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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9 21: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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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福井宪彦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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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的霸权(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07)

近代欧洲的霸权(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07)试读:

推荐序 东亚视角下的近代欧洲

记得多年前和法国学者交流中国人文学科如何国际化的问题时,法国学者就以日本为例,提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日本学者到欧洲的著名大学学习,学成后归国,缩短了日本学术,特别是人文学科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并推动其发展兴盛。《近代欧洲的霸权》这本书的作者福井宪彦也是这些学人之一。福井宪彦教授曾留学巴黎第一大学,这所大学起源于索邦大学,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仅次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因此文化传统悠久,学术声誉卓著。尽管他没有在此获得博士学位,但这所大学以及整个巴黎的文化学术氛围,使他获得了对欧洲历史的独到理解。回国后,他专攻欧洲近代史、法国史,以及欧洲近代史学史,特别是作为“年鉴学派”的介绍者而闻名,被誉为日本“年鉴学派”第一人。正是受以法国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影响,他所撰述的《近代欧洲的霸权》一书带有“年鉴学派”的鲜明特点,从经济、社会和文明的不同维度来理解欧洲历史的变迁,特别是从历史的“长时段”——这是“年鉴学派”最为显著的特质——入手来回答为什么欧洲率先迈入现代文明,其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正像作者在开篇所说:“我们称作‘近代欧洲的霸权’的历史性局面并不是在19世纪突然成立的,其背后是诸多相连的因素的历史性发展。这些多样化因素的发展,打个比方说,同步发展所带来的大浪潮一般的局面,是在19世纪产生的。即使回溯,这种因素的同步发展最多也就是从18世纪后半期才开始。“正确的观点或许是,在机械工业开始实质化发展的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只是步亚洲后尘而已。构成世界经济基轴的贵金属白银仅仅流向中国,就可以反映出来这一点。在农业经济为主、手工业与之结合的时代,欧洲并没有掌握世界发展的主导权。工业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才是支撑近代欧洲霸权的两个车轮。“尽管如此,欧洲在自16世纪开始的所谓‘大航海时代’中,开始积极向海外扩张,将此前已经存在的世界各地的区域内贸易和区域间贸易强有力地联系在了一起。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之路在这时已经开始,而不是到了19世纪和现代之后才忽然产生。历史性地把握‘近代欧洲的霸权’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吧!”

应该说,作者对欧洲历史这一历史性关键“时刻”把握得非常到位。的确,如果说欧洲率先迈上现代之路,与世界其他地区实现了“大分流”,其时间节点自然属于15世纪,即以葡萄牙为发端的一系列海上探险。我们千万不可小看发生在这时的一次次海上探险,正是它们启动了欧洲现代文明的进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作者选定这一时间和这些航海事件作为欧洲现代文明的开端颇有意味,因为就在这同一时期,我们也有郑和七次下西洋,其次数、规模和技术装备水平均与葡萄牙不相上下,但就结果而言则相殊甚远,它并没有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其中的原因的确令人深思。

15世纪之后,从葡萄牙开始,历经几个世纪,至19世纪下半期欧洲诸国终于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先有后,各自的特点也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存在着内在的某种同一性。在这些同一性中,作者提炼出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一是工业化,二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认为这是欧洲现代文明最为重要的特征。对于欧洲的工业化,作者给予了白描般的叙述,并用“产业文明”这一日本学界特有的概念来进行概括。不过有些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就欧洲工业化,特别是作为第一个工业革命国家的英国如何能开始工业化展开论述。对此,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例如劳动分工和市场、英国“光荣革命”后的政治环境及社会资本对经济的作用等等。在此,我想以知识的传承和发明,即“工业启蒙”以及对知识和技术发明的制度性保障来做一补充。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发明,那为什么在18—19世纪有无数的新技术被发明,并被应用于实际的生产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这就如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说,工业革命受到技术或者“有用知识”扩展的驱动,这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工业启蒙”。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写道,“工业启蒙”试图理解为什么技术通过推广而运行,并最终将它们与那个时代的正规主体知识相联结。这些知识最终渗透到“应用工艺”中,转化为斯蒂文森所说的“技术素养”的内容,例如对材料属性的熟悉、对机械的领悟,以及对概念和空间图形表述的理解,从而最终实现精巧的设计和机器的运行。

