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大松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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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里的单身汉试读：
前言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群体，
他们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他们可怜、可悲也可叹，
他们是村落里的单身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文化规范方面的变化，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婚姻作为社会的观景之窗，处处都折射出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它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诸多不相容婚姻现象却能在同一个社会里共存。从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都市精英女性成为“剩女”的同时，却有大量农村男性无妻可娶，成了光棍。与此同时，有钱有权的男性除了能与心仪的女人结婚成家外，还可以用自己拥有的资源，交换到除妻子之外的其他女性。“养小三”“包二奶”俨然成为当下成功男士标榜自身价值的显著标签。吊诡的是，大众的价值观似乎也与“精英”阶层的价值信仰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从而让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对有钱有权男士“养小三，包二奶”的行为给予极大的宽容、理解，甚至有时还带有一些羡慕与崇拜；另一方面，却对农村单身汉真实、合理的性欲求，给予了异常苛刻的指责与批评。阶层差异引发了公众价值信仰的错乱，让人不得不思考，当下的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等，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又将有怎样不同的命运呢？
我选择了农村单身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希冀能从单身汉的人生际遇中，重新认识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诚然，单身汉并非当代社会独有的产物。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然而，当前中国农村单身汉无论是规模、范围还是其呈现出来的新特征都是前所未有的。要认识这一群体的独特性，需要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维度透视这一群体的形成、细致刻画他们的生活样态、深入分析他们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显在和潜在的影响。
本书以苏北江边村作为田野地点，同时结合在其他研究地点收集的资料，以那些年过30岁、尚未结婚的农村单身汉为研究对象，考察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单身汉形成机制，深入分析农村单身汉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生存困境，描绘农村单身汉艰难求生的图景。在对苏北江边村个案进行研究，并结合其他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如下发现。
其一，中国农村单身汉群体的兴起，乃至光棍村的出现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及市场化发展相关联。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
其二，遭遇婚姻困境的单身汉及其家庭成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采取了低就、举家合作、入赘、交换等变通办法，试图化解婚姻危机，达成家庭再生产的愿望。为了家庭延续，他们通过过继、领养、捡拾弃婴等方法来实现愿望。这些办法无疑是策略性的，是在外部环境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结果。尽管采取了策略行动，但大多数单身汉仍然不能如愿，只能终身打光棍。
其三，农村单身汉遭际单身身份困扰和社会地位边缘化双重生存困境。青年单身汉表现出对单身身份的焦虑和抗拒，中年单身汉则对单身身份表现出认命和无奈的认同。而单身身份对老年单身汉而言，影响渐渐减弱甚至消失，但单身所带来的养老问题仍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除了身份困扰之外，单身汉在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流动中还处处受到社会排斥而沦为底层社会的边缘人。在双重困境下，单身汉的生存举步维艰。
其四，单身汉的性越轨行为给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公众又难以对农村单身汉的性越轨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使得有性越轨经历的农村单身汉既是越轨者，同时又是受害者。这种极端分化的双重身份，让农村单身汉陷入两难的困境。婚姻和性之于单身汉而言，是一道永远无解的难题。作为研究者，我无法满足他们结婚成家的愿望，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真实的文字记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社会中这个独特的群体。我们希望这些深陷婚姻困境和生存困境的农村单身汉能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关怀，让他们将来生活得更好一些，生活得更有尊严一些。要做到这些，需要单身汉家庭、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重建他们的家庭关系网络、亲属交往网络，加强单身汉的社区联系，通过社会的帮扶和引导，让单身汉重新回到家庭、回到社区和社会。唯有如此，单身汉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才会变得更小，社会才将更加和谐、美好。0“邂逅”单身汉
为什么关注单身汉，总要有个理由吧！
童年的记忆，幼年的好奇，成年的感触……
总之，我想说说他们。
陈伯被马蜂蜇了，然后死了。
彭五救了四爷，最后不见了。
没钱的单身汉，一元钱可以观看……缘起
在结束对农村单身汉调查的一个多月里，我试图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对研究农村单身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问题，以便对这两年来，付诸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物力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做一个简要交代。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迄今也难以完全说清到底是什么力量迫使我走近农村单身汉，并走进他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体验他们的生活境遇。一 陈伯被蜇
我出生在皖南大别山区的一个村落，交通闭塞、资源匮乏、教育落后、村民们思想保守，贫穷村落所具有的特点，这里一样也不少。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里，没有娶上媳妇、终身打着光棍的人不在少数。虽然那时我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娶不上媳妇，但从大人鄙夷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们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多数时候，他们在村民眼里是可有可无的。
