里探出脑袋,那冰冷的干雪便纷纷落在我的睫毛上、鼻子上和嘴巴上,钻到脖子后面。我环顾一下四周,一切都是白白亮亮的,除了光和雪之外,一无所有。我害怕得发抖。阿廖什卡在我的脚边、在雪橇的最里边睡着了,他的整个背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伊格纳什卡没有垂头丧气,他不断地拽拽缰绳,吆喝着,拍碰着双脚。铃铛声响得依然那么奇妙。马儿不时地打着响鼻,仍在向前奔跑,不过跑慢了。伊格纳什卡又蹦了一下,挥了挥手套,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歌来。没待唱完歌,他便停住了雪橇,把缰绳扔在前座上,爬下雪橇。风狂号起来,雪像从簸箕里倒出来似的,猛撒在大衣的前襟上。我回头一瞧:我们后头的第三辆雪橇不见了(它不知在何处掉队了)。在第二辆雪橇旁,在一片白茫茫的飞雪中,可以看到那小老头倒换着双脚在跳蹦。伊格纳什卡离开雪橇三四步,在雪地上坐下来,解开腰带,动手去脱靴子。“你这是干什么呀?”我问“得换换靴子,要不然双脚会全冻僵的。”他答道,一边继续脱换靴子。

要从衣领里伸出脖子去瞧一瞧他是怎么干这事,我实在觉得冻得要死。我挺直身子坐着,一边瞅着那匹拉梢马。它伸出一条腿,疲惫不堪地摆动着那条扎短了的、落满了雪的尾巴。伊格纳特跳上驭座时,雪橇为之一震,这一下就把我震醒了。“我说,咱们在哪儿呀?”我问,“天亮前到得了不?”“放心吧,会把您送到的。”他回答,“眼下我已换了双靴子,脚暖和多了。”

他又赶路了,铃声响了起来,雪橇又开始摇摇晃晃,风又在滑木旁呼啸着。于是我们又在漫无边际的雪海中航行了。十

我睡得死沉沉的。阿廖什卡蹬了我一脚,把我蹬醒了,我睁开了眼睛。此时已经是早晨,可觉得比夜间还冷。雪已不下了,可强劲而干燥的风仍然把雪粉撒到地上,特别是撒到马蹄和滑木近旁。右边,东方的天色依然是阴沉的,一片深蓝;不过一条条明亮的橘红色斜晖已越来越明朗地映现在空中。头顶上,透过飞跑着的、被朝阳微微染红的白云,可以看见淡淡的蓝天;左边的云在飘动着,明亮而轻盈。目力所及,到处尽是深深的白雪,层层叠叠。有一处还可看到一个发灰的小丘,细小而干燥的雪粉越过那小丘不断飞旋而去。既不见雪橇,又不见人踪兽迹。车夫和马的背部轮廓及颜色即使在白色的背景下也显得清清楚楚……伊格纳什卡那深蓝色帽子的帽圈,他那衣领、头发乃至靴子都变白了。雪橇也被雪全盖住了。瓦灰色辕马的整个右半边脑袋以及脖子上的鬃毛也都沾满了雪;靠我这边的那匹拉梢马的腿,在雪里陷到了膝盖,它那整个臀部的右侧已落满了雪,显得蓬蓬松松。颈套上的缨子合着某种旋律的节拍在跳动着,那拉梢马自己还是照样跑着,不过从它那塌陷进去的、频频起伏着的肚子和那双搭拉下来的耳朵可以看出,它已累得够呛了。只有一样新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就是里程标。里程标上的雪不断掉落在地上,风自右边刮来,在里程标周围堆成一座雪山,而且还在猛吹不已,不断把松散的雪从一边吹到另一边。使我深感惊讶的是,我们就驾着这几匹马不知所往地瞎跑了一整宿,用了十二个小时,算终于到了目的地。我们的铃铛响得似乎更欢了。伊格纳特不时地裹紧衣服,吆喝几声。在后边,马打着响鼻,小老头和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所坐的雪橇的铃声也响个不停。可是那个老睡大觉的车夫肯定在原野上跟我们失散了。我们又跑了半俄里之后,便看到了雪橇和三套马橇车新留下的辙迹,那上面已盖上了薄薄的一层雪,我们还偶尔在车辙间看到一些淡红色的血迹,这大概是马蹄相互踩伤所留下的。“这是菲利普!瞧,他赶在咱们前头去了!”伊格纳什卡说。

我一瞧,路旁的雪地里有一座挂着招牌的小房子,它的屋顶和窗户几乎都被雪埋住了。这小酒馆旁边停着一辆由三匹灰马拉的雪橇,马的毛都被汗湿透而变鬈曲了。它们叉开腿,搭拉着脑袋。门口的雪已被铲净,门旁还立着一把铁锹。可是风仍在呼呼地吹着,不断把屋顶上的雪刮下来,吹得它们四处飞旋。

一听到我们的铃声,门里便出来一个大块头、红头发的车夫,他满脸通红,手里端着一杯酒,嘴里嚷嚷着什么。伊格纳什卡向我转过头来,请我允许他停下车。此刻我才头一回看见他那张脸。十一

他的脸并不像我依据他的头发和身材所想象的那样黝黑、干瘦、长有一个直挺的鼻子。这是一张圆圆的、乐呵呵的脸,长着翘鼻子、大嘴巴,还有一双明亮的、浅蓝色的圆眼睛。他那两腮和脖子都是红红的,仿佛用呢子擦过似的;他的眉毛、长长的睫毛以及均匀地覆盖着他脸下方的面毛上都沾满了雪全变成白色。到驿站只剩下半俄里了,我们便停下来歇歇。“不过得快点儿。”我说。“就一会儿。”伊格纳什卡答道,一边跳下驭座,走到菲利普跟前。“来点儿,伙计。”他说,一面脱下右手手套,把手套和鞭子一起扔在雪地上,接着一仰脖子,把递给他的那小杯白酒一饮而尽。

酒馆里的一个酒保,没准是个退伍的哥萨克,手里拿着一瓶半升装的酒,从门里走了出来。“哪位要来点儿?”他问。

高个子瓦西利是个有点消瘦的庄稼汉,长着棕褐色头发,蓄着山羊胡子。那个好出点子的人则是个胖子,头发是淡黄色的,红红的脸上围着半圈浓密的白色大胡子。他们俩走了过来,各喝了一小杯。那小老头也走到这帮喝酒的人跟前,可没有人给他酒喝,他只好走开,走到那几匹在雪橇后头拴着的马身边,抚摩起其中一匹的脊背和屁股。

小老头正是我所想象的那副模样:又瘦又小,脸色发青,满是皱纹,蓄着稀稀的下巴胡,尖尖的鼻子,一口磨损了的黄牙。他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车夫帽,可是那件短皮袄却很破旧,溅满柏油,肩部和下摆都破了,既拢不住膝盖,也遮不住掖在大毡靴里的粗麻布裤子。他腰弯背驼,皱眉蹙额,脸部和双膝都在打颤,他在雪橇旁捣鼓着,显然是要让身子暖和些。“喂,米特里奇,给你来半瓶酒好吗?喝了就暖和啦。”