如果从知识传承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认为技术的创新是根据人们所拥有的现有的知识存量而做出的,那么由此出发,美国学者诺思更进一步提出,这些新的技术发明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由此,诺思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没有财产权的制度性保障,就无法带来技术创新。他说:“总之,研究产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着眼于把技术变化视作这一时期的主要动态因素;然而,他们常常不能回答是什么引起了这一时期技术变化率的提高。在讨论技术进步的原因时,他们似乎常常假定技术进步是无代价的和自发的。但简而言之,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有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的确,早在1624年,英国就通过了专利保护条例,宣布工业生产程序的发明人受到保护,为期十四年。在后来的英国革命中,瓦特的蒸汽机受到保护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瓦特的蒸汽机发明出来之后,很多人一看有利可图,就开始仿冒,这样瓦特发明的收益就无从得到保障,于是,他很快就申请了专利保护,使自己的技术发明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如果扩展到“社会”视角来理解的话,可以更进一步地补充,欧洲率先实现工业化是因为这个社会在经济体制的安排上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底部和基础,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当然,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与制度的选择。马克·贝维尔和弗兰克在其主编的《历史语境中的市场》一书中就对此做出了探讨。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从初级集市到全球性远程贸易的市场交换网络,交换价格的制定发生了质变,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扩展、交换的频繁,围绕市场交换也形成了一系列服务体系,如交易所的建立、金融信贷业的开展、风险的规避与保险业的兴起等。这些制度性要素不仅为市场交换服务,自身也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有机组成。同样,市场经济还要求具有产权观念和产权安排,在社会经济的组织上形成公司制,等等。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布罗代尔在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皇皇巨著中就详细讨论了市场经济如何确立的问题,并得出这一结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将民族国家的构建作为理解欧洲文明的重要要素,并且解析了“民族”(nation)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丰富意义。作者指出,“nation”一词是包括国家、国民与民族三重意味的词汇。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各国是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构建起来的独立民族国家,其背后强大的思想推动力则是民族主义。学界大都认为,法国大革命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如果把法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看成是第一波的话,那么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则为第二波;而第三波就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奥匈帝国解体,原先帝国统治之下的中欧版图出现了新的变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王国等国家相继独立,成为新型的民族国家而矗立在欧洲世界之中。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如果我们仅仅理解到此,也有失偏颇,事实上,一战的爆发就与民族主义及其基础之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息息相关,这一点已经成为欧洲学界的共识。因此,我们需要对民族主义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正是因为一战,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当一战刚刚爆发时,有位英国政治家就情不自禁地说道,从此,欧洲的灯光熄灭,不再会点燃。战后,面对着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历史学家施宾格勒不禁写下了《西方的没落》这本书,认为西方已经衰落。这是因为一战所造成的伤亡实在太过惨烈。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为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成为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体系以他们为中心而建立。这样一种地位也使得欧洲人充满着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他们全然相信进步,相信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心态上彻底击碎了这一自信,使欧洲陷于“崩溃”。

一战之后,欧洲很快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才彻底结束。两次大战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一时间上来计算,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的又一场“三十年战争”。直到二战之后,欧洲人才彻底反思,也正是为了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欧盟”应运而生,希望建立起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共同体,尽管这一共同体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

通观全书,作者选择了工业化和民族国家构建这两个要素来论述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欧洲确立“霸权”地位的内在原因。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这本书中,作者遗漏了推动欧洲现代文明发展的很多要素,例如政治制度的安排、思想观念的演进等内容。但如果按照“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和文明”这些要素来看,本书的确是沿着法国“年鉴学派”所开辟的史学范式来书写欧洲历史。同时,作为一位日本学者,也用不同于欧洲学者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欧洲,并充分发挥日本本土的学术优势将欧洲近代历史进程书写得如此提纲挈领、简洁明快、流畅易懂,的确应该值得赞叹。钦佩之余,也不禁感想,作为同属于东亚的中国,阅读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欧洲史,也许对我们更有一番新意和启迪。李宏图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序言 明暗对比中的欧洲

来自最西边的大潮

隔着广袤的欧亚大陆,欧洲正好位于日本的对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如果转动地球仪,从世界地图上看,谁都可以再次注意到,欧洲的地理范围没有想象中那么广阔。特别是如果只看构成现在欧盟中心的西欧的话,这种印象就会更强烈。换言之,在广袤的欧亚大陆的西边尽头,许多国家挤在一起。

