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歌德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歌德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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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歌德集)试读：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2013年元月

如何理解歌德

去解读、去阐释伟大作家的作品，有时是毋需去了解、去认识作家的。我们读《三国演义》、《西游记》时，可以不必去知道罗贯中和施耐庵的生平；我们读莎士比亚的戏剧、《人间喜剧》、《卢贡-马卡尔家族》，可以不必去更多地知道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左拉；不了解这些作家并不会太妨碍我们去理解他们的作品。但有些伟大作家的作品，为了阐释和解读，了解作家本人则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了。因为只能从作家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才能解读作品中的密码。不了解曹雪芹的家世和遭际，只能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读卢梭、拜伦、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更多地认识这些作家，才会更深地理解他们的作品。在这后一类的作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了。歌德所写的一切，如他本人所说的是“巨幅自白的片断”。

面对歌德的作品，要想能理解它们，能理解得更深些，首先我们要知道歌德这个人。在所有伟大作家中间，也许没有一个人像歌德那样，写了那么多关于他本人生活的著作：除了自传《诗与真》和自传性的《意大利游记》、《随军征法记》、《美因茨的围困》等之外，他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万五千多封书信、五十二年的日记及大量的第三者整理的谈话记录。这些材料有助于去复制出一幅歌德的肖像，写出一部歌德的传记。描绘出一幅外貌酷似的图像，详细地叙述他的生平也并不难，但绘出一幅表现出他灵魂深处的画像，写出一部展现他精神世界的传记却非易事。在歌德的这些大量的著作中，既有真，也有诗，还有大量的相互矛盾的东西。这后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歌德在他漫长的八十多年生活中，思想、精神一直处在“死与变”的过程中，正如他仿约伯的箴言而写的几行诗一样：

看，我还未看见，

他就消逝在我的面前，

我还未曾觉察，

他就已经改变。

而前一点是与歌德本人所持的观点有关：他既对苏格拉底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不以为然1，又不愿意过多地触及他的内心世界。关于他的生平他谈了许多，但是一旦接触到他的灵魂深处，涉及他的本质性的东西、他的独特的性格，他往往用抽象的格言或纯文学的形象去掩饰或者去折射出来，而很少径直地表达；他把真正的自我遮蔽在“诗与真”的朦胧之中。

像歌德这样一个智者，一个思想深邃的伟大作家，很难说他不能认识自己。就在1829年4月10日对艾克曼的谈话中，他虽然一再说我就不认识自己，可随后他又说：“但愿上帝不让我认识自己！”他写到自己的大量著作不可能都是诗，关键是我们去判断、去思考哪些话最真实、最深刻、最本质地回答了“他是什么人”这一既困扰他自己也困扰学者和读者的问题。我们可以摘出许多这一类的歌德言词，可他在1797年描述自己的一份草稿却被许多歌德研究者看作是最恰当、最深刻的，它是作为遗稿直到歌德死后在1895年才发现的；有趣的是在这份手稿中歌德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对自己进行了解剖。它的篇幅稍长了些，但其重要性值得把它抄录下来：

永远活跃的、不停顿地向内向外发生作用的诗歌创作冲动，是他的存在的中心和基础。理解了这点，其他一切表面上的冲突便迎刃而解了。因为这种冲动是永不止息的，因此，为了不至于把自己消耗用尽，他就得转向外部世界；因为他不是静观的，而只能是实践的，同外界极对抗的。因此产生多种错误倾向：去从事绘画艺术，可他缺少天赋；去投身职业生涯，可他不善于屈伸迎合；去进行科学研究，可他没有足够的毅力。但是，由于他对这三者均抱着求知的态度，由于他处处坚持题材和内容的现实性与形式的统一和适当，这样，就是这些错误的奋斗方向无论是进入内心还是转向外界不会是没有收获的。在绘画艺术方面他不断探索，直到把握住对象及其处理方法，达到一个既纵观对象的全貌，又能看到自己的能力不及的高度才罢手；正因为如此，他的热切的观察力才变得清晰了。在职务方面，如果有某种程度的连续性，并且最终以某种方式产生出持久性的成果，或者至少在中途显示出他受过一定的训练，那么他是可以胜任的。遇到障碍他不能随机应变，但是他会让步或者奋力反抗，他会坚持到底或者甩手不干，这要视他在这一瞬间的信念或情绪而定。凡是发生的一切，凡是需求、艺术和技艺带来的一切，他都会让其出现；唯有人们按其本能行事却又自诩是有目的地行动时，他才不加理睬。他认识到，在科学上需要的是更多的从事科学的精神素养，而不是对象本身。从那以后，他就有了先前只不过是偶然的、游移不定的奋斗目标，他不曾放弃这种精神活动，而仅是更多地加以调节和更热衷于去获得。同样，他也不完全放弃其他那两种倾向——这部分是由于已养成习惯，部分是由于环境变得不可避免——而仅是更加有意识地在他所认识到的限度之内间或为之；不仅如此，因为这对培养一种智力会起适当作用，并对其他任何智力有益。至于他诗歌创作冲动的特点，让其他人去描述吧。可惜的是，他的性格无论是就材料还是形式而言，都是克服许多障碍和困难才形成的，并且只是到了后半生才得以稍微有意识地起到作用，而此时他精力最旺盛的年代业已过去。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一个人，他始终保持的一个特点是感性和灵活性，它使他立即感觉到眼前事物的情绪，或与之逃离开来，或与之融为一体。

