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君甫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北京的人口、社会阶层与空间结构试读：
前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炫目开幕式，中国运动员金牌总数排名第一的名次，让世人对北京投来了重新审视的目光。2014年的APEC会议，让全球又一次瞩目北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北京——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也正在成为举足轻重的全球城市。
2009年12月9～10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市委市政府工作务虚会上提出，要把北京建设成一座世界城市。同年12月24～26日，中共北京市委十届七次全会召开，刘淇指出，北京要瞄准建设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从建设世界城市的高度，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北京在制定《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时就提出了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定位，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是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
在2010年的时候，无论是北京市领导还是北京的学者们都还认为北京与全球城市（世界城市）还有很大的差距，认为北京在经济实力、国际化功能、创新能力、生态环境等方面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还相当明显。从经济发展来看，2009年北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发展速度很快，但与世界城市公认的15000～25000美元的标准尚有不小差距。从国际组织总部来看，北京只有国际竹藤组织、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与机械中心、上海合作组织等少数几个国际组织，并且在京的国际组织总部的国际影响力也较小，缺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虽然北京的科技研发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研发创新仍然较弱。这些都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瓶颈。但是，2016年，影响巨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落户北京，预示着北京的国际组织总部的数量会迅速增加，而且其影响力将会迅速攀升。
2014年，北京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9995元，按年平均汇率折合为16278美元，仅仅5年之后北京就已经达到了公认的世界城市人均GDP的起点标准。北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已经大大超出了原先的预期。在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北京的城市化水平、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基础设施水平、信息化水平等也都接近或达到了世界城市的标准。2015年，北京人均GDP为106497元，折合为16990美元。2020年，北京人均GDP将有可能达到2万～3万美元的一般世界城市标准，而且北京的其他指标也将陆续达到世界城市的标准。
北京虽然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大都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的世界影响力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北京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全球城市。随着2014年APEC会议的召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北京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世界级的影响力，北京也逐渐成为与纽约、伦敦、东京比肩的全球城市。在2014年科尔尼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中，北京位居第8名；在2014年福布斯的全球城市研究报告中，北京也排在第8名；在2014年东京都市战略研究所的全球城市影响力指数排名中，北京位居第14名；在2014年普华永道的城市机会指数排名中，北京位居第19名；在2015年伦敦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北京排在第29名。在201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总部位于北京的有52家，位居全球第1名。根据2013年麦肯锡的城市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一共有800多家，总部在北京的公司的总收入占这800多家公司总收入的46%。京沪港在主要智库研究报告中的排名
北京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今天的北京越来越多地享有全球城市的荣耀与光辉。然而，全球城市所遇到或者未曾遇到的问题也成了北京的困扰。曾经弥漫在伦敦的雾霾，今天又笼罩在北京的上空。日益拥挤的道路上车水马龙，通勤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让人们失去了耐心。10年来，北京的平均房价由每平方米4000多元，上升到2016年底的每平方米55779元，西城区存量住宅平均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113698元，东城区也达到了每平方米96694元，朝阳区为每平方米66424元，海淀区为每平方米80448元。高租金导致部分年轻人和外来人口只能住在城中村、地下室和群租房等非正规住房里，北京的居住空间日益分化，形成了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空间结构。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结构研究的共识，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进入21世纪，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他们认为，随着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转化为城市二元结构，也有的学者称之为中国的新二元结构。
许多学者都认为全球城市具有二元社会结构和空间极化的特征（沙森，2005；John H. Mollenkopf and Manuel Castells，1991；余佳，2009）。那么北京呢，是否也像其他全球城市一样，呈现出二元的社会结构和两极化的社会空间结构呢？本书着重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状况与趋势；第二，北京人口、外来人口和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状况；第三，北京社会阶层的四元结构；第四，北京的社会隔离与空间极化。第一章导论：理论视角、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一理论视角（一）二元城市与社会极化理论
城乡二元社会的理论在学术界耳熟能详，在社会大众中也不陌生。但是二元城市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很多人都了解。2006年以来，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城市二元社会结构（侯力，2007；李强，2011；张林江，2012；樊继达，2014；蒋永穆、张晓磊，2015），或者称之为新二元结构，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问题终于进入了中国的学术视野。实际上，在西方世界，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研究的历史也不长。在国内，城市二元结构的含义是在我国的户籍和社会福利体制下，我国城镇中人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地户籍居民，一类是外地户籍居民（主要成分是农民工），这两类人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同位置。前者主要在第一劳动力市场从事正规劳动，后者只能在第二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正规劳动，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的机会存在质的区别。两者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成为相互独立的社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
