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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颖

出版社：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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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明建设试读：

当前，体育运动已深入千家万户，深入街头巷尾。“将运动融入生活”成为了每个人不断追求的健康理念，在运动中挥洒汗水被普遍认为是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体育运动的最大好处就是强身健体，体育运动也有助于培养人们勇敢顽强的性格、超越自我的品质、迎接挑战的意志，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协作精神。同时，体育运动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成果的总称，人类对“文明”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探索“文明”的过程，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发展，在发展中探索。体育的主体是人，对象也是人，人既是由物质构成的，如肌肉、骨骼、血液等，又是唯一具有思维和精神的高级生命。体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的身体和心灵得到全面发展，塑造出“身心并完”的人。体育无疑属于文明，而且是一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相结合的特殊文明。现代社会，运动和体育活动不仅对一个国家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教育、环境等各个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已成为衡量培育国家竞争力、凝聚国民和赋予国民优越生活待遇的一个标准。近年来，我国体育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考验，比如一些非法组织和不法分子大行其道，他们打着“强身健体”“治病救人”的幌子，从事一些骗取钱财、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家庭生活，甚至危及人的生命等不法行为，给现代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只有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科学，普及科学”的社会风气，提高全社会、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树立科学的健身观，才能真正实现强身健体的目的。要大力宣传体育科普知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正确的健身观和现代体育意识，让科学、文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大众体育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让各种封建迷信、愚昧落后、伪科学和反科学行为，在群众健身的领域中，失去滋生的土壤和兜售的市场。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体育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发展体育事业纳入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之中，并明确要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繁荣和发展体育事业。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任务，我们要把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体育文明建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本书从回顾“文明”历程和体育发展史入手，指出体育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社会丑恶现象渗透于体育之中，体育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同时从发展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传统体育，培育体育精神，培养体育人才，加强体育教育，发展体育产业等方面，对构建中国特色的体育文明提出对策建议。最后，列举了世界上部分体育文明发展具有典型意义的国家，科学分析研究其经验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期对中国的体育文明建设起到启示借鉴之作用。

限于水平，不当之处欢迎各位领导和专家批评指正，并对参考文献的作者、编者深表感谢。著者2014年夏于唐山第一章“文明”何来，“文明”何物第一节文明的概念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汇有含义相近的地方，也有不同。文化指一种存在方式，有文化意味着某种文明，但是没有文化并不意味“野蛮”。汉语的文明对行为和举止的要求更高，对知识与技术次之。《尚书·舜典》中有“睿哲文明”一语，唐人孔颖达疏解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这就赋予“文明”以观照和传播人类所创造的整个文化成果的含义。

英语中“文明”一词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lis”。在拉丁语中，“Civilis”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意义是指作为一定社会成员的公民所特有的，另一种是指对公民有益的。这可溯源于古希腊、罗马城邦国家。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产生了这些术语，但“文明”这一概念本身没有多长的历史。只是在18世纪中期，它才为学术上所用。据专门研究西欧文献中“文明”术语史问题的宾维尼斯特在《普通语言学》中称，在法国米拉波侯爵和苏格兰思想家弗格森的著作里发现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米拉波在《人类之友》一书中写道，文明赋予社会以道德的原则和形式，而弗格森则认为，人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

