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外交官李鸿章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靳会永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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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第一外交官李鸿章传试读：

前言

李鸿章（1823～1901年），本名章铜，字渐甫（一字子黻[fú]），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眼中，李鸿章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朝时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过继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试；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的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曾国藩可以说是李鸿章生命中的贵人。曾国藩身为清朝的重臣，在为官处世方面颇有一套。李鸿章拜曾国藩为师，对他个人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初出茅庐的李鸿章想抓住一切时机成就一番事业。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咸丰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瀚章处。他本人遂于咸丰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通过曾国藩有意教导，李鸿章经过一番诚心学习后渐渐地改掉了自己身上一些不好的习气，为人更加成熟稳重，做事更加老练稳妥。李鸿章的有些思想也是受到曾国藩的影响的。

在历史的拐角处，李鸿章又一次抓住了机会。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曾国藩原本打算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去上海。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以“母老”力辞。在曾国藩把身边的人都派了个遍却都不愿去的情况下，他想到了李鸿章，而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他开始组建自己的嫡系部队——淮军。

综观李鸿章的一生，他最为重要的事就是兴办洋务运动与外交活动。“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的崛起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一些远见卓识之人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事务的主张。他们虽然出身、地位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不摒弃中国的固有传统。在朝廷内部，也有一些大臣投入了“洋务运动”。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倡导“洋务运动”的人，在近代史上被称为“洋务派”。李鸿章自从知道“利器”的妙用之后，就开始购买洋人的武器，可是买来的武器又贵又不够使用。于是，李鸿章产生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的强烈愿望。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大批相应的军工人才。“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曾算过一笔账：1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李鸿章这种美好的愿望，立即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李鸿章写信给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说：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对于外国的武器，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学习，有人认为学不会。在奏折中，李鸿章力陈己见，还这样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神妙：镟木、打眼、绞螺旋、铸弹诸机器，皆绾（wǎn）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拨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帝国里，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李鸿章为办洋务运动，费尽心血，操劳不已。在闭关锁国的环境里，在顽固派的层层阻挠下，洋务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李鸿章的这一行动是值得肯定的，洋务运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的历史记录：第一家机器制造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海军基地、第一支远洋海军、第一支洋枪队洋炮队、第一家外文翻译馆、第一条铁路、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这些都是可圈可点的业绩。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事件。

在清政府这座即将倾倒的大厦面前，他又显得那么无奈，明知是不可为之事，却又无可奈何地走下去，明知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他却无奈地签了。做这些事情，有他为了保住自己官位的成分，但更多的则是不得已，无奈。

李鸿章的一生，是悲壮的、凄凉的。他虽然以外交能手自负，但没能改变大清国被动外交，割地赔款的局面。最终，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编者2013年9月

第一篇　初试牛刀

第一章　豪门出贵子

“财神”捎到人间的神童

按照传统习俗，过了阴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因为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决定的。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接“财神”、欢庆“财神”生日的时候，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因为又有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这位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婴儿，就是后来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的李鸿章。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湖盆地，土地广沃，溏水停注，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

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欣然应允，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因而李门祖规为：“许李二姓不准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姓通婚则不禁止。”跟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

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处家恭俭”，从最初“清贫无田”发展到后来拥有200余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所以时常受到人家欺凌。

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字凤益，处事“不畏强御，申辩得直”，从而逐渐改变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状况。

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后，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50年之久。李殿华虽然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众多，家大业却不算大，所以他能够分得的财产为数不多。所以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贫困的似相抵牾的记载。其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

李殿华生有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家庭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但李殿华坚持“耕读”之家的根本，一刻也不放松对子弟的督教课读。

李文安即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生于1802年。李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同由李殿华亲自督课，每当作文写成之后，李殿华必先加以详细审阅，指出其中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李文安少时多病，天资“中下”，所以李殿华让他随长兄李文煜读书。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李文安专心攻读，初步奠定了做学问的根基。

李文安自号愚荃，为人“刚方厚重”“事亲至孝”，对子女影响颇深，造就出“一门两代三进士”的辉煌家景，即李文安自己、长子李瀚章和次子李鸿章。自1822年起，李文安一面继续刻苦攻读，一面设馆授徒。

从1825年开始，数次参加江南乡试，多次名落孙山后，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

瀚章本名章锐，字筱泉，一作小泉，晚年自号钝叟，生于1821年（道光元年），文安说他“性本敦笃”，“幼弥精勤”。因父亲在京任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训，专攻举业。他虽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场不顺，乡试受挫。1848年文安还赋诗寄情说：“愿即策远志，捷足出风尘。”不料，第二年即获得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据说，湖广总督裕泰一见李瀚章，“奇之，曰：‘他日继吾位业必李令也。’”因理财能力突出，被曾国藩提拔负责湘军粮台事务，渐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李鸿章初创淮军时，李瀚章为其在香港代购洋枪3000支。李鸿章北上“剿捻”及镇压陕甘回民起事时，李瀚章又多方为他筹措军饷。李瀚章可以说是李鸿章最重要的政治奥援。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谈，号季荃，1825年（道光五年）生。凛贡生出身。据说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屡应乡试不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终于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李鹤章自己虽仕途上不得志，但他的三子李经羲却成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翘楚人物。辛亥革命时，李经羲任云贵总督。民国初年，李经羲、徐世昌、赵尔巽（xùn）、张謇（jiǎn）四人成为清朝遗老的代表，时称“嵩山四友”；“府院之争”时曾任国务总理。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年（道光九年）生。因单眼失明一直留在家乡。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蕴章主持撰成《续修庐州府志》，计有正编一百卷、补遗一卷。据说，他“性孝友”，能够“先意承志”，深得双亲的欢心。他“以残废之身”留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做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当然，他因“好谈经世务善理财”，也曾外出做过瀚章、鸿章的帮手。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资质中人，个性倔强，落笔潦草，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弱冠南旋应试不果。他“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帮助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做过事。他后来“乞假引退，侨居芜湖”，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年（道光十五年）生，比李鸿章小12岁，自幼聪颖过人。监生出身。据说，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直气”，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曾国藩督师“剿捻”时，曾对李鸿章道：“捻匪非淮勇不能剿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因此曾国藩特意提拔李昭庆，令其负责济南运河防务。然而，昭庆不堪军旅之苦，竟私自溜回家去。李昭庆仕途不畅，39岁便郁郁而终。

李鸿章本名章铜，父亲后改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鸿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21岁考中举人，24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

李鸿章先后有三房妻室。李鸿章启蒙老师周菊初的侄孙女周氏是其原配，比李鸿章大两岁。俩人在李鸿章进京赶考前完婚。李鸿章考中进士后，两人天各一方，鸿雁传书。李鸿章在京任职时，周氏则待在安徽老家。周氏于1861年在南昌湘军大营病故。原配周氏病故后，赵小莲成了李鸿章的继室夫人。这位继室夫人的家世显赫，四代人均有高中进士者。赵小莲祖父赵文楷是嘉庆元年的状元，曾任册封琉球国王正使。其父赵畇是道光朝进士，做过咸丰帝的陪读。哥哥赵继元为同治朝进士，侄子赵曾重是光绪朝进士。周氏夫人病故后一年，李鸿章实授江苏巡抚，不久与24岁的赵小莲结为伉俪。此外，李鸿章50岁时还纳一比他小30余岁的莫姓女子为妾。赵小莲死后，莫氏被扶正，被诰封为一品夫人。

总之，李鸿章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都在其身上留下了深深印记，就连他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也深深打上了家庭的烙印。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代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生模式迈出一步又一步，并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了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一口“神井”旺了门庭的风水

在中国，几乎每个名人的发家都与神话故事有关，以此来衬托他与别人的不同。李鸿章的发迹也有着这样的传说。据说，李家最初的发家得助于一口神奇的井，这口井在合肥市以东三十里。现在从合肥市中心乘中巴向东走，大约一个多小时，就会来到一个过去叫肥东县磨店乡的地方。这个地方论实际规模，似乎算不上个镇，顶多是个集市，现在虽已划入市区，但“开发”还远远没有跟上，举目望去，仍是农田和村舍居多，脚底下还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空气中弥漫着农村常有的稻草和牛粪的混合味道。集市的北部有个不大的，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现在叫祠堂郢村。

这个村庄就是本书主人公李鸿章的老家，因为李鸿章在清朝的官衔，所以早在一百多年前，这个村庄就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村里不仅有李家老宅、李家池塘、李家的拴马桩，村外还有大面积的李家的坟冢和护坟田。转眼一百年过去了，这个家族的高墙深院和荣华富贵，也伴着远去的岁月，早已烟消云散了……现在唯一还“值钱”、还时常被提起的，就是村头路边的那口古井。

说起这口井，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这是当时明朝一位姓熊的地方官员带人挖掘的，所以史称熊砖井。无论是明清时代的肥东地方志，还是李氏家族的碑刻文献，都有记载。这样一口井，若是在大城市，恐怕早就被罩上了铁丝网，旁边竖了牌子，要想一照芳影还得收费也说不定。可这是在乡间，凡事似乎都打了折扣，没人来保护它，没人竖牌子，每天早晨晚上，村民们仍来挑水做饭，它的使用价值和别的水井没什么两样。

这口井在人们眼里，跟其他井的用途虽然没有区别，但是据说这口井有着非凡的法力，能给人以福音。正因如此，当年就有一个官员，为求保佑，特意从井栏上敲下一块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现在看到的熊砖井，的确有一处豁口特别大。至于那个官员后来有没有高升，不得而知。但在这井旁边生活了多少代的李家，最后倒是真的发家了。

李家人认定这口熊砖井有法力，所以他们活着的时候依井而居，死了之后就绕井而葬。他们中有的人在外闯荡了若干年后，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又回到了这里。还有些人即便活着的时候并不住在井边，但死后也葬到了井边！

李家的三世祖就葬在熊砖井以西的大老坟，是片离熊砖井仅半里地的松树林；四世祖也葬在大老坟；五世祖葬在熊砖井附近的小老坟，离井只有一里路；六世祖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葬在熊砖井以北的枣树林，李家人称之为井上坟；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葬得也不远，离井数里路。到了李鸿章要入土为安的时候，他葬得虽远一点，但也没出肥东，在从熊砖井到合肥市的大路边上，离城十五里，地名叫大兴集。在这前后，他的兄弟、儿子，以及侄子、侄孙许多人都回到这里长眠，只有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这个驻英公使、“海派”人物，葬入上海的万国公墓。

李家人就是从这儿走出安徽，走向华北、华东、华南和沿海一线，进而走向世界的。

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回来。二百年间，天翻地覆，物是人非，后代早已散居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国大陆，还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澳洲、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安居乐业，和他们的老祖宗一样，从事“洋务”的居多，干文教事业的也不少，但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讲起安徽合肥，只要说是姓李，他们就会掰着手指头“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地计算一番，然后判定你是哪一房，是不是他们老李家的嫡系。年纪大的，还会提起“熊砖井”。这口熊砖井，现仍蹲在那个原先的地方，蹲在那个无数李家人走向新天地时的村口路边。过去是这个姿势，现在仍是这个姿势，远远的，用它那残缺的井栏，切割着乡间的风景。它已伤痕累累，最深的绳沟已能伸进一只成人的手……每天，仍向村民们奉献着清清涟漪。第一个背井离乡去闯天下的李家人，就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他是李家“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八代人中的第一代人。

当过司法官的严厉家父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

李文安时的李家，还是“家风寒素”、半耕半读的境况。李文安曾做塾师，一边谋生，一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谋求仕途。道光十四年，他在江南乡试中举，为第96名，接着又在四年后进京参加会试，中了第112名进士。报子到家中来报喜，她的夫人一点儿也不相信，仍旧耕着田地。文安高中进士，使他的家庭由“力田习武”转变为当地“望族”。李文安当上户部主事，已俨然一个朝廷大员，成为许氏改为李姓之后做官的首人。

李文安在刑部为官多年，尽忠职守，非常认真。据说每逢断案，他都会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查出案情的真相绝不罢休。为此，常要与人“庭诤面折”，被人称为“包公再世”，但他也因为刚毅的脾气，常常得罪上司。后来，他管理牢狱时，同样严守规章，禁止狱卒虐待囚犯，为在押的囚徒准备衣被、药饵，冬天给粥，夏间给席，还不时亲自检查督促。

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个进士。

别人家聪明的孩子4岁就开始启蒙了，而李文安到8岁才读书。他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到了13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李文安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殿华看来就是贪玩不用功，根本就没看出这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后来，李殿华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父亲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35岁那年（1834年）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40了，度过了他人生的大半截。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虽然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便是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还没有发达，只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虽然李文安直到中年才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但是他对儿子的安排是有超前意识的，也许这也是李鸿章日后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李文安在和曾国藩的关系得到确认之后，便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的家族的最高智慧。

李文安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举动，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首为证。其一曰：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huán）扉不耸肩。