城市二元社会研究源于对于城市内部社会隔离的研究，城市内部的居民，特别是外来移民和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是隔离的，甚至是分离的社会。但是真正提出城市二元社会理论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沙森（也有译作萨森）。沙森（2001）在对纽约、伦敦和东京的研究后发现，全球城市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社会极化，城市的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呈现两极扩张的趋势，但是中产阶层并没有扩大，城市阶层结构呈现出一种沙漏形的社会结构。社会极化的原因在于全球城市的制造业岗位减少，而服务业的岗位却不断增长，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代表的城市主导产业创造了更多的高收入和低收入工作岗位，而中等收入的岗位却减少了。社会极化的空间后果是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ies）和二元城市（Dual Cities）的出现。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极化的结构，一极是城市精英群体高雅舒适的社区，是利用围墙、保安与外界隔离的防卫型社区（Gated Community）；另一极是城市低收入群体、有色人种和外国移民聚居在衰败的城市中心区。这两类社区彼此分隔，形成社会隔离。
卡斯泰尔在《信息城市》中也提出了“二元化城市”的概念和理论。他认为，在信息经济取代传统经济的情况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二元化城市兴起。城市二元化结构是富人和穷人、雅皮士和无家可归者并存的社会结构，而中产阶级开始呈现萎缩的态势（卡斯泰尔，2001）。
社会极化是指城市中的职业与收入高端群体和职业与收入低端群体两个群体所占的比例都在不断增长，而处于职业与收入中间群体所占的比例在下降的社会现象。社会极化，一般地被认为是经济地位、社会背景、发展机会等不同的人群之间差别的扩大，包含收入极化、人口极化、居住极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1]举世瞩目的现代社会问题。
沙森认为社会极化是指社会经济分布的顶部和底部的增长，也就是低技能、低收入的家庭和高技能、高收入的家庭数量的增长和比例的增长。她对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全球城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全球城市内部的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重组，引发城市社会职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双重极化：与生产者服务业相关的高薪酬职业和低薪酬职业都在增加，而与制造业相关的中等薪[2]酬的职业人数和比例在下降，由此形成社会极化。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工资急剧上涨，与此同时，纽约贫困家庭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到90年代贫困家庭增加了80%。1998年，纽约25%的人的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标准，是全国贫困率的两倍，房租的迅速上涨使得10%的有小孩的贫困家庭每年至少有一段时间要住进无家收容所。纽约的家庭收入不平衡状况为全美最高，纽约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少的20%的家庭多20倍，其差距是70年代的2倍。最富有的20%的家庭是中等的20%的家庭收入的4倍。
Marcuse用鸡蛋和沙漏来比喻社会极化现象：“城市人口呈鸡蛋形分布，中间大，两头小；当极化发生的时候，中间变小，两头扩展变大，看起来像沙漏形状。鸡蛋的中间部位就是社会中间层。……当[3]极化发生在穷人和富人之间，鸡蛋的中部就是中间收入组。”
金文朝认为社会极化是指“社会资源在分布上呈现为二元固化的状态，即社会中富裕的人和生活艰难的人被区隔开来，他们彼此处于[4]物质、精神交流不畅的隔绝状态”。韩国社会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社会等级结构两极化，阶层之间的割裂深化，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还在资产、教育、居住、消费、意识等社会各个方面迅速扩散。朴莹浚依据职业、收入、学历和住房状况等指标进行分析，主张韩国社会[5]已经成为两极化和断裂化的“8字形”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经济衰退以来，日本社会逐渐由一个“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转变为一个“M形”社会。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认为日本社会收入两极化，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的崩溃。收入分布往上层阶层和底层阶层上下两极移动，趋向于左右两端高峰、中间低谷的“M形”社会。美国的“里根革命”之后，这[6]种情况日益明显，日本在20年后，也出现了这种潮流。日本的中低收入阶层在2003年占了8成，企业中的正式员工减少，非正式员工增加，有1/3的员工成为非正式员工。
杨上广、丁金宏认为“社会极化是指随着不同阶层尤其是收入最高与最低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而出现社会距离拉大的现象，其中收入差距产生的贫富阶层分化是社会极化的内核”。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制度转型中，最深刻、最核心的变化之一就是个人收入的演变。中国的收入分配已由世界上少数较为平等的国家演变为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城乡、行业、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还将继续扩[7]大，短期内难有根本逆转”。（二）中国的城市二元结构理论
中国城市二元结构说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第一，城市二元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和延伸，是一种新二元结构；第二，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构成了两个分立的社会群体，也有学者认为是相对固化的两个阶级；第三，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导致城市贫困面的扩大，形成城市贫困聚居区和社会隔离；第四，城市二元结构会导致城市病的加剧，给社会管理带来挑战。
中国关于城市二元结构的论述最早出现在2006年，鲁军和战瑾在《大连日报》刊登的策论文章中指出，大连有50万～60万外来务工人员，由于体制和社会保障政策的限制，他们无法融入城市，过着[8]边缘化的生活，形成了城市的二元结构。
2007年，侯力在《人口学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未改变，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使我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的出现会加大城市贫困，影响社会稳定，应从城市和乡村两方面入手，消除城市二元结
[9]构。
2012年，任华百指出了城市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事业发展的危害是“加大了城市的管理难度；导致教育、医疗、科技文化、劳动就业及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极易引发一些社会矛盾”[10]。
