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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9 10:4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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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治平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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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生命张力——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

天人合一的生命张力——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试读:

绪论

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最佳状态,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体和谐发展的最佳状态。人类从自然脱离出来,一直尝试着回归自然,让其生命力在与大自然的有机融合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但是,事与愿违,人为了生存发展,却一直做着类似西西弗斯的无用功。人类尝试以征服的方式,达到与自然的结合,结果,总是如恩格斯所言:“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界的胜利都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报复。”而且,大自然的报复亦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强度加大而变得更加猛烈。当前,环境问题已经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人类头顶。一个触及每个人生存危机的问题摆在当代人面前——实现天人合一的路在何方?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并成为世界性问题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这个本来只是学者书斋研究的概念,已经成为世界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建设生态文明,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似乎是当代人自我发展并实现天人合一的最佳途径。

综览诸多学者关于生态文明的研究,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是探讨生态文明的内涵和重大意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当代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面来考察和确定生态文明的现实含义;二是研究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三是探讨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难题在哪里;四是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的发展;五是探讨当今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具备什么样的有利条件,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

基于生态环境的压力,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显学,成为一个十分重大的实践性课题。近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生态文明的认识和实践都有了超乎以往的重大进步,其重要的标志是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中——继党的十七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小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五位一体”总布局里,这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规律认识愈益全面、愈益深刻。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为人的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实现创造着条件,促进着现代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牢固树立之际,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最基本的民生,也是执政者为大众提供的最均等的公共产品。

本书从笔者早期提出的“第四文明”和“大生态圈”(大生态圈包括自然生态圈、社会生态圈、精神生态圈)概念切入,探讨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强调生态是人类的自然之家,人是大生态圈的重要一环,生态影响着人的发展,就如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人在生态圈始终处于主动、自觉的地位,人的行为方式对生态也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掌握了高新技术的人,其行为对生态的影响更为重大。基于文明的基本内涵(一是行为方式;二是人的行为方式形成的文化)都与人的行为密切相关,生态圈的良好循环就在于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在于人的行为必须自觉地遵从生态圈运转的规律,克服人在生态圈中的异化现象,并在改善生态现状的同时,促进自我的良性发展。

本书将着重从五个方面探讨生态文明中人的发展:

第一,阐述大生态圈的基本内涵及对人的发展的意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将是一个涵盖了自然、社会和个体的大生态圈。在大生态圈里,自然生态圈提供人生存的基础——自然之美;社会生态圈搭建人发展的平台——社会之美;精神生态圈形成人完善的引擎——精神之美。

第二,借用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相生相克”,引出大生态圈运转的三大规律:互生、互扼、互补。互生,即生态圈里的诸要素互为生存的条件;互扼,天下万物存在着相互克制的关系,即所谓“一物降一物”;互补,即事物间虽然没有直接的相生相克关系,却可以通过相互补充,使事物更加多样、完善。当然,在互生、互扼、互补三大规律里,还会派生其他形式,如互生规律中就包含着相容、相融等;互扼中包含着相乘、相侮等。由于这多种形式的存在,使得我们这个地球上万物竞生、万象缤纷。如果违背这三大规律,打破万物间相生相克形成的均衡,就会造成生态危机,甚至导致物种的灭绝。

第三,阐述当代支撑大生态圈的三个支柱,或者说是影响大生态圈运转的三个重要维度。在自然生态圈里,影响其是否良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即科技的发展决定着现代人凭借什么技术工具与自然打交道才能实现和谐相处;在社会生态圈里,决定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制度的好坏影响着人在社会中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制度的状况,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精神生态圈里,观念是决定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人的诸多观念中,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确定个体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影响这“三观”变化的因素则是人的精神生态要素。

第四,探讨自然、社会、精神三大生态圈在当代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笔者认为,三大生态圈所面临的危机将分别是毁灭、解体、崩溃。毁灭,指自然生态圈在无法应对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时,出现的最大危机便是毁灭——人与生态一齐堕入死寂的时空;解体,指社会生态圈在无法解决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时,最终可能导致的结局就是现有社会制度的解体;崩溃,指精神生态圈在无法克服自我欲望膨胀的情况下,最终就可能导致自我的精神崩溃。这大生态圈存在的三大危机,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劣的情况下,正如三柄悬挂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都有坠落的危险。

第五,探讨人在大生态圈里出现的三种异化现象。造成大生态圈的三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人类在大生态圈里的价值追求出现了三种异化。在自然生态圈里,人从追求“与天地参”异化为“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在社会生态圈里,人从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异化为“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在精神生态圈里,人从追求“真善美的自我”异化为“物化的自我”。

第六,寻找克服大生态圈三种异化的路径。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克服在生态圈里出现的三种异化现象,找出正确破解危机的路径。本书找到的破解路径分别与三个生态圈相对应。在自然生态圈里,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首先克服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实现经济的转型;在社会生态圈里,能够协调人与人关系的是社会的管理者——政府,一个诚信爱民的政府,将是人际关系的最好黏合剂;在精神生态圈里,能促进自我良性发展的是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先进文化,文化是观念的集中体现,因此有专家把人称之为文化的产物。要让人的自我在先进文化中不断熏陶,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发展。很显然,当前文化的发展有较多的功利性,与人的发展要求相悖。文化亟待转型,并应使之成为能够进入人类精神世界的灵魂塑造剂。

此外,本书还要重点阐述一些观点:

