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瑞芸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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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尚传（第二版）试读：
自序
杜尚，我在他身上花了许多年时间，因以我研究西方艺术史的经验看，杜尚是整个西方艺术史中最精彩的部分。原因非常简单：整个一部西方艺术史，给予我的是知识，而杜尚这个人，给予我的是智慧。智慧当然要比知识更加让人受用，因此我愿意把他琢磨了又琢磨，研究了又研究。这些年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一回到他，总是有三伏天吃冷饮的感觉：通体舒泰。我得对大家说实话，一次又一次，这个人能非常有效地让我从一片混乱或郁闷中，提拔出来，变得感觉明澈，头脑清楚。
十几年前，我翻译了《杜尚访谈录》，四年前，我写成了《杜尚传》，但是书成之后，我自己却不满意，尽管已跟出版社签了合同，但被我自己搁置了。我虽然已经把杜尚从生到死八十二年的生活全部呈现了，但却感到没有把他呈现好。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作为一个艺术史学者，不免要沿着艺术史的轨迹来逐一展现他，谈论他的新观念，分析他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品。在做完所有这些之后，我仍旧感到意犹未尽，感到杜尚不应该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只能搁置。
而西方人在这一方面做得也不尽如人意。说来，西方对于杜尚的研究做得够多，这个研究在杜尚还在世时就开始了（1960年）。从此之后，西方对于杜尚的研究是每二十年以几何级数在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有三到四本杜尚研究专著面世；到80年代，关于杜尚的专著已经占据了参考书目的四页；到了2000年时，关于杜尚研究的书单已达十七页之多。毫无疑问，这个书目还在继续延长着。就西方艺术界的民意测验看，杜尚至今还是艺术界中最被推崇的人物。
在这样浩繁的研究文献里，杜尚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被研究到了。许多执著的学者上下求索，引经据典，费心搜求他在西方文化中可能有的渊源联系，写成洋洋数十万言的宏论巨册。可是对于这个艺术家，人们越是深入，越是不能自拔，越是难以究竟：是什么导致杜尚这个人如此特殊？如此影响深远？诚实的学者只能摇头叹息：杜尚的无形无相早已逃开了西方那张实证主义的密网。
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造成的。有心的读者如果有兴趣、有时间，不妨去翻翻那些西文的杜尚研究专著，它们绝大多数运用的是典型的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收集、归纳和演绎。他们的研究苦心和勤奋程度叫人肃然起敬，但这并不意味他们能把杜尚说尽，说透，点到穴位。这里不妨让我们引用一位和杜尚生前有交往的意大利画家布鲁齐诺（Gianfranco Baruchello）的话：
问题是，所有这些研究材料很难让人满意，有些让你觉得说得不错，可那已经被说过了；有些让你觉得，所说的东西都是不可救药地犯傻，而且点不中要害……杜尚对于我的人生有过非常微妙而特别的影响，这并不是一个需要几十年工夫去研究的东西。对我而言，他是一个导师般的角色，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可以终生受用。我知道，只要看看现在包围着我们的杜尚学、杜尚研究等等，我这样简单化的说法会让人不以为然。杜尚研究现在已经被弄得相当高深了，人们用来研究杜尚的那些术语要弄明白就已经很不容易，它们让你感到你得重新回到学校去学习，先把这些术语弄明白，才能谈到其他。所有这些杜尚研究的复杂化充斥了这个领域，他们宣称，杜尚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话题，如果你没有拿到像“杜尚学”这样的博士学位，最好对此不必置喙。所有这些汗牛充栋的学者研究其实造成了一种混乱，这样的复杂程度即使是杜尚本人亲到现场也很难挽救。我因此试图让自己保持着只听杜尚本人是怎么说的，这个方式让人感到非常安慰……读一读他一生做过的事，他待人接物的方式，这些倒会帮助你更容易了解他，也更加人性化……老实说，对于杜尚研究，那些写得叫人作呕的东西虽不能说都是愚蠢的，但太多的研究走的是另一条你根本不习惯的思路，是异于我们通常的思考方式的。它们代表的是另[1]一个层次上的信息和解释，类似于字典给字词定义的那种方式。
杜尚难以把握的另一方面原因是，杜尚的存在根本就是个惊人的悖论。他的艺术，正像一位杜尚传记作者马奎斯（Alice Goldfarb Marquis）指出的那样：“最叫人迷惑的引人处是：他作品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美，却来自否定美；不是来自意义清晰，却来自模棱两可；不是来自丰饶多产，却来自吝啬少量；不是来自它所充分表达的，而是来自它所不可表达的；不是来自它的明白呈现，而是来自它的费[2]解难测。”他的为人，则像一位美国画家说的那样：“杜尚非常吸引人，你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这两方面显然是说，杜尚不是学术，不是引经据典，不是图像学，不是符号学，杜尚是这一切的反面：一个生动的、完整的、不能被任何概念分割的人。就像杜尚有一次在采访中被人追问，他究竟应该如何给自己以及所做的事情下定义，杜尚有些生气地回答说：“为什么你们总想着给人们分类呢？我是谁？我知道吗？我是一个人，简单地说是一个呼吸者。”杜尚的遗孀不止一次地说过：对于杜尚人们有一点总没有弄明白，人们往往朝着复杂里去解释他，其实从根本上说他是个非常单纯的人，那才是他生存的方式。尽管他做下的那些东西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非同一般，可这个结果并不是他自己要造成的。
以上所有这些，全都加深了我面临的困难，让我把写成的《杜尚传》一搁就是四年。
最近，我偶然读到梁漱溟谈孔子的文字，他这么说：
虽然大家都知道孔子的学问很多，许多人称赞孔子博学多能，当然是事实：可是他不一定单是博学多能。他的真正长处不一定在博、在多，假定孔子有一百样才能，一百样学问，那么现有一百个专家亦不能及得孔子么？恐怕孔子有他一个毕生致力用心所在的学问，为他种种学问的根本。