这段引文是长了些，可却十分准确和生动地展示出了歌德的性格和精神。

能够对这段文字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阐述，但我以为至少有两点是最主要的：

第一，歌德的生活中心和基础是他的诗歌创作以及他称之为三种错误倾向与这种创作的内在联系。歌德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学画，对这门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着很高的鉴赏力，对画家始终怀着尊敬。他出走魏玛前往意大利时用的就是一个画家的名义，但他直到四十岁时才认识到他没有造型艺术的才能，他在这方面的走向是错误的。他二十六岁时前往魏玛从政，并先后担任了枢密顾问、内阁大臣等重要职务，他要在这个小公国的政治舞台上一施身手，去尽“生活的义务”；但他不善趋附迎合委屈自己，于是他认识到了，他非此池中之物，他天生是一个作家，“我为科学和艺术而生”。与这两种错误倾向相比，歌德几乎毕生都热衷于自然科学，兴趣之强烈，涉猎之广泛，是令人惊奇的：解剖学、形态学、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骨骼学，特别是颜色学，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令人既感到惊讶也为之惋惜。他执着而固执地去反对牛顿的正确理论。他在自然科学研究这一错误倾向的失败，不仅与他自称的缺少足够的毅力和精神素养有关，主要的是，如科学家杜·波依斯-莱蒙特在1882年所指出的，歌德缺乏因果关系的概念，使用的是一种“纯观照”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三种错误志向提高了他的智力，也正因为是错误的，才更激起他的热情。下面的这段话既是他的人生智慧之语，也是他的性格的一种写照：“事情肯定如此：错误的倾向比正确的倾向使人更能兴奋起来，他为那种他必然失败的事情奋斗起来远比他能成功的更加努力。”在错误道路上的经历，所遭受的挫折，所受的磨难，所获取的经验及领悟，就充实了他的人生，积累了丰富的题材，凝练成重大的主题并激起了创作的冲动。

第二，他的性格是克服了无数的障碍和困难才形成的。歌德是一个长寿者，他生活了八十二个年头，从表面上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是一个幸运的人，从没有物质上的匮乏、疾病的折磨和重大的生活变故，如他的同时代的作家莱辛、席勒、荷尔德林、海涅等人所遭遇的。然而，当我们从内心深处、从精神世界去作进一步观察时，就会发觉，歌德的一生充满痛苦和矛盾，而他比那些同时代作家活得越长，痛苦和矛盾就越多越甚。这里不能一一叙述，只能举其要者，如他在塞森海姆抛弃弗里德莉克·布里翁而使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他在韦茨拉尔对夏绿蒂·布甫的无望之爱使他痛苦得几度想以自杀求得解脱；他在法兰克福与莉莉·舍内曼订婚带来的精神上的重负使他把自己比作一头蠢熊；他在魏玛初期从事政务活动时所遇到的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反对，以及随之带来的苦恼和压抑，使他把自己比作一只有翅膀却飞不起来的鸟；最终他厌倦了政治，不得不匿名偷偷地逃到意大利；他与冯·施泰因夫人感情上的纠葛，使他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他从意大利返回魏玛后，在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的状态；与未来妻子女工符尔皮乌斯同居，使他遭到极大的物议；席勒的死给他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他所持的立场遭到非难，被视为人民的敌人；他晚年对玛丽安娜·冯·维勒默尔和乌尔莉克·莱维佐夫两个女人的爱的激情，又引起了他感情上的波澜和痛苦。所有他亲身经历和体验的这一切，都使他内心不宁，都使他的灵魂受难。晚年他在回顾自己一生时不无感慨地对艾克曼说：“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生活。”（1824年1月27日）这不是夸张之词，但对于积极入世、肯定人生的歌德来说，所有的痛苦都有着神圣的东西。生活的考验直到生命的终结，这是迈向完整人生的必由之路，它对“肉体是必要的，精神是乐于承受的”（1830年11月21日致蔡尔德尔的信）。他的八十二个春秋使他经受了许多，付出了许多，也正因如此，如他所说：“我付出了足够的代价，我才成为现在的我。”

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都体验过，都生活过，都有过痛苦，都受过磨难。但是能把它们转化为诗，转化为文字，并使之超出自我，有着一种普遍性的，甚至是种类的意义，却只有具有思想家品格的伟大作家才能做到，而歌德就是这类伟大作家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当人们在悲痛时沉默不语，一个神却让我说出我的痛苦”。这是《塔索》中主人公说的两行诗句；当歌德用《玛利安巴德悲歌》来平抚他生命的最后一次爱的激情时，他又把这两行诗放在标题下面。这个神不是别的，是诗神缪斯。她是他的守护神，她使他从痛苦中解脱，重新恢复精神的平衡。在《诗与真》第二部中有一段话，这是他为自己创作所确定的方针：“把那些使我欢乐和痛苦或者其他我所从事的事情转化为一幅画，一首诗，以此为自己作一了结，便于去校正对外界事物的理解和使我的内心得到安宁。”这成为他终生没有偏离的方向，于是他所写出的一切，都只是他巨幅自白的片断。

这样，歌德本人的经历便成了他创作的一个母题、一个源泉。他的生活与他的创作便成为不可分的了。狄尔泰在《经历与创作》一书中多处指出：“歌德创作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出自经历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能量。”2在另一个地方他还径直地下了这样的断语：“到1796年完成《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为止，歌德的全部创作都是出之他个人的经历”。3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歌德的作品中，无论是诗歌、戏剧，还是小说，都是他本人经历的一种艺术性再现，都是他本人生活的一种折射，都是一种自白和忏悔；他在努力以此去使受到磨难的灵魂得到解脱，使压在身心上的重负得以卸去，从而使精神得到自由，使情感恢复平衡。在歌德于狂飙突进运动中写的诗歌中，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在戏剧《克拉维戈》、《葛兹》、《埃格蒙特》、《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塔索》直到《浮士德》第一部以及《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我们都能看到歌德本人的存在。没有他对弗里德莉克的倾心和离弃以及弗里德莉克的终生不嫁，他如何能写出那些优美的抒情诗？如何会有《克拉维戈》、《葛兹》中两个感人的少女形象？如何会在《浮士德》第一部中喊出“真不如我不曾生在世上！”的悔恨声？没有与夏绿蒂的恋情，他如何能创作出千古绝唱《少年维特之烦恼》？没有在魏玛宫廷的从政，怎会有《塔索》的问世？没有意大利之行，《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便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没有前半生的经历和生活的领悟，便创作不出《浮士德》第一部和《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就是1796年之后的作品，直到他晚年的诗歌，小说《亲和力》、《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西东合集》及《浮士德》第二部，也都是与他本人的经历分不开的，也都有着他本人的身影。不同的是，在这些作品中，歌德赋予他本人的经历以更深的内涵。