同样，对“文明”内涵的把握各国的差异也较大。前西德《迈尔大百科全书》（1978年版）认为，文明最初含义只是指良好的风尚和高雅的市民生活方式。在英语语法中则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技术、习惯、交往方式和科学知识的水准。它可以被理解成一切民族原则上都能达到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它涉及社会的一切领域:政治、经济、宗教、技术、道德、交往等。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某些技术如冶金技术得到推广;劳动实行了纵横分工;有了能控制生产资料、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日趋明显的不断自生的社会组织，有了集中的政治权力和统一的宗教（以教会和思想团体为媒介），有了组织的专门化和公认的科学思维形式，有了完整的优雅的风尚。西班牙《世界大百科全书》（1978年版）认为，文明就是居住在一定地区之内并为大家公认的合法当局所统治的人群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组织（社会模式）。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1961年版）认为，“文明”一词有两个涵义，一是指教化，使开化的结果；二是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艺术、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总和。它分析到，1756年前，这个词的概念只出现在法律语言中，用以确指由刑事诉讼到民事诉讼的程序转变，而该词的形容词Civilise（有教养的）长期以来则与Police（文明的、开化的）含义相同，用以确指一个具有并实行了脱离野蛮状态的法律与习惯法的民族或国家。从渊源上看，这一词不仅指一种状态，而且还指一种行为。东德《迈尔百科辞典》（1971年版）认为，文明泛指人类社会继原始社会最简陋生活方式之后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生产力有了提高，农业、畜牧业、商业和工业以及社会和国家组织均有了发展。一般指物质文化。英语《大百科全书》（1964年版）认为，文明的内容就是机械发明、书籍、图画、摆脱迷信的宗教观念、美丽的建筑、有礼貌的行为、科学的和哲学的知识、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巧妙的运输方式及其他，等等。人们所以有这一切，是由于人们拥有动物所没有的思想以及由于运用理性的结果。

综上所述，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人类审美观念和文化现象的传承、发展、糅合和分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总称。是人类开始群居并出现社会分工专业化，人类社会雏形基本形成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现象。是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上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属性。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思想观念以及不断进化的人类本性的具体体现。第二节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是密切的，一般说来，文化是文明的基础，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又成为文化的物质外观。教育是联系文明与文化的纽带，从本质上讲教育属于文明，而教育一旦运行起来，给人以影响的通常又是文化。总之，文化是内在的、无形的、处于特定情境下特定的人群用思想去感悟才能感觉到的一种精神的存在，这种存在对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群体来讲具有超经验的、非遗传的终极的意义，它是一个民族得以独立与延续的精髓，因而，它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御外性。而文明则是外在的、有形的、人们可以直观感知的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普世性。文化的核心对人来讲在于人的世界观，它解决的是“是什么样人”的问题，而文明的核心在于以科技为标志的生产力与社会管理水平，它解决的主要是人生活得如何更像人的问题。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文明时代”称为是继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之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为其始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援用此语并增其含义，指随着劳动分工与生产领域的扩大，出现手工业与艺术的时期。

可见，文明是文化的物化形式，它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样式息息相关，不同的生活生产样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又刻上不同时代的文明烙印。其实，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承载的都是一方水土孕育的人文。我们看待文明，目光不能仅停留在一个时段的光阴里，她是长时间多维度文化碰撞交织积累的沉淀。

如果说文化是从最原始的耕作开始的，那么，文明则肇始于城邦文化的形成，大体上与城邦的兴起同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文明时代”就是学会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他把人类掌握冶炼技术、使用铁器和发明使用文字等作为人类文化创造的进步程度与开化状态进而使人类进入新阶段的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章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第一节“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提出和发展过程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5000年的历史中抒写了人类文明的炫丽篇章。新中国成立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对“文明”的追求和奋斗一直没有放慢过脚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我国提出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对“文明”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也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现在的“五位一体”，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初步探索、逐步深化和趋于完善的过程。这一认识的不断深化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优良品质。

中国共产党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理论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过程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各个阶段的不同历史任务和重要的时代特征，是对不同时期社会实践的反映，并对这些时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成为不同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的指导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处于起步和初步探索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中共十二大的召开，明确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方针，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重要观点。这就实质性地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并举、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

中国共产党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正式使用了总体布局的概念。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我党明确指明了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社会主义发展和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三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全会上还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并提请全党注意到这一重要意义。这一决议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社会主义政治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三者的“三位一体”共同发展的总体布局，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中对于“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界定中，十分清楚地阐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阶段，并强调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阶段。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阐述中对这一界定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这也就使得“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成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方向。“四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在“三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实施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事业的新特征、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提出来的。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应该也必须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将“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拓展为“五位一体”。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将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特别是生态文明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党的路线和指导方针确定下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对推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发展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非常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平稳和长远发展。第二节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是总体布局变换的根本特征和依据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共产党把握时局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政治基础的保证和支持”，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不牢靠的，认识到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活力，使得中国经济迅速腾飞，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更要促进社会的全民进步，特别是要不断地发展民生、关注民生。当然随着改革开放更深入地进行，中国也逐渐进入了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国内矛盾凸显期。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势，思想多元化、治安形势复杂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实践上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客观上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着力于改善人民生活、协调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非常关键的。没有社会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布局不是凭空创造的理论，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并不断深化的结果。过去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由于不太注意对大自然的保护，造成生态破坏，吃了很多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至如此高度，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老百姓重点关注和期待的回应，表现中国共产党更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更进一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第三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现实意义

