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7-29 19: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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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燕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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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研究试读: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论是欧洲还是俄罗斯都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更是笼罩在山雨欲来的恐怖气氛中,以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可布逊为首聚集了一群大学生,他们率先在文学艺术领域举起反叛的大旗,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为20世纪西方诗学的发展带来了新气象。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分为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和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俄国形式主义时期,什氏以离经叛道的姿态,向庸俗社会学对文学艺术的粗暴干预发起了最猛烈的冲击,试图冲出这一牢笼,以建立文学艺术的独立王国。后期虽然经历了修正与发展,但仍与社会学批评截然有别,不仅仍贯有前期的理论精髓,以探索文学独立价值为鹄的,而且理论视野由前期对个体的疗愈跃升为对全人类的拯救。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当时俄罗斯及欧美诗学、语言学的发展,在俄罗斯,文学艺术不断沦为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资源库,沦为实现现实功利目的的手段,这直接激发什氏对文学独立价值的关注,坚决与上述传统批评决裂,促发了20世纪初俄罗斯文论界的震荡。同时,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更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什氏语言学基础为其老师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在注重语言的审美心理效果、共时与历时相统一等语言观方面都受到了库尔德内的影响。而在欧美,什氏不仅实现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对话”,而且更直接地受到审美现代性“非理性”诉求的启示。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以陌生化(отстранение)理论为核心,并在其影响下建构了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实现了诗语的难化和情节结构的延宕。什氏前期通过陌生化理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作品本身,坚决摒弃传统批评强调的内容,赋予“形式”以本体地位,它是唯一可以代表文学作品合法性的存在。后期,虽然引入“内容”,但其观照的并非现实生活的功利关系,而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黄金世纪”。陌生化理论以追求艺术表现的“陌生”性为显性特征,其实,其根本是在强调艺术活动的创造性特质,逻辑实现过程可以呈现为陌生化“自动化”陌生化三个阶段,读者也共同参与到这种创造活动中。什氏的陌生化观念赋予形式(форма)以新的内涵,彻底颠覆了传统内容、形式二分法基础上的形式观。但这种新形式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从最初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到形式本体论的提出,后期又提出形式、内容统一论。后期什氏多用结构(структура)一词取代前期的形式,这使其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关系更加紧密和复杂,而什氏本人多是在简化结构主义的结构理论的前提下比较其与自己的形式(结构)的关系,强调自身理论的优越性,其实二者之间的真正区别主要表现为本体论与方法论、具象性与抽象性、创造性与“机械性”的不同。陌生化理论的目的在于通过恢复艺术自律,而真正解放被禁锢的自由人性,与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纲领遥相呼应,但什氏在艺术方法的强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比唯美主义者走得更远、更彻底。

什克洛夫斯基的诗语理论相对于叙事理论更受研究者的关注,它彻底颠覆了传统诗语的工具地位,强调诗语的难化。在陌生化理论的影响下,前期将诗语提高到诗歌的本体存在层面,并将诗语与包括日常生活语言在内的所有非文学语言加以严格区分,只有在这种区别中,才能实现诗语的建构。同时,在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影响下,什氏在诗语中实现了共时与历时的统一,且重视历时性,这不仅确证了其语言学基础为库尔德内,也确证了其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距离。诗语与非文学语言的唯一区别,是接受者获得陌生感与否。通过诗语创造的可感视像能使读者获得自由的感受,以解放被繁复的日常生活所遮蔽的自由人性。在这一点上,他与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领袖人物雅可布逊的语言学诗学形成了明显差异,尽管二者都以恢复“文学性”为根本使命,但由于对诗学与语言学关系的迥异认识,导致二者对“文学性”的深层理解渐行渐远,越来越表现出侧重人文主义和侧重科学主义两种不同的倾向。与什氏的诗语理论遥相呼应的是英美新批评诗语理论,二者虽然几乎同时开始孕育,又都以诗语为研究对象,但却呈现出许多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特质。

其实,什克洛夫斯基的叙事理论同样成就卓著,它在前期与诗语理论平分秋色,后期则成为主要研究对象。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由来已久,但什氏的叙事理论对其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西方叙事理论发生的两次转变中,什氏的叙事理论始终起着风向标的作用,这也凸显了什氏理论视野的前瞻性。在为情节形式的祛魅中,独尊情节形式的内部研究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叙事理论中达到顶峰。什氏诗学后期开始回归“历史”,叙事理论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开始关注作品的思想功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逐渐放弃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单纯的内部研究,开始将内、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其他学科,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研究叙事作品。后期,什氏在对情节结构关注的同时还对其中的叙事时间、人物形象等做了独特阐释,叙事时间的舞步可以增强情节的延宕效果,它不同于一般被人强调的相对于现实时间或快或慢的时间呈现,它在整个叙事舞台上,体现出假定性与现实性、矛盾性与双重性等特点。人物形象与叙事时间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一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并非来自同一个时代,他们同作家一样,都是“不在自己位置上”的人,他们要探寻的就是其应有的位置,实质上,这也是对陌生化理论追求的“黄金世纪”的探索。

纵观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纵然存有“阿喀琉斯之踵”,如前期对“内容”的激烈反对,以及表现出的一些理论悖论,但其在20世纪西方诗学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所以,对于什氏诗学的研究要坚持开放、辩证的审视态度。