如果说歌德仅是一个写自己本人经历的作家，如果仅是从字面来理解他本人所说的“巨幅自白的片断”、“我的生活碎片”、“我的生活的痕迹”的话4，那就过于肤浅了，而歌德也就不成其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了。

歌德的巨大才能在于他能把特殊转化为一般，在特殊中表现一般。在跟艾克曼的谈话中他指出，诗人应该抓住一般，要从特殊中表现一般5。《亲和力》这部小说是他本人的一次爱的激情的折光，在作品中你能意识到歌德的存在，但你又感到那不是歌德。在这里特殊转化为一般了，正如他本人在谈到这部长篇小说时对艾克曼所说的那样：“这部小说里没有一行是没有经历过的，但也没有一行是写了怎样经历的。”（1830年2月17日）歌德从不把自己的创作拘禁在感官世界之内，经历是创作的基础，但是他赋予人物形象以更多的他本人自身经历之外的内容，使之有着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在阐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狄尔泰有段话表述得有见地：“在维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塔索、伊菲革涅亚身上，他的材料给了他提高自身经历的种种可能性，或者说这也提高了浮士德和梅非斯托形象的作用，如果诗人把熙熙攘攘的世界嘲讽地快意地摆在他们面前的话。但是诗人在这里对世界所说的深刻的和新奇的东西，却直接源自他的经历，并在维特、浮士德、塔索和许多形象的血管里流动。”6作为著名理论家的狄尔泰是这样看的，而作为著名作家的斯·茨威格同样持有这样的见解，他在一篇为他选的歌德诗写的前言中，有一句话同样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歌德那里很少没有经历而写出的诗歌，这也正如很少没有诗歌的金色影子的某种经历”。7在从特殊向一般的转化或者说在特殊中去表现一般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幻想力——这是形成创作王国的灵魂，它把经历的图像完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而且还有一种对生活、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力，或者称之为思想。歌德有着丰富的幻想力和深刻的思想，这样他才能把他的目光超越出自身，投向无限，能看得更深更远，他才能如狄尔泰所说的，把“他的内在经验传递到陌生的存在，并同时把它引到另一个伟大的或强有力命运的深不可测的陌生的深处”8。这样，歌德就理解了塑造了他本人所没有经历和体验过但却是他灵魂中所经历所体验过的。在这样的艺术创作进程中，显现出了一个与伟大作家歌德并立的伟大思想家歌德的形象。像《维廉·麦斯特》、《浮士德》这样的作品，如果仅是一个作家而不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那是创作不出来的。在《维廉·麦斯特》这部发展小说中，歌德不是在讲述一个人的发展，而是通过一个人的成长去阐述人的完成和生活的意义，去描绘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图画。在《浮士德》中，歌德不是在讲述一个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而是赋予这个形象以一种族类的意义，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最终结论，去解答哲学家穷究终生的问题：人生为何，存在的意义。歌德借助浮士德这个艺术形象去表现了人类的精神发展，使这部悲剧成为人类精神发展的形象史。著名的歌德研究者弗·斯特利希说得不错：“歌德的《浮士德》有着一种象征的深度和广度，是任何其他作品所没有的，这诱使每一个时代都像是在其中看到了它的世界图像和人的图像，它的镜子”。9

正因歌德作品中具有丰富内涵和思想深度，有一些学者，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些学者，阐释歌德时，首先视他为思想家，认为他的文学创作与哲学是一种不可分离的统一，他的任务是表达他的时代的思想世界；认为只有从这个立足点出发才能理解歌德。哲学家马克斯·温德特是这类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在《歌德和哲学》（1932）一文中说道，过去人们不想知道思想家歌德，而只把他看作是诗人，“今天则相反，我们寻求的不再首先是诗人，而是思想家、先知和哲人，他的诗歌适用于我们的首要的是因为智慧在它中间闪光，是因为它使我们确实认识到了以明显可见和可触摸的形象显现的某些‘事物的本质’。歌德的思想包容了他的创作”。这样一种观点对从更深层次上去理解歌德和歌德的作品是有益的，但走得太远就显得偏执些。歌德创作的独特性是诗人歌德和思想家歌德、精神和情感、观念与体验的相互渗透、共时性的显现。当这两个世界，一个思想的和一个形象的交融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伟大的作品，它们既是人类思想领域里的杰作，也成为艺术王国的珍品。

我认为应当这样来理解歌德。是为序。1996年5月于北京

译本序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765年遵父命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三年后，因咯血辍学回家养病。1770年，病愈后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翌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但对歌德来说，最大的收获却是在这里结识了赫尔德尔这个“狂飙突进”运动的领袖。在赫尔德尔的影响下，歌德加深了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并且开始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这都是对他日后的创作有良好影响的。

18世纪的德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存在三百几十个独立的小邦，还有一千四五百个骑士庄园。名义上虽然有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个摆设。一个大帝国分裂得这样七零八落，其经济的落后和思想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虽说穷则思变，但在德国，政治上的变革还提不到日程上来，只是在文学上出现了喷火口。18世纪初，德国产生了“启蒙运动”，特别是到18世纪中叶，莱辛进入文坛，以其旗帜鲜明的剧作向封建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接着在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崇尚天才，主张“返归自然”，曲折地表达了反封建，反教会，要求肯定个人价值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

