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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西城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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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往事试读：

万事皆缘，信焉。识沈西城兄逾四十载，当年我俩皆青春年少，沈君喜写作，活跃于报坛、歌坛、文坛。由于善操沪语，和上海南来的一批著名文化人、歌星、艺人，水乳交融，知道的掌故、逸事乃至花边新闻特多。他记忆力惊人，久远的人物、事件均能如数家珍。数年前重遇沈君，便提议何不将值得回味的艺坛趣事、逸事记录成文，供大家欣赏、怀旧一番。

多年不见，沈兄文字功力大进，遣词造句幽默不失典雅，文思敏捷的他年内便成书数册，有《旧日沧桑》《西城忆往》《旧日风景》《西城纪事》等，一时洛阳纸贵，读者好评如潮。

某日闲谈时无意中提起金庸先生，咸认为他是当代华语文坛第一人，无出其右，我灵光一闪道：“你知金庸甚详，何不写一本有别于正统人物传记的《金庸往事》？”关于金庸先生，我除了是他武侠小说的忠实读者外，更佩服他对家国、社会大事的深刻分析，当年《明报》每天由他亲自执笔的社评我是每篇皆读，他创办的《明报月刊》我每期皆阅，数十年至今。1998年我任香港电影金像奖主席，邀请他来颁“最佳剧本奖”，他电话中很爽快地答应了，颁奖当日见面，我称他是我们电影界的前辈（因我知道他曾在长城影业任编剧及导演），他大笑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显得很高兴。我在台上介绍金庸先生出场时曾这样说：“中国文坛巨匠，世界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读者！”当天金庸先生谈到剧本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性，当他还想进一步讲述时却被台下电视台FM（场务）打手势中断了，这一直是我多年来耿耿于怀的事。

如今《金庸往事》书成，当我握笔写此文时，突然传来金庸先生仙逝噩耗，巨匠走矣，从此江湖金大侠不再，但正如他在电视台曾说的：“希望一百年后仍然有人读我的书。”

当然，我们会永远怀念他。

伤感中匆匆以此文为序。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序二 / 喜见沈西城笔下《金庸往事》—— 杨兴安

和沈西城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相识，当时身处无线电视台混编剧，双方只是点头之交。后来胡菊人、倪匡等成立香港作家协会，再次碰头，比较熟稔。不久，在报刊上读到他写的《梅樱集》，大感诧异。因为文章言之有物，笔法精醇，全无蔓芜之句。点到即止，清楚玲珑，而又予人一种阅读上的畅意。三十多岁青年，竟有如六七十岁作家的健笔，深为佩服。

八十年代中替《星岛日报》专栏《细数才华》写专访，便约见沈西城，探问如何练就如此健笔。沈兄说本家姓叶，名关琦。笑谈曾留学日本，但学无所成，多在居酒屋流连，反而弄到日语纯熟。谈到写作，何以叫《梅樱集》，因内容说中日两国文化，故而名之。原来一字之浅，当日自己也太无知了。他又说曾尽读《鲁迅全集》，也许不知不觉间便受其感染吧。我再问何以近期再不复睹如此优雅文字，他神秘地笑而不答，像背着葫芦卖什么药，我也不追问。再转而谈金庸小说。原来他是金著的“护法”，所以后来我把他谈金庸的文章介绍给内地刊物。香港电视台访问时也曾拉他一起出席佐谈金庸，效果都很好。

这次由他动笔谈金庸，深庆得人。

由于早年市肆有几本谈金庸本人的书出售，听人家说金庸对所述都不大满意。九十年代初我到武汉，认识青年作家钱文亮兄（后来是北京大学博士）。他读过我写的两本谈金庸小说的专书，竟建议我写《金庸传》，说由我写最适合。我感到很难写得好，没有答应。谁料别后他竟在国内报章上吹嘘，刊出这种意见，又被一些报章转载，又竟然被金庸老人家读到。其后在一次文化盛会中碰到金庸，他说想找我很久了。我正奇怪，原来他叮嘱我不要为他写传。后来，他提拔我为秘书，从此便与这念头决绝。这次由文笔顶级的老西城动笔，不是深庆得人吗？

沈西城是带有点江湖豪气的作家，交游广泛，读过其中两章，以金庸的朋友圈子反映金庸的性格言行，以侧面笔法描述当代大文豪，其出色的可读性及娱乐性，当使本书绝无冷场。从严肃角度而言，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可料数十年后，甚而百年后亦有读者追读，或借源深究。沈兄大著将洛阳纸贵，当可断言。

今蒙邀约为序，乐而为之，光宠甚焉。戊戌秋日 于香港序三 / 金庸小说无出其右—— 沈西城

金庸去世，毁誉参半，不少人不满他对婚姻的不忠，于政治立场的摇摆不定，予以挞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古语有云“不以人废言”， 我服膺此说，爱读金庸小说。倪匡说金庸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有点儿夸大，实出自肺腑。有人分析金庸小说缺乏大时代生活的描述，深度不足，并举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为例，然则川端康成的《雪国》《伊豆的舞女》又作如何看待？既缺时代背景，亦欠离奇情节，却得诺奖评委赏识。因知小说并无定类，能感人肺腑者就好。金庸小说正好做到了这一点，你能忘记杨过的痴？段誉的憨？郭靖的义？乔峰的侠？不管你们喜欢或讨厌金庸，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直到目前能写武侠小说的作家，没有一个比他好，比他强，这就够了！戊戌年冬 西城序于随缘轩侧第一章三晤金庸金庸给沈西城的信

1975年夏天某日，骄阳似火，挥汗如雨，我第一趟（上海话：第一次）见到金庸。那一年，中国和日本反苏联霸权问题闹得很热，《明报》内地版编辑毛国昆、国际版编辑毛国伦，特别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日本报界驻港特派员参加。《明报》方面，更是隆而重之，出席的是社长金庸与司马长风。司马长风是著名的文史学者、日文翻译家和政论家，所撰《集思录》，排日刊于《明报·副刊》显著位置，读者万千。他以“秋贞理”的笔名撰写的散文，委婉曲致，情文并茂，追读者众；而金庸除了以武侠小说鸣于世，几乎每日都在《明报》写一段社论。他的社论，言简意赅，见解透辟，深受读者欢迎，时日一久，也就引起海峡两岸政要的注意。因而有人说：“《明报》之能够畅销，跟金庸写的社论大有关系。”事实是否如此，不敢妄定，可的确有许多人是为了看金庸的那段社论而买《明报》的。

司马长风跟金庸拨冗出席这个座谈会，正好说明《明报》对反苏联霸权问题的重视。由于出席这个座谈会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士，毛国昆便央我这个粗通日语的小伙子担任通译。我一听，两脚直跺，额角冒汗。老实说，以我当时的日语程度，当不足膺此大任。毛国昆怕我推搪，不断游说，仍撼不动我的意志，可当他说金庸也会出席时，我的胆子顿壮，勇气来矣。一直以来，我都是金庸迷，他写的武侠小说，全读过，而且不止一遍，是像倪匡那样一看、再看、三看地读下去。（偶像出现，书迷哪有不去觐见的道理？不管日语水平如何低，去之可也，怕啥？）