那个好出点子的车夫对他说。

米特里奇的脸抽搐了一下。他整了整那匹马的马套,又整了整车轭,然后向我走来。“我说,老爷,”他从自己的白发上脱下帽,深深鞠了一躬,说道,“跟您东闯西撞地找了一整宿的路,您就赏我半瓶酒喝喝吧。这是实话,老爷,大人!”“要不然,身子没法暖和过来。”他带着讨好的微笑添上一句。

我给了他二十五戈比。酒保拿出半瓶酒,给小老头斟了一杯。他脱下握着鞭子的手套,伸出一只又小又黑、粗糙而又有点发青的手去接杯子;可是他那大拇指仿佛是别人的似的,不听他使唤:他拿不住酒杯,它掉到了雪地上,酒全撒了。

在场的所有车夫都哈哈大笑。“瞧,米特里奇冻成那个德行!连酒杯都拿不住了。”

米特里奇为撒了酒而大感懊恼。

不过,人家又给他斟了一杯,并直接灌进他嘴里。他一下便变得乐滋滋的,跑进酒馆里,点上了烟斗。露出那一口磨损了的黄牙,每说一句话都骂骂咧咧。车夫们喝完了所剩的半瓶酒,就各奔各的雪橇,我们又动身了。

雪显得越来越白、越来越亮,瞧起来异常刺眼。橘红色的、浅红色的一道道霞光越来越高、越来越耀眼地在天空中放射开来;一轮红日透过灰色的云层出现在地平线上;天空也变得越来越亮、越来越蓝了。村子附近的大路上的车迹显得一清二楚,稍呈黄色,某些路段有点坑洼不平;在那严寒而凝缩的空气中,使人产生一种惬意的轻松感和凉爽感。

我这辆橇车跑得飞快。那辕马的脑袋、脖子,连同那飘在车轭旁的鬃毛也在迅速地晃动,而且几乎是在同一地方——在那个铃铛下晃来晃去。铃铛里的铃舌已不是在敲打,而是在蹭磨铃壁。两匹拉梢的好马齐心协力地紧拉着冻得发弯了的边套,在起劲地奔腾,缨子不断地拍着马的腹部和颈套下方。有时,一匹拉梢马从踩出的路上摔到了雪堆上,但立刻就从那里蹦了出来,踢得雪花四溅,迷人眼睛。伊格纳什卡用欢快的高音吆喝着;干冷的冰碴在滑木下发出刺耳的响声;后面响着两只铃铛清脆的兴高采烈的叮当声,还可听见车夫们醉醺醺的吆喝声。我往后一瞧:两匹拉梢的鬃毛蓬松的灰马伸长着脖子,弯咬着马嚼,呼吸均匀地在雪地上驰骋着。菲利普挥了挥鞭子,整了整帽子,那小老头跷着两腿,仍跟先前一样躺在雪橇的正中。

过了两分钟后,雪橇就在驿站门前清扫过的木板上嘎嘎地响开了,伊格纳什卡便向我转过他那沾满雪花、散发着寒气的乐呵呵的脸。“终归把您送到了,老爷!”他说。(1856年2月11日)张耳 译卢塞恩——德·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抄7月8日

昨日傍晚我抵达卢塞恩,住在当地一家最佳的旅馆——瑞士饭店。“卢塞恩是一座古老州城,位置就在四个州交界的湖畔,”默里说,“它是瑞士最具浪漫情趣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三条要道交会,坐一小时的轮船便可到里吉山,从山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一处最壮观的胜景。”

不管真也罢假也罢,反正其他的导游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各国的旅游者,尤其是英国人,来卢塞恩观光的,多得不可胜数。

这家瑞士饭店乃一五层的宏伟建筑,是不久以前建成的,它耸立在湖畔的堤岸上。那里早先有一座带顶盖的曲形木桥,桥的四角都有小教堂,桥顶悬梁上雕有圣像。由于英国人的大批到来,如今依照他们的需要和趣味,依靠他们的资金,拆掉了那座旧木桥,在原地修起了如棍子般笔直的根基坚固的堤岸,在堤岸上又盖起了几幢方方正正的五层楼房。房前植了两排小椴树,都用棍子支撑着,在椴树之间照例摆上绿色的长凳。这是供人游乐消闲的地方,头戴瑞士草帽的英国女士们和身着舒适耐穿服装的英国男士们常在这里徘徊漫步,为自己的这种创作而洋洋得意。也许,这些堤岸、房屋、椴树以及英国人若处于旁的某些地方是很得体的,惟独不该在这儿,在这种异常雄伟而又难以言表的和谐与柔和的大自然中格外显眼。

当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面湖的窗子时,这儿的湖光山色和苍穹之美在最初的瞬间简直令我眼花缭乱、震惊不已。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需要把骤然充溢于我心中的感情表露一下。这一会儿我真想去拥抱一下什么人,紧紧地抱抱他,胳肢胳肢他,捏捏他,总之,要对他和自己干点什么迥乎寻常的事。

傍晚6时许,下了整天的雨已放晴了。像燃烧的硫黄似的淡蓝色湖上泛着几叶扁舟,后面出现一道道顷刻即逝的浪痕。湖水平静如镜,似乎特别显眼地铺展在窗前的草木纷披的绿岸之间,并向前伸展。可是在两座巨大的陡堤之间被压拢,湖水变暗了,随之在层层叠叠的谷地、山峦、暮霭和冰块中被挡住,消失了。近处蜿蜒着湿润鲜绿的湖岸,岸上点缀着芦苇、草地、花园和别墅;再往前是一些草木葱茏的深绿色梯岸,岸上有些古堡的残垣断壁;视线尽处则是连绵的淡紫色远山,尽是巉岩峭壁和淡白色雪峰。一切都浸在柔和透亮的天蓝色中,并被从云缝间投下的炎热的落日余晖照耀着。无论湖上、山上和天空上都看不见一根完整的线条、一片完整的色彩和一个同样的瞬间;到处都在动,在失衡,显得奇离古怪,阴影和线条混杂交合,千变万化,可是一切又显得那么宁静、柔和、统一,展示出美的必然性。然而在这儿,在我的窗前,就在这种变化不定、浑然自在的美中,却愚蠢地、古怪地横着一道棍子似的堤岸,还种植着用棍支着的椴树,摆着绿色的长凳——这些寒碜而俗气的人工造物,不但没有像远处的别墅和废墟一样,沉没在美的整体和谐之中,相反,正粗暴地破坏了它。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触到这条直得可怕的堤岸线上,而心里老想把它推开,把它毁掉,就像抹掉眼旁鼻子上的黑点一样;可是那有英国人在散步的堤岸依然待在那儿,我只得竭力去寻找一个看不到它的视点。我学会这样的观赏法,在晚餐之前,我就自个儿默默地欣赏着,把在大自然中所体验的那种虽不充分但很甜美的情感细加品味。