张林江认为城市二元结构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基于户籍和职业的身份制度区隔，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异。传统二元结构中的城乡居民在空间上和地理上是隔离的，而城市二元结构中的郊区村民与外来农民工共处于一个社会空间，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空间中共生、在身份上区隔的制度。第二个特质是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融入的失败。农民工没有融入所在城市，他们的居住条件、生活状况、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等各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异，面临着子女上学、住宿、看病、养老、交通等各方面困难；农民工进城后很难与本地居民建立关系，与所处社区或相关管理服务机构的互动也远少于城市居民，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当地的政治关注，也缺乏发展自我组织实现社会融入的能力和环境。
吴介民指出：“二元体制已经出现了空间转型，以前的二元体制是通过城乡二元区隔，迫使农民定居在乡村，让他们不能够自由移动到城市来；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为了释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国家把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乡村挤压到城镇，尤其是东南沿海。所以旧时代的二元体制已经被打破了，但是东南沿海在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却创造了一种新的二元体制——就是通过城市内部的许多政策规范，让这些被安置到新的城市体制的外来移民，虽然具有某种居住权，但是没有获得完整的当地的市民权或公民权，他们在城市里只能够享受二流、三流的社保、福利，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福利，子女就学权利也受到严格限制，变成了次等公民。他们是在自己祖国土地上的[11]异乡客。”
程业炳、张德化认为，我国大批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以后，形成了农民工阶层，他们和城市原有居民在身份、就业、收入、公民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有明显的差距，由此形成了城市二元结构问题。城市二元结构必将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产生深远的影响，应加强对城市二元结构问题的研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之道。[12]
李翔认为，城市二元结构是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的翻版。错误的城市化模式以及严重滞后的制度变革，导致城乡矛盾随着农村流动人口大量进入城市演变为城市贫富分化的矛盾。城市二元结构加剧了城市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破坏了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增大了城市化发展的风险。因此，转变城市化发展模式，加快制度的重新设计和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实现公平分配，缩小城市贫富差距，是化解城市二元结构矛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13]的关键。
苏敏认为，城市新“二元结构”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其实质是以户籍制度为依附的福利不均，以及由此造成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合的失败，这必将给城市社会事业发展、城市管理、城市社会保障和社区建设带来危害。应当从顶层设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等角度来促进流动人口的融合，破解城市新“二元结构”[14]困境。
李效民认为，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逐步向城市蔓延，城市二元结构中的高低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繁华的城市中心与棚户区并存，城市二元结构的日益强化，将导致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并造成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还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可以称之为多维度的二元结构。为此，应从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等多个维度加[15]以考虑，逐步消除“城市二元结构”。
樊志达认为，狭义的城市二元结构是指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由于户籍的差异，导致两大群体在就业、收入、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形成相对固化的两大阶层。而广义的城市二元结构还包括下岗职工和从事中低端行业的、居住在城市棚户区、城中村的居民，他们和城市其他居民在居住条件、收入、公共服务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差距。拉丁美洲国家是世界上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由于未能处理好城市二元结构问题，衍生了城市居民阶层分化、贫困代际传递、犯罪率高等问题，导致拉美国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跌入[16]中等收入陷阱。
梁妙荣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还未得到缓解，城市二元结构却日益突出。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权益不能得到保障，在公共服务上被区别对待。城市二元结构导致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影响城市的发展。需要尽快废除不合理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公共服[17]务均等化，促进包容共享。
丁宪浩认为，城市“新二元结构”中的“二元”体现在多个方面，农民工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同工但很难同酬”，在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上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得不到公平的对待，成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一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和城市居民是城市里“水油分层”般清晰的两个群体，在社会身份、经济地[18]位和政治地位上都与城市居民有着明显落差。
余佳（2011）依据全球城市理论对上海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海的劳动力市场是个二元劳动力市场，上海社会也是二元社会。
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半城市化”的特点。我国的城镇化率统计指标高于实际的户籍非农业人口比重约1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中有高达1/3的比重（规模超过2亿人）属于“候鸟式”迁徙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既不可能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也难以享受城市中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福利，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这就造成十分独特的城市“二元”社会结构，也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上述学术文献都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城市移民与本地居民、农民工与市民构成的城市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福利得不到保障，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有的还认为农民工和市民形成了两大分立的社会阶层。（三）二元社会空间与空间极化理论1.社会隔离、二元空间与空间极化理论