绪论

一 选题的学术背景和意义

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Виктор Борис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93~1984)是苏俄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作家、评论家。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酝酿、爆发的时刻,而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新的政权刚刚建立,新政权下的各项艺术方针还没有来得及确立,尽管什氏一开始就受到反对,但在30年代以前没有被大规模、强硬地批判,文化空气相对自由,包括什克洛夫斯基在内的整个俄国形式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间隙中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俄国形式主义包括两个学习小组:彼得堡的“诗歌语言研[1]究会”(ОПОЯЗ)和莫斯科的“语言学小组”(МЛК)。什克洛夫斯基是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的奠基人,诗语会成立于1916年,在纳杰日津大街33号聚会,成员有列夫·彼特洛维奇·雅库宾斯基(Лев Петрович Якубинский,1892~1945)、艾亨鲍姆·鲍里斯·米海洛维奇(Эйхенбаум 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1886~1959)和后加入的维克多·马克西莫维奇·日尔蒙斯基(мович,1891~1970)、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坦尼亚诺夫(,1894~1943)、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áдов,1894~1969)等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于1915年,其奠基人为罗曼·奥西波维奇·雅可布逊(Якобсóн,1896~1982),成员主要有格里高里·阿西鲍维奇·维诺库尔(Григорий Осипович Винокур,1896~1947)、奥西普·马克西马维奇·勃里克(Осип Максимович Брик,1888~1945)、鲍里斯·维克多洛维奇·托马舍夫斯基(Борис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омашевский,1890~1957)等人。雅可布逊1920年移居布拉格,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解散。追求诗学研究科学化的共同信念将两个小组联系在一起,但二者的研究侧重点并不相同,前者重于从美感、语义学等角度研究诗学,后者侧重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诗学,并将诗学纳入语言学的体系。“形式主义”一词虽然是批评者强加给他们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他们重视作品系统的研究和向内转的理论倾向。在20世纪西方文论史上,俄国形式主义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重要流派之一,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接受理论、诠释学等流派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或沿着俄国形式主义的某一理论继续发展,或以其终点为出发点结合自身理论资源继续研究,或站在反对的立场在批评中建构自己的理论。总之,没有俄国的形式主义20世纪西方文论是不可想象的。

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在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陌生化理论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各成员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不断有来自学派内部和外界的批评之声,但其还是为大部分成员的理论发展指明了基本方向,并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什氏诗学的基本走向前期似乎是从对诗语的阐释入手,并逐步将注意力向叙事理论转移,其实,从《词语的复活》开始,什氏就同时注重在陌生化理论的指导下对诗语和叙事作品的阐释。所以,应该说什氏前期对诗语和叙事理论的研究平分秋色,而后期则主要侧重于叙事理论的探索,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与20世纪西方文学类型的发展相适应。

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4年到20年代末,即俄国形式主义理论阶段,20年代末学派迫于政治的压力而骤然解散;第二个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转向了报告文学、电影理论、历史小说等领域;第三个阶段从50年代中期到1984年,这一时期,由于苏联政治空气的松动,文学理论界对形式主义理论也不再持绝对排斥的态度,什氏又返回先前研究的诗学领域,并在进一步修正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诗学理论。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什氏关于文学的理论建构,所以,主要涉及其诗学理论的第一和第三个阶段,暂且将其称为什氏诗学理论发展的前期和后期。本书以什氏前、后期诗学理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呈现其诗学的完整风貌。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依据的是已经译介过来的不足其全部著作1/10的文献资料,本书在翻译其全部诗学著作的基础上对其前、后期诗学展开全面研究,有利于呈现全面、完整的什氏诗学理论;第二,鉴于什氏诗学对俄国形式主义乃至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重要影响,对其诗学全面、深入的把握,也有利于对俄国形式主义及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认识。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一)欧美研究现状评述

欧美对什克洛夫斯基及俄国形式主义的研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才有规模性的发展,各种论文和专著成果显著,被提及较多的如韦勒克和沃伦的合著《文学理论》、维·厄利希的《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学说》、托尼·贝内特的《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佛克马、易布斯的合著《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等。主要集中于以下研究方向。

第一,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背景的挖掘,这里主要有两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谢·涅博李辛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西方文论界的“旅行”》,文中分析了俄国形式论学派的起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其主要基于西欧的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经验,同时,罗曼·雅可布逊的贡献最为显著;另一种观点认为,俄国形式论学派主要基于本国的文学和理论实践而产生,既是对传统诗学实践及理论的反拨,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新出现的文艺及理论的改造和发挥。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未免有些极端,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的发展,国内外的思想资源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前一种观点既有很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又有意地夸大罗曼·雅可布逊的个人功绩,其实在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成立的前一年,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就已经在《词语的复活》中有了雏形,在1917年发展成熟,此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第二,除了对其理论背景的分析,欧美学者对以“陌生化”理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与俄国、欧美的一些相关理论进行对照研究,涉及较多的是将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做比较分析。贝内特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以“陌生化”为核心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坚持文学的自主性,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一定要放在它们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环境中才能被理解,才存有价值;俄国形式主义者主张文艺的价值在于通过“陌生化”手法而使读者获得美感,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则相反,认为政治使命是文艺作品的重要任务之一。其实,什克洛夫斯基前期的“陌生化”理论乃至整个俄国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的直接对话很少,尤其在二三十年代,当时的社会学批评把它视为异端,很少提及,直到什克洛夫斯基后期理论中,才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端倪。但由于二者在俄国的特殊地位,西方研究者还是比较热衷于做二者的比较研究。除此,“陌生化”理论与欧美的其他流派,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理论的比较研究也很多。

第三,批判地接受以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前提下建构自己的理论,比较成功的如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韦勒克本人就直接宣称过自己的理论与俄国形式主义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在论述中多处有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子及与其相似的地方。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里的内部研究与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中说的“我在文学理论中研究的是它的内部规律”中的“内部规律”,尽管在具体内涵上不尽相同,但相对于传统的文艺研究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韦勒克和沃伦还赞同对传统“内容和形式”二分法的批评,认为传统的二分法会遇到很多麻烦。韦勒克和沃伦提出的“材料”“结构”二分法,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材料”“形式”的划分也颇有几分相似。

