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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8 1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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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光荣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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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报告)

转轨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基于微观企业的视角(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报告)试读:

前言

自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改革为方向的经济转轨给中国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转轨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断裂性的制度变迁。以诺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从宏观上制度推动了GDP增长,那么在微观层面,制度必然影响了微观企业行为并使企业绩效得以改善。

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从微观企业看,一个国家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部微观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提高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构成的,由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本书主要基于企业视角的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本书还关注了中国在转轨期具有的非正式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分权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本书利用中国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度量市场化转型中制度变迁的进程需要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本书利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核算了制度变迁对中国GDP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微观层面,本书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两个重要机制:一是制度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和分工深化等,从而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二是制度可以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使投入要素更多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减少资源误置现象。本书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了这些机制。

第二,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是资源在企业间重新优化配置的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的作用。通过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资源得以重新配置,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会得以提升,这也构成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金融体制扭曲和落后会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融资约束而被迫退出市场,低生产率企业却能得到低利息的贷款而继续经营。既有文献大多强调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但没有认识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的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的企业的退出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并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上表明,金融体制发展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促使企业退出过程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因此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

第三,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本书回答了在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正式法治体系仍不够健全,正规金融体制发展仍较为滞后,但是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可以部分弥补正式法治和正规金融的不足,并且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本书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民间金融,继而对民营企业创立、融资和发展的作用,从而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这一研究也揭示了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互动机制,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从而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第四,本书以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为例考察了中国式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很多研究指出,政府分权体制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本书关注中国转轨期间一个突出而独特的制度变化——国有企业隶属权的下放。国有企业下放是高层级政府将管理国有企业这项职能下放给低层级政府,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转变的分权化改革,这可以充分利用分权体制下低层级政府在处理信息与促进激励两方面上的优势,从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和进一步民营化改革。本书利用国有企业下放这样一个分权化改革的自然实验,通过对下放动因和后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为转型时期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提供了更为微观的证据。这一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是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本书是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京津冀协同一体化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此书的出版得到该项目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马光荣第1章导论1.1 研究背景

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进行转轨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余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数以亿计的人口从温饱线以下逐步走向小康生活。这些事实说明,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转轨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经济转轨作为一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改革,是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以至政治体制的变革(樊纲等,2003),或者说是一系列大规模的、断裂性的制度变迁(North,1990)。

诺斯很早就洞察到,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North,1973)。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为设计的约束、规范人类自身互动行为的机制”,决定了经济中各个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只有良好的制度才能激励人们进行投资和交易,社会资源才能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用途上。近年来,大量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KnackKeefer,1995;Mauro,1995;Hall和Jones,1999;Acemoglu等,2001,2002,2005)。如果从宏观层面良好的制度推动了GDP的增长,那么在微观层面,良好的制度必然影响了企业行为并使企业绩效得以改善。

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aggregate TFP)的差异(Caselli,2005;Hall和Jones,1999;Klenow和Rodriguez-Clare,1997)。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内部微观生产率的提高,这来自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分工深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则是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包括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这一“创造性毁灭”过程(Schumpeter,1934)。如果存在制度摩擦导致资源无法由生产率低的企业配置到生产率高的企业,就会带来资源误置(misallocation)问题,从而降低全社会的总体生产率。因此,从微观层面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来自制度提高了企业内部的微观生产率以及优化了投入要素在企业间的配置。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也是由微观企业绩效的提高和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改善所构成的,由市场化转型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产权改革中大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过程会带来企业效率的改进,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升级、分工深化和内部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企业微观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各个行业进入管制的放松,众多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开始涌现并蓬勃发展,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逐步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从而提高了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了经济增长。

在经济转轨期间,除本身的市场化转型外,一些独特的制度安排也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间展开了为经济增长而努力的“标尺竞争”,这激励了地方政府发起制度改革、维护市场化(Qian等,1999),为招商引资而提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公共品。Xu(2011)将地方分权归结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在正式制度外,社会资本等非正式制度也对企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处于制度转型期的中国,正式制度仍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因素,但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1.2 研究主题