广义的社会空间是人所能感知和利用的空间，狭义的社会空间就是指人们的居住空间。社会隔离也就是社会空间隔离，是指具有相同经济、社会、文化、种族等特征的人群在城市中聚集居住而形成同类人群聚居的社区，不同人群聚居的社区彼此分隔的社会现象。社会隔离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占有状况。“同质人群聚集居住、异质人群彼此隔离，形成了城市空间分异的基本格局，也塑造了城市不同区域的物质生态景观”（余佳，2011）。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曾经描述和分析过曼彻斯特的社会隔离现象，富人区以及中等阶级的居住区和脏臭拥挤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完全隔离开来，城市主干道的建筑外立面遮蔽了背后的贫民区，回避城市的肮脏和丑陋（恩格斯，1845）。
社会空间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研究。1925年B.W.Burgess把芝加哥城市居住空间归纳为“同心圆模型”，1939年H.Hoyt提出了“扇形模型”，1945年J.R.Harris在伯吉斯和霍伊特等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核心模型”。这三种城市空间结构模型是研究城市居住空间的经典模型，尽管受到了许多批评，但是在城市研究中曾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伯吉斯（B.W.Burgess）的同心圆模型中间是城市的中央商务区，第二圈层是海外移民和贫民居住区，第三圈层是低收入工人居住区，第四圈层为中产阶级居住区，第五圈层为通勤区（见图1-1）。图1-1 伯吉斯同心圆城市地域结构
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比较简明，但是和许多大城市的实际空间格局还有一定的差距，霍伊特（H.Hoyt）在伯吉斯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空间结构的扇形模型。中间还是中央商务区，区域2是批发商业、轻工业区，区域3是低级住宅区，区域4是中等住宅区，区域5是高级住宅区（见图1-2）。图1-2 霍伊特扇形城市地域结构
哈里斯（J.R.Harris）和乌尔曼（Ullman）进一步提出多核心城市空间模型，区域1是中央商务区，区域2是批发商业、轻工业区，区域3是低级住宅区，区域4是中等住宅区，区域5是高级住宅区，区域6是重工业区，区域7是外用商业区，区域8是近郊住宅区，区域9是近郊工业区（见图1-3）。图1-3 哈里斯-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
1963年，E.J.塔弗、B.J.加纳、M.H.蒂托斯提出了城市地域理想结构模式，他们的城市地域模型由五个部分组成：中间是中央商务区，第二圈层为中心边缘区，第三圈层为中间区，第四圈层为边缘区，第五圈层为近郊区。近郊区由卧城、工业区、农牧区、住宅区等社会区构成（见图1-4）。图1-4 塔弗等城市地域理想结构模式
1981年，穆勒在研究了越来越郊区化的大都市地区后提出了大都市地域结构模式，在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式的基础上，他的大都市地域结构模式由四部分组成：中心地带是衰落的中心城市，第二圈层是内郊区，第三圈层是外郊区，外郊区由若干个小城市构成，第四圈层是城市边缘区（见图1-5）。穆勒的大都市地域结构模式是一种多中心城市模式。图1-5 穆勒大都市地域结构模式
除上述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以外，还有其他学者提出了很多的城市空间模型，这些模型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也有一个共性，就是城市社会隔离现象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同心圆模型，还是扇形模型，乃至多核心模型，都有界限分明的低级住宅区、中级住宅区、高级住宅区的明显区隔。社会隔离是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在地理上的反映，当社会结构出现两极分化的时候，反映在空间上就是二元空间和空间极化现象。城市分化为富人区和贫民窟两大社会区，中间几乎没有过渡区。2.中国的城市社会隔离与二元空间研究
景天魁（2012）认为，社会分层是以空间分层为基础的，空间的等级化与隔离往往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手段。中国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表现得特别明显，社会空间被区隔为城市空间和农村空间，这种空间区隔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两个主要社会阶层：农民和市民阶层。空间分层是社会分层的手段，空间分层与社会分层是二位一体的。
顾朝林和C.克斯特洛德教授1997年在《地理学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最近10年北京最大的变化是它的社会结构。这种转变正在改变以往的平等社会状态，导致了不同社会阶层乃至全社会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一些新的社会集团开始出现，社会空间分异日益增长。”[19]他们认为北京的城市社会极化主要受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外国直接投资和流动人口涌入的影响。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农村流动人口和工作在独资或合资企业的高薪雇员正在产生两个新的社会集团：一个是低收入组，另一个是高收入组。这两个社会集团产生了城市社会极化现象。由于城市社会极化的日益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已经出现，既包括相对城市贫困，又包括绝对城市贫困。一方面传统制造业部门结构调整下岗、社会救济制度、公共设施和个人保险不完善；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本身的教育水平低以及在城市的不平等生活与工作权利，充当廉价劳动力，从事简单、不稳定、临时、无保障、非熟练的低薪工作。这是造成新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极化的深化和新城市贫困的蔓延，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也开始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就社会结构而言，新流动人口倾向于集中居住在那些拥有过剩廉价房屋出租的城市边缘地带，北京木樨园附近的浙江村已经成为较大的新棚户区；而北郊新建的别墅区正在形成新的富裕阶层集中居住区。就空间结构而言，一方面制造业向廉价的劳动力和城市边缘地带转移；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服务业在城市中心集中，导致城市内城区更新速度加快。总之，北京因社会极化正在重建它的社会空间结构。
此外，杨上广、丁金宏，柴彦威，李志刚、吴缚龙，王兴中通过对上海、北京、广州、西安等地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大都市已经出现了社会隔离甚至空间极化。社会隔离和空间极化给大都市带来一系列问题，被称为大都市病，包括空气污染、交通拥堵、违法犯罪、环境混乱、住房紧张、贫困聚集、失业率高，等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还出现了大量绝望的巨型贫民窟，在纽约、伦敦等城市中心地带，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成群结队。中国已经出现了10多个特大城市，6个超大城市，中国的大都市还都处于快速的扩张期，城市规划管理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城市要想摆脱全球城市的通病，就必须对中国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深入的研究，认识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共性和特性，为制定城市政策和规划提供理论支持。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一）研究的问题1.北京的城市社会结构是不是二元社会结构？