欧美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分析较我国全面且深入,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由于雅可布逊在语言和学术经历等方面的优势,其光环遮蔽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价值,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了;第二,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在什克洛夫斯基乃至整个俄国形式主义形成的思想渊源上夸大欧美的影响;第三,忽视什克洛夫斯基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叙事理论的发展,没有对它与马克思主义批评和谐共生的存在状态做清晰地描绘。

(二)俄罗斯研究现状评述

俄国形式主义在其本国从20世纪20年代末被迫消退以后,学界直至50年代中后期才恢复对它的关注,重新开始出版、研究。从普希金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1921)、《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到当代层出不穷的研究专著、论文,如Юрий Цивьян. Жест революции,или шкловский как путаник.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Вера Калмыкова. Манделыштам и Шкловский:об оснншения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既有为什氏等俄国形式主义者恢复名誉的声音,也有深入研究的个案,对什氏的研究较我国全面,包括对他的“陌生化”理论、叙事理论、自传体散文的研究等,近年来,对什氏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对其后期诗学理论的挖掘。但总体上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什克洛夫斯基最具特色的“陌生化”理论的美学价值有所忽视,并且对其诗学方法论缺失总体上的概括、总结。第二,尽管对叙事学理论的各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而且对其散文作品也做了批评式阐释,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引起注意,其实,什克洛夫斯基在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叙事理论与散文创作之间存在着不和谐,其散文创作却与后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诗学理论主张相符,其前期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形成的悖论可以帮助我们更理性地认识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

(三)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目前,国内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单独研究什克洛夫斯基个人,但目前没有研究其专著,且仅有论文数十篇;二是将其放在俄国形式主义流派中来分析,这一研究方向占多数。目前译介出版的有关俄国形式主义内容的作品有张冰的《陌生化诗学》、方珊的《形式主义文论》、刘万勇的《西方形式主义溯源》、杨向荣的《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等。除此,还有一些美学史、文论史著作有俄国形式主义的专节研究或有涉及其理论的部分,同时,国内相关的研究论文有100多篇。总体而言,涉及什氏的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集中探讨“陌生化”的理论内涵。刘万勇在《西方形式主义溯源》中指出:对俄国形式主义来说,最主要的不是怎样去研究文学,而是明确文学研究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各研究者的意见较“一致”,俄国形式主义研究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文学性”与“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在1914年发表的《词语的复活》中就已经有了雏形,嗣后不断充实、发展并成为其重要的理论精髓,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发展。对“陌生化”理论内涵的分析随之成为人们探讨的核心。

第二,将“陌生化”理论与中外的相关理论做比较分析。一方面,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在古今中外找到了很多“共鸣”,同时,也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被提及较多的如康德、布莱希特,中国的叶燮、王国维等人。马大康在《陌生化与文学功能结构》中就做过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的比较,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突出了文学的艺术特征(审美特征),令读者专注于艺术特征本身而使文学成为不及物的自我目的物,而对于布莱希特,“间离效果”则是为了艺术自身以外的目的,即认识和批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流派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受到“陌生化”诗学的影响,如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理论等。张冰在《陌生化诗学》中列专节分析“陌生化”理论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其中,专门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与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认为接受理论和接受美学正是沿着俄国形式主义止步的地方开始建构自己的理论,俄国形式主义以隐在读者及其感受力为批评标准和价值中心的理论架构,给了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以重大启发。由此可以看出,什氏的“陌生化”理论或者说俄国形式主义的出现,对整个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建设性影响。

第三,用“陌生化”理论研究中外的文学文本。“陌生化”理论鲜明地突出了作品的方法特征,重视作品本身,而文学艺术又以独创为基本旨归。常见的如《红楼梦》,鲁迅的《秋夜》,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康拉德的大部分作品,中国古典诗、词、曲等。同时,“陌生化”理论不仅限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同时还被应用到绘画、音乐、建筑等领域,尤其是现代艺术甚至被看作是“陌生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的实践。鲁迅的《秋夜》的开头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魏家骏认为,这正是语言的“陌生化”效果,鲁迅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这两棵枣树的存在,而是让我们感受到它们,鲁迅在这里造成一种“语感”,想要表达此刻的复杂情绪。徐天河专门谈了《红楼梦》中的一些“陌生化”细节,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的情节,通过刘姥姥这样一个乡下老妇人的视角描写了大观园中的一些场景;通过黛玉初到荣国府,又以黛玉这个独特的身份和境遇之下的体验视角,描写了另一番的荣国府。在《红楼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由此可见,曹雪芹高超的艺术技法,同时,也印证了“陌生化”理论的独特价值。除此,还有研究俄国形式主义理论时提及什氏的艺术论、叙事理论中的个别言论。

而目前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现有研究成果中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认识不够全面,目前主要是对其“陌生化”理论展开研究,但对其诗学中“陌生化”理论之外的诗语理论、叙事理论、艺术论等的研究严重不足;二是由于译介的文献资料的限制,目前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基本内涵等内容的认识有所偏颇,如对其诗学的语言学基础的认识,一般将其概括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其实什克洛夫斯基的老师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才是其理论真正的语言学源头;三是对一些理论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如“陌生化”理论的内涵、逻辑发展过程,叙事理论等,如常谈到叙事理论对20世纪叙事学的影响,但具体影响何在,其叙事理论的真正内涵何在,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可以看出,对于什氏诗学理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做了大量的研究,无论是深入挖掘基本理论内涵方面,还是比较研究及应用分析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的路依然很漫长,对于什氏诗学理论的认识上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未被研究的处女地。所以说,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研究还在路上。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