其一,一定的文明形态是一定时空中人的行为方式的总和,但只属于一定时期,即人的许多行为方式的合理性是限制在一定时空里的。在某一时空的行为方式是正确的,不代表在另一时空也是正确的。人们要主动与时俱进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保持生态圈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野兽危及人的生存时,杀生是正确的行为方式。但杀生是为了满足人的填不满的欲壑时,不仅杀生是错误的,其他纵容杀生也是错误的。诚如姚明在公益广告里的那句经典广告词: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杀害受保护的动物是一种犯罪,而买卖受保护的动物亦是一种犯罪。某种意义上讲,比杀害的犯罪性质更严重。

其二,生态文明既是社会诸文明之一,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当生态文明还不占主流的时候,它属于社会文明要素之一。当生态文明成为社会主要的行为方式时,它就成为一种社会形态。就像农业文明时代,即使已经有了工业,但工业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那个时期仍然只能称之为“农业社会”。在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成了支撑整个社会文明的支柱,那么,即使这个时代还存在农业文明和其他文明形式,但这个社会仍然称之为“工业社会”。当代,当生态文明尚未形成一种社会形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社会文明要素与诸文明并列。但由于生态文明的地位在社会诸文明中越来越重要,其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工业文明,而生态文明还没有真正建成,所以人们将这个时代称之为“后工业文明时代”。

其三,生态是人类的自然之家,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人类是自然之家的主体——人的主动性、自觉性与自然的被动性、自在性相比,更彰显出人在生态文明中的主体地位。然而,人作为自然之家的主体,却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理所当然的主子,随意挥霍家里的资产。只有建立起生态伦理,与这个“家”的其他成员平等共处,并努力保持大生态圈的协调运转,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希望。

其四,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的境界。生态文明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当然,不同时期天人合一的内涵是不同的,今天所谈的天人合一是融进了时代精神的天人合一。

其五,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之魂。学者对生态文化的定义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

生态资源进行合理摄取、利用和保护,以致能够使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积淀。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在于人能够始终自觉地尊重、顺应生态圈运转的相生相克规律。这种自觉来自生态文化的熏陶。美国学者大卫·奥尔早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了“生态教养”(ecological literacy)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对自然的行为之所以产生日益严重的

生态危机,在于人们缺乏对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全面关系的认识,包括自然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知识,因此,他主张要进行新的

生态教育,培养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需的生态教养,以便引导人类顺利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后现代社会。而对人们进行生态教育的内容,就是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要创建与之相应的生态文化,用生态文化推动人们在现实的生态环境中实际地养成对待生态环境的良好行为习惯。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做着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世界都在思考的一件大事。有社会良心的学者,也都会为这件大事积极地鼓与呼。早在十年前,笔者的鼓与呼汇成了一部《天人合一的时代交响》,并把生态文明称之为人类社会即将进入的“第四文明”——前有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部专著继续“交响”未尽的话题,回答生态文明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算是上一部“交响”的姊妹篇。但对这个话题研究得越深入,越觉得仍有未尽之意,在本书交付出版之际,脑中突然蹦出个“第三部曲”的灵感,与前两部曲相应,这新的一曲且叫《天人合一的未来展望》,唱一唱忧患之后的乐观吧!

尽管当前生态环境的情况十分严峻,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但笔者对人类的自我纠错能力充满信心——文明就是在人类不断纠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相信对生态文明的未来展望,会一改前两本著作的沉重风格,展示出更多的明朗乐观。更相信生态文明如人们所愿,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祥和安宁!第一章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圈

在茫茫的宇宙中,地球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有生命的星体。在悠远的时间长河中,地球上的生命出现过多种形式,也曾有过高出目前许多倍的物种在某个时期内生存和繁荣,然后又因地球条件的变化而灭绝、消失。优胜劣汰,新陈交替,人类就是在如此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扬起了文明的风帆,驶向历史的长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劳动、生息、繁衍的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

一、“自然”而然多少纪

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许多字词可以望文生义。例如,“自然”这个词,一看去,就知道里面含着“不依赖任何意识而形成”的意思。而这个词的最早出处是老子的《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含义亦指非人为的本然状态。那么,“自然”又是怎样自然而然形成的呢?由于自然的形成不知早于人类多少纪年,人类对自然生态圈的形成以及人如何由猿猴变成人的,都难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只能依赖假说,然后通过实际考察来证实其假说。

1.地球起源假说

关于地球的起源,中国有一则“开天辟地”的神话:大约在三百二十六万七千年以前,在地球上天地还没有形成,到处混沌一片,即分不清上下左右,也辨不出东西南北,整个世界就像一个中间有核的浑圆体,人类的祖先盘古便在浑圆体的核心中孕育而成。盘古经过了一万八千年的孕育才有了生命,当他有了知觉的那一刻,便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一片黑暗,他什么都看不见。急切间,他拔下自己的一颗牙齿,把它变成威力巨大的神斧,抡起来用力向周围劈砍。浑圆体破裂了,沉浮成两部分:一部分轻而清,一部分重而浊。轻而清者不断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者不断下降,变成了地。盘古完成开天辟地的大业之后,微笑着倒了下去,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大地。在他倒下去的刹那间,他的左眼飞上天空变成了太阳,他的右眼飞上天空变成了月亮,两眼中的液体撒向天空,变成夜里的万点繁星,他的汗珠变成了地面的湖泊,他的血液变成了奔腾的江河,他的毛发变成了草原和森林,他呼出的气体变成了清风和云雾,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雷鸣。就人类而言,盘古开天辟地的壮举中留了唯一的遗憾:没有创造出人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创造人类这一伟业,让后来的女娲完成了。

神话毕竟是神话,不可用科学仪器来测试。因此,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对地球和太阳系起源的研究,意图由科学假说取代神话传说。相继提出了不少地球形成的假说,如星云说、碰撞说、潮汐说、大爆炸宇宙说等。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假说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但较多的人则肯定了康德提出的星云说。早在1754年,康德发表了