本书主要基于企业视角的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本书还关注了中国在转轨期具有的非正式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分权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包括如下内容:1.市场化转型对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多大?由于经济转轨是一系列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要度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需要全面、系统、客观地衡量经济转轨的各个方面。本书使用国民经济研究所(NERI)编制的各省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和省级宏观数据定量核算了市场化转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2.市场化转型中制度改善对企业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微观企业上的表现机制是什么?经济增长最终表现为单个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和资源在企业间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和分工深化等,从而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二是制度可以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使投入要素更多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上,减少资源误置现象。本书在论证这些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这些机制。3.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效率的作用

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是资源在企业间重新优化配置的一条重要途径,本书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的作用。通过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资源得以重新配置,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得以提升,这也构成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但是,只有在完美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资源的重新配置才能有效地提升总体生产率水平。在现实经济中,一些制度性摩擦会使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偏离效率原则。那么,金融体制对企业退出过程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会如何影响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金融体制的扭曲和落后也会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融资约束而被迫退出市场,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则能够得到低利息的贷款而继续存活。因此,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会产生异质性影响。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银行信贷配置更倾向于高生产率企业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由于企业退出市场很大程度上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因此金融体制发展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促使企业退出过程更加有效率,因此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本书将尝试构建理论模型阐释这一机制,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此进行验证。4.非正式制度对微观企业创立和融资的作用

在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却存在一些独特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North(1990)认为制度不仅包括了法律、法规、产权以及合同这些正式制度,同时还包括了文化、习俗、传统、规范等非正式制度。那么,非正式制度对微观企业有什么作用?它与正式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

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出发,本书考察了一类重要的非正式制度——社会资本及以此为载体的民间金融的作用。中国的金融制度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民营企业在获取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上存在很多障碍,但却存在非正规融资渠道(亲友间借贷、商业信用、民间金融组织等)作为替代。这些非正规融资渠道依靠的是企业家自身的社会资本。正规金融发展依赖的履约机制是正式的法治体系(La Porta等,1997,1998),而民间金融依赖也有其自身的履约机制,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以替代正式法治的作用,而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则可以替代以正式法治为载体的正规金融。本书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社会资本对民间金融,继而对企业创立、融资和发展的作用,并且揭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5.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和分权化体制改革

在中国经济转型中,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也对企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大国,中国的国有企业分别隶属于中央、省、市和县等不同层级的政府。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上级政府将所属的企业“下放”给下级政府。国有企业隶属权的下放意味着高层级政府将自身管理和处置国有企业的职能下放给低层级政府,因此隶属权下放这样一个独特的制度变化,本质上是政府间组织结构的分权化改革,其目的正是利用分权体制下低层级政府所拥有的处理信息与促进激励两方面的优势,推动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和进一步的民营化改革。本书梳理了国有企业下放作为一项分权化改革背后的理论逻辑,然后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国有企业下放的动因和后果进行实证考察,从而揭示中国式分权体制在微观企业上的影响。1.3 潜在贡献

本书可能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本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回答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本书利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指数核算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以往的研究由于缺乏对制度变迁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仅仅考察了市场化过程中某一项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体现在制度同时对企业内资源配置和企业间资源配置产生了作用,既有研究缺乏对此的全面检验,尤其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更是稀少。本书从实证上验证了这些作用机制:(1)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制度改善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而且这对契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作用更大。(2)制度改善促进了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更有激励投资于无形资产和研发。这表现为,随着制度的改善,无形资产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企业生产率进步更快。(3)制度改善使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投入要素份额,这显示资源更多地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获得改善。

第二,本书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既有文献大多强调面临金融约束的企业会有更大的退出风险,并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认识到金融体制发展会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产生异质性影响,进而对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作用,对此更缺乏直接的微观证据。另外一些研究考察了金融发展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考察其中一条重要的影响渠道——企业退出。本书在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表明,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它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优化了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

第三,既有文献大多研究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但是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影响的文献则很少。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文献利用跨国宏观数据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nack和Keefer,1997;Guiso等,2006;Williamson,2009;Tabellini,2010;Fernandez,2010)。本书以社会资本和民间金融为例,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更微观层面的证据。