座谈会地点是中环于仁行（今已拆除）的翠园酒家。周末下午，我穿上一袭深蓝西装，结上浅蓝白点领带，匆匆走进贵宾房时，金庸还没到，嘉宾倒是已来了好几位。毛国昆逐一为我介绍：这边是《读卖新闻》的本池滋夫、《朝日新闻》的伊藤；那边是《东京新闻》的花浩、《每日新闻》的林慧儿……Konnichiwa，你好你好！一一握手寒暄。虽说是驻港特派员，除了林慧儿、本池能说一点中文之外，其余几位都只能讲日语，连普通英语也说不来，我的蹩脚日语只好硬派用场。“你不是很想见见查先生吗？刚打了电话去渣甸山的家，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毛国昆走过来，带着笑容安抚我。我登时紧张起来，心仪已久的人物，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儿呢？ 在金庸还未踏进翠园之前，我心念电转，把各式各样能想象的容貌都在脑海里打了个转：风流潇洒？神采非凡？飘逸俊雅？文质彬彬？唉！想昏了头！

我跟众特派员闲谈了一会儿，魁梧健壮的司马长风，一袭夏威夷花衫，神采飞扬地来了。本池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念过中国语，看得懂中文，拜读过司马长风的文章，跟司马很快便谈得投契。我交谈的对象便只好限于伊藤、林慧儿与花浩，你一言我一语，话题不离反霸权。林慧儿、伊藤等言辞激昂，指责苏联霸道。我不赞一言，对政治，我并不太懂，搭不上嘴，兴许在日本读过一段时间的书，对日本人的性格多少有点儿了解，谈起来还不致太隔膜。五点钟开会，金庸比原定时间晚了五分钟才到，抱拳，连声“对不起，对不起”。第一眼看到金庸，说良心话，真有点失望。他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形象。想象中的金庸，戴金丝框眼镜，高瘦韶秀，书卷气洋溢。可眼前的金庸嘛，身形微胖，朴实无华，哪有半点儿文采风流？乍看，更像一个生意人。穿了一袭灰色西装，衬衣领子皱巴巴，领带斜歪歪，没结好。还有呀，那双皮鞋，嘿！尘埃满布，黑鞋已全灰。这身打扮，真教我怀疑，站在面前的便是我崇拜莫名的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可毛国昆做介绍时，明明白白地这般说：“这位是查先生！”既然是查先生，那么确是金庸无疑了。我微微有些儿失望，也只好接受眼前的事实。大概毛国昆已经向他介绍过了，金庸一见到我，万分客气地说：“沈先生，多谢你帮忙！”我低低地回说：“不谢。”金庸到场后，座谈会立即开始。毛国昆首先发言，我从旁通译。简单做过开场白，挨到金庸说话。金庸一开口，我更加愣住了。金庸小说，构思奇巧，布局多变，不由你不佩服，可听得金庸讲话，你定会诧异万分。天哪！彼之口齿，殊不灵光，断断续续，拖拖拉拉，螺蛳吃尽（广东话：吃螺蛳，指演出时唱曲或念白不流利），教人不耐。在我见到金庸前，朋友已告我查先生有轻微口吃的毛病，遂有心理准备，可咋想到他会如此地拙于辞令呢？

一个有口吃小毛病的人，居然能够写出那样出色的小说和评论，太不可思议。大家都看过《鹿鼎记》吧，韦小宝不少对白，是那么“机灵刁钻”“刻薄辛辣”，绕弯骂人而人不知，读之捧腹，不能自已。呀！真亏木讷朴实的金庸能够想得出来。由是可知，写和说到底是两码子的事。这一天的座谈会，谈了一个多小时，由毛国昆负责笔记和录音。会谈后的第二天，毛国昆就把录音带交给我，要我翻译出来，叮嘱说：“查先生特别交代，翻出来后，让他过目。”对《明报》的立场，金庸十分谨慎，反霸权牵涉到政治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万一出岔子，可就麻烦了，非得小心谨慎不可。我花了两天工夫，不眠不休，耗尽心血，才把录音带里的议论约略翻好，交给毛国昆，让金庸过目。记录后来在《明报》登了出来，引起极大反响。文章在个别段落，有若干的修改，显然金庸是仔细看过这篇记录的。由于这段渊源，我开始为《明报》国际版翻译中日问题的文章。其时《明报》为中国问题权威，金庸社论，听说连邓小平、杨尚昆等都会阅读。我虽然有幸见过金庸，跟他并不熟悉，也没有往来。嗣后我重翻他的小说，可能有过一次接触吧，兴味更浓，印象益深。

过了一阵子，孙淡宁女士见我整天吊儿郎当，不是事儿，好意介绍我去《大任周刊》任职。上班两三天，主编孙宝刚老先生跟我商量，拟在周刊搞一个文化界名人访谈，我想也不想就提议访问金庸。孙先生连声叫好：“这就定了，我找孙大姐，她跟查先生熟。”透过孙淡宁的介绍，一个初秋下午，太阳偏斜，金风送爽，我跟摄影记者阿朱，一径跑到渣甸山去访金庸。金庸的住所是一幢三层洋房，前面一个大花园，种满不知名花草，乏人打理吧，枯萎凋谢，垂枝散蕊，一派萧条。我跟阿朱由用人延引到二楼金庸的书房坐下。金庸的书房，教我眼界大开，面积足足千呎有余，铺着蔚蓝地毯，又如汪洋，四壁都是伸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各式各样书籍，趁着金庸尚未现身，我好奇趋前看，大部头的书便有《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一百巨册的《大藏经》、《涵芬楼丛书》等等。藏书多元化，除了文史书类外，有关音乐、舞蹈、电影、武术和围棋专集都罗列俱全。角落一张大写字台，台上地下，书籍盈帙。我环顾四周，不知怎的，眼前浮现出金庸看书的情形：鸡鸣风雨，遥夜荒灯，捧着书本，绕案吟诵，如和尚唪呗、道士步虚，念得滚瓜烂熟……这时，金庸悄悄走了进来，一见我，便说：“沈先生，我们是见过面的。”我谦逊一番，道明来意。七十年代金庸在渣甸山府邸的千呎书房里伴书浅笑金庸的老朋友、作家农妇（孙淡宁）与《明报》编辑吴志标，摄于昔日《明报》报馆内

金庸很客气，说：“不要说访问，我们随便谈谈。”

刚坐下，金庸书迷阿朱迫不及待，开口问：“金庸先生，你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的？”

金庸抓了一下并不浓密的头发：“那时候我在《大公报》做事，闲得无聊，老总罗孚先生叫我写，便写来看看。”

根据名报人罗孚（即丝韦）昔年在香港《新晚报》所写的一篇杂文，金庸是在他的鼓励下方尝试写武侠小说的。不但金庸如此，梁羽生也是受知于罗孚。可以说如果没有罗孚，便没有金庸和梁羽生的横空出世。金庸坦承从未作过任何长篇小说，写武侠小说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兵来将挡，随意为之。然而，《书剑恩仇录》发表后，读者热烈捧读，叫好声不绝，要求长写，金庸欲罢不能，便一篇篇地写下去。金庸说，小时候喜欢看小说，尤其是那些章回小说，是他最钟爱的读物，一看，神领心悟，铭记心中。不知读者们可曾注意，金庸的小说，很有《水浒传》的味儿，《射雕英雄传》人物众多，都有绰号，“南帝北丐中神通”“东邪西毒”“老顽童”“赤练仙子”……传神阿堵，跟“九纹龙”“黑旋风”“浪里白条”等诨称，比俪并肩，了无逊色。“查先生，你第一篇是《书剑恩仇录》，对吗？”阿朱又插口问。（犯浑！人家早已说了，还问！）