是说他管提牢厅时，下属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狱，竟然关押了五万囚犯！每个监狱从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两个监狱每天走一遍就是十来里路，他总是坚持每天亲自到场巡视，仅仅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他严禁狱吏虐待囚犯，规定囚饭每人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为了防止狱吏克扣斤两，遇到开饭他就要亲自检查，并且亲自尝尝生熟。狱中开支有限，晚饭后伙房关门，而遇到那些晚饭后才押解到狱的囚犯，他不忍其饥肠辘辘，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节狱中易发传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药做好准备。甚至夏天买来扇子和席子，冬天捐献棉衣，还在每个“所”备置12条棉被，供生病的犯人发汗养病之用……可见他除了心地善良，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间，狱中没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满意的，在其诗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每思工部千间厦，更爱香山万里裘。我且按囚给大被，铺秥草刈（yì）野塘秋。南北奔驰十里程，衣冠整肃踏沙行。给筹鱼贯分餐际，堪念嗷嗷待哺情。衣冠整肃待衙参，每日平安竹报谙。常愿两监无病帖，论功不厌纪窗南。

他的《愚荃敝帚二种》付梓于同治年间（1866年），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后。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早已是清政府的命官，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湖南巡抚，为之写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维，大吹大捧，写序人本可以是当朝大吏，或皇亲国戚，然而不然，为之写序的不是亲戚就是同事，人们一再称颂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

“大脚”慈母

善良的人总是有好报的。李文安的善良为他促成了一桩不错的婚姻。

当初在磨店老家时，有一年，李殿华抱回一个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浑身发烫，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李殿华虽身在乡下，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略懂些医道，尤擅长儿科，见了心怜之，于是抱回家收治，几番调治后居然治愈了。女孩病虽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缺陷。女孩没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员，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她要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老太爷的养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进跑出地干活，也就没有必要像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同时也没有亲生母亲在旁监督她裹脚，那双自由自在的大脚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帮手，什么重活儿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们的笑料。

在封建社会，女人们是以小脚为美的，大脚板子根本就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另外，脸上又长了麻点，又整天在地里干活儿，这样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但她不知道，有一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

但世事难预料，新娘子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她有很强的帮夫运。特殊的身世使她不仅吃苦耐劳，泼辣能干，遇事有“豁出去”的气概，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善于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极其享福，应验了中国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老话。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她总是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苍也回报了这位苦心的女人，让她在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83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28年。她晚年跟着两个当总督的儿子过，在总督衙门里当她的太夫人，享尽天下荣华富贵，根本不在乎乡下的那几进小院了，所以他们在熊砖井的老土地上，并没留下她的大宅院。

她的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在封建社会，这是没有几个老太太能够得到的至高恩宠。

次年三月，载着李母灵柩的大船从汉口沿长江而下，一路上各地官员迎接送往不敢怠慢，中经巢湖、店埠河、全羊河水路运至磨店乡，合葬夫墓。在磨店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盛大的典礼。

这还没完，在她去世二十多年以后，清政府还追封她为一品夫人，晋封为一品伯夫人，晋赠一品侯夫人。那时她所有的儿子都已去世了，清政府仍念记着她，可知她的身价在晚清历代皇帝眼里，都是不低的。

第二章　少年得志而又命途多舛

大器早成的才子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时，也正是本书的主人公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当时，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思想的束缚，使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李鸿章小时候天资聪颖，聪明异常。五六岁的时候，他和几个小朋友在池塘边玩耍。正好，私塾先生周菊来池塘边洗澡。他把衣服脱下挂在树杈上，随口吟道：“千年古树为衣架。”李鸿章一边玩一边接了一句：“万里长江作浴池”。周老先生看这孩子出口不凡，心里很喜欢，想教他读书。周先生打听到这孩子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李殿华之孙，于是找到了李殿华的四子，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告诉他说李鸿章聪颖过人，很有文采。于是李文安把老大李瀚章和李鸿章一起叫到自己的书房考试。李文安看到书房的账本，随口说出上联：“年用数百金，支付不易”；李鸿章随口对出：“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李瀚章没有对出。李文安又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李瀚章对：“雨洒羊皮一片腥”。李文安摇头说，意境不美。李鸿章又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李文安听后大喜，觉得这句子不但工整，而且自有一番气魄。

李文安决定让李鸿章随同哥哥李瀚章一起接受启蒙教育。李鸿章本来名叫章铜，李文安给他改了新名字叫“鸿章”。意思是希望他“鸿图大展，文章经国。”后来，李鸿章真的实现了李文安的愿望。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李鸿章小时候的学习，侧重于应付科举考试。他的义理、经济之学进步很快，制艺技巧也不错。虽然李鸿章的父亲和后来李鸿章的三位老师都崇尚宋学，但是从李鸿章早年遗留下来的著作中，人们没有看出李鸿章对“宋学”或者“汉学”“经世之学”有什么兴致。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早期主要作品是诗和赋，内容多反映友情和亲情，词句优美华丽。有研究者发现，李鸿章早期的诗词中有一种“雄健的风格”，是“一种不受任何迂腐思想干扰、技巧臻于完美的得心应手的大手笔。”

1840年，18岁的李鸿章考中秀才。那时候的李鸿章相貌堂堂、身材高大，十分出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时年20岁的李鸿章看了父亲的信之后，心情特别兴奋。这是他一直企盼的，也是一直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翰林院里的“知识分子”

京城的人物风景与地方自然大有不同。李鸿章来到京城之初，感叹京城车水马龙、商铺林立的繁华气派，但对他更有吸引力的，是京城的诸多名士和像他一样来京应举的各地的莘莘学子。

入都不久，在京担任刑部郎中的父亲便命李鸿章晋谒曾国藩。如前所述，他的父亲与曾氏系戊戌科同年。因有这层特殊关系，曾国藩名正言顺地成了李鸿章的老师，对他毕生的发展影响极大。各省学子们齐集京城，交际攀附之道是他们非常热衷的。因慕曾国藩之声名，他们还特别组织了文社，邀请曾国藩担任社长，定期举行活动。大家在一起谈文论道，指点江山。李鸿章在其中结识同好，交游学问，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

李鸿章在父亲的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等皖籍京官，并认识了不少与他后来同榜中第的举人、进士。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担任了要职。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44年，李鸿章在乡试中成绩优秀，考中举人，排名48位。1845年，李鸿章参加乙未恩科会试，恰逢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的同考官。虽然李鸿章这次会试落第未果，但其诗文却博得曾国藩的青睐。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说：“令弟少荃，乙未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被点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进修）。1850年，庶吉士散馆（毕业），因为成绩优秀，李鸿章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年，李鸿章任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1846年，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去世，李文安回家丁忧。1849年，李文安返回京城做官，父子一同在京城生活了5年。父子二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结交朋友，一起吟诗作赋，喝酒赏花。翰林院的职任，使李鸿章有机会读到大量的宫廷藏书，丰富了他的学识。他开始潜心于经史研究，并写《通鉴》一书，书中有他不少心得和见识。

临危受命，儒生变武将

咸丰二年（1852年）6月12日，曾国藩在焦急不安中被钦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曾国藩选择了6月24日这天出京，李鸿章当天起得很早，专程把老师送到卢沟桥。

李鸿章在卢沟桥送别老师曾国藩以后，不消半年，太平天国革命烈火便迅猛地烧向北方，太平军舍弃久攻不下的长沙，出洞庭，占岳州，顺江而东，攻打武昌。

李鸿章没想到太平军的气势如此汹涌，他已无心处理公务，背了手在室中来回蹀躞沉吟，脑中思绪很乱，朝廷所派督师大臣赛尚阿大学士已因作战失利，被革职拿问，广西提督向荣所带绿营官兵也拦不住太平军这头猛虎。天寒地冻，洪秀全也许会在武昌度岁，若是过了年从武昌顺江而下，计算水程，不出十日，便可危及安庆。“明年正月安徽要遭大难了。”李鸿章忧虑地喃喃叹息。

1853年3月，太平军大举进入安徽。还是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李鸿章吃完饭在琉璃厂闲逛，偶遇一位安徽同乡。从他口中得知，省城安庆已陷，抚台蒋文庆已然毙命，家乡很快就要被太平军全部占领了。情急之下，李鸿章径直来到了吕贤基的家。

吕贤基也算是李鸿章的老乡，字鹤田，安徽旌德人，先时任职于翰林院，以编修转御史，旋任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李鸿章为翰林院编修时，时常为吕氏捉刀为文。一见面，李鸿章就痛陈刚刚得到的全部情况，并建议吕赶快请求清政府迅速发兵救皖。吕贤基随口说道：“还是由你来写，我负责上呈就是。”

李鸿章回到翰苑立即写了一个奏折，连夜差人送呈吕贤基。第二天，咸丰帝诏谕吕贤基从籍，与皖抚负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无奈，只好奏请朝廷让李鸿章和自己一起回籍，说是他熟悉乡情。下朝归来，他对等候他的李鸿章直言说：“你让我上奏是害我，皇上让我去安徽帮办团练；我也害你，我上奏请求你和我一同去安徽。”不过，说到底，吕贤基之所以选中李鸿章，还是因为他知晓李鸿章有才华，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朝廷很快应准吕贤基的请求。不久，李鸿章即跟随吕贤基回到家乡，开始了戎马生涯。

李鸿章本是书生出身，原本对团练之类的武事不感兴趣。可是皇命在身，别无选择。回到安徽之后，李鸿章首先面对的是安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官宦之间的倾轧和争斗，让一直在墨香书册和学问堆里浸泡多年的李鸿章有了很多新的体会和教训。更让李鸿章苦恼的是，组织团练指挥战役，这些都是未曾接触过的新事。虽然古代有不少投笔从戎成为一代名将的先例，但是李鸿章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以儒生而起家军旅”的典范。

李鸿章认为，办理团练防剿工作是暂时的，只是迫于大清国的目前局势而已，等到内患消除，国家安定，自己还是要回到京城的庙堂中去的。但是，如果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那么自己能否回到京城将是一个未知数。李鸿章对于目前究竟怎么工作，怎么实施战略计划，心里是一片空白。再则，李鸿章手中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饷，连究竟如何着手，也是一片茫然。尽管如此，李鸿章心中仍然充满了报效朝廷和保卫家乡的热望。

安徽也同江南其他某些阶级斗争激烈的省区一样，地主士绅纷纷举办团练，站到反对农民斗争的最前线。

当时安徽政局上有三个重要人物：巡抚李嘉端，帮办团练的兵部侍郎周天爵，还有一个就是吕贤基。

李鸿章首先在周天爵处入幕。入幕是清朝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官场现象。一般有地位的官僚，手中都要培养幕僚，即所谓养士。一般有学问有才干的人都有过当幕僚的经历。幕僚既是官僚的学生，也是官僚的得力助手，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智囊团”。在周天爵处，消灭捻军是李鸿章的主要任务。捻军，原称捻党，起于清朝初年，由淮河两岸的穷苦老百姓组成的反抗压迫的结社。后来逐渐发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李鸿章跟随周天爵参加了两次较大的消灭捻军的战役。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

陆遐龄（约1803～1853年）是定远县荒陂桥旗杆村（现属长丰县沛河乡）人，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受到某个案件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1853年2月，太平军首克安庆，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并派他返回定远组织群众起兵响应。约在3月上旬，陆在家乡造反，竖立“随天大王”等旗，聚众万余，打击土豪，抗击清军。据时人记载：定远知县督兵进犯，“两战两败”，而城内团练，更“事同儿戏”，甚至公然乘机渔利，“有用竹枪一支，开支公项八百文者”。是时，合肥夏村夏金书联络陆遐龄“约期大举”，南北呼应。李鹤章闻讯，立即率领团练百余人前往围捅，杀害金书父子，解散千余，“增立东北乡团防”，堵塞了陆遐龄南下的通路。接着李鸿章、李鹤章督团随同周天爵在定远荒陂桥、寿州东乡等地击败陆遐龄起义军。4月中旬，周天爵诱捕并杀害了陆遐龄父子。周天爵奏奖李鹤章六品衔。

另一次是镇压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处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

随后，安徽巡抚李嘉端开始指派李鸿章独立指挥军事。1853年6月，李鸿章手下已经拥有兵勇一千人。这些人都是李鸿章从地方团练和其他部队征集来的。8月，在安徽北部巢县附近，李鸿章的这支军队首次战胜了一小股太平军，使得李鸿章初博小名。为此，安徽巡抚李嘉端还专门上奏清政府，请求给予李鸿章“六品顶戴、蓝翎”的奖励。其实，当时李鸿章虽然恪守职责，但仗却是打得毫无章法。李嘉端为之请功，不过是老官僚为自己脸上贴金。