当然，他们也有受村民欢迎的时候，每年的“农忙”就是这样的特殊时期。“农忙”在我家乡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双抢”。“双抢”指的是“抢收”和“抢种”。应季节变化和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农民要在最短（也是最佳）的时间内把成熟的谷子收割、脱粒、晒干并储仓，同时将空出来的稻田再耕种，插上新的秧苗，以备下一季之用。这两件事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使得“双抢”成了村民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双抢”的时候劳动力匮乏是普遍现象。短短的十来天里，老人和孩子都成了家庭劳动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年人在家做饭，翻晒稻谷，孩子们做一些诸如拾稻穗、拔秧苗等力所能及的事情。单身汉在此期间更是成了许多村民眼中的“抢手货”。他们多数身体健康，能干活，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多数是“五保户”，[1]少有土地，是“清闲”人员。所以，在农忙期间，很多家庭都想让这些单身汉到家里帮忙搞“双抢”。只要给他们吃饱、喝好，再额外给他一包廉价的香烟，他们都会很卖力地帮你干活，而不需要另外付给报酬。许多村民都觉得无论平时多么鄙视这些单身汉，但此时此刻，还是需要“巴结”一下他们，请他们来家里帮忙。因此，在农忙时节里，单身汉的“帮工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单身汉而言，这段时间也是一年中最为“风光”的时刻，头抬得要比平日都高。他们也会趁此机会，对那些平时“极度轻视”他们的村民的帮工请求说“不”。结果当然是被恼羞成怒的村民骂个狗血淋头。对骂一阵之后，单身汉们觉得很解气，因为这是一年中唯一“报复”的机会。
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单身汉们都变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起来。多数单身汉都是这般模样：穿着破旧的棉袄，看上去体态臃肿、行动迟缓，斜靠着村头的土墙或者坐在墙根儿底下晒着太阳。过往的村民对他们或漠然视之，或取笑一番。村子里有个叫癞痢的单身汉，因为他头上长着癞头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癞痢（我从未听人提起过他的真名，也许他从未有过真名）。因为癞头疮的缘故，他也经常成为众人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据大人们说，只要天气要变化，他头上的癞痢就会变得通红，很多人看到他满头通红的癞痢就会故作惊呼“不得了啦，癞痢头变红啦，明天要下雨啦！”他在众人的一阵哄笑声中，瞪了众人一眼，嘴里咕噜着骂人的话，没有人听懂他骂什么，所以笑声过后，又归于平静。不仅大人们经常取笑他，村里面的孩子也是如此。孩子们趁他转身之际，往他的破棉袄里塞一根枯枝，在他拖沓脚步行走之际，枯枝也随之一颤一颤的，像极了动物的尾巴，孩子们一阵哄笑，他自己却全然不知。自记事时起，爸妈就不允许我和这帮孩子一起捉弄单身汉，说他们这么可怜的人，不同情也就罢了，但若是戏弄人家是极不道德的。
此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让我对父母的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是个夏天的傍晚，一阵喧闹声中几个大人抬着一个被马蜂蜇得满脸红肿的人直奔村部医疗室。后来，听邻居们说这个被马蜂蜇的人是陈伯（一个老单身汉），由于医疗室医疗条件有限，在经过简单处理后，就转往县城医院救治。因山高路远、路上耗时太长，加上伤势过重，在到达县医院时，陈伯已经没有了呼吸。他是怎么招惹马蜂的？有传言说是他在偷别人南瓜的时候，不小心碰了马蜂窝，后来才知道那是村里对外界（乡镇调查组）的一种说法。真实的情况是陈伯在自家池塘里洗澡的时候，被村头几个调皮的孩子拿走衣服。陈伯抄近路去追的时候，不慎碰了灌木丛里的马蜂窝，才被一拥而上的马蜂蜇到。当时，陈伯由于没有穿衣服，身上多处都遭马蜂蜇伤。那时正值盛夏，也是马蜂毒性最大的时候，加上村子诊所条件有限，结果就丢了性命。事后，村长带领一行人（其中有两名乡镇联防队员）来村子里做调查，发现他（村长）的亲外甥也是那群“惹事”孩子中的一个，最后调查不了了之。村里按照五保户的标准对陈伯的后事进行处理。村里多数人知道真相，却没有人愿意为这样一个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儿女的单身汉伸张正义。那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时的我虽然对世态炎凉没有什么体会，对意外死亡也没有多少认识，却对父母给我的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应该多一份同情，多一份关爱。或许我选择农村单身汉这个课题或多或少是受到了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之故吧。二 彭五走失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对单身汉的印象大多是离散的或片段式的，很少能够对一个单身汉有完整的生活印象（这可能与我年龄小，接触他们的机会和时间少也有关系）。但彭五是个例外。彭五本是四爷收留的一个外乡流浪汉，四爷和我的爷爷是同胞弟兄，我小的时候经常随爷爷到他家去串门，因此得以接触和熟悉这个被四爷收留的单身汉彭五。彭五生平不详，据说是外地闹水灾而一路乞讨来的乞丐。彭五是四爷给起的名字，因为是大年初五收留他的，随了四爷的姓。据四爷说，收留彭五纯属偶然。那是一年冬天，四爷的猪圈里不知何时住进了一个乞丐。四爷发现他时，已经住了有些日子了。猪圈已多年不养猪了，平时只做仓储之用，圈里堆放着一些杂物和做柴火用的麦秆，对流浪汉而言倒是个不错的御寒之所。四爷心肠好，没有赶走乞丐，只是叫他不要把柴火引着了。次年正月初五发生的一件事让四爷决定收留这个流浪汉。那日凌晨，四爷去茅房，在回来的路上，因地面结冰不慎摔倒，摔折了腿，怎么也爬不起来。外面天寒地冻的，四爷心里嘀咕着要没有人来搀他恐怕要被冻死。正在四爷准备扯嗓子叫人的时候，一个人把四爷抱起，送回屋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住在四爷猪圈里的流浪汉。天亮后经医生诊断，四爷的大腿摔折了。这里需补充交代一下，四爷膝下无子，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四奶奶去世以后，四爷就一个人过。流浪汉伺候四爷，直到痊愈。四爷感念流浪汉的帮助，就收留了他。自此彭五也就成了四爷家庭中的一员，也日渐为我们村庄上的居民所熟悉。农忙时节，他留在村子里帮助村民们搞“双抢”，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农闲的时候，他就到外地拾荒，一般到年底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总是将捡拾到的一些“有用”的东西分给村民们。在我印象中，彭五很少说话，高兴的时候，总是咧嘴憨憨地笑。
后来，四爷去世了，彭五回村子的次数逐渐变少，有时候过年也不回来。彭五也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可能有人会问“彭五今年怎么不回来了”。到年底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老人念叨“彭五怕又是不回来了”。再后来，我去县城上学了，再也听不到任何关于彭五的消息了。有一年寒假，我忽然想到了他，就随口问奶奶，奶奶说“他已经多年没有回来了，怕是死在外面了！”听到奶奶的话，我心头忽然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凉。