金庸不以为忤，点头道︰“是的，在《新晚报》连载，只是尝试性质，没有什么冀望，如果反应不好，便打算搁笔不写——”“后来反应好，所以便一直写下去。”我顺势替他接下去。“哈哈！”金庸被我给逗得笑了起来。“为什么会写《书剑恩仇录》？”余下的时间，我们一问一答起来。方便叙述，我建议用上海话，金庸高兴极了，连声说好：“对对对，小叶（谈得投契，叫我‘小叶’了），阿拉（上海话：我们）都是上海人！”“写《书剑恩仇录》嘛，因为我比较熟悉乾隆的故事，”金庸眯着眼睛，一头投入回忆。奇哉怪也，一讲上海话，他的口齿开始麻利灵活起来︰“我的家乡是浙江海宁，年幼时，常听到家中长工在讲乾隆是汉人的故事。乾隆本姓陈，是我同乡。可能是这样，我对这段事迹印象很深，常想把它写出来。罗孚要我写武侠小说，我立刻想到这个题材，便把它写出来虚应一下。这叫作驾轻就熟嘛，哈哈哈！”眨了眨眼睛，模样逗趣，跟座谈会上所见，活脱脱是另一个人。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于1955年开始在《新晚报》连载金庸于五十年代为《香港商报》先后写了《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看你的武侠小说，发觉常常跟历史有一定的关联，像《射雕英雄传》，背景放在北宋，《书剑恩仇录》是讲清朝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你这样做的呢？”

金庸想了一下︰“没什么，大概这跟我喜欢历史有关吧！历史很奇怪，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毛泽东喜欢治史，相信与此有关。武侠小说一直以来，大多是向壁虚构，给人一种不尽不实的感觉，我想改变一下，在历史的基础上撰写武侠小说，那样，有了现实背景，读者看起来，便会有真实感，更加投入。”“你的武侠小说，除了伴随着浓厚的章回小说味道，还带有悬疑诡秘的情节，在描写方面，也着重心理描述……”

金庸举起手，打断我的话，往下说︰“小叶，你能看到这一点，很好。我年轻时，喜欢看《水浒传》《七侠五义》一类通俗小说。到进大学，开始接触西方小说，其间，也看过不少侦探小说，因而觉得写武侠小说，单靠一种手法是不行的，最好多变。换言之，若能向西方文学取经，将中西写作技巧融汇结合起来，那就好了。不过，我绝不主张文字欧化，只——（语调坚定）借用西方技巧。”咱们仔细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文字是纯中国式的，技巧很明显有些是沿袭西方，可经过金庸的匠心独运，巧妙安排，早已不着痕迹。金庸与电视剧《神雕侠侣》女艺员（由左至右）王爱明、吕有慧、陈玉莲、廖安丽、黄曼凝、欧阳佩珊合照“我看过《雪山飞狐》，这本书引起极大的话题，众人议论的地方，便是它的结局：胡斐这一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想知道，你本意是怎样安排的？”

金庸笑了一笑，有点自得︰“有关这个问题，我早已经面对好几十次了，朋友们见面，总会缠着问胡斐这一刀砍不砍下去？老实讲，我写《雪山飞狐》的时候，是十分用心的，写到后来，整个人已投入小说中，胡斐的矛盾，变成我的矛盾，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为我的痛苦，胡、苗世仇如何了断，连我都决定不了，所以那刀到底砍不砍下，我也无法知道……”（呀！连作者本人也没办法，此结难解。）金庸陷入沉思。对《雪山飞狐》，金庸迷一直在追念，胡斐那一刀会否砍下去。我竭力怂恿金庸续写下去，给他们一个满意答案。无奈他坚拒不续，隔了一长段时间，退而求次乞请倪匡续写，倪匡以前为金庸续写过《天龙八部》，天衣无缝，读者几乎看不出来，的确是理想人选。倪匡拒绝，三声哈哈哈，朗声道︰“金庸的小说世上无人能续。”“包括阁下？”来人问。倪匡不住点头：“那当然！”于是，《雪山飞狐》续集永远胎死腹中。“在这么多本武侠小说中，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本？”阿朱边问边提起照相机，对准金庸，咔嚓咔嚓拍了好几张照片。

当时金庸回答︰“‘射雕’与‘神雕’我都喜欢。”（现在，怕会改口说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了吧？）“后来你脱离了《大公报》，自己创办《明报》，日理万机，你利用什么时间写稿呢？”阿朱手不停举，不住拍照。

金庸沉吟了一阵︰“多数在报馆写。我写稿速度其实很慢，远远比不上倪先生一个小时可写四五千字那么厉害。一字一句斟酌，反复思索——”皱了皱眉头，“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改了又改，起码花上两三个钟头。”“你喜欢白天写稿，还是晚上写呢？”我狠狠白了阿朱一眼。（嘿！总爱打岔！）

金庸想也不想便回答：“晚上，那时比较清静。一直以来，我的稿写得并不多，通常只是写一段连载。有一个时期，《明报》创办《武侠与历史》，为保销路，我也在那里写连载（《飞狐外传》）。同一时期写两个连载，在我已是破天荒之举了。”金庸不同于倪匡，并非多产作家，仅凭那十几部武侠巨著，已足以震古烁今，在中国文学史上稳占一席。阿朱看来对金庸的武侠小说颇有研究，问了金庸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武侠小说是纯文学作品吗？七十年代，两岸许多知识分子对“文学”这个问题很是顽固保守，虽然金庸的武侠小说曾经被夏志清、周策纵、刘绍铭等一班海外著名学者大力推荐，广大知识分子仍视之为雕虫小技，不值一哂。（最瞩目的例子便是王朔力批金庸小说文字粗糙，难入文学殿堂。）

金庸苦笑一下︰“以前的确有不少学者都看不起武侠小说，认为是小说者之流，不登大雅之堂。不过，近年风气也有些转变，有人（泛指夏志清等）提出武侠小说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说不定有朝一日，得列庙堂的。”时至今日，武侠小说的地位确然有着很大的转变，许多学者开始撰文评论，倪匡更写了《我看金庸小说》，甚而“再看”“三看”“四看”。八十年代初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将金庸小说引入台湾，金庸小说由是大盛，台湾文化界相应有不少学者开会讨论金庸的武侠小说。八十年代以降，金风刮内地，文坛掀起“金庸”潮，名家辈出，严家炎、陈墨、陈平原、冯其庸等人著作，条分缕析，深及骨节，相互比竞，各陈其旨，猗欤盛哉。九十年代内地推选近代十大作家，金庸排名仅在鲁迅、巴金之后，名列第三。研究金庸小说，定名“金学”。武侠小说已在文坛开花，树立名堂。访谈一个多小时，我下马求道，问金庸如何撰写武侠小说。

他率直回答︰“我通常都先有个腹稿，也有人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不过，在撰写过程中，许多情节都会给推翻、改掉的，或增加，或减删，看故事的发展而定。”“查先生，你通常要花多少时间构思一部武侠小说？”讲不听，调皮的阿朱又来插口。“很难说。”金庸考虑了一下，“其实许多故事早已在脑海里，不过只是一个雏形，到想要写时，便慢慢地思索，让它成熟起来。”“你有没有遇过没有灵感、无法下笔的时候？”阿朱呆呆地问。