孔子的学问究竟是什么东西？从《论语》上找来的结果：孔子所谓学问，是自己的生活……他一生用力所在，没在旁处，只在他的生活上。我们应当从生活上求孔子的真面目。若对于他的生活，能彻底了解；对于他的面目，自然就认识了……在孔子主要的只有他老老实实的生活，没有别的学问。说他的学问是知识，技能，艺术或其他，都不对的，因为他没想发明许多理论供人听。比较着可以说是哲学，但哲学也仅是他生活中能够的副产物。所以本着哲学的意思去讲孔子，准讲不到孔子的真面目上面去。因为他的道理在他生活上，不了解他[3]的生活，怎能了解他的理呢？
梁漱溟的话，把我点醒了。这就是了，接近杜尚，了解杜尚，仅从艺术去看他，说明他，就太不够了。这里正可以直接借用梁漱溟的思路来说杜尚：杜尚在艺术上贡献卓著，太多的艺术流派可以追溯到他——他开启了动态雕塑，开启了现成品，开启了观念艺术，开启了行为艺术……然而，在他开了头的所有方向上，我们现在都可以找到一个比他走得更远、做得更彻底的艺术家。把他们放在一起，难道还及不过杜尚吗？为什么杜尚至今无人及得过呢？那么肯定是因为他有一样是众多艺术家学不到的、不具备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的活法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呢？在我看来，他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无我，即无“我执”，这个无我执让他达到了超然。通观杜尚的一生，正是超然这一点真正成就了他！他不仅超然于艺术之上，他甚至超然于他的人生之上，这个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普通人做不到，遍布全球的艺术家甚至更难做到。
请读者务必留意我的这个发现：杜尚不是被聪明机巧成就的，不是被旺盛的创造力成就的，更加不是被名利心成就的（那是超然的大敌），他就是被超然成就的。人一旦做到超然，他的能力会非常大，聪明，创造力自动就来了，全不在话下。
看出这一点，一切就理顺了，一切都可以解释了。这就是为什么杜尚那么不拿艺术当个事，花的时间最少（总在下棋），做的作品最少，却做到了一百个艺术家捆在一起都做不到的事：一个人改变了艺术的方向。皆因他站到了艺术之上，而其他艺术家，则往往只站在艺术之下、之中，便绝对看不到超然其上者所看到的。如果我们说杜尚这个人尚肯用功，那么，他一生所下的所有工夫，都在维护这个超然，时时小心着不让自己掉入艺术的羁绊中，乃至不让自己落入人生的羁绊中。我们翻开《杜尚访谈录》，满篇都洋溢着这个意思。比如他在访谈的开始就说：
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不必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汽车。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这样，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平常人的生活[4]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
我告诉他们我在纽约1916年的一个故事，当诺德看了《下楼的裸女》之后，打算给我一万美元一年，包下我在一年中做的所有东西。我说，不。那时我并没有钱。我本可以很方便地得到一万美元的，但是，不能，我感觉到了其中的危险。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怎么躲开这些危险，在1916年时，我二十九岁了，所以，我已经足够成熟来保护[5]自己了。
他要保护自己的什么呢？当然是保护他自己不被名利拽堕下去。杜尚精明透了，他太知道，超然，是胜过一切价值的。一个人达到超然之后，发出的能量是惊人的，他怎么肯让一万美金的小利去损害它，当然要保护。
顺理成章，这本《杜尚传》的“文眼”就此可以落实了：展示杜尚整个生命过程中的超然，同时也顺带展示出西方艺术史中各种流派、各种大师们的不尽超然而引起的种种麻烦。我由衷希望，让我们来借着杜尚的一生，去看到，一个生命体若达到超然，竟可以发出那般耀眼的光芒和华彩；同时也顺便看出一部西方现当代艺术史的得失和成败。以我个人的研究经验看，杜尚真的是了解整个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一把钥匙。深入地了解他，就能把整个西方现当代艺术看得透透彻彻，还能把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看得清清楚楚。真是一石两鸟的好事。
若这本《杜尚传》达到了这个目的，作者和读者彼此就没有被这个叫杜尚的人浪费了时间。王瑞芸2010年8月于美国加州千橡城
注释
[1] Gianfranco Baruchello & Henry Martin: Why Duchamp: An Essay on Aesthetic Impact，New York：McPherson & Company，1985，pp.126－129.
[2] Alice Goldfarb Marquis: Marcel Duchamp: Eros，c'est la vie，a biography，New York：Whitston Publishing Company Troy，1981，p.203.
[3] 梁漱溟：“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孔子学说之重光”，见《人生的艺术——梁漱溟论述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4－215页。
[4] [法]卡巴内：《杜尚访谈录》，王瑞芸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3页。
[5] 同上，121页。
第一章
“我当然会有机会也考虑做艺术家”如果给杜尚勾勒一个白描，他应该是：椭圆的脸形，淡淡的眉毛，灰色的眼珠，挺拔的鼻子，圆整的下巴。他的个头是一米六八（图1-1）。1-1 杜尚，摄于1920年左右。
他的基本简历是：高中毕业，终生无固定职业，长期未婚（六十七岁才结婚），没有任何财产——不光没有房子、汽车，家中甚至连书都没有一本。他的住处简单得像一个船舱。他旅行时不带任何行李，只把洗换的两件衬衣都穿在身上，牙刷放在口袋里。
认识他的人，无论男女，都由衷喜欢他，很多艺术团体都想拉拢他，可是他从不属于任何女人，也不属于任何团体。
杜尚做一切事情以精确有效为务，他说话准确清晰，绝无废话。他给人回信是“电报体”，任何来函一旦回复，从不保留。他的生活一向量出为入，不花力气多挣一分钱，不积蓄任何多余的身外之财：“有了多余的钱，我还得费心照看它们，累不累啊。”杜尚如是说。
杜尚的脸上常年带着一种笑容，一种洞悉了世态真相的笑。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学者伏尔泰脸上也常年带有一种笑容，可那种笑容充满嘲讽，因此是进攻性的，出其不意就会有隽词辣语脱口而出，子弹似的钻入对手的心脏。可是杜尚的笑容是淡淡的，轻嘲的，不具进攻性，只具怀疑性。那是一种隐而不显的笑，不仅不露齿，甚至可以连嘴唇都没有动，却在他的眼角眉梢，乃至体态上流露出来，那是对于一切看不明白是非究竟的轻嘲，他的眼神冷静，深邃，穿透一切，岿然不动。