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特大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认为超大城市北京、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由非标准型的金字塔形转变为标准型的金字塔形，中产阶层在中心城区得到了较大发展，有可能转型为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甚至已经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了（仇立平，2014；胡建国，2011；赵卫华，2006）。尽管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距离理想的橄榄形结构还比较遥远。而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呈现出橄榄形的趋势。那么，北京、上海距离橄榄形的社会结构还有多远？沙森、卡斯泰尔等社会学家提出世界大城市都有二元结构趋向，那么北京的社会结构是否也会形成二元结构？是否也会出现社会极化？2.北京的社会空间结构是否出现社会隔离和空间极化？
中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普遍缺乏空间视角，很少关心社会阶层的区位问题。尽管景天魁多年来倡导时空社会学研究，中国的社会学研究有了空间转向的迹象，但是相关成果并不多。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对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三大古典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即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式、霍伊特的扇形模式和哈里斯-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式，他们认为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Shevkey E.和William M.后来对北美城市进行生态因子分析，发现社会等级、家庭类型和种族成分是社会阶层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沙森以伦敦、纽约和东京为例，指出了世界城市空间分离、社会隔离和两极分化的二元性特点，一方面存在一个跨国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精英组成的小团体，另一方面存在一个人数不断增加的低工资、贫困、为跨国精英服务的工人阶层。二元城市是由两个系统构成的社会不平等的空间结构，一个系统是城市顶端的高收入人群，另一个系统是城市底端的低收入劳工，他们属于不同的空间和位置，形成了对立的两极。二元城市的逻辑不仅仅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对立，还是国家与某部分劳动力和市民的对立，国家在城市社会不平等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大城市的社会阶层不仅出现了垂直的分化，也出现了平面的分化，即空间的分化，也被称为空间隔离，甚至空间极化。
国内的地理学和规划学对我国大城市的社会隔离和社会极化问题也进行了研究。黄怡（2005）归纳出我国城市居民住房的区位分布是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住宅市场分化加剧造成的，城市住房出现了隔离现象。顾朝林等（1997）认为北京的社会极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阶层的分布趋于分化和隔离，其根源就在于城市功能结构转变、外国直接投资和流动人口涌入的影响，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的涌入是造成新城市贫困的根本原因。陶海燕等（2009）发现广州市海珠区高收入居民集中在老城区，贫困家庭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反映了我国城市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李志刚等（2006）把上海社会阶层的分布区域划分为六类社会区——计划经济时代建设的工人居住区、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区、白领集中居住区、农民居住区、新建普通住宅居住区和离退休人员集中居住区，并发现各阶层存在严重的住房分异。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城市出现社会隔离和住房分异，社会极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城市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和社会隔离，但是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都比较早，数据是自己收集的或者来自地方政府的抽样调查，使用较新的系统的数据分析我国特大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布的研究不多。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和超大城市经济飞跃，我国的超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已经出现了6个拥有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对超大城市的阶层分布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以下问题：我国的超大城市社会阶层在地理上是如何分布的，社会隔离有什么特点，是否进一步加深了？是否形成了城市空间二元结构或者空间极化？这对于全面认识我国超大城市社会阶层的区位分布规律，对于根据社会阶层的区域分布做好城市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策至关重要。3.北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的特征和趋势是什么？
陆学艺提出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十大阶层，认为社会阶层的结构形态是金字塔形，但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形已经形成，未来将会发展为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李强认为我国的社会结构是个“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张力较大，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孙立平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个“断裂”的社会结构，是个二元结构，容易出现分裂和极化。社会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中产阶层比例还不够大，中国的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还有待时日才能形成。然而，黄宗智的研究比较悲观，认为中国成为中产社会遥遥无期。但是，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社会阶层结构是金字塔形，中产阶层比例大，已经是橄榄形的社会。那么作为中国的首都，中国的第二大城市，一个迅速崛起的全球城市，北京的社会阶层结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吗？抑或逃不出全球城市的普遍规律，也是一个二元社会结构？
无论是发达国家顶级的全球城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型城市，都出现了社会隔离现象，出现了城市空间二元结构，甚至出现空间极化。那么，北京是否也像其他全球城市一样，是个空间二元结构，或者空间极化，抑或不一样？（二）研究的方法与数据1.阶层的分析方法
