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雅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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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试读：
总序
作为人类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社会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特殊使命，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以创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引领全民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发展对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称。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江西人民，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这片自古就有“文章节义之邦”盛誉的赣鄱大地上，文化昌盛，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群星璀璨，他们创造的灿若星辰的文化经典，承载着中华文明成果，汇入了中华民族的不朽史册。作为当代江西人，作为当代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继往开来，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科学的答案。汲取历史文明的精华，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的要求，创造出今日江西的辉煌，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社会科学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价值在于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文明水平、提高人的素质。然而，社会科学的自身特性又决定了它只有得到民众的认同并为其所掌握，才会变成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因此，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成果的运用、交流与广泛传播。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我们设立了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出版资助项目，全力打造《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设立，资助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优秀著作出版。该文库每年评审一次，通过作者申报和同行专家严格评审的程序，每年资助出版30部左右代表江西现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水平、体现江西社会科学界学术创造力的优秀著作。《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涵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收入文库的都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社会科学普及和成果转化推广著作，并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希望通过持之以恒地组织出版，持续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优秀成果，不断提升江西社会科学的影响力，逐步形成学术品牌，展示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群体气势，为增强江西的综合实力发挥积极作用。祝黄河2013年6月序
陈雅岚博士的著作《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摆上案头，阅之不胜欣喜。这是一个有创意的研究课题。道教是中国本土固有的宗教，与儒教、佛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近代以来，道教面临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型的诸多课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适应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及市场化，善用其传统文化资源继续为社会提供宗教服务。实事求是地说，近现代中国道教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理论探讨及践行方式的摸索，都是很不够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人的本土文化意识正在觉醒，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本土宗教及传统文化出现了复苏趋势。道教怎样适应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问题更加突出。道教有哪些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传统文化资源？如何看待保持传统宗教的神圣性与适应现代社会世俗性的平衡尺度？宗教文化能否产业化，或采用市场经济范式来经营？这些问题已成为紧迫的研究课题。为此学术界也做过一些探讨，但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还不多。陈雅岚博士的著作对上述问题做了初步的思索和探讨，是值得鼓励的。注重探讨有实践意义的新课题，显示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希望有更多年轻学者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故为之序。王卡2014年5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摘要
中国道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从秦汉的神仙信仰文化开始，在中国道教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累积了极其深厚和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道教对生命的珍重、对神仙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而产生的道教养生文化资源、道教音乐文化资源、道教医药文化资源、道教生态文化资源等已经代代相传并在创新中不断发展，古人用智慧和劳动创造的道教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中国人思维的影响、生活风俗的形成、健康方式的设计等密切相关。本文对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对中国道教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分析，经过对道教文化资源的整理、比较、反思，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充分认识和评估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分析其区域优势所形成的竞争力，借鉴并设计我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模式。
本文从文化学角度，梳理了道教文化及道教文化资源的类型、形成与发展，明确了道教文化资源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成果，是一种“有用”的、“多功能”的资源；从经济学角度，运用评估模型对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行了分析，认为道教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准公共品”，是一种具有比较优势和区域竞争力的文化资源，是能够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道教文化资源是一种宗教性的文化资源，因此，对于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选择应符合我国国情、符合道教文化资源特色、符合道教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运用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及SWOT方法，剖析了道教文化资源在城市经营、生态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及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回答了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对道教文化资源关注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