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力,王蕾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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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起来 强起来：改革开放40年(图文并茂呈现改革开放40年重大历史瞬间和历史记忆，探寻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内生轨迹，揭示诸多历史背后的世事沧桑)试读：
前言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1978年以来，中国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才调动了国内各种积极因素、优化了资源配置，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高速发展。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中国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但是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很多体制机制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发展方式转变还没有完成，共同富裕还没有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任务依然繁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因此，中国还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一、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效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前30年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和不断完善的历史，也是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受当时国际环境和国内资金匮乏的约束，为了国家安全和尽快突破“贫困陷阱”，中国向苏联学习，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并很快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虽然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但是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充分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源，也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灵活性和及时性。因此，当国际形势缓和、国家安全问题解决、独立工业体系基本建立后，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和高积累下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的矛盾就突出出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又扩大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这些都导致了“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进行反思和产生改革开放的愿望。正如邓小平在1977年12月尖锐地指出那样：“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因此，迅速改变人民生活贫困状况的迫切愿望，特别是开眼看世界后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而1978年春天开展的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标志的思想解放运动，则为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做了思想准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4月，邓小平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随着改革开放的成效日益增加并且各个阶层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从局部走向全面，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则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1992年中共十四大，则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建设“小康社会”的三步走战略。在国内方面，加快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国际方面，则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了令世界称奇羡慕的快车道。
到2000年，中国提前实现了人均收入比1980年“翻两番”的小康社会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1997年中国首次出现了“买方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开始由过去的 “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个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完整地表述了邓小平理论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个阶段，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内需不足、环境污染严重以及“三农”问题突出。因此，中国从新世纪开始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实行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政策，取消了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这是中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的重大标志。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又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扩大对外开放来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紧抓住供给侧改革这个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整体脱贫和治理环境三大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共十九大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目标和任务，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改革开放的性质、标准和经验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最近40年来中国社会最深刻，也是最伟大的变革，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的最成功实践。但是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性质、目的和检验得失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对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始终是明确的。（一）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目的和检验标准
首先，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中国现代化的步伐。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就是以此为目的的。1992年初，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国内一部分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应何去何从在认识上出现迷茫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检验改革开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后，三个“有利于”标准就成为检验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以及各项政策的根本标准。
第二，改革开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第三，改革开放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照搬和模仿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为了继续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避免因对“制度自信”的僵硬理解而放缓甚至停止改革步伐，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第四，改革与开放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40年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推进开放，相互作用，共同发展，才有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和新时代。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说的那样：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第五，对外开放的目的、开放程度和得失的检验标准依然是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中国的发展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格局的形成，以及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旧的规则不能适应的形势，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还开始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实现公平和合作共赢、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概括地说，关键在于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及时处理好了以下重大关系。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系，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理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三，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稳定的关系，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和可持续发展。
第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处理好加强党的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关系，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第五，实现全面发展，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绝不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要化解消除市场经济逐利性的负面作用，更需要提倡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
第六，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型伟大事业，从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到强调“顶层设计”，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鼓励大胆探索创新、反对满足现状和停滞不前，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探索、及时总结经验，这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又一条基本经验。