歌德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在这一运动的鼓舞下，1773年他发表了剧本《葛茨·冯·伯里欣根》，次年又发表了轰动欧洲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举成为德国公认的大作家。

1775年，歌德受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进入萨克逊—魏玛公国。他想在政治上一显身手的热望，终于以失望告终了。1786年，他在失望之余，从魏玛宫廷悄悄地出走，去意大利旅行。直到1788年，才以解除一切政府职务为先决条件，又回到魏玛。起初还负责魏玛剧院和文学艺术事务方面的领导工作，后来干脆过隐居生活，潜心著述，一直到1832年3月去世。

歌德的《浮士德》断断续续写了六十年。

历史上确有浮士德其人，叫约翰·浮士德，生于1480年。他占卜，变魔术，搞炼金术，自称无所不能。1540年，他死于一次炼金试验的爆炸事故。在教会统治的中世纪，浮士德的这种行为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异端。于是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热门话题，各种真真假假的传闻逸事都被附会在他身上。1587年出版了一本佚名作者的《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书中开始有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出卖灵魂，并和魔鬼讨论各种科学问题等情节。尽管作者从教会的立场出发，意在述说浮士德的堕落，谴责他奉行无神论，不信宗教，但民间却把他当作一个奇人来接受。18世纪是欧洲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世纪，人心思变，一些得风气之先的人物，都在考虑如何摆脱封建统治，摆脱教会的思想钳制。从浮士德出卖灵魂给魔鬼，借超世的力量去达到尘世享乐的目的，并和魔鬼讨论各种科学问题，到运用被教会视为异端的科学方法去探求人生价值和生活真理，这不过是一步之转。当时代无形的巨手推着人往前走时，要从浮士德身上看出叛逆的因素来，这显然不是多么棘手的问题。德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作家莱辛，就曾经想写一个有关浮士德的剧本。剧本虽然没写成，但附在一篇文章里的提要告诉人们，在他笔下，浮士德走的已经不是堕落的道路，而是探求真理的道路。歌德小时候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这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68年回家养病时，又接触过有关巫术、炼丹术和观星相的书籍。这一切，自然都可能触发他从叛逆的角度来写浮士德的欲望。

1769年，歌德在喜剧《同谋犯》中第一次提到浮士德，说明这时他已经在构思。正式写下来，是1773—1775年的事。1777年，歌德曾在魏玛宫廷中朗诵过。他当时没有发表，后来也没有保存手稿。但当时有个宫廷女官抄了一份，1887年抄本被发现，后人就称这部未完成的《浮士德》为《初稿浮士德》（Urfaust）。《初稿浮士德》总共二十一场，葛瑞琛悲剧就占了十七场。这其实只能算一个爱情悲剧，是典型的“狂飙突进”时期的作品，与《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同一路数的。这说明青年歌德还驾驭不了这么重大的题材。这是第一阶段。《浮士德》写作的第二阶段是1788—1790年。歌德漫游意大利时，又想起了《浮士德》，回来后根据草稿对原先写的做了一些修改，又增写了“魔女的丹房”和“林中石窟”两场，1790年以《浮士德片断》为名发表。这是《浮士德》第一次问世。

第三阶段是1797—1808年。1795年，歌德与席勒订交后，又想起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在席勒的敦促和帮助分析下，歌德又动起手来。但直到席勒逝世（1805年）后，1806年才完成第一部，并于1808年发表。在这段时间里，歌德还考虑好了，决定将这一悲剧分为上下两部来写，第二部的写作提纲也初步拟订好了，还写了第二部的核心部分“海伦”（1800年）。

第四阶段是1825—1831年。在这次中断的近二十年里，歌德有时已失去信心，估计完不成这部作品了。但到1825年，已经七十六岁高龄的歌德，又豪兴大发，拾起这似断若续的思绪勤奋地写作起来。在日记里，他称第二部的写作为“主要事业”。1831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主要事业完成。最后誊清稿。全部誊清稿装订成册。”这部巨著终于完成以后，歌德将全部手稿装在袋子里封存起来，决定等他去世以后再发表。但1832年初，离他去世两个多月前，他又启封将手稿拿出来，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浮士德》是通过两次打赌来展开情节的。第一次在“天上序幕”中，上帝和梅非斯托打赌。上帝认为“善良人就在迷惘里挣扎/也终会悟出一条正路”（328—329行）。梅非斯托则认为人类“像长腿促织”，因为有了理性反而“落得比兽性更为兽性”（286行），只消把浮士德“拖进粗野的人生/体验些庸俗无聊的事情”（1860—1861行），就能把他引向堕落。由这个打赌又引出了浮士德与梅非斯托的打赌。在民间传说中，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是出卖灵魂的契约，目的是为了换得超人的权力去寻求享受。但在歌德笔下，却变成了两人打赌的协议。梅非斯托认为人的追求是有限的，容易满足的；浮士德则坚信自己不会被感官的、物质的享受“哄得游手好闲”，因此断然声言：

只要我一旦有这个话头：

你是真美呀，请稍稍停留！

到那时你可以将我锁住，

到那时我甘愿万事全休！（1699—1702行）

这可以说是人性永远向上而且必胜的宣言！浮士德怀着这种必胜的信心，与梅非斯托打赌，由此引出了《浮士德》的全部情节。

浮士德一生经历了五个悲剧。

先是知识的悲剧。他孜孜不倦，对中世纪的各种知识“全都进行过彻底钻研”（357行），结果绝望得几乎自杀。绝望之余，他诅咒一切，连天恩、信仰、希望、容忍（1587—1606行），总之，中世纪的一切信条和道德都被否定了。他与魔鬼订约，决心借魔鬼的力量——其实也就是想借助人世间邪恶的力量，也就是想不择手段——去阅历生活。