但是,就是这个在并不广阔的范围里拥挤着的众多国家所构成的欧洲世界,在一两个世纪前的世界历史上,显示出了极强的力量。即便说19世纪是世界史上的“欧洲世纪”也不为过。可谓欧洲打一个喷嚏,整个世界都会感冒。欧洲驶出的船舶,无论是商船还是军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驰骋于四大洋;欧洲发出的物资、信息或者人群横行世界各地。

这样的变化对于非欧洲地区,特别是对于亚洲而言,便是“西方冲击”的浪潮蜂拥而来。19世纪中叶的1853年,黑船来到德川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便是这个浪潮的一部分。黑船来航成为打开幕末维新激变之路的重大契机。黑船当然是美国的海军,但那也是踏着欧洲近代所生成的大潮而来的。比黑船来航稍早一些,清朝在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国军事力量无可奈何地落败了。

西方浪潮的压力,不仅是直接的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或者是经济统治和强加价值观的问题,还涉及非欧洲世界自身的思考方式、生产方式乃至日常的生活样式。不管喜不喜欢,这一浪潮的余波甚至波及了现代世界。

例如,中世纪末发明、到18世纪时在实用化方面已经接近完美的机械钟表,确立了工业化阶段机械生产体系发展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它也约束了人们的日常行动。在19世纪的欧洲,用钟表来计时及安排行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且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开始扩展。到了明治时期,日本采用太阳历被视为理所当然。19世纪末,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计时为基准的世界标准时间的确立,决定了全球行动的一体化。即便不能说没有世界标准时间就没有现代世界全球规模的一体经济,但至少可以说它改变了世界面貌。

这仅仅是一个小例子。即便有着接受或反对、采纳或拒绝的不同,在现代的世界中,各地社会的诸多方面都受到欧洲的近代化模式的影响。就连高声提倡回归传统、反对欧洲的势力,也不以为意地使用着源自欧洲近代时期,或者在其延长线上产生的武器——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武器,还是思想上的武器。欧洲之旅的魅力

文章开头的内容好像有些晦涩。稍微转变一下话题吧!

去欧洲的日本游客有很多,您也许也在酝酿。此外,因工作或留学而有欧洲生活经验的日本人也增加了很多。您也许就是其一。我最初去欧洲的目的是度过在巴黎大学的两年游学。我说“游学”,多少有些对不住慷慨提供奖学金的法国政府,不过我那种“什么都想看看”式的经历还是用“游学”概括比较妥帖吧!当然,档案馆我还是认真地去的。不管怎样,对于我来说,最初直接接触欧洲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情,是在石油危机刚刚过去的时候。那么,包括我在内,去过现代欧洲的日本人对自己所感受到的欧洲魅力,大概都能够列举出以下几点吧!

一提起产生近代的欧洲、提起近代,我们就会想到城市。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另一方面,丰富的自然景观,或者是对绿色植被的保护也很吸引人。即便不去因彼得·梅尔的作品而在日本也特别著名的普罗旺斯花圃,即便在巴黎等大城市,只要稍稍离开城市,也可以看到处处茂盛的森林、蜿蜒的河流,而牧场和田园的绿色,或者季节性的向日葵呈现出的满目金黄色都引人注目。当然,这样的绿色和田园风光不仅在巴黎的周边,也不仅是在法国。

欧洲冬季确实灰暗。不管怎么说,那里也是纬度高的地区。东京大约与地中海南岸、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市处于相同的纬度,所以,整个欧洲像是北海道以北的地区。巴黎与萨哈林岛同一纬度。冬季阴郁而漫长,等到一下子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春天和初夏,欧洲到处都美丽异常。此外,北欧夏季的白夜也相当有名。

现代欧洲的农业问题当然很严重,但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的方式仍然持续。在人们触手可得麦当劳这类快餐食品的同时,慢食运动也逐步发展起来。超级市场和大型百货商场不断扩展,但另一方面,在构成地区核心的城镇里,每周定期开市的市场也不失繁荣。购买日用品的居民与小贩打着交道,市场仍不失热闹。如果你去寻找,在任何地方都有自己特色的美食等着你,葡萄酒或啤酒等饮料也是同样。