金庸苦笑一下︰“偶然也会有的。不幸遇到，便放下笔，喝杯咖啡，四处走走，松弛一下再写。”

访问结束后，阿朱替金庸造像，指东画西，金庸做演员，乖乖听命；阿朱扮大导，好不威风。我乘机在书房浏览，无意中看到书架上有两册《碧血剑》，用白粉纸包着书面，书脊用毛笔字题着“碧血剑”三个字。劲挺秀美，天然自如，乍看有点像宋徽宗的瘦金体，正自狐疑，金庸不知何时已走到我身边：“这是我自己题的字。”他指指那两册《碧血剑》。“呀！这是你写的字？”我有点诧异。“是，所有我的书都由我自己题字，字写得并不好，总好过麻烦别人题呀！”金庸撇撇嘴。老实说，金庸的字并非书家的字，却具文人风格，你只要一看，就知道是出自金庸之手。临行，金庸送我《书剑恩仇录》，并在扉页上题款：“西城兄惠存 弟金庸”。称我为兄，愧煞小子。

离开渣甸山，已是黄昏落日时分，燕子不来花又落，一庭风雨自黄昏，查家大宅见萧条。这是我第一次去渣甸山金庸的家，也是最后一次，过不久，他就搬迁去北角半山了。那日的访问，后来在《大任周刊》发表，大受欢迎，读者纷纷来函要求再访金庸，可我办不到，《大任周刊》经济出现问题，最终上了排门板。我为稻粱谋，写稿维生，再无暇兼顾！

三晤金庸，已是1978年。1978年年初我进“佳艺”电视做事，顶头上司刘天赐要我筹划一个叫做《推理剧场》的节目（此为香港电视台首创），为洽购版权，我独个儿跑去日本拜访松本清张。松本清张是日本最有名的推理小说大家，日产万言，哪有时间见我这个闲人？到了日本，在酒店里的“文艺年鉴”上找到松本府邸的电话，初生之犊不畏虎，一通打过去，道达来意。松本老师居然毫不犹豫地应承我去看望。到见面那天，我把来意一一说明。松本清张很爽快地答应把他三个推理小说交给我回去拍电视，订明分文不取。办完正事，他向我打听香港文化界的情形，一一对他讲了。一面听，一面表达意见。当我讲到金庸时，松本忽然“呀”地嚷起来：“香港也有那么才华横溢的作家？下次我去香港，请你无论如何介绍我认识。”识英雄重英雄，顺手挑了几本小说，题上名，交我转送金庸。

回到香港后，我把书带给蔡校书炎培兄，请他转呈金庸，不到一个星期，蔡炎培打来一个电话：“西城，查先生有一本书要送给你，有空烦来报馆取吧！”那本书是江户川乱步写的《探侦小说四十年》，为有编号的豪华精装版，书的后页有江户川乱步印鉴和签名，弥足珍贵。金庸神通广大，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而又大方地割爱。揭开黑色的硬皮，透过砂纸，清清晰晰看到金庸用红笔题的“西城兄惠存 弟金庸”等几个字。

这本《探侦小说四十年》是日本已故侦探小说宗师江户川乱步的写作札记，具有很高的推理文学参考价值，我一直视若拱璧地珍藏着。惜于1982年迁家，散佚了。唯我坚信此书一定仍然流传坊间，如果某日有人觅得，转赠与我，重回怀抱，那真是美事一桩。从一件小事，体现出金庸是一个十分注重细节的人。你送他一件礼物，他必定回送，不拖不欠，谁也不亏谁。这一点跟他的老朋友张彻很相像，对朋友，绝对不讨小便宜，嘿嘿！当然你也别想在他身上打什么鬼主意。这段交往，大抵不能算是三晤，在我而言，心与神会，便是一晤。

金庸亡后，忽地又想起另一晤。八十年代，胡菊人离职《明月》，月刊顿失支柱。某日午间，我上《明月》交稿，适值金庸在，一见我，笑容满脸，一把拉住我道：“小叶呀，你要多为月刊写稿呀！”说完，亲自倒了一杯热茶，递与我手，黄毛小子哪能不感激涕零？此晤遂永存心中。第二章五味杂陈的婚姻

1947年秋日，雁来红、矮鸡冠绽放如画，杭州《东南日报·副刊》年轻编辑金庸（查良镛）冒热来到杜家大院门前，歇了口气，怔怔地站着，虽非画栋雕梁，胜在古朴风雅。熏风徐来，花香四溢，烦恼尽忘。揩掉额上汗珠，抬手叩门，道明来意，女佣延入客厅坐下用茶，香入心脾。有此拜访，缘于一封读者来信，署名杜冶秋，内容是反对金庸这个“咪咪博士”对买鸭子的提示。金庸在专栏里说：“买鸭子先要看鸭脖子，坚挺有力示新鲜，羽毛丰盛又浓厚，显示肥瘦均匀，烹来进食，鲜掉大牙。”杜冶秋不服，写信抬杠：“咪咪博士先生，说鸭毛要浓密才好吃，可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会那么好吃？”天哪！拿烹熟鸭子跟活鸭子相比，言之哪成理，分明找茬儿，换作常人定必光火（上海话：发怒），弃信不理，金庸非常人，看过信，反觉小伙子可爱，握笔回一信，先美言几句，说是有趣、求知欲强的孩子，继而提出面谈。初生之犊不畏虎，立即回信，寥寥数言：“天天有空，欢迎光临寒舍。”明显摆出一副“来吧！俺不怕你”的挑战气势，金庸趁着周日放假，一心来会会这个调皮的小男孩。

杜冶秋见着了，机灵聪慧，事在意料之中，可一看到杜冶秋身后的那位十七岁少女（冶芬），金庸整个人呆住了，颀而白，如玉肪，风姿绰约，见之，如立水晶屏，倩影巧兮，正正冲击着二十三岁青年金庸的心，由是再也离不开杜宅家门。年少胆子壮，不斩楼兰誓不还，金庸勇气百倍，第二天再度踵门，送上戏票，邀请杜家众人一起去看《东南日报》社楼上公演的话剧《孔雀胆》，这是文豪郭沫若新编的戏，当年人人争看。此后金庸成为杜家常客，醉翁之意不在酒，金庸舞剑，旨在冶芬。中年后金庸发胖，年少青衫薄时，却是清隽韶秀，满溢书气，郎有情，妾有意，花前月下，携手共游，西湖畔，柳树下，金、杜俪影双双。