论文《论地球自转是否变化和地球是否要衰老》,对“宇宙不变论”大胆提出怀疑。1755年,康德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首先提出太阳系起源星云说。康德在书中指出,太阳系是由一团星云演变来的。这团星云由大小不等的固体微粒组成,“天体在吸引力最强的地方开始形成”。最初,康德的星云说发表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

注意,直到拉普拉斯的星云说发表以后,人们才想起了康德的星云说。不过,康德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考虑的,没有用科学求证。而拉普拉斯则是从数学、力学的角度推导出来的,不但充实了星云假说的内容,而且作出了详细的科学论证。因此,人们常把这一假说称为“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此后,国内外的许多天文学家对地球和太阳系的起源不仅进行了一般理论上的定性分析,还定量地、较详细地论述了行星的形成过程,许多人都认为地球和太阳系的起源是原始星云演化的结果。

据专家的推断,形成原始地球的物质主要是星云盘的原始物质,其组成主要是氢和氦,它们约占总质量的98%。此外,还有固体尘埃和太阳早期收缩演化阶段抛出的物质。在地球的形成过程中,由于物质的分化作用,不断有轻物质随氢和氦等挥发性物质分离出来,并被太阳光压和太阳抛出的物质带到太阳系的外部,因此,重物质或土物质凝聚起来逐渐形成了原始的地球,并演化为今天的地球。

2.地球生命体演化史

在广袤的宇宙空间,除了地球,人类对其他星球一无所知。即使离地球距离最近的月球,人类也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先后有寥寥十数人上去过几次,其他距离稍近的星球——与地球同级别的其他太阳系内行星,也只是用天文望远镜光顾过。而对于地球之外是否有生命存在,或有更高级的文明存在,虽然许多人都坚信有地球外生物和地球外文明,且坚持不懈地探寻,但始终是个未解之谜。不过,对于地球上的生命体,对于人类自身的起源,人类却是费尽心力厘清了一些来龙去脉——

在地球形成的46亿年历史中,地球上的生物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由水生到陆生极其漫长的演化历程。大大小小的生物生活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伴随着地球的运动变化不断繁衍发展,有些经过漫长的进化活了下来,有些则被永远地埋在了地下。地壳中保留下来的各时期地层仿佛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自然史册,收藏了地球历史的秘密。

地质时代又称“地质年代”,指一个地层单位或地质事件发生的时代和年龄。地质时代单位是根据生物演化的不可逆性和阶段性将地质时期划分成若干时间单位。地质时代单位按级别从大到小的顺序划分为宙、代、纪、世、期、时,相对应的地层单位为宇、界、系、统、阶、带等。“宙”是地质时代的最大单位。宙进一步划分为代,代是根据古生物演化的几个主要阶段划分的。代可再分为纪,纪是基本的地质时代单位,主要根据生物演化的阶段性划分的。通用的最小的国际地质时代单位是纪的再分,一般三分,称早、中、晚世;也有二分,称早、晚世。期和时为区域性地质时代单位,期是世的再分,大约为300 —1000万年,时是期的再分。

寒武纪是大量生物出现的最早年代,始于5.7亿年前,历时近7000万年。从寒武纪一开始,生物界便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形势,因此有“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说法。这一时期地球的统治者是三叶虫,因此人们又将这个时期叫做“三叶虫时代”。寒武纪地球上的藻类繁多,结构复杂,为无脊椎动物的发展创造了最好条件。除占生命总类别60%的三叶虫外,还有腕足类、杯海绵、水母、蠕虫和其他软体动物等。

奥陶纪开始于距今5亿年前。藻类变化不大,三叶虫数量仍居首位。此时其他无脊椎动物数量和种类都超过了寒武纪,最常见的有珊瑚、腕足类、腹足类、海百合和鹦鹉螺等。奥陶纪时期的地球陆地变化不大,由于水生植物不断的光合作用,空气中氧气含量进一步增加,大致比珠峰顶部的氧气少一点。广阔的海域,繁育着大量的各门类无脊椎动物,除寒武纪已产生的之外,某些类群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笔石、珊瑚、腕足、海百合、苔藓虫和软体动物等。

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之后,地球终于进入到脊椎动物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鱼类成为当时的霸主。3.67亿年前,巨大的流星划破夜空坠入大海,天空中电光闪闪。这时全球气候变干,温度下降,洋流以新的形式涡动,使海洋进一步降温,表层水的盐度更高,海洋中的含氧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陨石的撞击可能还引起了更多的气候变化。这一时期可能至少有3个或多至6个来自太空的巨大天体撞入海洋中,结果导致包括造礁生物、多种鱼类和腕足类等许多海洋生物绝灭。泥盆纪晚期,由于地球气候变得恶劣起来,湖沼干涸,盾皮鱼类绝种,许多种鱼也同样面临着威胁。在这漫长的年代中,总鳍鱼中的某些支很好地适应了环境,它们依靠偶鳍、内鼻孔和鳔爬上陆地寻找水源和食物,久而久之,其中的一部分逐步演化为原始两栖类动物。

石炭纪时期,气候潮湿,因而出现了新的奇特的森林,这是陆地上最早的森林。这些森林不像今天的沼泽森林那样茂密、黑暗,它们由木贼、厚层的蕨类植物和又高又细的树木组成。新的奇怪的动物在这奇特的景观中定居下来,各种形状和大小的两栖类动物在湿润的环境中繁盛起来,体形巨大的昆虫也是如此。

