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 梦想与霸权 : 美国四百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维克多·基尔南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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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 梦想与霸权 : 美国四百年试读：

就历史学家出版物所涉课题的广泛性和涵盖的时间段而言﹐可能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没有人曾以如(2)此精湛的专业知识写过古罗马诗人贺拉斯﹐20世纪的乌尔都语诗人(3)（他翻译了诗作）和华兹华斯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早期现代欧洲和英国﹐以及关于莎士比亚、决斗、烟草和1854年西班牙革命的著述。在由他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中﹐他亲自撰写了有关不可知论、基督教、马克思时代的帝国、印度教、史论研究、知识分子、(4)(5)保罗·拉法格、斐迪南·拉萨尔﹐国家、民族主义、宗教、革命、

(6)罗易、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等章节。除了对帝国和帝国主义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外﹐他最为人所知的可能是《从征服到崩溃的欧洲帝国》﹐以及我个人最喜爱的那本极为出色的《人类的主人：帝国时代的黑人、黄种人和白人》的论著。但即便在专业领域内看﹐他仍然是一个知识渊博、集毕生精力研究帝国和帝国主义﹐并笔耕不辍的人。

基尔南于20世纪30年代在剑桥开始了他的辉煌的历史学职业生涯（双星一等学生﹐在三一学院获得教职﹐并出版了一本《1880年至1885年期间英国在中国的外交》的书）﹐他在1934年成为共产党员。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但即便如此﹐维克多仍是这一领域内的专家﹐因为他在当时正照顾着一群来自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学生——从理论上说﹐他们并不从属于英国共产党。出于某种原因﹐这群学生是由一群正在致力于使历史不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学家们交替带领的。维克多的四年教职提供了一年的出游费用﹐而他与来自印度次大陆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友情﹐其中包括了“殖民地”学生群的大部分成员﹐从而让他很自然地觉得应该“带着一些历史研究的方案”去印度﹐并为总部在孟买的印度共产党带去了一份冗长的共产国际文件。孟买那个城市似乎从那时起就已经忘记了它的左倾传统。战争使他留在了印度﹐并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在那里教学﹐并做了大量与战争有关的电台广播工作（直到苏联人插手之前﹐那样做是要冒着触犯他的党的规定的风险的）。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现在是巴基斯坦一部分的拉合尔。他在那(7)(8)里燃起了对那一代的两位伟大诗人伊克巴尔和法伊兹的热情﹐并翻译了他们的一些杰出诗篇。(9)

他于1946年从印度返回英国。他在船上了阅读修昔底德的(1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晕船﹐而且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结果他在苏格兰找到了着落﹐爱丁堡大学向他打开了大门。从1948年开始﹐他就在那里继续着他的学术研究直至退休。在1946年时﹐他参加了由一批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组成的（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尽管他们的年龄都大得足以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了﹐但其中大多还是年轻人。他们急于扩展自己的历史认知﹐并想让小组为他们所认同的事业服务。仅有几个人在大学里找到了教职（而且是低资历的职位）﹐而在“冷战”开始后这一选项也被关闭了十年左右。还有一些人加入了成人教育运动。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群体的辩论、写作和集体自我教育的活动对以后的史论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即便是在今天﹐到谷歌上去搜索一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也会发现相当数量的直接引用链接。

维克多·基尔南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形成所作出的中流砥柱般的贡献并不广为人知。他不仅坚持要以批判的眼光来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能为正统的观点所左右﹐而且执着并自觉地把搞清楚阶级和文化的问题放在首位。在小组内部的讨论中﹐他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专制君主制及国家和军队组织发展的一些原创想法上。像往常一样﹐他的著作涵盖了文化、宗教和从中亚到巴拉圭至少包括三大洲的19世纪的历史、南美洲太平洋战争﹐以及对西班牙1854年革命的大量研究。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出现了古巴和越南问题以及英法殖民主义遭到清算的十年期间﹐他才把他的关注转向帝国征服、帝国意识和帝国统治的问题上。

本书就是维克多在那一阶段的著作。它是在“冷战”期间写成的一本书﹐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有些过时。书是在爆发了尼加拉瓜革命﹐而华盛顿支持了反政府的武装活动之前写的﹐而南美洲军人政权的倒台也使美国在那一时期的作用得到了更多的暴露。书中对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事务的简要介绍显然已经过时。但书中曾预言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会因对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而(11)动员和武装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并武装萨达(12)姆·侯赛因（包括毒气、恐怖行动和其他的一切）以抗衡伊朗阿亚(13)图拉的革命﹐从而制造出自己的敌人。他很早就预见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以及以色列极右翼的胜利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冲击。这本书的出版与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两座塔楼的倒塌之间相隔了二十多年。

然而﹐三个连续性将“冷战”时代全球化的美国与自2001年以来坚持自行其是称霸世界的意图联系了起来。

第一个连续性是它所具有的国际主导地位。这在“冷战”时期是处于共产党国家势力范围之外﹐而自苏联解体以后已成为全球性的现实。这样的霸权不再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尽管美国经济的规模依然庞大﹐但它已从1945后的压倒性地位下降了。它仍然占全球GDP和互联网用户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所占的比例正在迅速减少﹐美国只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在2000年时﹐美国汽车工业（不包括在美国装配的外国车型）生产的汽车产量不到世界产量的14％。工业化世界的中心正在迅速地转移到亚洲的东部。与旧日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与其他大多数发达工业国家也不同的是﹐美国已不再是资本净出口国﹐也不再是国际上在其他国家购买或建立公司的最大玩家。美国的财政实力依赖于其他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的持续的意愿﹐以维持一个原本不可能容忍的财政赤字。