第四,本书所考察的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从U形向M形部分转变的分权化改革。钱颖一、许成钢等(Qian和Xu,1993;Qian和Roland,1998;Maskin等,1999;Qian等,2006)研究了中国M形结构下地方分权体制在中国改革中的重要作用。Xu(2011)进一步总结道,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项关键性制度安排是采取了地方分权体制。由于难以对分权进行全面的度量,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利用宏观数据考察财政分权的影响(Zhuravskaya,2000;Fisman和Gatti,2002;Faguet,2004;Galiania等,2008;Lin和Liu,2000;Jin等2005;张晏和龚六堂,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本书基于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这项制度变革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研究了在转型经济中特有的政府将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进行分权的改革,为转型时期地方分权体制的作用提供了更具体、更微观的证据。

最后,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本书还揭示了中国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1]。一方面,在政府分权体制和正式制度之间,本书利用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这样一个分权化改革的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推动了企业层面的产权改革(民营化改革),政府分权体制构成了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分权利用了地方政府在激励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和信息处理能力去进行“维护市场”(market-preserving)的正式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本书通过考察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以及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业、融资和发展的研究,揭示了在制度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从而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这也意味着,随着正式制度的逐步完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将逐渐减小[2]。注释

[1]政府分权体制是政府组织结构的安排,因此也属于正式制度,但本书将其单独列出,将其视为一类特殊的制度。

[2]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还存在更为复杂的互动机制,本书在第9章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讨论1.4 基本思路和技术路线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在对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利用各省区市场化进程指数,从宏观上考察正式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次,利用企业层面数据考察正式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再次,在传统的正式制度之外,研究了社会资本和民间金融等非正式制度对微观企业的作用,并且以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等为例,考察了经济转轨中政府分权体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最后,在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互动机制,进而总结全书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本书遵循的技术路线见图1—1。图1—1 本书技术路线图1.5 本书结构安排

本书共分为9章,各章的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是导论,介绍了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主题、潜在贡献和技术路线。第2章是制度对企业绩效与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第3章利用中国各省区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考察了经济转轨中制度变迁对我国GDP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第4章利用企业数据,描述了制度在微观企业层面的表现——企业经营环境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第5章利用企业数据,考察了经济转轨中制度改善对企业微观生产率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第6章从理论和实证上考察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企业退出过程的异质性作用,进而揭示金融发展对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第7章探讨了社会资本通过促进民间金融继而对企业创立、融资与发展的影响,以及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替代作用,然后使用微观调查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实证检验。第8章分析了国有企业下放这项政府分权化改革背后的理论逻辑,从实证上考察了国有企业下放的动因以及下放对国企绩效改善和进一步民营化改革的影响。第9章对本书的主要结论进行提炼,总结本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展望。第2章制度对企业绩效与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2.1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国别宏观数据的研究

为什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繁荣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贫穷?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追寻国富国穷的根源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以Solow(1956)、Cass(1965)和Koopmans(1965)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以Romer(1986,1990)和Lucas(1988)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由研发和技术创新引致的生产率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因素。尽管这些理论为各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提供了解释,但正如North(1990)所言,这些理论所强调的资本积累、创新和研发等因素,与其说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它们是经济增长本身。以诺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2.1.1 产权保护制度和契约执行制度的作用

在North(1990)的定义中,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约束和规范人类自身互动行为的机制”。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度决定了经济中各个行为主体面临的激励。只有处在合适的制度当中,人们才有激励进行投资和交易,社会资源才能配置到最有效的用途上。North(1981)将制度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财产保护制度”(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这类制度可以限制政府以及各类精英群体对私营部门的掠夺行为,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私人财产保护,从而可以激励私营部门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类是“契约执行制”(contracting institutions),这类制度可以提供一个高效的司法体系,解决交易主体在契约签订和执行上的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分工和交易,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简单地说,财产保护制度是关于政府和私人财产拥有者之间的垂直关系,而契约执行制度是关于不同交易主体之间的水平关系。