其次是爱的悲剧。在“魔女的丹房”里喝了汤药以后，浮士德再返青春——象征他由中世纪跳到了资产阶级在欧洲全面兴起的18世纪。人生遇到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爱情，一切反封建斗争，往往都从这里找到触发点，从莱辛的《爱米丽雅·迦洛蒂》到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都是这样。封建社会的小农或小市民，与新思潮结合时，结局必然是悲惨的。浮士德在魔鬼操纵下——也就是在邪恶意念的驱使下，毁掉了葛瑞琛。“瓦普几斯夜会”实际是浮士德濒于堕落边沿的变形反照；但他时时寻求跳出这种邪恶的立足点。最后他没有在邪恶中毁掉，只是怀着“自咎的通红的利镞”（4623行）遁入大自然，去寻求解脱，寻求新的起点。

第三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悲剧。浮士德进入皇宫，当然是以歌德进入魏玛宫廷为背景的。有意思的是，浮士德进入宫廷是魔鬼一手导演的，这显然暗示了歌德对进入魏玛宫廷的懊悔心情。浮士德在皇宫里，只不过是不带弄臣名号的弄臣，这是可悲的。后来，皇帝想见到古希腊美人海伦，浮士德见到海伦的阴魂后，激动得在爆炸事故中昏死过去。终于在霍门库鲁斯带领下，去参加“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寻找海伦——寻找古典美。不言而喻，从这里可以看到歌德走出魏玛宫廷，去意大利寻找艺术新天地的蛛丝马迹。

第四个是美的悲剧。浮士德寻得海伦并与之结合后，生子欧富良。象征诗并借以影射拜伦的欧富良摔死后，海伦随之消逝，其衣物托起浮士德飘回北方。

前三次悲剧性的遭遇，留给浮士德的是沉痛的教训，甚至是罪疚感。这一次，浮士德却是怀着余味悠然的心情飘落在山头上的。而且，按梅非斯托的说法，这些岩峰“原本在地狱里深埋”（10072行），由于火山爆发，致使“原先的地底如今已变做山巅”（10088行）。梅非斯托本想诱使浮士德下地狱，现在却穿着七里靴紧追，跟着浮士德来到了与地狱两极对峙的山顶。如果作为读者有权这样来分析，那我们就可以说，歌德是想借此来暗示，浮士德由地狱边沿（在“瓦普几斯夜会”上的表现），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逐渐升高的层次，由主动呼唤恶魔（1118—1121行），到对恶魔又鄙视又离不开（3240—3250行），到痛恨恶魔（“阴暗的日子”一场），以及到第二部第四幕开头把恶魔甩得要穿七里靴在后面追赶，再到想彻底摆脱魔法（11404—11405，11423行）：这是他灵魂逐渐净化，逐渐升高的过程。

第五个悲剧是理想的悲剧。这时的浮士德已坚定地确立了主体意识，像高耸的大山屹立在坚实的生活地基之上。这时，任何外力都不可能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来而使他茫然自失。一切前人归之为命运的盲目的力量，在叩开他的心扉之前，都必须受到理性的审验。当带有哲理寓意的人物“忧愁”向他逼近，自诩具有压倒一切的威力时，浮士德的回答却是：“你忧愁纵有潜渗的威力/我对这威力却并不承认”（11493—11494行）。当然，忧愁毕竟是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浮士德还是被她吹得失明了。“人生愁恨何能免”，这原是无可奈何的。然而，浮士德是从大宇宙中翻腾过来的，在人类生活的坐标系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坐标点，穿过他心灵的这根射线，既串联着人类发展的三千年历史，又按确切的方向朝前延伸。浮士德的失明，寓有哲理的深刻性，这无异于要告诉读者，人类的发展既是清醒的，又是盲目的。因为带有盲目性，人类就永远无法避开忧愁的袭击；但是，盲目只是潜藏在清醒的夹缝里。时代可能会被盲目的行为卷进混乱，但在先进人物那里，清醒却不会留下充分的空隙，让盲目来发动突然袭击。正因为这样，被忧愁吹瞎双眼以后，浮士德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有从理想的轨道上滑脱出来。他想到的只是：

黑夜逼过来像越来越暗，

我内心却照得明光闪闪。

……

已经规划的要立即做好，

让大胆的设想终于实现！（11499—11506行）

浮士德就是在这实现理想的过程中死去的。他死后，即将被梅非斯托捉住的灵魂，却被天使救走了。那么，浮士德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呢？我认为是胜利了，他没有被引向堕落，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是，他也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打赌还将在下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继续进行，人类还会有走进低谷的时期。尽管总的来说，人类总是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更高的阶段，但这种发展随时都可能产生断裂。出现断裂的时候，梅非斯托就仍有可能成为暂时的胜利者。

既然浮士德胜利了，就算是在这个阶段上暂时取得了胜利吧，歌德为什么又管这部作品叫悲剧呢？前面的四次追求，不管是不是有所得，最后到底都落空了，叫作悲剧是合情合理的；可最后这个理想的悲剧，理想并没有落空，也叫作悲剧岂不矛盾？其实不矛盾。在歌德看来，人类的追求不管计划得如何周到，终究有盲目的一面，就像浮士德终于被忧愁吹瞎了眼睛一样，这就是可悲的。另外，歌德相信人类终将毁灭，浮士德和梅非斯托打赌时就说，他要“把人类的哀乐集于一身”，“和人类一样也最后消尽”（1773—1775行）。既然人类终将毁灭，那么，人类的追求尽管一步步都达到了目的，自然也还是个悲剧。