本书以全面把握什克洛夫斯基的全部诗学著作,充分研读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以其前期和后期,即俄国形式主义和后俄国形式主义两个阶段的诗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的研究,首先要将其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及欧美诗学、语言学发展的背景中阐释,其诗学理论的提出无法离开其理论语境,反过来说,也只有这样将文学艺术沦为文化附庸的语境才直接推动了什氏诗学的提出。纵观什氏整个诗学理论的发展,其变化性特征毋庸置疑,所以,我们也要以变化的理论视野观照其诗学发展,阐释其具体的发展变化及其深层动因和影响。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陌生化理论、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所以,作为对什氏诗学整体研究的第一次尝试,本书以什氏诗学的基本分类作为框架,这样可以更清晰地把握其理论脉络和发展走向,但各部分又不是独立的。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方便阐释和说明,其诗学理论的核心为陌生化理论,它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的发展,而诗语理论和叙事理论也不能绝对地分开,什氏的“诗歌”一词有时专指诗语的发展,有时泛指与非艺术作品相对的所有文艺作品,而叙事理论中,有叙事诗这样的过渡文学样式,如此等等。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对各成员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他的一些过激理论观点也受到了成员的批评。如他和雅可布逊同为俄国形式主义两颗璀璨的明星,同样追求陌生化效果和文学性的独特诗学价值,但在具体理论阐释的时候由于对诗学与语言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二者呈现出巨大的理论差异,最终也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同时,不仅什氏诗学的提出受到当时理论环境的影响,它的发展也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俄罗斯,包括什氏在内的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形成了与社会学批评的对阵局面;在欧美,对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理论流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什氏后期诗学的修正与发展与它们的发展也不无关系。所以,无论对什氏诗学的全面、深入了解,还是对20世纪俄罗斯及欧美诗学发展的研究,都无法割裂二者之间的重要关系。

纵观什氏诗学理论的发展,尽管其重要影响不言而喻,但为了对其有完整而真实的认识,还要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客观地总结其诗学理论的局限之处,这并不是否认其理论价值,而是为了对其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什氏诗学中,除了被人们指责较多的前期对内容的摒弃,还包括对生活语言等各种非文学语言的艺术价值的忽视,为了更好地让对方接受,生活语言不仅重实用价值,同时也注重将其更好地传达的表达方式,这使很多生活中的语言表现出了生动形象的特征,令人难以忘怀;其诗学中还表现出很多理论悖论,如一方面强调艺术形式经过多次的观照之后对读者而言就会成为自动化的对象,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价值的永恒性。与此同时,还要开展对什氏诗学的批评的再批评,立足于什氏诗学全部著作反观国内外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对其最大的误解在于认为什氏诗学后期完全走上了社会学批评的老路。什氏后期尽管承认内容在文本中的合法性,提出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文学观,但他强调的内容并非针对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而是将关注点跃升为对整个人类彼岸精神世界的关怀,彰显了其高远而宏大的人文情怀,同时,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依然不违背陌生化理论的基本精神,依然遵循开始始于惊诧的理念。

什氏诗学不仅在欧美诗学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人类生活的发展也意义重大,在物质生活高速发展的当下,精神生活不能缺失,它才是人类真正的幸福家园。

[1] 彼得堡“诗歌语言研究会”,缩写为诗语会,俄文缩写为ОПОЯЗ,即“奥波亚兹”,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解散以后,“奥波亚兹”往往是整个俄国形式主义的代名词。第一章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理论语境

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在20世纪欧美诗学理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直接或间接影响几乎遍及20世纪欧美各大诗学流派,具有开创之功。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犹如一匹从深山狂奔出来的“黑马”,给欧美诗学领域带来了新气象,引领了新的研究方向。其理论的提出并非无源之水,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产生受到欧美诗学、语言学及现代文艺实践,尤其是俄罗斯本土的诗学与语言学理论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的思想领域表现得极为动荡,新兴的反实证主义、反科学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实证主义观念展开猛烈的攻势,但又不能完全取而代之,这种并存的局面为20世纪诗学、美学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文艺实践方面,欧美的现代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代文学体现出的反叛传统、标新立异的变革精神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巨大冲击,丰富了人们的视野和感官,也更刺激了人们对文艺特殊性探索的需求。由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欧美各国文艺的现代性进程并不统一,俄罗斯就相对慢一节拍。但此时的俄罗斯依然迎来了文化上的“白银时代”,“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个时期都可以说是俄国精神文化的‘大爆炸’(语出苏联文艺学家洛特曼)或‘文艺复兴’时期。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时期一般都出现于文化剧烈转型的时候,而我们所说的‘白银时代’就恰好是[1]俄国文化剧烈转型的时期”。在俄罗斯出现了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和未来主义,而什氏本人就自称为“未来主义者”,现代主义文学对他的影响可见一斑。这个思想界异常动荡的历史时期,为各种新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可能性,什氏等人具有革新精神的诗学观点就酝酿于这样的背景中。一 “词语的复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领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提高了在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中被沦为理性之工具的语言的地位,同时语言学理论也被推向哲学、诗学、心理学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成为被关注的重要对象。此时,语言学本身的研究对象也迅速扩大,由以某种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具体语言学演化为研究人类所有语言的普通语言学。语言从表现说、再现说的工具论缰绳中挣脱出来,并没有放任不羁,而是自由地演绎诗性的神话。这是语言的一种回归,是向其诗性本真状态的回溯,这为关注语言事实本身的形式主义诗学登上历史舞台打开了大门。