为检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涌现出大量文献利用国别数据进行了考察。Knack和Keefer(1995)使用国别横截面数据,以产权保护水平作为制度的衡量指标,发现制度显著提高了经济增长。由于制度可能具有内生性,因此为了准确地估计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家开始为制度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Mauro(1995)使用语言的多样性作为前欧洲殖民地区各国腐败程度和政府效率的工具变量。Hall和Jones(1999)则把各个国家到赤道的距离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Acemoglu等(2001,2002)则把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当地的死亡率以及各个殖民地初始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他们认为早期殖民地时期建立的制度影响会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些研究都发现,良好的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上述这些研究中考察的制度主要是指产权保护制度,通常采用各国对政治家和政治精英集团的限制来进行衡量,具体来说,常用的指标包含Polity IV对“行政阶层所受到的限制”(constraint on executive)、Political Risk Services的“对来自政府侵犯的保护”(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Business International的各国腐败指数以及国际风险指南数据(ICRG)等。按照North(1981)的分类,制度不仅包括产权保护制度,还包括契约执行制度。那么,契约执行制度对经济增长是否有显著作用?Acemoglu和Johnson(2005)同时考察了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同样使用跨国数据,发现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契约执行制度没有显著作用。他们对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当一个国家的契约执行制度较弱时,经济中不同交易主体(个人或私营部门)之间可以使用其他替代性的正式或非正式机制。而当产权保护制度较弱,政府不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时,个人或私营部门却没有可以替代的机制来避免政府及强势精英集团的掠夺。

上述这些研究都假定制度具有非常强的持续性,制度对经济增长也具有长期的持续影响。从实证方法上看,这些研究使用的都是国别横截面数据。这些研究所选用的制度衡量指标在很长的时间跨度内都保持不变,因此无法反映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由于国别横截面数据无法控制每个国家的一些特定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制度指标与这些因素可能存在相关性,所选用的工具变量仍然可能跟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相关,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对上述这些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产生了质疑(Bloom和Sachs,1998;Glaeser等,2004)[2]。2.1.2 金融制度的作用

上述实证研究关注的制度主要是诺斯定义下的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制度,制度另一个极重要的方面是金融制度,或者说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制度最基础的部分是一系列金融合约组成,金融合约本身是资金供给方和资金使用方之间的一种特殊契约,进而衍生出了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结构。一个良好的金融体制可以减少市场摩擦,优化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根据Levine(2005)的归纳,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投资者提供信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外部金融机构可以监督管理者绩效,改进公司治理水平;第三,金融市场具有交换、隔离或分散风险的作用;第四,募集社会零散的储蓄,从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第五,促进交换和分工。

早期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文献,采用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对此进行了验证(King和Levine,1993;Beck等,2000;Levine等,2000),这些研究大都使用私营部门信贷额占GDP的比重(金融中介发展)作为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Levine和Zervos(1998)、Rousseau和Wachtel(2000)以及Beck和Levine(2004)进一步加入了股票市场发行额或交易额占GDP的比重作为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度量指标,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都使用了跨国面板数据,Beck和Levine(2004)还使用了GMM方法来解决金融发展的内生性问题。Rajan和Zingales(1998)使用各国产业层面的数据,通过构造各个产业依赖外部融资的程度,结果发现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会获得更快的增长,这一发现也为金融制度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1.3 法律起源和司法制度的作用

尽管上述文献证实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但近年来兴起的“法与金融”学派则进一步指出,法律起源才是决定经济增长更为根本的因素。法律起源不同会导致各国司法制度存在差异,司法制度进而决定了一国的契约执行效率、产权保护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并进而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La Porta等(1997,1998,1999,2000,2002,2008)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法律渊源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具有重要影响,普通法系国家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最高,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大陆法系国家次之,法国大陆法系国家则最低。他们进而发现了司法制度对公司治理水平、投资者保护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性。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数量、规模、股利支付比率及公司价值正相关,与其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和控制权私人收益负相关。利用国别横截面数据,Djankov等(2003)和La Porta等(2004,2008)发现,法律起源决定司法程序的形式主义和司法独立性,从而对一个国家的契约执行效率和产权保护水平产生影响。Beck等(2003)和La Porta等(2008)发现,不同的法律起源对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起到了显著作用。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发现,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越高,企业越容易获得外部融资。注释

[1]由于他们选用的工具变量都不随时间改变,因此在实证上也只能使用国别横截面数据进行识别。

[2]另外一些研究则为各国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其他解释。Sachs和Warner(1995,1997)认为地理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更根本性的因素,Glaeser等(2004)和Gennaioli等(2004,2013)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稳健,Lin(2009)认为经济发展思潮影响了各国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采取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会促进经济增长。2.2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转型国家宏观数据的研究2.2.1 基于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