今天的美国经济所具有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冷战”而遗留下来的。一方面﹐美元被用作世界货币﹐美国企业（特别是与国防相关的产业）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国际联系﹐按照美国要求重组的国际经济贸易和商业运作——会计事务、信贷竞争、商业咨询等﹐往往都是在美国公司和一群具有美国或美国风格的商学院MBA学位的高管的主持下﹐按照美国的意愿进行的。这些都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资产﹐其作用只会慢慢地减弱。另一方面﹐正如伊拉克战争所表明的那样﹐以真正“愿意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为基础的美国在海外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柏林墙倒塌后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只有美国拥有决然庞大的军事和技术力量﹐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远远不会遇上任何潜在的国家或联盟的挑战。这使美国成为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进行有效军事干预的唯一超级大国﹐而它也已经两次证明它有能力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有效性赢得小规模的常规战争。在需要的情况下﹐美国毫无疑问可以战胜比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更为强大的对手。然而﹐正如伊拉克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即使这种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也不足以有效地控制一个抵抗的国家﹐更不用说去控制全球了。

然而﹐美国的主导地位是真实的。在倒台之前﹐全球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共产党政权是捆在一起的﹐因而苏联的解体使之成了真正全球性的事件。有谁会在1989年预见美国的军事基地将出现在苏联的中亚地区？

第二个连续性是美国独特的帝国风格﹐它一贯喜欢充当卫星国家或前殖民地的保护国。在大西洋东海岸13个独立的殖民地所选择的国家名称（美利坚合众国）中就隐含着面向美洲大陆的扩张主义﹐而不是殖民主义。它设想并实现了占领北美洲“从大洋到大洋”的所有土地﹐并在新的领土上实施与美国政治体系的同化（这一目标只是在(14)加拿大遭受了挫败）。按照美国前国务卿威廉·H.苏厄德的观点﹐扩张主义的“既定目标”既指向西半球﹐也指向东亚地区﹐仿照的是大英帝国全球贸易和海上霸权的模式。人们甚至可以说﹐在断言美国对西半球持有霸权时﹐美国的勃勃雄心早已超出了殖民统治的局限。1898年西班牙战争后美国曾短暂投身到欧洲风格的殖民主义扩张之中﹐尽管这为美国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提供了类似英国所有的海军基地﹐但那并没能持久。

因此﹐美利坚帝国是由基本上按华盛顿的意志行事﹐但理论上来讲是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而鉴于它们的独立性﹐这就需要作好准备随时对那些政府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压力﹐并且在可行的情况下（如对加勒比海地区的那些弱小共和国）﹐时不时地由美国实施单方面的武装(15)干涉。正如基尔南对伍德罗·威尔逊1913—1916年墨西哥政策的分析中所显示的那样﹐早在把它扩展到旧世界的区域范围之前﹐当“政权更迭”适合美国需要时﹐那就是华盛顿拉丁美洲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16)

第三个连续性将乔治·布什的保守主义与清教徒殖民者们认定自己是神在地球上的工具和美国革命联系了起来。像所有的大革命一样﹐曾由此发展出了向世界传播的信念﹐唯一的限制是希望新的潜在的普遍自由社会的完美不要受到未经改造的旧世界的腐败侵蚀。如何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最有效地调解孤立主义和全球主义之间的冲突曾在20世纪中被系统地尝试过﹐而在进入21世纪后仍然在为华盛顿的意愿服务着。这就像在外面发现了一个外星来的敌人﹐它威胁着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危险不仅看上去像是真实的﹐而且是即刻并致命的。苏联的解体解除了最明显的威胁来源﹐但一个意识形态的学术专家很快就在1993年探测到了下一个在西方文化和其他不愿接受它的文化﹐特别是伊斯兰教之间由“文化冲突”导致的威胁。因此﹐华盛顿的世界霸权主义者们立即就认识到并利用了“基地”组织“9·11”恐怖主义暴行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潜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见证了第一次将改变世界的愿景变为现实的尝试﹐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这也许是华盛顿那些将威尔逊视为前辈的当代美国伟大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应该接受的教训。直到“冷战”结束前﹐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存在使他们受到了限制﹐但苏联的解体消(17)除了这些限制。弗朗西斯·福山过早地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他说的是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运作方式取得了全面且永久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所具有的单方面明显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以及后苏联时代的行动自由﹐鼓励了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国家不切实际的野心﹐以为自己有着大英帝国从来未曾享有过的主宰世界的能力。事实上﹐当21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并拥有前所未有的全球权力和影响力。而现在﹐按照传统的国际政治标准﹐它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一个权力和利益遍布全球的国家。它高居于所有其他国家之上。历史上﹐所有的大国和帝国都知道﹐它们不是世界唯一的﹐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地统治全球﹐没有人相信自己是无敌的。所有对历史有足够了解的人都知道世事无常。即使是巅峰时期的中华帝国也知道它是可以被征服的﹐可以被分裂一段时间﹐它的皇朝可能会垮台。也许这并不令人诧异﹐美国的政客们受到了无所不能幻觉的诱惑。

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自从华盛顿的一伙圈内人士认定“9·11”给了他们理想的机会来宣告单方面统治世界以后﹐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妄自尊大。这比从过去的趋势简单外推而得到的预期结果要复杂得多。就总体而言﹐它缺乏1945年战后支撑美利坚帝国的传统支柱的支持。那些支柱包括外交部门、军队和情报机构﹐(18)(19)以及像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那样研究“冷战”霸权的政治家和(20)(21)思想家。他们有的是一些像拉姆斯菲尔德或沃尔福威茨那样无情的男人或女人。毕竟﹐就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当政时期﹐危地马拉曾发生过一次高达六位数字﹐类似灭绝玛雅人那样的大屠杀。但是﹐有关它的电视新闻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关注。而他们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推行由他们制订并掌控的帝国霸权政策已有两代人之久﹐并为把它扩展到全球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当苏联解体﹐甚至连非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再也不是国际强权时﹐这样的政策就变得可行了。尽管它的细节还不清楚﹐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扩大了的美国霸权。这对五角大楼的策划者们和信奉新保守主义的世界霸权主义者们来说一直是至关紧要的。因为除了用军事力量将霸权强加于人之外﹐那些人对此根本没有任何明确的想法﹐而那样做的后果就将美国在外交和军事策划方面积累的所有经验都抛弃掉了。毫无疑问﹐尽管他们不愿接受﹐但可以预期并曾被预见的伊拉克的失败将证实他们的谬误。