到距今两亿五千万年至六千五百万年前,生物史称为中生代,包括了地质史的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中生代生物界最大的特点是继续向适应陆生生活演化,裸子植物进化出花粉管,能进行体内受精,完全摆脱对水的依赖,更能适应陆生生活,形成茂密的森林。动物界中爬行动物也迅速发展,演化出种类繁多的恐龙,成为动物界霸主,占据了海、陆、空三大生态领域。

三叠纪是生物群广泛更新的时期。三叠纪形成的地层分下、中、上3个统,一系三分(早、中、晚3个世)非常明显。海生无脊椎动物菊石演化迅速,成为划分、对比地层的重要标准化石。爬行动物在三叠纪崛起,主要由槽齿类、恐龙类、类似哺乳动物的爬行类组成。哺乳动物最早见于晚三叠世,所见化石都是牙齿和颌骨的碎片。

侏罗纪是恐龙的鼎盛时期。当时除陆上的恐龙、水中的鱼龙外,翼龙和鸟类也相继出现了。这样,脊椎动物便首次占据了陆、海、空三大生态领域。

白垩纪是恐龙生活的最后一个纪,也是地球景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海面达到创纪录的高度后,各个大陆的形状与今天的非常相似。开花植物出现,许多昆虫——从蜜蜂到蚂蚁——也出现了。巨型蜥蜴与巨大的海龟一起在海洋里游泳。在空中,翼龙展开双翼达12米。陆地上,恐龙占统治地位,其大小和形状超出了以前的所有类型。

第四纪是地球发展历史的最新阶段,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阶段,二者的分界以地球上最近一次冰期结束、气候转暖为标志,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第四纪是哺乳动物和被子植物高度发展的时代,最突出的事件是人类的出现,故第四纪又称“灵生纪”。陆地上新的造山带是第四纪构造运动最剧烈的地区,像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将近7000万年前,哺乳动物分化成两个主要类群。一类是有胎盘类哺乳动物,它们的初生幼崽发育完好。另一个哺乳动物类群是有袋类,它们生出很小的幼崽,幼崽爬进母亲的育儿袋中吃奶。这两个类群今天仍然存在,但它们的早期种类很久以前就绝灭了。恐龙时代晚期的有胎盘类哺乳动物中包括了最早的灵长类。猴子、类人猿和人是今天的灵长类。

第三纪始于距今6500万年,延至距今约180万年。第三纪的重要生物类别是被子植物、哺乳动物、鸟类、真骨鱼类、双壳类、腹足类、有孔虫等,这与中生代的生物界面貌迥异,标志着“现代生物时代”的来临。第三纪时被子植物极度繁盛。除松柏类尚占重要地位外,其余的裸子植物均趋衰退。蕨类植物也大大减少且分布多限于温暖地区。第三纪的植物有明显的分区现象,地层中还有许多微体水生藻类化石。脊椎动物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爬行动物的衰亡,哺乳类、鸟类和真骨鱼类取而代之,兴起且高度繁盛。第三纪的早期,仍生活着古老、原始的哺乳动物;到了中期,现代哺乳动物的祖先先后出现,逐渐代替了古老、原始的哺乳动物;第三纪晚期,现代哺乳动物群逐渐形成,更是偶蹄类和长鼻类繁盛的时期。

约5000多万年前,灵长类动物呈辐射状演化,从低等灵长类动物猿猴类中又分化出高等灵长类动物。

3300 —2400万年前,产生了猿。埃及发现的最早的古猿

原上猿和埃及猿已经具有类人猿的一些性状;稍晚后的古猿化石还有

森林古猿分布范围较广,在亚洲、欧洲、非洲均有所发现。东非的原康修尔猿已经是一种猿,是人类和非洲猿的祖先。以上古猿均为林栖动物,四肢行走,属于攀树的猿群。现存的猿中包括两个类群,

非洲猿(大猩猩、黑猩猩和人类)和亚洲猿(长臂猿和猩猩),这两个类群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显然,二者的分化发生在1200万年—1500万年前。

在约1000万年前至约380或200多万年前,有两种过渡时期的化石代表。一种是

腊玛古猿,另一种是南方古猿。人类的祖先从这个时候进入了自然这个弱肉强食的角斗场。

3.人类起源的斯芬克斯之谜

人类从何处来?这是自人类诞降以来就一直自我追问的斯芬克斯之谜。在没有能够用科学破解这个“谜”之前,就有了许多关于人类来源的神话传说。当然,由于人类始祖的诞降地不同,抑或诞降后迁徙到不同的地方生活,人类关于自己的起源神话也就有许多的不同。在西方,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是由上帝创造的。亚当是上帝取地上的尘土造成的,夏娃则是取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的。二人住在伊甸园中,后来夏娃受蛇的哄诱,偷食了知善恶树所结的果,也让亚当食用,二人遂被逐出伊甸园,成为人类的袓先。而中国,人的来源有多种传说,而传说最多的,则是人是女娲神在炼石补天之余,随手捏出的一些泥人变成的。在埃及,人类是全能的神呼唤出来的。传说远在埃及于世界上出现之前,全能的神就已存在,他呼唤“苏比”,就有了风;呼唤“泰富那”,就有了雨;呼唤“哈比”,尼罗河就流过埃及,他一次次呼唤,万物一件件出现,最后,他呼唤“男人和女人”,转眼间,埃及就住满了人……

