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飚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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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傀儡：乞尾赖犬试读：
前言
1939年9月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等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开始；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昭示世界反法西斯伟大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这场由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纳粹分子发动的战争席卷全球，波及世界。这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分成了决战双方，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等国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与以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进行对垒决战。全世界的人民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这简直就是人类文明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灾难。
在这次大战中，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和武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都创造了历史之最。
战火蔓延到欧、亚、非和大洋洲四大洲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扩展到40个国家的国土，有56个国家参战，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在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坚持了8年，英国6年，苏联4年2个月，美国3年9个月。双方动员军事力量约9000万，其中苏联2200万，美国1500万，英国1200万，轴心国德意日3000万。直接军费开支11170亿美元，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40000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历史地辨证地看待这段人类惨痛历史，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使人类文明惨遭浩劫，但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给战后世界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世界进入力量制衡的相对和平时期；促进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促进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军事科技和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人类认识的真理革命；促进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认识。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结束了一个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迎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回首历史，不应忘记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为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后人，我们应当认真吸取这次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
这就是我们编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丛书》的初衷。本书综合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资料，在有关专家和部门的指导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为线索，贯穿了大战的主要历史时期、主要战场战役和主要军政人物，全景式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宏画卷。本套丛书主要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战史卷”，包括起源背景、序幕爆发、全面展开、相持转折、最后结局等内容；第二部分为“战场卷”，包括欧洲战场、大西洋战场、亚洲战场、太平洋战场、非洲战场等内容；第三部分为“战役卷”，包括空战、海战、陆战；第四部为“战将卷”，包括领袖、元帅、将领、英雄、元凶、悍将、枭雄、傀儡、间谍等内容；第五部为“战事卷”，包括盟国秘密和纳粹阴谋。
本套书系时空纵横，气势磅礴，非常具有历史性、资料性、权威性和真实性，史事详尽，图文并茂，非常具有阅读和收藏价值，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好总结和隆重纪念！
我们隆重推出这套书系，以满足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阅读需要！就是为了让人们反思历史，呼唤和平！
贝当
1.“停战车厢”的屈辱条约
1856年，亨利·菲利普·贝当生于法国加莱海峡省一个农民家中。曾入圣西尔士官学校学习。1876年毕业，被分配到法军第24轻步兵营任少尉排长。
1888年，贝当进入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在陆军大学任教。
由于在任教期间宣扬不适当的防御理论，而没有得到上司的赏识，直到58岁依然是步兵上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贝当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马恩河会战中，他指挥一个步兵团打退德军一个师的进攻，从而受到法军最高统帅部的重视，被晋升为将军。次年夏，他又被提升为法军第2集团军司令。
在1916年凡尔登会战中，正当数十万法军面临被德军前后夹击的危机时刻，贝当及时率援军赶来，粉碎了敌军的攻势，保证了凡尔登战役的伟大胜利。贝当因此成为了欧洲闻名的“凡尔登的征服者”，并于1917年被任命为法军总司令。
1918年11月，贝当晋升为元帅，并出任法国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陆军总监。
1934年2月，贝当出任杜梅格内阁的陆军部长，涉足政界。任职期间，贝当没有把握时机有效地提高法军的作战能力。1939～1940年，贝当出任法国驻西班牙大使。
1940年5月，德军开始进攻法军，作为永久性防御工事的马其诺防线不攻自破。先后由莫里斯·甘末林和马克西姆·魏刚指挥的法军节节败退，国内政局混乱。保罗·雷诺总理为控制局势，建立最广泛的民族团结，罗致了国内的各种力量，贝当也应召回国出任内阁副总理。结果，在继续作战还是通过求和结束战争这个问题上，法国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以雷诺总理为首，另一派以贝当元帅为首。在6月13日至16日为期4天的戏剧性讨论之中，贝当公开而毫无保留地出来当了主和派的领袖。1940年6月16日晚，在迫不得已情况下，雷诺辞去总理职务，阿尔贝·勒布伦总统任命贝当组阁。贝当发表广播演说：“我把本人献给法国，来减轻它的痛苦。”就在16日夜间，贝当即请求西班牙政府充当法国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第二天，贝当下令法军停火，这就等于承认放弃战斗，从而使法国在同德国谈判停战与议和条件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法国政府拒绝或商讨敌方所提条件的任何可能性。
2.建立傀儡政权
1940年7月1日，贝当政府迁到维希。10日，国民议会以569票赞成80票反对通过决议，授予贝当制订新宪法的全权。新宪法以“法兰西国家”代替了“法兰西共和国”，以“劳动、家庭、祖国”代替了自1789年继承下来的“自由、平等、博爱”。贝当被授予“国家元首”的称号并兼任总理，拥有召开国民议会、制定行政立法、指挥军队、任命或撤换部长等多种权力，几乎比路易十四的权力还要大。其实在政治经验方面，贝当是初出茅庐，很不成熟。贝当不是一个政治家，只得请皮埃尔·赖伐尔作代理人。维希政权的第一时期从1940年7月10日至12月13日，可称为贝当－赖伐尔时期。应该指出，贝当碍于体面，和德国人的合作多少有些羞羞答答，不时使出他惯用的两面手法。当他和赖伐尔赤裸裸的亲德卖国行为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时，1940年12月13日，贝当下令拘留他的“皇太子”（制宪法令规定，在贝当元帅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并且派一支可靠的队伍把赖伐尔护送到他的私人住所里去。对于这个相当令人吃惊的事件，德国当局并不知道。于是，从1940年12月13日至1942年4月18日开始了维希政权的第二时期，称为贝当－达尔朗时期。原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上将变成维持政权的第二首要人物。但赖伐尔在德国人的支持下于1942年4月19日重新执政，开始了维希政权的第三时期。这时又颁布了新的制宪法令：“法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授予政府首脑（即赖伐尔），政府首脑由国家元首任命，并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实际上把贝当变成壁炉台上的一件小摆设。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贝当命令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尔朗与盟军配合作战，同时又发布电文抗议盟军登陆。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的抵抗纳粹是象征性的，事实上已经向盟军打开了北非大门。德国人因此认为停战条款已经不起作用，因此于11月11日出兵占领法国南部地区，维希也变成德国人公开当家作主的地方了。
尽管如此，贝当的投降主义和合作主义，对法国丧失民族主权独立，蒙受德国侵略者的欺凌和蹂躏，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贝当政治上的软弱无能使他不能阻止赖伐尔之流彻底的卖国行为，有意无意地扮演着“合作”的主角。贝当镇压统治区内的任何反德活动，并提供原料、商品支付德国的占领费用，从3亿到5亿，1944年7月又增加到7亿。贝当在广播中号召为德国招收劳工，设立强制劳动局。在德国出兵占领法国南方时，许多法国人希望贝当离开维希，但是他没有离开，仍然留在那里，仍然忠于一个过于简单的政策概念，在祖国受难的时候，不应该抛弃本国的土地和自己的同胞。这是贝当个人的悲剧。1940年6月16日，贝当接任法国总理后，随即向德国要求停战。