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热诚勤恳，屡有好点子，《大公报》高层相中他，决意派他往香港分馆工作，这是不少《大公报》中人的愿望，东方之珠，声名鹊起，看看异乡风情，赏赏外地繁华，寓工作于娱乐，何乐不为？可坠进爱河的金庸有自己的想法，一有故土之思，不愿离乡别井，二不欲离开秀慧解人的杜冶芬。热恋中的男女，每天跟时光竞争，少一秒相见也成病，况乎长期别离？不不不！金庸心底里高喊起来。硬着头皮写信向杜冶芬征问，答复是：“短期别离可接受，长时不见，那可不行。”正中下怀，金庸本来就希望能得到杜冶芬这样的回答，拿着回信跟上级周旋。人人以为金庸拙于辞令，那是天大的错觉，金庸广东话不行，上海话灵光（上海话：好）得紧，直有苏秦、张仪辩才，一番由衷之言，确也打动了上级，允诺只调任半年。半年六个月，一百八十日，短暂离别，情意更添，信来信往，一晃眼就过去，于是束装上道。金庸永远忘不了3月27日杜冶芬在上海送他跨上飞机的情形，她柔声叮咛：“我们每人每日都做祷告一次，千万别忘记做。”金庸望着杜冶芬，彼此的心早已连接在一起：冶芬，放心，我每秒钟都在做着呢！半年后，金庸回上海述职，迫不及待地跟杜冶芬结婚，了结长年相思。嫁鸡随鸡，杜冶芬跟着金庸来到香港，展开新生活。

金庸读过国际法，因而被安排编辑国际新闻版。工作刻板，入息不高，金庸为家计，咬紧牙根苦撑下去。1952年，《大公报》有变动，金庸调去创刊不久的《新晚报》，这是一张晚报，中午过后才发行，规模不如《大公报》，却灵活生动，极受读者欢迎。在《新晚报》，金庸结识了两位影响他一生的好朋友——罗孚（丝韦）、陈文统（梁羽生）。《新晚报》的工作时间是在上午，正午过后，清闲起来，金、梁二人便摆棋局，象棋、围棋，下个不休。梁羽生贪杯中物，呷酒、抽烟是他的至好，金庸不善酒，却好烟。论棋艺，金、梁起初打个平手，成了名，金庸聘围棋大国手陈祖德、聂卫平等用心指点，便在梁羽生之上。梁羽生说过：“我是盲拳，不怕高手，有胆你来。”言下之意：盲拳打死金庸这个老师傅。梁移居澳洲，金每往探，必厮杀数局。梁的女徒杨健思女士问结果，梁老促狭一笑：“我不一定输。”言毕打哈哈。跟金庸不同，梁羽生爱说笑。

金庸嗜好广泛，看书是首选，曾说过：“如果坐牢可以让我看书，我宁可坐牢。”是名副其实的“书痴”。此外，琴、棋、画、影，无一不沾，为遣刻板生活，在《新晚报》时，迷上电影，几乎每天看一出，看毕，就以“姚馥兰”和“林欢”笔名写影评，一可抒发感想，二能赚得稿费，补贴家用。影评短小精悍，很受欢迎，居然引来不少影迷写信给“姚女士”请教观影心得哩！写而优则编，1953年金庸进“长城”当编剧，曾获内地文化部金章，李萍倩导演、夏梦主演的《绝代佳人》，剧本便是出自金庸之手。就在这时候，传出金庸狂追夏梦的消息，多年后证实是谣传，爱慕之心或有之，狂追则言过其实。金庸用“林欢”笔名写影评、剧本，其名当不如后来“金庸”之响亮，可笔名由来自有因，杜冶秋小弟向人说：“我姊和姊夫的姓里面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当时他们浓情蜜意，男欢女爱，便以‘欢’为字。”金庸、杜冶芬初到香港，住在湾仔摩利臣山道，跟《新晚报》仅数箭之遥，附近有条马路叫“杜老志道”，大舞厅“杜老志”厕于其上，报馆中有好谑者就叫杜冶芬为“杜老志”，到了后来，人人称“杜老志”而不名，金庸无可奈何，只好默然接受。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素性执拗，不屑学，社交圈子狭窄，加以金庸日夜忙于工作，无暇做伴。金庸到“长城”当编剧，杜冶芬常跟着去，既喜看拍戏，长得又漂亮，就有人怂恿她：“不妨拍电影，夏梦多红，你杜小姐可不比她差啊，横看竖看都一个样儿！”旁边有心人鼓其如簧之舌，拼命煽动，杜冶芬心动，商诸金庸，金庸劝以妇道人家，还是操持家务为宜。杜冶芬哪肯依，结婚多年，膝下犹虚，自己黛绿年华，艳色正盛，缘何要做笼中鸟？金庸拗不过妻子，为平息夫妻争论，让她不当明星，转当场记。可美丽的场记，焉能不招来流言蜚语，传到金庸耳中，满心疙瘩，吵闹不停，终致仳离。金庸晚年，回忆第一段婚姻，眼泛泪光：“是她背叛了我！”话里有话，我们凭此可思过半矣！不知怎的，总觉得金庸的第一位夫人杜冶芬，用其笔下人物言之，可说近似《飞狐外传》的马春花，看见英挺风流、满身富气的福康安岂能不心动！因而，第一段婚姻，一言记之曰“苦”。金庸、夏梦同月同日去世，人生巧合，莫逾于此金庸曾以“林欢”为笔名撰写影评

金庸是杨过，情专一，却又容易投入新的感情里。杨过看到陆无双、程英，都有一阵遐思，金庸看到报馆里的女同事朱玫，眉如远山，瞳仁点漆，心湖顿泛涟漪。要爱便爱呗，不避嫌疑，无惧大众，公司组团往荔园，金庸的臂弯里钩着朱玫，浓情蜜意，旁若无人，活现了《神雕侠侣》里杨过与小龙女相恋情景。1953年，跟杜冶芬离异不久，爱情至上的金庸偕朱玫组织起新家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胼手胝足，生活奔波苦，却有说不出的愉悦。渐渐地，杜冶芬的影子模糊了，金庸心中填满朱玫庄妍靓雅的倩影！其时，金庸在《新晚报》当编辑，工资不多，闲余便为“长城”撰剧本补贴家用。朱玫跟杭州美人杜冶芬不同，肯拼能吃苦，这给予金庸很大的安慰。倘若两口子这样平平淡淡生活下去，说不定会白头偕老，可天意偏要弄人，正当踌躇不安时，天上忽掉下馅饼。1954年，香港武术界掀起狂风巨浪，吴家太极掌门人吴公仪不满白鹤少壮陈克夫口头、文字挑衅，终摆下擂台，决意比武定高下。香港限于法例，不能公开办拳赛，几经周折，终移师澳门新花园作“慈善赛”。两派在香港系循规蹈矩的名门正派，如今公然比试，哪能不轰动？澳门当局为隆重其事，由澳门名流何贤出任裁判，澳督史伯泰主礼。1954年1月17日下午，吴、陈比武，双方火并，不分高下而以平手告终。比武毕，小说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受命于金尧如，找陈文统撰写武侠小说，陈以“梁羽生”笔名，写了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自此开创新派武侠小说的风潮。梁羽生事后对人说：“罗老总下令很急，即日要我写一段一千字，明天发排。当时我着实地吓了一惊，可老总有令，推不得，只好勉为其难。”幸好梁羽生饱览旧派武侠小说，依样画葫芦，写成《龙虎斗京华》。小说刊出，读者追读，《新晚报》销路节节上升，罗孚看见势头好，欲多产，就找金庸写一篇，这便是《书剑恩仇录》。金庸接令，心里怦然一跳，文章写得多，小说也看得多，可不曾作过什么武侠小说，遍搜枯肠，猛然想起家乡海宁流传过乾隆是汉人的传说，遂仿《水浒传》章回笔调，写出《书剑恩仇录》（简称《书剑》），1955年2月连载于《新晚报》，一炮而红。当年邀金庸写武侠小说的《新晚报》总编辑罗孚（中），金庸尊重有加