皇上的奖励并没有让清军的士气有所振作。就在李嘉端为李鸿章请功后不久，太平军大将石达开率部到达安庆，主持太平军的西征军事。石达开大军所到之处，清兵溃不成军，望风而逃。随后，石部步步进逼，直取集贤关、桐城，吕贤基所死守的舒城危在旦夕。李鸿章慌忙在合肥拼凑了几百兵勇，赶往舒城大营。眼看太平军就要打进来，吕贤基做好了以死报效皇恩的准备。看到这种情况，李鸿章很是为难，他想：自己总不能和那些士兵一样逃跑吧？可是，不跑的话自己也很难活命。在李鸿章关于逃与不逃，无法决断之际，一个叫刘斗斋的人给他解了围，劝说李鸿章快点逃跑，开始李鸿章不好意思。也许刘斗斋已经看出了李鸿章的心思，他已经把马牵出来了。这时，李鸿章索性上马连夜跑回了家。11月，就在李鸿章逃跑的第二天，太平军攻下舒城，吕贤基投水而死。次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也被迫投水自杀。

咸丰帝急命福济为新任安徽巡抚。福济，满洲镶白旗人，字符修，道光进士。是李鸿章考进士时的副考官。福济不懂用兵之道，所以到达安徽之后，立即召李鸿章入幕。福济对李鸿章很重用，一同商量军事大计。福济对于李鸿章的每一建议，都认真考虑。由于太平军实力雄厚，援军和粮饷不断，致使清军连连败北。福济决计不再强行攻打，而是等待太平军失去外援，弹尽粮绝，发生内乱时再伺机进攻。

1855年2月，李鸿章带兵占领含山，杀死太平军千余人，得清政府赏赐知府衔。李鸿章乘胜配合副都统忠泰攻打巢县太平军，双方僵持不下。这时他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1855年7月，李文安在合肥去世。李文安是1854年回到安徽带团练的。当时，安徽庐州的团练在李氏父子的带领下，整齐有序，堪称是团练的典范。李文安身体很好，喜欢喝酒。1855年7月，酒后无疾而终。李鸿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急忙赶回去料理丧事。就在这时，巢县的太平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副都统忠泰战死沙场，全军覆没。李鸿章因不在军中而幸免于难。

李文安的死，给李鸿章以很大的思想打击，我们在李鸿章很多诗文中都可以看到他对父亲的深深想念和沉沉悼念。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空前内讧。福济、和春等趁机督军打通庐州东南和西南通路。李鸿章参与了巢县、和州、东关等战役，因有功而加按察使衔。1857年2月，太平军的青年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又向安徽北部发动进攻，攻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部溃败，他带领母亲仓皇北逃。1857年秋，李鸿章向清政府请求为亡父丁忧守制。因为李鸿章征战有功，清政府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等到有道员缺出，给予简放。就这样，李鸿章结束了5年的团练生涯。

在李鸿章帮办团练的过程里，既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困惑，又有实践中的探索和积累。他虽然有“专以浪战为能”的不良记录，以及“翰林变绿林”的恶名；但是从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他的确在为维护大清帝国的江山而苦斗不已。

在5年的“牛马走风尘”里，李鸿章逐渐懂得了一个道理：为将之道，在于洞察先机，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能在乎一时的成败，要通观大局，万万不能逞匹夫之勇。而对自己溃败的种种经历，落魄仓皇的心情，李鸿章是深感羞愧的。这种羞愧，比起他在仕途上不尽如人意的坎坷，更深刻地刺痛着他的心。这种羞愧感并不会因为受到朝廷的几次嘉奖便能平息。

1859年1月，李鸿章投到曾国藩的门下做了一名幕僚。曾国藩和李鸿章除了早年在京城的多次会晤，一直有书信往来。当时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在曾国藩统率的湘军里做事，很受曾国藩的重用。

就在李鸿章帮办团练期间，曾国藩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直接建议他效仿湘军的成功经验，别开生面的锻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李鸿章的守制丁忧即将结束时，一次次盘算着出路。漫漫人生无常，冷冷官场无情！这么多年来的阅历告诉李鸿章，那无法预测的政坛风云变化和人物沉浮奖惩，说到底还是人际关系的争斗。把握好可以依靠的人，才是最为关键的。此时同是回家为父守制结束的李瀚章，被曾国藩派到江西总理粮台事务。临行，身为长子的瀚章决定带着母亲一起去南昌任上。李瀚章携母走后，太平军再破庐州。李府祖传宅院尽为太平军烧毁，家中所藏也被扫荡一空。看着残垣断壁，看着家宅被毁的痕迹，看着惊慌失措的家眷，李鸿章不禁又想起父亲“此贼不灭，何以家为”之遗训，心中蔓延着无尽的悲凄。

寄人篱下的岁月

1859年1月，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李鸿章，终于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无家可归，只好收拾简单的行囊携带老婆孩子出逃。他辗转来到南昌看望母亲，在哥哥的帮助下，他见到了在建昌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的局面也不好，正面临三河惨败的情势。虽说湘军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是兵多力壮，一派朝廷之师的威武气象，但湘军旗下真正可用的人才并不多。曾国藩迫切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一个有才华、善通变，能够处理具体事务的干将。而此时，在李瀚章的安排下，曾国藩惊奇地发现，端坐他面前的李鸿章言谈举止卓越超群。这次会面之后，曾国藩决定把李鸿章留在身边。于是，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并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情。

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以挽救清朝统治。1854年2月，他编成并督率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军。湘军有别于清朝常备军，它是汉族地主武装，“以招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曾国藩“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他采取传统的“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先清两湖，稳定后方，继而把军锋指向江西和安徽。1858年七八月间，曾国藩先后奉命驰赴浙、闽，进击分裂出走、放弃江西根据地、盘旋浙闽的石达开部太平军。10月，他率部到达建昌，未及入闽，石达开部即由闽入赣，转进湖南，锋锐大挫。是时江南军情渐松，而江北却风云突变。面对江南、江北大营进逼天京、湘军围攻安庆、三河、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太平军联合作战，首先摧毁江北大营，解除天京北面威胁，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四百多人。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安庆之围不战而解。曾国藩因“江北军情变幻”而惊恐万分，哀嚎“呜呼恸哉！”12月奉命移师援皖。

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赶到建昌拜访了曾国藩。李瀚章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结合牵线搭桥的人，李瀚章于1849年以拔贡朝考出曾氏门下，1853年署湖南善化知县，当时在衡阳带兵的曾国藩檄调来营，襄办粮台，遇有战阵，也督队指挥。曾国藩称赞他“内方正而外圆通，办事结实周详，甚属得力。”1857年1月，湘军粮台裁撤，归并江西省局，瀚章回籍为其父守制，安徽巡抚福济奏留办理团防捐务。1858年，曾国藩檄调瀚章赴江西总理粮台报销，瀚章遂奉母同住。曾国藩十分器重瀚章，而瀚章也把曾国藩倚为靠山。瀚章既经常向曾国藩通报鸿章在皖情况，有时甚至将其弟家书转呈曾国藩过目；又时时向鸿章介绍曾国藩的宦海浮沉和吹捧其道德学问。瀚章在其弟与曾国藩之间起着沟通情感、增进了解的作用。时值鸿章到南昌看望老母，曾国藩便乘机通过瀚章邀请鸿章前来会晤。他俩有相似的追求：扑灭太平天国烈火、维护清朝统治以期封侯荫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之才以成“大业”，李鸿章企图依靠曾国藩援引以立功名。

对李鸿章的才识，曾国藩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在曾国藩幕，李鸿章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曾国藩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即出自李鸿章之手。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诉李鸿章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李鸿章入幕不及一旬，曾国藩就决定请他主持编练皖北马队，附于湘军。编练马队之举，发轫于左宗棠的提议。左宗棠（字季高）是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初入湖南巡抚骆秉璋幕，后来成为湘军首领之一。曾国藩就左氏提议同胡林翼协商。胡林翼[字贶（kuàng）生，号润芝，道光进士]时任湖北巡抚，为湘军二号首领。胡氏支持编练马队，曾国藩随即上疏清政府，慷慨陈词。曾国藩所以力主编练皖北马队，是鉴于太平军和捻军的骑兵“多而且悍”，湘军陆军如无马队配合，难以制胜。他通报左宗棠：“阁下去年嘱弟留心马队，弟以调察哈尔之马练淮南之勇人奏。”他原拟调察哈尔马三千匹，令李鸿章招募亳州一带“善马之勇”千人。清政府对曾国藩编练马队持肯定的态度，但又下令“斟酌采买”马匹。根据朝廷的命令，曾国藩修改了募勇计划，决定先招五百，试行操练，如其可用，再行续招三千。李鸿章虽然承认编练马队确系当务之急，但却深感事体重大，缺少经验，胜败难卜，考虑再三，未敢轻许。李鸿章专程前往南昌与哥哥相商。李瀚章赞成其弟意见，致函曾国藩，代为辞谢。曾国藩坚持既定方针，写信劝勉李氏兄弟“不必遽以往事之难为虑”。话已至此，李鸿章只得应命，派“专人至淮上招募马勇”。然而当时两淮地区太平军和捻军协同作战，声势较壮，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动荡的局势，人心的向背，迫使招勇之人空手而归。这样，曾国藩建立马队的计划就流产了。

6月，早已移驻抚州的曾国藩，鉴于太平军猛攻景德镇，担心湘军张运兰部不支，急派曾国荃率部往授，并命李鸿章同往。曾国荃（字沅浦）是曾国藩胞弟，所部为曾国藩嫡系。李鸿章心高气盛，希望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郁郁，有意他去。曾国藩赏识李鸿章之才而不满其虚骄之气，于是一面借用上方宝剑阻其去路，疏留说：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办”；一面对其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说“阁下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倘为四方诸侯按图求索，不南之粤，则东之吴，北之齐豫耳。”李鸿章既不敢抗旨，又感戴其师“荐援”之恩，因而决计前往。

就在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官文根据胡林翼之请而提出的命曾国藩入川防堵石达开部太平军挺进四川的建议被清政府批准了。

太平天国“上下夹攻，南北合击”的战略决策让清政府头疼不已。1860年初，清政府根据当前战事，命令江南大营和湘军分别围困天京和“进攻安庆，分捣桐城”。太平军则采取了先救天京、后保安庆的方针。是年5月，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随即挥军东指，挺进苏杭。江南北大营本来是咸丰与曾国藩矛盾的产物。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既要依靠曾国藩对抗太平军，又不肯给他以军政实权。咸丰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北大营收功。江南北大营的相继覆灭，使咸丰的幻想彻底落空。咸丰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来支撑危局，于6月初给他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8月实授两江总督。此间，曾国藩曾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筹办淮扬水师。对于曾国藩的奏请，清政府并没有全部恩准，只任命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没有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一职。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抑郁寡欢，暗自嗟叹，只得继续留在曾氏幕中。

分道扬镳

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的美梦没有实现，太平军为了挽救安庆，他们对上游的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钳形攻势，分兵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合取湖北”，准备在武汉会师。这次攻势确实打中了曾国藩的要害。因为当时在安庆及其周围地区集结了曾国藩的湘军主力，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防务非常空虚。然而湖北却是湘军的战略基地，武汉尤为全局根本。太平军“合取湖北”，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攻其必救，既可解安庆之围，又能歼灭湘军主力。太平军的这一策略让曾国藩胆战心惊，他立即采取应变之策，决意不撤皖围之兵以援鄂，反而督军猛攻安庆，企图迫使太平军尽快地从上游回顾下游，并进行决战。他把所谓旋转乾坤的赌注，全押在安庆围点打援上面了。南路西征太平军路经皖南时，曾经攻占宁国、徽州等地，并“环绕祁门作大围包抄之势”，致使坐困祁门的曾国藩“日在惊涛骇浪之中”。

这时曾国藩除了招致太平军的环攻外，还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门内讧两个棘手的问题。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孤驻祁门的曾国藩派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举棋不定。因为北上“勤王”责无旁贷，无可推诿，但他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但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大有影响，而且这时正值徽州失守、祁门危急之时。曾国藩急得几个晚上不能入眠，于是令下属每人提一种方案，结果几乎都主张北上“勤王”，但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不同意调兵北上。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

李鸿章比清政府更早看出这一点，眼光确非寻常。他进一步论述湘军镇压太平军是关系“天下安危”之事，对北上驰援应“按兵请旨”，静观局势变化。经过仔细权衡，曾认为李说的确有道理，于是采用此议。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因为往返奏报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接到“和议”已成，不必北援的命令。此事使曾国藩对李鸿章更加器重。李鸿章对曾国藩虽以师相待，但他毕竟是极有主见之人，经常因固执己见而时有冲突，李鸿章有几次想离曾国藩而去。1860年，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决定将大营迁往安徽祁门时，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没有进退余地，从战略上看，移营至此十分危险。在太平军攻击下，的确险情不断，李鸿章等人一再要求移师他处。而曾国藩坚持己见，甚至对李鸿章等人说：“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