即使是那些与持美利坚世界帝国观点的旧日的将军和政要们（就是那些民主党或共和党政府的官员）意见不同的人也会同意﹐无法在美国帝国野心的利益或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利益方面为华盛顿目前的政策作出任何合理的解释。这可能是因为它只有在政治算计、争取选票或涉及美国国内政策时才有意义。这可能是美国社会中更深层危机的征兆。这也可能代表了一群倾向革命的教条主义者们曾短暂持有过的希望——由华盛顿来强力推行殖民统治（至少有一个充满激情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布什支持者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我：“毕竟﹐这看起来像是以我的方式去支持世界革命的唯一机会。”）。目前﹐这些问题还不能得到解答。但可以有理由确定﹐这样的行动将会失败。然而﹐当它还在不断进行的时候﹐它就将使那些直接暴露在美国军队占领下的地区成为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方﹐并让世界的其余地方变得更不安全。(1)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fo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也是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得主。(2) 贺拉斯（Horace﹐前65—前8）﹐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翻译家﹐代表作有《诗艺》等。(3)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当上桂冠诗人。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4) 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1842—1911）﹐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家﹐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5)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普鲁士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工人运动指导者﹐社会主义者。德国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立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代表。(6) 罗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印度革命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及活动家。早年曾为共产主义领袖及理论家。(7)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英属印度最著名的乌尔都语和波斯语诗人、哲学家﹐他第一个提出穆斯林从印度独立出来﹐他死后被尊为巴基斯坦的国父。(8) 法伊兹·阿哈迈德·法伊兹（Faiz Ahmad Faiz﹐1911—1984）﹐一名巴基斯坦左派诗人、作家和乌尔都语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和列宁和平奖。(9) 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460—前400/396年）﹐雅典人﹐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因其严格、标准的证据收集工作﹐客观的分析因果关系﹐被称为“历史科学”之父。(10)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创作的历史著作﹐全书讲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几乎涉及了当时整个希腊世界。(11) 本·拉登（Osama bin Laden﹐1957—2011）﹐沙特阿拉伯王国利雅得省人﹐“基地”组织首领﹐该组织被认为是全球性的恐怖组织。本·拉登笃信伊斯兰教逊尼派瓦哈比派。(12) 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1937—2006）﹐伊拉克共和国第五任总统、伊拉克政治家。(13) 伊朗伊斯兰革命﹐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伊朗发生的历史事件。1979年沙阿（伊朗君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在过程中被推翻﹐阿亚图拉（革命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14) 威廉·H.苏厄德（William Henry Seward﹐1801—1872）﹐美国律师、地产经纪人、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和纽约州州长。国务卿任内﹐他从沙俄手上买下了俄属北美﹐即今日的阿拉斯加州。(15)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在佐治亚和南卡长大﹐博士、文学家、政治家、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16) 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治家﹐1946年7月6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被称为“小布什”。于2001—2009年担任美国第43任（第54届—第55届）总统﹐任内美国遭遇了2001年的“9·11”事件﹐他因此发动了一连串反恐战争。(17)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18)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德国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 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928—2017）波兰犹太裔美国人﹐作家﹐民主党人﹐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以极端反苏著称。(20) 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1932年7月9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美国前国防部长（1975—1977﹐2001—2005）。他一直被认为是美国鹰派代表﹐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21)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1943—）﹐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美国国防部军事策划人之一﹐是美国著名鹰派人物。序言维克多·基尔南

几十年前﹐一位美国人曾经写道﹐“新大陆的历史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色彩。而美国在那段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他接着在开头的几章里讲述了美洲大陆的发展史和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并指出“由此而产生的某种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结是在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见到过的”。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可能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心态﹐使之烙上了残酷无情的印记﹐从而让一个通常是友好相处的国家变得令人难以理解。这在美国在亚洲所进行的战争中体现得十分清晰。美国似乎被强拉着再次投入了比早期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规模更大的战争。

定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并非易事。在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的存在有着千变万化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则赋予了它特别的新形式。美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了被称为新殖民主义的隐性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这与由欧洲帝国所代表的通过兼并和占领并对人民实行直接统治的早期帝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所不同﹐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广义而言﹐不管起作用的经济和其他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今天的帝国主义将在国外施加强力来展示自己﹐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掠夺本可以通过简单的商业交换而获得的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看作是“附加的经济强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延续或重演﹐而那正是所有封建统治的标志。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与欧洲国家的发展史是完全不同的﹐它甚至没有一个民族的称谓﹐它的国民是第一代移民﹐然后成了叛民﹐再后来成了欧洲各国国民的混合体。这样的国家无法把自身的存在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结果﹐因而需要新的思想、信念和对未来的揣测来发展壮大﹐同时还需要一种宗教的指导力量使它的信仰能有所依存。它的欲望从来没有被限制在自身变化的疆界之内﹐而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的命运寄托。在外人看来﹐美国人似乎常常是﹐而且现在也正是比旧日的占星家们更善于诠释神的意志﹐更善于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1850年﹐一位著名的作家曾呼吁人们看清楚“国家的形式必须使之属于我们自己”。“‘上帝’已经指示﹐而人类也正期待着我们这一人种来完成我们的灵魂所感受到的伟大事业。”1893年﹐一位德裔美国人曾对那种“以为只要施展它的政治机构的魔幻魅力﹐这个共和国……就可以将我的国家﹐不管其中居住的是何等人种﹐改变成一个类似自己的国家的那种充满年轻人乐观主义”的想法摇头不已。

