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永生,李爽等
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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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研究试读：
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丛书（2012-2013）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研究Research of China's Employmen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谭永生 李 爽 等著中国计划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研究/谭永生、李爽等著.—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1（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丛书.2012-2013）
ISBN 978-7-5182-0069-6
Ⅰ.①新… Ⅱ.①谭… Ⅲ.①就业问题—研究—中国 Ⅳ.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5153号
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丛书（2012-2013）
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研究
谭永生 李 爽 等著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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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7mm×1092mm 1/16 19.25印张 342千字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82-0069-6
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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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主任 朱之鑫
编委会副主任 林兆木 王一鸣 陈东琪 马晓河常修泽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昌林 白和金 任伟民 刘立峰刘树杰
刘福垣 毕吉耀 任旺兵 肖金成 张长春
张燕生 杨宜勇 吴晓华 罗云毅 胡春力
郭小碚 俞建国 董 焰 韩文科本书课题组成员
课题组负责人：
谭永生 李 爽
课题组成员：
张本波 辛小柏 顾 严 王 阳 魏国学 李 欧总 序
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由香港工商界人士捐助、在香港设立的公益性学术基金，旨在资助有关机构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性问题研究和学术活动。基金在北京设立了由有关部门领导和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中国经济学术基金学术委员会”，对基金资助课题的选题和研究工作给予指导。学术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基金从1999年设立以来，已连续十三年资助了一批有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课题的研究。为了加强与社会交流，以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基金决定从每年资助的研究课题中，选出一些为社会各界关注的成果，逐年结集出版，并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组成丛书编委会，负责研究成果的审稿和出版事宜。《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丛书（2012—2013）》共3册，内容涉及2020年非化石能源满足15%能源需求目标的途径和措施、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等。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们感谢香港工商界人士对有关课题研究的捐助，感谢有关部门对研究工作的支持，也对有关课题组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谢意。我们期待社会各界对这套丛书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我们不断提高课题研究水平和丛书质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经济学术基金丛书》编委会2014年6月前 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促进就业与治理失业一直是政府最为关心并重点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虽然回暖迹象明显，但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再平衡不断推进、贸易保护加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等环境变化对我国就业带来了新的影响，外需吸纳就业变数增多。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和成本逐渐加大、劳动用工成本加速上升等因素也给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促进就业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新形势下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要变量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发展方式切实得到转变，城乡发展更加一体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区域结构更加协调，在此影响下，劳动就业也会呈现一些新的特点。新形势下我国就业将呈现：就业总量压力有所减缓，但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存在；就业压力更加集中在城镇，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逐渐增大；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各种失业叠加治理难度加大；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分化，新兴行业将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区域就业格局趋于均衡，中西部将成为新的就业增长极等趋势特点。
在影响我国就业诸多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促进就业的政策思路也要做出相应调整。要加快结构调整，由扩大就业总量向优化就业结构转变；促进公平就业，由扩大就业数量向提升就业质量转变；强化就业型教育培训，由就业促进向提升就业能力转变；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由主要依靠雇佣就业向鼓励自主创业转变；适时适度微调人口政策，逐步改善劳动年龄结构。新形势下要把促进就业的政策重点放在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就业能力明显提高、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上。
本书主要围绕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展开研究，共分为十三章，第一章为总论，对当前我国就业的总体状况进行概括，分析我国就业面临的新形势以及新形势对就业的影响，系统定量分析新形势下我国就业呈现的特点及趋势，提出新形势下促进我国就业的对策建议；第二章通过对我国人口总量和结构的预测，对新形势下我国劳动力的供给状况进行计量；第三章通过对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趋势预测，对新形势下我国劳动力需求状况进行计量；第四章探讨了新形势下促进就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对我国劳动力素质转型与教育培训问题进行研究；第五章定量分析了我国青年群体的供给状况及就业趋势，对新形势下我国青年群体就业问题进行研究；第六章通过建立就业质量的评估体系，对新形势下提升我国就业质量问题进行研究；第七章分析了我国积极就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对新形势下我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发展取向进行研究；第八章结合典型国家城乡劳动力转移就业等方面的国际经验，对转型时期劳动就业的中外比较与思考进行研究；第九章对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的相关研究观点进行综述；第十章为广东和湖南劳动就业调研报告；第十一章为当前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劳动用工调研报告；第十二章为湖南省慈利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调研报告；第十三章为本溪市产业转型中更加凸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调研报告。