第七，统筹全局、审时度势、稳步前进，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急剧的社会变革，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加上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错综复杂，处理方法和步骤也必须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胶柱鼓瑟。
第八，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政府层级多，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实现了“统而不死、放而不乱”，全国一盘棋的生动局面。
第九，在实行与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按要素分配条件下，注意处理好“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分阶段、有步骤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第十，注意处理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关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三、“两个一百年” 目标与改革开放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均接近9％的经济增长，使中国告别了贫困，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00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800多美元，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偏上的国家行列；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7.8％提高到2017年的58.5％，已经由一个传统乡村居民为主的国家转变为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吸引外资的数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年以来持续稳居世界第二，最近10年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1/3，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首倡和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依靠和平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受到世界的瞩目和赞叹。毫无疑问，上述成就的取得应归功于改革开放。
但是，中国人民并不满足于上述发展成就，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距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还有一段艰苦的路要走。
就经济发展来看，中国目前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是产业结构总体上还处于中低端，人均收入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依靠投入拉动增长的发展方式尚未彻底转变，环境治理问题依然严重，整体脱贫任务尚未完成，总之，中国还是一个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就生态文明建设来看，中国由于人均不可移动资源匮乏，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使得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水、空气污染严重，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淘汰“三高一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产业和企业，但是这必然带来资本沉没、职工转业、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阵痛，这也是供给侧改革推进的阻力。
就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由于市场经济下的资本主导分配和“马泰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在阶层之间的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虽然最近几年有所缩小，但是仍然维持在0.4左右的高位，并由此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内需不足和社会创新活力的不足，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提高。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法回避的 挑战。
就国际环境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结构在世界产业链的地位，正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和2025年工业发展规划以及2035年目标即反映了这个趋势：中国正从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因此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对手也开始从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加上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具有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本雄厚和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优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从而在客观上引起了发达国家的不安，加上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来临和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不确定增加，从而使得中国的对外开放所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此外，中国的国家完全统一还没有实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就必须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如中共十九大指出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十九大还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上述论述，明确了今后改革开放的意义、任务和前景。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掀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开启了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卷。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大胆创新、推动发展，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1976年10月，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经过十年灾难，百废待举，人心思变，中国应向何处去？应该如何总结教训，寻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问题。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的命运发生了又一次伟大转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中国抓住时代契机，根本改观了“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国家面貌开未有之变局，呈现出勃勃生机。一、历史转折的准备工作与基础（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针对当时盛行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论调，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成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发端。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不久，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纷纷转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基本道理。这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也遭到一部分人的非议和指责。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结合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阐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讲话有力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5月，南京大学哲学系和经济系联合举办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轰轰烈烈地深入展开，人们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深入思考，思想得到了解放，其实质是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深入阐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当时党内外的一些疑虑和责难。
大讨论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极为重要的思想条件。由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历史过程可见，这场大讨论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思想交锋，批判了“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得到肯定。在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作出关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论断。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讲话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理论觉醒，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改革开放的历史，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的历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二）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向着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组织和一系列多边条约重构了国际经济体系，顺应了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作为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创始国获得的席位为台湾当局所占据。为巩固新生政权，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也在此框架内。首先是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没收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的进出口企业，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在建立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和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外贸企业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国家统一管理、以国营外贸企业为主体的对外贸易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领导。