7点半时,有人来唤我去用晚餐。在底层的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餐室里,摆着两张至少可供一百人就餐的长餐桌。旅客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女士们衣裙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还有跟彬彬有礼、举止优雅的侍者们悄悄的谈话声——这些轻微的动作大约持续了三分钟;男士们和女士们终于把各个座位坐满了,他们穿得都极为漂亮,甚至相当阔气,一般又非常整洁。在瑞士通常大部分旅客都是英国人,所以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征就是保持严格的礼节,不大相互交谈(这不是出于傲慢,而是由于没有接近的必要),以及由于自己的需要得到适当而愉快的满足而怡然自得的神情。四面八方都亮闪着雪白的衣领、雪白的真牙和假齿、白白净净的脸和手。那些脸孔,其中很多是挺漂亮的,只表现出一种个人的惬意感,至于对直接与己无关的周围一切,他们的表情则是十分的冷淡;那些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为了整整衣领、切切牛肉、斟斟酒才动几下,任何内心的激动都不会反映在手的动作上。家庭成员之间偶尔也低声地交谈几句关于某种菜肴或酒的美味,或交谈几句关于在里吉山上看到的美景。单身的男女旅客默默地并排坐着,不互瞧一眼。这百来人中如果有两个人偶尔聊上几句,那准是聊天气、聊登里吉山的事。几乎听不到刀叉和盘子的擦碰声,菜肴是被小口小口地吃着,吃豌豆和青菜时必定使用叉子;那些侍者不由得也恪守这种共同的静默,轻声细语地问客人要哪种酒。这样的用餐气氛总是使我感到压抑,很不舒畅,结果便变得郁郁然。我总觉得像犯了什么过错而受惩罚似的,就像小时候由于淘气而被放到椅子上,人家讽刺地说:“歇一会儿吧,宝贝!”——那时候如果我还听到哥哥们在隔壁房间里的嬉闹声,我血管里的年轻血液就会翻腾。

以前我曾拼命反抗在这样用餐气氛中所感受的压抑,可是白搭,这一张张死气沉沉的脸给了我难以抗拒的影响,所以我也变得死气沉沉了。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连看都不看了。起先我曾试着跟邻座的人侃几句,可是除了在同一地方由同一个人显然重复了千百次的套话之外,我就没有得到过旁的答话。要知道所有这些人既不是笨,也不是缺乏感情,或许,这些麻木的人们中的许多人有跟我一样的内心生活,许多人的内心生活也许比我的更复杂更有趣得多。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要让自己失去人生的一大乐趣——与人相互交谈的乐趣呢?

我们在巴黎的旅馆生活可就不大一样了。在那儿,我们二十来个人尽管国籍、职业和性格截然不同,但在法国社交风气的影响下,大家聚到一张桌上共餐,就像聚在一起玩乐一样。

在那儿,谈话会从桌子的一端传到另一端,话里充满戏谑和俏皮,即使常常用的是一些半通不通的词句,但都会立即融成一片。在那儿谁都不顾虑什么后果,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在那儿,我们有自己的哲学家、自己的辩论家、自己的bel esprit、自己的嘲笑对象,什么都是共同的。在那儿,吃过晚餐之后,我们就立刻把桌子移开,就在那沾满尘土的地毯上不管合不合节拍地跳起la polka,一跳就是一个晚上。在那儿,我们虽然有些轻浮、不很聪明、不大受人尊敬,可是我们都是人。那风流韵事不断的西班牙伯爵夫人,那在饭后朗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那可自由出入杜勒利宫的美国大夫,那蓄着长发的青年剧作家,那自称创作了世界最优秀的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那每根手指上都戴着三颗宝石戒指的不幸的漂亮寡妇:我们相处全都很有人情味的,虽然有些表面化,但彼此都很友好,别后彼此都留有印象,有的人留下的印象浅些,有的却给人留下真诚亲切的回忆。然而在这英国式的table d’hôte上,我瞧着所有这些花边、绦带、宝石戒指、搽了发油的头发和绸缎衣服,心里常在想:这些装饰会使多少生气勃勃的女性变得幸福,也可使别的人感到幸福?想起来感到奇怪,有多少朋友和情侣——异常幸福的朋友和情侣——在这儿并肩而坐,也许就不明白这一点。天知道为什么他们从来都不明白这一点,从来不把他们所如此向往的也很容易赐予旁人的这种幸福相互赠与对方。

像平常这样的晚餐之后一样,我变得闷闷不乐,没有吃完最后一道点心,便郁郁寡欢地去市里溜达。没有照明的肮脏的街道、闭了门的店铺,与喝得醉醺醺的工人或与去打水的女人的相遇,或者与那些戴着帽子、在胡同里东张西望、贴着墙来来去去的女人的相遇,不仅没有驱散我的郁闷心情,反而使它更趋强烈。街上已经全黑了,我没有向四周张望,脑子里也没有任何想法,便向旅馆走去,指望睡上一觉,能摆脱这种阴郁的情绪。我心里变得极度的冷漠、孤独和沉重,一个人来到新的地方,有时会无缘无故地产生这样的情绪。

我只顾瞧着自己的脚下,沿着堤岸向所住的旅馆走去。蓦地,一种奇妙的、异常亲切悦耳的乐声令我猛吃一惊。这些乐声立刻让我精神一振。仿佛一道明亮欢快的光射进我的心坎。

我变得高兴了,快乐了。我那昏沉沉的注意力又重新投向了周围的各种事物。我先前无动于衷的湖光夜色的美突然像一件新奇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惊喜。霎时间我不由得发现那深蓝底上灰云密布的阴郁的天空被冉冉上升的月亮照亮了,那平静的墨绿的湖面辉映着万家灯火,远处是黑压压的群山,还有从弗廖申堡传来的蛙声和从对岸传来的鹌鹑清脆嘹亮的啼声。在我的正前方,在那个荡漾着音乐、最吸引我注意的地方,我看见在若明若暗的街道中央围了半圈的一群人,在人群前面没几步远处,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小个子。在人群和那小个子后面,在被深灰色云片分隔开的蓝色天空里,齐整地映出花园中几棵黑黝黝的杨树,在那古老教堂的两旁庄严地耸立着两个严整的塔尖。

我来到较近处,乐声显得更清晰了。我清楚地分辨出在远处夜空中甜美地回荡的吉他的完美和音与相互轮唱的歌声,它们唱的不是主旋律,但在唱到最动人处却烘托出了主旋律。那主旋律有点像优雅悦耳的玛祖卡舞曲。歌声显得时近时远,时而像男高音,时而像男低音,时而又像蒂罗尔人低徊婉转的假嗓。这不像是一支歌,而是像对一支歌曲的轻巧的素描。我弄不懂这是什么,可是它美极了。这些甜美低回的吉他和音,这种优美轻快的旋律,还有在黑沉沉的湖面、明亮的月光、两个默默耸立的高大塔尖以及花园中的黑黝黝的杨树所组成的奇幻背景上的这个黑衣人的孤单身影——这一切是多么奇怪呀,但又具有无法形容的美,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骤然间各种纷杂的、无意中冒出的生活印象都有了意义和魅力。我的心田里似乎开出了一朵鲜艳芬芳的花朵。片刻之前我对世界上的一切所感受到的厌倦、乏味、冷漠都消失了,我一下感到有爱的需要,并充满希望和对生活的不知缘由的乐趣。“要求什么呢?希望什么呢?”我不禁这样自问,“你瞧它,那美和诗意,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你。放开你的喉咙,尽你最大的气力吸进它吧,享受它吧,你还要什么呢!一切都属于你,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更走近了。那小个子看来像是四处流浪的蒂罗尔人。他站在旅馆的窗前,向前伸着一只腿,仰着头,一边弹吉他,一边用不同的嗓音唱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我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也很感谢他让我心里发生转变。我所能看到的是,他穿着一件很旧的黑外衣,剪得短短的黑发,头戴一顶俗里俗气的旧便帽。他的装束没有显出一点艺人的风度,可是那洒脱的、天真快乐的姿态和动作,以及他那矮小的身材,则形成了一道动人的、有趣的风景。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门口处,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盛装华服、宽裙飘逸的太太小姐们,衣领雪白的绅士们,穿着金边号衣的看门人和听差们;在街上,在围了半圈的人群中,在稍远的林荫道上的椴树间,停留着或聚集着衣着讲究的侍者们,头戴白帽子身穿白罩衫的厨子们,互相搂着腰的小妞们和漫步的人们。看起来他们也都体会到了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情感。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站在歌手的四周,专注地倾听着。四处静悄悄的,只有在歌声的间歇中,才听到从这处水面上飘来的节奏均匀的锤声,从弗廖申堡传来的时断时续、颤颤悠悠的蛙声,还间杂着鹌鹑的单调而甜润的啼声。