此后，随着在外求学、工作，我对家乡的单身汉了解得越来越少。我对他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年少时期，对他们的印象也完全是来自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理感受。根本不懂去思考单身汉的命运、生活境遇，更不会设身处地从单身汉的立场看待他们所遭际的社会问题。所幸的是，在读博期间的一次读书会上，农村单身汉话题被重新提起。我才忽然想到自己身边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也曾亲眼看见过发生在这群人身上的一些事儿。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并萌生了要系统研究农村单身汉群体的想法。此后，农村单身汉就成了我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对象。三 乡村性交易场所
在决定系统研究农村单身汉之后，自然需要处处关心和收集与单身汉相关的文献和资料。这既为了自己对这一群体的生活样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的田野调查做好准备。
2011年10月我到北京出差，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接待了我。在闲聊间，我向他透露了自己打算研究农村单身汉的事。一方面，希望借助他的人脉圈，帮我寻找可能的研究地点；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从他的立场出发给我一些有益的启示与建议。得知我要研究农村单身汉时，他立即推荐我去看正在北京举办的一个艺术展，他说几天前他们单位组织观看了这场艺术展，感触很深。他相信我在那里一定会找到“灵感”。我从未看过艺术展，也一直担心自己没有审美的眼光，而误读了艺术家的意思。要在以前，我定然会拒绝，但那一次我竟答应了。在回宾馆的路上，我想能这么快答应下来或许与我在别人的“地盘”，受到人家的邀请不好意思拒绝有关系吧。
展出是在新开张的北京晞望艺术馆（晞望艺术馆坐落在宋庄小堡村）。尽管它在北京郊区，但由于公共交通便捷，我从大北窑乘车，全程仅用了一个半小时。抵达艺术馆大厅前，一眼就能看到这次展览的大幅海报。海报的顶端是这次展出的标题“凤凰·西去20000米”，副标题为“当艺术家踏进湘西苗寨”，海报的背景则是一组苗寨的村落（图0-1）。当我看到这样标题的时候，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好奇感。因为这样的标题不仅富有诗意，而且散发着浓厚的学术气息。难道人类学田野方法也能在艺术领域派上用场？抱着好奇的心态我跟随参观人流观看展览。观看全部展出后，我发现人类学田野方法竟与艺术能有如此完美的结合，也颠覆了我之前对艺术的粗浅之见。这次展出是艺术家们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所获得的对湘西农村的一次最真实呈现。艺术形式多样化是这次展出的一大特点（例如绘画、雕塑、纪录片、照片、文献、实物场景等）。它多角度、全方位地向观众呈现湘西苗寨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现场的观展者如临其境。所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是用文字记录一切，而艺术家们则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示田野考察的成果。图0-1 “凤凰·西去20000米”艺术展海报图0-2 展览现场复制出来的农村地下性交易场所
据举办方介绍，“凤凰·西去20000米”艺术展是卯丁先生和他的艺术家友人历时两年多，十数次出入湘西苗寨进行深入观察、访谈、调查的一次艺术文化人类学成果展。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将一个真实的湘西苗寨农民生活图景搬到了城市空间，向观众展示了一幕幕十分真实且震撼力十足的农村生活场景。令我印象深刻的莫过于现场展出的“乡村性交易场所”。这是一个简易木质结构的小房子，它以全尺寸在现场复制出来。据主办方介绍，为了展出的效果，大多数物件（包括性交易场所）都取材于湘西当地，然后聘请当地工匠在展出现场重新搭建，力求复原最真实、最原始的场景（图0-2）。它让观展者感受真实的农村生活，如身临其境一般。相信看过展出的观众一定会为乡村简易性交易场所的情景震撼到：这是个简易板房，不到十平方米，狭小的空间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床以外，留下来的空间只够一个人侧身走过。靠墙放置一张不怎么结实的木板床，凌乱的被褥随意地堆放在床上，看上去脏兮兮的。一件酱紫色的乳罩遗落在床头，地上放置了一个暖水瓶和一只旧木盆。吃完方便面的纸盒和香烟头堆满了墙角，地上还散落着数团用过的卫生纸。四壁的劣质刨花板因年久而变得破旧不堪，黏合胶水已部分失去黏性，让刨花板露出了基质部分，用手轻轻一抠，便成一个窟窿。据现场解说员介绍，到这样场所来消费的多是当地“有钱”的单身汉，而为他们提供性服务的则是当地的村妇，一次二三十元不等。那些没有钱“消费”的单身汉，则可以花上一元钱，透过刨花板上的小孔，观看活春宫式的“表演”。现场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解说员细致入微的解说，让每个观展者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幕幕乡村性交易场景，触目惊心。在这场交易中，村妇们用原本唯一属于他们丈夫的“性交权”换取一家人的生计，而性饥渴的单身汉们则从自己有限“生计成本”里节省出一大部分，用于满[2]足自己“生理之需”。这一切尽显“和谐”，却又有些“荒诞不经”。农村的地下性交易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农村的性比例失衡、适婚女子外嫁、配偶资源外流等当前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城市化、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单身汉嫖娼的画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不得不使人思考，新农村建设、社会发展之于农村单身汉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观展结束后，我陷入了沉思。对农村单身汉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极为迫切。我甚至还萌生了重走艺术家之路，去湘西凤凰的苗寨进行再调查的想法，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这次展览让我收获颇多，从艺术展上获得的对当下农村单身汉生活的真实观感，让我坚定了对单身汉这个特殊群体进行深入研究的决心，同时这也成为我克服此后调查中出现的种种困难的动力。四 小人物命运
诚然，社会精英的存在对这个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更应该去关注那些处于社会底层、关怀位于社会边缘的弱势人群。历史并非只由风云人物来写，也不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大事件的组合。历史的每个角落里都有并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的存在，他们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构筑了历史的真实。关注小人物，关爱小人物，小人物命运的改变或许就是历史的进步，小人物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对构筑历史真实的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关注，书写小人物的历史命运，成为我选择农村单身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又一原因。我希望透过这一研究可以让人们认识、了解并关注这一特殊的、正在日益壮大的特殊群体，关注他们的命运和未来。