在撰写《书剑》时，金庸生活并不富庶，家居湫隘，只好伏在餐桌上奋笔疾书。文穷而后工真没错，震惊文坛的杰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首篇写讫，金庸心想发表时总不能用“查良镛”的真名吧！陈文统既以“梁羽生”做笔名，自家也得弄一个！左思右忖，灵机一动，把名字里的“镛”分拆，变成“金庸”，这个名字，在往后的日子里，渐渐掩盖了他的真姓名，人人称他“金庸”而非“查良镛”。“良禽择木而栖”，数年后，金庸觉得“打工”终不能成大事，想往外闯，有啥可闯？老本行——办报呗！由于武侠小说畅销，挣下不少版税，暗忖勉强凑合，能办一张小报，他先邀老同事梁羽生共襄大举，暗忖双剑合璧，销路大可保险。可梁羽生有家累，不敢冒险，苦劝无效，金庸改找老同学沈宝新合伙，以港币十万元创办《明报》。《明报》于1959年5月20日发刊后，谣诼纷纭，有说金庸是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本开办的，也有传言说是台湾国民党暗中支持的。金庸晚年接受中央电视台白岩松访问时，道出真相：“我把版税所得匀出大部分，约八万元，另加沈宝新的两万元，合共十万，创办《明报》，如果有人支持，我们就不用挨得那么辛苦了。”《明报》初创，馆址设在北角春秧街（后移迁中环大中华餐厅楼上），时维1959年，为节省成本，人人一身兼数职，金庸自任社长兼总编辑，太太朱玫跑港闻，潘粤生（后为《明报》总编辑）当编辑，而营业部则仅靠沈宝新和戴茂生支撑，因而，当时的《明报》只是一家小报馆。《明报》发刊，以金庸小说《神雕侠侣》打头炮，挟《射雕英雄传》的余威，加上《神雕》人物大多传承自《射雕》，读者更感兴趣，日夜追读，销路虽不大鬯，差堪维持。我的老朋友戴茂生本身富家子，家居半山，仰慕金庸，投其麾下，在营业部（说是营业部，实则只有沈宝新和他二人）工作，缅怀昨日，道：“那段日子我们挨得好苦，查先生有时候连少少的工资也发不出，我们只好勒紧裤子，撑下去。”他告诉我，金庸那时穷得连一杯“鸳鸯”也得跟朱玫一起喝。提起朱玫，戴公（我们尊称）竖起大拇指夸道：“真是没话讲，采访一把抓，没见过女人像她那样吃得苦。”朱玫除了工作，为节省开销，每天还得给金庸送饭。1976年《明报月刊》（简称《明月》）十周年，金庸在《“明月”十年共此时》文章中回忆《明报》初创时这样描述：“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岛来给我吃……”另外她还要照顾四个儿女，换了一般女人，肯定吃不消，可朱玫撑下去，心意只有一个：让夫君金庸安心工作。事业成功，自可白头共偕，永享收成果实。然而，世事难料，当《明报》1963年后逐渐步上成功之途时，金庸却遇到了影响他一生一世的“小龙女”。

八十年代初，我跟倪匡过从甚密，一天黄昏，在他的“鱼斋”喝冰镇伏特加聊天，聊呀聊，聊到金庸的第二度离婚，倪匡道：“我是坚决反对任何男人离婚的，我劝老查说：‘阿查，我们男人风流，不犯法，但老婆只能有一个，不能离婚。’”倪匡写科幻，思想新潮，可对婚姻，忠贞非常，呷口伏特加，咬唇肯定地说：“小叶，男人千万不可抛妻！”可金庸不纳其言，千方百计要离婚。我好事，追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倪匡说：“侬格个小滑头（上海话：你这个小滑头），又想套我闲话赚稿费！”我回道：“是真话就不怕说出来，对弗（上海话：对不对）？阿哥，只怕侬弗敢讲（上海话：只怕你不敢讲）！”倪匡咽不下气，哗啦哗啦如泻瀑布似的道出来由。

原来金庸向有在报馆写稿的习惯，一篇武侠连载，一篇便是社评，两篇文章几乎撑起大半《明报》销路。一俟业务上轨道，朱玫便专注家务，不大到报馆，可有时也会因牵念，挂电话到报馆找金庸，却是一连好几天，都找不到人，问职员，才知道近日司机每天会到某处取稿。机灵慧黠的朱玫疑心顿起，暗感不妙，她非“嘈日棚”，心思一计，某日黄昏，就驾车跟踪司机到北角一幢大厦，眼见司机上楼取稿下来，迎面拦住。司机一看是老板娘，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脸青唇白，身子发抖。朱玫冷冷追问，司机不敢隐瞒，只好和盘托出。朱玫二话不说，飞奔上楼按铃，开门见金庸坐在客厅，身后有个妙龄女郎。这如何得了，正想吵闹，好个金庸临危不乱，遇险不惊，一把拉住太太冲下楼，跳上车，直奔南康大厦《明报》报馆。倪匡所知仅止于此，下半部由通晓内情的老大哥名记者陈非（龙国云）接述。“那天傍晚，看到查先生、查太太两人脸黑黑、气喘喘地回来编辑部，我们一班同事都知道要‘六国大封相’了，只好低头工作，大气不敢出。查先生、查太太走进社长室，门砰的一下关严，不旋踵就听到砰砰嘭嘭掷东西的响声，夹杂着查太太的朗声吆喝，咱们的查先生只闷声不响。我们好奇放下工作，竖起耳朵细听，心里都为查先生担忧。过了一会儿，门打开，查太青着脸走了，社长室里留下查先生一个人。”朱玫一大吵，让两人的感情直跌至0度（不不！是零下10度），相互排斥，终致各走极端。倪匡可惜，陈非惋惜，戴茂生怜惜。戴公说：“朱玫是个好女人，可惜犟了一点，查先生是作家嘛，自有浪漫情怀，朱玫忍不来，连番争吵，感情如何维持得下去。”今日有人将金、朱离婚，归咎于金庸有了“小龙女”这个新欢。有点干连，并不尽然，两人性格相异，争吵连连，焉能不离？这里不妨叙述一下“小龙女”林乐怡女士认识金庸的经过。

有关“小龙女”的传说，颇为纷纭。有说她是舞女、吧女，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之为“小龙女”披上“风尘”彩衣；有人更以讹传讹，瞎指金庸沉迷欢场，追求舞女。谣传多年，始终未有人出来澄清。林乐怡女士一本低调作风，对不实传言，置若罔闻。八十年代，我写了一些关于金庸的文章，提及金、林相晤的经过，地点、时间对了，过程有误。相识过程出诸倪匡和哈公（许国）之口，他俩既是金庸的老同事、老朋友，当不会错，据闻实录，必然精确，岂料不只错，而且错得厉害。我知道这段相识经过真相，已是三十多年后的事了，时间是2016年的一个夏天，地点在中环国金中心西餐馆，人物有查太阿May（林乐怡）、陶杰和我。时隔不远，印象清晰……

