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鲁门·卡波蒂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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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竖琴试读：
第一章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草竖琴的？一定是在我们搬到楝树上去住的那年秋天之前很久；那就是某年初秋；当然是多莉告诉我的，别人谁也不知道该管这叫什么，草竖琴。
如果你走教堂那条路出城，走几步就会路过一片明晃晃的山冈，满是白骨色的石板和褐色的枯掉的鲜花：这就是浸礼会的墓地。我们家的人，姓泰博的还有姓芬威克的，都埋在这里；我母亲躺在我父亲旁边，两家亲戚的坟，总共有二十多座，都围绕在周围，就像一棵长在石头地上的树，根部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突出在地表。山下的那片地上长满了印度草，这种草会随着季节改变颜色：秋天的时候去看，九月底的时候，它会变成晚霞般的红色，暗红的阴影火光一般拂过，秋风随意拨弄着干草叶，吟出人间的音乐，人声的竖琴。
这片地之外，就是幽暗的河边树林。想必是某个九月的日子，我们在树林里挖草药的时候多莉说的：你听到没？这就是草竖琴，总是在讲故事——它知道山上所有人的故事，所有生活过的人，他们的故事它都知道，等我们死了，它也会讲我们的故事。
我父亲是个旅行推销员，我母亲死了以后，他把我送去跟他的两个表姐一起住。韦莱娜和多莉·泰博是姐妹俩，两位女士都不曾结过婚。在搬去之前，我甚至从来没能得到允许进过她们家。不知为了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故，我父亲跟韦莱娜不讲话。也许是我爸求韦莱娜借钱给他，韦莱娜不肯借；再不然就是她借了，可我爸没还钱。反正这缘故肯定跟钱有关系，因为别的事他们都不会这么往心里去，尤其韦莱娜，她是城里最有钱的人。城里的药店、服装百货店是她的，还有一间加油站，一间杂货店，一幢办公楼，统统都是她的，挣到这么些钱可不容易，她是个性格很难搞的女人。
反正我爸说他永远不会踏进韦莱娜的家门。他总是讲关于两位泰博小姐很难听的坏话。他散布的段子之一到现在还有人信，说韦莱娜是双性人。他编派多莉·泰博的那些荒唐话，连我妈都听不下去：我妈说他该知道羞愧，居然忍心嘲弄一个这么温柔，一点害人之心都没有的好人。
我认为我父母两个人很相爱。从前每当他出门去销售他那些冷冻乳品的时候，她都要哭一阵子。她嫁给我爸的时候十六岁；没到三十岁就死了。她去世的那天下午，我爸喊着她的名字，把身上的衣服都撕烂了，光着身子跑出去奔到院子里。
韦莱娜是葬礼的第二天登门的。我还记得她远远走来，越来越近时我感到的惊恐，她很瘦，花白的头发仿佛撒了一脑袋胡椒盐，黑色眉毛显得很刚毅，面上有颗小痣。她推开前门，径直走进了我家。自从葬礼结束以来，我爸一直在砸东西，他不是发狠发怒，而是心平气和地、彻彻底底地砸：他会慢慢踱步走到客厅，拿起一个瓷人儿，对着它沉思片刻，然后朝着墙砸过去。地板上、楼梯上撒满了碎玻璃和银餐具，还有我妈妈的一件撕烂的睡袍，挂在楼梯扶手上。
韦莱娜眼光扫过满地狼藉。“尤金，我有话跟你说，”她的嗓音中气十足，凛冽高昂，我爸爸回答说：“行啊，你坐，韦莱娜。我想到你可能会来。”
那天下午，多莉的朋友凯瑟琳·克里克来帮我收拾了衣物，爸爸开车送我来到了泰博巷那幢阴影憧憧，气派很足的大宅前。我临下车的时候，他伸出双臂想拥抱我，但我怕他，挣脱了出来。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我们没有拥抱告别。因为几天后，他开车去莫贝尔港的路上，刹车失灵，从五十英尺高的崖壁跌落，摔进了海湾。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皮上一边盖着一个银元，愿他瞑目。
按我的年纪来说，我个头矮小，好似侏儒，根本没人注意到我；但现在人们总是对我指指点点，说真叫人难过，这个可怜的小孩，柯林·芬威克！我也尽量显出很悲催的模样，因为我知道，这会让人满足：城里每个人都曾请我喝过汽水，或者吃过爆米花什么的，在学校我也破天荒头一遭得了高分。所以，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平静下来，注意到了多莉·泰博。
就是那时，我陷入了爱情。
想象一下我这么一个闹闹腾腾，四处打探的十一岁的男孩刚到家时她的心情。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开溜，如果实在躲不开我，就会像含羞草合起花瓣似的，缩身躲藏。她是这样一种人，能伪装成房间里的物件，像影子一样隐身在角落里。他们现身，必得是种无比纤巧微妙的情形。她总是穿着最安静不出声的鞋子，少女式的褶边长裙，下摆刚碰到脚踝。她比韦莱娜要大，但看起来仿佛跟我一样，也是韦莱娜收养的。我们都被韦莱娜星的引力牵动着、引导着，分别在大屋的外太空里，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转着。
阁楼上乱七八糟堆满了旧东西，这潦草的博物馆里立着些恐怖的假人，都是韦莱娜的商店里用旧的展示模特。那上面有好多块地板松动，稍微挪起一寸，就可以俯瞰几乎所有房间。大宅里到处都塞满了笨重严肃的家具，但多莉的房间跟别处不同，里面只有一床，一椅，一书桌，这房间倒像是给修女住的，只有一点不像，墙壁和一切物件，都漆成匪夷所思的粉色，连地板也是这个颜色。每次我偷窥多莉，她总是在做两件事：要么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举着花园用的大剪子修剪她那黄白参半、已然稀少的头发，要么就是用铅笔在一叠克莱斯牌的粗质纸上写字。她时不时把笔尖用舌头舔舔湿，有时写的同时还念出声：不要碰甜食比如糖果，还有盐肯定会要了你的命。现在我知道，她是在写信。但当时她这些通信来往让我感到很迷惑。横竖她只有一个朋友就是凯瑟琳·克里克，她平时谁也不见，也从不出门，只有每周一次例外，她会跟凯瑟琳一起去河边树林里采草药。多莉把草药煎成治疗浮肿的药水，然后装瓶。后来我发现，她的客户遍布全州，她的好多信件就是写给客户的。