理论来源于实践，也必将回归到实践，并对实践产生重大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理念是适应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重大理论概括和创新，它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和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表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没有一切，这已经是千百年来的人类实践被证明了的真理。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离开经济发展谈社会发展是不现实的空谈。

政治建设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要求不断实现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努力完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增强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也必将推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并为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建设提供政治保障。

文化建设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建设就是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导人、塑造人、提高全体劳动者的智力水平和思想素质，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激励人，这必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

社会建设为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就不会有社会的良好发展。当前就是要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注民生发展，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为各项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氛围。

我们着力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也必将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底线。四大建设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问题。以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从而为发展方式的转变指明了方向。第三章与文明共进的体育发展史第一节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回顾

体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均是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紧密相关和同步发展的。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没有体育的发展，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体育发展的黄金时代，人类历史上的大动荡、大衰退时期，体育的发展也处于停滞和后退状态。

体育的产生与人类文明发展基本是同步的。在古希腊，灿烂的文化、发达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带来了体育繁荣。各城邦之间的军事交战，更加促进了他们对体育的重视。最典型的是斯巴达，他们不仅重视尚武教育，同时很注意优生。新婴儿必须交送国家检查，体格强壮者才归还父母养育，患病或畸形的儿童便被丢入山谷之中，任其死去。古希腊人还在祭祀活动中诞生了辉煌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延续达千年之久，为人类体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世纪（476～1640年）欧洲进入黑暗的封建社会阶段。经济文化落后，在有害思想的支配下，除了在为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封建贵族子弟学校的骑士教育（“骑士七技”即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行猎、跳棋、吟诗，其中有五项属于体育范畴）中施以体育之外，在一般教会学校的课程中，没有发展体能的活动计划，被称为“没有体育的教育”，致使一般人身体能力退化，加之不讲卫生，忽视防治疾病，造成流行病、传染病蔓延，民族体质日衰。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第一个倡导“三育”学说的英国的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洛克（1632～1704年）。他明确地把教育分成体育、德育和智育三部分，并强调“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全之身体”。他主张在宫廷训练学校开设体育课程。18世纪，法国出现了以反对教学权威和封建制度为目的的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卢梭（1715～1771年）。他主张在教育上要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

19世纪，西欧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和民族主义倾向，各国之间接连发生战争，如克里米亚战争等，许多国家都遭受战败的屈辱。正是出于强国强民的需要，迫使各国开始重视体育。作为人类社会财富的体育，以后流传到欧亚美各洲，推动了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正当欧洲各国纷纷采用和推广德国和瑞典体操的时候，英国由于其独特的社会条件，兴起了符合他们民族特点的户外运动、娱乐和竞技运动。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以及斯宾塞的著作流传，英国的户外运动、娱乐和竞技运动，逐渐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传播。第二节中国古代体育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100万年以前，当人类的社会活动还只能勉强区分为求食（采集、渔猎）和攻防（对野兽和对其他人群的进攻和防卫），就发展了走、跑、跳、投、浮水等基本的技能。甚至在4万年前，中国的人类就用上了“飞石索”，在28000年前弓弦箭的发明，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那时，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开始以教育（从手段和内容上）或雏形娱乐的面孔登上了人类历史的大舞台。社会借此开始有了萌芽状态的体育。