什克洛夫斯基和雅可布逊等俄国形式主义者得风气之先,率先将语言学和诗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演绎了语言学转向的实践探索,在欧美诗学研究史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将文学性的生成限定在语言事实的范围内,致力于探索使日常语言成为特殊的诗性语言的那种特殊规律,这种向内转的文学态度在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关注语言形式本身的形式主义诗学。(一)语言学基础: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

什氏诗学的语言学转向不只受整个时代风气影响,同时,他自己对语言学理论也有很多深入研究,他不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了解了西方语言学理论,而且本人还亲自聆听过著名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语言学课,这段学习经历对什氏诗学理论的具体走向产生了最为直接且重要的影响。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同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在两者中,什氏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倾向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他将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看作整个诗学的语言学基础。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1865~1929)是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心理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虽为波兰人,但其主要学术活动却在俄罗斯。可是由于其政治、语言以及其语言观的独特性,不入当时的语言学理论主流等多种原因,人们对库尔德内的关注明显不足。不仅在我国,在世界学术领域,库尔德内享有的声誉与他的学术成就明显不平衡,在我国还鲜有人提及此人的语言学理论,其作品选《普通语言学论文选集》(上、下)于2012年3月刚刚出版。但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的理论贡献是卓越的,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开创之功,享誉全世界的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的很多观点都与库尔德内的观点相似并在其之后提出,而且还曾在信件的联系中受到过库尔德内的影响。如库尔德内的学生谢尔巴在1923年看到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后曾就两位学者的学术观点的相似性谈道:“他的学生在西方语言学的最新成果中并没有发现新内容。当我们在1923年,在列宁格勒收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时,我们惊奇于索绪尔的许多观点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是吻合的。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区分语言作为系统及语言作为活动即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索绪尔提出的共时语言学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整个科研活动的基础之一。索绪尔强调的符号性可以与语义化和形态化概念并[2]列。”两位语言学家的观点并非如谢尔巴所谈的那样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相对而言,库尔德内的观点提出较早,但论述不够深入且不成体系,而索绪尔相应的观点尽管在时间上稍晚,但论述较深入且体系化。对于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语言学基础,学术界历来都较一致地认为是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这其实既是一直以来人们对库尔德内的极度忽视,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对索绪尔的贡献加以夸大的结果。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语言学基础为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主义语言学,这既有外在的原因,如时间和地缘优势,还有内在原因,在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具体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到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的影响,同时,库尔德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其他成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从外在的时间和地缘因素来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俄文版1923年才在苏联出现,此时,什克洛夫斯基才有机会直接接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之前只是通过索绪尔的学生间接、零散地了解,而此时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基调早已成熟,早在1917年的文章《艺术即方法》就已经规定了什克洛夫斯基早期(即俄国形式主义时期)诗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索绪尔的著作在俄国出现后,什克洛夫斯基的理论发展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仍沿着已有的方向发展,其前期的重大变化是在1928年的《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材料与风格》一文中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社会学分析,但很明显,其根源一方面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另一方面是什克洛夫斯基诗学自身的调整,但与索绪尔的理论毫不相干是可以肯定的。

什克洛夫斯基就读于彼得堡大学语文系,聆听了一些著名学者的课,包括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和克拉奇科夫斯基(Игнатий Юлианович Крачковский,苏联东方学家)等。其中,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对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什克洛夫斯基在回忆录《往事》(1961)中有专门评论库尔德内的文章《苏联院士:博杜恩·德·库尔德内》,其中说道:“我看见他时他已是六十岁的老头了,个子不高。很大声地读他的文章,有些断断续续,但文章本身并不断断续续,吃惊于那些文章,这些文章这个时候刚刚在他[3]面前被揭开。”库尔德内1845年出生,什克洛夫斯基见到60岁的库尔德内时是1905年,此时1893年出生的什克洛夫斯基仅仅12岁,这个年纪看似有些幼小,那么我们可以推论,什克洛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谈的库尔德内的60岁不是确数,而是约数,那么库尔德内60多岁的时候是1905年至1915年,什克洛夫斯基诗学酝酿的时期正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标志什克洛夫斯基诗学开端的奠基之作《词语的复活》就写于1913年,正式刊发是1914年,此后什克洛夫斯基即以此为基调进一步建构陌生化理论乃至整个诗学理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什克洛夫斯基在语言学方面受到了库尔德内极大的启发和影响。

其次,不仅从时间等外在条件可以看出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理论有受到库尔德内语言学影响的可能性,而且从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基本观点看,我们可以确定其诗学的语言学基础就是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如对审美心理效果的重视。

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建构尽管是以追求诗学研究的独立价值为旨归,但他并未将作者和欣赏者完全摒弃在诗学研究之外,而是将欣赏者是否获得美感看作艺术作品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他十分重视艺术作品的审美心理效果。这与什克洛夫斯基所极力反对的俄罗斯传统派中心理学派的艺术主张不同,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心理学派力求克服历史文化学派只重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不足,着重强调从心理学角度挖掘作家的艺术个性和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特征,什氏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并不能阐释文艺的本质,反而使文艺成为心理学的附属,而什氏不仅注重对读者审美心理的阐释,而且强调不同读者审美心理的独特性。