澄清了社会对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模糊认识，探讨了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多种模式；从管理学角度，本文还在现有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就理顺道教文化资源管理体制，强化政府规制，明确道教文化资源产权，建立东、中、西部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区域合作，推动道教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本文共分七章展开研究，第一章为导论，主要是阐述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问题研究的时代背景、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并对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同时也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第二章为道教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首先简述了世界宗教文化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宗教文化对中国社会发展史、神仙文化、仪式文化、节日文化、艺术文化、养生文化、生态文化及和谐思想的影响，比较分析宗教文化的价值功能。这一章通过详细分析，提出了道教文化是一座蕴含多种资源的“富矿”，有待于“开采”的论断。
第三章为道教文化资源的形成和发展，探析了中国道教文化中的“资源”观念，介绍了远自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南宋，近至明清、民国，历代道教“洞天福地”文化资源、道教神仙文化资源、道教祖庭文化资源、道教建筑文化资源、道教仪式文化资源、道教音乐文化资源、道教养生文化资源、道教劝善文化资源、道教生态文化资源的演变和体制的影响。这一章除了探究各类道教文化资源的内涵和发展过程之外，更从道教文化资源“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尊道贵德”的道德观、“和谐共生”的生命观等终极目标，探讨了道教文化资源对经济、社会、生态、生命的多重意义。此外，这一章还提出，在今天，人类要以“敬畏”的态度，对待这些价值深厚的“资源”。
第四章为道教文化资源的评估，主要探讨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首先集中探讨了道教文化资源的品相要素、价值要素、效用要素、发展预期、传承能力，设计了“道教文化资源评估指标体系”，并制定了龙虎山道教文化资源评估测量表，记录整理了道教文化专家的意见，肯定了道教文化资源对龙虎山旅游的核心作用。
第五章为道教文化资源的SWOT分析与区域影响，着重探讨了道教文化资源区域文化竞争力价值。道教文化资源的丰富程度固然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整合区域的人才、资金、市场等，才能形成区域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制定东部地区“走出去”的战略举措：东部地区应发挥其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的优势，对道教文化资源进行深层次产业化开发，重点做细、做优道教文化产品，率先推动道教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制定中部地区“请进来”的战略举措：中部地区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优势是其“请进来”的核心竞争力，重点做强、做实道教祖庭文化、养生文化，以吸引海内外的道教信众和对道教养生文化感兴趣的社会游客；制定西部地区“区域化发展”的战略举措：西部地区有旅游基础较好和道教文化资源丰富的“双优势”，要重点加强外部环境的改善，通过与东盟合作的平台吸引东南亚国家的游客并实施道教文化产品“走出去”和“请进来”。
第六章为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发展，论述了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发展模式。首先，阐述了公共品理论与道教文化资源产品的定义及产品性质、比较优势理论与道教文化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产业集聚理论与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园区建设。其次，剖析了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存在的问题：产业发展规模不大，未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产业链条尚未形成，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缺乏对道教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保障机制，产业发展后劲不足。再次，考察了国际、国内对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综合和单项运作模式，古城类、生态类、园区类综合运作模式对道教文化资源丰裕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单项类道教文化资源运作模式对道教文化资源相对一般的东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最后，借助国际、国内的成功案例设计了龙虎山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模式。
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建议，对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研究做出总结并提出了政策性建议。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是对道教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的一种有效方式。博大精深的道教文化资源所形成的道教文化产品和道教文化服务就像中国的“酒”和“茶”，不仅可以让中国人分享，而且还可以让全世界人来品尝。提出的建议为：建立道教文化资源产权制度，即明确“身份”并且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建立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支持和服务体系是推动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重要举措；对具有重大价值和影响力的道教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性修缮是中华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文化产品和道教文化服务“走出去”，没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和服务难度非常大。
在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1）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认为道教文化是一种“有用”的资源，但道教文化资源中的核心部分，即神仙信仰文化资源是绝对不能作为经济资源开发的，这是道教文化生存和传承的根本；（2）在保护传统道教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开发及产业化保护和传承道教文化资源。引入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理论，为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发展寻找理论支持，把道教文化资源作为特殊的“准公共产品”，使其具有引入市场机制并进行产业化开发的基础；根据道教文化资源成长和发展的规律，设计了道教文化保护和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利用产业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分析与比较道教文化资源优势和竞争力价值，在城市经营、生态旅游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发挥道教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强劲的竞争力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中推动城镇化建设、推动生态经济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发展；（3）用评估、SWOT、案例、调研的方法，对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开发模式等进行分析。借助文化资源的评估模型分析了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借助SWOT方法，分析了道教文化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作用；在借助国际、国内案例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龙虎山世界道教文化中心的模式；提出了创新文化贸易方式，推动道教文化产品通过贸易的方式“走出去”，变“送出去”为“卖出去”；提出了发挥企业的市场经营优势，深度挖掘道教文化资源价值，变“资源”为“产品”；提出了使用实地调研数据分析，力图揭示“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这个具有挑战性命题的诸多答案。