在我国夏、商、周、春秋时代，历时1600年的奴隶社会中，由于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和频繁的战争，刺激了军事武艺的发展和对军队身体训练的重视。春秋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教育理论和体育实践，对这一时期的体育活动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孙武不朽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其中就有不少有关身体技能和训练的内容。孔子除了在他兴办的私学中进行六艺教育以外，还主张学生进行郊游和游水。他本身也爱好射箭、打猎、钓鱼和登山等体育活动，并注意卫生保健，因而身体强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体育。由于汉代政策宽简，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出现了政治巩固、经济文化发展的文景之治。加之为了击退外来的侵扰，需要加强军备，使人民强身祛病。这些社会需要，促使汉代体育在先秦体育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发展。由于汉代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得宫廷和民间的娱乐性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名目繁多。其中有关体育的项目有角抵（包括角力、摔跤）、舞蹈（蹴鞠舞等）以及秋千、舞龙、耍狮、高跷等活动。有的活动在后世发展成为竞技运动项目，有的至今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身体娱乐活动。

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混乱、分裂的局面。在体育活动方面，汉代那些能促使人民强身祛病的活动项目，如蹴鞠等逐渐被废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促进了娱乐性体育和导引养生的发展。如统治者提倡的弈棋、歌舞、百戏等。封建社会的中期，隋、唐、五代时期，特别是唐朝，由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当权时的“开元盛世”共百余年，全国统一，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隋唐体育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隋唐体育活动的特点是范围广，规模大，上起宫廷，下至文官武将和平民百姓。再者，隋唐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体育场地和器材的改进，如唐代就出现了充气的足球和球门，用油料浇筑球场。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宋、元、明、清时代，体育又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发展。例如，北宋时由于沿袭了武举制，又加上王安石变法，提倡富国强兵，对体育的发展起了刺激作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体育图书资料的出版，对体育养生资料的挖掘、整理、研究和著述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清初为了抵御沙俄入侵，执行了讲武绥远、御敌防疆的政策。在康、乾盛世，经济上采取了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考试制度上沿袭了武举制，甚至文科考试也先考骑射，不合格者不准参加笔试。练兵制度也比较完整，因而不仅军队精良，民间也涌现出了许多武艺高强的名人壮士。因而在此时期，中国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在乾隆之后，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大量鸦片的输入，毒害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加之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禁民习武”，致使民族体质日衰，“国力弱，武风不振”，被外人辱为“东亚病夫”，体育也由此一蹶不振。第三节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历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在体育运动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欧美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随着西方的学校教育渐渐传入中国，且经数十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以中国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活动虽仍在民间广大地区流行，甚至在农民革命和起义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已退居次要地位。外国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基本内容。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以后，清朝统治集团中产生了“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近代体育的某些内容被作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而首先引进中国。从1862年起，清朝政府开始对部分军队实行西式编练。如曾国藩湘军中的水师、李鸿章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等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改习“洋枪”、“洋炮”、“洋操”。当时的兵操，主要来自英、美，内容包括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洋务派的武装力量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损失殆尽。因此，战后清廷又重新组织新军，并改聘德国人为教练。如张之洞的“自强军”、胡燏棻的“定武军”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等，都先后以德国军官为教习。这些德国人除了把本国的军事理论和技能介绍到中国外，也把德国体操的许多内容直接传播到中国。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起陆续开办了一些以军事学堂为主的新式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等）。这些近代第1批“新学堂”，也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教师或军事教练，其中尤以德、日教师居多。这些学堂从军事训练目的出发，开始设置体育课。《清续文献通考》记述了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除规定授以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在《光绪政要》一书中，反映出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活动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杠、双杠及爬山等。上述项目，一些属于德国体操内容，还有一些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这同当时所聘用的多为德、日教师是分不开的。