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李元度（字次青）是曾国藩“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在靖港、九江和樟树镇败绩后的艰难岁月中，曾经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的“情谊之厚始终不渝”。李元度擅长文学而不知兵，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领兵驻防徽州。当太平军李侍贤部来攻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出城接仗，一触即溃，徽州易手。李元度徘徊浙赣边境，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具疏劾之，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他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10月25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从曾国藩手书日记原稿看，曾国藩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少荃”二字，他的原意可能要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李鸿章鉴于自己意见被拒和祁门奇险万状形势，便愤然辞幕，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

不计前嫌，再度联手

李鸿章一怒之下愤然离开曾国藩幕府，回到南昌他哥哥家中闲住了一年之久。此事使曾国藩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鸿章回到老家之后，因为局势恶劣，他发现自己竟然走投无路了。他想去福建补缺，可是他在福建的朋友沈葆桢劝他不要去，说福建政事“糜烂”。李鸿章走后，曾、李二人并没有中断友情，仍有书信往来。胡林翼在二人之间做了很多调解的工作。而且，曾国藩切实地感到身边少了李鸿章，犹如少了左膀右臂，不禁又想起李鸿章的种种好处来。特别是祁门果然遇到了大麻烦。此外，身为曾、李二人好友的郭嵩焘闻知李鸿章出走，给李鸿章写信说：当今之下，能依靠个人力量崛起是非常艰难的，只有依靠可以信赖的人。你应当心胸宽阔，以功名为重，还是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为好。

李鸿章本来就很后悔自己的负气行为，看到好友如此劝说，不觉感叹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在李鸿章成为显赫的大人物之后，唯有和郭嵩焘之间的友情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郭嵩焘没有派系成见，独往独来，眼光深远，“能言他人所不能、所不敢、所不知之言”。一身兼具新学和旧学的两大本领，却长期背负着“独醒之累”，犹如楚大夫屈原，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

此时，曾国藩也给李鸿章写信，恳切邀请他回来。1861年7月，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的大营，二人又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从此以后，李鸿章忠心师事曾国藩，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在个人修养及政治上都得到了曾国藩的着意栽培和极尽熏陶。

第二篇　投身官场

第三章　厚积薄发，步步高升

顺势而为的野心家

古人云：“时势造英雄”。重返曾幕的李鸿章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急剧变化的时势却为他实现掌握军权、独树一帜的野心提供了良机。

这期间，形势发生了转变。1860年，太平军摧毁了清政府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并进一步攻取了江苏南部大部分地区，只剩上海和镇江还在清军的控制之下。清军在对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无能，腐朽的军队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因此，清政府不得不依靠曾国藩和他的湘军了，以前咸丰帝还对曾国藩存有戒心，现在也是无可奈何了，只得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第二年，咸丰皇帝为了躲避英法联军，从京城逃到热河之后病死，他的儿子载淳继位，就是同治皇帝。9月，曾国藩在这时攻下了太平军在安徽的重要据点安庆城，清政府赏加曾国藩为太子少保。李鸿章随同曾国藩自东流进驻该城，朝夕会商进军金陵和进攻太平军的计划。

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宫廷政变，杀害和罢黜赞襄政务王大臣，夺取清朝最高统治权。慈禧为载淳举行登基大典，改明年为同治元年，任命恭亲王奕为议政王，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译署），随即宣布垂帘听政。慈禧、奕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维护清朝统治，进一步依靠汉族地主势力，于是进一步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这些地方都交给曾国藩管辖。

当时的军事态势，江苏、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太平军所有，湘军要进攻金陵，非有大支劲旅分别进驻苏、浙不可，但湘军力量是显然不足的。所以为补湘军力量不足，利用两淮风气刚劲，编练淮勇，是曾国藩酝酿已久之事。恰好这时，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役失利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战略，击溃东线清军，进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逼上海。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商业城市和中外反革命势力汇聚之地。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一面通过湖北盐道顾文彬向江苏巡抚薛焕、团练大臣庞钟潞建议，请求派人立即赴安徽向曾国藩求援。

他们派出代表钱鼎铭等一行人，前去安庆面请曾国藩派兵援沪。钱鼎铭拿出当年春秋时期楚国贵族申包胥请求秦兵援助的招式，每日到曾国藩处痛哭，弄得曾国藩一看见他就头疼。

钱鼎铭还提出，上海的豪绅愿意每月筹集军饷60万两给湘军。但是曾国藩考虑上海地处偏远，又恐分兵不利，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钱鼎铭是个公关的良才，他利用自己的父亲是李文安同年的关系，开始转而游说李鸿章，并终于把李鸿章说动了心。李鸿章劝说曾国藩，说现在湘军军费紧张，上海豪绅肯每月给我们60万两，能帮我们很大的忙。另外保住上海，对我们也是好事，我们何必要将他们拒之门外？于是，曾国藩同意派兵入沪。曾国藩对于入沪人选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开始，他选派自己的弟弟曾国荃。可是，曾国荃一心想拿攻克天京的首功，对上海之事根本没有兴趣。曾国藩又邀请湘军老将陈士杰出山，可是陈士杰以老母需要照顾为理由，拒绝了曾国藩。曾国藩想到了李鸿章，也该派这个得意门生出去历练历练了。于是他找来李鸿章单独谈话：“少荃啊，这次的任务不轻，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啊。你现在手下的部队不多，到时候我再给你拨一些。但是这还不够，你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会保举你任江苏巡抚，这样就好办事了。你到了江苏之后，可以把主力部队驻扎在镇江，将小股部队放到上海，因为毕竟镇江的位置十分重要，上海只不过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没必要坐镇那里。”

李鸿章一听，心里十分高兴，李鸿章想到上海人地生疏，不如直接回老家安徽招募淮勇。赶忙回话：“老师，谢谢你的栽培和信任！军队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以前我在协办团练的时候积累了一些经验，还交往了一些朋友。先前您命我以您的名义在那里招募了一些淮勇到湘军里面来训练，我想这次我可以再回到皖北去招募一批力量。”

其实曾国藩很早之前就有建立淮军的计划，此次让李鸿章担当此任，应了天时地利人和。李鸿章有在安徽帮办团练的基础，加上在曾国藩身边多年，耳濡目染，学习到很多带兵之道，所以信心百倍，觉得自己一定能做好这件事情。

曾国藩点点头，说道：“嗯，我看这次就以你自己的名义去招人，到时候你的部队就叫做淮军。另外我把湘军里面的淮勇张遇春的春字营交给你，他原本就是你的嫡系，程学启统领的开字营两营兵力也给你，还有，再拨两营我的亲兵营给你，由韩正国统领。”

李鸿章对老师的周密安排十分满意，千恩万谢，于是急匆匆地到了合肥。

积蓄自己手中的力量

合肥可是李鸿章的天下，亲朋好友都在那里。李鸿章原本就是个出名的人物，这几年在曾国藩幕府接受训练，更是名声在外了。因此这次回合肥招募部队，简直是一呼百应。

李鸿章把合肥西乡的一些办的不错的团练都聚集了起来。当时西乡三山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民办团练分别是：周公山下的张树生、张树珊兄弟的张老圩；大潜山北的刘铭传的刘老圩；大潜山西南的唐氏兄弟的唐老圩；大潜山南的董凤高董老圩；紫蓬山的周氏兄弟的周老圩。此外还有一些官办的团练，如紫蓬山就有解先亮带领的叶志超等人。在上述团练队伍中，最能打仗的是张氏兄弟、刘铭传和周氏兄弟的三支。先此，他们三人曾效仿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发誓要做出一点功业来。当听说李文安的儿子李鸿章在辅佐曾国藩，张树生曾写信给曾国藩表达过豪情壮志。当时，曾国藩看完信后，对李鸿章说，此人犹如东晋的祖逖。张树生年龄较大，得过廪生的功名，是三个人中间的老大。

李鸿章在安庆招募的团练中，最早编练的就是张树生统率的树字营，刘铭传统率的铭字营。随后是周氏兄弟的盛字营和李鹤章招募的人。还有三河潘鼎新和庐江吴长庆的队伍分别被编为鼎字营、庆字营。树、铭、鼎、庆等各支队伍到达安徽安庆集合后，曾国藩提出要接见这些团练的头目。在张树生和刘铭传等十几个人来到曾国藩的大厅之后，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曾国藩一直躲在屏风后面一个多时辰就是不出来，暗中观察他们的反应。这些人当中，刘铭传表现得最为愤怒，一直在大骂，而张树生表现得最有耐心。曾国藩认为这两个都是不错的将才。由于招来的人马大部分是新勇，缺乏实际作战经验，人数也不多，自然不足以保护上海。于是，李鸿章又从曾国荃那里挖来了程学启的开字两营，并请求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兵力给自己。这样，淮军初具规模，有了13个营，共6500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腾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从此李鸿章有了一支自己独立领导的队伍，这支军队是帮李鸿章正式走上清末政治军事舞台的“拳头产品”。

1862年的上海，清明。天气暖暖的，还泛着点早春的潮气。街上的人们悠闲地享受着春天的气息，互相打着招呼，客客气气地各自行路，仿佛上海从来就是这般太平清静。

其实，从年初开始，太平军就对上海展开了猛攻。在高桥和七宝两大战役中，慕王谭绍光将上海道台吴煦打得溃不成军。上海告急！上海城里的洋人决定帮助清军，他们组织了一支拥有400人、3门炮的洋枪队。联军很快与太平军交上了火。第一仗果然旗开得胜，杀了千余太平军，俘虏了三百人。可随后发生的第二次战役，洋人就神气不起来了。太平军虽然伤亡不少，联军也死伤惨重，甚至英军司令都腿部中弹。

照此情形看来，上海是不会安宁了。表面上悠闲的上海人暗地里都在议论着，究竟会是太平军占领上海，还是清军和联军把他们打退？人们纷纷猜测，听说太平天国里女人不裹脚，男人不剃头，野蛮得很，上海人不喜欢；现驻上海的清军腐化堕落，一点军人的样子都没有，上海人也不喜欢；赖在上海的洋人飞扬跋扈，上海人更不喜欢。究竟哪种势力统治上海比较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突突突突……”的声音从江面上传来，战争中的高度警惕性使人们心里一紧，慌忙朝黄浦江上望去。只见有2艘，又像是3艘，又好像更多的火轮船冒着浓浓的黑烟，从远处慢慢驶来。这是谁的船？是商船还是战船？船上运的是什么？人们纷纷揣测着。船驶近了，人们渐渐肯定这不是商船，因为每艘船的甲板上都站满了人，但又肯定不是客轮，因为甲板上的人都穿着同样颜色和款式的衣服。岸上的人也终于看清了船上的人，这些人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了汗渍和油腻，已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上海人注意到，船上来的人虽然大多衣不蔽体，但一个个倒是挺注意用布把头包得严严实实的。从他们衣服背部依稀缀着个“勇”字。看来，这是一支军队。这是谁的军队呢？驻上海的清军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官穿袍，兵着褂，腰间气派地插着排刀，身穿颜色鲜艳的号衣。这些人的长相又显然表明他们是中国人，并非洋军队；他们头顶前部也没有留头发，因此也不会是太平军。所有这一切，都让上海人摸不着头脑。他们奔走相告：“叫花子兵来了，叫花子兵来了！”

这支“叫花子兵”即后来大名鼎鼎、成为大清主力国防军的淮军，首领便是李鸿章。李鸿章从家乡招募了这支其貌不扬的军队，专程来支援上海清军对付太平军。李鸿章因个子瘦高及为人清高，还得了个“云中鹤”的雅号。

李鸿章组建淮军时，虽得到曾国藩支持而较为顺利，但也遇到了困难：一是军心不稳；二是缺乏统帅；三是粮饷不继。但总的来说，淮军的建立不仅扩大了湘军力量，而且也使李鸿章拥有了兵权，为其今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基础。

淮军仓促成军，同湘军相比较，有不同的特点。

湘军初创之时，兵将均出自湖南，其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其将领主要是一些名利熏心而政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人生信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忠君”思想极为浓厚。而曾国藩就是依靠程朱理学，以忠君报国的“真诚”、“血性”为精神支柱来统率湘军的。

在组建淮军的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队伍中成分复杂。李鸿章在任命统领时，看重能力，至于他们是否出身贫寒，是否有文化，都不是很在意。淮军既已组成，如何从安庆开拔到上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安庆、上海两地不仅相距遥远，而且间隔太平天国控制区，要突破太平军防线，千里跃进上海，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原拟令李鸿章率军由陆路进军，后因上海绅商出银18万两，雇得洋商轮船7艘开到安庆，为顺应上海绅民之情，李鸿章与曾国藩经过商议，最后决定“由水路东下，直赴上海”。