本书是由中国经济学术基金资助的宏观院2012年度重点课题“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研究”报告基础上编辑而成。课题由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谭永生副研究员和李爽研究员主持。各章撰稿人员是：第一章谭永生、李爽，第二章谭永生，第三章魏国学，第四章顾严，第五章谭永生、李欧，第六章王阳，第七章张本波，第八章李爽、李欧，第九章谭永生、辛小柏，第十章李爽、张本波、谭永生、李欧，第十一章谭永生，第十二章王阳，第十三章顾严。全书由谭永生负责通稿，并对部分章节内容进行了补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牟俊霖博士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王智毓博士在研究中提供了宝贵的计量支持。
课题研究得到了宏观院林兆木、白和金、刘福垣、俞建国等专家的指导以及宏观院科研管理部的支持，在成果出版过程中，石康研究员通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限于课题组的研究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当和错漏之处，敬请各界同仁批评指正。《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2014年6月第一章 新形势下我国就业问题研究内容提要：新形势下我国就业受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双重影响，将呈现就业总量压力有所减缓、就业压力更加集中在城镇、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分化、区域就业格局趋于均衡等趋势特点。新形势下促进就业的政策思路要逐步由扩大就业总量向优化就业结构转变、由扩大就业数量向提升就业质量转变、由就业促进向提升就业能力转变、由主要依靠雇佣就业向注重鼓励自主创业转变，并把政策重点放在就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就业能力明显提高、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上。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促进就业与治理失业一直是政府最为关心并重点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和条件已发生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和客观条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就业也面临着新的形势。一、当前我国就业的总体状况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局势总体保持稳定。2003-2012年全国城镇就业年均增加1106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保持在4.3%以下的较低水平。但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就业形势一直较为严峻，突出表现在：（一）就业总量压力较大
就业总量压力仍在上升，2012年我国城乡就业总量达7.67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尚未完成，目前仍有近90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转移就业，每年还需转移就业900多万人。
就业增长仍集中在城镇，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关键仍是城镇就业问题。近年来，一方面，以外向型制造业产业工人、进城务工农民工为主体的“存量劳动力”就业问题突出；另一方面，以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应届大学毕业生和退伍军人为主体的“增量劳动力”供给压力不减。城镇需要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逐年有所上升，年均约为2500万个，但每年能够实际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和退休自然减员带来的岗位空缺之和仅有1200万个，供需之间每年仍然存在着约1300万的缺口，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压力继续存在。（二）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
劳动力市场不仅总量供大于求，而且存在供需不对称的结构性矛盾。在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劳动力素质与企业需求不适应、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难以满足劳动者需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地区出现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目前，这种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更加趋于常态化，而且正呈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趋势。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尽相同，当前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素质的不适应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低。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当前由于劳动者素质不适应，导致了新兴产业、高技术行业和技能型职业所需人员供不应求，现代制造业、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和各类技能人才严重短缺。与此同时，大量劳动者由于职业技能水平偏低，实现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导致从业人员比重偏低，2012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仅为36.1%，低于发展中国家40%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其发展滞后必然带来就业的不充分。（三）就业质量总体较低
就业质量反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状况，包括就业环境、就业状况、劳动报酬、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关系等主要内容。就业质量不仅关系到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还会直接影响到就业数量。好的就业质量能增强就业稳定性，减少招聘成本，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而带来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用工数量的增加；反之，较低的就业质量则会降低就业的稳定性，使摩擦性失业大大增加。
总体看，我国就业人口薪酬相对偏低，低工资、长工时、高强度岗位所占比例还较高。我国劳动法规定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但超时工作、持续加班仍普遍存在，2010年我国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45.16小时。中小企业劳动者权益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人员流动频繁。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比例仍较低，目前在城市中找不到稳定岗位的劳动力占就业人数的比重仍在10%以上。社会保障覆盖面偏低，劳动者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突出。就业公平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业歧视现象时有发生。就业质量存在的问题是多年来累积的，既有社会又有企业原因，也有劳动者的原因，但社会原因是主要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普通劳动力的供给远大于需求，加剧了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衡；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经济成分呈现多元化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劳资关系更趋复杂化。就业质量不高、劳动关系不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二、我国就业面临的新形势