19世纪70年代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纷纷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由此逐步形成一种改良主义思潮。在改良派所提倡的新学中，包括了近代体育的思想内容。康有为（1858～1927年）在其所著《大同书》“小学院”中说：“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体操场，游步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中提出修建“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在“大学院”中也强调“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康有为还在长兴里自办学堂，并规定“枪”（兵操）、“体操”及“游历”为教学内容。梁启超（1873～1927年）在甲午战争之后所发表的教育论著中，主张教导儿童“习体操”。1897年，他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时，也注意对学生进行“体操锻炼”。启蒙思想家严复（1853～1921年）根据进化论原理，阐明了运动强身的道理，他在《原强》（修订稿）中写道：身体“逸则弱，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资产阶级改良派是中国最早接受近代教育与体育思想的人物，他们提倡近代体育，实际是对封建教育和封建武举制的否定。他们宣传近代体育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耻文弱”的风气。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人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于1901年开始宣布实行“新政”。此后数年内对文化、教育、军事等进行了一些改革。在教育方面，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未及实行，翌年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一章程不仅规定了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的学制（通常称为“癸卯学制”，它是仿效日本学制而制订出来的），而且也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体操科”（体育课），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体操科”时间为2或3小时。1903年清廷学部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后，各级各类学校急剧增多。这时体操教员的缺乏成为兴学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由于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当时各学堂的体操教员大多由中下级军官充任，这些人仅有一些兵式体操知识，所教体操，“既无初等、高等之区别，复无小学、中学之特殊”（《学部为邓莹诗呈请设立体操学堂昇》，载于《四川学报》1907年第5册）。这种状况，不仅妨碍学校体育的实施，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培训体育师资成为当时学界的急务。清末相继创办的体育学校，为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开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这些体育学校的办学时间一般不长，招生数量又太少；加之各校大多采取一年、半年的短期培训的办法，学员的专业质量不高，因此，体育师资的培训还远远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

中国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等运动及其竞赛活动，首先是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起来的。这些运动的初期开展都受到外国人的控制，并服务于他们的目的。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建立教会。教会活动由宗教事业而逐步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美、英等国各教派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无正式的体育课，只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并组织运动代表队和运动竞赛。如1890年前后，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展了田径运动，并举办以田径为主的运动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北京汇文书院、北京通州协和书院于1895年前后开展了棒球运动，并组织了棒球队，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墙球、网球、足球等运动。一些教会学校较早地组织了以田径、球类为主的校际运动会。如1905年前后举行了有东吴大学、圣约翰书院参加的苏州“联合运动会”；汇文书院、协和书院也先后举办过田径、网球、棒球、足球等单项运动会。有的教会学校还与外国驻军进行球类比赛，如1906年协和书院与英国驻军在北京举行足球赛，“协和”队以2比0胜英兵队，获得“白瓷九龙杯”奖励。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近40年的统治。在此期间，开展体育运动受到种种限制与束缚。尽管如此，时代在前进，体育运动仍然取得了一些发展，并在各个时期显示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20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包括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日本式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等）在中国由盛而衰，英美竞赛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田径、球类等运动进一步开展，学校体育得以更新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是体育运动相对高涨、体育体系的形成时期；40年代是体育运动的低潮时期。

辛亥革命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影响下，教育部于1912～1913年间颁布了新的学制系统，意欲对教育实行某些改革，但这个学制仍是仿效日本制定的。在教育部所颁布的中小学“学校令”及其“施行规则”中，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一科，每周3学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兵式体操尤宜注重”，这种情况同清末没有多大区别。

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获得总锦标，但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多为教会学校师生，公立学校没能插足，这对教育当局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同年，教育部指令公立学校“引导学生于体育正课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砺……”。自此以后，公立学校特别是普通中等学校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另一方面，在课外活动中又开展一些田径、球类等竞赛性运动。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双轨制体育”。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教育科学的进展和一些新的教育学说的流行，各国体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改进。总的趋势是：以培养“军国民”或“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渐次衰落，而新鲜、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运动、游戏则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此种变化在中国也很快出现。当时正在兴起的“五四”运动，加速了学校体育更新的步伐。1919年10月，第5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指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此后，一些学校纷纷自行废止兵操。1922～1923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在公布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系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的）及其《课程纲要草案》时，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课）；规定体育课内容以田径、球类等运动、游戏为主，并一律剔除了兵操。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一大进步。20世纪20年代以后，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趋统一，竞赛性运动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展起来。许多学校都成立了运动部，建立了各种运动代表队，学校与学校之间经常进行比赛。但是，由于锦标主义的日益盛行，青年学生中受体育之益者并不很多。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学校体育也有一些规定。譬如，1931～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中学与小学的“体育课程标准”；1936年公布了《暂行大学体育课程纲要》。随后又制定了中小学男女生《体育教授细目》。1940年公布了中小学和专科以上学校《体育实施方案》以及《各级学校设备暂行标准》等。但由于这些文件本身不切合实际，加之贯彻不力，学校体育经费无保障等原因，它们在实施过程中并未产生多大效果。当时，各地学校在实施体育方面仍是各行其是、相当混乱。据1933年的调查显示，北平、天津各大学中，只有少数学校体育开展得较好。有的有体育正课，如清华大学每周上4小时体育课；有的只有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如南开大学、北大工学院等校，实际参加者，全校数千人中只占几十人；有的则仅有短时间早操。至于中小学校，因绝大部分体育教师未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会什么就教什么，许多学校的体育课都以“自由活动”或自由打篮球来搪塞。抗战后，不少学校解散或迁往内地。由于体育经费、场地与师资更加缺乏，开展学校体育的正常条件已很难保证，特别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前夕，学校体育普遍呈现没落景象。