还是前面的一句话,神话毕竟是神话,是无据可寻的。不过,人类却是在神话光辉照耀下,自信地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文明。尽管在西方的神话中,人类是带着原罪诞降地球的,但那毕竟也是神的子孙啊!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阐明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规律。1871年,他又出版《人类的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列举许多证据说明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但他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这个话题,自然辩证法的创始人恩格斯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的科学理论,1876年他写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指出人类从动物状态中脱离出来的根本原因是劳动,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劳动。文章论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古代的类人猿最初成群地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中,后来一部分古猿为寻找食物下到地面活动,逐渐学会用两脚直立行走,前肢则解放出来,并能使用石块或木棒等工具,最后终于发展到用手制造工具。与此同时,在体质上,包括大脑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恩格斯把生活在树上的古猿称为“攀树的猿群”,把从猿到人过渡期间的生物称作“正在形成中的人”,而把能够制造工具的人称作“完全形成的人”。但是,恩格斯的论断很快受到新的遗传学理论的质疑。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获得性的改变只能保持在获得者的身上,而不能遗传到下一代。只有基因,才能使一个种族始终遗传下去,除非这个基因最后灭绝了。

不过,不管人类是怎么变化而来,随着化石材料的不断发现,测定年代方法的不断改进,人们对

人类起源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尽管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却是已经可以大致勾画出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线索。

按现代科学家的考证,猿类的出现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渐新世。现在所知的最早的古猿是1911年发现于

埃及法雍的原上猿,其生存年代为3500 —3000万年前。比原上猿稍晚的有1966 —1967年在法雍发现的埃及古猿,生存年代约为2800 —2600万年前。更晚的则有森林古猿,1856年首次发现于法国的圣戈当,后来欧、亚、非洲许多地方相继发现了同类型的化石。森林古猿分化出巨猿、西瓦古猿和

拉玛古猿等几个分支。据科学家推测,拉玛古猿可能是现代类人猿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而更多的人则倾向于把晚于拉玛古猿数百万年之后的南方古猿当作人类的祖先,因为,后来发现的南方古猿已经从使用天然工具过渡到制造工具这一阶段,而制造工具属于有意识的行为,正是这种自觉能动性,拉开了人类与动物及类人猿的距离,并使人类以地球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人类历史的悲喜剧。

二、人类跨过的文明阶梯

在类人猿演变成人类之后,综合能力大大提升,但一些器官的专化功能消失了。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人类成为了弱势群体。为应对环伺的强敌,只能由众多人组合成群。在群里,人与人之间有了交流、有了合作,从而形成了社会。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有两种划分法:一是按政治制度来划分,可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是按文明形态划分,可分为原始文明(采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即将到来的生态文明。当代,人类文明正发生着重大的转折,一个新型文明在人类的呼唤中姗姗走来,这个文明就是人们频繁说起的生态文明。而在转折过渡期的文明,可称之为“后工业文明”。下面,对人类所经历各个文明的社会形态作一些探讨。

1.原始文明

采集—狩猎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萌芽阶段。据考证,这一阶段大约历经了400万年的时间。这个时期,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类依赖自然为生,以石器、木棒等简单的天然工具进行生产。以树叶为衣,以溶洞为居,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生活资料。后来,人类发明了人工取火、弓箭等,出现了群居、语言以及脑的发达和手脚的分工,具备了社会的最初形式,也创造了人类最初的文明。恩格斯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头脑与动物区分开。”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类带着较为浓厚的自然色彩,基本上属于“自然人”,其创造的与其他动物有别的生存方式——采集—狩猎文明,也更多地保持着自然本色特征,是一种自在的“本色文明”。

如果说“人猿相揖别”,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祥,那么原始文明则可从50万年前算起。美国作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撰写的《全球通史》中这样考证说:“约在50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直立人取代了更新世灵长类动物。他们的大脑比他们的前辈大一倍,是现代人的三分之二。普遍采用的石器是手斧,比过去的石器复杂,是最早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种工具。通常呈杏核状,长六至八英寸,宽数英寸,厚一英寸。炳端是圆的,可抓在手掌里;另一端呈尖状,尖端的一面锋刃锐利。这种手斧具有多种用途。既可用作手斧、刀、刮削器,又可当作锥子。现发掘到的大量被屠宰的大动物——鹿、犀牛、猪、象、水牛、河马、马、羚羊和瞪羚——的遗骨可以证实,这种工具卓有成效。对大动物的大规模狩猎也反映了集团组织和集体行动的高效率以及当时的语言交际水平。社会生活的另一标志是,那时对死者已有了尊敬的表示。在覆盖死者的泥土上常可见到一些赭石或赤铁矿。几乎可以断定,这代表某种宗教葬礼。装饰的观念也开始萌芽,在化石中常可见到一些有孔小珠、穿孔的兽牙和贝壳。而最重要的是,那时已学会人工取火,泥地上直径五至六英寸的黑圆圈可说明这一点。”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在史前时代的千万年中,有两大发展为以后的人类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人类的祖先转变为真正的人类,这是生物学上的转变;其二是原始人从靠大自然恩施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转变。而二者也是原始文明的基本特征,前者标志着人的脱胎换骨,后者标志着人的独立成“类”。

原始文明虽然让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并不等于让人类就此彻底脱离了自然界的羁绊,就此从灾难深重的阴影中走出来。翻开人类文明的史页,我们可以发现:造物主对他的这个“儿子”——人类似乎并不慈爱——造物主造了人之后,不仅不予眷顾,还制造那么多苦难折磨人。

——中国,共工与颛顼争帝,共工怒触不周之山,于是“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水患刚刚平息,天下本来开始太平了,又忽地冒出十个太阳,“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希腊,万神之尊的宙斯自己在人间播下罪恶的种子,却倒打一耙,认为人类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于是用闪电和湿重的南风降下可怕的暴雨,并令海神波塞冬兴风作浪,掀起滔滔洪水……