关键词：道教文化 资源 开发及产业化第一章导论第一节研究背景
中国是道教的故乡，道家思想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没有中国，就没有道教产生的空间；没有道教文化，中国社会就像日常生活少了“酒”和“茶”一样，缺少一种味道，一种境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惊人的成长性吸引着全球的目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文化产业视为一种战略产业，进行策划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已延伸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以知识、信息、娱乐、养生、休闲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新的分支层出不穷。时至今日，文化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支柱产业，不仅推动着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提升了国家参与世界竞争的“软实力”。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20年前预言：“一个高技术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文化的社会，以此来保持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正在印证这一预言：美国文化产业年产值占了GDP的25%。美国人创造了电影产业，美国电影的出口额在其所有产品中雄踞第二，仅次于航空产品，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80%的份额。日本经济曾创造世界奇迹，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功不可没，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唱片业、出版业和动漫卡通业。从前景来看，文化产业经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有着“无烟产业”“朝阳产业”的美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全球的大趋势，在国际舞台上，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利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笔者认为，中国要实现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就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对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资源进行整理、比较、评估，并进行战略思考，理顺体制，以理性、科学的态度充分认识道教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发挥道教文化在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和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以及道教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充分利用道教文化产品在对外文化贸易中的独特价值，为我国文化产业的腾飞提供更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更有效的实践探索。应该把道教文化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分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对于道教文化之经济属性、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本文立足于代表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传统文化——道教文化资源，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切入道教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以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其中对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问题的研究还着重解读其时代背景、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一 研究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时代背景1.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道教建筑文化、道教音乐文化、道教养生文化、道教茶文化、道教酒文化等都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极其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道教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分支，以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身份展示中国文化。道教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生命线之一，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例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道德经》是被翻译成外国文字而发行量最大的作品之一，道教经典《道德经》已被翻译成23种语言，传播到100多个国家。道教太极拳正在形成以中国为核心，以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及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国家为中心，向非洲、南美洲、中东、中亚等国家与地区渗透辐射的道教太极拳网络，仅河南陈小旺就有洋弟子30多万人，并被评为2012年度传播中华文化“十大突出贡献人物”。道教太极拳网络不仅为经营者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而且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带动了道教太极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传承。2.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求
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具体来讲，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由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提高，人们在享有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即追求文化和精神层次的消费。
道教文化资源已成为满足新的消费服务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能够为人们提供文化和精神消费服务的资源包括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等各种资源。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资源是其中具有综合竞争力，并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文化与精神需求的资源，道教文化资源除了具有各种价值外，还能激发海外华人的“寻根问祖”意识。
当道教文化资源为社会提供消费服务时，就意味着它具有经济功能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着人们对文化和精神消费的不断增加而得到加强；当道教文化资源用于为社会提供文化与精神消费服务时，所需费用已经成为经营成本；当社会的文化与精神需求日益增长时，道教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稀缺性日益突出，道教文化资源具有与一般经济资源相同的基本特征。3.城镇化建设对道教文化资源的极大破坏