韦莱娜跟多莉的房间隔着一条过道，她的房间布置得就像间办公室。有张翻起式的书桌，一排账本架，还有文件柜。晚饭后她常会戴[1]上绿眼罩，坐在书桌前算账，把账本一页一页翻过去，直到街灯都熄灭。韦莱娜跟许多人打交道，有很多政治交往，但亲近的朋友一个也没有。男人都怕她，她好像又怕女人。几年前，她曾跟一个满头金发，挺开朗的姑娘很亲密，那姑娘叫瑁蒂·劳拉·莫菲，曾短暂在这里的邮局工作过，最后嫁了个圣路易斯来的烈酒推销员。这件事让韦莱娜很是耿耿于怀，她曾公开地说那男人不中用，因此她送给这对新婚夫妇一件大礼，请他们去大峡谷旅游度蜜月时，大家都吃了一惊。瑁蒂小两口再也没回来；他们在大峡谷附近开了个加油站，时不时会给韦莱娜寄几张他们的生活快照。这些照片既令她安慰，也会令她难过。有些夜晚，她并不打开账本，而是双手支额坐在桌前，他们的照片摆开在眼前。照片收起来后，她会熄灭灯火在房间里踱步，随即会发出一声受痛似的哀叫，仿佛她在黑暗中跌了一跤，摔疼了。
阁楼上可以俯瞰厨房的那部分地板我抬不起来，因为上面像垛棉花一样压满了大箱子。当时我最想偷看的就是厨房；厨房等于是大屋里真正的起居室，因为多莉大半时间都待在这里跟她的朋友凯瑟琳·克里克聊天。凯瑟琳是个孤儿，从小就被尤利亚·泰博先生借来使唤，她和泰博姐妹俩一起，在农场里长大，那老农场如今早变成了火车货运站。她管多莉叫多莉心肝儿，但韦莱娜她只称作“那个人”。她住在后院里，葵花和一畦一畦豆藤之间的一幢铁皮顶的银色小屋里。她自称是印第安人，每当听她说这话，人们常常挤眉弄眼，因为她肤色黝黑，就像非洲的天使。但就我所知，她说的可能是事实：起码她穿衣服很像印第安人。比如说，她有串绿松石的珠子，脸上搽的胭脂明晃晃好似许愿蜡烛照明灯，足以闪瞎你的眼。她的一嘴牙齿没剩下几颗，总是用棉球把下颚垫起来，韦莱娜时常说她，见鬼了凯瑟琳，你连句话都说不清，干吗不去找克莱克大夫给你脑袋里装上些牙齿？确实她讲话很难听懂：唯一一个能把她那含混嘟囔的声音翻译出来的是她的朋友多莉。对凯瑟琳来说，多莉能听懂她就足矣：她们俩形影不离，要说的话都是说给对方听的。我常把耳朵贴在阁楼的柱子上，听着她们撩人的语声如同新树苗的清香，飘荡在林中。
要想上阁楼，你得先从放床单的橱柜里头爬梯子上来，那里的天花板上有个小门一推就开。有一天我正往上爬，却见上方小门洞开，侧耳听见上方传来有人甜蜜地哼着小调的声音，就像小女孩单独玩耍时发出的美妙声音。我本想调头下去，却听那哼唱声停了下来，有个声音说道：“凯瑟琳？”“是柯林，”我边答话，边现身。
多莉那雪花般的面容浮现眼前，这次她终于没有消融不见。“原来你躲这儿来了——我们还猜呢，”她讲话的声音柔软又像纸巾一样，有点皱皱的。她的眼睛透着股聪明劲儿，眼光闪闪有神，几乎透明，亮亮的绿得好像薄荷果冻，透过阁楼上的暮色，这双眼睛胆怯地凝望着我，终于认定我不会伤害她。“你在这里玩儿游戏吗——在阁楼上？我就跟韦莱娜说你会寂寞。”她弯下腰，在一个桶的深处摸索。“来吧，”她说，“你可以帮我去另外那个桶里找找看。我要找一个珊瑚城堡，还有一袋珍珠卵石，各种颜色都有的。我想凯瑟琳一定会喜欢，一缸金鱼，你也会喜欢吧？给她做生日礼物。我们从前有过一缸热带鱼——它们是魔鬼鱼，互相残杀，互相吃光了。可我记得买它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跑六十英里到了布鲁顿。之前我从没跑过六十英里那么远，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啊，找到了，珊瑚城堡在这儿呢。”没多一会儿我就找到了那袋卵石，它们看起来就像玉米粒儿，或者糖豆儿，于是我把袋子递给她，边说，“来块糖吧。”她说，“啊，太谢谢了，我喜欢吃糖，哪怕是石头味儿的也行。”
我们成了朋友，多莉，凯瑟琳和我。我十一岁，后来我十六岁。虽然不曾建功立业，那些年过得最是开心。
我从未带人回家过，从来也不想。有一次我带一个姑娘去看电影，回家路上她问我能不能进来喝杯水。如果我认为她是真渴了，我一定会答应；但我知道她是装的，她只不过跟别人一样，就想进大宅里头看看而已，因此我对她说，还是忍着回家再喝吧。她说：“全世界都知道多莉·泰博发痴，你也发痴。”我挺喜欢那姑娘的，但还是推了她一把，她说她哥哥会教训我，那家伙果然动了手，至今我嘴角边上还有他拿可乐瓶子打我留下的疤痕。
我知道：他们说多莉是韦莱娜的包袱，好比十字架压在她背上，他们还说，泰博巷子里发生的太多太多事，人们还是不要去想的为好。也许确实如此。但那些年真是美好。
冬天的下午，我放学回到家，凯瑟琳就闹腾着打开一罐蜜饯，多莉把一大壶咖啡放到炉火上煮起来，然后把一盘饼干推进烤炉，而烤炉一打开，一股热乎乎的香草味儿就四散开来，因为多莉只爱吃甜食，她总是时不时地烤个磅蛋糕、葡萄干面包、饼干或者糖糕什么的，她一点蔬菜都不肯吃，她唯一肯吃的肉就是鸡的脑子，那东西只有豆粒大小，还没品出味来就没了。厨房里点着烧木材的炉子，还有个敞开式的壁炉，暖和得就像奶牛的舌头。冬天的寒冷最多只能将它那零度的冰蓝气息呼在窗户上，蒙上一层霜。如果有巫师要送我礼物，就请他送我一个瓶子，里面装满那个厨房里的话音，有哈哈的笑声，火苗的絮语，烤炉散发出黄油和糖混合的香气——虽然凯瑟琳身上的气息就像是春天的母牛。那里不像厨房，倒更像个舒适的店堂；地板上铺着地毯，有摇椅，墙上挂着一排小猫的图画，多莉对此很是狂热。有棵天竺葵，一年到头开花，还有凯瑟琳的金鱼缸，摆在铺着油布的桌子上，金鱼甩着尾巴在珊瑚城堡中穿梭来去。有时候我们玩拼图，每人分一部分碎片开始拼，如果凯瑟琳觉得你会赶在她前面拼完，她就藏起几块拼图。不然，她们就帮我做功课。她们不帮则已，越帮越忙。对于自然的一切多莉都非常渊博；她拥有神秘的智慧，像蜜蜂懂得哪里能找到最芬芳的花蜜：她能准确预报明天的风暴，预测无花果树结果的情况，带你去采蘑菇和野花蜜，找到珍珠鸡藏鸡蛋的窝。她只要环视四周，就能感知看到的一切。可是对付我的功课，多莉就跟凯瑟琳一样完全无知。“哥伦布到来之前美洲一定就叫美洲。这才讲得通啊。不然他怎么知道这里是美洲呢？”然后凯瑟琳就说：“对！亚美利加是个古老的印第安词儿。”她们俩中，凯瑟琳最糟糕：她认死理，绝不肯承认错误。如果你没照她的说法原样写下来，她就会发神经，要么泼倒咖啡，要么出点别的岔子。可是自从她有次说到林肯以后，我就再也不听她的了。她说林肯有黑人和印第安血统，只有一丁点儿白人血统。连我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欠凯瑟琳很大的情分，要不是多亏了她，鬼知道我能不能长到正常人的身高！我十四岁的时候，身高比毕迪·斯肯纳高不到哪儿去，而那家伙，人们常说，曾有马戏团请他去工作呢。凯瑟琳说，小心肝儿别急，你就是需要抻抻手脚而已。她帮我抻胳膊压腿拉长脖子，仿佛我的脑袋是个苹果，牢牢长在树枝上拽不下来。但是果然，两年之内，她把我抻得从四英尺九[2]寸，直蹿到了五英尺七寸高。我有食品储藏室门上由面包刀切的印记为证，真是如此。直到如今，一切都已过去，炉中只剩冷风，寒冬侵占了厨房，这些成长的刀痕仍在，见证着一切。