那小个子在幽暗的街上像夜莺似的唱着,唱了一曲又一曲,一段又一段。虽然我已来到他的近旁,可是他的歌声仍然给了我很大的快感。他那不很响亮的声音非常悦耳,他用来支配这声音的柔情、韵味和分寸感都是很不寻常的,表明他具有很高的天分。他重唱每一段时,每次都有不同的唱法,显然,这种巧妙的变唱都是由他自由发挥,即兴处理的。

从上边瑞士饭店和下边林荫道上的人群中,不时传来啧啧的称羡声,周围笼罩着一片充满敬意的沉静。在旅馆灯光的辉映下,姿势优美地倚立在凉台上、窗子里的衣冠楚楚的男士和女士越来越多。在悠然漫步的人们停下了脚步,在堤岸的阴影里、在椴树旁,到处都站有一些男男女女。在我旁边,离人群不远处站着两个抽着雪茄、带点贵族派头的听差和厨子。那厨子深深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在听到每个高亢的假嗓声调时,便喜不自胜地、似有所悟地对那听差点点头,挤挤眼,用胳膊捅捅他,那表情好像是说:“喂,他唱得怎么样,啊?”从那听差的满脸笑容上我看得出他对歌声也颇感满意,不过他只耸耸肩膀作为对厨子的回答,那意思是说,让他惊奇是很难的,因为他听过很多比这更好听的歌声。

在歌唱的间歇中,当歌手在清嗓子时,我就问那听差,那唱歌的是什么人,是否常来这儿。“是的,一个夏天他来两三回,”听差答道,“他是从阿尔戈维亚来的。是来讨点饭吃罢了。”“怎么,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来吗?”我问。“是的,是的。”听差没有一下弄明白我的意思,便这样回答。后来他明白过我的问话,又补充说:“哦,不!在这儿我只见到他一个。再没有旁人了。”

这时候那小个子唱完了第一支歌,麻利地把吉他一翻,用他的德国patois低声嘟哝了句什么。他的话我听不懂,可是它弄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他说的什么呀?”我问道。“他说嗓子太干了,想喝点酒。”站在我身旁的那听差译给我听。“怎么,他喜欢喝酒?”“这种人都这样。”听差回答说,笑了笑,朝他摆了摆手。

歌手脱下帽,抡了抡吉他,走近旅馆。他仰起头,面朝站在窗边和阳台上的先生女士们。“Messieurs et mesdames,”他用半意大利半德国的口音和魔术家对观众讲话时用的那种语调说,“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vous trompez;je ne suis qu’un bauvre tiaple.”他稍稍停顿,沉默了一会儿;但由于没有人掏给他一个子儿,他又举一下吉他说:“A prèsent,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chanterai l'air du Righi.”上边的听众没有吭声,但仍站在那里等听下一支歌曲;下边的人群中发出了笑声,也许是因为他说的话好奇怪,而且也因为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我给了他几个生丁,他很利落地把这几个钱从一只手扔到另一只手上,塞进坎肩的口袋里。接着他戴上了帽子,又唱起了他称为I’air du Righ i的、优美动听的蒂罗尔歌曲。他留到最后唱的这支歌,比先头唱的歌更为动人,在人数增多了的人群中,从四面八方都响起了阵阵赞叹声。他唱完了这支歌,又一次抡了抡吉他,脱下帽子,把它托向自己身前,向窗前挪近两步,又把那句不好理解的话重说了一遍:“Messieurs et mesdames,si vous croyez que je gagne quelque chosse.”看来,他以为这句话说得很巧妙很俏皮,可是在他的声音和动作中,我这会儿看出了他的某种犹豫和孩子般的胆怯,这跟他那矮小的身材一样特别显眼。那些斯文的听众依然在灯光照耀下的凉台上与窗口旁风姿优雅地站着,他们的华服盛装光彩照人。有些人温文尔雅地谈着话,看来是在谈论那个伸着手站在他们面前的歌手,有些人带着好奇的神态俯视着这个矮小的黑身影,从一个阳台上传来了一位年轻姑娘响亮而欢快的笑声。下边人群中的交谈声和笑声越来越响。歌手第三回重复了他那句话,不过他的声音更微弱了,甚至没有把话说完就又把拿着帽子的那只手向前伸去,但又立即缩了回来。那聚在一起欣赏他的歌声的成百个衣着华丽的人们中仍然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分钱。人们毫无同情心地大笑起来。我觉得那小个子歌手显得更小了,他一只手拿过吉他,另一只手把帽子举在头上,说:“Messieurs et mesdames,je vous remercie et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eit.”然后又戴上了帽子。人群中爆发出开心的大笑声。那些在安闲地交谈的漂亮的男士和女士们从阳台上慢慢走掉了。人们重新在林荫道上散起步来。在唱歌时寂静了一阵的街道又热闹起来,只有几个人没有向歌手走过来,而是从远处瞧着他发笑。我听见那小个子歌手在嘟哝着什么,转了一下身子,那身影仿佛变得更小了,他迈着快步向市里走去。那些边瞧他边散步的开心的人们仍在不远处目送着他,笑着……

我十分地惘然,搞不明白这一切是什么意思。我站在原来的地方,不知所以地瞧着那个在黑暗中渐渐远去的小个子歌手,他正迈着大步向市内迅速奔去,同时我瞧着那些嘲笑着目送他的散步的人们。我感到很难堪、很痛苦,更主要的是,我为那个小个子,为那一群人,也为我自己感到丢脸,好像是我在向人家讨钱,而人家什么也没给我,还对我加以嘲笑一样。我也没有回头张望,便怀着被钻痛的心,快步地向瑞士饭店门口走去。我只觉得有一种沉重的、无法解脱的东西堵在我的心头,压迫着我。