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贸体制的理论主要沿袭苏联计划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在实践上强调自力更生。由于经济总量较小，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有限，出口商品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出口贸易结构极不合理。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仅排在世界第29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只有1.8％，基本处于封闭半封闭的对外经济格局。对外经济体系相对稳定，保持着低对外经济依存度，1978年这一数值为9.74％。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国际环境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过越南、阿富汗战争，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争夺霸权较量，欧洲则刚刚遭受一轮新的经济衰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突破的标志性事件。随后几年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共同改善国际关系，寻求经济共同利益成为共识。同时，高科技迅猛发展，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实行对外经济开放，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1978年和1979年，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面对西方经济的高速发展，他深感中国亟须通过对外开放为改变落后状况：环顾全球，今天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中国的希望。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应该指出，经过新中国近30年的经济建设，1979年，中国宣布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对外经济开放准备了物质基础和经济安全保障能力。
1977年到1978年，一批政府代表团先后考察了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及港澳地区。1978年5月，由谷牧带领的包括六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欧洲五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向西方国家派出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代表团出访前，邓小平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代表团的出访汇报，指示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代表团访问了五国的15个城市，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
1978年6月，谷牧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中着重讲了三点：（1）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3）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谷牧建议：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应该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赴日经济考察团的汇报后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
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是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相互联系、相互开放、相互依存是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这就要求改革开放必须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起来，自觉把外部环境变化当作谋划国内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不断丰富和深化对外开放的内涵，使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顺应并影响世界发展大势，才能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把握主动，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拨乱反正（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伟大意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指导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全会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加快发展农业，发展科技、教育。全会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开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开创未来的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有步骤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来，中国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进程。（二）《决议》的通过与拨乱反正1．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思想上的混乱，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并非易事。一方面，“左”倾思想的束缚仍然存在，一些同志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辨识不清，有某些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如果听任这些错误思想倾向发展下去，必将造成思想混乱，继而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的局面。
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认为，必须正确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1979年 11月，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亲自指导了《决议》的起草，1980年3月，他提出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了总结和评价。《决议》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宣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初步概括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明确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决议》的通过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把全党全国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平反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数量多，所涉及的范围广、难度大。要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必须回应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调整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全会后，加快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伐，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为彭德怀、陶铸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为彭德怀致悼词。这是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昭雪开的第一个追悼会。随后，贺龙、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等受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也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刘少奇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陆续得到平反昭雪。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长期受打击的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名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在基本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后，中共中央还实事求是地复查和纠正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宣布对多年来守法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一决定意味着全国至少2000万人享受到应有的公民权利。
1979年11月至1981年11月，全国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国共有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中共中央还纠正了民族、宗教等工作执行中的一些“左”的错误，落实了党的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平反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卸下了沉重的政治包袱，为改革开放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骨干力量，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来到。3．经济领域的调整
在经济领域，主要是通过解决比例失调问题，端正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十年动乱对经济的破坏极为严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对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做了调整和修改。中共中央意识到，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还没有得到全面清理。同时，经济工作中存在急于求成的现象，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的追求，使长期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更为严重。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正式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期提高经济效益，推动改革开放的进程。新八字方针体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重要转变，会后，经济调整工作全面展开。
经济调整始终围绕着改革与发展进行，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国务院颁布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规定，不许征购过头粮、缩小工农业产品差价，强调对农业的领导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群众利益办事，尊重和保护社员群众的民主权利，并允许社员保留自留地，发展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这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村体制改革准备了必要条件。中央工作会议后，为了切实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新八字方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反复强调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八字方针，提出将落实这一方针作为打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第一战役来对待。