尽管来买多莉药的人大多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偶尔也会有信来说，亲爱的泰博小姐，我们不再需要治疗浮肿的药物了，因为可怜的贝拉表姐（或者别的什么人）上周去世了，愿她的灵魂安息。这时厨房就变成了哀悼的场所；我的两位朋友双手合掌，低垂着头，难过地追忆有关这位逝者的往事，然后凯瑟琳就会说，好了，多莉心肝儿，我们已经尽力了，上帝另有安排。还有韦莱娜也会让厨房变得阴郁，因为她时不时会制定一条新规矩，或是强调执行某条旧规矩：要如何，不许如何，停止这样，开始那样，仿佛我们都是些钟表，她要随时监督，保证我们跑的时间跟她的一致；若我们跑快了十分钟，或者慢了一个钟头，她就会像布谷鸟那样，咕咕叫起来。那个人啊！凯瑟琳就说，多莉就说安静！现在安静！仿佛她并非要让凯瑟琳闭嘴，而是阻止自己内心的声音叛逃出来。我想，韦莱娜内心里也希望到厨房来，加入其中，但她就像是个孤独的男人，跟一屋子的女人和孩子住在一起，她唯一跟我们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恶声恶气的吼叫：多莉，把小猫扔出去，你想害我哮喘加重吗？是谁没关浴室的水龙头？谁把我的伞弄坏了？她的坏脾气就像一股暗黄的酸雾，弥漫在大宅里。那个人。安静，现在安静。
每周一次，多半是星期六，我们去河边树林，一去就是一整天。[3]为准备这趟出行凯瑟琳会炸一只鸡，煮一打恶魔蛋。多莉会带上一个巧克力夹心蛋糕，还有好多牛轧糖。这样武装起来之后，我们再背上三个空布袋，动身走那条经过墓地，穿过一片印度草地的教堂路。刚进到林中，就有一棵双生的楝树，其实是两棵树，但它们的树枝紧紧拥抱在一起，你完全可以从一棵树上走到另外一棵。事实上有间树屋像桥梁一样，把两棵树连在了一起，树屋宽敞结实，简直是树屋的活样板，就像竹筏漂在绿叶的大海上。最早建树屋的那些小男孩，若还活在人世，想必也都已经是老人了。当初多莉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树屋就应该有十五到二十年了，又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她才指给我看。要上树屋很简单，就像爬楼梯那样，树皮有疙瘩可以搁脚，还有很结实的藤当抓手；哪怕是腰肥臀重，一直嚷嚷关节痛的凯瑟琳都能轻松上去。但凯瑟琳对树屋没什么热情，她不知道这是条船，多莉知道，是她告诉我的，坐在上面就是扬帆远航，沿着每个梦的云雾缭绕的海岸线航行。记住我的话吧，凯瑟琳说，这些木板太老了，这些钉子都滑了，跟小虫子似的，会一掰两半，栽下去摔破我们的脑袋，别打量我不知道。
我们把东西都存在树屋里，然后每人背一个布袋分别进树林，袋里要装满草药、树叶和奇怪的树根。连凯瑟琳在内，谁都不知道这药方里有什么成分，这是属于多莉一个人的秘密。她从来不许我们偷看她的袋子里采了些什么药材，她把布袋紧紧捉在手里，仿佛里面抓了个蓝头发的娃娃、着了魔的王子。她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很久以前，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韦莱娜还没换乳牙，凯瑟琳还没有篱笆高）有好多好多吉卜赛人，就像黑莓地里的鸟那么多——不像现在，可能每年只能碰到一两个落了单的偶尔路过。他们春天来——突然就出现了，如同山茱萸一夜绽开满树的粉红花儿。他们在大路上来去，在树林里游荡。但我们的男人讨厌见到他们。爸爸，就是你叔伯祖尤利亚说，要是看到有吉卜赛人到我们家地界，他就开枪打死他们。所以每次看到吉卜赛人从溪里打水或是从我们家地里偷捡冬天的山核桃，我都不说出来。有天傍晚，那是四月里，下着雨，母牛仙铃儿新生了只小牛犊，我去牛棚看望，发现牛棚里有三个吉卜赛女人，两个年老，一个年轻，那个年轻的光着身子躺在一堆玉米壳子上翻滚着。她们见我既不害怕，又不打算跑去告诉别人，其中一个老妇人就问我能否拿盏灯来，于是我回屋去拿了根蜡烛，等我回来，发现那个派我出去的老妇人倒提着一个哭嚎不止、浑身通红的小娃娃，另外那个老妇在给仙铃儿挤奶。我帮着她们用温牛奶给小娃娃洗了澡，用一条大围巾包起来。然后其中一个老妇拉住我的手说：现在我要给你件礼物，教你首歌谣。这歌谣说的是常青树的皮、蜻蜓蕨——还有咱们到树林里来采的所有其他这些药材：煎到黑又纯，就能治浮肿。到早晨她们就不见了；我到田里还有大路上去找她们；一点踪迹都没留下，就只剩我脑子里记下的这首歌谣。”
我们彼此招呼着、答应着，像白天放风的夜猫子一样，整个上午都分头在林中不同的地方忙碌着。到下午时，我们的袋子都塞满了剥下来的树皮、挖来的嫩草根，这时我们就重新爬上老楝树那绿叶织就的大网里，把吃食摆出来。广口罐里有甘甜的溪水，若是天气寒冷，暖瓶里会有一壶热咖啡，抓一卷树叶来擦干净我们沾满鸡油和奶糖的手指。然后，我们用花朵儿算命，懒洋洋地说些闲话，仿佛乘着竹筏，在大树上，整个下午漂流而过；我们跟洒满银色阳光的树叶一样，仿佛长在树上，就像北美夜鹰，在这里安了家。
大约每年一次，我会去到泰博巷的大宅，在院子里走一圈。有一天我在那边的草丛里看到一口翻倒的旧铁盆，像从天而降的黑陨铁：多莉——多莉，弯腰俯身在铁盆上方，把我们袋子里采来的那些药材倒进沸水里，用一根去了头的扫帚棍搅啊搅，药水浓褐好像嚼过的烟叶吐出来的颜色。她独自一个人动手熬制药材，我和凯瑟琳就像女巫的学徒，站在旁边看着。之后我们一起帮她装瓶。这种药水会冒烟，能把普通的瓶塞都爆掉，所以我的具体工作就是用卫生纸卷成瓶塞。一般每星期有六瓶的销量，每瓶卖两美元。多莉说，这钱属于我们三个人，钱来得容易，我们花得也快。我们总是邮购杂志上做广告的东[4]西：学习木刻，帕奇思：老少咸宜的游戏，人人都会吹巴祖卡管。有一次我们邮购了一本学法语的书，是我的主意，如果我们学会讲法语，就拥有了一种秘密语言，韦莱娜也罢，别的人也罢，都听不懂。[5]多莉很乐意尝试，可只学到“passez moi一把勺子”，她就学不下[6]去了，而凯瑟琳，自打学会“Je suis fatigue”以后，就再也没翻开过书本：她说学会这句就够她用了。
韦莱娜经常说，万一有人中毒就麻烦了，但除此之外，她对这浮肿药水没什么兴趣。后来有一年，我们算账后发现，我们挣的钱数已经到了该交所得税的数额。这时韦莱娜开始问问题了：好比钱是只野猫，那她就是个训练有素的猎人，蹑手蹑脚追着它的踪迹，目光如炬观察着沿途每一根弯折的树枝。她要求了解这药水里面有什么成分。多莉有点受宠若惊，赔着笑，却仍摆手道，无非是这样那样，没什么特别。
看来韦莱娜是打算让此事就此过去，但围坐桌前吃晚饭的时候，她却常常若有所思地将目光停留在多莉身上，还有一次，正当我们围着大铁锅，聚在院子里的时候，我一抬头发现韦莱娜正从窗口目不转睛地死盯着我们看。我猜那时她的计划已经成型，但她一直等到夏天才采取行动。