在气派而明亮的饭店门口,我遇上一个很礼让的看门人和一个英国家庭。一位壮健、魁梧、相貌堂堂的男士,蓄着黑黑的英国式络腮胡子,头戴黑色帽子,胳膊上搭着一条毛披巾,手里拿着一根贵重手杖,跟一位身穿奇特的绸质连衣裙、头戴饰有闪亮的缎带和极华美花边的帽子的太太手挽着手,懒洋洋地、自命不凡地走着。与他们并排而行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小姐,戴着一顶精致的瑞士女帽,帽上插着一支羽毛,á la mousquetaire,帽子下面她那白皙脸蛋的周围,垂着又软又长的淡褐色鬈发。在他们的前面,有一个十来岁的脸颊绯红的小妞在跳跳蹦蹦,从异常精致的裙花边下露出一双白白胖胖的小膝盖。“多美的夜晚呀!”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那位太太用甜滋滋的欢欣的嗓音说。“嗯!”那英国人懒洋洋地哼了一声,看来,他在这世上活得太惬意了,所以连话也懒得说。这种人似乎都觉得活在世上是如此安宁、舒适、干净、轻松,就连他们的动作和脸色上也都表现出对任何旁人的生活的冷漠。他们相信,看门人会给他们让路,会向他们鞠躬;他们一回来,就会有干净舒适的床铺和房间;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有权利充分享受这一切。因此我突然不由自主地把那个疲惫不堪、也许正饥肠辘辘的、羞愧地躲开嘲笑他的人群的流浪歌手跟他们这种人作了对比。我终于明白了,那像石头一般压在我心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并对他们这种人感到难以名状的气愤。于是我就在这个英国人身旁来回走了两次,每次都不给他让路,还用胳膊推他一下,觉得有说不出的痛快,然后我走下门口的台阶,摸着黑向朝那个小个子消失的地方跑去。

我赶上了在一起行走的三个人,向他们打听歌手在哪儿。他们笑了,指给我说,他就在前面。他一个人快步地走着,没有人向他靠近,我觉得他还在气嘟嘟地嘀咕着什么。我赶上了他,建议他与我一起去个地方喝瓶酒。他依然那样快步地走着,而且不满地回头瞅了瞅我;但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停下脚步。“好吧,既然您如此盛情,我只好从命了。”他说,“那边有一家小咖啡店,可以上那儿去——那是一家普通的店。”他指着那家还在营业的小酒吧补充了一句。

他说的“普通的”一词倒不由得使我决定不想去那家普通的咖啡店,而是到那些冷漠的听众住宿的瑞士饭店去。尽管他惶惶不安地几次谢绝去瑞士饭店,说那儿太奢华了,可是我坚持要去,他也就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乐滋滋地挥了挥吉他,跟着我一起沿着堤岸往回走。在我刚来到这歌手的身边时,有几个在闲步的人就凑了过来,想听听我说些什么,这会儿他们一边在嘀嘀咕咕,一边尾随着我们来到饭店门口,也许是盼着这个蒂罗尔人再演唱点什么。

我在过道里遇到一个侍者,便向他要一瓶葡萄酒。侍者微笑着,瞧了瞧我们,他不给任何回答,便跑过去了。我又向领班的侍者提了同样的要求,他神情严肃地听完我的话,又把这胆怯而矮小的歌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绷起脸吩咐看门人把我们领到左边的一个厅室去。这个左边的厅室是个招待普通顾客的酒吧间。在室内的角落里有一个罗锅的女佣在洗餐具,整个室内只摆有几张没上过漆的木桌子和几条长板凳。来招待我们的侍者露出温和却又带嘲笑意味的笑容瞧着我们,而且把两手插在两边的口袋里,一边跟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嘀咕着什么。显然,他很想让我们明白,他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要比这歌手高得多,然而他对侍候我们不但不感到委屈,反而感到挺好玩。“您要普通的葡萄酒吗?”他带着傲慢的神情问,一面对我的这位同伴挤挤眼,一面把一块餐巾从一只胳膊转搭到另一只胳膊上。“要香槟,拿最好的!”我尽量摆出极傲慢极神气的样子说。可是香槟也罢,我所装的傲慢和神气的样子也罢,对这个听差都毫不起作用。他冷笑了一下,瞧着我们稍站了一会儿,不慌不忙地看了看他的金表,然后迈着慢悠悠的步子走出餐室,仿佛散步似的。他拿着酒很快回来了,另外还跟来了两个听差。那两个听差在洗餐具的女人旁边坐了下来,带着开心的关注和温和的微笑欣赏我们,就像父母在可爱的孩子们快乐玩耍的时候欣赏他们一样。只有那个罗锅的洗餐具的女人似乎不是带嘲笑而是同情地瞧着我们。在这些听差火辣的眼光下,跟这位歌手侃聊虽然使我感到很难堪很不自在,可是我仍然尽可能大大方方地去做自己的事。在灯光下我对他看得更清楚了。他是个体格匀称、很有力气却很瘦小的人,几乎是个矮子。一头像鬃毛似的黑发,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泪汪汪的,不见睫毛,那张俊俏的小嘴异常招人喜欢。他蓄着短短的连鬓胡子,头发也不长,衣着极为寒酸。他邋邋遢遢,衣衫褴褛,皮肤晒得黑不溜秋,总之,像一个干粗活的人。与其说他像个艺人,不如说他像个穷小贩。只有他那湿润明亮的眼睛和那抿起的小嘴倒有些独特动人之处。从外相看,他的年纪约在二十五至四十之间;实际上他三十八岁。

他显然真心实意地叙谈了自己的生平。他是阿尔戈维亚人,年幼时便失去了双亲,又没有其他亲人。他从未有过什么财产。他学过细木工手艺,可是在二十二年前,他的一只手患了骨疽病,使他干不了活。他打小就喜欢唱歌,所以就去唱歌了。老外们有时丢给他一点钱。他就买了一把吉他,干起这一行来了。十八年来就在瑞士和意大利各处流浪,在旅馆饭店门前卖唱献艺。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把吉他和一个钱袋,而他的钱袋如今仅有一个半法郎,这就是他今晚的膳宿费。他每年都来一趟瑞士,跑遍最好的旅游胜地,如苏黎世、卢塞恩、因特拉肯、沙穆尼等等,这已是第十八回了。他经过圣·贝尔纳德前去意大利,又经过圣·哥达或萨瓦返回去。如今他走路都感到费劲了,因为他受了风寒,双腿发疼,他把这称为关节炎,这病变得一年重于一年,再加上视力和嗓音也差了。虽然如此,眼下他还要去因特拉肯、埃克斯累班,再经过圣·贝尔纳德前往意大利,那是他特别喜欢去的国度。总的说来,他似乎很满意自己的生活。当我问他为什么要回老家去,那边是否有亲戚,是否有房子和地产的时候,他那张小嘴仿佛打了褶一般,抿成一个快乐的微笑,接着他回答我说:“Oui,le sucre est bon,il est doux pour les enfants!”说着向听差们挤挤眼。

我一点不懂这话的意思,可是那几个听差都笑了起来。“我一无所有,要不我怎么这样东奔西跑呢?”他向我解释说,“我之所以要回去,就是因为故乡总有些让人挂念的东西。”

于是他露出狡黠自满的微笑再次重复了这句话:“Oui,le sucre est bon.”并温和地笑了起来。听差们也都高兴地哈哈笑了,惟有那个洗餐具的罗锅女人用她那双仁慈的大眼睛瞧了瞧这小个子歌手,并替他拣起在谈话时从凳子上掉下地的帽子。我知道那些流浪的歌手、玩杂耍的乃至变戏法的都喜欢称自己为艺人,所以我好几次对我的交谈者示意说他是个艺人,可是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这种身份,很简单,他认为自己所干的事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已。我问他,他所唱的歌是不是他自个儿创作的,他对这样奇怪的问题深感惊讶,他回答说,他哪能创作呢,这些全是古老的蒂罗尔民歌。“那首里吉的歌呢?我想,它不是古老的民歌吧?”我说。“是的,那是大约十五年前创作的。在巴塞尔有一个德国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首歌就是他作的。多么优美的歌呀!您要知道,这是他为旅游的人创作的。”