他为了达到停战的目的，竟然答应了纳粹德国对于停战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6月22日，双方在法国东北部的贡比涅森林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地方，法国代表查理·亨茨格将军在贝当授意下，同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根据该协议，法国必须割让包括：巴黎在内的1/3的国土；法国政府必须每天为德国占领军支付3亿法郎的占领费；法国的空军、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法国政府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与德国保持一致，不得有任何与德国相违背之处。
1940年7月1日，德国军队占领法国后，法国政府迁都至维希。参、众议院决定宪法暂停实施，并选出亨利·菲利浦·贝当为国家元首，是为维希政府。另外，阿尔伯特·勒布伦也辞去法国总统职位。于是，第三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敌视共和国民主成了主导政治的强大力量，而贝当则成为纳粹的傀儡。
10月30日，贝当公开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同纳粹德国进行真诚的合作。
随即，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颁布了反犹太人的法律，规定：犹太人在法国必须佩带黄色的大卫之星标志，否则法国政府可以随时将他们拘留或逮捕；犹太人不得在法国担任公职，不能从事新闻、工商等众多职业。
在经济方面，贝当政府则将法国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拥有的铜矿让与德国。
贝当极力讨好希特勒，可仍然没有取得希特勒的信任，不久就推出赖伐尔掌握维希政府的实权，将贝当置于徒有虚名的国家元首的地位。
1944年8月21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占领军将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全体成员押送到德国的西格马林根堡“保护”起来。盟军攻入德国本土后，又将他们转移到瑞士的一个小城镇。
1944年8月，法国光复后，贝当逃往德国，次年4月被盟军逮捕。8月，法国最高法院以通敌罪将其判处死刑，后又改判终身监禁。
1951年死于法国西海岸的约岛，卒年95岁。
佛朗哥
1.发动叛乱
1882年，佛朗哥出生于西班牙一个海军军官家庭；1907年入托莱多步兵学院学习，1910年毕业后在第8步兵团供职。1912年参加镇压西属摩洛哥起义。1912年任西班牙外籍军团司令。1928年晋准将。1928年任新成立的萨拉戈萨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1931年4月，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共和国。这时，随着德意法西斯的崛起，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1933年，西班牙建立了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在欧洲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运动潮流影响下，1936年1月，在西班牙共产党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等政党参加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人民阵线的纲领要求释放政治犯，实行军队民主化，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恢复民主自由，减少捐税、提高工资。1936年2月16日，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击败了资产阶级右派政党，获得了决定性胜利，成立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新内阁。新内阁按照人民阵线的纲领进行了民主改革，释放政治犯，实行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制度，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可是，法西斯分子不甘失败，处心积虑地要颠覆年轻的共和政府，企图效法德国和意大利，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1936年7月18日，驻守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的驻军首脑佛朗哥，在法西斯“长枪党”和陆、空军大部分人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叛乱，企图夺取政权。叛乱一开始，执政的共和派阿萨尼亚政府就惊慌失措，立即宣布辞职。7月19日，组成了以阿塞·希拉尔为首的新政府。西班牙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其他政党领导下，为保卫共和国，捍卫民主、自由，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战斗，用“血肉的城墙”抵抗法西斯。在和叛乱分子的斗争中，阿塞·迪亚斯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领导的共产党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不愧为西班牙人民的骄傲。
7月底，叛乱分子的处境岌岌可危。苏联和世界进步人民以及革命组织纷纷起来支援西班牙政府。在西班牙人民和政府有力量平息叛乱，巩固共和国政权的情况下，德意法西斯乘机插手干预西班牙战争。西班牙人民不仅要对付国内叛乱分子，同时还要反击德意法西斯的武装干涉。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面临着国际国内战争的严峻考验。西班牙成了世界进步势力与法西斯势力直接和间接交战的场所。
2.德意武装干涉
西班牙地处西南欧的比利牛斯半岛，北依比利牛斯山，背靠法国，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非洲相望，扼大西洋、地中海航路的咽喉。德意法西斯如果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就可以进攻英法在欧洲的南翼，形成对英法的战略包围。西班牙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原料产地，英法美在这里有大量的投资，如果占有西班牙就可以夺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权益和战略资源。同时，西班牙人民阵线的胜利，使德意法西斯害怕西班牙人民革命的潮流会唤起和推动西欧各国反对法西斯、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正义斗争。德意法西斯借口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乘机干涉西班牙内战，以便控制西班牙，在西南欧扩展势力、达到最后征服欧洲的目的。希特勒检阅干涉西班牙的“神鹰”军团。
早在1933年，希特勒就通过谍报局和盖世太保将大量武器供应西班牙法西斯分子。1934年3月，墨索里尼和西班牙保皇派签订了秘密协定，表示愿意承担颠覆共和国的义务。德国法西斯通过情报人员不断地在西班牙招募第5纵队和恐怖分子，建立秘密武器库，为法西斯暴动作准备。1936年7月，德意法西斯情报人员和西班牙法西斯头目共同制定了叛乱的军事计划。当西班牙叛乱分子处于困境时，为了“尽一切可能使佛朗哥迅速获胜”，7月底。德意用军舰和飞机帮助佛朗哥把军队从西属摩洛哥运到西班牙海岸。德意法西斯还向佛朗哥叛军提供大量武器、飞机和坦克。在战争头两年中，德国给佛朗哥提供了650架飞机、200辆坦克、700门火炮；意大利提供了1000架飞机、950辆坦克和装甲运输车、约2000门火炮。在近3年战争中，德国为佛朗哥提供了5亿马克，意大利提供了140亿里拉的援助。同时，德意还公开地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有15万意大利和5万德国军队都先后进入西班牙，同佛朗哥的叛军协同作战，还用军舰封锁西班牙海岸，切断了西班牙同外界的联系。德国法西斯甚至直接占领了西班牙的北部和西属摩洛哥，意大利占领了西班牙的南部和巴利阿利群岛。德意武装干涉，使西班牙叛军在军事上逐步占有绝对优势。9月4日，社会党人拉尔戈·卡巴列罗在马德里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新政府领导西班牙人民同优势的叛军和德意干涉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
英法统治集团既害怕民主力量在西班牙取得胜利，又害怕西班牙战火伤到自己身上，对西班牙内战采取了所谓“不干涉的政策”。在英国策划下，1936年7月14日，法国政府率先宣布对西班牙战争保持“中立”。8月，英、法两国政府互换照会，采取共同行动，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随后，共有二十七个欧洲国家接受法国政府提出的“不干涉协定”，并成立了监督执行协定的“不干涉委员会”。这时，美国又把“中立政策”原封不动地施用于受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的西班牙。英法美推行的“不干涉政策”和“中立政策”使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得不到应有的国际援助，而西班牙叛乱分子反而能从德意手里源源不断得到飞机和大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就有德意从英法美等国购买的武器。
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坚定地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谴责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深刻地揭露了英法美等国“不干涉政策”的实质，全力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给西班牙人民提供了包括坦克和飞机在内的大量援助。共产国际也号召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在西班牙战争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候，全世界有5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组成了著名的“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奋战。“国际纵队”一共有3万多人。旅居欧美的100多名中国华侨组成了中国支队，在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战斗。
首都马德里是人民阵线政府所在地，佛朗哥叛乱分子从一开始就企图占领马德里。1936年10月，在马德里的“第5纵队”配合下，叛军和干涉军用精锐的4个纵队兵力向马德里发动进攻，马德里人民展开了西班牙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马德里保卫战。
10月底和11月初，佛朗哥叛军和德意干涉军对西班牙首都发起猛烈进攻。马德里人民、共和国军队以及国际纵队在面临法西斯重重包围和进攻的严重情况下，不畏强暴，团结奋战，接连打败了敌人3次进攻。这时，德意法西斯给叛军增调了大批武器和雇佣军，又发动了第4次进攻，结果又被马德里守军击退。马德里已成为西班牙共和国坚不可摧的堡垒。35000多名国际纵队战土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表现出了英勇的牺牲精神，1万多名国际主义战土为西班牙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马德里保卫战是一曲国际主义精神的凯歌。