现在几乎所有的旅游都是以城市为目的地,或者要路过城市。欧洲城市当中,不管是像巴黎那种因非常有名而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繁华大城市,还是位于地方,在观光上几近无名的小城镇,实际上有很多独具特色而充满魅力的地方,甚至小村庄都是如此。

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年到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说法将两次世界大战合并称为现代的“三十年战争”。在这两场被称为世界大战的大型战争中,欧洲都成为惨烈的战场。有些城镇及村落在战争中化为灰烬,战后得以复兴;有些市镇则是在20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中建设起来的新地区。尽管并非全部,但是多数城镇与乡村都用心地保护各自地区留存下来的历史性建筑,同时珍惜并保持各自的建筑样式与风格。用当地的土抹筑的灰泥墙、用石头垒筑的石墙、当地特有的屋瓦的颜色、某些地区的木结构墙壁、独特的人字形屋顶等,都美丽动人。复原的街区 上图为恢复了被空袭炸毁的市中心原貌的德国德累斯顿。下图为复原了中世纪城堡原貌的法国南部卡尔卡松城堡

一些城市在大战中灰飞烟灭,比如德国的德累斯顿。恰如东京大轰炸一样,在战争末期,德累斯顿中心区域因盟军的轰炸而化为灰烬,但现在复原到以前的样子。拥有吸引众多日本游客的浪漫街道的德国城市罗腾堡,也被复原成中世纪以来的城市样貌。在19世纪时就有这样的城市复原工作,例如法国南部的卡尔卡松。人们根据史料修复了这座中世纪时期的城堡城市,将它复原成曾经的面貌。

漫步在欧洲的城市,多数场合,即使你不那么留心去观察,也能很容易地学习到建筑的历史。我虽然没有看到过统计资料,但是感觉主要城市历史街区的建筑物多数是19世纪的。在这些以古典样式为主流的建筑群中,混杂着更为古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有时也混杂着中世纪时期的哥特式建筑。当然,也有将古罗马的遗迹融入现代城市空间,让城市整体保持中世纪样式的地方。或者,与此截然相反,一些建筑依照全新的19世纪末兴起的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在建筑的正面装饰蔓草那样的曲线造型。而像那些大多在大战期间修建的装饰艺术(Art Deco)典范的大厦,在表面上将流畅的线型几何图案不可思议地镶嵌起来。甚至,你还可以看到现代的玻璃装饰建筑。

现代时尚或者各种品牌商品,似乎将日本或者其他地方的游客吸引到欧洲的城市中。不知为何,这一现代风潮也能够与到处充满历史性建筑群的城市很好地融合。美术馆、博物馆、剧场,或者街角的咖啡馆、商店的橱窗都交织在一起,城市空间中充满历史和文化的气息。最重要的是,城市的市民本身乐于生活在其中。

欧洲拥有最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原因之一也许就与文化政策有关。不过,这与欧洲的历史遗迹遗存比较丰富也有关吧。贫富差距与移民问题

作为城市颜面的中心街区,特别是那些具有历史气息的地方,多数都被作为步行者专用之地,很适合用来打发时间。如果在旅途中能够体验一下的话,心情会再好不过。但是,现实却不是那样的理想。

让我们以巴黎为例吧。在塞纳河两岸有卢浮宫美术馆和奥赛美术馆,有国会大厦和市政厅,有学士院和巴黎大学,还有国立图书馆和自然博物馆。除此之外,以巴黎圣母院那样的历史建筑为首的众多文化设施、政治及经济的中心设施遍布这一地区,并得到极好的保护。但是,只要向着北部的蒙马特走去,不久必然会注意到,走在那里的人的样貌与中心街区非常不同。巴黎市区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攀升,导致了低收入者无房可住的情况。但是,根据街区的不同,既有全是肤色黝黑的非裔黑人居住的街区,也有都是阿拉伯裔居住的巷子。他们是成功者吗?几乎都不是。实际上,这里暗含着一种种族隔离、分区居住的现象。巴黎也有像唐人街那样的看起来似乎好一点的地区。