自从柏林墙倒塌,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纷纷开始经济转型之后,经济学家就开始关注转型国家的改革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由于转型国家发生着剧烈而且快速的制度变迁,经济转型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诺斯所言的“断裂性制度变迁”(North,1990)。因此,研究这场规模浩大的人类社会的制度实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身就是回答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一个绝好机会。

在定量分析市场化改革对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最关键的是寻找衡量各个国家转型进程的一个系统指标。其中较为常用的指标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在其每年一度的《转型报告》(Transition Report)中对27个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转型国家在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价格自由化、企业改革、民营化、外汇和外贸自由化、竞争性政策、金融机构改革等)进行打分所形成的转型指标[1]。但由于样本选择、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选择等方面的差异,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结论(Babetskii和Campos,2007)。在较早期的研究中,Havrylyshyn等(1998)利用转型早期的EBRD转型指标,发现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解释力。De Melo等(1997)利用他们在内部市场、外部市场和民营化三个方面构造的转型指标,也发现转型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关系。但Falcetti等(2002)的实证结果显示,随着样本国家和起始时间的不同选择,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并不稳健。Fidrmuc(2001)发现,1995年之前经济转型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但1996—2000年这一效果并不显著。Falcetti等(2006)以及Eicher和Schreiber(2010)同样使用1991—2003这一时期的数据,他们为各国转型指标寻找了不同的工具变量,结果都发现经济转型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2.2.2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然而,中国的经济转型无论在转型方式、速度和内容上都有很大差异,中国经济转型以其“渐进性”的改革而取得了更为瞩目的成就(Fan,1994;Lau等,1999)。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外主流经济学界都没有对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显著不同的经济转轨给予充分的重视,直到近十来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连同其转轨经验,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在实证研究上,由于缺乏市场化改革的系统衡量指标,因而难以定量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关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已有文献中(姚先国和张海峰,2008;吴延兵,2008;沈坤荣和张成,2004;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张晏和龚六堂,2005;徐现祥,2007;刘勇,2010),大都将市场化转型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而且只用市场化改革的一两个单项指标作为市场化转型的代理变量,无法涵盖市场化转型进程的全貌。例如,很多文献使用国有单位职工的比重、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或者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反映市场化改革的影响,其实仅仅衡量了经济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一些文献则分别考察了产权保护制度、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首先,在产权保护制度方面,借鉴Acemoglu等(2001)对制度寻找工具变量的思路,方颖和赵扬(2011)用中国数据验证了产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他们使用47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采用倪鹏飞(2004、2005)所编制的城市层面“产权保护制度指数”,以1919年基督教教会初级小学的注册学生人数作为工具变量,发现制度质量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这项研究认为基督教的传播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持续影响一个地区市场经济活动的深层次制度环境。但由于使用的是城市层面的横截面数据,他们无法考察改革开放后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制度质量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较大变化。

其次,在司法制度方面,基于La Porta等的研究,卢峰和姚洋(2004)利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考察了法治水平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使用每个省经济案件的结案率作为法治水平的衡量指标,发现加强法治有助于提高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份额,推动银行业的竞争,但加强法制却抑制了私人投资,并对金融深化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还发现,加强法治并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他们认为,这一结果源自中国金融部门存在的“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

但是,使用不同的衡量法治水平的指标,Hasan等(2009)却有不同的发现。他们利用中国1986—2003年的省级数据,使用律师人数作为法治水平的衡量指标,发现这一指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他们还使用了商标申请数量作为产权保护的衡量指标,也发现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

再次,在金融制度上,Allen等(2005)发现,按照La Porta等(1997,1998)构造的评分,发现中国的金融体制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却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他们认为这存在一个“中国之谜”: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中国是一个特例。但事实上,尽管中国金融体制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但从时间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和发展当中。目前已有大量文献从实证上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采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谈儒勇(1999)使用1993—1998年全国层面的季度宏观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而股票市场发展没有显著作用,这可能与这一时期中国股票市场才刚刚开始建立有关。但沈坤荣和张成(2004)以及Hao(2006)分别使用1978—1998年和1985—199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却发现,金融中介发展(以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衡量,或称金融深化指标)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Hasan等(2009)使用1986—200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尽管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但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中介发展之所以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银行贷款严重倾向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占GDP比重这一金融中介发展指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金融的干预程度。Guariglia和Poncet(2008)使用198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发现金融中介发展甚至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的证据显示,那些代表政府对金融体系过度干预的指标会显著降低经济增长,而代表市场驱动的金融发展指标则会提高经济增长。随着金融体制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中国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会逐渐显现。Zhang等(2012)使用时间上更新的2001—2006年286个地级市的数据,发现无论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银行存款占GDP的比重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来自国内贷款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金融发展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注释