随之他把这首里吉歌的歌词译成法文念给我听,显然,他很喜欢这支歌:要是你想上里吉走走,到维吉斯前无需把鞋穿上,(因为可乘轮船前往),从维吉斯前去要拿上粗拐杖,一手还得牵着一位小姑娘,行前得有杯美酒饮饮,不过莫要饮得太过量,因为谁想畅饮,谁就得先效力一番……“哦,多么优美的歌呀!”他下结论说。

那几个听差大概也觉得这支歌棒极了,因此都向我们靠过来。“那么,曲子是谁谱的呢?”我问。“没有谁,就是这样的,您知道,这是唱给老外听的,所以得有点新鲜玩意儿。”

当听差们给我们拿来了冰块,我便给我这位交谈者倒了一杯香槟。他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便回头瞧了瞧那些听差,在凳子上有些坐立不安。我们碰了碰杯,祝愿艺人们身体康健。他饮了半杯,觉得应该思索一下,便深思地扬扬眉毛。“我好久没有喝过这样的酒了,je ne vous dis que ca。意大利的d’Asti酒是不错的,可是这种酒更棒。哦,意大利!那里多好呀!”他补充说。“是呀,那里的人都很珍视音乐,珍视艺人。”我这样说,意在引他回到当晚他在瑞士饭店门前一无所获的事上来。“不,”他答道,“就音乐来说,我在那边不能给任何人以满足。意大利人自己就是世界上很难得的音乐行家,而我只不过会唱些蒂罗尔歌曲罢了。这对于他们毕竟还新鲜点儿。”“那里的先生女士们是不是慷慨些呢?”我继续说,希望他同情我对瑞士饭店的旅客们的愤慨,“那里不至于像此地一样吧?在一个住着阔佬的旅馆里,上百人听一个歌手唱歌,居然分文不给……”我的问话完全没有产生我所预期的效果。他竟没有想到生他们的气,反而以为我说的话是对他那得不到一点酬报的才能的责备,所以就竭力向我作解释。“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他回答说,“有的时候嗓子不佳,疲累了。要知道我今儿个走了九个钟头的路,差不多唱了一整天。真够呛呀。那群好摆架子的老爷们呢,他们有时候不大喜欢听蒂罗尔歌曲。”“不管怎么说,哪能什么都不给呢?”我重说了一次。

他没有搞懂我的意思。“那倒没什么,”他说,“这儿主要是on est très serré pour la police,这是个事儿。根据这个共和国的法律,这儿是不准唱的,而在意大利您可以到处去唱,没人会对您说三道四。在这儿,他们要是高兴让您唱,就让您唱,要是不高兴,就会让您蹲大牢。”“怎么会呢,真的吗?”“真的,如果警告过您一次,您还是去唱,他们就会抓您去蹲大牢。我已经蹲过三个月了。”他笑嘻嘻地说,仿佛这是他的一次最愉快的回忆似的。“唉,这真可怕!”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共和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定的嘛,”他继续说,也来精神了,“他们不愿想一想这个:穷人好歹也得活嘛。假如我不残废,那我就会去干活。我唱歌又怎么着,难道我唱歌会害着什么人?这是什么世道呀?富人可以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像我这样的a un bauvre tiaple已经没法活了。这算什么共和国法律呢?如果这样来搞,那我们就不要共和国了,不是这样吗,先生?我们不要共和国,我们要……我们要……”他犹豫片刻说:“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法律。”

我又往他杯里斟了酒。“您没有喝呢。”我对他说。

他端起杯子,向我鞠了一躬。“我明白,您要干什么,”他说,一边眯起一只眼睛,用手指吓了下我,“您要灌醉我,看我出洋相;可是这您办不到。”“我为什么要灌醉您呢?”我说,“我只不过想让您快乐一些。”

他大概有点懊悔了,因为他误解了我的用意,对我有所不恭。他显得不好意思了,便欠起身子,捏了捏我的胳膊肘。“不,不,”他带着请求原谅的表情说,并用他那双湿润的眼睛瞧着我,“我不过是开下玩笑罢了。”

随后他说了一句挺含糊、挺机巧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毕竟还是个好人嘛。“Je ne vous dis que ca!”他最后说。

就这样,我和歌手继续喝着酒,聊着天,而那几个听差仍然无所顾忌地瞧着我们,似乎还在嘲笑我们。虽然我谈得正欢,可我不能不注意他们,说实话,我越来越恼火。其中一个听差站起身来,走到这小个子歌手跟前,瞧瞧他的脑顶笑了起来。我对瑞士饭店的住客们本来已窝了一肚子气,还没有来得及往某人身上撒,老实说,眼前这伙听差着实把我拱火了。这时候,那个看门人没有脱帽走进餐室,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坐到我的旁边。这最后的情境刺痛了我的自尊心或虚荣心,让我气炸了,终于使窝在我心头的强压着的那股气宣泄了出来。为什么我一人在大门口时,他对我低三下四地鞠躬,而这会儿,因为我跟一个流浪的歌手坐在一起,他便不讲礼貌地跟我并肩而坐呢?我怒气冲天,心里沸腾着一种我所暗暗喜欢的愤怒,因为当我出现这种愤怒时,我甚至会兴奋起来,至少在短时间里会给我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能力增添不寻常的应变性、能量和力度。

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你笑什么?”我对那听差嚷了起来,并感到自己脸色变白,双唇不禁打颤了。“我没有笑,我就是这个样的。”那听差答道,一边往后退。“不,你们在笑这位先生。这儿坐着客人,你们有什么权利来这儿坐着呢?不许你坐!”我大喊道。

那看门人嘀咕着什么,站起身向门口走去。“这位先生是客人,而你们是听差,你们有什么权利嘲笑他,而且跟他坐在一起呢?刚才吃晚饭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就不取笑我,不坐在我的旁边呢?是不是因为他衣着寒酸,是在街头卖唱的?就是因为这个,又因为我穿的是好衣服。他虽然穷,可我相信,他比你们好一千倍。因为他不欺侮任何人,而你们却欺侮他。”“可我没说什么,您干吗这样呢?”我的对头——听差胆怯地答道,“我并没有妨碍他坐嘛。”

那听差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说的德语算是白费了。粗鲁的看门人本想出来替这听差帮腔,我当即狠剋了他一通,他也装作不明白我的话,只挥了挥手。那洗餐具的罗锅女人可能看到我火冒三丈的样子,怕闹出乱子来,或者是认同我的看法,向着我,便尽量站到我和看门人之间,一边劝他别言语,一边说我说活有理,请我消消气。“Der Herr hat Recht;Sie haben Recht.”她再三说。这位歌手则显出一副惶恐的、可怜巴巴的神色,他显然搞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火,要干什么,便求我赶快离开这儿。可是我心头火气越来越大,非说个痛快不行。我想起了一切:那嘲笑他的人群,那些分文不给他的听众,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罢休。我想,假如那些听差和看门人不肯让步,我很乐于跟他们较量一番,或者拿起棍子照着那无力自卫的英国小姐的脑瓜上敲上一敲。这会儿我若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会乐意冲进英国人的壕沟大砍一阵。“你们为什么把我和这位先生领到这间餐室,而不领到那个餐厅呢?啊?”我责问那个看门人,并抓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走开,“你们有什么权利凭外表决定这位先生要待在这个餐室,而不是待在那个餐厅呢?难道所有付了钱的人在饭店里不是平等的吗?不单在共和国,就是在全世界也都一样的。你们的共和国讨厌透啦!……这就是所谓的平等!你们不敢把英国人领到这个餐室来,可是那些英国人却正是白听这位先生唱歌的人,就是说,他们每个人从他那儿偷去了应该付给他的几个生丁。你们怎么敢指定这个餐室给我们用呢?”“那个餐厅关了。”看门人答道。“不,”我嚷了起来,“瞎说,那个餐厅没有关。”“那您知道得更清楚啰。”“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撒谎。”