城市的建设和农村的大规模改造，新生事物与旧事物的新陈代谢本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对道教文化资源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部分精美的道教建筑，不是被毁就是挪作他用，缺乏维护，这些存在数千年的道教建筑面临消失之灾。雄踞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充满艺术趣味的古道观，在城市建设中，在“改造”的旗帜下做出了牺牲。20世纪有三个阶段对道教文化资源的破坏非常明显，第一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期。其后果：一是许多道教宫观归政府部门管理，因经济力量薄弱，政府部门没有能力保护，任其倒塌、损坏。二是道教文化的艺术标准没有明确，道教建筑拆毁严重、道教文化知识产权侵权严重、道教文化资源的主体权利未得到保障。三是缺乏对道教文化作为遗产资源的认识，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都没有爱护道教文化遗产的意识，甚至一些部门长期占用道教宫观，任其损毁、消失。二 研究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历史背景
我国许多学者都把道教文化资源作为智慧之源、生命宝藏对其厚爱有加。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中，把道教的宫观庙宇作为建筑艺术精华来研究；李岚清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中，把道教音乐《二泉映月》归入其中。许嘉璐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留学生思乡了就听《二泉映月》，以寄托那种撕心裂肺的思乡之情；中国医学家屠呦呦受晋代道士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发明了青蒿素。青蒿素成功治愈了世界上几百万名疟疾病人，屠呦呦也因此于2011年9月29日获得美国拉斯克最高医学奖。三 研究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机遇分析
在过去，没有真正的力量能及时阻挡这股破坏的狂潮。新时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已经到来，搜集资料，考证历史，在“传统的血流”中寻找新的发展，这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的任务。1.中国道教文化是我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统文化
中国道教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是“神仙之道”，即人的生命修炼技术，这种“神仙之道”在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方伎”，后来演变为道教，其学说许多都是生命科学的问题，包含了许多认知科学。唐朝以后，儒、释、道三家被认为既是学术也是宗教。佛家是从印度传入中国，逐步衍变成中国文化的；儒家以入世为主；道家变成道教，修神仙之学，以“出世”为主，但正统道家是“不出不入、也出也入”，对中国的文化与政治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高士”或“隐士”层出不穷。在现代，深厚的道教文化资源无论是对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还是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要、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等都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2.中国道教文化资源体现了中华文化特色
中华特色文化对于让世界了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中国的才是世界的”，如果因为模仿人家而丧失了自己的特色，那么中国的文化产品就无法打开世界市场。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指出，重点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扩大文化消费、扩大文化贸易。通过园区建设，集聚道教文化资源的禀赋优势，生产道教文化产品和提供道教文化服务。道教文化产品和道教文化服务可以对满足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带动文化贸易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3.研究道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及产业化对探讨培育和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
在道教文化资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道教建筑文化资源、道教音乐文化资源、道教养生文化资源便已形成一个艺术系统，而且是最有价值的道教文化资源。截至2011年6月，中国目前已有41种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与道教有关的有湖北武当山道教古建筑群、河南登封中岳庙“天地之中”古建筑群、四川青城山道教古建筑群等6处道教建筑群，还有道教庙会、道教音乐、道教太极拳等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世界级道教文化遗产资源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都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代表，也是极具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源。4.研究道教文化资源的开发及产业化有益于纠正国际上某些对中国的偏见
尽管我国的综合实力增长很快，国际地位也迅速提高，但在国际上一些人对我国了解还是甚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影响不够大。其实，道教音乐文化产品、道教太极拳文化服务等在国际上是很受欢迎的。
如果我们有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有实现“中国梦”的愿望，就要尊重这些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对我国历史文化资源加以认真整理、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中国道教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产业化利用的研究。第二节研究意义一 社会意义
中国道教文化资源作为文化遗产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合理保护利用道教文化资源有利于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有利于推动道教文化资源所在地的旅游与经济相关产业的发展，继而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促进文化多样性，促进海内外相互的交流、尊重和理解。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社会意义，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兼具历史文化方面的物质性、文化传承方面的物质和精神统一性。中国道教文化资源传承了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精髓，中国道教文化资源以其独特性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研究应充分挖掘优秀的道教文化资源对公众身体健康教育和服务、生态保护教育和实践、和谐社会理念教育和参与等的作用。（2）中国道教文化资源是发展现代科技、医学科研和实践的有益借鉴。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对现代科技的借鉴作用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有的可以直接应用，有的可以间接借鉴，它还为现代科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3）中国道教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也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因素。对中国道教文化资源进行合理的产业利用，不但能把道教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而且还有利于更好地保护道教文化资源。二 经济意义
随着文化旅游业的兴盛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在产业经济学上的价值日益凸显，尤其是道教文化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世界自然遗产，其品牌效应及其特殊资源凸显的垄断经营价值，更会为地方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部分道教文化资源属于不可交易型产品，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通，普通经济规律不能发挥作用。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比较分散，从形式上来看，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可分为直接经济价值和间接经济价值。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纯道教文化旅游景区或与自然遗产相结合的旅游景区的门票收入、文物买卖等；间接经济价值指道教文化资源为所在地带来的综合经济利益。例如，道教文化资源的品牌效应能够直接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交通、住宿餐饮、商业等各行各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对外贸易来看，道教音乐文化产品、道教养生服务等都是对外文化贸易的新产品，在国外很受欢迎。三 保护意义