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分层依据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依据是财产、权利和社会声望三个维度，而涂尔干、丹尼尔·贝尔、戈德索普等划分社会阶层的依据则是职业地位。中国的社会学家陆学艺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为依据划分社会阶层，由于职业能够体现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实际操作中是以职业来划分阶层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职业在社会阶层划分中的综合性，我们依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根据7大类63小类职业把北京的从业人口划分为七个阶层和三大阶层。我们根据职业地位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企业负责人阶层看作是社会上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看作社会中层，把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看作社会下层。2.研究的范围和尺度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北京一共有18个区县327个地区（乡镇、街道）。我们着重考察两个方面，一是以地区（乡镇、街道）为单位考察北京社会上中下层在全市的比重，考察全市的阶层分布状况；二是以地区（乡镇、街道）为单位考察地区的社会上中下层的比重，也就是考察各地区上中下层的集中程度。
我们以区和街乡为单位绘制了北京社会阶层的分布地图，来显示社会阶层在全市的地理分布和街乡的集中度，一个阶层在某个地区集中度过高就意味某种程度的社会隔离。为了区别文中的两种地图，我们把反映一个街乡中的某个阶层占该阶层全市的比例图称为北京阶层分布地图，计算的方法是一个地区（乡镇、街道）的某阶层样本除以全市某阶层总样本，比例大也就是地图颜色深表示该地区某个阶层数量大，反之，表示某个阶层数量少。我们把反映一个阶层在某街乡从业人员的比例图称为街乡阶层指数图，该指数是以一个街乡某阶层人数除以该街乡的从业人口数，该指数最大等于1，最小等于0。该指数反映一个街乡的社会阶层结构。如果社会阶层指数大于0.5，则该街乡的某个阶层占本街乡的比例很大，已经占据绝对的优势，非常集中。比如某个街道的工人阶层指数大于0.5，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工人街道，某个街道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数超过0.5，那么就可以称之为专业技术人员街道。阶层指数大于0.5就表明社会隔离程度较大，大于0.7就表明社会隔离严重，大于0.9就表明社会极化严重。通过各街乡的社会阶层指数，我们可以比较分析社会阶层的集中与分散程度，阶层的混居与隔离程度以及阶层的极化程度。3.数据来源
我们主要利用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普查已经形成制度，每10年进行一次。普查中的短表覆盖所有的人口，长表覆盖了10%的人口。我们主要利用的是长表的数据。我们的第二个数据来源是北京市统计局统计信息网的年度数据、区域数据和统计公报。第三个来源是北京市各区政府官方网站和统计局网站的数据。第四个来源是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少量数据来自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和北京农村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的数据。北京市在2015年对行政区进行了调整，延庆县和密云县改为延庆区和密云区。如果书中提到延庆县或密云县，即意味着所使用的数据是2015年以前的，如果书中提到延庆区或密云区，则意味着所使用的数据是2015年的数据，或者是涉及改区后的数据。
[1] Woodward，R.，“Approaches towards the Study of Social Polarization in the UK”，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1995，19（1）：75-89.
[2] 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周振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第209～238页。
[3] Peter Marcuse，“Dual City：A Muddy Metaphor for Quatered C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9（13）：687-708.
[4] 金文朝：《韩国社会的两极化——1997年金融危机和不平等》，张海东、孙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36～37页。
[5] 金文朝：《韩国社会的两极化——1997年金融危机和不平等》，张海东、孙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33～34页。
[6] 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邓锦绣、江裕真译，中信出版社，2015，第35～54页。
[7] 杨上广、丁金宏：《社会极化及其影响因素》，《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第76～80页。
[8] 鲁军、战瑾：《破除城市二元结构》，《大连日报》2006年4月6日，第B03版。
[9] 侯力：《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及其影响》，《人口学刊》2007年第2期，第32～26页。
[10] 任华百：《城市二元结构对社会事业发展的危害及治理》，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1] 吴介民：《海峡两岸的民主改革和公民社会》，http：//www.aisixiang.com/data/61680-2.html。
[12] 程业炳、张德化：《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二元结构研究述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05～109页。
[13] 李翔：《城乡二元结构：困局与破局》，《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4期，第69～72页。
[14] 苏敏：《城市新“二元结构”的危害与治理——基于深圳市龙岗区的实证分析》，《特区经济》2015年第1期，第9～13页。
[15] 李效民：《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及多维度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9期，第17～20页。
[16] 樊志达：《城市二元结构：拉美警示与中国式应对》，《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07～111页。
[17] 梁妙荣：《对我国城市二元结构问题的思考》，《学理论》2015年第10期，第107～109页。
[18] 丁宪浩：《打破新二元社会结构，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入》，《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年第5期，第538～541页。
[19] 顾朝林、C.克斯特洛德：《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地理学报》1997年第5期，第385～393页。第二章北京的人口与就业结构一北京的常住人口结构（一）人口结构变迁
北京的常住人口在1978年的时候是871.5万人，常住外来人口21.8万人，常住外来人口比例只有2.5%。常住人口中的城镇人口47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54.96%；乡村人口392.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5.04%。
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1961.9万人，是1978年的2.25倍。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04.7万人，常住外来人口比例达到35.92%，比例超过了1/3，绝对数增加近700万。常住人口中的城镇人口1686.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5.96%；乡村人口275.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4.04%。
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达2151.6万人，是1978年的2.47倍。其中外来人口818.7万人，常住外来人口比例达到38.05%，比例接近4成。常住人口中的城镇人口1859.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6.4%；乡村人口29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3.6%。