换句话说﹐人类的其他部分只是被动的原料﹐一堆将由陶工之手制作成型的黏土。可以把这种想象出来的优势称为经由美国的幅员和财富放大了的大英帝国岛国心态的遗产。它会使人养成一种带着宽容(1)并轻蔑的冷漠观察世界其他地方的习惯。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到了美国﹐在撰写他的小说《母亲》时就曾经遇到(2)过这样的情况。他很喜欢美国作家费尼莫尔·库柏的小说《开拓(3)者》﹐他说库柏的小说曾受到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的赞赏﹐并鼓舞了一大批俄罗斯革命者。但当他试图为俄国革命募款时﹐他遇到了不(4)小的挫折。甚至在自尤金·德布斯而下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也没有任何人对俄罗斯的事情表现出理解与支持﹐他觉得他们只是被当作正在那里发生的某种事情。一位持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女士说﹐在俄罗斯“总是会有霍乱、革命或某种事情发生的”。

一位英国人对他于1910年在亚马孙河流域深处见到的美国人感到半信半疑﹐“他们很自然地就把自己当成了亚当的当然继承人”。他们在热带丛林中的成功可能证明了他们所享有的“神赐的恩惠是如此完整﹐以至于屡受挫折也不能动摇那些幸运的神的传承人的信心”。但是﹐在当时﹐当地的居民对他们的工作是否有益于南美洲或(5)其他地区是持怀疑态度的。著名的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在1829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指出﹐“美国似乎注定将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大陆施虐、折腾”。当1892年庆祝（不是由它的本土人民）发现新大陆的第四个一百年时﹐西班牙发现它的前殖民地变得友好一些了﹐因为“那反映了以在西班牙统治下的政治的殖民主义来交换在美国影响下的经济的殖民主义毫无收获的悲哀”。

总体来说﹐美国对世界的看法和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是摇摆不定(6)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H. G. 威尔斯曾经写道﹐欧洲人正“带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转向一种国家形态。在那里﹐“更为聪慧的知识分子”对更好未来的新思想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他希望看到美国最终能为安定世界而承担责任﹐但他遗憾地补充道：“在欧洲﹐现在几乎没有人会爱上美国。”近九十年后﹐这些话听起来还是一样地真切。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小说中﹐他把一位美国总统描绘成了在一场疯狂的国际仇恨战争中的人类理智的喉舌﹐而这同时也成了一个例证﹐“美国人的形象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具有前瞻性的想象力﹐不畏艰苦的创业精神﹐崇高的目标和显然无法分割的玩世不恭态度﹐使旁人对他感到迷茫和困惑……”。

而美国本身﹐或者是美国那些“更为聪慧的知识分子”﹐则经历了一段心情沮丧的时期。在阴郁的18世纪90年代﹐国民意识对在阶级冲突中为资本家所雇用已感觉淡漠。伍德罗·威尔逊曾在1914年之前不久感受过那样的情绪。在1941年之前的大萧条时期﹐沮丧感又再次降临。在所有那些场合中﹐整个国家就好像在努力奋斗而不讲道德﹐有时候在经济层面上也是如此。直至今日﹐它总是像在真空中不断地扩展﹐先是在北美大陆荒芜的旷野上﹐然后是在争斗的旧世界的政治沙漠中﹐美国总是会与那种旧日的愚蠢形成清晰的对比。1945年后﹐当它第一次下决心将自己的文明赋予或强加到世界各地和各人种时﹐它第一次遇到了一股称为共产主义的力量﹐那股力量至少具有同样的理性、同样的现代意识和活跃﹐并能更好地与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和年轻一代携手合作。

在接下来的竞争中﹐美国的传统价值似乎经常遭受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一起被狭隘定义的自由说教的扭曲。一个为听到世界其他地(7)方的人谈论美国而感到烦恼的美国人﹐有时必然会像卡西乌斯那样感到内心的抗争﹐

他的所有过错都已记录在案，都已被分析和研究过了。

我将对他求全责备。

然而﹐他的国家的那些好心的人们早已哀叹过那种病态的症状﹐因为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所有欧洲人的第二个祖国。它曾经不止一次显示了复兴的活力。它的生命火花、它的向前迈进的能力还远远没有耗尽。(1)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代表作有《海燕》《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2)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1789—1851）﹐美国作家﹐其父是国会议员兼法官。1803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因违犯校规被开除。1806年起在一艘商船上当水手。1808年起在美国海军服役三年。30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826—1833年去欧洲考察﹐曾担任过美国驻法国里昂的领事。代表作系列长篇小说《皮护腿故事集》（包括《开拓者》《最后一个莫希干人》《草原》《探路者》《杀鹿者》）﹐赞扬印第安人的正直﹐揭露殖民主义者的贪婪残暴﹐情节惊险曲折。其他作品有《间谍》《舵手》《领港员》《火山口》等。(3) 别林斯基（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是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文学评论与美学思想在俄国文学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4) 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1855—1926）﹐美国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社会主义的宣传家﹐美国社会党的创始人。(5) 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1783—1830）﹐拉丁美洲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和军事家。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先驱﹐先后领导军队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中解放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拿马、秘鲁和玻利维亚﹐被称为“南美洲的解放者”“委内瑞拉国父”。其独立思想至今仍影响着美洲政治思想。(6)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作的科幻小说对该领域影响深远﹐如“时间旅行”“外星人入侵”“反乌托邦”等都是20世纪科幻小说中的主流话题。(7) 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 Longinus﹐前85—前42）﹐古罗马将军、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早年随克拉苏争战帕提亚﹐公元前42年﹐腓力比战役中﹐所率队伍被安东尼打败﹐自杀身亡。在但丁的《地狱》中﹐卡西乌斯出现在地狱的最底层﹐作为对背叛和杀害恺撒的惩罚。导言(1)约翰·特伦波尔