由于“左”的思想仍然存在和急于求成的心理，经济调整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基本建设的总规模增大，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增加。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不合理，积累和消费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货币量发行过大，物价上涨。1979年和1980年财政赤字向高，分别达到170亿、127亿元，宏观经济中的潜在风险加大，进而可能影响粉碎“四人帮”后的稳定政治局势。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经济主题会议，重点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会议期间，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对调整国民经济作了重要指示，总结了此前30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这次调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以期统一对经济调整重要性的认识。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并批准了《关于1981年计划的安排》。
通过经济调整，经济工作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从1981年起，严重失调的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到1982年底，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更重要的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纠正。经济领域拨乱反正取得的成果，为下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实际出发，走出新路子奠定了基础。三、经济体制改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改革开放，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40年来，中国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一）改革从农村率先突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首先从农村开始起步并取得成功，其原因并非偶然。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传统工业化发展战略下，农业、农村成为最薄弱的环节。作为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80％的国家，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长期没有大的改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生产力对突破“左”的农村政策束缚的要求高涨，问题突出，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能稳定的地步。
197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报道介绍安徽省委的规定，即允许生产队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等。报道引发了人们对农村问题，特别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的关注。这一年的夏秋，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支持一些干部和群众提出的“借地度荒”和“包产到组”，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1978年9月，在安徽省委紧急会议上允许每个农民种半亩“保命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省增加秋种面积1000多万亩，战胜了特大旱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公开进行了刊载。
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开会，在保证书按下了18个鲜红的血手印，分田到户，率先搞起了包干到户，中国农村改革的鼓点敲响。头一年，生产粮食132370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此前20年的总产。农村的改革势头越来越猛，“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人们期待着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1978年下半年，安徽、四川少数农村也开始尝试包干到户、到组的生产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图为小岗村生产队18位社员在一份包干协议书上按下的红手印。
1979年6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对于农村新出现的这些做法，邓小平也表示支持，肯定其合法性。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就农村政策问题发表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邓小平认为，不必要担忧影响集体经济的议论，我们的总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邓小平对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肯定和支持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对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推动农村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首次摆脱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了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流，得以迅速推广。到1981年底，实行“双包”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50％。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以当年文件编号为一号的方式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工作文件作为“一号文件”下发。《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高度评价农村出现的“双包”改革“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是一场牵动亿万群众的深刻而复杂的变革”。这说明党内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认识基本达到了统一。1982年，在连续三年丰收之后，中国农业又一次获得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从1982年起，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农村改革走向深入。
1982年一号文件下发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促进了农业生产较快的发展。包干到户由于简便易行，更被广泛接受。生产成果与劳动者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联结，克服了以往分配中“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成为农民普遍采取的基本经营方式。（二）城市“扩权”改革试点
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制度变革，都不同程度地来源于先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经开始局部试点。城市的情况较农村复杂，最初主要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作了一些尝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开始了以“扩权让利”“两权分离”为重点的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对省内部分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国务院批准四川省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等六家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开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逐户核定企业的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完成计划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1979年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试点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此后，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效仿四川开始扩权试点。
1979年5月，中国开始国企改革的第一次重大试点。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等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改企业基金制为利润留成制；企业在产品生产、销售、试制和资金使用、人事安排、职工奖惩等方面，拥有部分权力；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此后，许多地方政府开始自定试点内容。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人民日报》对四川、云南等地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成效作了集中报道和宣传。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择各自所属国营工工业交企业组织试点。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1980年试点企业扩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产值的60％，利润的70％。通过扩权，试点企业拥有了部分计划权，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多余的生产能力可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安排生产；企业拥有部分销售权，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后，多余产品可自行销售；企业拥有部分资金使用权，可按一定的比例实行利润留成，用于发展生产、改善集体福利、奖励职工；企业拥有部分干部任免权；等等。这初步改变了企业只按国家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不关心盈利亏损的状况，开始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企业之间开展了竞争。商业、物资、交通、建筑、邮电、军工及农垦等部门，也实行利润留成或亏损包干，取得了一定 成效。
1980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从1981年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企业放权改革使企业管理发生了新的变化，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开始改变。地方有了较大的自主安排的权力，归地方支配的大约有50％的财政收入。流通渠道增加，购销形式多样，一部分长期短缺的物资、商品开始敞开供应；企业自销有了很大发展，全国开办了600多个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实行代购、代销、代加工等业务。在企业扩权试点影响下，不少企业开始实行经济责任制。山东铝厂矿山公司自1978年坚持各矿山、车间、班组的经济活动分析；1982年，对全公司134个工种制定了岗位责任制；1983年初，又制定了《经济责任制具体实施办法》。为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厂长负责制也在试行。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