西班牙人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了32个月。1939年2月27日，英、法政府无条件承认佛朗哥政府，并对共和国政府施加压力，逼其向佛朗哥投降。3月，无政府主义分子和陆军卡萨多上校叛变，共和国军队陷于瓦解。3月38日，马德里终于失守。4月，西班牙共和国在国内外敌人的围攻下，进行了最后的顽强抵抗，终于失败。西班牙人民的英雄业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武装侵略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3.狡猾而又理智的佛朗哥
虽然西班牙的“中立”令人感到蹊跷和困惑，并且关于其中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但应该讲，出现这种情况始终是离不开当时西班牙国内情况、与轴心国的关系和与同盟国关系这三方面的原因的，至于贪婪而又理智的独裁者，无疑是当时西班牙保持“中立”的至关重要的角色。
内战后，佛朗哥掌权，除了肃清叛乱分子外，更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的高压措施，数万名共和退役军人被枪决或是被处20至30年的徒刑，左派工会组织及所有政洽组织均被禁止设立或活动，并实施报禁统一舆论口径，共和时代的各项改革全部取消，实施其法西斯政权的独裁统治。佛朗哥强烈的反共产主义立场，在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期间，提供了西班牙与美国建立联盟的契机。1953年，美、西两国签署协议，美国在西班牙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并提供西班牙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这对稳定佛朗哥政权有相当贡献。
同样作为法西斯独裁者，相对于疯狂和有着狼子野心的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可以用贪婪、自私而不失理智来形容。1820年4月，威灵顿公爵说：“在欧洲，使干预他国事务的外国人最占不到便宜的国家，无过于西班牙。没有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讨厌甚至鄙视外国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同欧洲其他国家也如此不同，格格不入。”应该说，佛朗哥完全继承这种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并且更有理智和头脑。
同时，在二战中与佛朗哥屡次打交道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判断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朗哥的印象。丘吉尔在其《二战回忆录》中讲到：“在整个战争期间，佛朗哥将军的政策完全是自私而且冷酷的。他只想到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报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他的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因为我们左翼政党对他的敌视态度而对英国有所怀恨。”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他的同党希特勒的神经质和丧心病狂，佛朗哥这种奸猾的性格和由其决定的西班牙的政策基准虽然在当时的同盟国成员英国首相丘吉尔眼里都显得是“简单的”“自私冷酷的”，甚至竟然令丘吉尔都为佛朗哥的这种自私做法替自己的敌人德意法西斯鸣抱不平，但佛朗哥这种看似简单自私的政策在当时确是十分实用和审时度势的，也正是佛朗哥的这种审时度势，使西班牙免于陷入二战这个死亡的泥潭并避免了像他的法西斯同盟轴心一样的失败命运。当然，在内战中屠杀过成千上万爱国者的佛朗哥决不会站在同情广大民众的立场上来作出这种决策，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从当时西班牙在内战后的国情和刚建立的统治基础来考虑的。首先，在经历了充满屠杀和破坏的全国性的三年内战后，西班牙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元气大伤。在三年内战中，大约有100万西班牙人丧生，损失的财产更是不可计数。因此，对于刚刚经历过战乱还处于恢复期的西班牙来说，它脆弱的经济基础不允许它参加当时二战那样的全面的、高强度的战争。其次，佛朗哥政权的统治在当时还未巩固，虽然他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和民主派，但卷入一场全面战争，必将使其内部各种矛盾激化，从而将瓦解其统治的基础。最后，选择“中立”这种两面都不得罪的政策，可使西班牙静观时局发展，从容应对国内外的变化，从而使自己的外交更具弹性空间。
当然，法西斯避免不了其侵略的本性，理智的佛朗哥也遏止不了其贪婪的欲望，西班牙在二战初期当时也曾濒临参战的边缘。1940年夏，德国对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侵略使西班牙处于一个崭新的地位。德军似乎极有可能越过比利牛斯山，横跨西班牙以攻击直布罗陀和北非。假使他们这样做的话，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政府会予以抵抗还是会与之合作呢？或者佛朗哥是否在等待机会亲自发动一场战争呢？
面对入侵的威胁和当时法西斯轴心国发展形势下参战的巨大利益，一方面，西班牙政府在四五月间已通知了英、法、意政府，西班牙对于任何入侵的企图都将加以抵抗，而且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他们依然重申西班牙严守中立的政策。
同时，德意法西斯的节节胜利大大刺激了西班牙的扩张野心，长枪党党徒开始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对直布罗陀、摩洛哥、丹吉尔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要求。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的宣战成为当时对西班牙参战的最有力召唤，两天后，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已从“中立”转变为“非交战状态”。6月14日，巴黎沦陷的当天，西班牙军队占领了一直为法国殖民地的丹吉尔港。种种迹象表明，西班牙离参战只有一步之遥。
4.“我宁可被拔掉三四颗牙齿”
西班牙同当时德意法西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其当时政策的重要因素。“我宁可被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愿再搞这样的谈判。”这是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为争取西班牙同佛朗哥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昂带进行谈判后，对墨索里尼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不但反映了当时谈判的背景，并且也可以看作为二战时西班牙同轴心国之问关系的一个缩影。叛军的大部分由殖民军队和所谓摩洛哥志愿军组成。
德意法西斯当时之所以干涉西班牙内战，扶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很大原因就是想让西班牙在日后的战争中成为自己的盟友，站到自己一边。1939年8月，还未取得内战全国胜利的佛朗哥政权便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将恪守中立。这一声明，虽然使柏林感到不快，但只是将其看成是佛朗哥在内战持续期间的权宜之计，并且预计到法西斯的西班牙虽然名义上是中立的，将仍然会给轴心国作出有用的贡献。
1940年初，德国在欧洲的战事节节胜利时，西班牙和德国的距离达到了历史的最小值，西班牙与德意法西斯的结盟只有一步之遥，这在上文已经提过。但两国最终还是未能结盟，这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复杂环境下对各自国家利益问题进行博奕的结果。199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戴维·斯塔福德经过对丘吉尔在二战时期信件的研究，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正是丘吉尔对当时西班牙法西斯政权高级官员和军官的“金钱外交”，阻止了西班牙倒向轴心国，从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方向”。
1940年5月，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而居于重要战略位置的西班牙，其政府随时都可能投降纳粹。对于英国来说，德国如果控制了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那将是一场灾难——地中海的战略运输线将被封锁。
但丘吉尔不愧为“二战名相”，他在分析了佛朗哥政府的内部势力之后，决定通过收买一些对佛朗哥有影响力的西班牙高级指挥官，以影响当时佛朗哥和西班牙的对外政策。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作为当时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曾专门从预算中拨出一笔资金用于这项绝密行动：由英国国库在一家瑞士银行的纽约分行存入1000万美元。戴维·斯塔福德教授说：“这笔钱很可观，但是，鉴于涉及的事情重大，用于收买西班牙军人就显得不是很多了。”他在研究庄吉尔当年的信件时发现了这个收买事件。戴维·斯塔福德说：“西班牙同德国联合在一起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方向。”
也许，正是丘吉尔这种不拘世俗和釜底抽薪的做法，避免了当时法西斯的西班牙投向轴心国的法西斯联盟，从而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
1939年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成为终身元首，他进而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建立法西斯独裁专政。佛朗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中立”政策，但派遣“蓝色”师团配合德军进攻苏联。1947年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他为终身摄政王。1969年7月，指定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在他死后继承王位。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死于马德里。
吉斯林
1.没有建树的政治明星
吉斯林于1887年7月18日出生在挪威弗雷斯达尔的农民家庭。1905年9月，吉斯林考入挪威军事学院，在此期间，吉斯林发现自己在学习竞争中未能处于引入注目的地位，遂奋起直追。3年之后，以第1名的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前往野战炮兵部队任中尉。1909年，考入挪威高级军事学院深造。1911年，吉斯林以最佳成绩毕业，因而单独受到国王的召见，来到总参谋部任职。1917年10月，吉斯林调任野战炮兵总监的参谋。同年改任炮兵指挥军官，晋升为上尉，野心勃勃的吉斯林对此并不满足。他的沉默寡言在同事中间是有名的，往往是坐1个小时却不说一句话。此外，他没放弃对学习的爱好，仍抓紧学习历史、数学和哲学，注意研究俄国问题。吉斯林因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被同事称为“教授”。1918年5月，吉斯林出任挪威驻俄国公使馆武官。在此期间结识后来对其政治生涯影响很大的商务参赞弗雷德里克·普里兹。同年12月，吉斯林返回总参谋部。1919年夏，吉斯林前往赫尔辛基的芬兰公使馆，先任秘书，后改任武官。1921午6月奉召回国。挪威前国防大臣组成了卖国政府。