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出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一个普通小镇布兰维尔（Blainville），他的父亲是镇上的公证人。
出了巴黎，往西北方向去，大约走出两百多公里，会进入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乡间，布兰维尔镇就在这乡间的腹地中。镇子挺小，镇中心是个小广场，广场上竖着一个小小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几位在二战中牺牲的出自本镇的士兵姓名。围着广场的房舍中有布兰维尔镇公所、三两家铺子、一个小饭店。此外周遭分布着约摸百十栋房屋，顺着小路走去，还可以看到一些老旧的土墙，泥地。在汽车时代到来之前，这里以火车为公共交通，如今到21世纪，这里干脆连公共交通都不设了，要去那个地方，只能自己开车。不过，别以为布兰维尔是一个贫瘠荒凉的乡村，才不是呢，布兰维尔安静而且干净，房屋朴实而且整齐。说实在的，法国的乡村看着挺漂亮，尤其是诺曼底这个地方，富庶殷实，放眼望去，真是“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尤其在四月的天气里，田野里的新绿美得醉人；柔和起伏的田地，具有女人体般的丰腴饱满；吐着新芽的野树立在田野晨雾中朦胧袅娜，活脱就是[1]法国19世纪法国著名风景画家柯罗笔下的景致。
对于诺曼底这块地方，我们该多说几句。在过去很长时间中，诺曼底一直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和文化。由于靠海，诺曼底曾多次被北欧海盗骚扰，侵占，也由于靠海，诺曼底人亦善于远征探险，灵活善战。在11世纪，诺曼底的威廉大公甚至征服英国，并做了一回英国国王。在17世纪，诺曼底人还远航到北美洲，占据了现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还有现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路易斯安那地区。直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诺曼底才取消了独立的称呼，被划分成法国的行政区域。
诺曼底人除去在征战统治上有能力，在艺术上也很有一手，他们[2]在统治英国期间发展出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诺曼式。这种风格很快风行欧洲大陆，一时成为中世纪欧洲建筑的主流。
诺曼底的主要城市卢昂，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名的卢昂大教堂极其古老精美，是世界一流的杰作。哪怕就是布兰维尔这样一个小镇的教堂（就在杜尚家前面），也相当坚固体面。教堂通体用石头建成，有高大的拱顶，哥特式的玻璃花窗和尖尖的塔楼，内里的石头雕塑、橡木祭坛都做工精细，让人难以相信这只不过是一个小乡镇的教堂。从这里不难看出，文化艺术在法国民间渗透很深，覆盖极广。
在诺曼底随便走走，可以看到，它的寻常小镇，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屋即使老旧，都收拾得整齐体面，红的或黑的瓦，粉白的墙，黑色的木头椽子镶嵌白墙之中，有悦目的装饰效果，沿街的窗台门廊上多数会摆出一盆盆的花。显然，诺曼底人很善于享受生活，把日子过得殷实而有情致。出生在这样地区与民风中，杜尚算得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的家在布兰维尔小镇上，是个殷实体面的家庭，他的父亲是镇上的头面人物：公证人兼镇长。
公证人在过去两百年中一直是法国社会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经管立遗嘱、定契约、收税、裁判纠纷、投资咨询等一切日常事务。实在说来，公证人就是一乡的总理，他要给人出主意，断是非，谋钱财，节开支，筹前程，了后事……能做上公证人的必是头脑清楚、精明能干、善解人意之辈，不然何以能把一乡里错综复杂的疙瘩事调停得整齐妥帖。杜尚的父亲就正是这样一个能干人。
杜尚父亲叫尤金·杜尚（Eugene Duchamp，1848－1925），他出生在法国乡间的清贫人家，家中只靠开小咖啡店维生。尤金·杜尚是家中最小的儿子，因为聪明能干，被送到城市受大学教育。他从大学毕业后，到枫丹白露的一家税务所当了一段时间的雇员，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被征兵参战，很快在部队里升为副官。战争后他转业回到地方，在诺曼底的一个城市丹维勒当上了税务官。在做税务官时他结了婚，娶的是卢昂市一位家境殷实的姑娘露西·尼科尔（Lucie Nicolle，1860－1925）。露西家里是做船舶运输生意的，因此她在结婚时带来了一笔颇为丰厚的嫁妆，靠了这笔嫁妆，尤金·杜尚就在卢昂地区的小镇布兰维尔买下了一份公证人的产业，他在搬到布兰维尔六个月之后，就因为精明能干就被选进十二人的镇委会，协助管理地方事务，而且很快被任命为镇委会秘书，不久又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被选为镇长，并连任两期（一期五年）。在十年任期内，他做下了许多有益乡人的事情：申请在镇上添设一个火车小站，申请在镇上开设一个银行的支行，还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等等。我们看得出，杜尚的父亲，从一个乡里的穷孩子，慢慢磨炼成一个精干的乡镇领导者和核心人物，靠的全是他自己的能力。老杜尚给自己和全家在布兰维尔镇挣下了一份体面的生活，他们在这个镇子直住了二十二年才离开。老杜尚在带着全家人离开时，带着一份足以养老和支持六个子女成长的可观积蓄。
显然，尤金·杜尚能管理好一镇人的事务，也同样能管理好家中的事务。他给自己的子女营造了一个经济富足、受乡人尊敬的家。尤金·杜尚曾有七个子女，除去早年夭折了一个女儿，老杜尚家共有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加斯东（Gaston）生于1875年，第二个儿子雷蒙（Raymond）生于1876年，杜尚是家中的第三个男孩，在他之后，他母亲又生了三个女孩：苏珊（Suzanne），伊冯娜（Yvonne），马德莱娜（Magdeleine）。1-2 杜尚家在布兰维尔的房子，作者摄于2004年春。