研究中国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产业化运作，主要是对道教文化资源间接经济价值的研究。道教文化资源是独特资源，片面追求直接经济价值，势必对道教文化资源造成破坏，也会使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大打折扣，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而对道教文化资源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致力于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把有转化条件的道教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形成文化品牌效应，为地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合理开发又为道教文化资源保护筹集保护资金，使道教文化资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使道教文化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为我国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发挥独特的作用。第三节研究综述一 关于道教文化的研究
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易经·贲卦》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文的“文化”一词就是从《易经》的“人文化成”演化而来，其本意是用人文教化百姓、治理天下。英文的“文化”（culture），是指“人造自然物”，这个概念是同“自然存在的东西”相对的。可见，东西方古人对“文化”的理解是一致的。美国学者泰勒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指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价值和社会组织”；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十年之后指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同时认为未来也许是属于道家哲学的。李约瑟所说的“道家”既指先秦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也包括汉代以来的道教。这些观点说明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一）国内学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
对“和谐”理论的解释。卿希泰（2009）考察了道教和谐思想，其表现为“玄同”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人类和平相处，利于世界和谐。所谓“玄同”就是与大道融通为一，因此谓之“大同”，其主要思想，一方面强调社会公平，另一方面要求对个体的私欲予以克制，从而升华思想境界。道教“和谐”思想还体现在“感通”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人类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所谓“感通”，就是遵循“大道周行”法则的一种思维方式。道教“和谐”思想与整体思维方式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其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中，道教是非常重视人的行为与天地运行规律相合拍的。丁常云（2011）认为，道教讲“和谐世界，与道相通”，以“尊道贵德”为核心，以“和谐之道”为追求目标，主张慈爱和同、维护人类安宁，强调重生贵命、关爱生命安全，追求身心和谐、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
对“美学”理论的解释。老子《道德经》是道教的圣典，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和阐发了一系列关于“美”的概念，如“道”“气”“象”“有”“无”“虚”“实”“味”“妙”“虚静”“玄鉴”“自然”，等等。叶郎（2008）认为，中国美学的真正起点是老子，老子对于中国古典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老子开创了道家美学的传统，中国古典美学关于“气韵生动”的理论、关于“境生于象外”的理论、关于“虚实结合”的原则、关于“味”和“妙”的理论、关于“平淡”和“朴拙”的理论以及关于审美心胸的理论等，都发源于老子美学。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而现象界的“美”和“丑”则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美”和“丑”都是“气”。另外，庄子还提出了“心斋”与“坐忘”的美学概念，其核心思想就是要人们从自己内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闻一多谈到，读《庄子》的书是一种审美享受，这不仅是由于书中“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
对“养生”理论的解释。杨玉辉（2011）考察了道教形气神或精气神并养理论、性命双修理论、虚静无为理论、阴阳协调理论、调理脏腑理论、后天返先天理论、和顺自然理论、人我和同理论等，这些理论不仅从生理上说明了养生的一系列原理，更从心理上和社会上阐述了达致健康、快乐、幸福的原理和方法。胡孚琛指出，内丹学是中国学者数千年来苦苦探究宇宙自然法则和人体生命科学的智慧结晶，是一种集道、释、儒文化的宇宙论、人生哲学、人体观、修持经验为一体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也是一项为探索生命奥秘，开发精神潜能而修炼的人体系统工程。牟钟鉴阐释了道教“性命双修”“阴阳交合”的养生理论；盖建民（2001）认为道教医学模式是一种融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社会治疗和精神信仰治疗为一体的综合医学模式。黄永锋（2007）在广泛考查《道藏》内外各种文献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饮食均衡、饮食有节、饮食制宜、饮食禁忌、饮食保健、饮食疗养等道教饮食养生思想主旨。
对“生态”理论的解释。詹石窗（2009）等论证了早期道教基本经典之一的《太平经》的生态思想，分析了“天父地母”的深刻内涵。“天父地母”的思想体现了天、地、人互相和谐共同生养万物的理念，意味着天地自然界与人属于同类，应当受到像父母那样的尊重而不可伤害，包含了天地能够对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予以处罚的思想；蔡林波（2007）认为，道教蕴藏着丰富的自然知识和技术，分别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养生、农学、工艺等诸多领域，其内容之广、水平之高，令今人惊叹，在古代道人眼中，这些知识和技术并非用来征服或战胜自然，以单纯地张扬人类的主体能力，而是在追求长生成仙的终极目标下，力求使之合理地运用于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
对“科技”理论的解释。盖建民（2009）考证了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至北宋、南宋至明代中叶的道教科学思想。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科学思想的特点：注重观察的实践精神，即“仰观俯察”“勤求试之”的思想，道教素有“夜观天象”的传统，重视星象和物候地理的观测。道教在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和天文地理领域能取得成就，与道教重视观察、勤于实验的科学思想是分不开的。研究证明，“实验”一词最早出现在道书中，在道教外丹黄白术的实践活动中，道教金丹学家不仅通过观察收集了大量化学材料，而且采用“实验”手段，充分利用他们所创制的各种合丹仪器、设备，制造了异常丰富的化学药物，从而树立了中国古代科学中独树一帜的科学思想，即观察和实验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就蕴含了这一科学思想。王明（1985）指出：“在葛洪身上，体现了宗教家和科学家两种不同的人格。”隋唐至北宋时期道教科学思想的特点：天文历算以及医学养生思想最具有代表性，道教天文历算体现在隋代道士李播的《天文大象赋》和道士李淳风注释的《九章算术》；道教医学养生思想主要体现在道教医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其中最突出的思想是以“备急”为指南的治疗方法和“药食两攻”的食疗方法。南宋至明代中叶道教科学思想的特点：道教科技理论与方法日趋完善，体系更加合理和科学化，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带有总结性质的道教医学养生书，如南宋曾慥的《道枢》、元代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参赞书》、丘处机的《摄生消息论》等。