吉斯林的知识和经历引起了弗里特约夫·南森的注意。南森是著名的北极探险家、动物学家、外交家和挪威人道主义领袖人物，当时正在国际红十字会的主持下领导国际俄国救济委员会的工作。南森在苏俄设有莫斯科和哈尔科夫两个办事处，决定起用吉斯林从事救济工作。1922年1月，吉斯林获得国防部的批准，前往苏俄的乌克兰就任哈尔科夫办事处主任。大约在1923年9月，吉斯林被挪威总参谋部解除职务，办事处主任职务亦被取消。应当时出任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南森的邀请，从1923年底到1925年，吉斯林先后在巴尔干半岛和苏联处理难民事务，南森对吉斯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1927年6月起，吉斯林奉命以挪威驻苏联公使馆秘书的身份为英国代管其在苏联的利益，直至1929年12月，吉斯林因此获得英国政府授予的帝国勋章。
因大萧条的影响，吉斯林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遂决定投身政治。1930年南森逝世后，吉斯林连忙发表文章，宣称自己是南森的政治继承人，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1931年5月，吉斯林被组阁的挪威农民党任命为国防大臣。吉斯林任内对防务毫无建树，却卖力地反对工党和工会。1933年3月，任期届满。
此时，挪威的经济危机加剧，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吉斯林开始转向法西斯主义，决心模仿希特勒在德国的所做所为，在挪威建立独裁统治。1933年5月，吉斯林抄袭德国纳粹党的理论和策略，在普里茨等人的支持下，创建挪威国家统一党，自任党的元首，并组织冲锋队。但是，纳粹主义在挪威土地上影响不大。在1933年和1936年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吉斯林的国家统一党所得票数都不足选民总数的20%，根本未能得到议席。此后，吉斯林决心投靠纳粹德国，借用希特勒的武力夺取挪威政权。
吉斯林于1939年夏开始与德国纳粹党对外关系部部长、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建立联系。但此时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德国还未充分意识到挪威的战略地位，因此对吉斯林的暗送秋波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回报。
2.投靠希特勒
挪威地处北欧斯堪的维亚半岛的西北部，东邻瑞典，东北与芬兰和俄国接壤，西濒挪威海，海岸线长2. 1万公里，多天然良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西洋的出口，只有经北海绕过英国本土才能进入大西洋。但强大的英国海军一直是德国海军的一块心病。第一次大战期间，英国曾利用海军优势，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使德国舰队困在本土港内无所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海军鉴于历史经验和地理事实，认为要对付占优势的英国海军，德国必须设法在挪威获得基地，这样才能突破英国在北海的封锁线，畅通无阻地进入大西洋。德国海军中将韦格纳形象地比喻道：“北海的德国舰队原是没有马的骑士，现在应当让他骑在地理的马鞍子上。”
1939年10月10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晋见希特勒，表示担心挪威可能向英国开放港口，这将给德国带来战略上的不利后果。他力劝希特勒先占领挪威，以作为对英作战的海军基地，同时也可以确保瑞典的铁矿砂来源（德国每年消耗的1500万吨铁矿砂中，有1100万吨要从瑞典进口，在冬季，这些铁矿砂要经铁路运到挪威港口纳尔维克，然后再航运到德国，整个航线恰好在挪威领海以内）。但在希特勒的战略中，首要目标是征服西欧，故他还是宁愿保留挪威的中立地位，而不愿采取任何节外生枝的军事行动。希特勒决定入侵挪威、丹麦。
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北欧的战略地位受到交战各国的高度重视。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获悉盟军要在挪威登陆的情报，感到北欧形势危急，遂将情报报告希特勒，并提出“必须占领挪威”的建议。这样，挪威就在德国的全部战略中提高到重要地位，这也就为吉斯林寻求德国的支持提供了相当重要的条件。同年12月吉斯林来到柏林，很快就与罗森堡和雷德尔会晤。吉斯林对罗森堡和雷德尔声言，挪威政府内存在亲英反德的势力，挪威政府与英国已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准备允许英国使用挪威的海岸作为军事基地，从而给德国造成很大的危险。吉斯林建议由他的国家统一党发动一场政变，推翻现政府而成立以他为首的新政府。吉斯林还说，他在挪威已经得到相当一批军官的支持，其中包括内尔维克港的驻军司令孙德洛上校。吉斯林断言，只要有德国的支持，政变就一定能成功。吉斯林提出，挪威可以“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国武装部队自由处理”，并希望“能召集会议讨论有关联合行动和把部队运到奥斯陆去等问题”。吉斯林的计划和对德国的殷情“深深地打动了”雷德尔。雷德尔把吉斯林推荐给希特勒。希特勒听了雷德尔的介绍，对吉斯林亦发生浓厚的兴趣。
希特勒表示他宁愿看到挪威完全保持中立，斯堪的维亚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因为他不愿扩大战场。但如果敌人准备扩大战争，他就要采取自卫行动，以对付这一威胁。他答应给吉斯林一笔资金，并保证研究给予军事援助的问题。
然而，英法方面却不断发出对挪威中立地位的威胁。早在1939年9月19日，英国内阁通过了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的方案：在挪威领海内布雷，从而切断德国进口瑞典铁矿砂的海上运输线。1940年1月6日，英国政府照会挪威政府，宣称英国舰队将不允许德国商船利用挪威水域。这增加了希特勒对其北翼安全和战略资源的担心。1月27日，希特勒指示德军统帅部，为必要时占领挪威拟定一份全面的作战计划。为此，德军最高统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陆海空三军各派出一名代表组成的战役准备工作参谋部，拟定了代号为“威塞演习”的挪威战役计划。
2月5日，英法在巴黎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2个英国师和1个法国分遣队组成这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的纳尔维克登陆，进而占领瑞典北部的耶利瓦勒铁矿。紧接着在2月16日发生的一起事件，最后坚定了希特勒占领挪威的决心。当天，1艘载有英国战俘的德国军舰“阿尔特马克”号受到英国军舰的追逐，逃到挪威水域避难，丘吉尔命令英舰闯入挪威水域，登上“阿尔特马克”号，救出了战俘。而当时有2艘挪威炮艇在场，没有对英舰的入侵行为作出任何反应，只是事后挪威政府向英国提出了抗议。但希特勒认为挪威政府已甘当英国帮凶，这个抗议无非是为了欺骗他而故作姿态。随后吉斯林向希特勒报告说，英舰的行动是英、挪事先拟定好的计划，使希特勒更加深信不疑。于是他决心先下手为强，将挪威迅速占领。他对德军将领们说：“据报告说，英国准备在挪威登陆，我要赶在他们前面到达。英国占领挪威会成为一个战略上的转折点，他们会乘机进入波罗的海，而我们在那里既无军队，又无沿海防御工事……敌人会向柏林进军，打断我们两条战线上的脊梁。”
3月1日，希特勒发出实施“威塞演习”的正式绝密指令：要求德国三军部队做好占领挪威的全面准备。同时占领丹麦，作为必要的跳板和运输线的保障。他在指令中强调指出“……保证我们在瑞典的铁矿沙基地，并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提供进攻英国更为广阔的出发线……以大胆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这次占领，是和平占领，目的就是要用武力保护北欧的中立，但是，任何反抗保护的行为，要用一切军事手段加以击溃。
德军“威塞演习”计划，是以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立体战术，实施突然袭击，从南到北在挪威的奥斯陆、克里斯丁、斯塔万格、卑尔根、特隆赫姆、纳尔维克6个主要港口登陆，第一阶段夺取港口和机场，第二阶段向内陆进攻，全部占领挪威，并准备在第二阶段对可能登陆的英法联军进行抗登陆和反击作战。为迅速实现战役目的，德军统帅部调集了海军的全部力量，空军的6个航空兵师和2个空降兵师，陆军第21集团军的5个步兵师，由曾在北欧作过战的第21集团军司令福肯霍斯特上将任战役总指挥。鉴于英法海军力量几乎是德国海军的9倍，德军统帅部特别强调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指出：“尽管敌人握有制海权，但如能充分发挥突然性，我军是可以进入挪威的，认清这次战役的重要性，将来水面兵力虽损失大半亦不应吝惜。”为了做到突然袭击，德军统帅部要求：隐蔽展开兵力，采取伪装措施，散布假情报造成准备在英国登陆的假象。除战役总指挥福肯霍斯特上将外，各级指挥员尽可能晚一些了解自己的任务，以防泄密。
然而，英法仍在从容不迫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就好象德国根本不会相信他们的威胁和暗示，或者德国还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一样。3月28日，英法在伦敦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于4月5日在挪威海域实施布雷行动，并以部队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斯塔万格登陆，同时在莱茵河空投水雷，以阻止德军向西推进。但由于法国但心德国报复，反对在莱茵河布雷。两国在一番争议后，将计划推迟了3天，定在4月8日实施。
4月初，德军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登陆部队和各种舰只集结在威塞河口，空军也开始向德国北部各机场集中，并向英国的斯帕卡湾基地派出潜艇，1艘袖珍战列舰率领一只小型舰队前出到了大西洋，摆出一副要进攻英国的架式。
4月月2日下午，希特勒在同空军司令戈林、海军司令雷德尔和登陆作战总指挥福肯霍斯特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后，发布了一道正式指令，命令“威塞演习”于4月9日晨5时15分开始。
4月6日夜，由1艘袖珍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7艘轻巡洋舰、14艘驱逐舰、28艘潜艇和若干辅助舰艇组成的德国登陆舰队，搭载着首波登陆的1万余名士兵，在夜幕掩护下悄悄启航，驶进了波罗的海。4月7日下午1时25分，英国海军部接到侦察机发来的报告：“发现强大的德国舰队正向北移动，穿越斯卡格拉克海峡，向挪威海岸进发。”然而英国海军部却不相信这支德国舰队是去挪威登陆的，怀疑其目标可能是英国。信心十足英国主力舰队于下午7时30分从斯帕卡湾基地启航，北上去拦截德国舰队，在北海海面展开战斗队形，搜索德舰，以求一战而全歼德国舰队。结果，庞大的英国舰队一无所获，未能在最有利的时机将警戒十分薄弱的德国登陆舰队消灭在航渡中。德军在毫发未损的情况下，完成了最担心的航渡。
4月9日凌晨4时20分，德国驻哥本哈根使节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丹麦立即接受“德国的保护”，限定1小时内答复。5时20分，德国驻奥斯陆的使节又向挪威政府递交了相同内容的最后通牒。而此时德国舰队已逼进挪威各主要港口，并已从海上和陆路向丹麦发起了进攻。丹麦人几乎没有抵抗，海军一炮未发，陆军只被打伤20人，4小时后便接受了德国的最后通牒。然而挪威政府却答复说：“我们决不屈服！”