明媚阳光透窗来，查太坐在我俩面前，吃完饭，喝咖啡聊天，我忽想起隔不久吴康民先生在报上有一段文字叙写金、林两人相识的经过，说她出身舞女，好奇地问查太是否属实。查太笑着摇摇头：“当然不是。”出奇平静，毫不动气。我告诉她，我曾写过她跟金庸相识的经过，是她拿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求签名，于是相逢恨晚。查太听了，娇笑一声：“哪有这回事？全不是这样的！”陶杰何等乖巧，听得话里有因，顺势探问，要求细说端详。查太半眯眼，回到了过去：“我那时才十六岁，在一家酒吧兼职当女侍，金庸嘛，不要说认识，连名字也没听过！”（哟！那岂非我写错了？）我盯着查太，她怡然自得，不像撒谎，心念一转，对呀！十六岁的少女，情怀是诗，哪会看金庸？要看都看依达！查太呷口茶，细说经过：“我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为了继续学业，暑期到北角一家酒店的酒吧做工，名字记不起了——”我忍不住提问：“是‘蜜月吧’吧！”查太乍一惊：“沈先生，你怎么知道？”我道：“1969年，我住在金舫酒店隔壁的丽景楼，‘蜜月吧’在酒店七楼，我有时也在那儿喝啤酒！”查太一听，连说了几声“对”，“是，是‘蜜月吧’，沈先生，你记性真好！”（我有点儿受宠若惊）顿了一下，“记得某天黄昏，我看到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中年男人，据了一张桌子，默默地在喝啤酒，一连喝下好几杯却不见吃东西，心想这样喝下去会醉的呀，就走到他身边问：‘先生，你喝了不少呀！肚子可饿？’他朝我瞧了眼，没作声，只是点点头。我便说：‘我点一客火腿扒你吃，好不？’仍然不作声。我想他大概不是太方便吧！一时口快便道：‘不要紧，我请你吃！’岂料他立刻点了一下头，啊！这就请定了。这便是我们相识的经过。”听得我全身冒汗，天哪！我的文章错了那么多年，又为那么多人引用，岂不染黑查太？正想说对不起，查太又开腔：“那中年男人吃了火腿扒，喝完啤酒，稍稍歇一会，便站起来离去，走过我身边，低低地说：‘谢谢你！’天哪！他真的不结账溜了！我是一个小侍应呀，请你吃，也是随口说说，不料他竟当真。望着他的背影，我急得跺脚！哟！这个男人！真气人！可想想也就算了，能帮助一个中年叔叔，就当日行一善吧！”我跟陶杰听到这里打心里笑起来，原来金庸第一眼落在查太眼里竟是个中年叔叔！那么金庸又如何想的？大抵是：姿首清妍，翛然绝俗，莫非小龙女穿越临世？话匣子打开，查太滔滔往下说：“过了两天，那男人又来了，今趟多了一个伴儿（后来才知道是沈宝新），两人边喝啤酒边聊天。我上去招呼，见他不提那天的事，也就算了。回到柜台前，经理问我：‘阿May，你认识那个男人？’指着那个男人的台子问。‘不认识，前天才见过，哼！就是他没付账！’”查太直说。经理一惊：‘阿May，你可知道他是谁？他是《明报》大老板查先生，也就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他的书迷死不少人，我也是他的读者哩！’经理一脸崇拜。我可不以为意，什么武侠小说，无非是飞剑炼仙，逞强斗勇，有什么好看！隔两天，他又上来，一个人，招手让我到台前，顺手拿出一个精致的匣子，低声道：‘小姐，谢谢你那天请我吃火腿扒，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我跟陶杰齐声嚷起来：“什么礼物？”查太微笑地道：“是一块浪琴表，价值两千七百元！”两千七百元，六十年代可不是小数目！浪琴表是名牌哪，这正说明小龙女的倩影，早种于杨过心中。跟查太分手后，我跟陶杰说：“阿May格客火腿扒请得真来势（上海话：阿May这份火腿扒请得真值）！”陶杰回以上海话：“是格是格，是来势格（是的是的，是很值）！”少女巧遇大作家，一扒定情，毕生幸福，不啻都市传奇。金舫酒店，“蜜月吧”旧址，今为北角金舫大厦。金庸、林乐怡六十年代相逢于此

金、朱争吵以致离异，金庸付出极大代价，先将《明报晚报》（简称《明晚》）股份转与朱玫，寻且把渣甸山的豪宅相赠，在经济上着实提供了极大补贴，情感创伤，却无法弥补。阿乐跟随金庸几十年，视金庸为父，他告诉我两人离婚，在于朱玫太过倔强固执。

阿乐黄毛小子一个考进《明报》，初做信差，也就是messenger，灵慧多智，加以能讲上海话，讨得金庸欢心，入职几个月，就升任编辑。阿乐遇金庸，如鱼得水，节节高升，很快成为金庸的左臂右膀。眼看爱将争气，有心挑他，让他领军创办了《华人夜报》，风格大异《明报》，走大众路线，内容以趣味易读为主，正合金庸“短小精悍”办报原则。阿乐机灵活络，对编辑方针略添盐花，《华人夜报》很快成为畅销夜报。金庸看在眼里，喜在心中：我可没看错这个小鬼头！眼看风平浪静，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无端起风浪，查太太朱玫看不惯《华人夜报》的内容，认为太低级趣味，有损《明报》声誉，先是要求改革不果，最后勒令金庸辞退阿乐。金庸起初不依，极力维护，查太掣出“哀的美敦书”——他不走我走。夫妻情义重，挥泪斩阿乐。阿乐带着一肚子气，蝉曳残声到罗斌《新报》，创办《新夜报》，风格形式全然是《华人夜报》翻版，只是情色更浓，浓油赤酱，销路由是穿梭机般曳升。金庸看在眼里，不禁叹气，暗暗埋怨朱玫的冲动，做生意赚铜钿，哪有自断门路的道理，在商言商嘛！阿乐文字又不是登在《明报》，有啥影响！金庸大抵不明白，朱玫逼辞阿乐，除了《华人夜报》的关系，还有别情，她疑心阿乐带坏金庸。阿乐滑头，鬼点子多，金庸外朴内野，捣蛋鬼一个，两人相伴，如鱼得水，岂会不流连舞榭歌台！呀呀呀！天大冤枉！不得不为阿乐申个冤，原来阿乐活泼好玩，却从不作狭邪游，金庸其时已享大名，又怎敢流连销金窝？查太太疑心委实重了一点。多年后，阿乐感慨地对我说：“沈西城，女人不能太硬，还是温柔一点的好。”我心想：难道就像阿嫂那样对你千依百顺的好？听戴公说，朱玫事业心很重，工作上爱多管，同事们见到她都有点头痛。除了阿乐，金庸长子传侠1976年10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情自缢身亡，也为两夫妻造成不可弥补的裂痕，表面上是跟女友情海翻波，实则传侠对父母各走极端至为伤心，遂认为爱情、婚姻之不可靠，加以素有佛家思想，遂用一条绳索结束了短短十九岁的生命，远离凡尘。传侠是金庸最溺爱的儿子，遗传父亲的创作天分，爱看小说，往往读而忘食，金庸亲自煎好荷包蛋送至面前，正眼不瞧，仍旧低首看书。金庸在接到传侠死讯那天，还得写社评，他说：“我是一字一泪写下社评的。”料理好公务后，金庸飞赴美国，打理爱子丧事，最后捧着骨灰回来，去时俊朗聪慧少年，回来已是灰藏瓷壶，金庸的眼泪不住流，肝肠寸断。