这并不单是分区居住。它背后隐藏着经济差别,也难以否认有居住空间和社会活动空间上的差距与歧视现象。巴黎也有一些街区,人们认为那里“白天还好,但是晚上会有毒品交易等活动。很危险,最好不要靠近”“无法保证生命安全”等等,但这些毕竟在城市内,所以还算好一点。大城市一般都存在“郊外问题”这一社会问题。城郊会有宽敞别墅并列的田园都市风情的地区。当然,这里所说的“郊外问题”与此正相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过程当中,政府在大城市的郊外为低收入者修建了大批低房租公寓。另一方面,为了战后复兴,法国从原殖民地引进了大批劳动力,主要是从北非的阿拉伯三国,即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些移民及其子女在经济顺畅发展期间,作为贵重的低薪劳动者备受重视。但是,当欧洲经济增长放缓,转变为后工业化时代,失业问题不断严重之后,出身、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他们则被视为麻烦。

法国自19世纪末以来,在国籍确认上采取属地主义原则,即在法国出生的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就是法国人。作为一名法国人,他们的个人自由与法律平等地位应该得到保障,但现实中,这不过是原则而已。即使学校教育得到了保障,但是能够将其作为跳板取得成功的人极少。多数人想求职也没有职位可寻。光是因为名字和长相就被歧视。阿拉伯裔移民之后,独立后的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移民也流入法国。其中虽然也有未取得居留许可的非法移民,但警察一方不断地审问这些移民。这种审问在许多时候采用了残忍做法,不免被看作是犯罪和不法行为的温床。那些切实感受到了原则与现实极大落差的移民后裔中的青年,即使自尊心被摧毁也并不奇怪。现实让他们反感,但反抗又使得治安当局加强控制,于是他们便陷入了恶性循环,难以脱身。

从2005年深秋时节开始,法国各地频发青年暴动,一夜之间,上千辆汽车被捣毁或者烧毁、商店被洗劫一空等。这些具有冲击力的新闻在日本也被报道。播放国外新闻的电视上,出现了正在燃烧的汽车或焚烧得只剩下骨架的公共汽车等画面,简直像法国突然发生了内战一样。

这一事件的开端是,在巴黎郊外的公寓区,几名年轻的移民子女被警察追捕,在逃跑的过程中触电身亡。“同伴被警察杀害”的坏消息,瞬间激起了居住在条件恶劣的郊外公寓中的青年的情绪。平日里积累的压抑感,也许可以贴切地形容为像火山爆发一般释放。更不幸的是,在青年与警察的冲突中,负责治安的内务大臣辱骂他们是“社会废物”,使事态如火上浇油般进一步扩大。2007年成功当选法国总统的这位内务大臣萨科齐,其父亲就是来自匈牙利的移民。换句话说,他本人就是欧洲移民后代的成功例子。因移民问题而引起的骚乱 2005年秋,以青年移民触电死亡事件为导火索,法国各地出现烧毁公共汽车、轿车等事件。照片为法国南部的图卢兹近郊

移民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轻人无处排解的苦闷的爆发原本就不是有组织的行动。最终,几个月之后,事态就平息了。不过问题本身却没有得到任何缓解。而且,这些来自非欧洲世界的合法或非法移民遭遇的歧视,以及他们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当今欧洲各地如影子一般挥之不去。这绝不是法国独有的特殊问题,只是在法国——一个在共和政体下,作为欧洲近代思想的代表,倡导个性解放与自由,其政治体制主张保障所有国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围绕现在的移民及其后代的问题,清晰地表现为近代欧洲的思考方式与组织本身所要直面的难题的一个侧面。

在19世纪,欧洲各国纷纷实施富国强兵政策,英国和法国以实现殖民地帝国为第一目标,狂热地扩张殖民地。这一点正文中有所讨论,在此仅仅提一下。可以说,现代移民问题及其后代问题正是当时殖民地统治的后遗症。问题所在

接下来我们再次转动一下舞台。为了结束序言,现在明确交代一下本书的基本态度。

如果以上述内容中的殖民地统治和移民歧视等问题为中心展开论述,很容易只得出欧洲霸权非常恐怖、欧洲霸权带来令人厌恨的时代之类的观点。实际上,有些人就只谈论近代欧洲的阴影部分,打出反欧的主张,装腔作势地摆出反近代的态度。但是,这样就能够理解从近代到现代的世界历史吗?就能够确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吗?不能。特别是对于日本来说,殖民地统治与歧视问题绝不仅仅是隔岸观火的事情吧。

反过来说,如果仅聚焦于近代欧洲所具有的合理层面,即聚焦于政治权利的确立和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和学问艺术的先进、历史与文化的丰富保存、以各种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成熟等层面的话,只不过是粗浅的对近代欧洲的礼赞、对欧洲的神往之类的过于乌托邦式的印象罢了。