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20年代和30年代上半期，体育的专业教育发展较为迅速。在为数众多的体育系、科和学校中办学较为正规而且历史较长的是南京和北平的两所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南京高师体育科于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体育科；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体育系；抗战期间迁至四川重庆，1943年增设两年制体育科，自此以后系、科并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其所开课程基本上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运动场地、设备在各校中是较好的，但在教学中有重学科、轻术科的倾向。1916～1950年，该科、系的毕业生共有380多人。北京高师体育科（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1917～1948年毕业生共有500多人（见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民国时期，尽管培养体育师资的学校及系、科数量不少，但实际招生人数并不多，毕业人数更少。据统计，抗战前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毕业生最多的一年，人数也只有154名。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伟大的政治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五四”运动作为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在体育上的反映就是首先促进了中国人收回体育主权。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等等。随着科学和民主思想影响的扩大，体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提倡男女平等，带动了女子体育的开展。在体育领域内部，简单枯燥的兵式体操不受欢迎了；以强健身体为主要目的的活泼有趣的球类、田径等新鲜项目得到了推广。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科学地论述体育的文章。1917年4月，年轻的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用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全面论述了体育的目的、意义、科学价值和作用以及锻炼方法、注意事项等，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一篇重要的体育科学论文。恽代英同年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的《学校体育之研究》，是另一篇科学的体育论文。文章针对当时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正确地论述了体育的主要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中国近代体育组织，出现于20世纪初。当时，一些留日归国学生纷纷在江、浙、粤等沿海地区创立体育会。这类体育组织，多系反清革命志士暗中集聚革命力量的场所。此外，在广州和香港也成立了一些旨在提倡与组织运动竞赛的体育团体。1910年以后，特别是20、30年代，随着竞赛性运动的盛行，各种体育团体相继出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精武体育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府当局不设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当时，官方对学校体育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教育部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发布有关指令或决议来实现的。如1915年教育部指令各公立学校开展课外运动，并于春秋两季召开运动会；1918年第4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会议通过决议，“推广新武术”，并将“新武术”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等等。那时，由于缺乏管理体育的机构和制度，任何“指令”、“决议”，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从全国范围来看，体育运动的开展仍带有浓厚的自发性。