每年两次，一月和八月，韦莱娜都要去圣路易斯或者芝加哥采购。那年夏天，就是我刚满十六岁的那个夏天，她去了芝加哥，两星期后回来，还带回了一个叫莫里斯·里茨博士的人。自然，大家都很好奇，这莫里斯·里茨博士是何许人也？他打着花领结，穿着花里胡哨的时髦西装，嘴唇泛蓝，一双小眼睛忽闪忽闪目光游移不定，总之看起来就像个鬼鬼祟祟的小耗子。我们听说他住着罗拉大酒店最好的房间，在菲尔咖啡馆吃牛排大餐。他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冲每个过路人点头致意，脑袋油光锃亮。但他从不跟人深交，除了韦莱娜没人跟他来往，韦莱娜从来没带他回家来，也不曾提起他的名字，直到有一天，凯瑟琳终于鼓起勇气问她，“韦莱娜小姐，这个怪模怪样的莫里斯·里茨博士是什么人？”韦莱娜嘴边刷白，咬牙答道：“唔，某些我认识的人比他模样怪得多了。”
真是丢人现眼，人们说，看看韦莱娜跟这个芝加哥来的小犹太人勾勾搭搭的样子。那家伙比她小二十岁。坊间传说他们在城那头一家旧罐装厂不知道搞什么花样。事情发展到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确实在搞什么，但跟桌球房那帮人说的不是一回事。几乎每天下午，都能看到韦莱娜和莫里斯·里茨博士一起朝着罐装厂那边走，那地方一片断瓦残垣，窗破门颓。足有十来年没人近前，只有小孩会躲到里面去抽烟，或者一起脱光光玩些见不得人的事。到了九月初，看到《信使报》上一则公告，我们才知道韦莱娜买下了那座旧罐装厂，但公告没说她打算用来做什么。那之后不久，韦莱娜吩咐凯瑟琳杀两只鸡，因为莫里斯·里茨博士星期天晚上要来吃饭。
我住在那里的这些年里，唯一一个受邀来到泰博巷大宅里吃饭的客人就是这个莫里斯·里茨博士。所以，出于种种原因，这事挺隆重。凯瑟琳和多莉大扫除了一番：地毯拍打除尘，把阁楼上的瓷器搬了出来，每个房间都散发出地板蜡和柠檬地板油的清香。晚餐准备了炸鸡、火腿、英国蚕豆、甜山芋、面包卷、香蕉布丁，还有两种蛋糕和商店里现买的水果冰淇淋。星期天中午，韦莱娜进来视察，餐桌正中摆着一大束桃红色的玫瑰，周围摆开来许多华丽的银器餐具，看起来活像要举办一场二十人的餐会；其实只有两个餐位。韦莱娜走上前去，又摆了两个餐位，多莉见状，弱弱地说，这个，要是柯林愿意在桌上吃饭当然没问题，但她要跟凯瑟琳一起待在厨房里。韦莱娜把脸一沉，态度很坚决：“别跟我耍花样，多莉。这事很重要。莫里斯是特地要来见你的。还有，你最好把头抬高点，你垂头丧气的，看得我眼晕。”
多莉吓得要死：她躲在房间里，客人到了之后很久还是不出来，最后只好派我去叫她。她躺在粉红色的床上，脑门上贴着一块湿毛巾，凯瑟琳就坐在她身边，打扮得整齐漂亮，两颊抹得绯红好似棒棒糖，下巴里塞的棉花比任何时候都多。她说：“亲爱的，你得起来——这漂亮裙子会皱掉的。”那条棉布印花裙子是韦莱娜从芝加哥带回来的。多莉坐起身，把裙子抹抹平整，立刻又躺了回去：“要是韦莱娜知道我多难过，”她无助地说。于是我回去告诉韦莱娜说多莉病了。韦莱娜说她要去看看，然后大步走开，把我一个人剩在大厅里，跟莫里斯·里茨博士在一起。
唉，这人真可恨。“这么说你十六岁了，”他说着，无礼地眨了眨一只眼睛，又眨另外一只。“你就整天这么闲逛吗？下次老太太去芝加哥的时候叫她带上你。那边好玩的多着呢，有的逛呢。”他打个响指，仿佛随着轻佻的乐音脚下摇摆着，锐利的尖头皮鞋锃亮晃眼，这家伙可能是个跳踢踏舞的，或者拿姿作态卖汽水的服务员，唯一不同的是他拎着公文包，表示他从事的是更重要的工作。我很怀疑他到底是哪门子的博士，说真的，我差一点就要问出口时，韦莱娜搀着多莉的胳膊，引着她进来了。
无论大厅的阴影，还是家具挂毯等等，都未能隐藏她的身影，她低垂双眼，只伸出一只手，里茨博士牢牢握住，使劲摇，差点把她拖倒。“哎哟，泰博小姐，见到您可太荣幸了！”他说完，正正领结。
我们坐下来就餐，凯瑟琳进来上那道炸鸡。她先给韦莱娜盛，然后给多莉，轮到博士时他说，“说句实话，鸡肉我唯一爱吃的就是脑子，我猜鸡脑子你没留在厨房里吧，阿嬷？”
凯瑟琳眼睛使劲望下瞅着自己的鼻子，都快成斗眼了，她满嘴塞满了棉花，嘟囔道：“脑子都在多莉盘里了。”“这南方口音真难懂哪，我的老天，”他当真是没听明白。“她说脑子在我盘子里，”多莉说，她脸红得跟凯瑟琳抹的胭脂似的。“请容我给您递过来吧。”“要是你真的不介意的话……”“她绝对不介意，”韦莱娜说。“反正她只吃甜品。喏，多莉，来点香蕉布丁。”
马上，里茨博士开始打喷嚏了。“是鲜花的缘故，这些玫瑰，过敏的老毛病……”“噢，天哪，”多莉见机就想躲进厨房，她一把抓过花瓶，手一滑玻璃粉碎，玫瑰落到汤里，汤洒了我们一身。“你瞧，”她说，满眼含泪地自言自语，“你瞧，真是没指望。”“没什么指望不上的，多莉，坐下来吃你的布丁，”韦莱娜颐指气使，不容置疑地建议道。“再说，我们有个惊喜要给你。莫里斯，给多莉看看那些可爱的标签。”
里茨博士嘟囔着“没问题，”随即停下了揩拭袖子上汤渍的动作，起身去了大厅，取了公文包回来。他手指在一打纸页中翻拣一阵，然后取出一个大信封，递给了多莉。
信封里有些背胶贴纸，四方形的标签上印着橙黄色的字母：吉卜赛女王浮肿药水，还有个模糊的图案，画着一个包着花头巾、戴着金耳环的女人。“一等一的质量吧！”里茨博士说。“芝加哥做的。我一个朋友画的画儿，那家伙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多莉拿着标签不知所措，脸上的表情又是迷惑，又是忧虑，最后韦莱娜问道：“你不高兴吗？”
标签在多莉手上皱了起来。“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当然明白，”韦莱娜说着，勉强一笑。“显而易见。我跟莫里斯讲了你那个从前的故事，然后他就想出个这么棒的名字。”“吉卜赛女王浮肿药水，这名字很醒目，”博士说。“广告上看起来很棒。”“我的药水？”多莉说着，仍旧低垂着眼睛。“但我不需要标签。韦莱娜，我自己手写。”
里茨博士打个响指。“哎，这点子不错！我们可以把标签设计成她手写的样子，很亲切，是不是？”“我们花的钱已经够多了，”韦莱娜立刻答道，随后转向多莉说：“我和莫里斯这个礼拜要去华盛顿给这些商标注册登记，还要给这药水注册专利——自然，发明人是你的名字。现在的关键是，多莉，你得坐下来把完整的配方写给我们。”
多莉的表情松弛下来，那些标签零星散落在地板上。她把双手支在桌上，站起身来，渐渐地又收敛起来，她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望着里茨博士和韦莱娜。“不行，”她平静地说。她朝门口走去，一只手搁在门把手上。“不行，因为你没有权利，韦莱娜，你也没有，先生。”