在对读者审美心理的阐释中,什克洛夫斯基强调“心理能量的消耗”。而传统文论中流行的是心理能量节约的观点,代表者为斯宾塞、彼特拉日茨基、维谢洛夫斯基等人。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心理能量的消耗与节省正是艺术与日常生活认识的区别。日常生活中为了便于交流,更好地沟通,需要用最简单、便捷的方式达到最大信息量的传递,但这样“词语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会被全部听到,因此也不会被全部说[4]出”。而在艺术中应该“竭力”追求“心理能量的消耗”,这样才能区别于日常生活中心理能量的节省造成的自动化,才能取得什克洛夫斯基追求的陌生化效果。其目的就在于为欣赏者在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制造障碍,使其被作品的“曲折”深深地吸引,从而投入到作品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苏联著名心理学家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戈茨基认为:“艺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情感,是仅仅把它看作心理能量的消耗呢,抑或它在节约心理生活方面也有撙节和储备的作用?……从斯宾塞时代以来,我们都已习惯把根据节约心灵力量的规律所作的解释当作艺术的基础。”而“形式主义者反对这一看法,他们指出了一系列同这一原则相矛盾的极有说服力[5]的理由”。可以看出,维戈茨基极力赞同形式主义者的观点。但维戈茨基并没有绝对摒弃节约力量原则,他指出:“在艺术的初生的和直接的效果中,同非艺术活动相比,更多指的是困难,因此,如果运用节约力量原则,想必只能把它运用于艺术的派生效果,运用于艺术[6]的后效,而绝不能运用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反应。”在这个问题上什克洛夫斯基强调“心理能量的消耗”的坚决态度,并贯穿其整个诗学。

什克洛夫斯基并非笼统地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作用,在心理因素的诸种呈现中,他更强调欣赏者个人的心理体验,每一次“心理能量消耗”都是一次独特的个人体验。但不同欣赏者的审美心理并非隔绝地存在,由于各欣赏者面对的是同一部作品,它不是被动于欣赏者,而是作为平等的主体和欣赏者交流,所以对欣赏者的个人体验有重要影响,因而不同欣赏者的审美心理体验尽管独具个性,但又能呈现出某种普遍性,即呈现为个性与一般性的统一。

19世纪中后期,心理学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影响到人文学科的各领域,各语言学流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心理学理论的影响。语言学领域,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的新语法学派提出了“历史主义”观念,反对语言进化的生物主义观念,一改前期历史比较语言学不考虑说话主体的心理因素的做法,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不断变化、丰富多彩的个人心理、生理活动上。“他们认为,人类言语机制包含着心理和物理两个方面,近几十年来,由于语言生理学的发展,人们对言语活动的物理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进展,然而这一机制的心[7]理方面,却始终未受到重视。”然而他们只从个人心理角度研究语言现象,这不免会造成理论研究的支离破碎,即被人们称为“原子主义”的错误。

索绪尔和库尔德内的语言学研究都成长于新语法学派的语言学背景下,二者都对新语法学派的理论在做了认真地反思之后自我建构,但对新语法学派理论的不同理解使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一改新语法学派从个人心理角度入手的观点,认为语言是社会心理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8]心理实体”,它所包含的两个要素——概念和音响形象——都是心理的,二者在我们头脑中的存在要依赖联想的连接。音响形象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象,而是在我们头脑中的表象。社会心理的思考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将传统语言学研究对象分为两部分:言语和语言。言语是异质的、个人的、多样的、不稳定的,而语言是同质的、社会的、系统的符号,符号系统内部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才是主要的,且二者都是心理的。所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尽管将语言学与心理学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他将视野局限于社会心理层面,否定个人心理对语言学的积极作用,与新语法学派重个人心理相比,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社会心理学。

库尔德内提倡社会—心理语言学。作为新语法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库尔德内在社会—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关系问题上和大多数新语法学派成员一致,但在对心理学的具体理解上有不同的表现,库尔德内与索绪尔强调社会心理学的不同,提倡个人心理学,同时强调其社会性特征,这也符合什克洛夫斯基诗学追求个别性与一般性统一的基本态度。

库尔德内认为:“语言基础是纯心理的,中心—大脑的,因此,[9]语言学属于心理科学。”这种心理学首先是个人心理学,语言只存在于个人的大脑中,因此,每个人的言语都能呈现出个性化、独特性的特征,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本质就在于对个人艺术活动独创性的强调。个人言语在具有个性化的同时不受意识的制约,在库尔德内看来,心理活动不等于意识,整个心理活动都是无意识的,但这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又能被意识到。库尔德内强调的对无意识心理活动的意识应该是一种感受方式,是对这种心理活动的感受。什克洛夫斯基同样否认艺术活动中的意识活动,将艺术活动看作直觉活动,不存在任何理性的分析和意识的自觉。在强调个人心理语言活动的同时,库尔德内不同于新语法学派只专注于此,同时强调个人语言活动的社会性特[10]征。“个体的东西同时也是共同的、全人类的。”每个个体之间并不是绝对地封闭,他们处于一个有机统一的集体中,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相互影响,“语言只能在人类社会中存在,那么抛开语言的心理方面,我们应当强调它的社会方面。语言学的基础不仅是个人心理学,还有社会学(很遗憾,迄今为止,对于社会学的研究,还没有达到能[11]够运用其现成成果的程度)”。所以,库尔德内将语言学称为“社会—心理语言学”。库尔德内强调语言的社会性特征旨在承认不同主体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但不意味着他承认有所谓的“世界语言”、民族语言或部落语言,甚至也不存在俄语、德语、波兰语、亚美尼亚语等语言。所谓的民族语言或部落语言只不过是个人言语的集合或保存,[12]“个体语言拥有发展,部落语言拥有历史”。什克洛夫斯基在强调艺术独创性的同时也否认集体创作,他认为如果有集体出现,同时也就没了真正的创作。艺术流派或体裁的演变亦如此,真正做贡献的不是某个集体,而是其中的每个人——真正参与艺术创作的个体。