维克托·基尔南（1913—2009年）撰写的关于欧洲帝国主义的著作带动了对帝国主义进行激烈批判的下一代人﹐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塔(2)(3)(4)里克·阿里﹐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萨义德。当Zed出版社于1977成立时﹐出版社的创始者们就委托维克托·基尔南撰写一些紧凑的有关美国崛起及其独特的帝国主义模式的历史的著作。基尔南的全欧洲和全球性的视野将为读者理解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的含义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画面。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20世纪70年代初期﹐学生运动、女权主义和新左翼运动在主流出版商中开辟了新的空间﹐与类似炎热文化沙漠的“冷战”初期的情况相比﹐出版了更多激进且尖锐批判的书籍。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展现不同想法的绿洲开始在许多主流出版商和书店中蒸发了。最明显的信号就是商业出版公司华纳模块公(5)司决定不出版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赫尔曼关于华盛顿支持海外专制政权及其暴行的书籍。最终﹐乔姆斯基和赫尔曼的批判之作成了两卷本的《人权政治经济学》﹐后来在美国由当时刚开张的激进的南方出版社﹐在英国由伯特兰·罗素基金会属下的发言人出版社出版了。

维克托·基尔南欢迎Zed出版社的成立﹐认为那将是确保批判的思想能找到观众和活动家的一个有效途径。他的这本书加入了Zed出版社1977—1978书季的出版书目﹐书目中包括了乌里·戴维斯（UriDavis）的《以色列的阶级结构》﹐贝琳达·普罗伯特（BelindaProbert）的《北爱尔兰的政治经济学》和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

在2001年9月11日后的几年里﹐当美国政府发起了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反恐战争时﹐Verso出版社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和我是否可能与维克多·基尔南合作重新出版本书。当时﹐尽管九十多岁的基尔南正在拼命完成其他的写作项目﹐但他还是欢迎我们在21世纪将事后的评论添加到他对美国著作的导言和后记之中。当2005年出版第2版时﹐正是布什—切尼新右翼实施“震慑”干涉的年代。而这次第3版的发行﹐正是在奥巴马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刻﹐帝国主义的想象力已被无人机和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国家监控所主导了。Zed出版社认为这种全球资本主义持续困扰的时代正是重新出版维克多·基尔南著作的极好时机﹐因而再次将他敏锐的历史观察介绍给新一代的读者。

当然﹐美国的政客们极力捍卫美国人杰出论的想法﹐他们认为美国具有与世界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独特品质。2014年5月﹐美国总统(6)贝拉克·奥巴马在他的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宣告：“我完全相(7)信美国人杰出论。”而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认为奥巴马并没有对“美国负有特殊使命﹐而它的伟大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理念给予了足够的承诺。事实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达尔指责奥巴马“是历史上不相信美国人杰出论的第一位总统”。其他共和党候选人也发表了相同的指责﹐大骂总统削弱了美国人杰出论。

在1986年自由女神像揭幕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拉塞尔·贝克(8)向他的美国同胞们说道：“在蓝色的月光下拍打一下你自己的肩背是情有可原的﹐但不断地捶打着你的胸膛以显示你是如何的神奇将很(9)快使你在朋友和邻居面前陷于困窘。”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逃离了奴隶制以后﹐曾就对19世纪中叶的非裔美国人在7月4日庆祝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美国的生日是如何地震惊作出过一个发人深省的提示。他写道：

7月4日这一天向他展示的是比一年中所有其他日子更为严酷的不公正和残忍，而他始终是受害者。对他来说，你们的庆祝是一个假象；你们所吹嘘的自由准许了不道德的行为；你们所说的伟大国家只是膨胀的虚荣；你们的欢呼声是空洞并无情无义的；你们对暴君的谴责只是黄铜装饰的厚颜；你们高呼的自由和平等是空洞的嘲弄；对他而言，你们的祈祷和赞美，你们的布道和感恩，以及你们所有的宗教游行和盛典都纯粹只是吹捧、隐瞒、欺骗、不诚实和虚伪——一层用以遮盖将玷污一个野蛮人国家罪行的薄薄的面纱。在这个时刻，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犯有比美国更令人震惊和血腥的罪行了。

19世纪60年代废除奴隶制和20世纪60年代废除《吉姆·克劳法》(10)无疑是美国民主取得进步的一刻。但正如本书的结尾部分将简要探讨的那样﹐今天美国在监狱关押人数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2012—2013年度﹐每10万美国人中被监禁人数为716人﹐这大约是西欧国家的5到10倍（英格兰和威尔士为148人；西班牙为147人；法国为98人；德国为79人；丹麦为73人；瑞典为67人）。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加在一起占了美国监狱人口的绝大多数。当基尔南在1978年出版这本书时﹐美国的整体监禁人口比率仍接近西欧的水准。随着后来数十年间监狱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法律学者米歇尔·亚(11)历山大将它称之为“新吉姆·克劳法”的兴起。