5时50分，德军在挪威沿岸的各主要港口实施登陆，同时出动800架作战飞机和250架运输机，从空中压向挪威。挪威军队还没充分动员，仓猝抵抗。在纳尔维克，当10艘德国驱逐舰向迫近港湾时，港内2艘挪威古老的装甲舰“艾得斯伏尔德”和“挪奇”号向德舰发出信号，要他们说明身份。德军派人乘汽艇向挪舰招降，但挪舰表示坚决抵抗。德舰于是发起攻击，2艘挪舰先后被鱼雷击沉，300名挪威水兵全部阵亡。到上午8时，纳尔维克被德军占领。在特隆赫姆，守卫该港的挪威第5师师长遵从吉斯林的号令，未作任何抵抗便交出了这个良港。在挪威第二大港口卑尔根，海岸炮台向逼进的德舰开炮，重创德轻巡洋舰“葛尼斯堡”号和1艘辅助舰。但其它德舰上的士兵却登陆，在午前占领了该港。“葛尼斯堡”号当晚被英国轰炸机炸沉。西南海岸的斯塔万格和附近的苏拉机场也于中午落入了德军之手，德军由此获得了在挪威的前线空军基地，掌握了挪威南部和中部的制空权。南部海岸的克里斯丁海岸炮台两次击退了由德轻巡洋舰“卡尔斯卢合”号率领的德国舰队的进攻。但这些炮台很快就被德国空军炸毁，港口于下午3时左右陷落。但“卡尔斯卢合”号在当晚离开港口的时候，被英国潜艇用鱼雷击中，损伤严重，最终沉没。
但是，德军在进攻挪威首都奥斯陆时遇到了意外困难。在4月8日寒冷的夜里，德国舰队原计划当夜抵达奥斯陆，德国大使馆派人在码头上彻夜等候迎接，然而德国舰队一直没有到达。他们在50英里长的奥斯陆峡湾入口的地方遭到了挪威布雷舰“奥拉夫·特里格佛逊”号的拦截，1艘德国鱼雷艇被击沉，轻巡洋舰“埃姆登”号被击伤。接着在奥斯陆以南约15英里的地方，又遭岸炮轰击和鱼雷攻击，德国舰队旗舰——崭新的“布吕歇尔”号重巡洋舰中弹起火，引爆舰上弹药，船身碎裂，终于沉没，损失1600名官兵，舰队司令奥斯卡·孔末茨海军少将落水后被俘。德国舰队遭此重创，被迫暂时撤退。奥斯陆是被德国空降兵征服的，4月9日中午，约5个连的德国空降兵在奥斯陆附近的福纳步机场着陆，在吉斯林的“第五纵队”配合下占领了奥斯陆。挪威王室、政府和议会议员带着20辆载着挪威银行的黄金和3辆外交部秘密文件的卡车，撤到奥斯陆以北80英里的哈马尔。德国空军上尉斯比勒率领2个连的德国伞兵进行追击，遭到顽强抵抗，比勒也身受重伤，只好退回奥斯陆。
就在德军登陆的同一天，即4月9日午后，英国主力舰队出现在卑尔根附近，德军迅速出动大批轰炸机，炸沉英军1艘驱逐舰，伤1艘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英国舰队初战受挫，撤到设得兰群岛地区。此后，由于德军掌握了挪威南部和中部的制空权，英军统帅部决定在挪威海南部水域只使用潜艇和飞机。当日晚24架英国轰炸机袭击卑尔根，将已受重伤的德轻巡洋舰“葛尼斯堡”号炸沉。在挪威北部纳尔维克，受飞机作战半径限制，德国舰队和登陆部队得不到空中支援，遭到英国飞机的严重打击。4挪威王室逃离首都奥斯陆，在附近的村镇避难。月10日和13日，英国出动大批轰炸机袭击纳尔维克，炸沉10艘德国驱逐舰。4月14日和16日，英法联军在挪威北部纳尔维克和中部特隆赫姆附近登陆。中部登陆的英法联军于4月19日向特隆赫姆发起进攻，但因得不到空中支援，在德国飞机的狂轰烂炸下遭到惨重损失，到5月2日即退出挪威。在纳尔维克的争夺战中，英法联军得到舰队和空军的支援，占有巨大的优势。然而，这一地区的德国登陆部队虽得不到空中和海上的支援，对英法联军的阻击战却进行得相当顽强，击退了英法联军的多次进攻。战斗进行到5月28日，德军放弃纳尔维克，沿铁路向瑞典边界退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起大规模攻势，6月初法国已危在旦夕，英法自顾不暇，于6月7日前从挪威撤出了自己的全部军队，挪威国王和政府也流亡伦敦，德军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在德军的保护下，吉斯林组成了傀儡政府。
挪威战役首次使用了陆、海、空立体作战战术，在人类战争史上写下新篇章。此役德军共伤亡5700人，损失驱逐舰10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2艘、潜艇4艘；英法和挪威军队共伤亡5000余人。英国损失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7艘，法国损失驱逐舰1艘。挪威战役后，德国取得了封锁英国和向苏联进军的基地，使中立的瑞典转向德国，不但继续向德国提供铁矿沙，还允许德国经自己的领土向纳尔维克和芬兰北部运送部队和物资。
3.引狼入室
纳粹德国对挪威不宣而战时，受到吉斯林派出人员的迎接。同时，德国驻挪威公使布罗伊尔向挪威政府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毫不反抗地接受“德国的保护”。虽然吉斯林无耻地引狼入室，但挪威政府和人民却决心抵抗。
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只有纳尔维克港驻军司令孙德洛遵从吉斯林的旨意，一枪不发便向德军投降。而该港的海军指挥官却率舰抵抗，300名挪威水兵全部阵挪威抵抗力量亡。在其他几个港口，挪威军均进行抵抗。这些抵抗虽然效果不大，但使得在首都的挪威王室、政府、议会以及20辆卡车的挪威银行储备黄金和外交部机密文件得以安全转移，挫败了希特勒企图截获国王、政府和黄金的计划。
4月9日晚，首都奥斯陆沦陷。吉斯林通过电台发表公告，宣布挪威前政府已被推翻，由他本人任首相的政府业已成立，宣布抵抗德军是应予处死的犯罪行为，取消前政府颁发的总动员令。吉斯林的无耻卖国行为激起挪威人民无比的愤慨，人民由最初的惧怕转变为英勇的抵抗。挪威国王和议会也坚决不承认吉斯林的所谓政府。4月10日，德国驻挪威公使赶到北方，会见挪威国王哈康七世，要求国王批准吉斯林政府，并返回奥斯陆。国王断然拒绝公使的要求。4月11日，吉斯林派出密使到北部劝说国王返回首都，也遭强硬拒绝。
吉斯林引狼入室，认贼为父，恶名远扬，遭到挪威人的唾弃。德国人也感到吉斯林在挪威的名声太臭，于他们的利益不利，决意将他抛弃。这样，4月15日，离吉斯林自封为首相仅6天，德国人就另行组织在德国占领当局控制下的由6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处理外交和国防以外的行政事务。但是吉斯林极力钻营，得以在行政委员会中留任复员专员，实际上是负责瓦解挪威人民抵抗运动的军事力量。4月24日，约瑟夫·特波文奉命出任德国驻挪威专员，成为挪威的实际统治者。9月25日，吉斯林的支持者组成的临时内阁代替行政委员会。1942年2月，吉斯林重新出任挪威首相，组成完全由吉斯林分子组成的傀儡政府。
吉斯林当政期间，对外迎合纳粹德国，为占领挪威的德军服务；对内推行纳粹化政策，镇压人民的爱国抗德活动。吉斯林把大量的挪威青年送往德军前线充当炮灰。吉斯林宣布国家统一党为挪威唯一合法的政党，解散其他一切政党和党派组织。吉斯林仿效纳粹成立国家统一党党卫军，肆意使用暴力殴打和镇压反对派。吉斯林严厉限制人民的自由，甚至规定在挪威沿海各地，除国家统一党党员外的挪威居民都不得私自拥有收音机。吉斯林不仅严格控制挪威的各级国家机关，而且企图把教会、工会、学校、青年组织乃至体育团体都控制起来，纳入法西斯轨道。吉斯林的丑恶表演激起挪威人民的强烈反对，规模宏大的抵抗运动在挪威各地展开。吉斯林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逮捕并监禁大批的爱国人士。
卖国贼和独裁者终究没有好下场。1945年5月，随着德国的战败，吉斯林在挪威的统治土崩瓦解，吉斯林本人也被捕。1945年8月至9月，挪威法庭对吉斯林进行审判，判决他犯有叛国、煽动叛乱和残杀爱国人士等严重罪行，处以死刑，于10月24日执行。
皮埃尔·赖伐尔
1.可耻的一生
1883年6月28日，赖伐尔出生于法国多姆山省的夏特尔东。赖伐尔靠自学成为中学的辅导教师，继而攻读法学课程，获学士学位。从1907年起，赖伐尔在巴黎开业当律师。
赖伐尔开始从政就表现出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20世纪初法国工人运动高涨，社会党领导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在工人中和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赖伐尔便在1903年加入法国社会党。并因曾为工会和左派人士辩护获胜而一举成名。1914～1919年担任众议员。1920年因选举失败而退出社会党。1924年以独立社会党人的身份再度当选为众议员。1927年成为参议员。1934年以后在杜梅格和费朗丹两届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935年再次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36年，在人民阵线获胜前不久，赖伐尔内阁倒台。此后4年，赖伐尔都没有在政府任职。
1940年5～6月，法国溃败。雷诺政府起先迁到都兰，以后又一个城堡—个城堡地转移，最后停留在波尔多，再也无法前进了。政府必须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是继续战斗还是停战求和。
在贝当元帅成为主和派的领袖时，既不是政府成员而在此之前又从未参加过雷诺政府工作的赖伐尔，却坐镇波尔多市，对议员们施加影响，在议会里给那批追随贝当元帅的部长们以支持。在雷诺辞职而贝当组阁时，赖伐尔便进入贝当政府任国务部长。赖伐尔劝说政府留在法国本土，接受停战。意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战后却没有分配到应有的“胜利果实”。墨索里尼以此蛊惑人心，并于20年代初出任意大利首相。
6月21日，赖伐尔在波尔多粗暴野蛮地阻止了勒布伦总统的出走。
22日，法德停战协定正式签字。从此，赖伐尔在维希政府中开始坚定地推行亲德卖国政策。
赖伐尔亲德亲法西斯的政治倾向由来已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存在着一股主张对法西斯的崛起采取不抵抗政策和不借任何代价寻求同德国协调一致的倾向，赖伐尔就是这个新倾向的化身。事实上，从一开始。赖伐尔就是法德“忠实合作”的鼓吹者。
作为维希政府的一名要员，赖伐尔劝说国民议会自行解散，从而使第三共和国于1940年7月10日寿终正寝。同时，由于他的坚决支持，古怪而反动的制宪法令得以通过，确立了维希政权的某种“合法”地位。
1940年10月，赖伐尔和希特勒私下会晤，使希特勒相信一个愿意“合作”的法国对德国大有好处。
几天以后，他又安排贝当与希特勒会晤，以便使他亲德卖国的新政策得到认可。赖伐尔擅权专断，不顾廉耻，引起内阁中其他部长们的猜疑，也为仍想保持某种中立和自治的贝当所不容，因而在1940年12月被贝当解职。
不久，德国占领当局的阿贝兹亲临维希，指令解放赖伐尔并把他带到巴黎。赖伐尔参加了德国在法国组建的法西斯组织“巴黎中心”。
1941年8月27日，赖伐尔参加“法国志愿军团”典礼时遇刺受伤，遂进一步得到纳粹德国的信任和垂青。
1942年4月，由于德国人出面干涉，贝当被迫重新召回赖伐尔任政府总理，因为他比达尔朗之流更能让德国法西斯称心如意。一项新的制宪法令把内外政策的实际领导权全部给了赖伐尔，贝当终于成为“傀儡元首”，这本是赖伐尔早在1940年6月就已经想做到的事。赖伐尔改组政府，那些由贝当元帅早先任命的部长们不是被迫自动辞职，就是被撤职。
赖伐尔任命了两个坚定地同德国“合作”的人，博纳尔和比歇隆，他们一个“控制”法国青年，另—个则用最能使德国人满意的方式来管理法国经济。而赖伐尔自己则大权独揽、兼任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情报部长。
1942年6月22日，赖伐尔发表臭名昭著的声明：“我衷心祝愿德军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胜利，明天布尔什维主义就会到处泛滥。”
贝当元帅的“合作主义”已经很难被接受了，赖伐尔关于德军胜利的祝词更不会为正义的法国人民所饶恕。而赖伐尔却一意孤行，开始收获他那罪恶的果实了。
首先，赖伐尔进一步纵容了纳粹德国当局对法国人民的凌辱，许多法国人被作为人质遭到肆意屠杀，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则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塞进毫无卫生设备的车厢里，送交德国人。仅1942年4月20日至5月24日，德国人枪毙的法国人质即达210名。1942年7月之后的两个月中，维希当局把10410名犹太人（大多数是来自德国的难民）送到纳粹手中。