——随着灾难的降临,也出现了不少救世主,如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治水的鲧、禹,射日的后羿……

这一切都是神话,正如一位神话学研究者说的,是人类对沉甸甸的历史的轻松幽默。不过,人类的祖先是用虔诚和惶恐写这一段神化了的历史的。原始人类的居留地动荡、多变、险恶——原始神话中反映的种种现象与事实,皆被后来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们用科学一一予以证实,而且,其真实的情景较神话的描述更为艰难、严峻。

据考究,地球从形成至今天,经历了五个时期: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人类的形成则在新生代的更新世,距今约300余万年。抛开以往,单说这人类诞降的300余万年期间,地球便历尽沧桑,新生的人类亦饱经磨难。

首先是地壳的变动。一些科学家推测,300万年前的地壳尚处于漂移状态,一旦有两块漂移的大陆块相碰,就出现“天柱折,地维绝”的局面,高山成大海,海底成高山。因地壳不稳定而发生的沧海桑田的变化,使海洋陆地上的许多生物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人类的远祖也未能幸免。另外,由于地壳不稳定导致的地震、火山爆发的频仍,更给人类带来直接的劫难。据中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中载:“夏帝永发七年(约公元前1177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地动东西南北。”

其次是气候的变化。地球形成之后,隔那么久就会来一次冰川运动。冰川从极地向赤道推进,搅得周天寒彻,使整个大陆都覆盖着厚厚的冰层,既封锁人类的食物链——绝大多数生物因冻馁而衰亡乃至灭绝,也把人类推到生死攸关的地步。

此外,还有洪水、大旱时时袭击人类。如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每年冬天或是结成了坚冰,或是塞满了浮冰,而每年春天,冰溶化的时候又发生破坏性极大的洪水,使得黄河不断地改道,形成了新道,而旧河道则变成丛林密布的沼泽地带,每一次黄河泛滥,华夏族的祖先又得费尽千辛万苦去重新开发。而旱灾呢,使大片大片的陆地变成沙漠,例如,尼罗河下游的草原就因为干旱变成了利比亚沙漠,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草原也在干旱中变成了鲁卜—哈利沙漠和卢特沙漠。旱魔常常驱使不同种族的人们进行大迁移,逼迫他们四处流动,寻找重新安居的绿洲。总之,在那个时候,无力与自然抗争的人类,总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在找人类的岔子,一切都在刁难人类。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把上述种种人类厄难皆称之为“挑战”。他认为这样的“挑战”可分为五类:困难地方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遭遇不幸的刺激。对于这些“刺激”——挑战应采取的态度,汤因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只有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乐土之后,他的子孙才动手去发明农业、冶金术和乐器。”

是的,严厉的挑战,把人类置于一种不得不通过应战来拯救自己的情况之下。人类在应战的过程中,磨砺意志,努力去创造适于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而在种种创造活动中,人类创造了属于自己所特有的——文明。

事实正是如此,中华民族在遍布沼泽、丛林的黄河流域,面临洪水的灾难,面临不断在夏季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交换的气候灾难时,把这里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摇篮,形成了华夏;中美洲的印第安人与巨蟒般的森林抗争的战绩便是玛雅文明;古代印度人在灼热、荒瘠、缺水的锡兰平原上建立起了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则是在尼罗河两岸和美索不达米亚那狰狞恐怖的森林荒沼里开创出来的……

不同的挑战,有不同的应战,也会形成不同的文明,但给后人的启示是一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缔造人类文明的大任于人类时,自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从艰难竭蹶中挺起身子的人类,才真正成为了自己的救世主。

遗憾得很,原始人类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创造了世界文明,却总是谦虚地把自己的一切功劳归于臆想的神明。或者说,他们把自己奋斗所获得的一切,皆视为自然神祇赐福的结果。

应该说,原始文明是一种尚未与自然彻底分开的文明,是人类虽从自然分离出来却仍依赖自然而生存形成的一种文明,这是一种保持着淳朴自然本色的蒙昧文明。这个文明阶段里,人类虽已独立成为一个有别于动物的另类(有了属于人所独有的社会,而不是像所有动物仍然共同生活在单一的自然里),却仍然是自然生态的一个链条,仍然受着自然规律的绝对支配。那时,人倒是有一种被自然抛弃的感觉——失乐园的阴影笼罩着人类。西方的伊甸园的神话就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因为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偷尝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并在人世间遭劫受难以消前愆。那时,亚当、夏娃及其后代所作的各种努力,就是如何获得自然的宽恕,在自然的拯救、帮助下,重新回到自然母亲的怀抱,传说中的诺亚方舟就是拯救人类的工具。应该说,这个时期,原始人类对自然怀有一种敬畏心理,人们进行任何重要的活动都要举行仪式,祈祷上帝(自然)的保佑。随之而出现的原始巫术与原始宗教,就主要起着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2.农业文明

在原始人类跨越了采集—狩猎文明之后,开始进入以农耕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人类也告别了“原始”,而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如果说,原始时期的人类尚是一个浑噩的自在之物,农业文明时期则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在更为主动的农业劳动中,人类变得更加睿智,也开始自觉、主动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唱出了虽沉重却也古朴动听的田园牧歌。

从地质考古的结果可知,地球上有三大变动对人类影响最大:一是地球的地壳曾经有过好几次的重大变动,变动的结果是山河易位——“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就是从海底崛起的,这种变化无疑会带来地球物种与人类居留地的变化。二是气候的变化,例如冰川时代。三是物种变化。地球环境与气候环境的变化,淘汰了大量不适应变化的生物种群,产生或变异了一些新物种。这三大变化都会影响到人类所能进行开发的各种资源及其开发方式。例如,巨型动物的灭绝,就给包括人类在内的一些弱小动物以更多的生存机会。