我帮着凯瑟琳收拾桌子：毁掉的玫瑰花，没切开的蛋糕，还有没人碰过一口的蔬菜。韦莱娜和她的客人一起离开了家。我们从厨房窗口望着他们朝城里方向走去，一边点头摇头。然后我们切开了那个巧克力夹心蛋糕，拿着进了多莉的房间。
安静！现在安静！当凯瑟琳开始将话题引到那个人时，她说道。但仿佛她内心那个反抗的悄悄话已变成一个嘶哑的声音，是个必须得大声喊才能镇住的敌人：现在安静！现在安静！最后凯瑟琳无法，只得伸手将她揽在怀中，跟着她说安静。
我们取出一副纸牌，在床上铺开。自然地，凯瑟琳记得今天是星期天，所以不肯玩打牌。她说也许我们愿意冒险，在最后审判书上再给自己添一个污点，可她名下污点已经太多了。我们考虑再三之后，决定算命玩。大约黄昏时分，韦莱娜回家了。我们听到大厅里传来她的脚步声，然后她不敲门直接进了房间，当时多莉正在给我算命，见状不由抓紧了我的手。韦莱娜说：“柯林，凯瑟琳，请让我们单独谈谈。”
凯瑟琳想跟着我爬梯子上阁楼，可她盛装打扮着，怕毁了一身好衣裳。所以我一个人去了。有个窟窿正对着下面的粉红色房间，但韦莱娜恰好站在洞的正下方，我只能看到她的帽子，因为她出门时戴上帽子，到现在也没摘下来。那是个平顶草帽，帽檐上装饰着一堆塑料水果。“事实就是这样，”随着她说话，那些水果也在颤动，在暗蓝的暮色中幽幽闪光。“旧厂房两千块，比尔·塔特姆和四个木匠每人每小时八十美分，七千块的机械设备已经下了订单，更别提像莫里斯·里茨这样的专家得花多少钱了。这些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多莉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像黄昏一样颓丧。我见到她的影子，从房间一边挪动到另外一边。“你是我的骨肉至亲，我满怀柔情一心爱你，我打心底里爱你。我现在就可以证明，把唯一曾属于我的东西给你：然后一切就都归你了。求你了，韦莱娜，”她颤抖道，“让我保有这唯一的东西。”
韦莱娜打开一盏灯。“你说什么给予，”她的声音与骤然的亮光一样，冷酷坚硬。“这么多年以来，我像个苦力一样工作：我还有什么没给你的？这幢房子，这……”“你给了我一切，”多莉温柔地打断她。“也给了凯瑟琳和柯林。但是，我们也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给你操持着这个挺温暖的家，难道不是吗？”“唉，温暖的家，”韦莱娜说着，一把扯下了帽子。她满脸充血。“你和那个叽里咕噜的笨蛋。你就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从来不带人来这个家吗？原因很简单：我怕丢人。看看今天的事吧。”
我清楚地听到多莉叹息的声音。“对不起，”她虚弱地说。“我是真心抱歉。我一直以为我们在这个家里能有一席之地，不管怎么说你需要我们。但是那就这样吧，韦莱娜，我们这就走。”
韦莱娜叹口气。“可怜的多莉，可怜人哪。你到底要去哪儿？”
答案过了一会儿才到，声音轻得如同飞蛾扑过：“我知道一个地方。”
后来，我躺在床上等多莉来吻我道晚安。我的房间在客厅一边，大宅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从前她们的父亲，尤利亚·泰博先生住过的地方。他晚年发疯，韦莱娜把他从农场搬到这里来住，他就死在这里，死的时候不知自己身处何地。虽然他去世已经快十五年了，那小便和烟草味儿混合的老人气味仍然浸透在房间的床垫里和壁橱里，壁橱里架子上搁着他从农场带回来的唯一一件私人物品，一面小黄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南方军团仪仗队参加游行，一路敲着小鼓唱着歌。多莉说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很喜欢冬天的早晨听着父亲的歌声醒来，因为他会在家里到处走动，生起火炉；后来他老了，后来他死了，她有时还会在印度草地里听到父亲的歌声。那是风，凯瑟琳说，可多莉对她说：但我们就是风啊——风收集了我们的声音，记下来，然后通过草叶和草地传来这些交谈讲话的声音——我明明白白听到爸爸的声音。
现在是九月里，就在这样一个夜晚，秋风会从遒劲的红色草叶间穿拂而过，一路释放出那些逝去的声音，不知那位被我占了床铺，在他躺过的地方入睡的老人，是否也在其中歌唱。
后来，我想多莉终于来吻我道晚安了，因为我感觉到她在房间里，就在近旁，于是我醒了；但这时已经是凌晨，晨光斑驳，如花叶树影，从窗口透进来，远处的人家传来鸡鸣。“嘘！柯林，”多莉轻声说着，朝我弯下身来。她穿着一身冬天的羊毛套装，戴着帽子，上面还有出门才戴的面纱，模糊了她的面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去树屋么？”我说，恍惚间以为自己在说梦话。
多莉点头。“只是暂时。等到想清楚下一步的计划为止。”她看出我的恐惧，于是将手搁到我额头上。“就只有你和凯瑟琳两个人，不带我吗？”我惊悸之下，打个寒战。“你们不能扔下我。”
城里的大钟敲响了，她仿佛等钟敲完才拿定主意。钟声响了五下，最后一声余音未了，我已经跳下床来穿好了衣服。多莉别无他话，只说了句，“别忘了带梳子。”
凯瑟琳在院子里跟我们会合。她背了个防水布的背包，东西装得太满，身子都歪了，她两眼都肿着，一直在哭泣。但多莉却出奇地镇静，对要做的事很有把握，她说没关系，凯瑟琳——等我们找到地方再来取金鱼。韦莱娜的房间窗户静静地关着，幽幽地在我们上方俯瞰着，我们小心翼翼从下面经过，无声地出了大门。一只猎狐犬冲我们叫了几声，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一个失眠的囚犯，透过铁窗盯着我们，再没人看到我们穿过城镇。我们跟早晨的太阳一起到达了那片印度草地。多莉的面纱在微风中飘动着，一对雉鸡将巢筑在了我们经过的地方，两只鸟从我们跟前掠过，金属般的翅膀猛扑过鸡冠花一样艳红的草叶。九月的楝树捧出一大碗金碧辉煌的绿玉。会掉下来磕坏脑壳子，凯瑟琳说着，周遭的树叶将露水落下，洒了我们一身。
[1] 这种绿眼罩流行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其绿色塑料膜可以过滤过强刺眼的光线，号称可以令用眼过度的人——尤其是会计、电报员及校对员等需要强调细节精准的专业人员——放松眼睛，保护视力。
[2] 从约一米四五到一米七〇。
[3] 这道菜做法是这样的：把煮老的鸡蛋剖成两半，取出蛋黄，拌以蛋黄酱或沙拉酱、芥末或红辣椒粉后，再装蛋白，即成。
[4] 一种改编自传统印度棋类的游戏。
[5] 意为：请递给我……
[6] 意为：我累了。
第二章
我猜要不是那个莱利·亨德森，人们肯定不知道我们待在树上，至少不会那么快就知道。