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说，浮士德是一个永远在追求，永远在探索，永远在完善自我，永远在超出自我，又永远在确定自我的典型人物；《浮士德》写的是人性在艰难的环境中艰难地展开的苦难历程。“不息地行动”是浮士德一生的座右铭。翻译《圣经》时，他由“最初是言论”改为“最初是感觉”，再改为“最初是力量”，终于改定为“最初是行动”（1224—1237行）。行动的对立面就是拖沓，就是懒惰，其结果就是迟钝。所以他声言：

我不在僵化中寻找康宁，

惊颤是人性最美的部分；

这世界再使人感情迟钝，

一惊颤对怪事会感受极深。（6271—6274行）

去闯玄牝居住的地方，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为了探求生活的美，他把冒险激起的惊颤视为“人性最美的部分”。人性的展开，到这里显然又跃上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他的最后结论是：

愚人才目光向彼岸闪烁，

想象着有同类住在天国；

有为者岿然看定四周，

这世界对他几曾沉默！

他何须去到永恒中漫步！

认识到了的就径直抓住。

他只踏住这一世光阴，

任魔怪现形，我行我素。

前进中会有苦乐悲欢，

他任何时候也不满足。（11443—11452行）

这是浮士德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有为者岿然看定四周/这世界对他几曾沉默”，这真是万古常新的名言！

这里就出现一个难题：订约的时候商定，他一旦满足就倒地死去，可现在他却声言“任何时候也不满足”，那他还死不死呢？换句话说，这部诗剧怎么收尾呢？

歌德以高瞻远瞩的气魄解决了这道难题。在围海造田中，梅非斯托的职分只是监工，这等于告诉人，这项宏伟的工程是人力创建的，与超自然的力量，或者说与邪恶的手段无关。工程基本完成以后，浮士德死了，那么这说明他满足了吗？也对也不对。请看这一段：

得时时去把住生活与自由，

对生活与自由才配享受，

这是智慧的最终结论，

我信奉这精神无所保留。

这里有艰危四周围定，

老少会消度勤奋的春秋。

我愿意看到人群辐辏，

在自由的土地上享受自由，

到这个时刻我就要说了：“你是真美呀，请稍稍停留！”

我一世光阴抛留的脚印，

就万古千秋永不消泯。——

我已预感到崇高的幸福，

正在享受那至美的时辰。（11573—11586行）

不言而喻，这个乐园其实就是刚刚确立的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歌德并没有把它美化为极乐园，只不过认为它是从封建疆域内（海滩是皇帝赐予的）拓出的一片新地。“这里有艰危四周围定”，狂涛还会扑上来掏锼，实在难叫人乐以忘忧。浮士德所以感到满足，只是因为这是个新社会，生活在这里的一代新人，会懂得去争取自由，争取生活的权利。他预感到新的一代人正全力以赴去争取生活与自由，在这产生预感的一瞬间，他的精神实际已转附到这一代新人身上去了。一百岁的老浮士德满足了，死了，但新一代浮士德还没有满足，继续在进行无餍的追求。中世纪的浮士德慨叹：

我没有财产，没有金钱，

没有世上的声名、荣显，

长此活着狗也不心甘！（374—376行）

一看就知道，他所追求的，是小农站在一小块地上所能看到的东西。返老还童以后他想的却是：

我为千万人开拓空间，

不安全总也算作息方便。

绿野肥沃，居人和牲畜

在这新陆上会感到舒坦。（11563—11566行）

这是只有站在大工厂屋脊上才能有的胸怀，是原先的浮士德想象不到的；新一代浮士德所追求的，当然又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们说，浮士德死时既感到了满足，又没有完全满足。

有的评论家看花了眼，把这个海滩乐园当成理想国，这完全违背了歌德的原意。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片乐土跟空想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完全不同，跟中国古代的桃花源更截然相反。歌德心中的这片自由的土地，不是天赐的、现成的，也不是封闭的、停滞的，也不是靠上一代人的忍气吞声做抵押的。歌德想告诉后人的是，每一代人都“得时时去把住生活与自由/对生活与自由才配享受”。每一代人都是为自己又是为下一代“不息地行动”，都应当喊出一声“你是真美呀，请稍稍停留”，然后才消逝，并把这定格的一切交给下一代。哪一代人喊不出这一声，甚至用一些廉价的豪言壮语来代替，就是没有出息的一代，自欺欺人的一代；历史就会出现断裂。这就是浮士德这个不朽的人物形象给后人的启示。

与浮士德相对立的是梅非斯托。两者的对立，自然不是进取与守旧的对立，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善与恶的对立。浮士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但这种精神也同样体现在梅非斯托身上。梅非斯托不是漫画式的人物，不是一般意义的所谓坏人。他冷静、深沉、诙谐、机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远比浮士德深刻。论者往往说，歌德借他的嘴揭露了种种丑恶，言下之意，似乎他跌出了自己的角色，成了作家的传声筒。其实不然。梅非斯托对丑恶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这种深刻来自他性格的内在统一，绝不是在配合作家演双簧。弄清了他与浮士德的根本对立，我们自会明白。

他与浮士德的截然相反究竟表现在哪里呢？就表现在对人对己的责任感上。浮士德是人道主义者，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他进取，又有所不为；尽管他有时也会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像对葛瑞琛那样，但一看到事情的严重后果，就能用责任心来谴责自己，主动再把自己纳入责任心的轨道。梅非斯托则相反，从来不带任何责任感，唯一考虑的是此时此地对自己有利。他自我介绍时说：