坦诚地说，当初打算研究农村单身汉时，我的理想远比这一想法“宏大”。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用翔实的资料客观呈现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样态，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相关部门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记得我当初提出研究设想的时候，导师就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对自己的研究期望过高。他的意思是单身汉的大量出现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无解”的社会问题。随着调查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老师判断的准确性。在调查中，当我面对单身汉父母亲的时候，当他们诉说着单身儿子在说媳妇过程中的种种遭遇的时候，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忧虑、怨恨与自责。从他们的眼神里，我意识到自己不只是一个倾听者，他们也希望从我这里获得“答案”。可实际上，我除了倾听之外，什么也做不了。面对他们的诉求，我只有认真倾听，真实记录，希望这些能够让讲述者获得些许安慰。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付诸怎样的努力，也难以让单身汉们达成他们简单的愿望——娶个女人做媳妇。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曾经在湘西做田野调查的艺术家，他们最后一次访问苗寨时，给当地的单身汉们带去了充气娃[3]娃，这一举动在媒体的报道下曾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说艺术家“俗”不可耐，有人认为他们是在自我炒作。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认为艺术家们有作秀的“嫌疑”。此番亲历田野之后，我才体会到经历田野调查的艺术家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用心良苦。
如果我不亲历田野，与这些研究对象面对面交谈，与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站在“他者”的立场去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是难以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企盼和需求的。从而，也就难以真正理解这些艺术家“所作所为”的初衷了。面对单身汉们的诉求，身为研究者我们也无能为力，毕竟我们不是上帝，不能从单身汉身上抽根肋骨，变个女人，就解决了单身汉的问题。研究者只有带着一颗善良的心，真心地希望为他的这些往昔的研究对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在后期的田野调查中，也遭际了艺术家们同样的心境，与这些研究对象交往越久，这种心情就越是复杂，身为研究者的无助、无力之感越发沉重。
即便是今天，当我坐在城市的高楼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的街景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几个月前那些曾与我面对面交谈的单身汉的身影，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神”似乎要我给出一个答案或帮他出个主意。想到这些，心里总有种不安和负罪感。田野地点对于我而言是短暂的调查之地，对于他们却是终其一生的生息之地。我“逃离”了田野，重新回到了城市，而他们依然要在那曾经贫瘠的地方艰难地度日，为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愿望——娶个女人成个家，了却全家人的心愿而努力着、拼搏着。残酷的是，这个简单的愿望，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单身汉而言却只是个美丽的幻影而已。他们中的多数人注定要孤独一生。
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个曾经在我心里叨念无数遍的话语，此刻变得沉重。我能做的也许就是提起笔来把几个月以来与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真实地记录下来，向更多的人讲述他们生活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心路历程，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关怀这样一个隐现的弱势群体。尽管这解决不了他们的根本问题，但更多人的关爱与关怀，也许会为他们单调清冷的生活注入些许温暖。五 数字背后的社会学问题（一）数字背后的社会学意涵
率先关注农村男性陷入婚姻窘境的是人口学家，他们通过翔实的数据，在对中国人口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中，发现了农村性别失衡的事实，进而提出了这样的假说：按照现有的出生性别比与生育率下降情况，考虑婚姻匹配的若干因素，在若干年后，中国将会有规模庞大（3000万～4000万人，有的学者预测则更高）的男性人口无妻可娶，终身打着光棍，农村将成为他们的主要聚集区。届时边[4]远的、贫困的农村地区可能出现光棍村现象。
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4岁以下儿童的性别比超过了120，而这一年龄组的正常性别比是105左右。实际结婚情况，同样也反映在2010年的调查数据中。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34岁年龄段中，未婚比例为64.1%，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了13.8个百分点。25～29岁年龄段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为42.7%，也比10年前有所增加。而在30～49岁年龄中，未结婚的男女性别比高达240。据此，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男性群体中将有10%的人不能如期找到配偶，其规模大概是[5]3000万～4000万人，形成名副其实的光棍阶层。与此同时，国外媒体和学界也对中国的性别比异常及其可能引发的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相关数据指出：到2020年像中国、[6]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年轻人中将有12%～15%的人“打光棍”。如果上述的数字及其看法仅代表学者个人的观点，那么2007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则代表了官方的观点。该研究报告指出到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男性可能面临“无妻可娶”的事实，这可以看成是官方首次对“即将出现的3000万光棍”这一数字的公开承认。
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数据和研究假设得出来的单身汉规模可能有较大的出入，其范围大概是3000万～6000万这一区间。但不管是3000万还是6000万，未来中国农村的光棍阶层都将是一个庞大得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担忧。这一数字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学含义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二）折射出诸多社会问题
农村单身汉研究从属于婚姻家庭研究的范畴。婚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而家庭则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细胞，婚姻家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婚姻家庭研究看成社会变迁研究的“观景之窗”。婚姻模式、形态和变迁都能够反映社会的发展和制度变迁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对于婚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也可以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中寻找到答案。因此，在社会学研究里，婚姻家庭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至今仍然是最为活跃的研究议题。