从国际看，受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深度冲击影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仍存在较多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我国就业面临的国际新形势
1.主要经济体形势趋于分化，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的中低速波动期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度过了最困难阶段，但全面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现。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形势分化扩大，与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所加快的格局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前几年，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市场扩张将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进入中低速波动期，2012年OECD预计未来50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仅为3%。
2.世界经济格局继续变化，全球再平衡进程不断推进
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受到很大冲击，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化调整，全球再平衡进程不断推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解决高消费、低储蓄和逆差问题，提出“再工业化”和扩大出口，他们或者打造全产业链或者将部分加工环节回流本国。发展中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资源型国家谋求产业链条延伸。新兴经济体在增长减缓的情况下也积极争取承接世界产业转移，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各国都在努力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抢占国际分工的制高点。作为新兴大国，我国在中高端生产领域受到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而在低端生产领域则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追赶竞争，继续依靠大规模粗放投入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的空间将会更加缩小。
3.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竞争更趋激烈
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各国为了救助本国的经济和就业，出台了各种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措施以保护本国的市场和就业，不仅诸如保障、双反、进口关税等传统贸易保护措施以及政府采购、自动配额等新型贸易保护措施有增无减，主要经济体还竞相组织排他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TPP、TTIP和TISA）规则的影响力已初现端倪。我国是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已超过国内的需要，必须开辟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消化过剩产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竞争。由于国际市场的紧缺，针对我国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反倾销的数量将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短期内还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将对我国稳定出口增加难度。
4.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继续深刻变化，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突出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国际地位提高的同时，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邻近国家对我国发展产生戒心，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制定和采取一些对我国不利的举措，使我国对外的稳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此外，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力量对比会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变，国际环境对于我们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就业空间和创造就业也会带来战略性机遇。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加速，国内就业空间会得到拓展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有利于我国缓解贸易摩擦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发展压力。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资源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仍然在国内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刺激效应通常大于替代效应，进而有利于促进我国就业数量的增长。一是通过将一些国内（过剩）产业转移到国外，可以为国内新兴产业提供发展空间，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国外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增大对我国法律、工程咨询及国际金融等配套服务方面的需求，促进就业人员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而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三是我国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会增加国外相关配套企业对国内设备、原材料等的需求，进而刺激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并带动就业增加。
2.人力资源全球化配置加速，境外就业空间会得到拓展
境外就业是劳动力跨国流动的主要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外派劳务和境外就业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之一，发展前景广阔。从全球角度看，国际劳务市场存在巨大需求，目前全球每年流动的劳务约4000万人，大力开展境外就业工作是国内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积极组织外派劳务境外就业，可以使我国劳动力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人力资源流动与竞争，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就业压力。（二）我国就业面临的国内新形势
从国内发展条件看，积极稳妥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创造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素质改善、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这些都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但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新老问题交织存在，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变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加鲜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也愈加复杂。
1.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将处于中高速增长期
经济增速回落既是宏观调控的结果，也是市场需求环境变化的反映，未来2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处于6%-7%的中高速增长期，继续依靠高增长来拉动就业已不现实。电力、电信、公路、钢铁、化工等行业的建设都已过了投资的高峰或快速增长期，可建设的数量和投资增长速度将出现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相对减少。在外需减弱形势下，扩大内需、着力拓展居民消费将成为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点。