1927年以后，由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影响和国内许多体育界人士的促进，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管理体制。1927年12月，大学院（后更名为教育部）召集部分体育专家于南京成立“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行政机构。1932年在教育部下设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专门负责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工作。1933年及1936年，教育部还先后设置“体育督学”和“体育组”两个系统，前者负责督促、检查各地对体育法规的执行，后者主管学校体育、军训和童子军训练。除上述行政系统外，在国民党党内、军内以及三青团内，均有相应的体育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运动竞赛活动有地区性运动会（包括华北运动会及华中运动会）、全国性运动会，还派人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全国运动会。1910年10月，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会——全国学校区分队第1次体育同盟会（会址在南京）。辛亥革命后，人们称这次运动会为第1届全国运动会。到1948年止，全国运动会共举行了7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届全运会虽然逐步有所发展，但运动技术水平和成绩的提高却相当缓慢，许多项目的成绩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从1913年开始，至1934年止，远东运动会共举行了10届。比赛项目有田赛、径赛、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8项，第9、10两届增加全能1项。各项均设锦标，并在此基础上设总锦标。历届远东运动会中，中国以参加第2届成绩最优，名次在菲、日之上。在远东运动会历史上，中国足球队实力一直较强，除第1届获亚军，第9届与日本平分锦标外，其余8届均获冠军。在历届田径、游泳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夺得了一些单项冠军。远东运动会及远东体协于1920年为国际奥委会承认，这是世界上第1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运动会和体育组织。1920年以后，远东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规则、记分方法、丈量制度均受奥运会的影响而渐趋规范化、标准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坚持要把伪“满洲国”拉入远东运动会，遭到中国人民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运动员的坚决反对，因此，经历21年的远东运动会，于第10届以后无法继续举办而宣告解散。

1922年，中国开始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发生关系。这一年，中国体育界人士、远东运动会的赞助者王正廷以个人身份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28年第9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宋如海出席参观开幕式。1932年8月，第1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民党政府原不打算派代表出席，后因日本帝国主义者声称要派两名中国选手代表伪“满洲国”参加这届奥运会，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此压力下，全国体育协进会才募资派遣田径选手刘长春和教练员宋君复前往洛杉矶参加比赛。1936年8月，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了140人的代表团出席。其中，男运动员69人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游泳、举重、自行车的比赛，并有武术运动员前往表演。比赛结果，除符保卢的撑竿跳高以3.80米的成绩取得决赛权外，其余各项均在初赛中被淘汰。这次随同运动员前往的还有“中华赴欧体育考察团”。1948年7～8月，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参加，计有足球选手20人，篮球选手10人，田径选手3人，自行车和游泳选手各1人（无女选手）。另外还有30人的随行者。比赛结果，各项均在预赛中被淘汰。

民国时期，担任过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国人，除王正廷外，还有孔祥熙、董守义等。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先后在全国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这些革命根据地里，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注意开展体育运动。革命根据地的体育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社会主义体育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在中央苏区，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以及“三一八”、“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竞赛活动往往结合军事体育、政治教育和文娱表演进行。在举行各种田径、球类项目比赛时，常常有障碍跑、投弹、刺杀、马刀、抬担架、爬云梯等比赛。此外也进行游戏、跳舞、高跷、霸王鞭、表情歌舞等表演和比赛；儿童的比赛中有竹箭射击、打野外等项目。1933年“五卅”纪念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1次运动大会”，计有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少共中央队获篮、排球冠军，红军学校队获足球冠军。这次运动会后还宣布成立革命根据地第1个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大会。

除中央苏区外，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如在方志敏领导下创建的赣东北苏区，于1931年曾在列宁公园附近修建游泳池，平整大操场。这里常开展田径、球类、游泳、军事体育以及秋千、举石担、爬山、武术等民间体育活动。每逢春、秋两季还召开“赤色运动会”。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地苏区曾有工农红军30万人。红军是苏区的开拓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也是苏区体育的骨干和先行者。体育运动是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在红军部队中，各种军事体育得到广泛开展。井冈山时期，红军领导人经常带领部队，结合练兵进行爬山、行军、打野外、做游戏等活动。当时常常把部队分成两支，集合在山下，一声令下就比赛爬山夺红旗，优胜者往往奖给3发子弹、两片烟叶或1双草鞋。在红一方面军和其他红军部队中，结合练兵，开展了射击、刺杀、劈刀（又叫“马刀花”）、爬山、跳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过独木桥等军体项目。红军部队普遍采用“三操两讲堂”制（每天出3次操、上2次理论课）。上述军事体育项目，就是出操的主要内容。此外，跑步、爬绳、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投标枪等项目也是紧密结合战斗需要来开展的。另外，在连队俱乐部领导下，也开展了各种球类、单双杠、打秋千、舞蹈、游泳、棋类等文化活动。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娱乐部工作，作下列各种游艺：①捉迷藏；②玩足球；③音乐；④武术；⑤花鼓调；⑥旧剧等”。在各种节日和纪念日，红军中的各种军事技术比赛和体育比赛相当活跃。1933年定8月1日为建军节后，各部队在每年的建军节纪念活动中，几乎都有体育比赛。中央苏区的红军曾多次举行“八一运动会”。