对“音乐”理论的解释。胡郁青（2007）分析了老子“大音希声”的音乐思想，其核心思想是无为而自然的音乐，它是一切人为音乐之本，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它是极致极美的，但它又是无声的，它是音乐的最高境界。同时，她也分析了庄子的“人籁”“地籁”“天籁”三种音乐层次（“人籁”即人工合成的一种音乐；“地籁”即大地万物，如洞穴、孔穴等发出的经常能听见的声音；“天籁”即天地间发出的声音，无须任何外力的作用，自鸣自息，合乎自然本性、客观规律的声响），强调“天籁之音”是“道”的音乐特性，是音乐的一种最高境界。浦亨强（2003）考证了中国道教音乐所蕴含的生命科学潜能，与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有密切联系。
对“管理”理论的解释。葛荣晋（2011）把老子《道德经》的商道文化概述为：“上善若水”与商人的理想人格；“逍遥游”与商人的人生境界；“身重于物”与商人的潇洒人生；“为而不争”与商人的“舍得之道”；“光而不耀”与商人的“低调做人”；“上德若谷”与商人的和谐人生；“道法自然”与商人的生态智慧；“柔弱胜刚强”与商人的人生谋略；“方而不割”与商人的“方圆之道”；“大智若愚”与商人的糊涂哲学；“自胜者强”与商人的“无为”品格；“无为而治”与商人的现代管理；“不知有之”与商人的管理境界；“有无相生”与商人的创新精神。在中国，《论语》比《道德经》影响大；而在世界上，《道德经》比《论语》影响大。周南（2012）根据《道德经》思想的启示，提出“要钱还是要命”的命题，认为“名可名，非常名”应该成为企业家的“盘古志”，也是企业的品牌经营之道。
对“战略”理论的解释。王岳川等（2010）认为，本土文化认同感的迷失，对于东方人而言，民族国家是他们摆脱殖民主义的历史标志和光荣印记，也是其获得身份认同感的最后屏障，是“家园、圣殿和港湾”。对于个体而言，民族文化更是绵延至今的“集体无意识”，是祖先灵魂的反复召唤。正是在民族文化中，个体的心灵才能获得平静和皈依。这种神圣感正在被全球消费社会一点点吞噬，而今文化的原生态绿洲越来越少。在唐朝，玄奘在求取佛经的过程中也不忘向印度翻译传播中国的《道德经》，鉴真东渡后则将唐文化的精髓传至日本。文化输出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可持续发展过程，以美国政府为例，美国充分发挥了传教士等民间非政府力量的作用，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新教传教士就来到中国，1889年达到513人，他们采取办报纸、办教育等方式传播美国文化，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从而扩大了自己在华的利益。20世纪初，美国还决定退回庚子赔款，用于中美教育经费，甚至同欧洲、日本争抢中国留学生，其目的在于培养一批亲美的知识分子。（二）国外学者对道教文化的研究
国外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研究很广泛，尤其是道教的内丹学。早在1920年，德国学者卫礼贤（R.Wilhelm，1873—1930）就在北京得到一本丹经《太乙金华宗旨》，发现了其中的科学价值，于1926年将其译成德文。1928年，卫礼贤将自己的译稿交给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G.G.Jung，1875—1961），荣格为此写了长篇评述，于1929年出版。荣格在对《太乙金华宗旨》的评述中认为，中国古老的内丹学和西方现代心理学、心身医学是相通的，在心理学中“看到了一个接近东方智慧的崭新的意象不到的途径”。《太乙金华宗旨》德文第5版上载有歌德的诗句“西方与东方，不会再天各一方”，而内丹学的研究正是指向同一目标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自号“十宿道人”，他对道教方术中的科学内容进行了认真挖掘，《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5分册专门讨论内丹学，并称之为“生理炼丹术”，这说明道教内丹学已开始传往西方，它的真实面目正逐步被西方学者所认识。日本学者野口铁郎与松元浩一说：“近几年来，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而且一般人对道教的关注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热潮。特别是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有一种认识，即在探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或中国人的气质时，不可或缺的是探明道教或道教文化的作用，这种认识正在逐渐加强和深化。”二 关于道教文化经济学的研究
王天玺（2010）在《文化经济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方法可以分析现代经济运行规律。比如，供给是阳，需求是阴，只要供需互相适应，就可以保持阴阳平衡，使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如果供给大于需求或需求大于供给，阴阳平衡就不能保持，经济就会出现危机。顾江（2009）在《文化遗产经济学》中指出，宗教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是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的延伸，是文化价值的物质载体表现形式。基于经济维度而言，宗教文化价值涉及众多方面，包括文化遗产对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宗教文化遗产的继续使用功能，等等。另外，宗教文化遗产具有稀缺性、公共性、不可替代性、外部性等经济学特征。陈雅岚（2011）认为，根据非排他性、非竞争性来界定文化遗产产品特性，符合公共经济学基本原理，但必须兼顾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第一”的特殊要求，尤其是宗教文化遗产资源还涉及广大信教群众的感情需求，即使景区因设立门票而成为“准公共产品”，也不能由市场供给。杨燕（2007）在《宋代道观经济简论》中认为，宋代是一个道教非常兴盛的时代，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首都的许多重要道观都得到朝廷的重视，甚至由国家出资建设。道观的收入有土地收入、朝廷的资助，以及做斋醮法事所得、民众施舍等，同时，道观也要承担一定的经济义务，比如缴纳僧道免丁钱等。三 关于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研究（一）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理论解释
胡惠林（2006）在《文化产业学》一书中认为，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文化产业研究中一对最重要的关系。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系统，是一种关于自身和世界关系的理解系统，意识形态可生产和传播。文化产业就是其具体形态和具体方式，文化产业是实践的意识形态，离开了意识形态可实践性的内在要求，也就没有所谓的文化产业。反过来，离开了文化产业，现代一切所谓意识形态也就失去了其存在形态。当代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手段的先进性，媒介形态的丰富多样性，都决定了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把文化产业作为意识形态来抓，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起科学的文化政策关系。但要防止把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应根据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来建立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的科学关系。同时，他提出了“守土有责”的观点，指出中国文化产业要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土地，并积极参与全球文化市场竞争，才能真正守住中国的“土地”。中国的先进文化也要置于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整体前进方向中，中国文化才能获得一种文化多样性所应有的文明价值和文明支持。顾江（2007）在《文化产业经济学》中，分析了文化资源、需求、技术和制度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影响因素，其中宗教文化资源是文化资源的内容之一，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因素之一，其文化资源的种类决定了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文化资源的丰裕程度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对文化产品而言，其创新体现在内容创新、表现手段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二）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实证解释