2.“倒逼机制”将使结构调整加速，调整进入阵痛期
尽管近年来我国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但第一产业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快的问题仍然突出。随着经济增速回落，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部分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问题进一步凸显，资源、环境的压力已对结构调整形成了“倒逼”，结构调整加速由此将会带来结构性失业风险的增加。
3.劳动力生产要素供求关系快速发生变化，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长期的低工资水平导致的劳动力成本补偿性上升，人口分布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变动等都将对就业产生新的影响。
4.既有红利逐步消失，汇集新的红利难度加大
红利要素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基数的扩大，既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对外出口的红利会逐渐出现衰减和消失。按世界银行的平均汇率折算法计算，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100美元，处于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同样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既有红利的减退和逐步消失既是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也是深化改革的起点，汇聚市场化体系再造红利、海外投资红利、扩大内需红利等促进就业的新的改革红利，迫切需要解决就业促进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摒弃短期刺激性政策，进行长线制度性再造。三、新形势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处于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后危机时期，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扩大就业形成了新的制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加速、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经济社会环境变化也对促进就业带来新的影响（见图1-1）。图1-1 新形势下影响我国就业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一）国际新形势对就业的影响
目前，我国出口带动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加上相关配套产业，带动就业在1亿人左右，外需已成为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后危机时期，国际市场需求依旧不振，我国面临提高汇率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国际贸易格局调整和争端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会日益显著，外需吸纳就业的能力受到制约。
1.国际市场需求短期难以恢复，外需扩大就业难度加大
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使得我国产品市场过分倚重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冲击凸显了出口依赖型发展方式的就业风险。2008年东南沿海大量外向型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停工，上千万农民工失去工作返回农村，正是这一结构风险的反映。受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的影响，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短期内还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全球总需求的减缩将使我国出口低速增长保持常态化，迫使那些面向全球需求的制造业部门调整与收缩生产规模，去产能化将增大国内产业部门的就业压力，这将对我国稳定出口增加难度，外贸吸纳就业受到制约。
2.制造业再平衡短期对我国影响有限，长期看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会逐渐减弱[1]
我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制造业全球再平衡趋势将会变得更加明显。
产业的区域分布，既取决于生产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性，也取决于产业集中所形成的集聚效应和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仍然具备基础设施完善、产业配套完备、人力素质较高、营商环境良好等综合竞争优势。对于产业的区域转移，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制造业不会转移回流到具有刚性的高工资和高福利的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固然会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但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单位不可能被完全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原因在于如果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大比例转移到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可以认为，短期内制造业全球再平衡对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从长期看，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有测算（蔡昉等，2012）表明，2020年前后中国劳动力工资将会达到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受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国际物流成本、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公司经营战略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成本优势会逐渐减弱，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能力也会逐渐下降。
3.贸易顺差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外需吸纳就业受到制约
2012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比重为11.2%，居世界第一位；进口占全球的比重为9.8%，居世界第二位。由于我国是出口大国，未来针对我国的反倾销和保护措施可能增加，会对保持乃至拓展外需形成较大制约。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也会对我国外贸企业造成重大影响，进而对扩大就业带来负面影响。此外，随着全球化竞争加剧，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我国贸易顺差格局也将会逐步发生改变。2012年民生证券预测显示，2015年后我国将从贸易顺差走向贸易平衡抑或贸易逆差。可以预计，未来我国外需产业转型、调整与转移将成为后危机时代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与之相适应，就业调整与转移、结构性失业风险也将成为调整期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也对我国外需吸纳就业增加了较多变数。（二）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的影响
就业是一种派生需求，就业形势的稳定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只有经济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就业的稳定才有保证。奥肯定律描述了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不尽相同，但一般来说，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经济高增长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伴随着高失业率。因此，从就业的角度看，促进就业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就业弹性不变，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将会带来更大的就业压力。