[1]EBRD对各项领域的改革打分时,从1到4数值越大代表改革进行得越彻底,1代表该领域完全没有改革,4代表完全的市场化。2.3 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2.3.1 缘起

上述关于基于宏观数据考察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文献,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各国的制度质量。但正如Xu(2010)指出的,以Polity IV“行政阶层所受到的限制”等为代表的这一类制度指标,其本身的构造过程是一个“黑箱”,这些指标与很多国家层面的不可观测变量紧密相关。Xu(2011)认为这些指标在构造时其参照系是发达市场国家尤其是美国可以观测到的制度,而这过于狭窄和机械。

更重要的是,上述研究假定制度在同一国家内部是一样的,但很多研究都表明,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存在很大差异。Berkowitz和Clay(2005)发现美国各个州的法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Laeven和Woodruff(2007)发现墨西哥各个州的法治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Acemoglu和Dell(2010)发现,在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拉美国家,一国之内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甚至大于国家间平均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些差异去除人力资本所解释的部分外,剩余的大部分只能由一国内各个地区间的制度差异所解释。Guiso等(2004)基于意大利的研究显示,即使一国之内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

近年来,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可得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利用企业数据来考察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数据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宏观研究当中的制度指标构造的机械问题以及制度在同一国家内部是同质的这一前提假定,更重要的是,这可以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微观机制。世界银行在全球开展的企业调查数据(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为这些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该数据直接询问了每一家企业所面临的制度障碍,这些指标包含了企业家对产权保护、契约执行效率、司法体系、外部融资等的评分等,截至目前,该数据库共计涵盖了全球135个国家超过13万家企业。2.3.2 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Johnson等(2002)首先使用世界银行1997年在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和乌克兰五个转型国家的企业数据,研究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外部融资对企业再投资率的影响,他们发现较差的产权保护显著降低了企业再投资率,但契约执行效率对企业再投资率的作用并不稳健,外部融资可得性对企业再投资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呼应了Acemoglu和Johnson(2005)基于跨国宏观数据的发现。但MacMillan和Woodruff(2002)认为,当一国变得更加富裕之后,契约执行和正规金融制度的重要性将会提高。首先,随着企业间交易变得更加复杂,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契约执行将会更加重要。其次,当企业规模变大之后,企业自身盈余难以为企业再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这时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度也会提高。Cull和Xu(2005)使用世界银行2000年和2002年的中国企业数据发现,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和外部融资对企业再投资率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他们认为,相比于Johnson等(2002)使用转型国家在转型初期的样本,由于在他们所使用的样本期间中国的转型已更为成熟,因而契约执行和正规金融制度的作用会更显著,这一发现呼应了MacMillan和Woodruff(2002)的观点。Johnson等(2002)以及Cull和Xu(2005)都使用了企业再投资率作为被解释变量,Lu等(2012)使用世界银行2002年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企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都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作用。

政府腐败是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障碍最突出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一些研究直接衡量了企业层面面临的政府腐败程度,并以此考察了腐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Fisman和Svensson(2007)使用乌干达企业数据,发现企业向官员支付的贿赂数额越多,企业销售额增长就会越慢,而且官员索贿对企业的负面作用要远远高于同等数额的税收对企业的负面作用。Cai等(2012)利用中国企业数据,以企业的招待费用作为腐败的代理变量,发现招待费用更多的企业会有更低的生产率和利润率。

另外一些研究单独考察了法治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Laeven和Woodruff(2007)考察了墨西哥司法体系对企业规模的影响。他们衡量了墨西哥不同地区的法治水平,发现法治水平更高的地区企业规模会更大,这是因为大企业面临更大的异质性风险,因而更需要法治体系的维护。他们还发现相比于合伙制和公司制企业,法治对独资企业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独资企业的风险都集中于企业所有者一个人身上,而合伙制和公司制可以分散法治落后的风险。Long(2010)使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以中国同一城市同行业内商业纠纷中法庭判决的比例作为各个城市司法制度的代理变量。她发现,如果一个企业处于司法体系更好的城市,它会有更高的再投资率、更多的创新行为并且从事更复杂的交易。