凯瑟琳的防水布包里装满了星期天晚宴的剩菜，正当我们享受有咖啡、蛋糕还有鸡肉的丰盛早餐时，林中突然响起了枪声。我们坐在当地上，口中蛋糕渐渐发干。树屋下方，一条毛色光滑的猎犬慢慢跑过来，后面跟着莱利·亨德森。他肩上背着一杆枪，脖子上像戴花环一样挂着一串流血的松鼠，尾巴都系在一起。多莉把面纱放下，仿佛要在树叶中隐身。
他在不远处停下了脚步，晒得黝黑的年轻面容机警地紧张起来，他将枪举起，向周围做瞄准状，仿佛等着射击目标自动现身。这紧张气氛可把凯瑟琳搞得实在受不了，她大声叫道：“莱利·亨德森，我看你敢开枪打我们！”
他持枪的手犹豫了，猛然转身，那串松鼠如同项链般随之摇晃，随后他看到了树上的我们，定了一定后说，“你好，凯瑟琳·克里克，你好，泰博小姐。你们在那上面干什么？被野猫撵的吗？”“只是坐坐，”多莉连忙说，仿佛怕我或是凯瑟琳会先开口回答。“你这些松鼠很不错啊。”“拿两只吧，”他说着，解了两只下来。“我们昨天晚饭吃了两只，肉质真的很鲜嫩。稍等片刻，我拿上来给您。”“不劳你动手，只要放在地上就可以了。”但他说蚂蚁会来吃，于是纵身跃上树来。他的蓝衬衫上沾了点点松鼠血，皮革颜色的粗硬头发上，也闪着滴滴血迹，他身上散发出火药气味，整洁和气的面孔，晒成黝黑桂皮般颜色。“真活见鬼了，这是座树屋，”他说着，使劲跺了下脚，仿佛要试试木板够不够结实。凯瑟琳警告他说，也许这会子还是树屋，他要再这么跺脚这树屋就命不长了。他说，“柯林，是你造的吗？”听到他喊我名字，我惊喜过望：我真没想到莱利·亨德森会知道我的名字。但他的名声我早有耳闻。
我们镇上，再没第二个人像莱利·亨德森那样遭人口舌。年长的人说起他来总是叹气，跟他年纪相仿的人，譬如我，总是说他小气，难相处，其实是因为他只许人嫉妒，却不肯接受我们的爱戴，跟我们做朋友。
随便什么人都会实事求是地说出这些。
他生在中国，他父亲是个传教士，在中国一次农民起义中被杀。他母亲老家就在我们镇上，名叫罗丝。我从未见过他母亲，但听人说她是位美女，只是后来戴上了眼镜。她还很有钱，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大笔遗产。她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带着莱利和另外两个孩子，都是女孩。一家人都跟她哥哥一起住，她哥哥霍利斯·霍顿是治安官，一直没结婚，这位老单身汉皮色焦黄，跟榅梨似的，长得肉乎乎的。后来几年里，罗丝·亨德森行事越来越怪：她威胁要打官司告韦莱娜，因为从她店里买了件连衣裙缩水，她为了惩罚莱利，让他单脚在院子里蹦，一边蹦，一边背乘法表，再不然她就纵容莱利到处乱跑，当长老会教派的牧师来劝她时，她对牧师说她恨她的孩子，恨不得他们都死了才好。她这话想必是当真的，有一年圣诞节的早晨，她将浴室门锁上，想把两个女儿淹死在浴缸里。据说是莱利用斧头劈开房门才冲进去。当时莱利只有九岁或者十岁，能这么干很不容易。后来，罗丝被送到了海湾地区一个地方去了，那是间精神病院，她可能现在还住在那里，至少我从未听到她的死讯。后来莱利和他舅舅霍利斯·霍顿处不来。一天晚上，他偷走了霍利斯的奥兹莫比尔车，开车带着梅米·柯蒂斯去了跳舞餐厅，那个梅米跑起来快如闪电，比莱利要大五岁左右，莱利当时最多十五。总之，霍利斯听说他们在跳舞餐厅，就叫上警长，开车送他去了那边，他说他要给莱利个教训，要让他进局子。可莱利说警长，你可别抓错了人。他就当着众人的面，指责舅舅偷罗丝的钱，罗丝留给他和两个妹妹的钱。他提出当场跟霍利斯一决胜负，霍利斯不肯应战，他径直走上前，对着霍利斯眼窝打了一拳。警长把莱利抓进了局子，但罗丝的老朋友库尔法官开始调查这件事，果然不出所料，霍利斯确实是偷偷把罗丝的钱一点点转进了自己的账户。于是霍利斯收拾行李，坐上火车去了新奥尔良。几个月之后，我们听说他号称是浪漫教长，在一条月夜游览密西西比河的蒸汽机船上工作，给人主持婚礼。从那以后，莱利就自己当家做了主人。他从继承的遗产里支取一笔钱，买了辆红色跑车，跟镇上所有名声不好的女孩儿都出去过，载着她们到城外，在乡下把车停下；他的车里唯一坐过的好姑娘就是他的那两个妹妹——他星期天下午开车载她们兜风，慢慢地，很体面地绕着广场兜一圈。他的两个妹妹生得都很美，但过得没什么乐子，因为他严加看管，男孩们都不敢靠近她们。一个很可靠的黑人妇女帮他们打理家务，除此之外她们的生活中再没有别人。他两个妹妹之一，伊丽莎白，上学时跟我在一个班，她成绩顶尖，每次成绩都得A。莱利自己早就不上学了，但他不跟那些弹子房的混混一道，也不跟他们来往。他白天去钓鱼或者打猎，还给老霍顿家的房子做了很多改进，因为他很擅长木工，对机械也很在行：比如他造了一个特别的车喇叭，响起来跟火车汽笛声似的，傍晚你时常能听到他的车喇叭响着，开着车去隔壁镇上参加舞会。我多希望能跟他做朋友！看起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他比我只大两岁。可我记得他总共只跟我讲过一次话。当时他穿着白色的法兰绒长裤，准备去夜总会跳舞，路上拐进了韦莱娜的杂货店，我星期六晚上有时在店里帮忙。他想要一包
[1]影子，可我拿不准影子是什么，所以他只好走到柜台里面来，自己开抽屉拿，当时他笑了，笑得不乏善意，可其实他还不如不笑呢，这下他知道我是个笨蛋了，我们永远也不能做朋友。
多莉说，“莱利，吃块蛋糕吧，”他问我们是不是总是这么一大早就出来野餐？然后又说他觉得这主意挺不错，“就像晚上出来游泳一样，”他说。“我有时候趁天黑到这里来，下河游泳。下次你们再来野餐，喊一声我就知道是你们来了。”“你哪天早上来我们都欢迎，”多莉说着，把面纱掀了起来。“我敢说我们得在这里待上一阵呢。”
莱利大概觉得这邀请来得挺奇怪，但他没说什么。他拿出一包香烟，挨个让大家抽。凯瑟琳拿了一根，多莉见了，说道：“凯瑟琳·克里克，你这辈子都没碰过烟草。”凯瑟琳说她也许这是种缺憾：“这东西想必是能给人安慰，那么多人都说这东西好；多莉心肝儿，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你得自己寻找安慰。”多莉咬住了嘴唇，“嗯，反正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她说着，也接过一根香烟。
有两样东西能让男孩发狂（据汉德老师说，正是他抓到我在学校卫生间里抽烟），其中之一我已经戒掉了，两年前我戒了烟，倒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东西真能让我发狂，而是我担心吸烟会妨碍我长个子。事实上，我现在长到了正常的身高，而莱利还没我高呢，但他看起来比较高，因为他举止动作像个高个牛仔那样，笨手笨脚不协调。于是我拿了根香烟，多莉将未吸入的烟都吐出来，说我们可能会一起害病难受，但谁也没难受，凯瑟琳说下次她想试试抽烟斗，因为那气味闻起来真不赖。这时多莉主动说出了一件令我大感意外的事实，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韦莱娜抽烟斗。“我不知道她现在还抽不抽了，但她曾经有个烟斗，还有一罐阿尔伯特亲王牌的烟丝，罐里还放着半个切开的苹果。但这话你可不能往外说，”她说完，突然意识到还有莱利在场，莱利哈哈笑了起来。