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们仍然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有的部队新到一地宿营，常常勘察江河、池塘，以进行游泳活动。长征到达遵义后，红一方面军战士曾同当地中学比赛过篮球。1936年4、5月间，朱德率部队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炉霍县，准备过草地时，曾和战士们一起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运动；并于“五一”节召开了运动会。长征结束后，1936年在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军运动大会。1936年红一军团曾举行了“五一”运动大会。同年5月，红十五军团也召开过运动大会，为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这次运动会曾邀请国民党的东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运动项目有武装赛跑、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红军中的体育活动，体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其优良传统为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所继承和发扬。

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不同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体育活动，其中以陕甘宁边区的体育活动最活跃。中国共产党中央于长征到达陕北后，开始驻在保安县（现志丹县）。当时在红军部队、工厂和机关中就开展过跳高、跳远、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铁饼和篮球、乒乓球、网球等各项体育运动。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此，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就以延安为中心逐渐开展起来。延安大学体育系为培训边区的体育干部，1941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领导下，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办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同年9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青干校合并为延安大学，体育训练班就扩大为延安大学体育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体育运动才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而得以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党和政府重视体育工作，把增强人民的体质，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首要任务。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就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1952年成立了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此后，各级体委机构也建立起来。教育部门、共青团、工会和部队都成立了体育机构，到20世纪80年代，还成立了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伤残人体育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中国龙舟协会、中国轮滑协会、中国钓鱼协会、中国信鸽协会。中国武术协会，并恢复和新建了火车头、前卫、银鹰、煤矿、林业、石油、农民、水利、电力和建筑工程公司等15个全国性行业体育协会，从组织上加强对各行各业体育工作的领导。近几年来，由于体育运动的广泛普及和世界体育环境的发展，中国也兴起了体育热潮，各种群众性体育组织层出不穷，最近，北京又成立了奥星促进会。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列入了“提倡国民体育”的内容，从法律的高度指出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同年11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公布推行第一套广播体操，广播体操简单易行，是适合于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活动，60多年来，广播体操不断改进和发展，更加科学和通用，已公布广播体操9套。对于少年和儿童的日常体育训练，国家和政府也高度重视，截止到1985年为止，少年儿童广播体操已公布十套，国家体委还编制过纺织工人操、煤矿工人操、钢铁工人操等，在全国推行，有些地区还根据不同工种的特点编制出多种生产操，根据不同的病情编出保健操。尤其是为了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还编制出眼睛保健操。

1954年，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批录中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正式规定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工作时间中抽出十分钟做工间操”，并提倡早操和球类等多种多样的体育运动。这一年，还公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在全国施行，这一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改称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已有几亿人达到各级标准，促进了广大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为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环境。

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在全国人民中，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青年中，广泛地开展体育运动，以增强人民体质”。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体育工作中，应贯彻执行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逐步提高我国的体育水平”。1960年，党中央在《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及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由于党和政府对体育工作的一贯重视，群众体育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并从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不同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总结出业余、自愿、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出现了新的经济形势，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更大的进步。1979年，国家体委提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广泛开展群众体育工作，重点抓好学校体育，积极开展工农体育活动，大力加强少年儿童的业余训练”。三十几年来，群众体育和业余训练得到加强，体育传统项目发展到两万多项，参加训练的学生500多万人，工农体育也蓬勃开展，社会办体育的热潮正在兴起，既有国家办，又有各部门、各行业和集体个人办，社会团体、集体和个人资助体育，修场地，建学校，搞竞赛的情况都有。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也投资运动支持国内体育事业的发展。现在，从城市到乡村，男女老幼都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伤残人士也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活动内容既有近代体育，又有民族传统体育、家庭体育、体育旅游，医疗体育等新生事物，群众体育的路子越走越宽，体育运动的质量不断提高。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充分肯定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此时35年来体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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