库尔德内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影响并不限于对审美心理效果的重视,还包括很多方面,如库尔德内反对施莱赫尔的“谱系树理论”和施密特的“波浪理论”,这两种语言观都将语言看作简单的分化,没有注意到语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语言的发展并非线性或简单的波浪线,要远比这复杂得多,存在着语言的交叉、组合、重复,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替换等现象。库尔德内反对这两种语言观的根源在于他反对将语言看作自然有机体的观点,这就把语言的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看作是独立的客体。这也得到了什克洛夫斯基的认可,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中贯穿着“人学”的理念,始终将人的审美感受作为艺术活动的核心,同时认为诗语及叙事结构的发展规律难以寻觅,它们的存在总有“陌生”之感。与此同时,库尔德内对语言发展规律的总结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也有启示作用,库尔德内在《博杜恩观察和研究语言现象得出的若干一般性结论》(1897)一文中认为:“无中不能生有的格言在语言学中得到完全的体现。看起来没有任何基础的语言单位(音位或者音素、词素等),实际上都是由现成的材料构[13]成,只是获取了新形式而已。”库尔德内对这一观点并没有展开论述,但这一集中概括也足以让我们感知到其基本理论倾向,语言材料本身不发生任何变化,变化的是应用它们的方式。什克洛夫斯基诗学中对这一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艺术家的创作材料——包括语言、形象等——都继承于传统,艺术家并不在艺术材料上浪费精力,尽可以“拿来”,其根本职责在于用新的创造性的方法将这些材料组织起来,形成新的艺术形式,艺术家的使命正在于此。此外,库尔德内发现,日常语言中存在语音的异化现象,如有两个辅音相连时,其中的某一个则会自动改变,要么被弱化,要么被吞音,以方便阅读,汉语中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儿化音和轻音就打破了交流中由于词语的生硬而造成的不顺畅。其实这些正是什氏所反对的,他认为诗语中恰好要反对这种状况,要像绕口令一样渲染,诗语就是设置困难的语言。

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尽管对什克洛夫斯基的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不意味着什克洛夫斯基对库尔德内的语言观全部接受,二人的观点也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如库尔德内强调语言的心理因素与生理因素的不可分割性,和什克洛夫斯基诗学重心理、否定生理的观点相矛盾。库尔德内在《论语言现象的心理基础》(1903)一书中强调:“心理过程依赖于生理基础。没有大脑就没有心理现象。如果大脑不存在了,那么他的灵魂也就不存在了。所有能够观察[14]到的和依赖于大脑的心理现象就会消失。”所以,解释语言的变化不能仅仅考虑心理因素,还应将生理因素考虑在内,但“对于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而言,虽然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15]不可的,但是心理因素似乎更胜一筹”。库尔德内的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相互依赖这一观点与索绪尔较相似,索绪尔也强调生理与心理的相互依赖,“假设某一个概念在脑子里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这完全是一个心理形象。接着是一个生理过程:脑子把一个与那音响形象有相互关系的冲动传递给发音器官,然后把声波从甲的口里播送[16]到乙的耳朵里:这是纯粹的物理过程”。而什克洛夫斯基诗学则始终强调艺术的心理特征,在他看来,如果在艺术中谈生理因素,那么就会将艺术活动降低为日常生活,也就无所谓美感。同时,库尔德内强调语言符号意义的观点也与什克洛夫斯基前期理论相矛盾。

由上观之,无论从外在的时间与地缘上,还是从内在的内容角度都可以得出结论,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语言学基础为博杜恩·德·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而并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尽管在一些个别理论上什克洛夫斯基与库尔德内有矛盾之处。但这不能否认库尔德内对什克洛夫斯基的重要影响。而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纲要》在俄国出现之后,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语言观并没有发生明显地改变,依然沿着库尔德内影响的路线发展。可是博杜恩·德·库尔德内作为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初的重要语言学家的身份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他和索绪尔相似的观点,学界一般都归功于索绪尔,所以,重新挖掘博杜恩·德·库尔德内语言学的价值不仅对研究什克洛夫斯基诗学,而且对研究整个19、20世纪的语言学、诗学及由语言学影响的诸学科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库尔德内的社会—心理语言学不仅是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的语言学基础,同时对整个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大部分成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布洛克曼也注意到库尔德内对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影响,他在《结构主义》一书中谈道:“俄国形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是以一种庞杂的精神氛围为特征的,日内瓦语言学派(特别是德·索绪尔,以及通过他还有波兰语言学家B.德·库尔德内的音位学)、胡塞尔现象学(特别是他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第二卷),还有象征主义、未[17]来派和立体主义都对它产生过影响。”但布洛克曼没有在影响程度、前后顺序、不同研究者等角度将库尔德内的影响细化,只是笼统地加以强调。其实,库尔德内对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程度不同。

库尔德内在彼得堡大学执教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70年末至1875年秋,第二阶段是1900年至1918年。库尔德内在彼得堡大学执教的第二阶段培养了一大批重要的语言学家,如Л.П.雅库宾斯基、Л.В.谢尔巴、С.И.伯恩斯坦,他们形成了著名的彼得堡语言学派。其中,Л.П.雅库宾斯基就是俄国形式主义的重要成员,并与什克洛夫斯基同为“奥波亚兹”(ОПОЯЗ)的骨干。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奠基人罗曼·雅可布逊也曾表示在语言学方面受到库尔德内、索绪尔、特鲁别茨柯依等人的影响,“直到20年代初,深深被吸引的雅可布逊,才经由与索绪尔的弟子薛施蔼通信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接触和[18]了解索绪尔的思想”。可见,雅可布逊系统地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接触已经是在20年代初期的布拉格,此前只是通过别人的转述零星地了解索绪尔的思想,所以,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时期,即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雅可布逊在语言学方面主要受到库尔德内和特鲁别茨柯依的影响。