看门人转过肩膀从我身边走开了。“哼!有什么说的!”他嘟哝着。“不,不是‘有什么说的’,”我大嚷起来,“得马上领我到那个餐厅去。”

不管那罗锅女人怎么劝说,也不管那歌手一再求我回去为好,我还是把领班的侍者叫来,让我和我的伙伴一起去到另一个餐厅。领班的侍者听见我说话发狠,看见我脸色激动,便没有跟我争吵,而是带点鄙薄的神情谦让地说,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未来得及向看门人证明他撒谎,因为在我走进另一个餐厅之前,已不见他的人影了。

这个厅确实是开着的,灯烛辉煌,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位太太坐在一张桌旁就餐。虽然侍者把我们带到一张特别的餐桌上,但我和这个肮里肮脏的歌手就在那个英国人旁边就座,并吩咐把那瓶没喝完的酒给我们拿过来。

那两个英国人起先感到惊讶,随之恶狠狠地瞧了瞧那半死不活地坐在我旁边的小个子;他们相互嘀咕着什么,那女人竟把盘子一推,绸连衣裙沙沙作响地站了起来,两个人接着就走掉了。我看到那英国人在玻璃门外边恶狠狠地对一个侍者说着什么,一面不断用手指指我们这边。那侍者把头伸进门来瞧了瞧。我正兴头十足地等着他们来撵我们出去,这样我便可以把自己的一肚子怒气朝着他们发泄出来。好在他们没来找我们的茬,但当时我还为此而感到不快。

起先不肯喝酒的歌手这会儿把瓶里所剩下的酒匆匆地一饮而尽,他是想尽快地离开这儿。不过我感到他深情地感谢了我的款待。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变得更加泪汪汪、亮闪闪了,他对我说了一句挺古怪、挺含糊的感谢话。可是他的这句话总归还是让我听了很愉快,那话的意思是:若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尊重艺人的话,那他就好过了。他还祝我万事如意。我和他一起走到过道上。几个当差和我的那个对头——看门人都待在那儿,看门人好像是在跟他们说我的坏话。他们似乎都把我视为疯子。我要让这位小个子歌手跟这里所有的人显得平等,所以我尽可能表现出自己的恭敬态度,我脱下帽子,紧握着他那只手指又干又瘦的手。那些听差对我装出毫不理睬的样子,其中一人发出了冷嘲的笑声。

歌手鞠个躬,便消失在黑暗中了。我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想通过睡觉消去这一切印象以及那突现在我心头的愚蠢而幼稚的愤恨。可是我觉得自己过于激动了,难以入睡,所以又出去到外边走走,以便让自己平静下来。说实话,除此之外,我还隐约希望寻个机会跟那看门人、听差或英国人干一仗,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冷酷,尤其是他们的不公平态度。然而,除了那个一看见我便背过身去的看门人之外,我没有遇到任何人,于是我只好独自在堤岸上来回漫步。

这就是诗意的奇怪命运。我稍稍平静下来后思忖着。人人都喜欢诗意,寻求诗意,在生活中盼望和寻求一种诗意,可是没有人承认诗意的力量,没有人珍视世界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没有人珍视或感谢那些把这种最美好的东西给予人们的人。去问问所有住在瑞士饭店的旅客中随便哪个人:“何为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所有的人,或者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带嘲弄的表情对您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乃金钱也。“也许这种思想您不喜欢,不合于您的崇高理想,”他会这样说,“可这有什么法子呢?既然人类的生活就是这样安排的:唯有金钱能给人以幸福,我就不能不让我的理智去看现实的世界,”他补充一句,“也就是去看真实。”你的理智很可怜,你所盼望的幸福也很可怜,你就是个连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的不幸的家伙……为什么你们全都离开祖国、亲人、工作和财物,而拥到这个瑞士的小城卢塞恩呢?为什么今晚你们大家都跑到凉台上,肃静地倾听这个矮小的叫花子唱歌呢?如果他还愿意再唱下去,那你们也还会默默地听下去的。难道为了钱,哪怕是为了百万钱财,就能把你们赶出祖国,聚集在卢塞恩这个小角落里吗?为了钱就可以使你们走到凉台上,肃静地、一动不动地站上半个钟头吗?不,是有一种东西在驱使你们这样的,它永远会比生活中各种其他动力更有力地推动你们:那就是对诗意的需求。你们没有意识到它,不过你们却感觉得到它,只要你们身上还有一丁点儿人味,就会永远感觉得到的。“诗意”这个词儿你们听来会觉得可笑,你们常用这个词儿来嘲笑和责难人,你们允许娃娃们、傻小姐们去爱诗意的东西,即便那样,你们也嘲笑他们;你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然而娃娃们看待生活的眼光是很健康的,他们喜爱并知道人所应该爱的东西,以及能给人以幸福的东西,可是你们已被生活搞糊涂了,蜕化变质了,所以你们会去嘲笑你们所爱的这一种东西,专门去找你们所憎恨的、造成你们不幸的东西。你们变得如此不明事理,因此你们竟不懂你们对这个给你们带来纯洁享受的贫穷的蒂罗尔人所应尽的义务,可同时你们却认为自己有必要不管利益和乐趣向一个勋爵低三下四,而且心有所图地为他牺牲自己的宁静和安适。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的荒谬!可是今晚最使我惊讶的还不是这件事。这种对于提供幸福的东西的无知,这种对于诗意享受的无意识,我几乎很能理解,或者说,这种事我在生活中遇到多了,所以已看惯了。众人那种粗暴而无意识的冷酷对于我来说已不是新鲜事了。不管那些替群众心态作辩护的人怎么说,即使群众是一些好人的共同体,但是他们因接触到兽性和卑劣的方面,所以表现出来的只是人类天性的弱点和冷酷。而你们作为爱自由、讲人道的民族的儿女们,你们这些基督徒们,你们这些真正作为人的人,怎么竟以冷酷和嘲笑去回报一个不幸的乞讨者带给你们的那种纯洁的享受呢?不过话说回来,你们的祖国没有乞丐收容所。没有乞丐,不该有乞丐,也不该有乞丐现象所赖以存在的怜悯感——可他是付出劳动的呀!他带给你们快乐,他乞求你们把你们多余的一丁点东西赐给他作酬劳,因为你们已享用了他的劳动。然而你们却带着冷冷的微笑,从你们光彩夺目的高楼大厦中把他当作稀罕物去观赏,在你们百来个有福气的阔佬中却没有一个人扔给他一点点东西!他满心羞愧地离开了你们,而一群无聊的家伙却跟在后边嘲笑他,他们不去羞辱你们,而是去羞辱他——是因为你们冷漠、无情、不知羞耻;是因为你们白白享用了他带给你们的快乐,就是因为这个他们去羞辱他。“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那家下榻着富豪们的瑞士饭店门前,一个流浪行乞的歌手,曾唱歌、弹吉他达半小时之久。有百来人听了他的演唱。歌手曾三次请求大家给他点什么。没有一个人给他一点东西,许多人还嘲笑他。”