经济增速放缓会影响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创造。2012年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吸纳了75%的城镇及8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作为就业岗位重要提供者的中小企业将会面对订单不足、销售困难、库存积压等多重压力，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会出现经营困难，继而造成用工需求下降和就业压力的增大。尤其是，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招工难和经营困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更多企业选择以多种权宜之计留住员工，待经济好转订单增加时能马上投入生产，而不至于陷入有单无工的被动境地。订单少的公司的策略主要是内部轮调，即多家企业共用工人，赋闲的工人一方面会往有单企业集中，而大部分工人则处于待岗状态只给基本生活费，但不能满足这部分工人的生活需求，就会使大量的“就业不足群体”流入劳动力市场，他们主要以短工、零工的不稳定就业方式维持生计。不稳定就业将不利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和劳动关系的规范。
经济增速放缓还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就业空间变小。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乡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速度会放缓，城镇就业的增速和乡村就业的减速会同时减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还会增加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不确定风险，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和日益升高的城镇生活成本很难让农村劳动力长留，当经济不景气时会发生农村劳动力的回流（2008年金融危机就出现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必然会增加潜在的群体性失业风险。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市场出现需求不足，雇主首先减少雇用的必然是劳动力市场中新加入的青年群体，因此，在低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青年群体面临着特别高的失业风险（在世界范围内，青年失业率一般为整体失业率的2倍以上）。青年失业是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青年失业问题解决得如何，不仅事关青年的切身利益和生存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三）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拉动就业的火车头，但在同样的经济发展速度下，不同的经济结构会有不同的就业弹性系数，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也大不相同。未来时期，我国将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尽管总体上看，经济结构调整会优化拓展就业空间。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素质不匹配，结构调整将会加大失业风险。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落后的生产能力将逐渐被淘汰，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比较严重、消耗比较高的企业将面临关闭破产，其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也会逐步显现。加强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这在客观上会导致技术、资本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也就是“机器代替工人”，进而难以大规模增加就业。尚处起步阶段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未形成明显的就业增长效应，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也需要经历一个成长期，加之作为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的主要是高素质专业人才，而我国劳动力结构仍是以低层次为主，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当前针对新兴产业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传统行业中的从业者能否顺利实现职业转换也还是未知数，期间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风险会增加。
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优化拓展就业空间，就业增长也会逐步摆脱依赖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但随着产业转型、转移、升级，就业也发生转型、转移、调整。一方面，结构调整客观上要求劳动力在各产业、各区域之间实现有序转移，要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吸纳第二产业中由于实行集约化生产而减少的劳动力，还要消化第一产业集约化发展中所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人力资源结构的优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改善要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做出迅速反应，而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不对路的问题仍很突出，由此会催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并导致部分技能素质特别低的人员成为永久性失业群体，而各类失业类型的叠加又会进一步增大失业应对和治理的难度。（四）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对就业的影响
加快推进城镇化是新形势下我国新的重要增长引擎。城镇化不仅仅表现为城镇空间的扩展，更重要的是还表现为人口的聚集和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未来时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镇。城镇化可以极大地扩张就业总量，当城镇化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它不仅能转移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而且还可以消化城镇失业人员和解决城镇新增人口的就业问题。
从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的角度看，城镇化通过将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消费，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2000-2012年我国总就业年均增加385万人，其中城镇就业年均增加1162万人，乡村就业年均减少777万人。此外，城镇化使城镇人口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城镇规模净收益提高，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从而拉动投资需求带动就业增加。
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变动关系看，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比重上升对城镇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转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镇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在这个阶段，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而这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镇化进程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已经不再是工业一枝独秀，而将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这必将导致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大幅上升。
从企业集群和产业集群看，城镇化的发展往往以企业集群和产业为依托，而企业集群和产业集中，必然会引起劳动力和人口的集聚，进而要求住宅、餐饮和生活等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服务产业与之配套，这会显著地放大城镇的就业需求。此外，为生产服务的销售、市场策划和推广，技术与信息咨询以及相关服务中介的发展，可以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和就业规模。