毛丽娅（2010）在分析四川青城山道教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结合青城山灾后重建，提出了深度开发“洞天福地”主题游、“天人合一”生态游和养生休闲度假游的建议。张香风（2003）认为，神秘的道教文化应成为龙虎山景区的文化主题，底蕴深厚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应成为景区旅游业发展的资源优势。然而，龙虎山在开发利用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其中最突出的是景区从业人员自身道教文化修养不高，旅游资源开发者无力深入挖掘资源中蕴含的文化精髓；一些导游也并不了解道教文化旅游产品中的天师道文化内涵；等等。为此，毛丽娅认为，龙虎山旅游业的发展应着重提高从业人员的道教文化修养，将景区文化主题定位于天师道文化上，并把道教文化旅游业作为景区支柱产业来发展。杨丽霞（2004）认为，神仙文化绝非可以用“迷信”二字所能概括，当然其间夹杂有迷信和糟粕的成分，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异彩纷呈的一部分，其对我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涉及科学、文学、艺术、建筑、社会等诸多方面，其间存在许多合理科学的成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很大一部分可以作为潜在旅游资源进行开发，比如，利用道教资源中的“洞天福地”进行区域性联合开发等。四 小结（一）简评
为了正确认识道教文化资源的内涵、地位和作用，积极挖掘道教文化资源的价值，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和有关道教文化管理部门对道教文化资源进行了多角度和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最基本的工作包括：第一，文献整理与考析。其中包括影印和校勘出版明代留下来的《道藏》，编辑《老子集成》《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思想史》等，这也是本文的重要文献资料。第二，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艺术学、文学、神话学、心理学、医学养生学、天文学、历算学、物理学、化学、旅游学等诸多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一系列研究论著相继问世，显示出道教文化资源的多重文化特质与价值，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参阅资料。第三，将道教文化资源置于当今社会、经济的环境下予以观照，认识其现实的社会意义和经济价值。
从国际、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来看，近年来关于我国道教文化建设、道教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究非常活跃，而且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科研成果，具体有以下特点。
首先，研究结论差异很大。一些研究提出要挖掘我国道教文化对促进社会和谐作用的资源（卿希泰，2009；丁常云，2011）；一些提出要挖掘我国道教文化资源促进生态建设的资源（詹石窗，2009；蔡林波，2007）；一些提出要挖掘我国道教文化关于养生保健的资源（盖建民，2009；杨玉辉，2011；黄永锋，2007；荣格，1929）；一些提出要挖掘我国道教文化促进艺术产业发展的资源（胡郁青，2007；叶郎，2008；浦亨强，2003）；一些提出要挖掘我国道教文化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资源（葛荣晋，2011；周南，2012）；一些提出要突破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的固有观念，全面科学认识我国道教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树立保护第一的观念，科学合理地挖掘道教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王天玺，2010；顾江，2009；胡惠林，2007）；一些提出要挖掘我国道教文化促进旅游产业的资源（张香风，2003；毛丽娅，2010；杨丽霞，2004）；一些提出要完善道教文化资源产权制度建设（顾江，2007；陈雅岚，2011）；一些提出要挖掘我国本土道教文化资源，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核心竞争力，并提出“守土有责”的观点（胡惠林，2007；王岳川，2010）。总体来看，在各种研究中，认为我国道教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多彩，其作为一种资源值得开发和利用，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道教文化旅游产业者占多数，但趋势是随着人们对道教文化资源的认识逐步深化和道教文化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道教文化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其优质资源的巨大价值将得到体现，并不断服务我国经济、政治、社会，为“走出去”战略发挥特殊作用。
其次，一些研究结论尚不够稳健及可靠，从而不能很好地论证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如何运行以及选择怎样的模式。道教文化资源开发是政府垄断还是企业竞争，在同样的道教文化发展制度下，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最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制度建设和数据尚需突破。在实证研究中，本文大多数是定性分析，对于道教文化资源的价值没有评估模型和数据；在研究视角上，对于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大多从单一的旅游产业方面分析，对于道教文化资源如何综合利用其价值，并设计相应的道教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明确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道教文化主体的角色定位等，尚需进一步研究。（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道教文化就像一座宏伟工程，它由许许多多美丽而鲜活的殿堂组成，精妙的思想、精美的建筑、独到的音乐、精致的饮食、精心的养生等形成了众多极具开发价值的稀有珍贵资源，它们像一坛千年老酒深藏于中国大地，因此，对于道教文化这座“富矿”，存在可“开采”的资源很多，依然有着广阔的空间。
通过对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证解释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后，对文化经济的研究逐渐增多，对于“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这个命题，诸多经济学者从各个方面进行了解释与分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留下了诸多的难题：
第一，道教文化与道教文化资源的定义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与道教文化建设和发展相关的现象是否被归入道教文化资源的开发还存在分歧。如，道教文化资源与风景区、道教文化资源与企业的关系等。如果不能很好地界定概念的边界，那么可能会影响后续的研究，以及在不同研究者之间比较研究结论。
第二，理论研究方面。在传统的保护道教文化资源的理论基础上，引入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理论，大大增强了理论的现实说服力，在此基础上，随着第三方的引入，道教文化资源作为“准公共产品”，如何利用产权经济学研究界定政府、企业、非营利机构对道教文化资源及其产品的产权关系，并根据道教文化资源的成长和发展规律，对道教文化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设计有利于道教文化资源保护、有利于道教文化传承、有利于道教文化资源价值体现的政策；如何发挥政府规制作用对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进行特许经营；如何利用产业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分析与比较道教文化资源的优势和竞争力价值，在城市经营、生态旅游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中发挥道教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和强劲的竞争力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机构调整中推动城镇化建设、推动生态经济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三，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借助评估、SWOT、案例、调研的方法，分析了道教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分析了道教文化资源在旅游业、电影业、艺术表演业、出版业、工艺品等文化产业中的特殊作用。利用SWOT方法，分析道教文化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通过案例分析探讨道教文化资源最优开发模式；创新文化贸易方式，推动道教文化产品通过贸易的方式“走出去”，变“送出去”为“卖出去”；发挥企业的市场经营优势，深度挖掘道教文化资源价值，变“资源”为“产品”；通过实地调研，寻找“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这个具有挑战性命题的答案，并提出如何利用实证结果提出有效的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规制对策。