1862年4月5日至6月上旬，李鸿章统率的淮军13营6500人分三批由安庆顺江而东，躲过太平军的监视，抵达上海。

飞黄腾达的开端

李鸿章到达上海17天，清政府即于4月25日正式任命他署理江苏巡抚，仅仅过了7个月，又由署理而被实授为江苏巡抚。“从此隆隆直上”，几与恩师曾国藩“双峰对峙”。

李鸿章所以能够从一个遗缺道而骤膺封疆重寄，主要是由于他手握重兵和曾国藩举荐的缘故。清政府既欲借重李鸿章的淮军绞杀苏南太平军，又要依靠曾国藩集团保全东南大局。早在1861年12月26日曾国藩就在《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中，指责江苏巡抚薛焕“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清政府自然懂得曾氏用意，而李鸿章也十分清楚个中奥秘，于是致书曾国藩说：

十月二十五日（1862年12月16日）……戌刻接奉廷寄，十二日（12月3日）奉旨补授苏抚，恩纶奖励，非分宠荣。自顾何人，愧悚无地。此皆由我中堂夫子积年训植，随事裁成，俾治军临政，修己治人，得以稍有涂辙，不速颠覆，……实不知所以为报，伏乞远赐针砭，免丛愆咎。当时清政府任命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宜。但只过两月，清政府就调薛焕赴京简候，而令李鸿章署理通商大臣。这样，李鸿章就成为手握重兵、身兼巡抚和通商大臣要职的江苏实权人物。

人到中年的李鸿章，此时已是手握兵权、政权和财权的一方封疆大吏，其仕途“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坛上纵横40年的政治生涯。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妥善解决军事、吏治、筹饷和洋务等问题。于是他下决心冲破“险阻艰难”，闯出一个新局面，使出浑身解数，尽快扼杀农民起义。

李鸿章初到上海，就面临太平军第二次攻打上海。李鸿章知道，如果没有上海，自己的一切都将化为虚无。李鸿章也知道有太多的目光关注着自己，所以他丝毫不敢懈怠。他给自己提出“不要钱、不怕死”的六字方针，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鞭策着自己。由于淮军中大部分人都是农民，他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官员商绅和外国人看到这支脚穿芒鞋、布帕包头、土里土气的队伍，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们怀疑这样一支队伍能否担当起保卫上海的重任。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支刚刚建立的队伍将来的命运，李鸿章始终对淮军严格治理，加大训练强度，整顿军中纪律。

训练的内容主要有阵法操练和扎筑营盘。淮军每天在营房四周做防御工程，筑高墙，挖深沟。他们筑的墙高八尺，厚一丈，用土块和草袋垒在外面，里面是实土。墙上还有四尺高的子墙，上面有枪眼，士兵就守在子墙上面。墙外修了壕沟，配合绊马桩、梅花坑、铁蒺藜等障碍物。此外，淮军还有严格的体能训练，例如要求士兵能跳上一丈高的房屋，越过一丈宽的壕沟，抛火球要二十丈远，腿绑沙袋一天要走一百里。

纪律整顿方面，每天中午晚上各点名一次，规定士兵不许擅自出营。绝不允许吸食鸦片。李鸿章还不断设法鼓舞士气，士兵的精神状态良好，都盼着快点开战，好试试身手。

李秀成率领十万大军对上海进行第二次围攻时，上海的英法联军一再要求淮军协同作战，李鸿章对他们不予理会，要带领淮军进行独立的战斗，1862年6月，上海流行瘟疫，太平军很多人染上疾病，李秀成决定撤离上海。撤退之前，李秀成先围攻虹桥的程学启部。李鸿章带领队伍前去救援。

这是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第一次交战，当时李鸿章带来的是树字营、春字营等。春字营很快就抵挡不住往桥边逃跑，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一把抓住带队的张遇春对士兵下令道：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又带人往回冲。张遇春是李鸿章的旧部，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鸿章就毫不留情了。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耻笑淮军是“乞丐兵”的人开始对淮军刮目相看。

立足之后，李鸿章开始整顿江苏省的吏治，并多方延揽人才。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极点，而上海尤为突出。

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而不顾。主观上李鸿章虽很想把江苏一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风气扭转过来，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初到上海，强龙难斗地头蛇，但为了求得淮军生存，他采取了“有选择地加以惩治”的办法，尽自己的能力对吏治进行了一番整顿。同时，李鸿章还起用了一批务实肯干、能力出众的人才，例如郭嵩焘、丁日昌等人。与此同时，李鸿章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幕府中很快召集了一大批各种各样有能力的人才。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懂得会计、钱谷之事的经济学人才；有熟悉兵法懂得计谋的军事人才等等。李鸿章用人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且能做到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调动幕僚们的积极性和能力。李鸿章还善于发现人才，上海那个钱鼎铭，也被李鸿章收归旗下，让他为淮军办理营务。这些人被李鸿章聚集在一起，齐心协力做好江苏的事情，做好淮军的事情，做好李鸿章交办的事情。

李鸿章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征集军饷。

曾国藩极力举荐李鸿章援沪，除了单纯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外，还存在着以上海税收支助湘军的打算。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工商业在外国货物的刺激之下日趋繁荣，海关洋税的收入日渐增多，但仍入不敷出，与所需差距甚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果断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

李鸿章用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和镇江绿营的费用，用厘金承担湘军和淮军的军费。当时上海的厘金收取是全国最高的。厘金的税额是按照商品价格的百分比收取，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李鸿章认为，从商人手中多收点钱，胜过从农民身上收税。厘金的用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从民间收税更方便。在李鸿章的多方筹措下，厘金大笔地进入了湘军和淮军的银库，从而使得军饷有专拨之款，更主动而有效地控制了饷源。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还以大批金钱和物资支助了湘军在西线战场的作战。

然而，曾国藩还不满足，希望李鸿章能筹集更多的军饷。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推举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对于曾国藩交办的事情尽心尽力地去做，并未因自己得势就弃曾国藩而去。相反地，他比当幕僚的时候更加服从曾国藩，体现了顾全大局的一贯行为方式。在上海半年，李鸿章就为曾国藩筹集到军饷9万两。此外，他还给曾氏兄弟送去大批武器，支持他们的军需装备。

当时，江苏的吏治特别坏，其中以前江苏布政使王有龄（时为浙江巡抚）为罪魁祸首。王有龄提拔的几个干部如苏松太道吴熙、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坊等都是贪污腐化分子。做了一番深入调查之后，李鸿章开始采取行动。他让吴熙管理关税，以前归吴熙管理的厘金改由幕僚薛书常管理。接着要求吴熙要做出明确的账目定期汇报，吴熙只好开始做假账，以求蒙混过关。

有一天，李鸿章喝酒之后，来到吴熙家中。对吴熙说：有人说你账目不清，现在总理衙门正要查你呢。你告诉我实话，你的账目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真有问题，那我想办法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吴熙看李鸿章喝多了，于是心里没有任何怀疑，拿出账本交给李鸿章说，你看看吧。李鸿章看了一会儿说，我今天喝酒喝得头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帮你看看账面怎么样？吴熙就这样把自己的罪证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回去后，马上找了几个精通会计的幕僚仔细审核，发现了账目中的很多问题。第二天，李鸿章就轻易地收拾了吴熙，改派黄芳和刘郇膏掌管海关和布政使司。刘郇膏以前在上海当县令的时候的声誉较好，被百姓称为“刘青天”。他还是李鸿章的同年，李鸿章对他比较了解。杨坊看到李鸿章收拾了吴熙，吓得主动辞去了苏松粮道的职务。李鸿章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

虽然李鸿章使用一些被他称为“君子”的人管理财政机构，但是出于策略上的需要，他还任用了一些例如金鸿保这样声名狼藉的人物帮他做事，因为金鸿保同地方上的各种要人都有广泛的关系。李鸿章需要利用这些关系维持和壮大自己在江苏地区的势力。此时，作为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李鸿章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问题。由于连年战争，百姓生活穷困，还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李鸿章首先在战后地区恢复农业经济，减免田赋，还给农民发放耕牛和种子，给饥民发放米钱。在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向地主官绅收取新税，用这些税金补贴对农业费用的开支。

李鸿章还向朝廷提出举措，指出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税率差别一定要改正，建议取消对大户的一些优惠政策。李鸿章在财政管理上一直倾向于从商人、地主、豪绅的手中获取钱财。他的这些措施多少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人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整个经济建设中，仍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大户抗税，一些贪官污吏趁机横征暴敛，还有很多无法得到保障的百姓仍然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

李鸿章还使科举制度重新焕发了活力，他增加上海及临近地区的乡试名额，并在苏州设立新科。他还在苏州重建了两个书院。1861年之后，忙于政事军务的李鸿章已经很少写诗，还放弃了收藏书法作品的爱好，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中，放在那似乎永远也处理不完的事情上。在以后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给朝廷写的一封信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士大夫每天沉醉于文章的词句和练习写小楷字，而武将多半是粗俗愚蠢之人。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李鸿章已经看出：一个永远把精力放在练习写小楷字上的民族是不可能强大起来的。

在外交上，李鸿章尽力利用洋人势力以为我用。淮军抵沪之初，太平军势力锐不可当，李秀成的部队包围了上海附近的青浦，进逼虹桥，距上海城仅20公里。

上海形势一度处于危急之中，李鸿章决定趁太平军尚未立定根基之时，1862年6月中旬亲督淮军“春”字、“树”字等营分路坚守苦战虹桥、徐家汇等地。

结果连战皆捷，三百余名太平军将士被捕杀。随后，李鸿章率兵进占泗泾，迫使李秀成部太平军退弃广富林军处，松江之围遂解。此战，是李鸿章在没有洋兵协助下的驻沪第一场胜仗，不但使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秩序得以稳定，而且使李鸿章对于统率新成立的淮军提高了信心，同时也为淮军在洋人面前争得了面子。

1862年10月，正当曾国藩兵围南京，李秀成奉命率所部太平军由苏州回援的关键时候，李鸿章勾结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合攻嘉定获胜。不久，李鸿章又亲赴前线调集常胜军和淮军各路与太平军激战于四泾口处，迫使太平军谭绍光等部再次退回到苏州。

通过此次战役，淮军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周围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对东线太平军的瓦解工作。1862年，李鸿章利用早就与太平军败类暗约里应外合的徐佩瑗等人密谋策划，蓄意制造太平军内乱。太平军将领谭绍光发现有异，逮捕了徐佩瑗，但骆国忠于1863年1月发动叛乱。此时，李秀成从天京返回苏州。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四处出击战术，一面令骆国忠坚守常熟，一面攻打太仓，于5月攻占太仓。太仓失守后，李秀成部被迫放弃原定“进北攻南”计划，赶回救苏州。1863年6月，李鸿章决定采取兵分南北中三路，“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

这个战略计划在获清政府允准后，各路展开了全面合围苏州的攻势。太平军方面，李秀成从天京赶回苏州制定了兵分四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江阴的主动破敌计划，但由于太平军内部分化，此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太平军陷入消极防御，被动应战境地。

1863年7月，苏州与杭州的陆路通道被常胜军和淮军程学启部切断；9月，江阴又被淮军李鹤章、刘铭传部攻占。11月下旬，各路淮军与常胜军配合，猛攻苏州娄门，但久攻不下，于是李鸿章策动太平天国纳王郜永宽等于12月发动叛变，杀害了谭绍光及手下兵将数千人，郜永宽等公开投入李鸿章怀抱。然而，当时淮军军心不稳，加之苏州城内尚有十万太平军立誓决一死战，李鸿章背信弃义，把郜永宽等投诚兵将统统杀了。这时，李鸿章因功被清政府赏赐太子少保衔。

后期太平天国政权失去外围最后一个坚强军事据点苏州后，使得清军能集中兵力围攻天京。天王洪秀全错误估量形势，仍决定固守婴城，与清军硬拼到底。1864年5月，李鸿章采取主动的战略部署，攻占了常州。随后，李鸿章感到太平军败局已定，于是除了把“常胜军”精锐归为己有外，其余的都尽行遣散。

李鸿章在苏抚期间，还与赵家缔姻，完成了再婚这桩终身大事。他的原配夫人周氏生有二女，名曰镜蓉、琼芝，因膝下无子，其弟昭庆便把经方（李昭庆之子）过继给他。1861年夏，李鸿章在重返曾幕路经万年（江西饶州府）时，曾赋诗寄怀，诗云：半生失计从军易，四海为家行路难。唯有娇痴小儿女，几时望月泪能干。阿爷他日卸戎装，围坐灯前问字忙。天使诗人卧泉石，端教道韫胜才邮。

他以生动的笔触，抒发了投笔从戎、前路崎岖的感慨和思念女儿的骨肉之情，反映了渴望早日结束战乱、重享天伦之乐和娇女成长为像东晋女诗人谢道祖那样“咏絮才”的心声，情真意切，凄楚动人。不料，是年9月周氏去世，两个女儿失去了母亲，爱妻去矣，娇女孤，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李鸿章肝肠忧煎，感伤不已。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戎马倥偬，使李鸿章无暇顾及个人婚事。1863年12月，李鸿章在夺取并移驻苏州之后，认为苏南战事即将胜利结束，重建家庭的时机已经到来，因而便于1864年1月迎娶赵氏为继室。