对现代的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来说有一个潜在的根本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个“自由的甜美家园”和“美国人杰出论”会在20世纪后期以鹤立鸡群的监狱之家的面貌出现？18世纪的文学巨匠塞缪(12)尔·约翰逊认为这可能归结于美国的命运：“他们（美国殖民者）是一个罪犯的种族﹐他们应当感谢我们没把他们吊死。”他指出了美国人痴迷于自由﹐同时又提倡扩展奴隶制这一令人眩目的悖论：“如果我们在黑人司机中听到了对自由最响亮的呼喊﹐你会怎样？”对最尖锐的批评们来说﹐美国已经履行了它的承诺。作为一个实验室﹐在同一个地方实现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成为天堂和地狱。这个悖论的21世纪版本就是高科技支持下的自由与监视和监狱同存。人们可能(13)忘了﹐法国政府曾在1831年将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派往美国视察监狱状况。与约翰逊的见解不同﹐托克维尔认为某些社会成员（人数增加了的律师）和法律保障（普通美国人对法律的尊重）可能改善了由多数人的暴政所强加的牢房的生存环境。

托克维尔警告说﹐发表对美国现状进行批判的言论可能是一桩危险的买卖：“没有什么比美国人的那种让人恼怒的爱国主义更令人讨厌的了。外国人很乐意对他们的国家给予很多赞扬﹐而且也希望能被允许作些批评﹐但这被断然拒绝了”。基尔南对那些挑战他们社会镇压特质的美国持不同政见者怀有极大的尊重。他曾向欧洲人指出﹐与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相比﹐他们应该注意到他们的帝国主义方式更为顽(14)固并更墨守成规。沙希·塔鲁尔指出﹐当英国在18世纪抵达印度时﹐印度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的23%。当他们在20世纪中叶离开时﹐印度经济已经跌到了全球总量的4％。

基尔南注意到﹐在其早期历史阶段美国挑起战争的能力是有限的：“的确﹐不同于叫嚷着要战争﹐发起战争的特权通常总是慷慨地留给较穷的一方﹐那些更穷的贵族——包括在欧洲或日本都是这样的。在遥控的科学战争手段进化到今天的水准之前﹐缺乏这样的军事热情就意味着美国的叫嚷通常比它的打击更加厉害。”随着远程控制的科学战争手段的迅速发展﹐今天的笔记本轰炸机似乎更少叫嚷。因此﹐奥巴马在每周二“打击恐怖主义”的会议上表现得非常冷静﹐指定白宫杀人名单上将予以宰杀的最新目标。敌人将被快速、凶猛的打击而消灭﹐致命的武力将以兆字节的速度传输出去。随着派出卫星和无人机寻找并摧毁敌人的目标﹐美利坚帝国已经展示出了一个新的无敌时代。然而﹐混合着网络通信与中世纪式屠杀的野蛮军队已经说服了正在接受招募的新的恐怖分子﹐抵抗绝非是徒劳无功的。突然间看起来不那么灵活的美利坚新帝国主义将面对着21世纪冲突的世界﹐而那些冲突将是令人厌烦﹐残酷并持久的。(1) 约翰·特伦波尔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劳工和工人生活研究项目的部门主任。(2) 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英籍巴基斯坦裔作家、制片人。著有关于世界历史和政治的二十余本著作及七部小说。主要作品包括《加勒比海盗：希望的轴心》《1968年：反叛的年代》《与爱德华·萨义德谈话录》等。现居伦敦。(3)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他的《生成语法》被公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贡献。他被公认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论家﹐是当代反西方霸权主义的泰斗﹐被誉为“最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他的著作在西方知识精英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支持者。(4)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从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享有盛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乐评家、歌剧鉴赏者、钢琴家。(5) 爱德华·塞缪尔·赫尔曼（Edward Samuel Herman﹐1925—2017）﹐美国经济学家、媒体学者、社会评论家。他最出名的是媒体批评﹐从意识形态上讲﹐赫尔曼被描述为“献身的激进民主党人”﹐是一种反对企业控制、支持直接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其他激进运动保持距离。(6) 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1961—）﹐美国民主党籍政治家﹐第44任美国总统﹐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总统。2008年11月4日当选为美国总统；2009年10月9日获得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成功连任当选第57届美国总统；2017年1月20日正式卸任美国总统。(7) 鲍比·金达尔（Piyush Bobby Jindal﹐1971—）﹐印度裔美国人﹐天主教徒﹐前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2007年10月20日﹐金达尔以54%的得票率自州长选举中胜出﹐成为全美最年轻的现任州长。此外﹐他是路易斯安那州自南北战争后的首位非白种人州长﹐也是美国史上第四位亚裔州长、首位印度裔州长。(8) 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1925—2019）﹐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的《成长》出版后曾连续72周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引进﹐直至今天仍然在全球各地畅销﹐总发行量已经超过220万册﹐创下美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被称为美国“当代的马克·吐温”。(9)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杰出的演说家、作家、人道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他的母亲是一个黑人奴隶﹐父亲是一个白人﹐他生为奴隶﹐从未见过生身父母。1838年9月﹐他在友人帮助下成功出逃﹐挣脱了奴隶的枷锁。(10) 《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分与白人相较往往是较差的﹐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较为弱势的地位。(11) 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1967—）﹐美国纽约联合神学院客座教授﹐作家﹐民权倡导者。她最著名的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新吉姆克劳：色盲时代的大规模监禁》（The New Jim Crow: Mass pris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她还是《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观点专栏作家。(12)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1728年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因家贫而中途辍学。经九年的奋斗﹐终于编成《英语大辞典》（1755）﹐从此扬名。1764年协助雷诺兹成立文学俱乐部﹐参加者有鲍斯韦尔、哥尔德斯密斯、伯克等人﹐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一生重要作品有长诗《伦敦》（1738）、《人类欲望的虚幻》（1749）、《阿比西尼亚王子》（1759）等﹐还编注了《莎士比亚集》（1765）。(13)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1835）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并检视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产生的摩擦。(14) 沙希·塔鲁尔﹐195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印度著名作家﹐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联合国传播和公共咨询方面的工作。他曾写过8部小说﹐是多个报纸杂志和文学刊物的特约撰稿人﹐并获得多种文学和新闻奖项。他还是印度—美国艺术学会的董事。谨以此纪念伯莎·麦金托什（Bertha Macintosh）和她的家人第一篇赢得国土第一章一个国家的诞生