第四，对道教文化资源及产业化开发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如何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更好地分析中国现象，可持续地利用道教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内学者顾江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资源（道教文化）的“公地悲剧”是“无产权制度”导致的，如何处理好政府、企业、非营利机构的利益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如何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与实证方法的基础上，从理论方面、实证检验方面探讨我国的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将是一个既有吸引力又颇具挑战的课题。第四节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为：导论→道教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道教文化资源的形成与发展→道教文化资源的评估→道教文化资源SWOT分析与区域影响→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发展→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七章展开研究，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中国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问题研究的时代背景、国际背景、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对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同时也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第二章为道教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本章首先阐述了世界宗教文化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宗教文化对中国发展史、神仙文化、仪式文化、节日文化、艺术文化、养生文化、生态文化及和谐思想的影响，比较分析宗教文化的价值功能。这一章有详细分析，借以指出道教文化是一座蕴含多种资源的“富矿”，有待于“开采”。
第三章为道教文化资源的形成和发展，本章探析了中国道教文化中的“资源”观念，介绍了远自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南宋，近至明清、民国，历代道教“洞天福地”文化资源、道教神仙文化资源、道教祖庭文化资源、道教建筑文化资源、道教仪式文化资源、道教音乐文化资源、道教养生文化资源、道教劝善文化资源、道教生态文化资源的演变和发展。这一章除了探究各类道教文化资源的内涵、类型、分类以及形成与发展之外，更从道教文化资源“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尊道贵德”的道德观、“和谐共生”的生命观等“终极目标”，探讨了道教文化资源对经济、社会、生态、生命的多重意义。不仅如此，这一章还提出，在今天，人类要以“敬畏”的态度，对待这些价值深厚的“资源”。
第四章为道教文化资源的评估，本章先探讨道教文化资源的品相要素、价值要素、效用要素、发展预期、传承能力，后设计道教文化资源评估指标体系，并列出“龙虎山道教文化资源评估测量表”，吸取了道教文化专家的意见，肯定了道教文化资源对龙虎山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核心作用，提出要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还需要努力挖掘潜力。
第五章为道教文化资源SWOT分析与区域影响，这一章提出，道教文化资源的丰裕程度固然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整合区域的人才、资金、市场等，才能形成区域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东部地区“走出去”的战略举措为：发挥其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的优势，对道教文化资源进行深层次产业化开发，重点做细、做优道教文化产品，率先推动道教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走出去”。中部地区“请进来”的战略举措为：丰裕的道教文化资源优势是其“请进来”的核心竞争力，重点做强、做实道教祖庭文化、养生文化，吸引海内外的道教信众和对道教养生文化感兴趣的社会游客。西部地区“区域化发展”的战略举措为：充分利用旅游基础较好和道教文化资源丰富的“双优势”，重点加强外部环境的改善，通过与东盟合作的平台吸引东南亚国家的游客，使道教文化产品“走出去”和“请进来”。
第六章为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发展，论述了公共品理论与道教文化资源及产品的定义、比较优势理论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集聚理论与道教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剖析了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产业发展规模不大，未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产业链条尚未形成，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缺乏对道教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保障机制，产业化发展后劲不足）；考察了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模式，古城类、生态类、园区类开发模式对道教文化资源丰裕的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有借鉴意义，单项类道教文化资源开发模式对道教文化资源相对一般的东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此外，还借助国际、国内的成功案例设计了龙虎山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的模式，其具体情况如下。
道教文化资源开发及产业化综合发展模式：（1）关于古城类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本文分析了“丽江模式”和“布拉德福德模式”。我国的丽江在开发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充分利用道教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同时又较好地保护和传承了道教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称为“丽江模式”；英国的“布拉德福德模式”是一个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而确立城市在全球文化产业中新定位“电影之城”的案例，布拉德福德在一个曾具有严重污染的纺织业城市的基础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宣布为第一座“电影之城”。（2）关于生态类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本文探析了美国国家公园的经验，它的主要特点是在国家公园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规划管理、旅游服务特许经营等。本文认为，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国家公园的政策，而应立足我国国情，区分道教文化资源的类别和级别，具体选择与其实际情况相适应的道教文化资源管理和经营的方式。（3）关于园区类道教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本文探析了美国的“圣达菲模式”和我国的“龙潭模式”“中华灵宝文化产业园模式”，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的“圣达菲模式”是最具有创意的城市案例，它是在一个没有文化遗产资源的沙漠上，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创意来打造一个吸引世界游客的城市，圣达菲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命名为“创意城市”。我国的“龙潭模式”是由道教活动中所需要的“金箔”而形成金箔产业集聚的模式，其1000多年的金箔锻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龙潭成为世界金箔制造中心，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中华灵宝文化产业园模式”是由政府支持、企业参与、道教唱戏的新型模式，其定位是以弘扬道教文化为主题，以修性养生为依托，中医药业、休闲基地为辅助的多功能文化产业园区，是一个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具有文化产品的公益性和市场性的综合文化旅游项目，极具中华文化个性和樟树地方特色，具有创新意义，对江西乃至全国、全世界的道教文化建设、文化资源开发，中医药文化产业、旅游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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