2016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72.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2%。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1879.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86.5%；乡村人口293.3万人，占13.5%。全市户籍人口1362.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7万人。
38年来，北京的城市化率由55%提高到86.5%，提高了31.5个百分点，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城市化加速。北京城市化加速的一个原因是北京郊区居民因征地拆迁而农转居，另一个原因就是外来务工人员的积极增加。由于外来务工经商的人口很少到农村务工经商，所以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基本上都计入城镇人口。
1978年，常住外来人口只有21.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2.5%；到1983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减少到16.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1.77%；1988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增加到59.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5.64%。1989～1998年的10年间，常住外来人口有所波动，但是总的趋势是增加的。自1999年开始到2015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数量一路飙升，由157.4万人增加到822.6万人，16年间增加了423%，涨幅惊人（见表2-1）。2016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下降了15.1万人，这恐怕只是暂时的波动。全球城市东京、伦敦和纽约尽管人口密度很大，人口也曾出现波动，但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人口也在继续增加，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超大城市人口减少的情形是罕见的。表2-1 1978～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表2-1 1978～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续表1表2-1 1978～2016年北京常住人口-续表2表2-2 北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情况表2-2 北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情况-续表（二）人口年龄结构
2010年，北京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为10%，到2014年北京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5%。2010年，0～14岁儿童占8.6%，2014年占9.9%（见表2-3）。儿童比例和老年人比例都在增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下降。表2-3 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年龄结构（三）人口的文化程度
北京人口的文化素质是比较高的，2014年北京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36.78%，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为39.23%。男性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35.68%，女性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37.88%，总体上女性的文化程度高于男性（见表2-4）。但是男性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比重高于女性。表2-4 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教育构成（四）各区域人口结构
2014年，北京的常住人口达到2151.6万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221.3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0.29%；城市功能拓展区1055.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49.03%；城市发展新区684.9万人，占全市人口的31.83%；生态涵养发展区190.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8.85%（见表2-5）。人口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两个功能区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重为80.86%。首都功能核心区面积相对其他各区面积较小，两个区的人口虽然占总人口的比重不大，但是这两个区的人口密度是北京最高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面积较大，但基本是山区，平地较少，所以人口也比较少。门头沟区、怀柔区、延庆县的人口都是30万多一点，与北七家镇的人口差不多，相当于中心城区两三个街道的人口。
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常住外来人口只有54万人，占全市常住外来人口的比重是6.60%；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常住外来人口达到436.4万，占全市常住外来人口的比重是53.30%；城市发展新区的常住外来人口达到296.9万，占全市常住外来人口的比重是36.26%；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人口只有31.4万，占全市常住外来人口的比重是3.83%。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外来人口合起来占全市常住外来人口的比重是89.56%。北京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都主要分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常住外来人口也更多地集中在这一区域。表2-5 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总量（按区县分）（五）人口密度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人口密度也逐步上升。2014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密度为1311人/平方公里，比2011年增加81人/平方公里（2011年为1230人/平方公里）。西城区常住人口密度最高，为25767人/平方公里，而延庆县最低，只有158人/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密度从首都功能核心区开始向外围逐渐降低。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为23953人/平方公里，是城市功能拓展区的2.9倍，是城市发展新区的22倍，是生态涵养发展区的109.9倍（见表2-6）。表2-6 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密度（按区县分）二北京的外来人口结构（一）外来人口的户籍结构
长期以来，提到北京的外来人口，人们头脑里想到的都是农村进城的农民工，很少会想到常住外来人口中还有大量从其他城市迁移而来的人口，更少会想到这中间还有不少来京投资的商人和企业负责人。那么，北京常住外来人口中的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数到底有多少呢？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7044533人，其中非农户籍的城城移民人口有2276388人，比例达到常住外来人口的32.31%，接近1/3。常住外来人口中农业户籍的乡城移民有4768145人，占外来人口的67.69%。