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的发展，人类婚姻家庭的许多方面出现了与以往社会不同的变化，甚至有些国家存在着“社会发展”与“家庭崩[7]溃”并存的奇怪现象。这正如社会学家波普诺所说的“在美国，如果你打算参加政治竞选，说服人们给你投一票的最可靠、最切实际的办法就是要表明你关心美国人的家庭问题，强调你将努力地重建过去的家庭价值观……”由此可见婚姻家庭研究的重要价值。婚姻家庭研究同样也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创造过辉煌。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里，许多社会学家都选择以婚姻家庭作为立足点，推进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在20世纪30～40年代，产生了一大批婚姻家庭研究名家名作，如，潘光旦所著《中国之家庭问题》、李景汉的《五百一十五农村家庭之研究》、孙本文著《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以及费孝通的名篇《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等等；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学被取缔，婚姻家庭研究进入相对沉寂时期；20年后，社会学学科得以重建，研究者们再度以婚姻家庭研究作为立足点，续写中国社会学之辉煌篇章。就此而言，婚姻家庭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农村单身汉问题，属于中国社会婚姻家庭问题的一个部分。与以往的婚姻家庭研究不同，我们选择的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结婚成家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而这部分人多数聚集在农村，都是被迫（非自愿）的不婚者。探究这一特殊的、日益兴起的群体，可以让我们洞悉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农村改革、人口流动对婚姻模式、择偶类型、爱情观念有着怎样的影响？城市化、工业化对传统的农村家庭关系构成怎样的冲击？金钱、权力与女性资源的流动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三）重构研究中被忽视的“农村单身汉”群体
单身汉现象并非独属于今日之社会，相反，它在许多社会中都存在。无论这个社会制度形态如何，也无论这个社会经济是富庶还是贫穷，单身总是不能完全避免的。在今天也成为一部分人自愿的生活方式。但今日之中国所出现的单身汉则呈现不同于以往社会的诸多特点。一是潜在的单身汉数量之大，分布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按照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单身汉规模至少在3000万之多；二是中国的单身汉人口多集中在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三是他们多属于被迫（非自愿的）不婚的人。这些人自身条件差，处于社会底层。一旦他们不能如[8]期地结婚成家，他们可能又会走向社会底层的边缘。它的形成远远不是一个“贫困”所能解释的，也不是仅仅依靠制度性手段便能将他们硬生生地与主流社会套牢，以化解危机。对这一特殊的、日益壮大的群体，我们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系统梳理相关的文献后，我们发现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并没有对“农村单身汉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相反他们被各种各样的显性的社会问题所遮蔽。例如，在社会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农村单身汉仅仅是贫困的后果之一，在整个研究中，单身汉问题只是作为“陪衬品”而出现。在婚姻研究中，单身汉仅仅作为农村婚姻研究这个“面”中的一个“点”，而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随着乡城人口流动的持续增加，农村单身汉又被农民工大军所淹没，他们的婚姻问题被统摄到“农民工婚姻研究”的主题之下。而在当下，将单身汉放在农民工或者流动人口的婚姻问题中来研究，是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做法。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特殊群体的兴起，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却给新闻媒体工作者和艺术实践者带来了灵感。新闻媒体和艺术家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对这样一个日渐兴起的特殊人群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和关注。例如，2007年《南方周末》记者在贵州省牌坊村采写了一组关于光棍村的报道，用了大篇幅的版面描述了贵州贫困地区的光棍村[9]现象以及光棍村里光棍们的生活境况。该报道一出，即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地方媒体纷纷效仿。光棍村似乎成了这些地方媒介的固定选题，几乎每年都会刊出一些关于光棍村或者光棍生活境况的报道。例如，2009年《华商报》以“中国光棍第一村”为题报道了瓦房村的情况，8户人家10个光棍，20年没有娶回一个媳妇。2010年荆楚网记者对湖北的光棍村进行了报道，600多人的村庄，100多条光棍。同年，独立电影导演郝杰，把河北省顾家沟村的真实光棍生活搬上了银幕，影片中以写实的手法展现了农村光棍汉的生活场景，引起国内外观影者的强烈反响。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部独立电影，并未进入正式电影院线放映，却荣获了第十一届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等的多项荣誉。如果把电影和美术都归为艺术之类，电影导演和画家都是艺术实践者的话，那么我们又会看到，他们几乎在同时，对中国社会兴起的这一特殊群体投入了关注和热情。就在《光棍儿》电影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以卯丁先生为主要策划的艺术家们则把两年来在湘西凤凰古城苗寨村落的田野考察，以艺术展出的形式呈现于公众面前。单身汉与村妇的性交易场所活生生地被复制出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和强烈的心灵震撼。可以说，在学术之外，农村单身汉们得到了大量关注。相比较而言，学术研究中，却缺乏对农村单身汉群体的深入发掘，缺乏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内心独白、站在他们的立场、体验其生存窘境和生活境遇。
就此而言，将农村单身汉作为一个独立群体或阶层去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同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农村男性的婚姻困境
农村单身汉的存在并非始于今日，但如此大量的农村单身汉的涌现则是近些年来所出现的新现象。从本质上而言，农村单身汉问题隶属于农村男性婚姻困境研究范畴。本部分的文献综述也主要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下面拟从三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1）农村男性婚姻困境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研究；（2）农村男性婚姻困境的若干理论回顾；（3）农村男性婚姻困境所引起的社会后果研究。一 农村男性婚姻困境：现状与趋势