倪匡一向宠爱活泼伶俐、冰雪聪明的传侠。有一天传侠在百货公司看中一条新款皮带，扭着爸爸要买。价高又不合小孩，金庸不买。传侠心中不快，看到倪匡便诉苦。一向大方的倪匡想也不想就买了。小孩子一高兴，“倪叔叔，倪叔叔”地喊个不停，喊得倪匡差点儿跑去多买一条。传侠自杀身亡，金庸伤心欲绝。倪匡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如何解友忧？唯董慕节之铁板神数耳。有一批云：“长儿先亡”。金庸捧着批条，泪流满面。天意难违，倪匡乘机进劝：“阿查，这是天注定的，逃不过，别太伤心。”从此金庸对玄学深信不疑。金庸的文章品质审查员石贝，摄于《明报》编辑部

朱玫离婚后住在香港湾仔的一座唐楼内，就在皇后大道东《明报》旧址对面，生活颇为拮据，偶也会到英国栖住。女作家石贝很同情朱玫：“当年《明报晚报》就是靠了朱玫才发展起来的，她对工作非常认真，甚至有些固执，时常因为工作跟做老板的查先生大吵。不知道是否因而伤了查的自尊心，感情也慢慢冷淡下来。”后来朱玫情绪出现了问题，1998年11月8日，朱玫逝于湾仔律敦治医院，死因是肺结核菌扩散，享年六十岁。第二段失败的婚姻，给予金庸的是痛心的“辣”。

回说金庸认识阿May后，在百忙的工作中，总会匀出余暇与伊见面，互诉心事，减轻工作压力。阿May好学，金庸资助她到澳洲念书，大学毕业，阿May写信问金庸茫茫前途如何安排。金庸写信让她回来，这就有了日后朱玫上门大吵事件。1976年，金、朱离婚，金、林合欢，成就了金庸的第三段婚姻。倪匡不看好，老夫少妻不长久；潘粤生好好先生无意见；戴公知金庸深，认为会地老天荒。还是戴公眼光准，金、林结婚四十二年，仍然相处融洽，恩爱如恒。石贝是喜欢查太阿May的。1986年《明报》举办圣诞联欢会，金庸夫妇结伴而来，那夜，金庸舞兴大发，拉起一位女同事大展舞技，与众同乐。石贝这样形容查夫人阿May：“阿May如入无人之境，不断地把玩那‘吹龙喇叭’，而且当众将尾巴对准老公的脸，一下一下地吹，而查先生却像个宽厚的长者，微笑着轻轻推开阿May的手……后来查先生索性也拿起一个，一下一下地吹起来，有人这时按动了照相机的快门，留下了永久的纪念。阿May那种活泼爽朗的性格，就像是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般，她完全不顾其老板娘的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我想他们的婚姻当中，查先生对于阿May虽是丈夫，但应该还有着很大一部分类似父亲对女儿的那种宽容。”正是乐观的性格，阿May在家里跟金庸的两个女儿像姐妹一样要好，喜欢闹笑，有时声音太大，反倒要金庸笑着喝止：“阿妹（昵称）别闹了！”那天跟查太太喝午茶，我问起金庸的性格，她说：“沉稳、内敛，从不背后说人。跟他相处了五十年，我有时候仍然无法知道他在想什么！”金庸沉默寡言，在家中最大的嗜好便是看书，一天不可无书。七十年代我到渣甸山大宅访金庸，眼看书房四壁皆书，好奇地问：“查先生，这么多书，你都看过吗？”金庸笑了笑：“不能说全看过，有些翻一翻，有些真的读了！”无疑是说架上的书不是用来摆设的，是实用的。1980年台湾傅朝枢来港创办《中报》，看中《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高薪挖角，金庸力挽不果，只好放人。胡菊人一走，《明月》编辑部只剩克亮一人，金庸回朝主政，拉开写字台抽屉一看，几乎跳起来，原来胡菊人临走时将下月《明月》待用稿件一并取走，克亮手头上的不足对付下期之需，付梓日期又迫在眉睫，拉稿已来不及，只好求诸己。阿May缅怀过去道：“那夜，查先生写了个通宵，总算应付过来。”新一期《明月》面世，内容依然丰富，没人看得出这背后金庸的辛酸。一笔挺《明月》，群贤咸服，正是金庸过人之处。1998年朱玫逝世前，曾在铜锣湾渣甸坊摆摊卖廉价手袋，恰巧给阿乐看到，转告金庸，以为财困，送钱过去，被拒，朱玫不屑道：“我才不稀罕他的钱。”金庸晚年接受访问时，感叹地说：“第一段婚姻，妻子负了我。第二段婚姻，我负了妻子。到如今，我仍然好难过！”情多必自伤，金庸亦如是。三段婚姻自以末段最幸福，金庸终于得尝甜果。金庸与娇妻“小龙女”林乐怡女士（中），童心未泯，戴上圣诞头饰，与阿乐（左）同乐八十年代圣诞舞会，金庸跟同事翩翩起舞反叛活泼的金庸，玩起“吹龙”，宛如小顽童

友人崇金庸，于其婚姻有此感言：“三段婚姻，五味杂陈，痴情金庸，不逊杨过。”果如其言乎？六十年代金庸（第三排左二）随电影界访问珠江电影制片厂（图片由《大公报》朋友提供）“长城”专演小滑头的李炳宏（左一）向金庸索签名金庸次子查传倜（八袋弟子，右一）专研食经，卓然有成读好书，谈小说，金庸乐而忘形，不顾进食，查太太赶忙催他吃，夫妻情深第三章译本遍天下

金庸小说，有各式外文译本，而以日、英为主，其中尤以日译最具规模，十五套小说全译，气势恢宏，耗力匪小。根据资料，金庸首部日译《书剑恩仇录》出版于1996年，译者是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教授冈崎由美，出版后，反应不俗。近日有好金庸小说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要迟到九十年代才有金庸日译本？金庸处女作写成于五十年代，相隔近四十年呀！”许多读者都不明其所以然，按说金庸武侠小说流传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当今文坛，能与之并驾齐驱者，绝无仅有，想得仔细一点，绝无可能隔了这么多年才获日本文坛青睐，难道日本出版界瞎了眼？这里面其实有一段故事，我曾参与其事，不妨在这里细细说一下吧！

上世纪，1975年我已为《明报月刊》写稿，某天，日本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教授捎来一篇文章。拙作《追缅竹内实先生》记云：“1975年11月，《明月》编辑部收到竹内实教授的大作，共四万字，胡菊人托黄俊东找我翻译，文章主要是跟胡菊人讨论有关《鲁迅日记》1932年2月1日至5日空白的问题。我在相浦杲教授的全力帮助下译出全文，分三期刊登于《明月》，其后又收录在《梅樱集》里，这是我唯一翻译竹内实先生的文字。”那时我的日语程度不高，翻译起来吃力，幸得当年来港出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的相浦杲教授施以援手，方才勉强成卷，也因此跟相浦教授成了莫逆，闲时聆教，得益匪浅。相浦独个儿在香港，孤单伶仃，一有空闲就来我家打牙祭。太阳下山，就留在我家吃晚饭。有一夜，他一杯“白鹤”（日本清酒）在手，忽然提起中国古典文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说在日本流传广泛，吉川英治为此写成《三国志》，关云长因而成为人民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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