智者当以大局为重

湘军攻打天京许久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清政府看到淮军作战有力，便让李鸿章部前去协助。在解散“常胜军”后，李鸿章本可以全力以赴会攻天京，而当时统军攻打天京的湘军大将，正是曾帅的胞弟曾国荃，他害怕因分功而得罪曾国藩，于是仅派遣淮军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等营援攻天京，他本人及淮军主力却驻防天京外围一带。说起曾国荃，他和李鸿章还有一点小过节。

早在李鸿章刚投奔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派李鸿章去曾国荃处办理营务。李鸿章为了对这位老师的弟弟表示尊重，特意拿出一把纸扇，请曾国荃题字留念。曾国荃居然得意洋洋地写了“门多将相文中子，身系安危郭令公”十个字，而且字体欠佳，歪歪扭扭。李鸿章看了之后嗤之以鼻，心想你不过是个秀才，还敢自比郭子仪！真是大言不惭。所以没待几天他就告辞了。

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荃一再向李鸿章催促粮饷，弄得李鸿章很烦。再加上在几次调用人才的事情上，和曾国藩兄弟意见不一致，李鸿章和他们闹的不是很愉快。有这样几桩事情压着底儿，可急坏了向来好大喜功的曾国荃。一方面，他担心李鸿章来攻天京，会和自己抢功，这是他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现在淮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可能会很快收复天京。这样一来，自己这两年多的苦战不就白费了吗？殊不知，这时的李鸿章并不想因此得罪曾氏兄弟。于是，李鸿章就装起病来，在苏州、常州按兵不动，写信催促曾国荃快点行动。并说，自己准备掉头南下去攻打浙江。结果这又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是有意越境和自己抢功，这样，左、李二人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李鸿章实在抵抗不住清政府的再三催促，于是写信给清政府报告自己的攻城日期，然后告诉曾国藩让他们早些行动，自己继续观望。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不知道他的心思，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大将刘铭传对李鸿章说，我们淮军的大炮只要一开，不到三五天就一定能将天京拿下！

1864年7月19日，就在李鸿章出兵的前一天，曾国荃部用地道埋炸药，轰塌了城墙，一举攻克天京。曾国荃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首功”。事后，曾国藩拉着李鸿章的手说：我弟弟的面子，是靠你给保住的，我们得谢谢你。

李鸿章虽然没有会攻天京，但却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清政府“论功行赏”晋封李鸿章为一等毅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至此，李鸿章从一个怀才不遇的儒生，一个手中无兵无权的幕僚，踏着太平天国将士的鲜血，最终挤进了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成为一个令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由此看出，李鸿章做事很有原则，他不愿意为了争夺眼前的小利益，就去破坏已经存在的某种秩序或者关系，这也显示出了他的高瞻远瞩和大将气度。就这样，曾经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终于被清政府镇压。然而，“内患”却远没有消除。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还有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还在继续活动着。

师夷长技以“治反贼”

还是在安庆的时候，李鸿章就开始接触外国人的洋枪洋炮，还有那些威力无比的远洋战舰与船队。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不无惊异地发现，堂堂大清上海的防卫力量，竟是由英国人、印度人、法国人组成的三千人的洋人军队。这支军队是由上海商人和绅士出钱养着的外国雇佣军。该军1860年正式组建，由美国人华尔出任指挥。1862年，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这个华尔，后来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加入了中国籍。“常胜军”的武器都是西式的来复枪和榴弹炮，李鸿章看着这些硬邦邦、冷冰冰的“利器”，不禁惊叹它们的神奇力量，并逐渐对这些“利器”产生了极其热烈的向往。为此，他还化妆成百姓，亲自到上海的外国军舰上参观。李鸿章在文章中写道：我观察我们中华民族和外国人的种种，包括历史、制度和文字等等方面，外国人唯一比我们强的就是他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我们中国人将来也有自己的先进武器，那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外国人了。

由华尔所率领的“常胜军”连连挫败雄风依旧的太平军这一事实，使李鸿章深深地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巨大威慑力，同时也不得不生出空前的危机感。李鸿章明确提出：大清现在的大患是太平军，将来更长久的大患必是洋人无疑。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军队不能依靠洋人，一定要“自强”，而最初的自强之道，就是所谓“讲求洋器”。

在李鸿章着手以“洋器”装备淮军时，首先遭到曾国藩的反对。曾国藩一向认为，用兵在人不在器，而且怀疑洋枪洋炮的作用是否有李鸿章说得那么厉害。李鸿章不便强烈回驳自己的恩师和统帅，只是在回信中委婉地表示，我是想学习洋人的一点儿“密法”，希望能增强淮军的战斗力。

在1862年5月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谈到世界历史说，以前俄罗斯和日本因为不知道大炮的厉害，所以国力日益衰退，自从他们从英法学到武器的制造术后，便逐渐能和英法比高下。除此之外，李鸿章日益感到淮军势单力薄。他考虑到从老家招兵不方便，所以除了在当地招募了一些新兵之外，把淮军主要来源放在改良以前的防军上。他还收编了一大批太平军的人马，用以扩大和充实淮军力量，而且收编的降军力量远远超过改编的防军。这是李鸿章有意采取“以毒攻毒”之策。

此时李鸿章还开始组建自己的水师。最早的淮军水师起建于安庆时期，那时候有五只大船。到达上海之后，李鸿章改编了上海旧的水师防军和苏嘉地区的部分船队，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力量。他还统率着淮阳水师和太湖水师。这样，李鸿章的淮军便达到了水军4万人，陆军7万人的规模。

最初李鸿章训练淮军，基本上也是按照以前训练湘军的那一套办法，特别是每天要带领士兵唱“爱民歌”，这都是曾国藩的创意。湘军虽然拥有洋枪洋炮，但是很少使用。李鸿章则请洋军官进入淮军大营，帮助实际操练，让士兵学习洋枪洋炮的使用方法。从此以后，淮军这支湘军中最早的分支部队，开始和湘军有了诸多的差别。李鸿章就率领着这样一支队伍，开始了对太平军更猛烈的进攻和更疯狂的剿杀。

北洋水师粉墨登场

1840年，英国殖民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2年8月29日，清朝政府在英国侵略军的舰炮威逼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中国由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清朝军队在鸦片战争中的屡次失败和《南京条约》的严酷现实，促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睁开双眼，开始观察外面的世界。

抗英名臣林则徐和思想家魏源大胆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要学习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御外来侵略，并初次提出了创建近代海军的草案。1856至1860年，英法两国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的海军舰队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清政府在又一次的“创巨痛深”的危局中，开始着手兴办近代海军海防，但很快就因受到挫折而止步不前。

此一时期，我们的东邻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逐渐发达强大起来的时期。当李鸿章还在江苏的时候，日本就多次派员到淮军军营考察学习，李鸿章也曾受到日本积极学习西方军事的启发，发展洋务。同时，他又随时关注着日本的不断强大，感到日本对于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国应该提高警惕。明治政权在不断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开始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对中国、朝鲜、琉球等国虎视眈眈。同治九年（1870年），羽翼尚未丰满的日本看到列强纷纷在中国谋取利益，便派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到中国来试探，李鸿章接见了这位外交使臣。

柳原前光只是试探性地提出请求两国友好通商，李鸿章这时的心思是，中国近年来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要是与日本建立合作关系，就可以联手对付西方侵略者。

柳原前光回去之后，日本政府又派代表来中国与清政府谈判，但是并没有像李鸿章想象的那么简单，日本提出要求中国给予片面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内地通商，与西方诸国一体利益均沾。李鸿章一看日本如此狂妄，气不打一处来，他坚决不理会日本的要求。这时的日本虽然野心勃勃，但是毕竟羽毛未丰，没有实力对中国施加武力。最后双方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除了在指定通商口岸贸易之外，还规定双方不得侵犯“邦土”，遇有外敌侵略应该互相帮助。这一条约基本是按照李鸿章的设想签订的，打破了日本染指中国的幻想，还在表面上建立了中日联合的东方阵线，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抵御西方侵略。

不过日本政府对此非常不满，随后又派柳原前光来找李鸿章交涉，要求改签条约，谋求更多的利益。李鸿章大为光火，将柳原大骂一顿，柳原见无隙可乘，只得灰溜溜地跑回国。但是日本并不甘心，暗地里伺机另找突破口。

机会终于来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有琉球船只因遇飓风漂到台湾，被台湾高山族误杀船民50多人。第二年初，日本小田县四人漂到台湾，也因被误认为是外敌入侵而被岛民所杀。琉球是中国的藩属国，台湾则是中国的领土，本来与日本无关，但日本却趁机要挟中国，企图进占台湾。

日本政府派柳原来中国换约，柳原知道李鸿章的态度强硬，所以他没有与李鸿章接触，而是直接跑到总理衙门指责台湾岛民杀害琉球船民，并声称琉球不是中国的藩属国，而是日本领土，并要求中国严惩台湾凶手。柳原的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了总理衙门的驳斥。日本见无理要求没有奏效，就开始寻求武力解决。一年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悍然出兵占领了台湾的东部琅娇。

英国驻华公使见美国帮助日本独自插手侵略中国，大为不满，一方面提出抗议，一方面将这一消息告知清政府。清政府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率军万人前往台湾弹压，并带淮军刘铭传及船政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协助。

日本此时并无实力与中国正面交战，于是又派柳原前光与清政府谈判，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获取利益。他们除了要求所谓惩凶之外，还索要军费白银200万两。结果又被李鸿章一顿臭骂，柳原灰溜溜跑回日本。

日本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此时清政府与李鸿章也想尽快和平解决，加上西方列强为各自的利益也出面调停，最后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日本从台湾撤兵，中国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给日本抚恤银50万两。《北京专条》的签订，除了让日本试探到了清政府的底细之外，还给日本吞并琉球留下了隐患。因为条款当中，清政府并没有明确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而是承认了日本的“保民义举”，同时也使得列强更加感到清政府的无能。

1874年，日本寻找借口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议告终而未开启更大战端，却在中国朝野上下引起更强烈的震动。由此，在内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防大讨论”。1874年11月，总理衙门的文件中强调了海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办法。请沿海各省的督抚和将军进行讨论。

此时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呈交了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陈述了海军海防大业的重要战略意义，要求大举兴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李鸿章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酷形势：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万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还痛切指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是在于国家之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等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又指出历史时机的紧迫性——“正值海防吃紧之际，不特为外人所窃笑，且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日！”

李鸿章在奏折中还阐述了关于海防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中国应以陆军为主，海军设立南洋、东洋、北洋三支水师。左宗棠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现在大清国应该实施“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设立三支水师，那么将导致领导的不统一，三支水师会各自为政。他建议，海军应该统一领导。

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分歧在于，李鸿章认为西北塞防可有可无，甚至可牺牲新疆作为代价。而左宗棠认为西北边疆十分重要，塞防不固，则西北屏障尽失。当时清政府面对的局势是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据新疆，收复新疆迫在眉睫。1874年底，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位，慈禧再次垂帘听政。次年，海防讨论进入了廷议阶段。以奕为首的总理衙门既没有采纳李鸿章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最后作出“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令李鸿章负责海防，令左宗棠去负责“塞防”问题。

左宗棠在稍后的奏折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显然，左宗棠认为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中国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外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

李鸿章则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疆，尤其是京津和沪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但是，李鸿章没有考虑到，西陲有事应在短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左宗棠的成功就在适应了这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当时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李鸿章在“海防大讨论”以及后来关于海军海防的竭力倡言，为近代中国海军海防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高级官员们的努力倡导下，清政府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和广东4支小规模的海军舰队。然而，法国侵华远征舰队于1884年8月中法马尾海战中，竟然全歼了最早组建的整个福建海军。中法战争刚一结束，光绪帝就郑重发布了大力扩充海军的上谕：“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无忌。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立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随即，光绪帝下谕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

海军由此成为国家的正式军种，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事业开始步入正轨的发展时期。光绪帝的生身父亲醇亲王奕譞（xuān）亲自出任总理海军大臣，而一直力主大举兴办海军的李鸿章出任会办海军大臣，具体掌管全国海军海防建设大业。

李鸿章在担起筹建北洋水师的任务后，全身心投入海防建设，购买船舰，兴办水师学堂，建设大沽口、旅顺口、威海卫军港基地，起用著名科学家徐寿之子徐建寅等一大批中外专业人才。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入侵中国的另一个藩属国朝鲜，第二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解除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改设冲绳县。惨痛的事实一次次震动着清政府朝野，从而也促使了海军建设的加速。尤其是中法战争期间，马尾军港被法军炸毁，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促成了海军衙门的建立，慈禧命醇亲王奕譞授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其阵容相当庞大，而李鸿章则是北洋海军的实际权力掌握者。