回溯历史，中国的婚姻困境说到底是男性的婚姻困境。在中国的社会情境里，这似乎又是一种悖论。中国社会受父权制和从夫居的影响，男性在财产继承、家族延续和家庭权力中有更多的优势，但是在婚姻选择中，男性则一直处于劣势。从历史资料来看，中国社会曾持[10]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男性陷入结婚的困境。韦艳、张力运用人口学资料间接证明了男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到2005年的50多年里一直处于婚姻困境之中。该研究指出，1953-2005年女性不婚人口的比例持[11]续低于1%，而男性不婚比例则维持在2.5%-4.2%。
从城乡比较来看，农村男性所遭遇的婚姻困境远远比城市男性更为严重。有研究者通过对结婚概率的分析指出，男性的婚姻困境，从[12]根本上来说又是以“农村男性婚姻困境为主体”。如图0-3所示，在33岁以后，农村男性的不婚比例几乎未发生变动，一直维持在9%左右，而城市男性的不婚比例则有持续缩减的趋势。当然，中国历史上某些特殊时期也曾有过城市男性陷入婚姻困境的情况。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数千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为响应政策号召，“上山下乡”，流动到了农村。这些知识青年多数年龄在十六到二十岁，他们从城市流动到了贫困的农村，在那里度过了他们青春岁月，也正是那个时期遭遇到了恋爱、婚姻等问题。从城市到农村，社会空间的转换之快，社会环境的变化之大，让他们难以适应，在爱情、婚姻上更难以做出选择。当他们重新回到城市时，年龄都在30岁上下，早已过了适婚的年龄。那些没有成家的知青就成了城市中遭遇婚姻困境的人。客观上说，这一婚姻困境的造成是政策事件对人口年龄结构干扰所致。如果没有当时社会结构上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知青大返城政策和现实，城市社会中也就不会出现[13]“大龄青年找对象难”的特定现象。总体而言上，中国社会农村男性是遭遇婚姻困境的主体。图0-3 15～50岁男性未婚比例变动趋势的城乡差异资料来源：原文载于《西北人口》2011年第6期。二 相关的理论解释
围绕婚姻困境的成因，学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不少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们今天观察时下出现的男性婚姻困境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梳理现有文献，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为两个理论视角，即宏观理论视角和微观理论视角。前者包括人口结构失衡理论、通婚圈或婚姻市场理论，后者则包括择偶理论、资源交换理论等。（一）宏观理论视角1.人口结构失衡理论
人口学家从男女两性数量匹配是否均衡的角度指出，婚姻困境本质上是由适婚男女数量失衡引起的。婚姻匹配中，适婚的男性多于女性，造成男性婚姻困境，而女性多于男性则引起女性婚姻困境。雅各[14][15]布森、卡特和格里克研究认为男女两性数量是否达到平衡对结婚率有重要的影响，两性数量均衡，促进结婚率的提高，反之，则结婚率下降。然而，仅从两性数量的不均衡来解释结婚率的高低是粗略的，因为这种失衡并非全体成员性别失衡，而是指适婚年龄的人口出现性别失衡。适婚人口的性别失衡又可以追溯到这些队列人口在出生之初的性别比是否失衡与出生率变动是否剧烈，还应考虑这个队列在成长过程中的死亡风险等各种因素。因而考察男女婚姻是否陷入困境，要看人口性别年龄结构是否“合理”。只有处于“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时候，男女两性之间才能取得婚姻上的平衡。性别年龄结构理论视角的提出，为我们考察婚姻困境提供了更精确的解释。贝勒斯[16]针对人口性别年龄结构与婚姻不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并指出，造成婚姻不平衡的主要是四个因素：一是婴儿出生性别比；二是死亡率的性别差异；三是出生人数的变化；四是结婚时双方的年龄差。
首先，出生性别比对两性婚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没有人为干扰因素的作用下，出生时男婴略多于女婴，出生性别比一般在103～107。但由于男性生存劣势与女性生存优势，在任何一个年龄组，男性死亡率都要高于女性死亡率，因而成年以后，两性人口基本达到平衡。如果出生男婴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女婴数量，那么在成年以后就会出现男多女少的局面，从而造成男性婚姻困境。
其次，死亡率也被认为是影响两性数量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男性死亡率在每一个年龄组都略高于女性。20世纪初，男孩过剩或多或少被其较高的死亡率所抵消，从而使得人口达到平衡[17]。随着科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男性在成年时保持一定的过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男、女两性在不同的年龄段死亡率是有差异的。所以死亡率的高低，也会干扰到成年以后的两性数量，从而影响婚姻平衡。
最后，出生人数的变化和夫妇结婚年龄差。陈友华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丈夫比他的妻子大2～3岁，在出生率出现波动时，相隔2～3岁的出生队列是不平衡的。在出生率下降过程中，相对于男性人口来讲，比他们小2～3岁的女性出生队列人口较少或过少，其结果就是男性陷入婚姻困境之中，反之则是女性陷入婚姻困境。
概而言之，通过建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理论，研究者指出，影响男性婚姻困境的主要因素在于出生性别比、死亡率、出生数量变动以及婚姻年龄差等方面。当然，在一个开放的人口中，人口迁移流动不仅会对流入地与流出地的人口数量构成直接的影响，而且人口性别结构也会因此而改变。2.通婚圈或婚姻市场理论
无疑，人口学家的研究为我们认识人类婚姻困境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整体解释框架。但对于局部的婚姻现象，就无法从人口结构上获得充分的解释。例如，有着高出生性别比的地区未必就会出现男性婚姻困境。通婚圈理论是着眼于农村局部婚姻现象而建构的理论。顾名思义，通婚圈是指男女双方通婚的地理距离或范围。施坚雅认为农村地[18]区存在一个初级市场，即一个内生的社会区域。这一内生的社区代表了社会交往的范围，而农村未婚青年的通婚也是在这一初级市场中实现的，因此，他认为初级市场与通婚圈是重合的，他以四川的一个农村初级市场详细地描述了媒婆如何在市场上完成婚姻介绍的。然而，用农村初级市场范围来确定通婚圈，显然未考虑到农村社会的文化网络及亲族关系对通婚的影响。杜赞奇认为初级市场理论不能完全[19]与通婚圈重合。因为他对华北农村通婚圈的研究发现，亲属文化网络对于促成未婚青年男女的婚姻要比初级市场更有解释力。假如两个村庄间存在着较多的亲属网络关联，那么即使它们的距离超出了初级市场的辐射范围，也会促成很多婚姻关系。反之，如果两个村庄之间包含于初级市场的范围之内，但他们的亲属网络稀疏，也未必促成更多的未婚青年结婚。因而，文化网络理论对婚姻圈理论起到了较好的补充作用，两者对于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民的择偶和通婚具有较好的解释。然而，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农村人口流动加剧。跨越传统通婚圈的通婚现象日渐增加，通婚圈理论的解释力下降。此时，婚姻市场理论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和通婚圈相似却有更大解释力的理论，婚姻市场是指男女进行婚配选择的集合体，但婚姻市场突破了通婚圈在地理上的局限性，它泛指一切适婚男女所组成的婚配集合体。这样，就可以将流动人口的婚配现象纳入其中。