我是永在否定的精灵！

一切事物只要它生成

理所当然就都要毁灭，

所以还不如无所发生。

你们管这叫破坏、罪行，

简单扼要说就叫做恶，

这就是我本质的属性。（1338—1344行）

永远否定，就势必否定一切；一切都不被承认有存在的权利，主体意识自然也就会多余了。主体意识失落了，他也就想不到要把自己提升到人的层面上来加以肯定，自然也就不可能从人的层面上去肯定别人，于是对一切就都从最坏的视角去看，把白看黑，把黑看透。他与现实唯一的联系，就是眼前可感的实际利益。因此他冷嘲热讽，玩世不恭，冷酷地看待人世的一切，以他的黑色幽默使崇高转化为滑稽。他说的“生活的宝树青葱/而一切理论都显得朦胧”（2038—2039行），是常被引用的名言。然而，他说这话根本不是想揭明一条真理，只不过因为他那套漫画式的理论学生听不明白，而讲当医生该怎样去摸女人使学生觉得好懂时，就信口来这么一家伙，为的是一本正经地逗着玩。他对教会的揭露也是入木三分的，认为“教堂有个强健的肚子/它已经吃遍四境八方/从来也不曾吃得过胀”，认为对“不义之财/能够消化的只有教堂”（2836—2840行）。他这样揭露其实没什么更多的考虑，只是因为他替浮士德弄来送葛瑞琛的珠宝被教堂吃掉了，势必还得再弄一份，使他多费劳力。他揭露皇帝的昏庸和教会的野心（10260—10290行），也毫不留情，但也只是当小道消息来传，目的只是告诉浮士德，想得到一片海滩并不难，只要利用这场内战就能办到。他说“人们拿影子还真当实物”（10716行），讽刺人类只看表面而不看实质，但他却蓄意利用人的这种弱点，借水影来搞水淹七军的把戏。

总之，梅非斯托的人生哲学是虚无主义的，处世哲学是利己主义的。既然认定“消逝与本无完全一致”（11597行），对人对己自然也就不必负责任。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完全抛弃了社会责任感，一切以利己为终极目的，这种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是绝无仅有的。乱世的那些寡廉鲜耻的官僚，那些狗仗人势的小爬虫，可以说都是另一体的梅非斯托，都是大大小小的魔鬼。这种人对政局的认识，往往比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悲剧性人物远为深刻，但他们唯一考虑的，却是利用这种混乱来捞一把，用暂时的作威作福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不过，梅非斯托虽然是反面人物，跟那种地痞流氓型的恶棍还是不同的，还不是应当彻底否定的人物。在“天上序幕”中，上帝就曾指出：“人们的活动很容易松弛/一来就贪恋绝对的安适/因此我送去做伴的恶魔/去诱惑挑逗，做些坏事。”（340—343行）1827年5月3日，歌德与艾克曼谈话时，曾转述法国文学家安培尔的话说：“关于《浮士德》，他说得也颇有见地，他不仅把浮士德朦胧而无餍的追求，而且把梅非斯托那种嘲弄和粗俗的讽刺，都看作我自己性格的组成部分。”1831年3月27日，歌德与艾克曼谈话提到青年时代的朋友梅尔克时，还说：“梅尔克和我，相互总是像梅非斯托和浮士德一样。……对梅尔克来说，所有这些嘲笑无可争辩都是出自高层次文化基础上的。只是由于他不是建设性的，相反却具有一种断然否定的倾向，所以他时刻准备指责，而很少赞扬。为了满足这种嗜好，他不由自主地事事吹毛求疵。”这个梅尔克是塑造梅非斯托的原型之一。以自己的朋友为原型来塑造，又承认自己身上同样存在这种倾向，可见歌德本来就没有把梅非斯托当作应当彻底否定的人物来写。事实上，梅非斯托最坏的一面，是他从引诱人类堕落出发，采取实用主义的手段，丝毫不负责任，缺乏同情心，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撇开这些，他那种否定精神只要不推到极端，就是应当肯定的。否定，是创造性思维的起点，是生活向前发展的契机，是历史前进的关键：没有否定便没有一切。因此，要承认梅非斯托是个复杂的、多棱面的人物，不该用两极判断把他判定为坏人而彻底否定。

对西方文化接触不多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浮士德》难懂，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背景不同就是个大障碍。古希腊神话和《圣经》中的人物与故事，在这部诗剧中大量出现，不熟悉这一切的读者，阅读兴趣自然就可能受到挤压。再说，最叫人头痛的第二部，毕竟是歌德八十岁前后这几年创作的。还在1828年3月31日歌德就曾对艾克曼说：“现在我写《浮士德》第二部，只有早晨这几个钟头才能工作。……在最顺手的情况下能写一页稿纸，一般只能写巴掌大一段，没有创作兴致的时候往往还要少。”像这样一点一点往外挤，而不是一个个场景一气呵成，可读性自然就要受些影响；写成后又没有充裕的时间反复进行修改，自然也不免会有拖沓枝蔓的地方。最明显的像“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一场，我觉得就有离题的地方：有些怪物不点上那一笔绝不致损害那一场的丰满滋润，硬点一笔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不过，这都不是《浮士德》难懂的要害。要读懂《浮士德》，关键还在于把握住浮士德和梅非斯托这两个人物的关系。

浮士德不是某一类人的典型，而是人类的典型化。他所体现的，是人类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永无餍足地探求的精神。无餍地探求，往往要经受痛苦和迷惘地挣扎的考验。比如说，浮士德对中世纪的书本知识感到绝望以后，曾想到自杀，这可以说就是隐喻人类在某个发展阶段上陷入了绝境。这时梅非斯托乘虚而入，把浮士德引入五光十色的生活，诱使他犯罪，本意是想引诱他堕落，而结果却使他越过浅滩，扬帆直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不就像浮士德陷入了绝境吗？希特勒等战争狂人的得势，不就像梅非斯托的乘虚而入吗？希特勒等人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就像人性失落的瓦普几斯夜会吗？然而，就像浮士德没有在瓦普几斯夜会上彻底堕落一样，人类也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灭，反而使理性得到了校正，在挣扎中赢得了今天的进步与缓和。