作为一个公证人的家庭，杜尚一家在布兰维尔过着像19世纪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中描绘的那种外省人生活，平静，富足。《包法利夫人》中描写的“永镇”，离布兰维尔只有十几里路，因此，福楼拜用极其精确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的“外省风俗”，也正是杜尚一家居住地区的生活画面。福楼拜这样描写永镇的公证人住宅：“再往里去，就是一所白房子，台阶两头一边一个铜瓶，门上钉着一块亮晶晶的事务所小牌，这就是公证人的住宅，当地数它漂亮。”尤金·杜尚家在布兰维尔镇上那栋结实体面的楼房和福楼拜小说里描写的公证人住宅一样，正是当地最漂亮的房子，红砖墙，黑房顶，白窗扇，上下三层，极其结实方正（图1-2）。房子前面坐落着镇上的灵魂建筑——教堂。东边是一片开阔的草地，一直连到河岸，河岸边种着三排平行的桃树。在其中的一棵桃树上有十四岁的杜尚刻下的字迹：“马塞尔·杜尚，1901年4月19日”。直到现在，那栋楼房还在，按杜尚在这栋房子里出生那年（1887）算，它已经有一百多岁。80年代时有人给它估价还能值到三十万美元，现在肯定能值更[3]多，因为房子依然结实，并且有人居住。1-3 杜尚十多岁时的全家照片，杜尚在后排左一，1895年。
杜尚家的屋后，通向河边的原野，屋前，是布兰维尔镇的教堂，这里除去清晨的莺啼燕语，薄暮的教堂钟声，是要多安静有多安静。从留下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生活在这里的杜尚一家，衣着优雅，过着体面舒适的生活（图1-3）。杜尚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直到十七岁离家，没有受过任何辛苦经过任何风浪。他照社会设定的程序读了小学和中学，然后离开这里，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是最自在的身份：艺术家。
杜尚家的六个孩子中，共有四个做了艺术家。虽说法国历来尊重从事艺术的人，高看艺术家（法国至今的民意测验中“最受尊敬的职业”一栏，依然是艺术家——这在其他地方则无从想象），可是六个子女中竟有四个选择从事艺术，这个比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过于高了。因为艺术家在任何社会里都是一个没有保障的职业，而这位做公证人的父亲那么善于务实，善于经营世间生活，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至少是儿子们能继承他的职业，做公证人或律师，成为社会倚重的角色，既有身份，收入又好。因此他曾把两个大儿子分别送到巴黎去，一个学法律，一个学医。但这两个儿子都在半途改了主意，选择当艺术家。而且在他们之后，他的第三个儿子杜尚，还有杜尚的大妹妹苏珊也都做了艺术家。
难得的是，这位父亲和违背他意愿的子女们竟没有发生过冲突。凡仔细研究过杜尚少年时期的学者们，都对他们有那样平静祥和的家庭关系感到吃惊。想想看，父子两辈人有如此大的不同，放在别的家庭早就闹得鸡飞狗跳了，但杜尚家却平静无事，波澜不起。这当然得之于老杜尚的睿智聪明，他是这个家庭的强韧而有弹性的箍儿。杜尚在成年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总是说，他的童年生活算得幸福。这幸福除去家庭在经济上的稳定殷实，更重要的应该是来自他父亲的善解人意。作为公证人，他既要精明又要诚实，既要严格又要开通，无疑他把这些特点平衡得很好，只看他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做法就很能说明问题。
尤金·杜尚显然从不强迫子女照父辈的希望成长，他给了他们自由，甚至还在他们尚不能自立时持续提供经济帮助。不过，他与要当艺术家的几个孩子们说好，他们成年后从他这里得到的每一笔资助都要记上账，最后分遗产时需扣除，这样对所有的子女在财产分配上才能做得公平。这位出色的公证人父亲把事情做得仁厚、精明而公道，避免了今后的家庭纠纷，子女们也都很服气。杜尚在成年后谈到他父亲的这一措施时笑道：“这是个非常好的做法，应该向每个做父亲的推广。”
杜尚的母亲对杜尚的成长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杜尚不止一次流露过他并不喜欢自己母亲，而且他的两个哥哥和大妹妹苏珊也都不大喜欢母亲。杜尚母亲结婚时才十八岁。在尤金面前她是个城里姑娘，而这么多年来她跟着丈夫一直生活在小镇上有什么感触和心事，却没有人知道。照了杜尚自己的描述，他的母亲性格“沉静，冷漠”，而且患有耳疾。在杜尚出生的时候，她的耳朵就几乎快要听不到声音了。听力上的困难再加上淡漠的性格，使她对周围的事情进入得越来越少，只管埋头照料自己最小的孩子。她好像明显偏爱两个最小的女儿，杜尚说她“从来不拒绝她们”。是她天生喜欢女孩子，还是别有原因？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在杜尚出生前，曾有一个姐姐，可惜只三岁就夭折了。因此杜尚的母亲是带着丧女之痛抚养杜尚这个男婴的。杜尚都长到三岁了，还被母亲打扮成女孩子，留着长发，穿着白纱的小裙子（图1-4）。
说来杜尚母亲也能画画，她像法国任何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子一样，多少都有一点音乐和美术的教养。嫁给尤金以后，她间或还画一点东西。至今她还留下了一些水彩和素描，保存在卢昂市的美术馆储藏室中。杜尚从来不觉得他的母亲画得好，不过，他始终保持着几幅母亲的画作。1-4 杜尚三岁，着女装。
杜尚家的孩子大都成了艺术家，并不是受母亲的影响，而是受了外公的影响。
杜尚的外公是卢昂市一位靠了船运起家的商人，同时是个水平相当高的业余画家。他以画版画为主，而且技巧相当精湛。他画的那些线条细密、造型精确、细节清晰的写实风景版画在当地很受人欢迎。他的作品在卢昂卖得很好，那时他甚至还有作品选进巴黎的沙龙大展上去，这对外省画家是非常难得的荣誉。杜尚家在布兰维尔的房子里到处挂着这个外公的作品。从1875年起，杜尚外公已经从他的船运事务中退休，全心作画。当时，杜尚的两个哥哥正在卢昂的寄宿学校读书，因此常常到外公的画室去看他画画。结果这两个外孙全都当了艺术家。尽管外公在1894年过世了，可杜尚说：“我家住的房子里充满了我对外公的记忆，他制作了许多乡村景色的版画。”
杜尚的大哥加斯东受外公的影响最明显，他非常擅长描绘各种形象，而且勤练不辍，如果他手头正巧没有纸和笔，就会用指头在空中画。虽然大哥后来被父亲送去巴黎学法律，但他常常逃课去美术学校练习绘画。学了一段时间后，在一次回家度假时，他对父母说要放弃法律，而想做艺术家了，那是1895年，杜尚才九岁。此后，杜尚的大哥就完全脱离法律学校，并搬到巴黎艺术家集聚的蒙马特区，开始了他的艺术家生涯。他还把自己的名字从加斯东·杜尚改为雅克·维龙（Jacques Villon），并开始用这个名字在报纸上发表幽默插图。没几年后，雅克·维龙的插图已经在巴黎的一些报纸和杂志上频频露面。不过，即使如此，他还不能完全靠艺术来养活自己。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雅克·维龙仍需要父亲的接济才能生活。于是尤金·杜尚每隔几个月就要坐火车去一趟巴黎，带大儿子到饭店去吃一顿饭，然后把下一季度的生活费给他。看着自己儿子狼吞虎咽的吃相，这位做父亲的从来也没有因为他的选择去责备过他。