要建立近代海军，必须解决船舰问题。李鸿章最初主张自己制造，后来转向从英国和德国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因为当时在中国造船，造价要远远高于从国外买船。李鸿章在买船的同时，还将闽沪两厂制造的一些轮船调入北洋海军。除了船舰之外，还须建立海军基地。李鸿章在大沽建造了船坞，在旅顺口修建了口西、口东海岸炮台、陆路炮台，还有大连湾炮台；在威海卫岸上的要隘建立炮台，在水面建筑铁码头。一时间，威海卫堪称“东海屏藩”。旅顺口和威海卫由此成为北洋海军的基地，守卫着渤海和天津。李鸿章还意识到要培养一大批海军人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几乎都被李鸿章所用。此外，李鸿章还雇佣了一批洋人担任技术人才。

此时，威妥玛希望英国军官能够独揽对北洋海军的教习任务，遭到了李鸿章拒绝。李鸿章一直采用英国军官和德国军官并用的原则，使得列强没有能够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1888年10月，在李鸿章的苦心筹办下，海军衙门上奏慈禧太后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

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辉煌顶点。由于北洋海军的庞大阵容，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达到4万多吨，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地区则是首屈一指。北洋军事工业的重要企业为旅顺鱼雷制造所。

北洋海军的建设一直以日本为假想敌，到甲午海战之前，其实力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充斥着清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北洋海军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诸多致命弱点。如在防御体系的建设、海军的训练以及军队的体制等问题上都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经费问题上，慈禧太后多次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举行寿庆活动，更有户部尚书翁同龢不但处处为李鸿章设置障碍，还公开反对北洋水师建设，拖欠、拒绝给付海军经费。因为财力的限制，中国的海军远远无法和外国的军队抗衡。李鸿章曾经感叹道：北洋只有半支海军。不久之后，李鸿章的担忧真的变成了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甲午海战的失败。一系列问题导致了中日之争的最后结果——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以惨败告终。

做就要做绝的厚黑哲学

从1863年初到1864年5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一路收复昆山、常熟、苏州、常州，向世人显示了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此期间，“常胜军”也协同淮军一起作战，但都是遵从李鸿章的部署。1863年11月，李鸿章亲自率军攻打苏州，与忠王李秀成部抗衡，双方相持不下。此时，太平军内部一些动摇分子产生叛降之念。当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攻城陷入埋伏之后，太平军将领纳王郜永宽等为了赢得叛降的资本，故按兵不动，放了戈登一马。否则，戈登必然全军覆没。李秀成见力敌无望而率军撤退，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慕王谭绍光。淮军副将郑国魁是郜永宽的结拜兄弟，在程学启的鼓动下，郑国魁对郜永宽做了许多劝降工作。一天深夜，在苏州附近的湖上，郜永宽等人秘密和程学启签下协议，由戈登作证，商议投诚事宜。

李鸿章得知消息后，一面安抚戈登，让他在北门外待命；另一方面假意接受郜永宽等人的投诚。李鸿章之所以假意接受他们的投诚，是因为郜永宽等人要以杀死坚决守城的谭绍光为条件，自己仍然率旧部留守苏州。当时太平军在苏州城内约有十万余人，他们答应让出苏州城的一半给清军，而自己的部队不能被拆散，要保持整个建制编入淮军。程学启看到他们这样的条件，于是向李鸿章献计，将降将杀掉。李鸿章认为，他们几人今天能降我，明天也可能降他人。如果他们投降之后再反叛，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如果不允许他们自带旧部，那么苏州城仍然不可得。所以，他依了程学启之计，在苏州城外威武的座船上大摆鸿门宴，乘机将投诚的太平军八大降王一并杀掉了。

曾国藩对此事评价说，李鸿章心狠手辣，眼疾手快。李鸿章在其他事情的处理上也有类似的做法，有人说这是“厚黑”。李鸿章做事通常比较注重结果，而不在意过程，这也算是他的某种风格吧。

倾尽全力剿匪，但不急于邀功

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政府深切地感到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天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选者震惊，近者疑忌”。而权势远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清政府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清政府为了防止曾国藩的权势继续膨胀而同自己分庭抗礼，便采取了压抑曾国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与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军攻陷天京尚不到4个月的时候，清政府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而改派李鸿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赵烈文为此发出“殊咄咄可怪”的惊呼，曾国藩本人也“意殊寥落”。虽然不及一月清政府就收回了成命，但此举却是明显的扬李抑曾。

曾国藩太精于权术，也深谙官场之道。此时的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督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军务，他统率的湘军已经达到30多万，亲自指挥的湘军就有12万人。此外，他还控制着四个省的厘金和粮饷。如此巨大的权势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岂能不让清政府猜忌！“功高震主”这四个字不时地敲击着曾国藩的心。他不由得琢磨起后路来。

曾国藩开始主动裁撤湘军，以保住清政府对他的信任。他还希望通过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作为自己和清政府之间平衡的砝码。曾国藩把手中的12万人分给了左宗棠、沈葆桢二人，对于朝廷最为担心的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即胞弟曾国荃所部），曾国藩也进行了大批裁撤，并安排曾国荃以生病为借口回老家调养。

1865年5月，清政府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死在一个十几岁的童子兵张皮梗的手下，场面煞是惊人。清政府马上任命当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让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这意味着李鸿章即将掌握两江的军权和政权。李鸿章在各方面给曾国藩的剿捻活动以支持。首先是在兵力上，湘军已经被裁撤的差不多了，李鸿章调给曾国藩33个营的淮军。李鸿章又派出10个营的精锐部队航海前往天津然后转战到景州、德州。李鸿章在粮饷上也给予曾国藩很多支援。他知道，在“剿捻”的大计面前，湘军和淮军必须团结一致。

曾国藩的此次剿捻，先后调集淮军6万。这些淮军一律装备着洋枪洋炮，还有堪称完备的独立炮队。可是，曾国藩在指挥淮军时却很不灵光，因为淮军只听从李鸿章的调遣，而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曾国藩心中即使有一些怨恨和牢骚，也只好徒自兴叹。他此刻最大的感叹，就是湘军的盛况已去……曾国藩剿捻并不尽如人意，1866年9月，捻军大破开封附近湘军战线。曾国藩得知后，十分忧虑，一下子病倒了。曾国藩给朝廷写了请罪书，还把李鸿章叫到身边帮忙。可是，清政府却发来了圣旨，让曾国藩返回两江总督任内，令李鸿章为新的钦差大臣，接替剿捻重任。曾国藩脸都气紫了，真是太有失颜面了。他为了平衡心态，一再要求留下来维持军心，可是清政府却让他赶快回到两江去。

1866年12月12日，清政府实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李鸿章成为“剿捻”主帅。

李鸿章派人到曾国藩那里去取大印，曾国藩本来就生着病，看到此景格外感伤和落寞。他无奈地说，这么快就拿走了？我还以为得办个交接仪式呢！

李鸿章接任后，得意忘形，根本没有把捻军放在眼里。不久，他就尝到了接连四次溃败的苦滋味。这四次分别在罗家集、倒树湾、尹隆河、六神港。捻军突破曾国藩的河防之后，在1866年10月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和任化邦率东捻军在河南活动，张宗禹率西捻军攻打陕西。

捻军和太平军不同，他们人数较少，没有根据地，作战灵活，采取游击战术。湘淮军则人数众多，调动起来很困难，经常被捻军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在对付捻军的战略上，李鸿章采取了“倒守河运”的方法，意图是：捻军已经在1867年的夏天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李鸿章决定守住运河西线，不让捻军回师。后来，捻军多次想过运河而不成，只好改去鲁南、苏北一带游击。刘铭传买通任化邦手下的一个小头目开枪射死了任化邦，于是捻军大乱。最后，赖文光也英勇就义。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上下欢天喜地。曾国藩也跟着淮军沾光了。一干人马统统论功行赏。李鸿章一声令下，八万湘、淮军全部会合于济宁，共庆李鸿章剿灭了东路捻军。

同治六年岁末，李鸿章各路大军都回到济宁庆功度岁，日日狂欢。十二月二十七日，朝廷论功行赏的圣旨下来，却犹如一盆冷水，把湘、淮两军的欢庆气氛灭下去了。首先是直隶提督刘铭传，北上转战两年多了，立功也多，几乎送了性命，原以为这次可以捞个男爵，但朝廷却只赏了个正三品的三等轻车都尉世爵。其他将领都不过是个正四品的骑都尉或正五品的云骑尉。最吃亏的要数李昭庆了，因李鸿章命其去金陵城提饷，面见曾国藩。等他急匆匆赶回一线时，正好战斗刚刚打完，赖文光被俘了。时运不济，李昭庆干了两年多，最终什么世爵也没有捞到。

李鸿章召集全体将领宣读圣旨时，刚念完了对刘铭传的封赏，刘铭传就蹦跳起来了，一脸的麻子急得一点一点通红发亮。他喊道：“歇作罢（合肥语），这还有什么干头！我们这两年多东征西战，如今把东捻一举全歼了，没有想到朝廷如此不讲义气。给我一个轻车都尉，还是三等的。我可要回合肥老家带孩子去了！留着这条命回老家享享清福吧！”说着，他当场就要离开，抬头见李鸿章正拿眼瞪着他，才低了头站住脚了。

郭松林在这之前已授了江苏福山镇总兵，这回也才捞了个正四品的骑都尉。他当场就骂开了：“只要李大人点一个头，我步行上紫禁城与慈禧太后论理去。她凭什么只给我们兄弟们这么低的封赏？是没有干头了！”

周盛波咕哝道：“太后、皇上这回的确不像话。湘、淮两军立了这么一个大功，全歼了五万人马，封赏起来却小气得令人咽不下去。还要去打西捻呢，打了西捻又能怎么样？”

李鸿章从心里也觉得朝廷这一次赏功不高。但眼下这帮将领们也太出格了，不仅牢骚满腹，还公开骂娘。这些骂娘的话若要是传出去，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拍案而起，把发牢骚的将领都训了一通。见大家都不吭声了，他才心平气和地说：“我以为朝廷这一次为何封赏偏低呢？因为我们虽然平了东路捻匪，还有那么一大股西路捻匪。西路捻匪未平，都不算得了全功。朝廷一下子把诸位都封赏到顶了，你们还有劲头去打西路捻匪么？”

经李鸿章这么一讲，将领们好似反应过来了。心想朝廷或许真是这样想的。于是，大家都把劲攒到了剿灭西捻的战斗上去了。但西捻当时还在河南济源一带，左宗棠派出一路军马前堵后追，西路捻军因东路全军覆灭，人心涣散，不敢向东，只好在河南西部一带维持着。正值新年期间，淮军里不少将领都想回乡看看。李鸿章准了刘铭传、周盛波等人一个月的假期，严限准时返回前线。

刘铭传、周盛波各带五十名亲兵回合肥家乡去了。李鸿章与众将领在济宁城中过年。正巧钱鼎铭特地到济宁来同李鸿章和其幕僚们贺岁。钱鼎铭已保举为布政使衔道员，在清江浦主持淮军粮草军械转运局。刘秉璋也有了山西布政使一衔，离开大营，将所属部队交给吴长庆统领，自己则以布政使衔回到李鸿章身边参谋军事。一时间，李鸿章的济宁大营里又是文武齐全，十分兴旺，振奋人心。

付出总是会有回报

李鸿章虽然对清廷尽心尽力地办事，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得到更多的赏赐。很显然，朝廷有意压制日益壮大的淮军。这从淮军成功地剿灭东捻军之后没有得到太大的封赏就能看得出来。

此前，西捻军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攻打河北，希望解救东捻军的危急。他们冲破壶口河防，进入冀南，再经顺德、保定、易州，直逼北京附近的房山县。但是，他们还是晚来一步，这时的东捻军已经全军覆灭。然而，京师附近没有兵力，防务空虚。捻军北上，顿时让清政府上下一片惊骇。于是，朝廷连下五道诏令，要求李鸿章速来京城保驾。可是，淮军将领们谁也不肯带兵北上。李鸿章因为这次救援不利，受到处罚，被撤销刚刚加封的骑督尉世职，革去双眼花翎。一天晚上，李鸿章正冥思苦想难以入眠，忽然听见外面吵闹喧哗。原来一些淮军将领正在吵吵要带兵北上，拿下京师，造清政府的反。李鸿章听到这里，赶紧跑出来劝他们不能有这种造反的想法，可是没有人理会他。李鸿章十分苦恼，朝廷本来对自己不满，如果淮军再闹下去，真不知该如何收场。即将离营的刘秉璋悄悄对李鸿章说，现在大家都不听你的，你找潘鼎新想想办法。潘鼎新是个读书人，深明大义，又是您的学生，你如果做通了他的工作，其他人就好办了。刘秉璋又去找潘鼎新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你又是老师的学生，如果老师真的被你们闹的倒台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呢？你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