其次，赖伐尔充分利用维希的情报和宣传部门，引诱法国人志愿到德国去，替德国人补充因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不足。赖伐尔还想出这样一个主意，即由青年工人去“更替”上了年纪的犯人。正当志愿者的来源开始枯竭时，维希政府于1943年颁布“强制劳动制”法令，规定凡20岁至22岁的青年均应去德国服劳役，并设立了强制劳动局。
同时，赖伐尔把“法国志愿军团”改为“三色旗军团”，使它有了正式地位。到1944年7月，共有65万法国劳动力遣送到德国。
再次，赖伐尔动用法国的经济力量支持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法国生产的工业产品中12%的飞机、10%的蒸汽机车、20%的卡车等都交给德国使用。他还破坏和镇压法兰西民族抵抗运动。赖伐尔命令警察跟踪法国南部的抵抗运动者，特别是跟踪那些以为不会遭到德国人袭击的向英国秘密发出电报的人。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年8月，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赖伐尔仍企图以各种方式改变维希政府的性质，打算召开早已解散的议会，成立一个能为英美所接受的临时过渡政府，使戴高乐在他的政府还未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之前，就面临着在首都已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府这一既成事实。但是这一企图未能实现。
1944年8月下旬。德国占领当局命令贝当、赖伐尔等人动身前往贝尔福，1945年5月，赖伐尔逃往西斑牙，在那里准备为自己辩护。西班牙政府把赖伐尔交给了盟军。1945年8月1日，赖伐尔被引渡给法国政府。同年10月9日，巴黎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判处赖伐尔死刑。赖伐尔在法庭上极力狡辩，为自己开脱，但仍然无济于事。赖伐尔服毒自杀未遂，于10月15日被处决于弗雷内监狱的围墙边，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2.《罗马公约》的签订
1935年1月7日，赖伐尔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在罗马就签署了一系列改善两国关系的协定和文件，统称罗马协定。该协定是在纳粹德国的威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缔结的，法国的目的在于通过与意大利接近来强化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同盟体系、孤立纳粹德国；而意大利则是要借机实现其在非洲扩张的野心。因此，在谈判的过程中，当时非洲惟一保持独立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成了法意秘密交易的牺牲品：法国允许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而意大利则答应法国实行共同的对德政策。罗马协定的缔结恶化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1935年秋意埃战争的爆发。
法意罗马协定的缔结源于法国制衡纳粹德国的政策需要。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积极扩充军备，并因此于10月退出国联和国联主持的裁军大会。面对德国形势的恶化，法国人急于控制局势的发展。1934年4月17日，法国政府公开声明：“法国正式拒绝承认德国重新武装的合法性，由于德国重新武装……法国今后将通过自己的手段保障自己的安全。”法国的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扩大一战后它在欧洲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来遏制纳粹德国的扩张野心。因而所谓“自己的手段”实际上就是寻找新的盟友以加强已有的军事同盟。与意大利接近乃是法国实现上述外交目标的重要步骤之一。
事实上，在4月17日声明发表后仅过两天，法国政府就为改善与意大利的关系作出了姿态：4月20日，法国外长巴都照会意大利政府，表示一旦法意在欧洲普遍安全问题上达成谅解，法国将立即开始考虑解决法意矛盾及签订友好仲裁条约。此后，法国商业部长与法国退伍军人代表团又先后赴意大利访问，为法意接近铺路。5月25日，巴都在众议院明确表示：“法国与意大利并不是不可能在一种诚恳、忠诚而又明确的缓和中合作的。”
对于法国亲近的表示，意大利反应积极。不过与法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如何遏制德国，而是在于如何借机吞并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图谋埃塞俄比亚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就曾发动过征服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战争，但由于1896年阿杜瓦战役的惨败，意大利的图谋没有得逞。一战后，随着法西斯势力的上台，武力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但由于战后英法势力已经渗入埃塞俄比亚，并且都拥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如法国控制着埃塞俄比亚港口吉布提到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运营，这意味着意大利要想独吞埃塞俄比亚，必须事先获得英法的认可。对此，墨索里尼在1933年1月就曾明确表示，“只要我们在欧洲得到绝对的授权”，“在埃塞俄比亚采取一场类似战争的行动”，将可以确保征服计划的成功。因此，法国政策的调整无疑给意大利实现其侵略野心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
然而，由于法意在殖民地问题上遗留很多历史问题，这使两国接近初期进展缓慢。直到7月，纳粹分子刺杀奥地利总理陶尔菲斯引发奥地利危机之后，法意在维护奥地利独立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才使两国接近的步伐大大地加快：9月1日，墨索里尼正式邀请巴都在10月底访问罗马；9月5日，巴都指示法国大使先与意大利方面拟订讨论提纲为出访作准备；9月27日，法意会谈提纲拟订；10月3日，巴都将他访问意大利的日期定在11月4日至11日。但是，由于10月9日巴都在马赛遇刺身亡，他计划中的罗马之行未能实现。不过，法意接近的外交目标最终是由他的继任者赖伐尔完成的。
赖伐尔在笼络意大利方面比巴都更加积极主动，当时法国的《共和国报》曾将赖伐尔的外交活动概括为“在多年的误解与冲突后，恢复与我们的邻国意大利的友好关系”。在赖伐尔眼中，意大利是连接法国与其东欧军事盟国的桥梁，在制衡德国的危险方面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法国军方全力支持赖伐尔的看法，并强调法国一旦与意大利结盟，不但可以把法意边境的10个师调到法德边境上来，而且有助于在战时顺利调回法国驻扎在北非的军队，这对改善法德军事力量对比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赖伐尔在10月9日上任后，把推进与意大利的结盟，列为法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
10月31日，赖伐尔致电法国驻意大使德尚布伦，详述了法国对意外交的主要立场与目标，并指示他在此基础上立即与意大利进行谈判。电报中，除了对法意两国在关于殖民地等历史遗留问题一一做了指示外，还明确提出了法国在以下3个问题上的要求：1.军备协定，法意应就两国在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时相互磋商达成协定；2.奥地利问题，法、意及小协约国共同保证支持奥地利独立及不干涉其内政；3.意南关系，希望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签订仲裁与协商条约，谈判解决分歧。
11月20日，德尚布伦会见墨索里尼，法意谈判正式开始。
3.法意谈判与埃塞俄比亚问题
法意谈判期间，埃塞俄比亚问题始终是影响谈判进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早在八九月份双方最初拟订谈判议程时，意大利就丝毫不掩饰他们对埃塞俄比亚的企图，将法意在埃塞俄比亚的利益划分问题，列为谈判的重点问题，以至于法国人一开始就预感到埃塞俄比亚问题将会成为谈判的关键。
12月5日发生的瓦尔瓦尔事件，使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埃塞俄比亚问题也随即成为法意谈判的首要内容。
12月6日，即瓦尔瓦尔事件发生的次日，意大利代表苏维奇向法国大使明确提出了有关两国在埃塞俄比亚利益划分的问题，要求法国允许意大利参与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经营，并支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行修建一条铁路。此后，又要求法国放弃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经济利益。
12月17日，法国大使德尚布伦向赖伐尔汇报：“对于苏维奇先生提出，关于我们在埃塞俄比亚放弃经济利益的形式问题的回应将事关根本利益。事实上，从我们的观点看，这个回应是谈判的关键。”
但是，当时法国政府关心的重点并不在埃塞俄比亚，12月15日，赖伐尔在内阁中将法国对意政策的目标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希望意大利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支持法国的立场；
第二，如果恢复裁军谈判，法意相互支持保留对德优势，以确保本国安全；
第三，法意在奥地利问题上合作。因此，赖伐尔有意将埃塞俄比亚问题作为与意大利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达到目的之前不肯轻易让步，致使法意谈判在12月下旬一度停滞不前。
然而，此时墨索里尼已经决心动用武力征服埃塞俄比亚。他在12月20日亲自起草了一份针对埃塞俄比亚的行动纲领，其中明确指出：意大利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埃塞俄比亚的武装力量并全面征服这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为使征服埃塞俄比亚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意大利急于在法意谈判过程中与法国达成妥协。
12月25日，墨索里尼对意大利谈判代表阿洛伊西说，由于“埃塞俄比亚问题在我们与法国缔结一项协定后才算准备就绪，目前有必要使事情进展得快些”。为此，墨索里尼在12月27日亲自召见法国大使，表示意大利同意法国在有关奥地利独立及德国重整军备等问题上的立场，但条件是要求法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作出让步。
对此，墨索里尼明确提出两点要求：
1.要求法国允许意大利参股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经营；
2.要求法国政府秘密地承诺法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仅局限于铁路沿线。
法国大使在当天给赖伐尔的电报中写道：“他（指墨索里尼）对我毫不掩饰地说这一点将是协定获得成功的关键。”由于意大利在主要的问题上满足了法国的要求，所以法国决定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回报意大利。