跟着，在巴黎学医的二哥雷蒙也放弃了自己的医科专业，决定要去当艺术家，并把原来的名字雷蒙·杜尚改成杜尚－维龙（Duchamp-Villon）。杜尚大哥把精力放在插图、招贴画这类实用美术上，而二哥则从事那种“严肃”艺术——雕塑，而且他比大哥还要有才气。杜尚一生都认为他二哥是他们家的“天才”，聪明过人。的确，杜尚－维龙做艺术家没有几年，在1902年，他的雕塑作品就被选入巴黎“艺术沙龙”，在法国那等于是我们中国的全国美展，不到相当水平的艺术家，作品是选不进去的。可惜杜尚－维龙却死得很早，四十二岁就过世了。
杜尚家这两个大儿子不仅改业，改名，而且都留着连鬓的大胡子——一派巴黎艺术家的打扮，他们那副模样回到家里来，不仅教会了自己的小弟下棋，画画，并且最终也把他吸引到巴黎去做了艺术家。
他们的父亲对此不动声色，还耐烦分别给自己的儿子们逐一当模特儿。他大儿子1891年画下的第一张版画作品，就是父亲的肖像。而杜尚早期作品中最出色的一幅油画也是父亲的肖像。也许是为了住在巴黎的儿子们方便来往，杜尚父亲在1905年卖掉了他在布兰维尔的公证人产业，把家搬到妻子的出生地卢昂，过上了退休的清闲生活。他自始至终和自己的子女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到了成年之后，每逢年节时都回到家中与父母团聚。杜尚很爱自己父亲，他说：“我十六岁时，差不多想了有六个月时间，打算像父亲那样，也要做一个公证人了。不过我这样考虑仅仅是出于我爱自己父亲。可在我的生活周遭却充满了素描、油画和雕塑。”于是，“我当然会有机会也考虑做艺术家。”结果，杜尚还是选择了艺术，而且他走上艺术道路比两个哥哥更容易方便。他两个哥哥尚且还从父命在法律和医学上正经花了几年时间，杜尚却在高中毕业后一点不曾耽搁，直接就去巴黎学习艺术。因为父亲“已经有了两个做艺术家的儿子给了他面临这个局面的经验，所以到了我就没有任何困难了，我父亲甚至同意给我经济帮[4]助”。
杜尚在去巴黎做艺术家前，跟他的两个哥哥一样，十岁时进卢昂市一所男子寄宿学校学习，他在那里待了七年。全校共七百二十九个男孩，分六个年级，课程有哲学、历史、修辞、科学、算术、外语（拉丁文、希腊文、英语、德语任选一种，杜尚选的是德语）等等。当时杜尚是一个白皙清瘦、脸上微微有些雀斑的男孩。作为一个学生，他的表现毫无过人之处，学业平平。他的中学毕业会考，只不过就是“刚刚及格”。但他从不公开捣乱，避免让人注意，并且决不多花时间在学习上。学校给他的评语是：“这个学生在学习上没使出最大的力气来，不然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所谓从小看大，这正是杜尚“精明”，他这个人后来终其一生都是拿出最小的力气来应付不得不做的事，这是他的生存策略。想不到当时杜尚自己喜欢的学校科目竟是算术，还得过两次数学竞赛奖。日后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他正经用过他的数学知识，还写下过关于数学问题的思考，那些思考程度竟然还挺深的。
杜尚在中学毕业时也得到了学校的艺术奖。那是他用课余期间练习绘画的结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杜尚的早期画作，主要是他放假在家中画下的习作，比如他画的布兰维尔的景色（图1-5）。杜尚的早期习作，显示不出他在绘画上有什么特殊才能，显然，那时他只是个非常年轻的学习者，甚至还未必是一个勤奋的学习者。艺术对于他这个寄宿学校的学生来说大概意味着某种新鲜的生活，甚至是新鲜的世界，他的两个兄长远在巴黎的艺术家生活，肯定成为少年杜尚在单调的寄宿生活中的希望之光。1-5 杜尚十五岁时在家乡画的油画风景习作，1902年。
因此他中学一毕业，就投奔巴黎的两个哥哥去做艺术家了。这个未来的艺术家有些什么本钱呢？他带着一个乡绅人家所具备的艺术熏陶，两个哥哥的影响和感召，一点子写实绘画基础，平静恬然的天性，向往自由的期待，就上路了。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他。他善解人意的父亲虽知道这个小儿子将来未见得会落魄，但也绝没有指望他能出人头地。那两个大儿子可比他更机灵有才华能折腾，一心一计要做成大艺术家，且轮不到这个天性恬淡的小儿子呢。不过也罢，这个小儿子只爱自由无拘束，只管由了他去飞翔。好歹，老父亲颇有积蓄，还供得起小儿子也弄个艺术家什么的当当。
这个小儿子就这样在十七岁时离开了布兰维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杜尚只在晚年时，差不多六十年后，带了妻子到故乡作过唯一的一次探访）。他没有料到，在离开布兰维尔这栋结实体面、出生和生长的红砖楼之后，他一生再也没有住过这样置身自然景色中的独家独院的楼房。他后来一直生活在世界最大的都市，巴黎或者纽约，始终住在空间极其有限的公寓里。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却越来越阔大，他从一个来自布兰维尔小镇的亦步亦趋的十七岁学画青年，渐渐成长为一个超越了一切樊篱和限制的，影响了整个西方艺术界的人。
还有意思的是，多子女的尤金·杜尚自己的六个子女竟然全都没有后代（唯有杜尚“偶然地”有一个女儿，而且在很长时间中他并不知道）。然而，尤金·杜尚家的小儿子却用自己的作品和生存方式影响了无数的后代人，至今他的影响没有衰减。就这一点看，我们简直可以说，杜尚家族的命脉比任何多子多孙的家庭更加延绵不绝。
注释
[1] 法国画家柯罗（Jean Beaptiste Camille Corot，1796－1875）：擅长画风景，画风非常抒情，他常常只画一些法国乡间的平常景色，但诗意盎然，笼罩着晨雾或者晚霭，十分柔和亲切。
[2] 诺曼式风格（Norman architecture）是在诺曼底本土及其势力所及的一些地方，在11、12世纪时期发展起来的建筑风格，在英国被称为“诺曼式”，在欧洲大陆则被称为“罗马式”（Romanesque architecture），是西方著名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之前的流行建筑风格。
[3] 杜尚故居现在的主人，一对法国老夫妇不希望接受笔者在2004年的登门采访，他们只是应门探出头来说：“杜尚我们知道，我们读过关于他的书，没错，他曾在这里住过。可是，现在我们住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希望被打搅。”
[4] 本书中杜尚的引言大部分来自《杜尚访谈录》中译本，此译本有几个版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恕不一一注出页码。此外，本书的参考书均为英文，国内读者不方便查找，因此，书中的引文均不注出处，仅在书后附参考书目。
第二章
“我在用八年的时间上我的游泳课”1904年7月，杜尚从卢昂的寄宿中学毕业，在家里一过完暑假，就前往巴黎投奔两位兄长去了。他的两个哥哥都住在巴黎一个叫蒙马特（Montmartre）的区域，蒙马特在巴黎挺有名，因为那里麇聚着众多的艺术家，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处“画家村”。