婚姻市场主要在两个方面拓展了通婚圈理论：一是突破了地理的局限性，将流动人口的婚配选择问题考虑进来；二是引入了经济学上关于市场分析的理论，用供求关系来解释婚姻的选择行为。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适龄的未婚男女组成婚姻市场，也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当婚姻市场上男女婚姻均衡时，陷入婚姻困境的可能性就小。反之，如果供需失衡，就一定会产生婚姻困境问题。雅各布森认为，婚姻市场中的两性平衡，对于结婚率的稳定具有重要的[20]作用。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也是将婚姻市场中两性数量的均衡作为重要指标来评估男女两性的婚姻难易程度。例如有学者在婚姻市场基础上，提出了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一词来描述婚姻市场上的男女两性数量失衡现象。婚姻挤压不仅仅为两性婚姻困境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发展出了一系列度量婚姻挤压的数量化[21]方法，来度量两性婚姻的难易程度。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剧，通婚圈理论不能用于解释流动人口的婚配现象。婚姻市场理论则突破了地理边界的局限性，将流动人口纳入进来。城乡流动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延展了的婚姻市场。当农村男女青年外出到城市务工时，也同时加入了当地的婚姻市场。然而，这种流动或者说在更大的婚姻市场上择偶，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姻机会而言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的问题始终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学界的看法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一部分人认为扩大的婚姻市场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婚姻。例如，农村人口外出务工，能接触更多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婚姻机会。流动对家庭经济有积极影响，在城市获得较高收[22]入可以促进婚姻所需经济资源的积累，加速婚姻的形成；迁移给迁移者提供了在迁出地婚姻市场之外认识更多迁移伙伴的机会，有利于迁移者配偶的选择，选择范围更广、机会更多。有流动经历的人与[23]不同地区的人结婚的可能性更高。该观点也得到了国内经验研究的支持。邓国彬、刘薇对竹林村的调查显示，在1996～2000年远嫁的45名调查者中有41名是在打工期间找到对象的，打工成为农村青[24]年结婚的重要条件。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对婚姻有消极影响。一方面，流入城市后，新的环境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以及[25]经济上的不确定性，都会使得这部分流动青年推迟结婚时间；另一方面，在陌生的城市里，外来的农村青年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在迁[26]入地寻找配偶比较困难。同样，这一论点也得到了中国本土经验证据的支持。贾兆伟研究指出，打工潮兴起所带动的婚姻流动，导致欠发达地区婚姻交换资源更为贫乏，婚姻交换成本上升，从而使得这[27]些地区男性未婚者陷入婚姻困境。仰和芝认为外出务工带来了婚姻的不稳定性、情感危机等问题，甚至有的人因外出务工而家庭破裂，[28]重返单身生活。石人炳注意到了农村女青年外流对贫困地区男性青年成婚带来的不利影响，呼吁社会关注由婚姻迁移所带来的贫困农[29]村地区“弱势积累”问题等。总之，人口流动对于农村青年婚姻是梦魇还是福音，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我认为导致研究结果上的分异的原因在于研究者将农村青年看成同质性的总体。实际上，农村青年本身或因其所拥有的资源不同，而存在着强弱之分。流动本身对强[30]者的婚姻选择是福音，对弱者的婚姻选择是梦魇。（二）微观理论视角1.资源交换理论
在研究婚姻市场中个体的行为过程中，许多经济学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例如由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等理论发展出一些颇具解释力的理论。“资源交换论”是其中之一，受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的启发，许多研究者把人类婚姻关系的缔结也看成人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两性关系的生成是双方基于经济理性考虑而形成的一种契约关系。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讨论了工人阶级中贫穷如何抑制婚姻这一问题。大卫·戈尔和劳伊德·夏普利（David Gale and Loyd Shapley，1962）就运用经济学工具探索婚姻[31]缔结与婚姻困境问题。此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S.贝克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经济视角下的家庭婚姻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模型。在婚姻选择中，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特征，如智力、种族、教育、宗教信仰、社会阶层等都会对婚姻家庭产生重要的影响。每个个体都希望从婚姻市场中识别出那些让自己从婚姻中获益的配偶集合。然后选择最佳配偶，以使他那部分婚姻收益最大化。William Wilson 和 Kathryn Neckerman（1986）审视了两性数量的充裕程度与婚姻机会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男性适婚集合指数”（male marriageable pool index）的概念，以反映特定人种里女性所面临“如意郎君”数量，他们发现，单就年轻人群来说，适婚的白人男性成为如意郎君的数量稳定，而相反，黑人成为“如意郎君”的数量则[32]出现长期下降。换句话说，男性适婚集合指数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不同肤色的人群在婚姻市场中面临婚姻选择时的优劣差异。麦克·布莱恩（1997）基于婚姻与经济的分析表明：配偶的数量和诸如失[33]业等经济因素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婚姻机会。关于经济资源与个体婚姻机会的大小以及缔结婚姻难易程度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婚姻困境的经济学解释，有很强的适用性，不仅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大量经验的证实，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基于婚姻经济学对个体的婚姻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资源交换理论可以解释在婚姻匹配中，人们为某一特定的异性所吸引是由其所能提供的资源决定的。假如某人的某些“资源”（如身材、长相）不足，可以通过提供另一资源作为相应的补偿（也就是说各种婚姻资源可以替代）。在传统的包办婚姻中，男方向女方家里提供劳动力、彩礼来交换新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交换。而女性的容颜姣好也可以用来交换到诸如社会经济地位、爱和关心以及自我牺牲等其他资源[34]。在国外，黑人男性可以用其社会地位与白人女子的种族优势相[35]交换。杨善华认为婚姻消费是一种文化现象，受经济基础与社区亚文化的制约，农村家庭结婚消费的显著特征是以男家为中心，男家的消费成为一种购买能传宗接代的媳妇的无言代价、一种为增加劳动[36]力而投入的机会成本。因而，那些自身条件不好、家庭经济状况差的男性缺乏婚姻交换的基本条件，往往在婚姻上陷入困境。近年来，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流动的影响，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男性的婚姻困境愈发严重。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市场要价理论”来解释农[37]村男性所面临的择偶“难”、结婚“难”的窘境。2.择偶理论[38]