赖伐尔在12月29日提出一份有关法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利益的协定草案，其中同意将法国的利益限制在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沿线，要求法国大使在此基础上与意大利谈判。
至此，法意谈判获得突破性进展，尽管具体细节还有待于敲定，但法意协定已基本成型，因而赖伐尔的罗马之行也随即提上日程：启程时间定于1935年1月4日。
4.罗马协定的内容
1935年1月4日，赖伐尔如期抵达罗马。从5日开始，法意两国谈判代表就有关协定的最终文本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其间有关埃塞俄比亚问题的谈判曾一度陷入僵局，最后协议是赖伐尔与墨索里尼在6日夜晚进行了绝密的单独会谈后才达成的。1月7日晚8点，法意罗马协定正式签字。
罗马协定是一系列文件的总称，主要包括以下8个文件，即《法意共同维护和平的宣言》、《法意关于共同维护奥地利现状的议定书》、《关于法意在非洲利益的条约》、《关于意大利人在突尼斯地位的议定书》、《法意保证自由通过曼德海峡的议定书》、《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以及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信。在这八个文件中，前四个文件是公开发表的，主要涉及奥地利问题以及两国在非洲殖民地侨民和经济利益等历史问题，其内容基本上为人所知。后4个为秘密文件，内容涉及法意就德国军备问题和埃塞俄比亚问题所作的政治交易，它们才是罗马协定真正的核心所在。
在4个秘而不宣的文件中，法国的收获主要体现在《法意关于裁军问题的议定书》中。该议定书不但宣布两国一致反对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两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所应采取的行动：
1.在德国单方面重新武装的情况下，法意应就双方将要采取的态度进行协商以便协调行动；
2.在形势允许恢复裁军谈判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应在有关军备限制的数额方面共同合作，以便能够确保两国在彼此公平的基础上拥有相对于德国的优势。
从这份议定书的内容看，法国不仅在德国军备问题上的立场获得了意大利的认同，而且为法意缔结军事同盟作了铺垫。事实上，罗马协定缔结三天后，法意军事参谋长会议便开始筹备了。由此可见，法国在拉拢意大利、孤立德国的政策已经初见成效。
赖伐尔事后曾得意地表示，他在罗马得到了巴都所切望而未实现的结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人的联系已被削弱了；意大利倾向法国了；奥地利的独立已有保证了；欧洲和平的基础已奠定了。”为此，大多数法国人都将罗马协定看作是法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法国参众两院先后都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该协定。社会党领袖布鲁姆甚至不无夸张地评价说：“这些公布的协议……是如此的高贵，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寓意深远，以致于即使只有一部分得以实现，人们也会感到高兴。”
然而，法国在罗马协定中取得的成果是靠牺牲第三国的利益换来的——埃塞俄比亚成了法意秘密交易的牺牲品。法意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秘密协议是以墨索里尼致赖伐尔的两封书信的形式表述的，这两份“必须严格保密”的文件，分别表述了法国所作出的两点让步：
第一，“法国政府向意大利政府声明，除了有关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铁路交通相关的经济利益之外，法国不在埃塞俄比亚寻求其他方面的利益”；
第二，“为了便于两国在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铁路利益上更紧密地合作，法意确认该线法国特许公司出让2500股公司股份给意大利公司”。
此外，赖伐尔还在与墨索里尼的私下秘密会晤中口头作出了允许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放手行事”的承诺。尽管赖伐尔事后辩解说他当时的“全部的考虑就是意大利将只会以和平的方式来利用这个行动自由”，同时极力否认会谈中“存在任何可能推动或鼓励意大利动武的事”，但这并不能否认法国已默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存有野心的事实。因为不论赖伐尔允许意大利自由行事的承诺是否意味着认可意大利动武，下列事实都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法国的确将埃塞俄比亚作为外交筹码出卖给了意大利，而这一点恰恰是日后导致意埃冲突步步升级，直至意大利最终发动侵略战争的关键一环。
1935年底，意大利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实质上，埃塞俄比亚的命运及法国在东非问题上的立场在墨索里尼与赖伐尔罗马会谈结束时就已经决定了。随着1月7日信件的起草及赖伐尔口头的保证，法国政府已注定同意意大利为满足其在东非扩张，及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埃塞俄比亚政府间的任何问题而自由行动了。”
事实的确如此。当法国人正为自己通过罗马协定赢得了一个新的盟友而弹冠相庆时，埃塞俄比亚却面临着灭顶之灾：1935年10月，得到法国默许的意大利在经过几个月的军事准备后，悍然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1935年1月7日罗马协定的缔结，实质上是法国对德政策的产物。作为抵消纳粹德国给欧洲带来的日益加剧的危险而采取的一系列外交手段之一，法国与意大利接近的最终目的在于加强自身安全、孤立纳粹德国。然而，法意谈判期间，法国为了换取意大利的合作，不惜纵容意大利的侵略野心，将埃塞俄比亚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这种通过牺牲第三国利益来维护本国安全的外交政策是典型的绥靖政策。法国这种损人利己的短视政策，不但未能使罗马协定成为遏制德国危险的王牌，反而使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与动荡。
罗马协定的缔结给当时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事实证明，1935年初缔结的法意罗马协定，与10月间爆发的意埃战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法意接近以及法意谈判期间关于埃塞俄比亚的秘密交易，事实上最终为意大利日后武装入侵埃塞俄比亚敞开了大门。从这个角度来看，称1935年秋意埃战争的爆发，源于8个月前签署的法意罗马协定，并不为过。
日本人征服满洲是对远东现状的野蛮挑战，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希特勒对欧洲现状的威胁。在此之前，法国联盟体系几乎是毫不费力地统治着欧洲大陆。墨索里尼曾试图组织反对集团，但是，他与下等修正主义国家如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的协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同样，苏联被“封锁线”切断了同外界的联系，而且，不管怎样，它只埋头于“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德国呆在一旁，这个国家在接受《洛迦诺条约》和加入国联时，已在斯特来斯曼的领导下与战时的敌国讲和。
1933年，当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时，这种令人欣慰的形势被急剧地改变了。这位纳粹党领导人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为德国人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引自《我的奋斗》（1924年）中的以下几段话反映了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在以后几年中，他一直不断地、没有重大改变地重提这些思想和目标。……如今，不能靠强烈的抗议，而要靠一把巨大的剑，使被蹂躏的地区回到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抱。锻造这把剑是一个国家内部政治领导人的任务；维护锻剑工作和寻找战友则是外交领导人的职责。……恢复1914年时的边界的要求在政治上是十分荒唐的，其荒唐的程刚刚当上总理的希特勒和戈林（右）同德国度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提出这一总统兴登堡（中）在一起要求就象是在犯罪一样……德意志帝国1914年时的边界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因为实际上，这些边界从包括日耳曼民族的人民的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从地理军事是否合宜的角度而言，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自觉地……关注我们600年前放弃的领土。我们不允许德国人继续不断地向南方和西方迁移，要把注意力转向东方领土。如果我们今天谈到欧洲领土，我们首先能想到的只是俄国及其边境上的仆从国……新德意志帝国必须各次使自己沿着过去条顿骑士团的道路前进，用德意志的剑为日耳曼人获得耕地，为这个民族获得每日食粮。
几乎一点也不奇怪，当这几段话的作者成为德国的主人时，外交上立即有了反响，首先是几年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小协约国开始恢复元气。
1933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建立了由三国外交部长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来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和执行。同样，这年春天，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周游了小协约国各国首都及华沙，加强了法国与其东欧盟国的联系。
甚至连后来同希特勒结成“罗马－柏林轴心”的墨索里尼，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由于许多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南蒂罗尔，墨索里尼对以“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为口号的扩张主义的纳粹政权感到不安。因此，1933年7月15日，他主动与英、法、德缔结了《四国公约》。公约重申，签约国必须坚持《国联盟约》、《洛迦诺条约》和《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未经四国同意不得对《凡尔赛和约》作任何改动。这一做法证明是无用的，因为希特勒一再违反这些诺言——甚至无视与他一同签约的国家。1933年10月，他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虽然他没有立即透露其重整军备的计划，但这一计划的存在——如果不是就其进度和规模而言——已普遍地为人们所知道。
这些发展促使土耳其、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组成另一个地方性集团，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拥有相当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1934年8月9日，四国签订了《巴尔干公约》，公约规定四国相互合作、共同维护东南欧的现状。