通常我们只是在街上匆匆一瞥，或是看到他驾车经过，莱利总是表情严肃，脾气一触即发的模样，但他在楝树上看起来很放松，时不时微笑，整张脸都变得很丰富，仿佛他至少是想表示友好，也许交个朋友也无妨。而多莉这边看起来也很轻松，乐于有他陪伴。显然她一点都不怕莱利：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树屋里，而树屋是属于她的领地。“谢谢你的松鼠，先生，”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多莉说。“记得要再来啊。”
他晃身落地。“要搭车吗？我的车就停在墓地边上。”
多莉对他说：“你太客气了，但我们哪里都不打算去。”
他咧嘴笑着，举起枪来冲我们瞄准，凯瑟琳大叫：“你该挨鞭子，小子。”但他笑了几声，挥手跑开，猎犬叫着冲到前面去了。多莉兴冲冲地说，“我们抽根烟吧，”因为他把烟盒落下了。
莱利到镇上的时候，我们半夜逃跑的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了。虽然我和凯瑟琳都不知道，可多莉走时还给韦莱娜留了张纸条，她早晨起来喝咖啡的时候看到了。据我所知，这张字条只是说我们要走了，韦莱娜从此以后不用再受我们打扰。她立刻打电话去罗拉酒店找她的朋友莫里斯·里茨，两人一起去把警长叫起来。正是因为韦莱娜的支持，他才坐上了警长的职位，这家伙年纪轻，脸皮厚，升得很快，下巴长得很粗野，眼睛贼溜溜的像个出老千的。他名叫朱尼厄斯·坎德尔（真是难以置信啊，就是这个朱尼厄斯·坎德尔，如今已经当上了参议员！）他马上派出手下成立搜寻小分队，并给邻近城镇火速发了电报。许多年以后，泰博案最后和解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了这封电报的手写稿原件——我猜是里茨博士起草的。留意寻找下述同行者。多莉·奥古斯塔·泰博，白人，六十岁，发色黄，有白发，体瘦，身高五英尺三英寸，绿眼睛，精神不太正常，但不具备危险性。凯瑟琳·克里克，黑人，冒充印第安人，六十岁左右，牙齿落光，讲话模糊，矮胖结实，可能有危险性。柯林·泰博·芬威克，白人，十六岁，看起来年龄更小，身高五英尺七英寸，金发，灰色眼珠，体瘦，仪态不好，嘴角有疤，性情阴郁。三人都被作为流亡者一起通缉。他们肯定没跑远，莱利在邮局里说：女局长皮特斯太太飞奔去打电话说莱利·亨德森在墓地下面的树林里看到我们了。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还安心地在树屋里忙活，想弄得舒服些。我们从凯瑟琳的背包里拿出一条金色和玫瑰色的拼布被子，我们还有一副扑克牌、肥皂、几卷卫生纸、橙子和柠檬、蜡烛、一柄煎锅、一瓶黑莓酒，还有两个塞满食物的鞋盒：凯瑟琳吹嘘说她把厨房里所有吃的都卷走了，连当早点的饼干也没给那个人留一片。
后来我们都去溪水边，在冷水里洗脚、洗脸。河边树林里遍布着小溪流，就像树叶上布满叶脉一样，清澈见底，叮咚作响，蜿蜒着汇入小河，这条河就像头绿色的鳄鱼趴在树林里。多莉看起来真是夸张，她站在溪水里，身穿冬季套装，把裙子高高撩起，面纱像一片小飞虫绕在她脑袋周围飞舞闹腾。我问她，多莉，你为什么要戴着面纱呢？她回答说，“正经女士出门旅行不是应该戴着面纱吗？”
回到树上以后，我们做了一罐味道很好的橙子水，谈起未来的打算。我们的全部财产有：四十七美元现金，几件首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兄弟会标志的金戒指，是凯瑟琳灌香肠的时候，在猪肠子里找到的。据凯瑟琳说，四十七美元够我们买票去任何地方：她认识一个人一路到了墨西哥，只用了十五美元。我和多莉都反对去墨西哥，首先一件，我们不懂当地语言。再说，多莉说，我们不能冒险出州界，并且，不论我们去哪里，都得待在靠近树林的地方，不然我们怎么做浮肿药水？“跟你说实话吧，我想我们应该就在这里，在河边树林里住下来，”她说着，四处打量起来。“就在这棵老树上吗？”凯瑟琳说。“快放弃这念头吧，多莉心肝儿。”然后又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看到报纸上登的，一个男人漂洋过海买了座城堡，然后拆零散了全都带回家来的事？你记得吗？也许我们可以把我那栋小房子装到马车上，拖到这里来。”但是，多莉指出，房子是韦莱娜的，所以我们不能拖走。凯瑟琳回答说：“你错了，宝贝儿。如果你给一个男人做饭吃，洗衣服，跟他生孩子，你就跟他是夫妻，这男人就是你的。如果你打扫一幢房子，照看炉火，添炭加柴，这么多年你满怀爱意做着这一切，你跟这幢房子就算夫妻，这房子就是你的。照我的看法，那上头的两幢房子都是我们的：在上帝的眼睛看来，我们把那个人赶出去才好。”
我有个主意：我们下面的河里有一条没人要的船屋，水浸得太久发了绿，已经半沉了。这条船原本属于一个钓鲶鱼为生的老人，后来老人申请许可，要跟一个十五岁的黑女孩结婚，因此被赶出了镇子。我的想法是，我们何不修好那条老船，住到船上去？
凯瑟琳说如果可能，她还是想在陆地上度过余生：“按照主的旨意要我们待的地方，”接着她又列举了主的许多其他意图，比如说树木是给猴子和鸟住的地方。突然她一下子安静下来，戳戳我们，惊讶地指着下方树林和草地交界的那片开阔地。
那边一群大人物正步履沉重，严肃端庄地朝我们这边静静地走过来。库尔法官，巴斯特牧师和夫人，梅西·威勒太太，正前方领路的，赫然是朱尼厄斯·坎德尔警长，但见他足蹬系带长靴，手枪随着步伐在屁股上拍动。阳光中闪烁的微尘像黄蝴蝶一样，绕着他们翻飞，荆棘刮擦着他们浆洗过的，城里穿的好衣裳，一根藤缠上了梅西·威勒太太的脚，把她吓得朝后跳开，大叫一声，我见状不禁笑出声来。
听到我的声音，他们都抬头看着我们，其中几人脸上浮现出困惑惊恐的表情：仿佛他们去动物园参观，却误打误撞逛进了笼子里面。坎德尔警长佝偻身体上前几步，手搭在枪上。他眯缝着眼睛抬头看我们，仿佛是在直视太阳的强光。“这个……”他刚开口就被巴斯特太太打断了，她说：“警长，我们说好的，此事交给牧师来处理。”她的规矩就是，她的丈夫作为上帝的代表，应该一切问题他说了算。巴斯特牧师清了清嗓子，两手搓来搓去，好像昆虫干燥欲断的触角。“多莉·泰博，”他说，他长得蔫不啦叽，黏黏糊糊的样子，可声音却很优美，“我代表你那宅心仁厚的妹妹……”“对，她心肠好，”他老婆跟着唱诵，梅西·威勒太太也跟着鹦鹉学舌。“……她今天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没错，”几位女士用训练有素的合唱腔调说道。