1980年新的财政体制开始实行。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即划分中央与地方收入和支出的范围，再按照各省的情况确定地方上交比例或中央定额补助，一定五年不变。这样，地方的收入与支出挂钩，多收多支、少收少支，促使地方增收节支，克服困难，自求收支平衡；同时，财政支出由“条条”下达改为“块块”统筹使用，地方能主动规划和安排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必事事报批，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1981年，为了调整和稳定国民经济，适当集中各方面的财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财政部第一次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总金额40亿元。
信贷方面进行了“拨改贷”改革，即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拨款改为贷款。1979年“拨改贷”首先在北京、上海、广东三个省市及纺织、轻工、旅游等行业试点，取得较好的效果。1980年国家又扩大范围，规定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贷能力的基本建设项目，都要改为“拨改贷”。1985年1月起，“拨改贷”在全国各行业全面推行。
改革开放的启动，使中国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决新增就业人口和回城知识青年的安置，城市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其后经济特区的设立使一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等新的经济形式陆续出现，打破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开始形成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导，其他经济形式为补充，共同发展的格局。1978年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仅有15万人。1979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允许个体经济发展。1979年，温州姑娘章华妹申请领个体营业执照，成为“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提出要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和合作小组，认为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会后，各地加大了就业制度改革的力度，帮助创办集体经济企业，办劳动服务公司，办生产、服务合作社，办家庭手工业，发展个体经济，办职业学校（训练班）等，效果显著。1980年12月，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注册“傻子瓜子”商标。年广久的生意越做越大，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1981年7月，国务院为搞活经济、繁荣市场、方便群众、安置就业，作出《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允许个体经济雇工7人以下，企业主自己也必须参加劳动。各地继续解放思想、放宽政策、积极引导，城乡集体、个体等经济形式由此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所有制结构进一步改善。（三）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推动下，人们解放思想，勇于尝试，对外经济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立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1．特区建立的过程。1979年初，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在同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说：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这次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福建省也提出了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邓小平对此十分赞同，会议形成的《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正式设置。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建设资金以引进外资为主，所有制结构为多种形式共存，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产品以出口外销为主。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对外经济开放迈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1979年7月，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在蛇口破土开建。开工建设的开山第一炮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后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同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开放城市的权限，如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对“三资”企业在税收、外汇管理上给予优惠待遇，可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经济特区的设置和扩大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开放的实质性开展，直接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宝贵财富。特区采取多种形式吸收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方法，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扩大对外贸易，增加了外汇，成为对外经济开放、了解世界经济信息的窗口，也成为开放地区与腹地经济技术交流的媒介。以深圳为例，1979年，当时还是宝安县深圳镇的地区生产总值不到2亿元，工业产值只有6061万元，农业产值只有1.14亿元，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50多元。到1984年，经济特区取得了飞速发展，深圳经济特区工业总产值13亿元，与1979年相比增长20倍。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到1.75万亿元，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2．突破外商投资禁区，尝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经济的开放使国内外资金开始活跃起来。1978年7月，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备业务试行办法》，要求大力发展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的做法。年底，中国共计与外商签订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的合同698项。这些合同规定订货单、原料和预付资金可以进入，但外资和外企不能进入。12月15日外贸部宣布，取消不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区。1979年1月，邓小平在宴请工商界人士谈到香港厂商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由此国外投资者可以到中国投资，与中国举办合资企业。1981年，第一批9家外企通过审批成为正式在上海常驻代表机构。1979－1984年5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181.87亿美元，外资的来源以正处在经济上升期的港澳资本、亚洲四小龙为主，投资规模偏小，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占多数，但增长趋势稳定，呈现出良好前景。外资在当时资本严重短缺的情形下，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解了燃眉之急。同时，引进了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强了对外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这之后，外资日益成为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
在开展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的同时，也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企业国际化布局的尝试。1979年8月，国务院明确提出“允许出国办企业”，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同年11月，北京友谊商业服务公司与日本东京丸商业株式会社合资创办的“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在东京开业，这是中国第一家非进出口贸易型海外企业，由此开始尝试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1980年，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初投5000万美元，中方占45％，成为当时中国在外投资额最大的国外合营企业。由于外汇储备极低，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紧缺，投资规模小，企业数量也少，投资主体是国有外贸公司、金融机构以及工程公司，行业集中度高。
3．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使得出口扩大，外汇收入增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计划安排，原对外贸易部所属的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再由国家确定的外贸口岸统一成交。当时的外贸进出口公司有轻工、化工、纺织、粮油、五金矿产等，外贸口岸有广州、大连、青岛、天津、上海五大口岸，后来又增加江苏、河北、浙江、广西可以直接对外成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对外经济开放的扩大，这种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显然已经不适应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需要。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扩大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经济通道，将原对外贸易部集中统一的部分进出口商品经营权，赋予一些地方或分散到各部门。从1979年开始，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四川、山东等省市成立了进出口贸易公司，直接对外成交。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各种类型的外贸公司、工贸公司、农贸公司、技贸公司。冶金、机械、兵器、航空、船舶等部门进行了进出口赋权。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除个别商品外，全部由省经营出口。为了鼓励地方、部门、企业扩大出口，实行了出口商品外汇分成，这打破了长期实行的中央统负盈亏的中央财政包干制。对外贸易的分散经营促使出口大量增加，但由于一些政策的不统一也引发了混乱。外汇体制与外贸体制紧密相关，改革之前外贸公司盈利上缴财政，亏损由财政承担。价格实行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这一时期由中央统收统支的外汇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逐步改革。从1980年开始，实行地方和企业外汇留成。接着允许留成外汇的单位、企业通过国家开办的外汇调剂市场进行调剂。由于外汇调剂市场的汇率比官方汇率要高，引发了寻租获利等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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