比巴尔干协约国的组成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时有了根本的改变。传统上，苏联领导人认为国联是掠夺成性的各帝国主义强国保持一致的组织。但是，1933年12月，当美国记者沃尔特·杜兰蒂问苏联对国联是否始终持否定态度时，斯大林答道：不，并非始终，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持否定态度。你们可能不十分理解我们的观点。尽管德国和日本都退出了国联——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国联也许仍然多少能起制止或阻止军事行动爆发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要我们不顾国联的严重缺点而支持国联，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段话反映了苏联政府对希特勒的出现极为担心。由于这种担心，苏联人这时认为，国联是一种组织共同抵抗、以挡住纳粹先发制人的侵略的可能的工具。这一新态度得到了法国外交部长路易·巴尔都的鼓励。巴尔都在国内问题上是保守派，在外交事务方面，他的简单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到可以劝阻希特勒不从事扩张主义冒险活动的联盟。除了巩固法国、小协约国和波兰之间的关系外，巴尔都这时还力图使苏联加入维护现状集团。基本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国际联盟才邀请苏联加入它的行列，而苏联也于1934年9月19日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个月，一个刺客在马赛枪杀了巴尔都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这是欧洲外交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巴尔都的继承者们奉行一种比较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对德政策。
皮埃尔·赖伐尔尤其如此，他的阴谋诡计曾使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破口大骂：“赖伐尔这头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1935年1月7日赖伐尔同墨索里尼达成的和解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同意，如果希特勒采取行动，他们就一起对付；他们还解决了有关其非洲领地的各种争端。
法国将一些与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接壤的荒凉地区割让给意大利，墨索里尼则放弃了对拥有许多意大利居民的突尼斯的要束。
不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口头协议导致了很大的争议：墨索里尼声称，他得到了在那个国家里行动完全自由的许诺，而赖伐尔坚持认为，这个协议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
安东尼·艾登断定：“这一口头协议的真实内容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这两位诡辩能手……在赖伐尔垮台之后还会继续争论……了解了他们的解释后，我本人的看法是，赖伐尔当时把话说得十分模棱两可，给了墨索里尼利用他这种暖昧态度的机会。”
无疑，这位“领袖”得到了最坏的书面协定和最好的口头许诺。
两个月后，也就是1935年3月双日，德国正式背弃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再次提出征兵，并直布德国军队将增加到36个师。
英、法、意在4月11日的斯特雷萨会议上作出了反应，它们一致同意共同行动，反对德国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一“斯特雷萨阵线”与两年前的《四国公约》一样无用。各签约国很快就开始自行其是：意大利忙着准备入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于6月18日与德国签订了一份单独的海军协定，允许德国建立起一支相当于英国海军力量的35%的海军；法国于5月8日与苏联缔结了一份为期5年的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如果一方遇到无端的进攻，另一方将予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16日与苏联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不过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取决于按照1924年的同盟条约也必须提供援助的法国。
总之，在希特勒掌权的刺激下，两年内出现了好几个旨在阻止这位“元首”的任何侵略行径的新的外交集团——巴尔干协约国、复活的小协约国、法苏同盟和捷苏同盟。但是，在这些外交集团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例如，《英－德海军协定》就引起了巴黎的不满，1934年1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也没得到巴黎的赏识，令人捉摸不定的赖伐尔根本不信任他的苏联盟国，宁愿自己私下另外做交易。随着埃塞俄比亚危机的爆发，这些分歧成为彻底破坏国际联盟和战后整个外交结构的日益豁开的裂口。
汪精卫
1.“和平工作”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他文思敏捷，又富演讲天分，深得孙中山重用。1910年3月，为激励革命志士，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写下《慷慨篇》，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句一时传大汉奸汪精卫诵，深得热血青年共鸣。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他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此后，他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逃往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9·18”事变后，再次与蒋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此时，人们对战局的形势有3种看法：（1）、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2）、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3）、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
2.“低调俱乐部”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行政机关迁至武汉。“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疗伤回国，再次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前沿，继续坚持媚日“反共”的立场，重新开始他名为“和平救国”实为通敌卖国的努力，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
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其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几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敌人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一再问李“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
此时，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3.秘密媾和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1）内蒙成立自治政府；（2）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3）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4）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5）共同反共；（6）减低日货关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
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军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1）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2）承认满洲国；（3）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1938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议长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辞。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来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
一个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在解放后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天的过程，使我们后来得以知道那段历史。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影佐祯昭。
这一年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却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周佛海当时告诉高宗武，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见不到他，不知底细十分焦急。7月22日前3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但是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4.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公里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完的这份高宗武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回到香港后的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高的温州同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是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见。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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