上述研究使用了企业销售额增长、生产率、利润率和再投资率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除此之外,出口和研发是企业绩效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途径,一些研究为了进一步考察制度影响企业的作用渠道,开始使用出口、研发等作为被解释变量[1]。Ma等(2010)使用世界银行在28个国家的企业数据,发现法治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出口,而且更加依赖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企业出口增长会更多。Lin等(2010)使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和法治水平越高,其研发支出会越多。2.3.3 金融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利用微观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研究是构造国家或地区宏观层面的金融发展指标,然后考察金融发展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影响。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使用3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一个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促进企业的增长。Guiso等(2004)利用意大利各个地区的数据,通过构造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发现金融发展更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创业概率,从而鼓励了企业间竞争,促进了企业的增长。

第二类研究是直接使用企业调查中反映企业层面融资障碍的变量,考察面临融资障碍的企业是否有更差的业绩表现。Beck等(2005)利用世界银行多国的企业数据,发现面临融资障碍的企业销售额增长更慢,而且这对小企业的负面作用更大。Beck等(2008)也有类似的发现。Ayyagari等(2009)使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数据,发现获得正规融资的企业会有更快的销售额增长和生产率增长。而依赖于民间金融的企业业绩会更差。

第三类研究考察了外部融资对企业出口、研发和创新的作用。Minetti和Zhu(2011)、Greenaway(2007)、Muuls(2008)、Berman和Hericourt(2010)使用不同国家数据也都发现融资约束降低了企业出口,Jarreau和Sandra(2011)、阳佳余(2012)以及于洪霞等(2011)利用中国企业数据也发现了这一现象。Ayyagari等(2011)利用世界银行多国的企业数据,发现融资约束会限制企业创新。Gorodnichenko和Schnitzer(2010)利用世界银行多国的企业数据,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其研发和创新会同时受到限制。注释

[1]最近公司治理领域兴起的一类文献还研究了不同制度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的影响,关于这些文献的评述可以参见Roe(2005)以及夏立军和陈信元(2007)。由于篇幅限制,本书不再详细回顾这一类文献。2.4 评论与小结

既有从宏观上考察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文献,分别验证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司法制度和金融制度等不同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这些制度之间又不是互相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Levine,2005)。但是这些研究大都选用国别的横截面数据,这无法考察制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转型国家的研究利用了转型国家独有的快速、断裂性的制度变迁,考察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将中国包括在内。基于中国数据考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往往使用单一指标反映制度的变化,缺乏对经济转轨中制度变迁进程的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

在微观层面考察制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更微观的证据。由于世界银行的企业数据包含中国,上述研究大都也包含了中国样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样本中的中国企业数目非常多,很多研究单单选用了中国企业样本进行研究,例如Cull和Xu(2005)、Lu等(2012)、Long(2010)、Lin等(2011)、Ayyagari等(2009)以及Cai等(2012)等。这些研究证实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正规金融制度对企业再投资率、销售额增长、生产率、研发和出口所具有的正向作用。利用单一国家数据有其自身的优点,同一国家内不同企业所面临的不可观测因素更可能是相同的,因而更有利于识别制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但是,这些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也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第一,这些研究没有考察制度变迁对资源在企业间配置效率的作用。经济增长不仅来自单个企业的微观生产率的提高,还依赖于资源在企业间的优化配置。因此良好的制度可以促使资源从无效率的企业流向有效率的企业,促使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而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市场,但既有文献缺乏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上述文献使用的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均是横截面数据,从而无法控制企业的固定效应,无法有效控制企业固有的不可观测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制度之间会存在相关性。制度处于不断变迁的过程当中,使用面板数据研究制度变迁对企业绩效变化的影响将可以补充这一不足。

第三,制度不仅包含正式制度,还包含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包括法律、政治规则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并且构成历代相传的文化中的一部分,主要包括社会网络、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近年来,一些研究强调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也有重要作用,并利用国别宏观数据证实了这一点(Knack和Keefer,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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