美国的早期定居者们离开了一个被进步的冲击所震撼的英格兰﹐看上去似乎正在旷野中建设起一个平等派运动梦寐以求想在英国建立的更好的社会。但是﹐在这片新的土地上总是存在着一种双重性﹐一种与黑白之间的种族分裂一样深刻的灵魂的分裂。对新的生活的向往永远不会完全屈从于我们的先辈们所说的“灵魂的敌人”﹐然而那种诱惑一直是强有力的。纵观美国的历史﹐对帝国主义的渴望一直是其发展的后果之一﹐并最终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除了以罗马、莫卧儿或英国所代表的经典的帝国主义形态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帝国主义。甚至可以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模式﹐可能是由其经济和心理状态决定﹐外向针对邻国；也可能或多或少为狭隘的利益所驱使﹐或主要是由于国内利益冲突所造成的分裂﹐或者可能是整个社会生命固有的功能。美国从旧世界里继承了许多行为模式﹐但是都给它们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甚至起了新的名字。对自己和他人而言﹐它永远是一个谜。因为以前从未试过﹐没有传统的压力﹐所以难以估量。与任何欧洲国家相比﹐它没有阴影﹐一个像孩子一样的年轻巨人﹐曾(1)经英勇但带有破坏性﹐一个无意中践踏了他人的齐格飞—在1876(2)年它百岁生日时瓦格纳曾为它谱写了一首进行曲。

美国在建国时并不是一个很大或很重要的国家﹐但却因为渗入了一种新生的、与它出生以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成了一个意识到伟大使命的早熟的国家。英国当时还处于工业革命的启蒙阶段；而工业革命想要达到的神奇的新的增长目标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亚当·

(3)斯密和其他许多人对孩子超过父母的预期可能比现实的发展来得更快。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兴国家﹐美国比保守的英国对科学和技术的发(4)展前景更加开放﹐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80年写给约瑟夫·普里(5)斯特利信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对物质的控制将会不断加大﹐疾病将被医治﹐甚至有一天重力也会消失”。此外﹐在大西洋的彼岸﹐这个伟大的远景可以与神的意志合为一体（而不像在欧洲那样要经历太长的过程）﹐它将有助于召唤一个新的文明社会的出现﹐并使之成为全人类的榜样。但对于接触过它最多的那些人来说﹐这一切很快就成了一个欧洲所长期熟悉的膨胀的国家虚荣心的翻版﹐就像大气中的氧气一样﹐已经成了所有爱国主义的组成元素。托克维尔曾经写道﹐美国人的虚荣“已不仅仅是贪婪﹐而且焦躁和小心眼……既准备乞讨﹐同时又想争吵”。

当富兰克林在给普里斯特利的信中补充道：“道德科学正试图找出一条改进的道路﹐人类将不再会像狼那样相互对待……”时﹐他已悲观地认识到物质世界对人的诱惑﹐同时也预言了美国自相矛盾的未来。殖民者们很容易就通过他们的独立战争让自己成了一个国家。因为在西欧﹐这样形态的国家早就牢固地建立起来了；而侵略性像自我之爱一样﹐已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荷兰曾在西班牙帝国世界内成长﹐然后背离它开始寻找自己的殖民地一样﹐美国不可能不被欧(6)洲的激烈竞争和野心所影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的声明中宣称﹐就他所知﹐一个软弱的国家其处境是悲惨的。如他所说﹐欧洲正在践踏所有其他大陆﹐如果可能的话将保持西半球的贫穷和落后。他呼吁他的同胞们扯掉伪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目标是在美洲事务(7)的体系中提升力量”﹐他期待着门罗总统能有所作为。但是在保护西半球和支配西半球之间﹐在弥赛亚主义和统治权力之间﹐各种思想在一开始就是混淆不清的。