多莉看看凯瑟琳，摸摸我的手，仿佛希望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群人像狗一样，聚在一棵树下虎视眈眈，觊觎着一窝受困的负鼠。我想，她只是想拿点什么在手上，于是不经意地拿起一支莱利落下的香烟。“真丢人哪，”巴斯特太太甩着小秃脑壳儿，扯着粗嗓门儿叫道，颇有几个人管她叫“秃鹫”，这名号指的，可不仅仅是她的为人。她脑袋很小，净是歪脑筋，肩膀很高，吊吊着，身子却很大。“我说你真不嫌丢人哪。你怎么敢背离上帝这么远，居然像个喝醉酒的印第安人一样，坐在树上抽烟卷，简直像……”“下贱女人，”梅西·威勒太太及时补充道。“……像个下贱女人，你妹妹却痛苦难受躺着动不了。”
也许他们对凯瑟琳的描述有一点没错，她确实有一定危险性，此时她挺身而出说道：“牧师太太，不许你管我们多莉叫下贱女人，我这就下来扇你个罗圈腿。”幸好他们没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若听懂的话，警长可能会开枪打穿她的脑袋，这么说不夸张，城里许多白人还会认为他做得对、打得好。
多莉看来有点吓呆了，又好像镇定自若。瞧，她只是拂掉裙子上的尘土，说道：“想想看啊，巴斯特太太，你会发现我们比你离上帝要更近那么几码。”“说得好，多莉小姐。这真是个绝妙的回答，”说话的人是库尔法官，他拍着手掌，很赞赏地笑出声来。“当然是他们离上帝更近，”他说，周围那些人表情严肃，很不赞同，可他完全不理会。“他们在树上，我们在地上。”
巴斯特太太转身冲他开火。“我以为你是个基督徒呢，查理·库尔。我对基督徒的认识可不包括嘲笑可怜的女疯子，还给她鼓劲。”“你不要随便管人叫疯子，泰尔玛，”法官说。“这也不大像基督徒所为。”
巴斯特牧师开火了。“回答我的问题，法官，若不是出于慈善，为了行使我主的旨意，你为什么要跟我们来这里？”“主的旨意？”法官不可置信道。“对此你并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也许上帝就是要这几个人搬到树上去住呢；至少你得承认，上帝从来没吩咐你去把他们从树上拖下来——当然了，除非上帝就是韦莱娜·泰博，你们颇有几个人将她奉若神明，对不对，警长？不，先生，我来这里可不曾奉了谁的旨意，只是我自己想到林间走一走，一年里头此时林间最美。”他采了几朵灰不溜秋的紫罗兰，别在扣子上。“见你的鬼去，”警长说道，一开口又被巴斯特太太打断了，她说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容忍恶语咒骂：对不对，牧师？牧师即刻表示支持，说纵容咒骂他就不得好死。“这里我说了算，”警长通知大家，坏小孩似的下巴朝外撅着。“这是法律案件。”“谁的法律，朱尼厄斯？”库尔法官平静发问。“别忘了我在法庭上坐了二十七年，比你岁数还要长。小心点。法律没有给我们权利干涉多莉小姐的事。”
警长毫不畏惧，跳了一步要上树。“别再惹麻烦了，”他连哄带骗地说，我们看到他弯弯的犬齿出现在下方。“快出来，你们全都下来。”我们仨仍旧如孵蛋的鸟儿一般坐在原地不动，他继续露出更多牙齿，仿佛要把我们从树上震下去似的，愤怒地晃动树枝。“多莉小姐，你一向是个平和的人，”梅西·威勒太太说道。“请跟我们回家吧；你不能错过晚饭时间啊。”多莉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饿，还问他们饿不饿。“有根琵琶腿谁想吃就给谁。”
坎德尔警长说，“你让我很难办哪，女士，”他又往前拱了拱。树枝吃不住他的分量，咔嚓一声裂断，这残酷而伤心的声音，雷鸣一般传遍了树身。“如果他胆敢出手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尽管踹他的脑袋，”库尔法官建议道。“要我就踹，”他陡然升起一种行侠仗义的冲动：如同灵蛙一般猛然跃起，捉住了警长悬空晃荡的一只靴子。警长立刻捉住了我的脚腕，凯瑟琳只好拦腰抱住我。我们几个穿成一串滑动起来，拉力越来越强，眼看就要一个接一个跌落在地。同时，多莉开始将罐子里剩下的橙子水朝警长的脖子里灌进去，于是他骤然骂了句渎神的脏话，放开了我。他们跌倒在地，警长倒在法官身上，牧师在最底下。梅西·威勒太太和巴斯特太太又火上浇油，乌鸦般哇哇乱叫着，倒在他们身上。
多莉被眼前的乱象惊呆了，何况她还负有部分责任，迷惑之下她手里装橙子水的空罐子脱了手，砰的一声砸在巴斯特太太的脑袋上。“对不起，”她道歉，但一片忙乱中，谁也没听见。
等到树下的一团乱麻终于散开，涉及人等纷纷站起来，彼此离得远远的，很不好意思似的，小心翼翼地上下检视自己。牧师看来摔得不轻，但没有伤筋动骨，只有巴斯特太太，脑袋稀疏的头发中间，一个包正在慢慢鼓起来，她算是唯一可投诉的伤员，且立刻就这么做了。“你攻击我，多莉·泰博，休要否认，这里人人都是见证，大家都看见你拿那个罐子瞄准我的头。朱尼厄斯，快逮捕她！”
但警长正忙着处理他本人的官司呢。他双手叉在屁股两侧，耀武扬威的样子冲着法官，法官此时正忙着更换扣眼里的紫罗兰花儿呢。“要不是你年纪太老，我他妈一定会打翻了你。”“我没那么老，朱尼厄斯：只不过比较成熟，懂得男人不该当着女士的面大打出手，”法官说道。他身材挺拔，肩宽背阔，虽然年近七十，看起来却只有五十出头。他握紧了拳头，拳头很硬，长满了毛，就像椰子。“转念再想，”他黑着脸说，“要是你想打，我奉陪。”
当时情况看来，双方还算势均力敌。连警长本人都没把握自己能打赢；他气焰渐渐消散，朝指缝中啐了点口水，说道，至少人家不能指控他殴打老年人。“或是有胆接招，”库尔法官反唇相讥。“得了吧，朱尼厄斯，趁早把衬衫系到裤腰里，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警长转身朝我们树上几人施压。“你们几个，省点事自己下来，马上跟我回去。”我们毫不理会，只是多莉放下面纱罩住了脸，仿佛拉上帘幕，表示这个话题结束不谈了。巴斯特太太脑袋上的包像角一样越来越鼓，还煞有介事地说：“没关系，警长。不是没给他们机会，”然后又看一眼多莉，再看一眼法官，又补上一句：“你以为能逃得掉，我告诉你吧，你会有报应的，不等上天堂，现世就会报。”“现世就报，”梅西·威勒太太应声相和。
他们沿小路离开了，耀武扬威昂首阔步，好似婚礼仪仗，转眼进了阳光照耀的地方，红色的草叶翻滚着，将他们的身影吞没了。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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