这不是杜撰,而是真事,有人愿意的话,可以到瑞士饭店的常客那里去调查一下,也可以查阅一下报纸,看看那些于7月7日在瑞士饭店住宿的老外是些什么人。

这就是当代历史学家们应该以火热的、抹不去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一个事件。这件事比报刊上史书上所记述的事实更重要,更严肃,并且更有深远的意义。说什么英国人再次杀戮了上千的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没有拿钱币去买他们的货物,而他们国家正要吸收货币;说什么法国人又杀死了上千个卡比耳人,是因为庄稼在非洲长得好,还因为经常打仗有利于军队训练;说什么土耳其驻那波利的公使不可能是犹太人;说什么拿破仑皇帝在Plombieres散步,并且通过报刊使老百姓相信,他不过是秉承全体老百姓的意志去治理国家的:这统统是掩盖或表明早已举世皆知的事实的胡话。而7月7日发表于卢塞恩的事在我看来却是十分新鲜古怪的,它与人类天性中一贯的丑陋面无关,而是属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现象。这种事不是人类活动史的资料,而是进步和文明史的资料。

这种没有人味的事无论在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任何乡村里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个达到高度文明、自由和平等的地方,在这个最文明民族的最文明的旅游者所云集的地方却能出现呢?为什么这些在一般情况下能从事各种正直、人道事情的有教养、懂人道的人们都没有用人类的同情心去干点个人的善事呢?为什么这些人在自己的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热烈关心在印度的未婚中国人的境况,关心在非洲传播基督教和教育,关心设立改善全人类的协会,而在自己的心灵中却缺乏人对人的那种普通的、原始的感情呢?难道他们没有这种情感吗?难道在议会里、集会上和社会中支配着他们的虚荣心、名利心已占据了这种感情的位置?难道被捧称为文明的人的理智和自私的共同扩展,会消灭那种本能和友爱的一致要求,或与之相矛盾吗?难道这就是那种为之流了那么多血、犯了那么多罪的平等吗?难道各个民族像孩子似的,光听到“平等”一词就会成为幸福的人吗?

在法律面前平等?难道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在法律范围内度过的吗?生活中仅有千分之一部分是属于法律范围的,其他部分都是在法律之外,在社会的风习和见解的范围内度过的。在社会中,一个听差穿得比一个歌手好,他便可不受惩罚地去欺侮歌手。我穿得比听差好,也可以不受惩罚去欺侮听差。看门人认为我高于他,而歌手比他低;当我和歌手待在一起的时候,那看门人便认为自己跟我们平等了,便变得粗鲁无礼起来。我对看门人一蛮横,看门人便承认自己比我低。听差对歌手一蛮横,歌手也承认自己比他低。在一个国家里,即使一个公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碍着任何人,只是为了不被饿死而去干一种他能干的事,居然也被关进大牢,难道这就是自由的国家?就是人们所称的绝对自由的国家?

一个为正当解决自己生活需要而被抛到这个善恶、事件、见解、矛盾等永远在动的无边海洋中的人,确是一种不幸的、可怜的造物!人们世世代代拼搏着、劳作着,为的是把善推向一边,把恶推向另一边。多少世纪过去了,无论在哪儿让一个不偏不倚的人站到善与恶的天平上称一称,天平都不会摆动,在它的各头有多少善,就有多少恶。只要人学会不说长论短,不认真积极地去思索,不去回答那些向他提问只是为了永远得不到解答的问题,那就好了。只要他明白各种见解既是错的、又是对的就好了。说它错,因为它片面,因为人不可能把握全部真理;说它对,因为它反映人类意向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永远变化的、无穷的、无限纷杂的善恶混合中给自己作出了划分,在这种海洋中划出假想的界线,并期待这个海洋按这种假想分开,似乎就没有从根本不同的视角,在另外的方面作出的无数其他的划分似的。诚然,世世代代都在形成这些新的划分,可是许多世纪过去了,无数的世纪也将会过去。文明乃善也,野蛮乃恶也;自由乃善也,奴役乃恶也。正是这种臆想出来的知识毁灭着人类天性中那些本能的、最快乐的对于善的原始需求。那么由谁来给我下这样的定义:何为自由,何为专制,何为文明,何为野蛮?这个同那个之间的界限何在?谁的心灵里具有这样确定不移的善恶尺度,使他能够度量出那些稍纵即逝的纷乱的事情呢?谁有那么大的智慧,即便在静止的过去中也能把握和衡量一切事情呢?谁又看见过善与恶不同时共处的那种情况呢?我又何以知道我看见一种东西多于另一种东西,不是因为我站的地方不适当呢?谁又能在理智上哪怕完全脱开人生一会儿,以便独立超然地观察一下人生呢?我们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绝不会犯错误的指导者,即指导世界的神灵。他洞悉我们大家和每一个人的心,给每一个人注入追求合理事物的愿望;正是这位神灵让树木朝阳光生长,让花卉在秋天里撒下种子,让我们不知不觉地相互贴近。

正是这一个永不会犯错误的、善良的声音压制着文明喧嚣而急促的发展。谁更大程度上是人,谁更大程度上是野蛮人呢?是那个见了歌手的破衣烂衫便愤然拂手而去,也不肯拿出自己财产的百分之一去酬劳歌手,这会儿正吃得饱饱的,坐在明亮宁静的房间里,平静地谈论中国的事情,并认为在那边进行屠杀是正义行动的英国勋爵呢,或是那个冒着坐牢危险,口袋里只有一个法郎,二十年来跋山涉水,四处流浪,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而是用自己的歌声去愉悦别人,今天又受到侮辱、差点儿被人撵出门外,又累又饿,蒙受羞辱,已经跑到某处烂稻草上去睡觉的小个子歌手呢?

此时此刻,在夜的死一般的沉寂中,我远远地听到从城里传来那位小个子的琴声和歌声。“不,”我不禁对自己说,“你没有权利怜悯他,也没有权利为勋爵的富贵而愤愤不平。有谁称量过这些人中每个人内心的幸福呢?或许他眼下正坐在某处肮脏的门槛上,眺望着月色皎洁的苍空,在寂静、芳香的夜色中欢乐地歌唱,他心中坦然:无怨,无恨,无悔。可是有谁知道,在这些富贵人家的高墙大院内人们这会儿在心里谋算着什么呢?谁能知道他们的心里是不是像这小个子歌手心里一样,有那种无牵无挂、甜美的生活喜悦和跟世界的谐和呢?允许并安排这一切矛盾存在的神的仁慈和圣明是无边的。唯独你,一条渺小的蠕虫,居然胆敢无法无天地去试探他的法则、他的意图,唯独你觉得有矛盾存在。他正从那光辉灿烂、高不可测的九霄温存地俯视着并欣赏着你们大家所寄身于其间的那充满矛盾、永恒运动着的无限和谐。你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想要摆脱这些放之四海而皆通用的法则。不行呀,你既然对那些听差怀着委琐鄙俗的愤慨,那你也就得对永恒和无限的和谐需要作出回答……”(1857年7月18日)张耳 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相关推荐

最新文章


© 2020 txtepub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