但从当前情况看，不彻底的城镇化无法通过产业集聚和扩张产生强大的就业效应，导致新增就业容量的增速滞后于劳动力转移速度，城镇就业压力一直较大。此外，城镇化进程释放出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劳动技能相对缺乏，与城镇化催生的就业岗位匹配度不高，客观上也对就业市场带来较大压力。加之当前城镇化质量不高，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这种不彻底的转移方式，不仅起不到提升就业质量的作用，还导致产业工人队伍不稳，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的城乡结构等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新的影响。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0-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6.6%，15-59岁所占比例为70.14%，60岁及以上所占比例为13.26%，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三者的比重分别为：下降了6.29个百分点、上升了3.36个百分点和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这种人口结构变化将会对未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重要的影响。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出现了绝对数量的下降，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规模的逐步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效应也开始逐渐减弱。
长期看，“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会出现短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大可能出现所谓的“人口负债”。据我们预测，在2030年前我国劳动力都能稳定在8亿左右，所以劳动力供应总体充裕。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轨道将会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也会出现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人口质量、就业方式灵活调整等方式来应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挑战。但劳动力平均年龄上升过快需要高度关注。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岁及以上）的平均年龄为42.65岁，与2000年的40.13岁相比，年均上升已达0.252岁。（六）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就业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从传统农业向非农产业、从乡村向城镇转移，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着各种限制劳动力转移制度的逐渐放开，外出农民工（本乡以外）规模总量也由1983年的200万增加到1989年的3000万，1993年的6200万，2012年的1.63亿，1983-2012年年均增长约15%。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受供给增长放缓的影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并进入稳定增长阶段，2002-2012年年均增幅约5%。
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和农民工监测数据推算，2010年我国已有近80%农村青壮年、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目前未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主要以中西部40岁以上、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以剩余劳动时间为主的劳动力，并呈现出明显的总量过剩与结构短缺特征。此外，农村税费减免及新农村建设等使务农收入进入到了一个稳健的上升通道，加之受制于经济发展的资源约束，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带动城市生活成本、交通费用的增长，留守劳动力的家庭分工特征以及家庭效用损失愈发明显，农民转移就业的意愿和态度也在变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成本在逐渐加大。（七）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对就业的影响
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升、社会福利提高以及劳动条件改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劳动用工成本出现了大幅上升。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290元，较2005年的875元相比，7年间增长2.62倍。劳动成本上升所反映的是在保留工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推动下，劳动者工资形成机制正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定价”向“保留工资约束下的市场议价”转变，并将使我国迎来人工成本快速上涨的新时期。
从不利影响看，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会对产业竞争力造成一定影响，如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会使企业因成本大幅上升而难以继续吸纳就业，反过来抑制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力，并进一步影响整体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成本的提高，为维持利润最大化，企业会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进而会出现“机器代替人工”，这也不利于扩大就业。
从积极影响看，一方面，工资水平的提升，会显著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促进内需市场的形成，增强劳动者素质改善的内生动力，进而会提升就业质量；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工资增长趋势的持续，为维持企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改变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以达到新一轮的收益平衡。人工成本上升会使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这样企业进行技术改进和设备更新的相对成本就会下降，这个调整过程会使企业的产品结构得到优化，从而会促进整个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此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大大压缩东部区域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加速推进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四、新形势下我国就业呈现的特点及趋势
新形势下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要变量都将发生显著变化，发展方式切实得到转变，城乡发展更加一体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区域结构更加协调，在此影响下，劳动力就业也会呈现一些新的特点。（一）就业总量压力有所减缓，但未来一段时期仍将存在
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我们对2011-2030年我国各年龄段人口趋势的测算结果表明（见表1-1），2033年左右我国人口规模[2]开始逐步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也会在2017年左右开始缓慢下降。无论采取哪个口
[3]径，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0-2030年期间都会保持在8亿以上的水平，总量供给压力依然很大。表1-1 2010-2030年我国不同年龄人口变化趋势及预测 单位：亿人注：本研究的所有人口方面的数据均指内地总人口，不包括港澳台人口数。
综合考虑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我们采取情景模拟倒推法来预测2015-2030年期间的劳动力就业需求。预测方法为：
第一步，设定“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为7.5%，“十三五”经济增长率为7.0%，“十四五”经济增长率为6.5%，到“十五五”经济增长率为6%。
第二步，根据上述经济增长速度分别测算期间每年的GDP值。