从来，画家村都始于穷地方，20世纪初的蒙马特在巴黎就是一个未经开发的穷窝，地处巴黎城西北角，起先只是巴黎郊外的一处荒山坡，慢慢搭建了一些简陋公寓，公寓边上随处看得见荒地、树丛、贫苦人家胡乱撑起的小棚子，还有农家的鸡窝羊圈、小菜园子。在这样的一处地方，生活费用当然就十分便宜，一个月只要有一百二十五法郎就可以让一个人过上维持基本温饱的生活，而这个数是巴黎一个略有技术的工人一星期就能挣下的工资，因此年轻而身无分文的年轻艺术家都被吸引到蒙马特来。我们都知道的，凭是什么不成模样的地方，但凡跟艺术一沾边，就会获得名声，就像纽约当年的苏荷、东村，北京现在的798，上海的莫干山路。所以蒙马特的贫陋是有声有色的，各种各样的艺术人才点缀着它，精英和渣滓奇异地混在一起，最简陋的生活条件和最丰富的精神创造也奇异地混在一起，造成了蒙马特火辣辣的魅力。因此有些艺术家即使不缺钱，也会慕名移居而来，借此脱离保守家庭的束缚，融入蒙马特那种随心所欲、无人管束的波希米
[1]亚式的生活，甚至有些成名的艺术家也愿意住在这里。比如19世纪末以画招贴画著名的艺术家劳特雷克（Toulouse-Lautrec，1864－1901）从1885年起就住在这个区，直到他1901年去世，十五年没有离开过。毕加索在1900年从西班牙刚来巴黎时也在这里落脚，并在这里成名。这块地方堪称是卧虎藏龙，在这个“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多了去了。
十七岁的杜尚到达这里时，初出茅庐，不辨东西，可他的两个哥哥那时已在蒙马特住了有六年之久，算得上是识途老马。他们在这里打下的社会基础，让杜尚很方便地进入了艺术家的圈子。但显然，杜尚三兄弟在蒙马特算得是“资产者”了，因为他们可以从父亲那里每月得到生活费，从从容容地过活，学艺术。走出来时西服领带，头光面净，像模像样（图2-1）。要知道，蒙马特的许多艺术家真正是穷得叮当响，比如一个从西班牙来的艺术家带有一套西装，很快成为蒙马特艺术家们的公物，人人出门拜客时都去向他借。那时连毕加索也还在过着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他的女友回忆，一次，毕加索养的猫从邻居家窃得了一根香肠，她立刻从猫嘴里夺下来，洗洗跟毕加索两个人煎了自己吃，猫只能在一边看。还有一天毕加索到了没炭没米的地步，只好去找画商卖画，画商来画室看了一圈，挑了十几张，出价七百法郎，毕加索不肯。但过了两天，挨不过去，毕加索只好再叫那个画商过来，这一次那家伙只肯出到五百法郎了，毕加索勃然大怒，叫这个混蛋滚开！这个好“混蛋”倒也并不生气，自管笑微微地走了。果然不出他所料，过了几天，毕加索第三次去请他，这次，这个“混蛋”只肯出三百法郎了，他拿得准毕加索眼下瘪瘪的肠胃已经把骄傲挤得无处藏身，毕加索除了向他投降别无选择。2-1 杜尚三兄弟：杜尚（左），大哥雅克（中），二哥雷蒙（右），摄于1910年左右。
或许因为杜尚的生活有保障，他在艺术上既没有激烈的立场，也没有惊人的追求。他刚到巴黎时像个规矩人家的规矩孩子，乖乖儿地在巴黎于连艺术学校注册当学生，每天洗干净脸，梳齐了头发，夹着画夹走去学校画素描……他当时的想法很“上路”——上那条传统规定好的路：先老老实实打好写实绘画的基础，再去投考正式的美术学院，做成一个画家。照杜尚自己的描述：那时他对社会现存的艺术系统没有任何异议，全心接受。他甚至还参加过一次美术学院组织的绘画竞赛，那种竞赛是巴黎学院派保守势力给学画青年设的一道“门槛”，能跨过去的人，巴黎美术学院才肯接受。蒙马特那些波西米亚艺术家们对这种竞赛根本不屑一顾，甚至杜尚的两个哥哥都不曾去参加过，可杜尚却去试过一次，因为“那时，我显然对于制造优美艺术的人抱着无知的热情”。但他在第一轮用木炭画裸体的考试中，就被刷了下来。杜尚在艺术上的“仕途”刚一起步就遭挫折，成为美术竞赛中的淘汰者，不知道他当时心情如何，既是他自己要去投考，想来，被刷下来时心情一定不会那么美妙吧。不过六十年后，杜尚对此说的却是：“我现在却为此骄傲。”他这句话可不是白说的，它的含义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会慢慢向读者展示。
不能进入正统美术学院深造，对一个在巴黎学画，特别是住在蒙马特的艺术青年其实并不碍事，他们的天地很宽，尤其是传统的学院派艺术正开始遭到失势的威胁，现代艺术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亮起，一场激动人心的追逐鏖战正全面启动，人人可以投身其中，一展身手，揭竿而起，胜则为王。蒙马特的艺术家们人人心头都揣着一个金色的梦。不过，年轻的杜尚对此似乎还没有充分准备，他还是跟着自己大哥，除了继续在于连美术学校学习，其余的时间则带着速写本记录身边有趣的人物动态和行为。实在说来，他似乎并没有在艺术上给自己设立太高的目标，他只打算像他佩服的大哥那样，画一手漂亮的插图，做成一个熟练的插图画家。在当时的巴黎，做插图画家不失为一条挺好的出路，比当画家容易出售自己作品。那时，杜尚的大哥已经在插图界小有名气，是《法国快递》这份报纸的专栏插图画家。杜尚于是随大哥常与一批插图画家们混在一起。在蒙马特，艺术家分不同圈子，画插图的是一个圈子，画油画的是一个圈子，做雕塑的是另一个圈子，如此等等。说来，画漫画插图什么的，在艺术家圈内身份要排在画家、雕塑家之下，比如有一次毕加索的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一份活儿，给一个报纸画幽默系列插图，可以得八百法郎的进项。毕加索像牙疼似的皱着眉头听完，最终也没有答应。显然，插图是雕虫小技，入不了正经艺术家的眼。不过杜尚这个人倒挺乐意和插图画家们在一起，在他眼里，这些插图画家都特有幽默感，善于发现人们行为中的愚蠢，而且有兴致画出来让大家一起笑，这多么有趣啊。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许多一本正经的东西，简直不经推敲，展示出来就是可笑。后来，杜尚一生都对世态百相保持了一种幽默的立场，这也许和他早年与插图画家待在一起不无关系。2-2 杜尚：《经验》，插图，1907年。
在巴黎两三年下来，杜尚的插图能力已经蛮不错了，靠了大哥的提携，杜尚也开始为报纸画插图，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他当年发表过的作品，题材主要取自巴黎市民的日常行迹。比如一幅题为“经验”的插图（图2-2），画面上有两个不同年龄的女性，一个尚且年轻，腰身苗条，可另一个上了年纪，已经形如水桶，气喘如牛，杜尚把这两个不同的女性形象放在一起，为的是展示生活对人身心的惊人磨损。
杜尚的这些插图题材，看来只不过是生活的细枝末节，根本没有触及任何“社会重大题材”，然而这倒未见得反映了杜尚的浅，杜尚这个人一生中几乎都在避重就轻，从来不正面地攻击社会，甚至连艺术他也不曾站出来正面攻击过，他只是不出声地嘲笑。