原始人类选择农业,有一个更为重大的必然因素,那就是人口的压力。当地球气候条件变得适于人类生存繁衍时,人类的生存的能力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又得到提高——知识和技术进步达到了相应的水平,人的生存数量也会随之大为提高。采集—狩猎文明时期,人类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人口的增长,例如通过部落间的相互战争减少人口。但是,想保持在一个环境可以支持的水平上,实践证明原始人类做得并不成功。随着人口的增多,本来就难以维持生计的采集—狩猎行为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原始人类生活必需。人类在寻找新的生存方式的过程中,发现农业是解决生存问题的最好方式。因为,在同样的土地上,农业能够养活更多的人,而游牧文明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物产相对少得多,同样的土地养活的人比农业文明的国家少十倍以上。特别是将土地生长出来的谷物进行储藏保存,还能解决冬季觅食的困窘。因此,在一些适宜种植的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农业生产上来,游牧活动只成了食物生产的补充方式(到后来,一些地方特别是森林稀少的平原地区,农业几乎全部取代了游牧业),农业文明便由此而发展起来。而且,农业文明不仅带来农业的发展,也孕育了其他产业。由于生产力先进,同样的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再加上科技的发展、农业产量高导致大量的社会富余人员,可从事各种工业商业,由此,在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相继出现了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

由于农业文明是紧紧与黄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农业文明常常被人称之为“黄色文明”。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黄色文明国家。如夏政权在陕西,商政权在河南;西周政权在陕西,东周政权在河南;秦、西汉政权在陕西,东汉政权在河南;隋、唐政权在陕西,北宋政权在河南。五千年文明,有四千年历史皆在农耕最发达的中原地区的黄土高坡上演。别看现在的黄土高原是满目黄土一片贫瘠,据史载,黄土高原曾经水草茂盛,到处是秀美山川,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是发展农业的最好地方,也是当时最为富庶的地方。事实上,中国文明就是在这片黄土地上演绎得灿烂辉煌。因为黄土地带来的福泽,让中华民族对土地的眷恋深入骨髓,安土重迁几乎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明训。

不仅中国,其他一些著名的古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其实都是在当地肥沃的土地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文明。因此,在农业文明里,土地是财富之母。由于人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紧紧地维系在土地上,因而土地也是延续农业文明至关重要的因素。

农业文明也被称为“大河文明”,因为古代农业文明大都发生在大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或者说,农业是大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也是这些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众所周知,光有土地没有大江大河——没有水的灌溉,农业根本发展不起来。

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些亚非文明古国,其农业文明皆得大江大河之利。远古时代,

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波澜壮阔,其流经之地则沃野千里。其独特的农耕环境为流域的居民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最早脱离采集—狩猎生活的古代居民,很早便在这些地区生产劳动、生息繁衍,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大河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例如,古代埃及人就曾这样赞颂尼罗河:“啊,尼罗河,我赞美你。你从大地涌流出来,养活着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就是这条全长6000多公里的大河,给埃及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带来了生命和繁荣,带来了以金字塔为象征的古埃及文明。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流域亦如此,河水流经之地,形成大片肥沃的易于耕种的黄土地,有利于农业文明的产生。直到近代工业文明兴起和扩张之前,和周边地区比较(西北的草原和沙漠,东北的森林,东南的大海,西南的高原),黄河流域以及后来的长江流域一直是一个具有资源优势的地区,中华文明就因这两条大江大河的源远流长而始终保持着古老文明的青春。正如有人描述的,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至今仍让我们回味无穷,当我们徜徉于唐诗宋词的美丽中时,不知不觉间也在重温着农业文明的落日余晖。

应该说,农业文明是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文明,是以黄土地为生命保障的文明,也是人类生存从被动开始走向主动的文明阶段。在农业文明时期,人类不再是被动地向自然索取生存资源,而是根据自然的变化,有目的性地进行着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季节性,春种秋收,必须严格按照季节的变化进行,而且必须依靠自然界的风调雨顺,才能获得好收成。因此,人们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会尽最大的努力与自然处理好关系。

3.工业文明

人类文明以舒缓的步履走完数千年的农耕时代,留下了灿烂的文化,揭幕了一个产业经济的新纪元——工业革命。关于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有人认为工业革命在1750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

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765年,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的出现,标志着工业革命首次在英国出现。18世纪中叶,

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这成为工业革命的标志。

说到工业革命,人们会想到最初的马车与蒸汽机车比赛的故事。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蒸汽机车,当时有人驾着一辆马车和它赛跑。新生火车丑陋笨重,走得很慢,而且由于当时的火车还没有安装防震弹簧,结果把路基都震坏了。火车因故障走走停停,而漂亮的马车骄傲地跑在前面。但是,随着创造者不断改进蒸汽机车,提高了机车的速度,成为工业革命高速发展的象征,也让马车驾驶者瞠目结舌。而社会经济财富的增长,也随着工业革命的凯歌高奏一日千里。与漫长的几千年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在过去的仅仅1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物质财富就大大超过了人类历史时期的总和。而最重要的一点,掌握了先进发达的生产力的人类,一改之前匍匐在自然脚下的可怜虫形象,高喊着“征服自然”的口号,趾高气扬地以自然的主人自居了。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尼采曾喊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句话——上帝死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工业革命已经膨胀了人类的野心,人类要取代上帝而坐到上帝的宝座,并想像上帝那样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对于工业文明,有人是这样描述的:“工业文明是对农业文明的继承和扬弃,工业文明脱胎于农业文明,是在继承了农业文明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发展,不是割裂历史而是延续历史的发展。工业文明作为农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文明形态,带着人类期盼更高生产力水平,更高资源配置效率,更丰富的物质享受的目光,开始走进人类视野,与单一色调的农业相比,工业文明则是一个多色彩的图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是文明内在的变革与创新的趋势所要求的。”