中国的婚姻困境，本质上是择偶困境。“择偶”成为婚姻困境研究的又一方向，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从类型上，我们大致可以把择偶理论划分为两大类别，一个类别是从个体出发对择偶行为进行研究，另一个是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旨在强调以社会文化对个体的规训来解释个体的择偶行为。
择偶个人主义取向理论中的典型代表是弗洛伊德的父母偶像理论、罗伯特·F.温奇的需求互补理论、同类匹配理论、择偶复制理论等。弗洛伊德的父母偶像理论指出，人们倾向于与她或他的异性父母类似的人恋爱和结婚，且这种倾向是无意识的。人们在择偶时会受到[39]父母品质和父母婚姻性质的深刻影响。罗伯特·F.温奇（1954）的需求互补理论认为男女两性倾向于以互补需要为基础进行相互选择。当年龄、种族、宗教、住宅、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等社会因素成为个人择偶中的个人动机时，这种动机势必是互补的而非同一的，人们倾向于选择那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提供可靠保证的人做配偶。同类匹配理论认为人们总是选择与自己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人作为自己的配偶，例如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的年龄、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级以及价值观、角色认同等相近或类似的异性为配偶[40]。择偶复制理论（mate choice copying）来自心理学研究结果，主要观点是人们在择偶中表现出一种对他人配偶偏好的模仿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择偶复制的现象，这种复制一般是以榜样的择偶为标准，充当榜样的人通常会是在社会某些方面具有影响的人物。例如，对当下青年择偶观有影响的电影明星，他们的外形、气质包括发型、穿着都成为人们择偶时考虑的外部因素。中国古代男性偏爱裹小脚的女性，以裹小脚为美等都是择偶复制的例子。
择偶社会文化取向理论中典型的代表理论有择偶梯度理论。择偶梯度理论认为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相当或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则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入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男高女低”模式。有研究表明，尽管男性一般在婚姻中处于优势，但女性有自身独特的资源包括长相、肤色、体型、相对年龄以及操持家务的能力。这使得女性可以用她们[41]的美貌换取男性的家族身份、成就或向上流动的潜力。
在经验研究中，择偶梯度理论、同类匹配理论是所有择偶理论中[42]得到支持最多、应用最广泛的理论。中国社会通行的是门当户对或“男高女低”模式，男性偏爱容貌姣好、温柔贤淑、善于持家的女[43]性为配偶，女性则更多地关心男性的职业、学历和才能。社会变迁使得青年择偶行为发生一些变化：青年在择偶时较少关注对方的家庭背景，而重视个人品质；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对自己另一半的教育背[44][45]景也很看重；而青年人文化或职业层次较高者考虑感情因素的[46]概率更高些。然而，也有些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并不吻合。例如，有研究表明，随着年代的推移，要求对方有住房和居住地[47]为城市的比重上升，求实惠的倾向明显，权衡经济因素的递增；还有学者指出，从表面上看青年人对配偶经济收入的考虑减少，但他们更关注的学历、职业、事业心、发展前途、学识及能力等因素，实[48]际上是可以转化为经济、物质的潜能。这种婚姻匹配倾向，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里表现得异常明显。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自由恋爱与婚姻的向往，某种意义上出于反传统与父母包办式婚姻的目的；二是当时都比较贫穷，人们对物质的考量较少，更看重对方的职业与前途等；三是当时还处在短缺经济时代，人们对金钱的考量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看得很重；四是当时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没有今天如此大的生活与工作的压力，例如，尽管当时住房很紧张，但是市场不供应商品房，城市里的人们也没有想过自己要买房。3.其他理论视角
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对于个人婚姻困境具有解释力，由于过于强调个体资源的重要性，往往容易忽视存在于个体之外的社会结构的影响。社会由众多个体组成，但社会本身具有个体所不具备的突生性。社会结构对于个体的制约性影响无处不在。近年来，有研究者在对此前的两种理论评论中指出，无论是人口结构失衡论，还是择偶理论，都只能为男性婚姻困境提供有限的解释。前者只是粗线条地对比了婚姻市场中男女供需绝对数量的失衡，却忽视了婚姻现实功能和择偶标准对婚姻市场供求关系的直接调节，而且也未能充分解释在出生性别比正常时期也存在男性被动不婚现象。后者强调择偶者个人因素的决定性影响，缺乏对婚姻市场结构性失衡（即两性条件的匹配性）的细化考察和忽视婚姻市场中两性资源交换[49]模式对男性婚姻的影响。因此，在说明个体原因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结构或文化的制约作用成为男性婚姻困境理论解释的又一取向。韦艳等人主张从社会结构视角对农村男性结婚难问题进行解释。他们认为是社会制度设计不当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事实，进而影响了个体的婚姻缔结。婚姻关系的进入和持续表面上是男女双方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吸纳与拒绝的双向过程。在财富、赚钱能力等利益决定婚姻机会的社会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婚姻保证，不仅仅是个人自身因素作用的结果，也具有独立于个体之外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作用。不平等对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重要。三 婚姻困境的社会后果（一）婚姻困境引发的新现象
随着农村男性“择偶难”问题日渐凸显，学者们发现：贫困地区农村青年的择偶和婚姻形态也在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包括：闪婚、跨省婚姻增多；入赘婚得到更多的认同；对有婚史的女性接受[50]程度增加等。
农村地区的“闪婚”和跨省婚姻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一些学者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审视了农民工“闪婚”现象的发生机制及[51]其面临的双重困境。在为数不多的跨省婚姻研究中，学者们聚焦[52]于跨地区婚姻对农村社会的影响。陈锋（2012）研究了农村青年“闪婚”和跨省婚姻的发展现状、特征，并对其发生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闪婚”和跨省婚姻作为农村打工青年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婚恋选择方式之一，与当前农村人口流动状况和择偶困境有很强的相关性。简言之，两种类型婚姻的发生机制彰显了打工青年面临的结构性[53]婚姻选择困境。
如果说“闪婚”和跨省婚姻是当前农村青年对婚姻的结构性困境和农村人口流动现实的一种适应性结果，那么对“入赘婚”的宽容和接纳则表明农村家庭对婚姻困境所做出的一种策略性调整。中国社会一直是严格的父系家族制度，嫁娶式婚姻是保证父族完整性和延续性的重要手段，又是父系家族制的重要内容。因此嫁娶式婚姻在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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