话说回来，杜尚画插图虽有大哥的帮衬，但也并不容易，先不先，编辑不肯接受——因为他是个新手；或者即使接受刊用了，却又不肯付钱——欺负新手。杜尚骇怪道：“那位管事的是个怪人……不习惯付钱。”有时杜尚只能再借重大哥帮忙，由大哥替他去要稿费：“维龙通常在星期一的早上到报馆里去，等这位先生一进他的办公室，就缠住他，从他那里要出四个苏来。”虽然当时给报纸画四分之一的版面可以得到十个法郎——这在当时是蛮不错的了，可是这种机会并不多，再加上稿费又给得不爽，杜尚显然是不能靠出售插图为生的。好在他有父亲支持，虽然绝不富裕，但肯定够用了。杜尚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生活保持在简单的水平上，简单意味着方便和轻松，他对钱财从没有过高欲望。
杜尚那几年在插图上达到的成就是：1907年，他的五幅插图作品被专门展出幽默插图的沙龙接受，1908年3月他又有四幅画被幽默沙龙选中，这表明他已经具备作为插图画家的技巧。
然而，无论杜尚是打算报考美术学院，还是打算做一个插图画家，我们都看得出，年轻的杜尚刚到巴黎时能力有限，志向也有限。他显得挺普通，完全没有想要让自己做成一个大艺术家的心劲，更加看不出一点这个人将会扭转艺术历史的兆头。他自己对当时心态的描绘是：“一无所求，只希望别人甭来打搅我，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想做什么事？他想做的事，充其量只不过就是过一种不必上班的轻松生活而已。他自己也是这样承认的：“我当时干了些什么？早上玩保龄球，而不是去画室画画！”他越来越少地去学校训练自己，而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咖啡馆和弹子球房里。实际上，他在于连美术学校只待了一年，然后就开始自己随心所欲地学习了。他这个人，终其一生不曾叫任何“志向”压迫过，对此他感到自己挺幸运。到了晚年总结自己一生时，他甚至把这一点视为自己最满意的举动：“我没有感到非要做出点什么来不可的压力，绘画对于我不是要拿出产品，或要表现自己的压力。我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类似这样的要求：早上画素描，中午或是晚上构草图等等。”“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所以我可以说，我过得很幸福。”
他在巴黎的轻松生活只被一件意外之事打断了一下：他必须服兵役。按法国的法律，凡年满十八岁的男性要服两年兵役。杜尚实在太不愿意当兵了，他的天性里既无黩武精神又无军人气质，这么个爱自由而且从骨子里蔑视权威的人怎么能做成一个服从命令的士兵呢？这可是太为难他了。然而，免除兵役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根据那时法国的规定，凡是学医、学法律的学生以及艺术工作者可以减免一年兵役，只要通过一个可以证明身份的资格考试就可以了。为了能把兵役从两年减为一年，杜尚决定利用一下这个规定。当然，学法律或学医的资格他无法具备，但他有条件“速成”为“艺术工作者”。规定中所指的所谓艺术工作者，并不是指艺术家，而是指那种在招贴画、印刷业及装饰性实用美术行业的技术工人。因此杜尚所掌握的绘画技巧还不能完全帮得上他，他得另外再掌握印刷术和制作招贴画方面的技巧才行。于是杜尚在服兵役前的几个月回到卢昂（那时他父母已经搬到卢昂居住），到一家当地的印刷所当学徒，马上着手学习版画技术。学了几个月之后，他参加了“艺术工作者”的资格考试，他仿照外公的作品刻的版画深得考官的好感，他们给了他四十九分——满分是五十分。于是，杜尚顺利通过考试，拿到了艺术工作者的合格证书，两年兵役被减为一年。杜尚的一年兵役期就驻在卢昂——从1905年10月到1906年10月，一年役满，他立刻脱下军装回到巴黎，继续他自在的艺术青年的生活。
杜尚这次回到巴黎，已经不再是一个不涉世事的稚嫩青年，他对巴黎生活多少有了些经验，因此不再和大哥同住，而是在大哥的隔壁独自租了个房间，这一来他更加没有任何拘束了。他显然是个不大用功的学习者，只看他这个时期留下的画作，数量非常有限。根据1964年出版的杜尚作品全集，他从1905年到1910年中留下的作品一共只有百十来张，其中速写六十九张——这个数量只相当于巴黎一个勤奋的艺术学生一两个月的“产量”。此外，油画二十六张，插图八张。对于一个在巴黎尚未成名的艺术青年来说，这个数量少得叫人脸红。一方面固然是杜尚没有认真保存自己作品的习惯，另一方面他也是真画得少，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要拿出作品的压力”。
看来，年轻时期的杜尚，在绘画上既不勤奋，才能也平平，要说有什么过人之处，也就是生性散淡了。一个学画青年步入艺术家麇集的蒙马特区，又是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居然没有树雄心，立壮志，刻苦造就自己早日成名，实属罕见。这个人要的是什么？杜尚后来在晚年时坦陈：“当你还只是个孩子时，你不会哲学地去思考的，你不会说‘我这样对吗？我这样错吗？’你只是单纯地顺着让你有趣的路走，而不会去考虑你做的事情是否合法。只是到后来你才会问自己是对还是错，是否该改变。”可当时杜尚却知道一点：虽然他和两个兄长一直关系密切，但在本质上和他们有很大不同。他的兄长们人生目标明确，一心想成为有名的艺术家，而他自己却“没有目的”。当他晚年接受采访时被问道：“你当年也算在绘画上作过努力的，你那时期待什么？”杜尚回答说：“我可不知道了，我没有打算，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我甚至都没有问过自己该卖画或者不卖画。这里可没有任何理论的根基。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这有些像蒙马特区的波希米亚似的风格——活着，画画，做一个画家——从根本上说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实际上在今天事情还是这样。一个人想成为画家是因为他想要所谓的自由，他不想每天早上去坐办公室。”
杜尚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几乎可以算成是缺点，但这个“缺点”却也可以看成杜尚的“过人之处”。因为就艺术家的圈子而言，没有人会像他那么去看待做艺术家，既当艺术家，所为何来——出人头地而已，不然何苦要做吃苦受穷的早期“投资”？尤其是杜尚进入巴黎蒙马特的时期，正赶上一个特殊时期，那是千载难逢的西方艺术的转型期，只在十几年中，人们亲见了许多默默无闻的画家一跃成为大师的神奇变化。单看印象派从被贬遏到走红的过程，简直就像个魔术。想想看，在1890年左右，你可以在巴黎画店的箱子里随便翻出一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印象派画家）的单色版画，只要十个法郎就能买下，即使在1895年，马奈（Edouard Manet，1832－1883，印象派画家）画的大幅肖像两千法郎还找不到买主，而凡·高的画在1897年，五百法郎一张也卖不出去。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后期印象派画家）的画在1897年，五张油画放在一起才卖出了九百法郎。