第二天，李鸿章找到潘鼎新说，你知道我被处罚了吗？潘鼎新说知道了。李鸿章说，你不为我的前途担忧吗？潘鼎新说：这有什么好担忧的，只要以后再立功劳，朝廷还会给你加官晋爵的。李鸿章说：那你就赶快带兵北上护驾，帮我将功补过吧！潘鼎新带着人马先走了，于是，其他的人也纷纷跟着北上了。只有刘铭传请了三个月的假回到家里。李鸿章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将内部矛盾解决。接下来又面临着剿灭西捻军的任务。李鸿章依旧主张重视河防，可是自比“当今诸葛”的左宗棠，却一意主张全力追剿捻军，二人就此争执不下。李鸿章一直看不上左宗棠用兵，他写信给曾国藩说：这个当今的诸葛亮，总是跟着诸多将领后面寻贼。这时，朝廷派来恭亲王督阵，要求他们一个月内必须破贼。

一个月之后，张宗禹率捻军一路攻到天津南郊。李鸿章、左宗棠二人由于作战不力，都遭降职两级处罚。经过这次的教训，李鸿章和左宗棠终于达成一致的战略主张，即河防和追剿并重。可是，前方缺少力敌的主将。当时，刘铭传由于常年的骑马，得了一种病叫“跨马痈”，大腿上长了毒疮。经医治后，虽然病愈，但身体十分虚弱，加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心中总是不平，所以当其他将领都带兵北上的时候，只有他告病在家休息。曾国藩得知情况之后，派人前去慰问，并捎去一封信劝说他：你和李鸿章是人间难遇的知己，你应当早日奔赴前线，帮助他建立这个历史功勋，你自己也会名垂青史。刘铭传看完信后，大为震动，马上奔赴前线，率部杀敌。

1868年8月16日，淮军把张宗禹围困在山东茌平县南镇，张宗禹带着亲兵8名（一说是18名）来到徒骇河边，他脱下衣服，跳入水中。追来的刘铭传部士兵看见地上的衣服，轻信张宗禹的亲兵之言，认定他已经淹死。李鸿章上奏朝廷称张宗禹已死。左宗棠却认为，张宗禹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怀疑李鸿章撒谎向朝廷骗功，派人到处搜索。李鸿章知道后，特别气愤，觉得左宗棠此举是嫉妒，找茬儿。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此做了一辈子的仇人。

李鸿章灭了西捻，朝廷原定的赏封，就是一个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属内阁职位，两殿两阁，一共是四人。大学士两人，协办大学士两人，也都是满人汉人各占一半。一年前，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出缺，让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身份升补了进去。这样便空出来一个协办大学士，慈禧把这个位子给了四川总督骆秉璋。不料到了年底，骆秉璋病故了，由慈禧的心腹吴棠充任了。而另一个协办大学士的空缺，就作为“悬赏”，这会儿非李鸿章莫属了。

秉承两宫太后的圣旨飞速送达李鸿章的行营。李鸿章与诸将领郑重地跪接了圣旨。圣旨道：“李鸿章等平捻有功，积年巨寇，从此肃清，朕甚嘉慰。除着悖亲王奕诔（lěi）至定陵祭告文宗（咸丰）皇帝在天之灵外，李鸿章、左宗棠、官文俱官复原职，赏还花翎和黄马褂。加李鸿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丁宝桢加太子少保衔，晋刘铭传一等男爵，潘鼎新、郭松林一等轻车都尉，以郭松林为湖北提督。”

李鸿章终于入阁拜相了。这是读书人的第一等的功名，李鸿章得到了。

继承恩师的智慧外加开拓自己的思路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清政府在剿灭捻军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对李鸿章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冷落。李鸿章看出了朝廷对自己的猜忌，于是效仿恩师曾国藩，开始裁撤淮军。

李鸿章为了保留淮军的精锐，求助于新上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希望在军饷上能够继续得到他的支持。湘军和淮军的军饷一直主要来源于两江地区。马新贻不敢得罪李鸿章和曾国藩，爽快地答应了李鸿章的要求。李鸿章还把湖广的厘金和关税的百分之四十充作军饷，使淮军的军饷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李鸿章在湖广期间，清政府给他安排了很多杂事。一会儿被派去四川，一会儿被派到贵州，还派他去协助左宗棠到陕西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实在不喜欢左宗棠这个人，不愿意再与左宗棠合作，他写信给曾国藩说，和左宗棠共事的滋味如同嚼蜡。于是李鸿章找种种理由拖延去陕西的时间，直到接受命令的4个月之后，才赶到西安。这时候，是1870年的7月。

1870年6月2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等多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聚集于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恐吓。在剿捻成功之后，清政府因为曾国藩的赫赫军功，同时也是惧他坐大地方，就以裭（chǐ）夺兵权、明提暗抑之手段，将他直接调来中枢，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教案一发，朝廷即派曾氏前去处理。曾国藩深知，此事事关洋人，干系十分重大。临行前，他甚至给儿子写好了遗书，并买好一口楠木棺材，准备以死赴任。曾国藩这一生，自杀多次，多次写过遗书。也许，这是曾国藩内心深处的那种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的体现。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曾国藩迫于洋人的压力，先后逮捕了80多人，其中定为死罪的20人，流放的25人。还把天津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革职充军。一时间，舆论哗然，纷纷指责曾国藩“卖国求荣”，“为洋人献媚”。曾国藩面对内外压力，支撑不住，希望朝廷另请高明。

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李鸿章也没闲着，他自天津教案发生之后，就一直在观望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事实上，他对曾国藩的做法也是不甚满意。恰在这时，李鸿章忽然接到诏令，朝廷让他火速带兵到京畿一带备战，并任命他为直隶总督以接替曾国藩。李鸿章马上渡过黄河，到达直隶边境，但是他并不急于马上去天津接任。他给朝廷写信说，淮军只能在直隶边境驻扎，如果离北京、天津太近，容易引起列强的疑心，引发战争。

李鸿章到达保定之后，又给曾国藩写信说，自己的肝病复发，需要调养一段时间。李鸿章把自己处在一个可进可退的位置，并不去理会曾国藩的烦恼。这时候的李鸿章，在官场使用手段谋略远远超过自己的老师。这也应验了曾国藩当年对李鸿章的评价。当年，提到对李鸿章未来的展望，曾国藩曾对李瀚章说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话。

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确提出：

第一，说教堂拐卖儿童、挖心肝、挖眼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第二，崇厚平时对外国人献媚的行为早就深深引起了百姓的不满，所以此事是个导火索。

第三，丰大业开枪射的是朝廷命官，也是罪不可赦。

第四，群众仅打死20个洋人。

可见，中外双方各有不是。所以处理时应本着和平解决的原则，一是必须捉拿凶手，一是应当赔钱。但是，赔钱一定要有限度，更不能以割地为要挟。李鸿章在奏折上还说，如果我方在于情于理都站得住脚的原则下妥善处理之后，洋人还敢无理取闹，我们就和他们决一死战。李鸿章和外国人巧妙周旋，据理力争。他通过谈判，把死刑犯人数减少了四名。有人提出火烧望海楼的主谋是陈国瑞，李鸿章多方努力，保住了他。

此外，协助办理教案的丁日昌偷偷用大牢里的死刑犯换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领袖。

据说，这也是李鸿章授意所为。李鸿章还筹集各方面的捐助并和曾国藩拿出自己的积蓄，总共凑了两万两银子送给张光藻和刘杰，算是对他们经济上的一点补偿。

李鸿章后来给曾国藩写信说，和洋人交往，不妨稍微用一点“痞子腔”，不要轻易用死来逃避责任。说起“痞子腔”，还有一个故事。李鸿章在接办教案前，曾国藩问他，去天津之后会经常和洋人打交道，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和洋人交往呢？李鸿章回答说，和洋人交往，我不妨就用点“痞子腔”（安徽话，就是耍一点青皮流氓的手段）。曾国藩劝慰道，我认为，洋人也是人，你和洋人交往还是应该笃信一个“诚”字，以诚待人。李鸿章总结多年和洋人交往的体会，好像并没有听从老师的话。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对“天津教案”一事的处理悔恨交加，自责不已。

曾国藩一辈子都讲究处事原则，讲究品德和修行的重要性，未料到自己晚节不保，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李鸿章闻讯悲痛不已，热泪盈眶，他提笔写下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汉人中走出的首位封疆大吏

1870年，这一年是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转折点。九月初六日，他正式接直隶总督大任。虽然直隶在各行省中最为重要，应重点防备，但这里的问题却是不少，吏治、民政、防务等问题都很棘手，都等着新上任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来处理。

1871年五六月间，直隶下了嘉庆六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暴雨。永定河上游发生了八处漫口，卢沟桥下的石堤也被洪水冲毁。夏季到来时，整个直隶一片泽国，仅有少数高地有点收成。李鸿章奏请朝廷后得以截用漕粮10万石赈灾；同时，又在江浙各买米2万石补充。然而七八月之交的一场持续了36昼夜的大雨，让高地也没有了收成。李鸿章只好先从直隶藩库拨银30万两，同时借出兵饷30万两，再预截京饷5万两救急。他几乎要筋疲力尽了，在给过去的幕僚丁日昌的信中写到自己的身体情况已是：“冬春患咳，入夏稍愈，精力大不如前，时赖药饵滋补”。从此以后，他开始注意保养自己的身子了。九月二十一日，他给曾国藩写信说：“现届立冬，水退仅二三尺，平原尚有数尺，须来春解冻后可渐涸复。饥黎满目，生计毫无，殊深悚具！唯督饬印委尽力筹办，总想做到‘实惠及民’四字，以副荩怀。”

他对民众疾苦表示了同情，同时也对小民生计十分关怀，极力想要实现“实惠及民”，这非常值得肯定。

工部尚书毛昶（chǎng）熙于十月上奏朝廷请求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他提出海防和洋务本应由直隶总督负责处理，只是因为当时山东河南“匪纵未靖”，总督一直在保定驻扎，远离三日，这才设立了驻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方便管理，这是权宜之计，如今天津的洋务和海防的重要性远胜保定的防务，应该让总督一人统一筹划。

十月二十日，清政府同意了毛昶熙的主张，裁撤了三口通商大臣一职，命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处理一切北洋洋务和海防事宜。同时任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山东登莱青道所管的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的牛庄关都归北洋大臣统辖。此外，朝廷还下令将原通商大臣衙门改为直隶总督行馆。规定要在每年春季海口开冻后移驻天津，入冬封河时再回省城保定，如遇紧急情况可以例外。朝廷把此重担交给了李鸿章，并叮嘱李鸿章认真筹划洋务和海防，“尤须统筹全局，选将练兵，大加整顿……”

显然，李鸿章对这个任命是非常满意的。为了更好地完成朝廷交给的任务，他建议添设专管中外交涉事件和新、钞两关的税务的津海关道，还自己兼任直隶总督的海防行营翼长。提出了在运河北岸修筑天津新城计划。他还举荐有多年总署经验的陈钦为津海关道道员。

十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离开天津前往保定，顺路对治河和救灾的情况做了了解。到保定后，朝廷升直隶布政使钱鼎铭为河南巡抚的诏令也随后来到。钱鼎铭任李鸿章幕僚多年，工作非常得力，他的离开让李鸿章“如失左右手”。

1872年正月初五日，亲僚们在保定总督公署里，设宴庆贺李鸿章的五十大寿。其中，他的战交、学者俞樾写了一幅寿联：

以岁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为相公寿；

治内用文，治外用武，长城万里，殿天子邦。

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则在自己的《合肥相国五十寿序》中，将李鸿章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召公和韩琦并列，说：“相国之早达与召公、韩公同，其封爵官太保开府于燕，与召公同；其见垂于外夷与韩公同。”“若当大难初平，国家所依赖，中外所翘首而企望”。虽然都是美言，但也还是有一定正确性的，因为召公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周公，曾国藩当时还是国家所依赖的第一中兴名臣。

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去世了。李鸿章刚接到消息时还半信半疑，以为只是昏迷不醒，但是得知朝廷也发出了唁文并追赠曾太傅后才相信。李鸿章是曾国藩门下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国藩对他的恩情也是最深最亲切的，一想到此他不禁悲痛万分。然而，他能够冷静下来，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曾国藩的遗志，支持国事，让恩师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李鸿章自视为曾国藩第一门生以及曾氏衣钵传人，准备在自强的运动中领导群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皇权专制已是封建社会的顶峰，在其260多年的历史里有几百个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然而都是空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而且清朝由少数贵族统治，故而又采取以亲贵王公和满族大臣牵制这些人的举措，让这些人成了“灯映相公”“招鹤宫保”，与皇帝的侍从近臣无异，不及六部尚书尚能够主管本部，做些实事并有所建树。

同治时代，同样是内忧外患频繁，清政府仍然依赖重臣，一等肃毅伯、大学士——也就是通称为爵相的重臣李鸿章也因而成了清朝的真正宰相。特别是当曾国藩和左宗棠相继去世以后，李鸿章独撑大局，是“以一身负天下之重”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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