由上观之,库尔德内不仅对什克洛夫斯基,而且对俄国形式主义其他成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影响下,什氏等俄国形式主义者应时代之风向标,开掘了个人之理论田地。(二)语言的“游戏”

正如什氏诗学的奠基之作《词语的复活》的篇名,其理论出发点就在于复活词语,凸显其在文学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用被解放出来的“语言事实”诠释文学的本质。词语的游戏不仅演绎在其前期以形式为本体的诗学理论中,后期同样注重语言的游戏,并将其置于与“真理”同等重要的地位。

什氏曾经发问,词语到底是什么,他认为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词语,关键还要看使用它们的人如何设计。什氏宏观上将词语分为两种[19]类型,一是日常生活用语,二是诗语。诗语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关键在于它被主体“有意识地”加工过,可以吸引读者驻足。日常语言和诗语的区别不在于表达的环境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书本中,而在于二者是否真正实现了语言的“游戏”,什氏对语言的表达方式特别关注,同时专门针对韵律、重复等诗语加工方法做了大量分析。他在回忆录《往事》中曾说过:“诗语比日常语言更优秀,因为它有其他的[20]功能,表达方法的设置是它的特点。”这里的其他功能特别针对的是诗语的诗意功能,在词语的游戏中,“我们这时似乎开始把我们并不完美的存在,把一架并没有臻于至善至美的机器想得更加完善”。[21]叙事作品也是什氏的重要研究对象,但相对于诗语,叙事语言在什氏诗学中似乎是一个被隐去的对象,其实未必然。尽管在散文中什氏研究的核心是情节(сюжет)理论,其情节是对本事(фабула)的加工,这从根本上讲,依然是语言的游戏,只是表现方法与语言本身隔了一层,中间隔着由语言表达的本事,但无论如何,其本质与诗语相同,是语言在游戏。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叙事作品的语言也属诗语之列。

在对语言事实的具体理解上什氏表现出一个学者强烈而深沉的人文情怀,“白银时代俄国文化的复兴,首先是俄罗斯人文精神的复兴,[22]这绝非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俄国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结果”。这种人文精神在19世纪一直受到禁锢文艺学发展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等理论的压制,同时又有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的“排挤”,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中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为知识分子重新寻找精神家园提供了间隙。词语的命运犹如人的命运,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物化”,逐渐失去自己童年的“纯真”和美好,不再惊叹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涟漪,无暇与星星对话。所以,与其说什氏是对被禁锢两千多年的“语言”的解放,毋宁说他解放了被内容至上论束缚的人的自由精神和诗意的灵魂,解放了人的现实枷锁。而且,什氏是在最为广义的范围内理解、建构语言的神话,因而他的著作中谈到的语言不仅包括我们所说的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而且什氏将整个艺术门类都囊括在自己的理论视域之内,所以,其谈到的语言还包括在其他艺术门类中一直被视作工具的线条、音符、肢体语言、染料等因素,这使什氏的诗学理论更宏大、更具有包容性。

除了语言学理论对什克洛夫斯基诗学理论建构的影响,欧美诗学理论的发展对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其本土的俄罗斯诗学。二 对俄罗斯诗学的继承与挑战

俄罗斯本土的诗学是什克洛夫斯基诗学发展的重要资源库,所以,不了解俄罗斯诗学的发展就无法真正理解什氏诗学的提出、发展及其对俄罗斯乃至世界诗学理论的贡献。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处在动荡中,在文学批评领域,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此时还未拥有绝对统治地位,各批评流派交替出现,聚讼纷纭。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界出现了所谓“白银时代”的辉煌时期,包括语言学、诗学在内各文化领域都有新的进展与突破,无论是传统派还是先锋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它们在什氏诗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对俄罗斯传统派的突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出现了相互论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院派和现代主义批评多元共存局面。与现代派相对应,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学院派文学批评称为传统派,二者都集中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别林斯基1842年在《关于批评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美学的和历史的原则相结合的批评方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则越来越突出文学现象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更偏重于社会历史分析,认为现实第一性、艺术第二性。学院派理论在19世纪中期业已形成,在20世纪初的文学批评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有四个流派,包括心理学派、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和比较历史学派。心理学派主张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文艺作品,注重作家个性的表现和主人公的心理特征,将社会、文化、历史等外部因素置于可有可无的境地;神话学派立足于历史和比较的视野挖掘文艺作品中各要素同神话间的联系;历史文化学派置文艺的美学特征于不顾,强调文艺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反映;比较历史学派则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世界各国文学。总体上,传统派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派理论忽视美学批评,侧重于从社会、心理、神话等角度研究文艺,于文艺作品中探求各文化领域的资源蕴藏,这样,何谓文艺,其本质何在,其本质的特殊性何在,完全被湮没在文艺的文化价值之中,甚至将文学史等同于文化史,文学性完全成了虚幻的影子。由此,人们失去的不仅是文学,更是自己心灵的栖居之所,所以,危机之根本不是文艺独立性的缺失,而是人类存在之根本的虚无化。

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什氏旨在恢复艺术的本性,在关注艺术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建构其诗学理论,可以说其诗学真正实现了对传统批评的突围。但突围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批评理论的完全否定,传统批评中也有合理的部分,如学院派中的比较历史学派在注重作品的艺术特性方面则可圈可点。比较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尼·维谢洛夫斯基则具有代表性,其诗学理论既有对什氏的启示,又有被什氏坚决反对的传统派的代表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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