第三步，根据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假设（我国将会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会加快。第一产业比重会继续下降，第三产业会持续上升，预计2013年前后第三产业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设定期间GDP中第一产业、二产、三产分别占的比重，由GDP总值和产业构成算出三次产业GDP的值，再根据年度变化计算出每个产业GDP的增长速度。
第四步，用每个产业GDP的增速乘以修正的该产业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或减少）的就业人数得出每个产业的劳动力总需求。预测结果如下（见表1-2）。表1-2 2010-2030年我国就业需求趋势预测
根据对就业供给和需求的预测（见表1-3），2015年前后，我国就业供需缺口开始逐渐减小，就业总量压力也逐渐有所减缓，在2020年前我国供给依旧大于需求，就业总量压力仍存在。2020年后，我国就业的总量矛盾有望得到缓解。表1-3 2010-2030年我国就业供需情况及供需缺口 单位：亿人注：我国就业统计资料中对就业人口的界定为：就业人员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也就是说，尽管我国规定了男性60周岁，女性55周岁的就业年龄上限，但在就业统计中，仍包含超过劳动年龄上限而实际就业者。因此，上表中计算的就业供给和需求的劳动年龄人口口径均为16岁及以上。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单从数量上看，在2020年前我们并没有必要担心劳动力供给问题。但在2020年后，由于人口健康寿命的延长，在完善的教育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以及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情况下，还会有大量的老年人力资源可以开发，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会增大。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不大可能会出现所谓的“人口负债”。（二）就业压力更加集中在城镇，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逐渐增大
尽管在2020年左右我国就业供求总量压力趋缓，但由于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就业的变动趋势完全不同于全国就业的变动趋势，城镇劳动力新增供给主要来自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转移，因此，城镇化速度将成为决定城镇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2030年将达到70%左右。依据总人口和城镇化水平的预测，可以得到城镇人口，然后再根据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以及城镇劳动力参与率即可以计算出城镇劳动力供给数量。计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总供给为4.86亿，2030年为5.79亿。按照测算的城镇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计算出城镇就业的需求数量。计算表明，到2020年我国城镇劳动力总需求为4.62亿，2030年为5.57亿。城镇劳动力供求情况还可以反映在城镇失业率上（这里的城镇失业率[4]也可视为城镇调查失业率）。计算见表1-4，2020年我国城镇失业率为4.90%，2030年在3.87%左右。但即使是4.5%的城镇失业率，每年城镇失业人员也将超过2000万人，城镇劳动力市场压力依旧很严[5]峻，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仍是城镇就业问题。表1-4 2010-2030年我国城镇就业供需情况及失业率 单位：亿人
从农村来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仍将持续，农村就业总量仍会持续减少。我们结合固定时期测算法，综合考虑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工市民化以及返乡创业带动就业的共[6]同作用，可以大致测算出农业的富余劳动力规模。结果表明（见表1-5），在“十三五”期末我国农村待转移劳动力的存量规模将下降到4700万人，到2030年农村待转移劳动力的存量规模将下降到1700[7]万人。尽管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趋势性进程仍未结束，但从单维度数量指标看，农业劳动力转移高潮已经过去，未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和规模也会逐渐趋于平缓。未来时期，这些年龄较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向外转移过程中，由于年龄、人力资本和家庭方面等原因，实现转移的难度在逐渐加大。表1-5 2010-2030年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存量规模预测 单位：亿人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要通过加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配置农村、农业资本与劳动力，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和集约利用以进行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才能保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三）就业结构性矛盾愈发突出，各种失业叠加治理难度加大“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是当前就业结构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就业难”较集中体现在高校毕业生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两个重点群体上。未来20年我国每年将有超过700万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8]700多万名中专、职高、技校及“两后生”也将集中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会集中显现。在农村，每年还有近900万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由于高校毕业生专业不对路，大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缺乏正规技能训练，劳动力供给总量扩大与供需结构不对称交织运行的“就业难”问题凸显。因此，劳动者要认清就业形势，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理性定位，[9]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就业难”。“招工难”更多地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小型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企业及发展新兴产业的企业，即普工和技术人才的“双短缺”。“招工难”近年来已经由季节性用工短缺向全年性短缺发展，由东部发达地区向内地蔓延，由技术工种向普工发展，正在形成常态化趋势。“招工难”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有所缓解而供求结构失衡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反映，是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劳动者素质与企业需求不适应，薪酬待遇和工作环境又难以满足劳动者需求，以及区域发展态势变化吸引劳动力分流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但“招工难”已开始呈现结构性、不对称状况，主要表现：一是招工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更加明显，具有行业、地域集中性。结构性招工难，实际上只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继续用低工资招收35岁以下员工有困难，这是部分企业长期以来“招小不招老”的“挥霍性”用工造成的。二是企业待遇分优劣，招工形势大不同。企业的招工难易与企业招收的工种、所处行业、工资待遇等因素高度相关。好的企业一般都不愁招人，招不到人的企业往往工资待遇低、常加班，而且工作环境也较差。用人单位要认清这种转变并尽快适应，改变用工思维，实施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才能提高和保持企业的正常利润率，进而提升员工工资和增加对劳动者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摆脱“招工难”困境。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就业结构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就业开始逐步摆脱过于依靠高速经济增长支撑的局面，结构调整的就业促进效应也会逐步开始显现。从就业结构上看，未来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将显著下降；2020年左右，在新型工业化基本完成时，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将会达到峰值，其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也会逐渐下降；随着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就业结构将加速调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将不断上升，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将趋于合理。据我们预测（见图1-2），到2020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将调整为21.6∶30.8∶47.6，到2030年将调整为10.0∶28.2∶61.8。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计算显示，到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将会比2010年多吸收1.06亿人，到2030年第三产业又会比2020年多吸收1.27亿人，届时第三产业将真正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主力。图1-2 2010-2030年我国城镇化及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预测