石景山区的常住外来人口中城城移民比例最大，达到42.43%，东城区的城城移民比例达到39.47%，朝阳区的城城移民占常住外来人口的比例达38.50%，西城区的城城移民占常住外来人口的比例达到37.68%，海淀、通州、昌平的城城移民占常住外来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1/3。平谷区的常住外来人口最少，城城移民的比例也最低，只有12.71%；其次是怀柔区，只有13.90%；再次是密云，只有14.14%；顺义和大兴分别只有17.08%和18.21%。远郊区县只有延庆的城城移民比例较高，达到29.66%（见表2-7）。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统计，中国流动人口平均年龄27.9岁，86.7%为农业户口，属于乡城流动；13.3%为城镇户[1]口，属于城城流动。比较起来，北京的城城流动人口比例远远高于全国的城城流动人口比例。说明北京以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城镇人口流入北京。北京城城流动人口的数量是一个大城市人口的规模。北京的城城移民文化素质较高，其中很多是专业技术人员，还有相当比例的企业负责人，也就是外来的投资者和创业者。他们的到来影响了北京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可忽视。表2-7 北京各区县常住外来人口户籍结构表2-7 北京各区县常住外来人口户籍结构-续表（二）外来人口的性别结构
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中男性比例是54.32%，女性比例是45.68%（见表2-8）。男女比例的差异略微大于全国的流动人口的男女比例差异。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统计，中国流[2]动人口中男性占51.8%，女性占48.2%。表2-8 北京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表2-8 北京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续表
怀柔区的常住外来人口性别比例差异最大，男性占58.19%，女性占41.81%，女性比例比男性约低16个百分点；其次是大兴区，再次是昌平区。门头沟区的常住外来人口性别比例差距最小，男性比例为50.31%，女性比例为49.69%，男性比例比女性高0.62个百分点；其次是西城区和东城区，男性比例比女性分别高1.5个和1.99个百分点。（三）外来人口的文化水平结构
北京的外来人口中未上过学的比例很低，只有0.80%，这一部分人主要是儿童和老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是9.38%；初中文化程度是主流，比例达45.92%；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9.55%；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占11.02%；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占11.87%；研究生文化程度的比例为1.4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合计占24.35%，其比例并不是很低（见表2-9）。北京常住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2.84%，高中文化程度的占22.1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2.73%，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0.38%（见表2-10）。表2-9 北京分区县6岁及以上常住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
一些区县外来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比高于全市外来人口占比，这些区县分别是延庆县、昌平区、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西城区、通州区。延庆县的比例最高，超过了40%，这主要是因为延庆的外来人口中部分是民办大学的学生，但户籍都是外地户籍。昌平区的外来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超过30%。表2-10 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表2-10 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续表（四）外来人口居留时长结构
居留北京半年至一年的比例是13.87%，1～2年的占19.73%，2～3年的占16.19%，3～4年的占12.27%，4～5年的占7.29%，5～6年的占4.94%，6年以上的占25.71%（见表2-11）。如果我们把1年以下的看作短期居留，那么，短期居留的比例只有13.87%；把1～3年的看作中期居留，则中期居留的比例为35.92%；把3年以上的看作长期居留，那么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比例达50.21%。表2-11 外来人口居留北京不同时长结构
研究生文化程度长期居留的占60.26%，本科文化程度长期居留的占60.9%，大专文化程度长期居留的占52.37%，高中文化程度长期居留的占48.48%，初中文化程度长期居留的占45.06%，小学文化程度长期居留的占60.53%，未上过学长期居留的占61.16%。总体来看，不同文化程度者居留北京的趋势倾向于呈U形曲线，文化程度高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两头倾向于长期居留，而文化程度居中的初高中外来人口长期居留的比例不到50%。（五）外来人口来京原因结构
总体来看，来北京务工经商的外来人口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3.90%，工作调动的占3.64%，学习培训的占4.66%，随迁家属的占8.03%，投亲靠友的占4.50%，拆迁搬家的占0.67%，寄挂户口的占0.15%，婚姻嫁娶的占2.92%，其他原因的占1.54%（见表2-12）。
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最主要的原因是务工经商，超过了70%。大兴区的常住外来人口务工经商的比例最大，达到77.68%，其次是东城区、海淀区、朝阳区、怀柔区、丰台区、顺义区，这几个区的常住外来人口务工经商的比例都超过了75%。通州区、西城区、密云县、平谷区、昌平区常住外来人口务工经商的比例为70%左右。石景山区、房山区、门头沟区的比例为60%左右，而务工经商比例最低的延庆县还不到40%。
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原因是工作调动的在石景山区比例最高，接近10%。西城区为6.27%，东城区为5.06%，朝阳区、海淀区、通州区、昌平区分别为3.91%、3.75%、3.65%、3.6%，这几个区都超过了北京区县的平均值（3.64%）。
来京原因为学习培训的，延庆县比例最高，达到34.19%，远远超出其他区县。其次是昌平区，达到9.16%；再次是房山区，达到8.02%；海淀区、石景山区和西城区也比较多，比例为6.29%、4.79%和4.09%。其他区县相对比较少，门头沟区和密云县的比例都不到2%。
随迁家属的比例最高的是门头沟区，比例为14.20%；其次是房山区，比例为12.29%；再次是密云县，比例为11.35%；接着是怀柔区，比例为11.05%；通州区、丰台区、大兴区的比例分别是10.23%、9.43%和9.38%；其他区县都在9%以下，东城区最少，只有4.67%。
投靠亲友的比例最高的是石景山区，比例为7.07%；其次为西城区、门头沟区、海淀区、昌平区和东城区，比例分别为5.47%、5.41%、5.23%、4.88%、4.62%。房山区的比例居中，正好是各区县的平均数（4.50%），其他区县都比较少，大兴区只有2.77%。
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原因为婚姻嫁娶的比例最高的是门头沟区，达13.6%；其次是平谷区，比例为9.94%；再次是密云县、延庆县、房山区，比例分别是8.68%、7.64%、7.16%，这些区县都是远郊区。比例比较低的是昌平区、海淀区、朝阳区和大兴区，分别只有1.83%、1.97%、2.11%和2.12%。
离开户籍地的原因为拆迁搬家、寄挂户口以及其他原因的比例都比较小。表2-12 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离开户籍地原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