把视线调整到这样的角度，我们就不难看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浮士德倾向和梅非斯托倾向。如果浮士德倾向占优势，那个社会就会是发展的，有生命力的；但如果遇不到挑战，又可能变得因循保守。因此，梅非斯托倾向只要不占主导地位，对浮士德倾向就是有益的兴奋剂；如果恶性膨胀，再跟权结合一起，那就必然造成混乱，造成灾难。在中国历代王朝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极为明显。任何一个王朝，开国之初，总是浮士德倾向占上风，朝廷大多数人都兢兢业业干正经事。梅非斯托倾向如果不是恶意的，就表现为求异思维；就算是别有用心的吧，也造不成大祸害，而只会使人引以为戒。到中期情况就逐渐变了：浮士德倾向日益因循保守，梅非斯托倾向与派系斗争相结合，则日益发展兴盛。到末期干脆掉了个个儿：梅非斯托倾向席卷一切，而浮士德倾向则奄奄一息。于是旧王朝覆灭，新王朝那些惊魂未定的新贵，又开始兢兢业业干正经事。

从宏观来看如此，从微观来看也是如此。可以说，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这两种倾向。前面引证的歌德的话，说明他自己也承认，这两种倾向都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对生活进行否定的同时，又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建设和肯定；对已经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建设和肯定的，再进行否定，使之飞跃到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不敢对生活进行否定，也就不敢对自己进行否定；不善于否定自己，也就不可能肯定自己，不可能确立自身的价值。

浮士德倾向推向极端，会使人循规蹈矩，无所作为；梅非斯托倾向推向极端，只知一味否定，破字当头，企图把一切都砸烂，结果会把自己的主体意识也砸成一摊泥浆。第二部第二幕中那个学士，就是一个大否定家。他从自己脚下把历史断开：把背后的一切全都否定，把自己看成创世的上帝，从想象中在自己面前展开一个新天地。不过，年轻时梅非斯托倾向占点儿上风，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正像梅非斯托说的，“这种人也不足为害/不几年就会改弦更张/葡萄汁看样子虽叫人难受/最后终究会变成美酒”（6811—6814行）。由此可见，年轻时容易犯否定一切的毛病，该多想着点儿浮士德倾向；老了容易循规蹈矩，则万不可忘却梅非斯托倾向。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浮士德和梅非斯托虽然是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实际上就隐形在人类的发展史中，隐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浮士德》勾勒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三百年历史活动的轨迹。歌德以其无比广阔的知识面和奇诡的想象力，把主人公引向各个领域和层面，使这部巨著就像一幅巨型的历史和民俗画卷。帝王将相、平民百姓以及希腊神话中的神与英雄、民间传说中的毛神野鬼、《圣经》中的人物、欧富良这样的寓意人物、霍门库鲁斯这样的科学幻想人物：无不在画卷中进行各有特点的表演。书中四次节庆既写得热火朝天，又各有特点：民间的节会（“城门前”）透着朴野，宫廷中的化装舞会（“宏伟的大厅”）则富丽堂皇又夹着粗俗，“瓦普几斯夜会”上是群魔乱舞，淫滥又透着阴森，“古典的瓦普几斯夜会”则古趣盎然又奇峰迭起。《浮士德》是诗剧，许多对话都只是为了交代情节，不能从诗的角度来要求，但有些对白和唱段，就是抽出来单看也仍然是好诗。像“城门前”一场浮士德的对白（903—940行），有声有色地展示了主人公摆脱绝望心情后的轻松感，单看也是一首绝美的游春诗。第二部第一幕开头的合唱（4634—4665行），是多么优美的歌词！浮士德的独白（4679—4727行），更可以说是一首即景抒情的哲理诗。梅非斯托的有些对白，像揭露教会贪婪的一段（2813—2840行），揭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打仗带掠夺带做生意”的一段（11171—11189行），都是既辛辣又深刻的政治讽刺诗。特别是那些可以单独成篇的小诗，像“

献词

浮士德一生的经历，无疑是以歌德一生的经历为背景的。1829年12月6日歌德对艾克曼说：“对整个第二部的构想确实很早了……不过，等我对世事更为洞明以后，现在才来写，可能是有好处的。”这说明，浮士德无餍的追求，是以歌德“对世事更为洞明”的认识为先导的。浮士德终于悟出了人生的要义，反过来又正好说明，歌德所把住的人生价值取向，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是对后人有指导意义的。

评价歌德时，我们总喜欢说上一句：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又极为渺小。我觉得这是欠公允的。歌德受指责，最主要的原因：一是脱离“狂飙突进”运动，进入魏玛宫廷，二是对法国大革命反感。但我们知道，歌德进魏玛，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当他碰了壁时，就毅然撇下高官而毫不恋栈。至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德国作家除个别人外，都是起先欢迎，后来反感，这说明当时德国社会还没有达到能接受这次革命的水平。要说这表明他身上有当时德国小市民的鄙俗气，自然是正确的。歌德不是圣人，不是完人，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完全从这种鄙俗气中挣脱出来。但他没有沉溺在那里面，而是时时在从自身中跳出来，在摸索，在前进。评价一个作家，最有说服力的就是他的作品。有《浮士德》在，就足以证明，歌德晚年不是已经疲于斗争，而是在对人类的发展进行更深邃的哲学思考。樊修章1988年10月，银川，宁夏大学献词10

你们又来了，袅袅悠悠的影像11，

你们曾映入我那惝恍的目光。

这一次我该设法将你们定住？

我的心还在迷恋着那些遐想？

5　你们涌动着，好吧，随你们涌去，

随你们透过烟云来绕我回翔；

承受着吹动你们乱影的灵风，

我的心胸又感到青春的震荡12。

你们带来了欢欣时日的场景，

10　有多少可亲的面影随着翻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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