然而到了1910年，德加画的《芭蕾舞女》，已经卖到了四十三万法郎一张！艺术家的暴发走运竟充满了这样的戏剧性，想想也让人心痒，那真是个艺术上的“乱世”啊。在20世纪初的头十年中，凭是什么人都可以独树一帜——真是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话。何况在艺术上拉大旗造反又怕怎的？闹好了，绝对名利双收，掌声鲜花；闹不好不过就是白辛苦一场，又不会被拉出去砍头枪毙，为什么不赌它一把？！这真是成名的关键年头和难得机缘。只看巴黎1910年的独立沙龙展，竟展出了六千件作品，那是多大的声势啊。在这期间欧洲艺术家们兴奋极了，也勤奋极了，他们几乎个个都在探索新风格，琢磨新思想。印象派突破西方传统绘画站稳脚跟[2][3][4]没多久，很快出现了点彩派，纳比派，象征派……进入20世纪后，新风格涌现得更快，1905年出现了马蒂斯代表的野兽派，1907年出现了毕加索代表的立体派，1909年意大利出了个未来派，1911年在德国出现抽象派，同时还有德劳内（Robert Delaunay，1885－[5]1941，法国现代画家）的“奥弗斯主义”，马列维奇（Kasimir [6]Malevich，1878－1939，俄国现代画家）的“至上主义”……那个时期，几乎每两三年就有一个新流派出来。退一步说吧，即使一个想创新的艺术家没有能耐独创一个新风格，跟着上船也不赖，人多势众，推波助澜，一起在船板上分胜利果实，忝列于美术史的“XX主义”标签之下。虽做不上大师，起码能落个小名家什么的当当，也蛮算得一回事。那个时候的巴黎简直可以点石成金，美梦成真，真叫人喜欢[7]死了。当时很有名的诗人阿波里奈尔兴奋地把欧洲艺术中这种追求新风格的潮流称为“新精神”，这个极其敏感极其聪明的诗人知道，好时代已经在眼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艺术的新精神正达到它的顶峰时期。巴黎的艺术空气中弥漫的全是打破禁锢的革新气息，人人都像一支快要离弦的箭，准备着往各个不同的方向飞出去。可在这个大好形势下，杜尚竟“没有打算，也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是不是够罕见的？
我们也不能说杜尚没有作为，完全不做努力，他也在自己的方式上观看着，学习着。杜尚亲口告诉我们：“在1906到1910或1911年之间，我在不同的观念里漂浮：野兽派，立体主义，有时会回到更加古典的方面去。”比如，野兽派1905年左右在巴黎艺术界一登场，杜尚就注意到了。正是在看到野兽派的作品之后，“我打算开始画油画了”。
的确，注意到野兽派并受其影响是杜尚艺术生涯中的一个转折，在这之前，他只打算像他的大哥那样做个插图画家。是野兽派“那些用红色和蓝色画成的很大的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在当时是件大事，非常震撼人心”。从此杜尚转向了油画创作。杜尚感到“震撼人心”的，应该是野兽派画风中体现的自由气息，野兽派让杜尚中意的，显然是在绘画上打开了一扇通向自由的门。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第一个敢于用明红艳绿画出了大写意油画，这种“野兽”般“粗野”的画风比印象派小心在意的“光线写实”显然更加自由：画家面对画幅，可以随心所欲，把人画成红的绿的都悉听尊便。杜尚喜好自由的天性立刻被这样的用意吸引了。杜尚在1907年到1910年留下的二十几张油画中，几乎都是野兽派风格的作品。
杜尚的《父亲》一画，是杜尚在那段时期中创作的最好作品之一，强烈的颜色正是学的野兽派，而形体的结实，则应该是学习塞尚[8]的结果。野兽派和塞尚，这是当时西方油画中两个最新的成就，居然叫杜尚结合进同一幅画中。他用这些新手法描绘的父亲保持了人物的真实外貌，他可不像他的两位榜样，一个（马蒂斯）能把自己妻子的脸画成半边红，半边绿；另一个（塞尚）则能把自己妻子画得像石头雕的那么“硬挺”。杜尚肯定是爱自己父亲罢，他不肯让自己的父亲在笔下走样变形，他把自己父亲画得肖似，准确，目光炯炯。好个精神的、招人喜欢的老头儿！（图2-3）2-3 杜尚：《父亲》，油画，1910年。2-4 杜尚：《下棋》，油画，1910年。
杜尚那几年的学习没有白费，他很快进入了新艺术家的行列，他的作品开始被巴黎革新派的沙龙接受。在巴黎，沙龙是艺术家进入社会的舞台，巴黎最有名的“艺术沙龙”是官方和学院派把持的正统舞台，但这个舞台在19世纪末受到了摇撼，先是在1882年出现了“独立沙龙”和它平分秋色，在1903年又出现了“秋季沙龙”和它抗衡（1905年的野兽派就是在这个秋季沙龙上出现的）。这两个新沙龙在巴黎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巴黎革新艺术家的大舞台，能被选进去是另一份光荣。杜尚有一幅巴黎圣母院的风景油画被1909年的独立沙龙选中，同年他又有三幅作品被秋季沙龙选中。到了1910年，杜尚画的《下棋》——以他的两个哥哥嫂嫂为模特儿的油画（图2-4），不仅被当年的秋季沙龙接受，他因此还获得了固定会员的身份，有了这身份的画家，作品送展不必通过评审委员会的审查，直接就拿去挂出来。画家挣到这个资格，就表明他在巴黎已经是一个被大家认可的艺术家了。
杜尚的作品不仅被选进沙龙，而且还有人收购。在1910年秋季沙龙，他的一张画被国际著名的舞蹈家邓肯女士买去。那时候，杜尚不过才二十三岁，可是，权威的沙龙接受了他，会员也当上了，画也开始有人买……对一个年轻艺术家而言，那就算基本“搞定”，杜尚已经没有问题地做成了一个“时髦”画家。这样一个时髦画家，对传统而言，他是出格的，但对新艺术而言，他又完全是合辙守度的。说来，这对艺术家是个最合适，也最安全的处境了，因为他放弃了一个地盘（传统），但进入了一个新的地盘（现代）；说得更符合现代情境一点：他放弃了一个市场，但进入了另一个市场，他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着都没有出局。说真的，“出局”的事，哪里是随便好玩的，艺术家真正要铤而走险，不管不顾，那是除非是像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后期印象派画家）那样一根筋的人，可我们人人知道，凡·高是个什么人呐，他差不多被看成疯子。不疯不傻的人，就像二十三岁的杜尚做到的那种局面最好，当然，能做得像马蒂斯或者毕加索那样的程度是好上加好，可那得是天才，那得是上帝特别选定的宠儿。
杜尚在艺术上肯定不是个天才，他的绘画才能很一般，能在二十三岁挣下这份体面就算很走运了，他如果一直那么干下去，定能做成个平稳殷实的小名家，美术史会留一笔他的名字。杜尚兴许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呢，在1910年左右他和现代主流合作得正好，还一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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