未来时期，随着增值税和所得税改革加快推进，向中小型企业和劳动者让利，民间金融开放、促进信息消费、支持养老服务业、家庭服务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效应的显现，服务业大发展的氛围会加速形成。加之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等一系列释放改革红利措施的出台，作为吸纳新增就业主渠道的个体私营经济会蓬勃发展。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力度的加大，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更加完善，创业要素成本的切实降低，阻碍创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消除，创业作为倍增的就业形式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就业促进的内生动力会不断得到增强。
但在就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动力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的转换必然伴随着结构性失业。一方面，结构调整要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吸纳第二产业排出的劳动力，还要消化第一产业所富余的农业劳动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不对路的问题仍很突出，由此会催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同时结构调整还可能使部分技能素质特别低的人员成为永久性失业群体，结构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的叠加又会进一步增加失业应对和治理的难度。
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人才，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需要有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为支撑。从我国劳动者技能素质的国际比较看，技能素质偏低是制约我国结构调整的突出瓶颈。长期以来，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旺盛，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企业出现的招工难现象在很大程度都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技术工人造成的。从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情况看，各等级的技能劳动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呈现出越是较高等级越是短缺严重的特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迫切需要提升技能劳动者队伍素质。加快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现代服务技能的人员。有研究表明（蔡昉，2012），劳动者从二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二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受教育水平需提高1.3年；转向三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受教育水平需提高4.2年。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造成的就业结构性矛盾会更加突出，并[10]将成为未来影响劳动力就业的主要矛盾。
劳动力素质状况归根结底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未来时期我国劳动力素质将会有较大的提升。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发展方式转变、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我国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规模会更加巨大。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变化作为劳动者素质变化的指标，我国劳动力中高中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都在逐步上升，尤其是近年来上升的幅度在加快。
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我们以2000-2010年期间上述两个指标的年均增加比例作为未来时期年均提高的比例，可以大致测算出2010-2030年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概况（见表1-6）。预测表明，2020年我国劳动力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全部劳动者的比重将达到36%，2030年可达到45%。即便这样，2030年的数据也仅相当于2008年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见提升我国劳动者素质任重道远。表1-6 2010-2030年我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比重预测 单位：%续表1-6
结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可以大致测算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技能人才的供需及缺口情况（见表1-7）。测算表明，我国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任务相当艰巨，除了要弥补现在的缺口外，还要弥补需求增量的缺口，2010-2030年间平均每年需弥补供求缺口近800万。此外，我国不仅面临技能型人才的总量短缺，还面临技能型人才的结构调整。在技能劳动者结构中，国外发达国家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及以上所占比例通常为15%、50%、35%，而2009年我国上述三者的结构为35%、40%、25%，可见我国技能人才队伍不仅需要加快存量培养，人才结构也面临优化调整。表1-7 2010-2030年我国技能人才供需缺口 单位：万人（四）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进一步分化，新兴行业将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
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业的行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就业的行业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制造业等行业的用人需求出现下降，而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用人需求逐步上升。[11]
根据投入产出的分解方法，我们对各行业的就业增长进行了分解（ΔL=ΔERY+EΔRY+ERΔY）。以三次经济普查中的行业从业222222人员数据为基础，用2002年以来的投入产出表分析研究我国各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见表1-8）。结果表明：第二产业中就业创造能力较高的行业主要是高新技术制造业，就业创造能力较低的主要是资源性行业；第三产业中就业创造能力较高的主要是新兴服务业，就业创造能力较低的主要是传统服务业。表1-8 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的我国各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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