无疑,工业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是拉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导致国家、民族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主要支撑和核心竞争力之所在。马克思曾盛赞近代工业是“神奇的制造之神”,热情讴歌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他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据马克思当时的统计,当时英国社会中一个工作日的生产率在70年内增长了27倍。而据现代一些历史学家的统计,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增长了100多倍。自从有文明史记载至20世纪初,全球经济才增长到6000亿美元的规模,而这只相当于现在每两年经济增长的数量。工业文明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文明、进步和繁荣,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到了工业文明创造的福利。

以往,理论界有一个认同的观点:工业化是一切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有一些人将“发展工业化,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当作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工业化发展的历史。在现实中,工业化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英、法、德、美等国家由于率先启动工业化进程,因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批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二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主要也是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工业化赶超发展之路。人们也看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其根源也在于工业化发展的差距。可以这样说,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不经工业化就直接进入现代化的。因此,当代那些在工业革命中已经落后了的国家,一面吟着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一面却在奋力跨越社会文明发展绕不开的这个重要阶段,补上工业文明这一课。

如果在生态环境还不曾危及人类生存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会把上段论述当作绝对真理。但是,那些经历工业化后遗症——因工业化而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国家的教训,却告诉我们:工业化已经不适于现代的地球了。提前工业化的国家,已经不再提工业化,而工业化越晚的国家,巅峰到得越早,去工业化的时间也来得越快。例如,中国真正开始工业化革命,即使从建立新中国算起,也就是60多年,而刚刚进入工业化高峰,就要开始转型了。还有一些没有完成工业化革命的国家,也都可能相继转型。因为环境资源已经无法支持工业化革命的继续了。至于那些未赶上工业化末班车的国家,比如非洲和南亚各国,很可能永远错失了工业化的机会,因为这些国家卖能源也许比工业化更容易,也更符合执政者的利益。

无疑,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但是,不知这种进程的加快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工业化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以消耗地球资源为代价。工业化程度越高,消耗的地球资源就越多,消耗的速度也就越快,这个代价或许在短期内还看不到,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地球资源短缺的弊端就会显现出来——事实上,资源短缺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已经十分严重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文明是沾满了地球生命血腥的暴力文明。在人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平等的关系时,“工业革命”这个令人类兴奋的名词,或许会让人恐惧乃至拒绝。事实上,现代人类开始青睐一个新兴的文明——生态文明,并准备与工业文明说“bye bye”了。

4.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人类正在跨越的新文明阶段,这是人类通过对以往几个文明反思而走出的一条向自然回归的新路,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绿色文明(相应地,人们对已往经历的文明也都有新的说法:原始文明被称为原色文明,或本色文明;农业文明被称为黄色文明,既代表土地颜色,也代表庄稼成熟颜色;工业文明被称为黑色文明,即是钢铁原色,也是一种令人恐惧的代表死亡的颜色)。

提到生态文明,不能不提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生态环境的“乐天”与“忧天”之争。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拉开了“生态学

时代”的序幕。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第一次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肯尼迪读后倡议次年为联合国

自然保护年。有人将这个时期称之为绿色意识的精英启蒙阶段。十年之后,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及其主持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特别是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在过去实际上被人们搁置一边的生死攸关问题的重大领域”。这份报告根据地球上发生的人口爆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现象,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罗马俱乐部关于“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成为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重要背景材料,后成为人类共识。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公众绿色意识的动员和形成阶段。

卡逊的忧虑和罗马俱乐部的警告,虽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但不少人还沉醉在“地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的美梦里,把精英、智者的警钟视为杞人忧天,甚至对生态环境的掠夺行为愈演愈烈了,使得《寂静的春天》与《增长的极限》所描述的“人类困境”变得更加严重: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日趋恶化,这使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在一些发达国家内部,大规模失业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并发,加剧了劳资冲突和社会的动荡,“人们希冀用‘新理论’、‘新运动’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世界范围内连续不断的局部冲突和战争,特别是超级大国为争霸全球而疯狂进行的核军备竞赛,把人类置于暴力和核威胁的阴影之下。因此,反对战争和核武器、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日益成为全世界人民关注的重大问题。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西方国家的青年大学生和中产阶层人士,都在考虑如何以一场人类自身的革命,来摆脱人类的困境。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以市民为主体,以维护生态平衡、保障妇女正当权益、反对战争和核军备、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等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绿色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广大青年学生、妇女、知识分子和反战和平人士,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如美国加州大学的学生反战游行、法国的“五月风暴”、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组织的长达3年之久的学生造反、“绿色和平组织”阻止法国核试验的勇敢行动、80年代初在欧洲十多个国家有400多万人参加的“全欧反核行动日”。

在这个群众性广泛的绿色抗议运动阶段里,青年抗议者们对现行的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体系提出了怀疑和谴责,并引发了一场价值观念的革命。生活质量、心理安全、合作和谐、社会公正平等的一些新观念,开始普遍为人们接受,有极限的增长、发展上的规模、分散化、生态平衡乃至健康的南北关系等新思想、新观念开始为人了解,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革新口号。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生态环境问题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鲜为人知到80年代成为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常识,绿色意识形态也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有人将80年代称为全球绿色意识形态的群众性普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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