作为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苏格兰商人的儿子﹐汉密尔顿与一个富有的纽约家庭联姻。苏格兰人和爱尔兰新教徒们在建立和管理英国的领土方面表现突出﹐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对美国扩张的贡献也同样重(8)要。西奥多·罗斯福就具有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血统。美国的殖民者们在战胜了法国人之后获得了他们的荣耀和胜利。伊甸园从来就不是原始无罪的﹐它豢养了一批富有的商人和船东﹐他们往往关注着海外的冒险。这些人生来嘴里就含着一把帝国的勺子。在英国国旗的掩护下﹐他们从西印度群岛进口蔗糖﹐然后制成朗姆酒﹐再去非洲海岸购买奴隶。这种16世纪40年代开始的西印度群岛奴隶买卖的三角关系将新英格兰和旧英格兰联系了起来﹐有一些西印度群岛人移民去了美洲大陆殖民地﹐来自巴巴多斯的庄园主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建立和发展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许多美国人曾在英国长期居住﹐经常作为商人与英国的属地西印度群岛交易。毫无疑问﹐当独立战争爆发时﹐新生资本家的成员们都成了忠于皇室的人。他们的梦想是在一个强大的横跨世界的大英帝国中扩大贸易。像许多后来的爱尔兰人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一样﹐富兰克林本人和许多其他为独立而奋斗的人们曾有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希望大英帝国能发展成为一个联邦。而这个联邦体制下的伙伴关系将使美国进一步地沿着帝国的道路迈进﹐甚至极有可能从南方的庄园主中发(9)展出一个美国的富豪阶层。纵观大卫·奥克特罗尼爵士的职业生涯人们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点。这位出生在波士顿的苏格兰贵族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个效忠于皇室的人——在1777年去了印度﹐并在1803年成为德里的统治阶层一员。赫珀主教在二十年后见到他时﹐他正沐浴在皇家的辉煌之中。因此﹐独立和驱逐保皇党就成了反抗帝国的双重措施﹐服从帝国并反对帝国。然而﹐殖民时代的许多习性仍然存在。美国还远不是完全平等并充满博爱的。即便不算庄园主们﹐仍然有一大群在独立战争中胃口变得更大的大商人和有钱人﹐私有制为一大批财富奠定了基础。新英格兰人的天性也使胃口变得更大。一位访客曾看到﹐当土地不够养活他们时﹐他们就把它卖了﹐再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们是合众国的苏格兰人”﹐具有优良的品质﹐“是那种通过行动获得收获的人”﹐他们很不喜欢“行动迟缓的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荷兰人和德国人”。有了这种追逐机会的热情﹐他们不会错过欧洲殖民扩张所提供的开放﹐并且以一种更为宽松﹐非官方的方式与正在迅速扩张的大英帝国继续合作。这样的合作常常是非法的。尼尔森（Nelson）曾写道﹐“那些殖民者美国人掌控了几乎所有从美国到我们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作为和平的回报﹐他们忘了这一点……他们成了外来者”。事实上﹐作为1784—1785年停靠在背风群岛补给站的一艘舰船的指挥官﹐尼尔森抓了许多船只﹐看上去像在执行航行法﹐他在那些美国人和西印度群岛的岛民中间并不受欢迎。

但是对英国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良好的贸易伙伴。如同一直以来就存在的欧洲内部冲突一样﹐从1792年到1815年的长期的欧洲战争对新兴的国家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助。正是这一点使美国人能够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世界的运输商﹐就像荷兰人曾经有过“荷兰的新时(10)代”一样。根据1794年的《杰伊条约》﹐他们确保了与印度（和用小船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直接贸易的权利﹐并且自由地解释了这种特权﹐使他们很快就在印度所有的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英国的船东们可能会在私底下抱怨﹐但在战争年代﹐美国的船只更容易让印度的货物进入法国控制的欧洲。而且用美国船只也更经济划算﹐因为他们的价钱更便宜﹐船员人数较少﹐并且更少喝醉。他们也进入与中国的贸易﹐但仅限于广州单一港口。在1815年之前的20年﹐这一领域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国份额的大幅增长。美国航运把中国、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了﹐它在那里卸下了装载的大部分茶叶。美国自己对远东的主要出口就是一种殖民地产品——毛皮。那些毛皮通常要穿过西班牙的辖区﹐在太平洋的海岸边汇集。在1810年时﹐中国贸易的先驱艾利斯·德比（Elias Derby）似乎成了纽约最富有的人。

代表商业利益的联邦党要求建立一支海军来保护他们﹐1794年通过的一项提供舰船来对付北非海岸海盗以保护地中海贸易的法案就成了贻害百年的开端。战舰是昂贵的﹐高昂的费用激怒了内陆的乡镇和农民﹐在他们和沿海岸的商业中心之间产生了一种人们熟知的不和﹐就像在旧日的荷兰或是在刚赢得独立的阿根廷所见到的那样。杰

(11)斐逊和共和党在1800年的胜利标志着国家的优先将从海岸转到内陆﹐而内陆优先则有一个在陆上西进的扩张计划。这并不是那些追求和谐田园生活的人们所幻想的那样﹐意味着金钱力量的溃疡将被遗弃﹐民主麦田中的寡头杂草将会枯竭。对财富的渴望在西进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就成了它的一部分﹐如同海洋贸易的诉求一样﹐即便不是精确定义下的帝国主义﹐也包含着许多帝国主义的成分。

在英国的保护下﹐一种附属的帝国主义开始在陆地和海洋上孵化出来了。这有点像一个世纪后的澳大利亚那样﹐发展出了一种在太平(12)洋上进行吞并的精神﹐尽管在伦敦像威廉·格莱斯顿那样的部长们有时试图对此加以控制。西进运动受到了英国人划出的阿勒格尼山脉线界的限制﹐从而在穷人和富人中都孕育出了一种焦躁。贫穷的人们需要新的生养之地（在老殖民地上人口的增长需要更多的可用土地）﹐而富人们则寻求更多的赚钱机会。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新国旗能在比13个殖民地更为广阔的疆域上飘扬。富兰克林在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时特别想得到加拿大﹐如果他当时能更坚定地坚持下去的话很(13)可能就得到了。根据《巴黎条约》的规定﹐美国的边界向西迁移至密西西比河﹐这使美国的面积大约扩大了一倍。在那条边界向西延伸过去的是还未划入版图的法国拥有的“路易斯安娜”。美国人在1803年从拿破仑手中把它买了下来﹐当时法国与路易斯安娜的连接已经被英国海军切断了。这再一次显示出欧洲的冲突促成了美国的壮大。

东部那些缺地或不安分守己的农民们可以自由地进入这一大片新的土地了。这是缺少土地的殖民者们向往的“人民的帝国主义”﹐就好像当年的俄罗斯农民向东迁移越过了西伯利亚﹐或者像几个世纪以来越南农民向南迁移到了湄公河三角洲。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取代了原始的住民。但是复杂程度不同的每一种社会都会依赖于耕作者的基本诉求以外的其他动机和压力。沙皇俄国和越南是封建的军人国家﹐俄国人和越南人是迁徙的民族。而美国在边界土地开始开放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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