在世界历史上,本来就不存在只有有幸或者只有不幸的理想国。乌托邦终归是“不存在的地方”。人类的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都会有光,也会有阴影。本书对于“近代欧洲的霸权”这一时代,在关注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位置和作用的同时,试着留心其光和影两方面。光和影的共生之中,在世界上投出什么样的明暗对比?近代欧洲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大放光彩?这给全世界带来了什么?对此,我们当然应该关注欧洲内部的历史性发展,但是仅仅关注内部,是无法明白欧洲世界的兴起的。欧洲各国的兴亡(1400—1900)

提醒一下我们讨论的前提。像“近代欧洲霸权得以成立的原因是欧洲文明远比其他文明进步与优秀”,或者“近代欧洲霸权成立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法则”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已经难以解释得通了。

我们称作“近代欧洲的霸权”的历史性局面并不是在19世纪突然成立的,其背后是诸多相连的因素的历史性发展。这些多样化因素的发展,打个比方说,同步发展所带来的大浪潮一般的局面,是在19世纪产生的。即使回溯,这种因素的同步发展最多也就是从18世纪后半期才开始。

正确的观点或许是,在机械工业开始实质化发展的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只是步亚洲后尘而已。构成世界经济基轴的贵金属白银仅仅流向中国,就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在农业经济为主、手工业与之结合的时代,欧洲并没有掌握世界发展的主导权。工业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才是支撑近代欧洲霸权的两个车轮。

尽管如此,欧洲在自16世纪开始的所谓“大航海时代”中,开始积极向海外扩张,将此前已经存在的世界各地的区域内贸易和区域间贸易强有力地联系在了一起。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之路在这时已经开始,而不是到了19世纪和现代之后才忽然产生。历史性地把握“近代欧洲的霸权”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吧!

第一章 全球化的先导

“大航海时代”与欧洲海外扩张的开始

葡萄牙参与亚洲贸易

众所周知,在憧憬“东方财富”的欧洲各国的海外扩张中,先驱当属伊比利亚半岛的小国葡萄牙。

中世纪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处于来自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势力的统治下。反抗伊斯兰势力的运动,正如《罗兰之歌》所描述的那样,在8世纪末的查理大帝远征中就可以看到。欲统治半岛的基督教势力也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间歇地与之对抗。这种攻势后来被西班牙语称为“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即将其定性为“再征服”,或者视其为十字军东征的一环。

到14世纪末,葡萄牙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并确立了王国的领土。但是,小国葡萄牙并没有足够的领土和金钱给予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立下功勋的贵族们。此外,葡萄牙也有将收复失地运动扩展到海洋对岸,将基督教传播到全世界的志向。更何况,这个位于半岛、面向大海的国家积累了优秀的航海技术,也不足为奇。1415年,葡萄牙攻占了北非的伊斯兰据点休达,在接下来的15世纪,以“航海王子”恩里克为代表的葡萄牙航海家们,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不断寻找通向“东方财富”的航路。瓦斯科·达·伽马 第一位绕过好望角,横渡印度洋的欧洲人

回过头来看,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幕已经准备妥当。“大航海时代”这一术语带有冒险的意味,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向往大海的浪漫情怀。但是,当15世纪初葡萄牙开始沿着非洲西海岸探寻南下的航路时,中国郑和率领的大型船队就已经尊奉明朝皇帝的旨意,从南海出发,横渡印度洋,到达了遥远的非洲大陆东岸和阿拉伯半岛。对亚洲来说,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了。

在葡萄牙冒险航海的延长线上,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终于在1488年到达了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1498年,受国王派遣的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得到了穆斯林领航员的帮助,横渡了印度洋。最终,欧洲人首次经由海路到达印度西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穆斯林领航员表明,在印度洋海域已经存在从东南亚经印度洋连接波斯湾和非洲大陆东岸的大规模贸易世界。利用季风的印度洋贸易,早在公元前后的古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这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贸易区域,但是在瓦斯科·达·伽马冒险航海的时代,印度洋贸易是穆斯林商人和船员们活跃的世界。

此后不久的1510年,葡萄牙以武力为后盾占领了印度西岸的果阿,并在此设置了总督府。他们还在非洲大陆东岸的莫桑比克和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等地构筑了要塞,希望以此限制这个海域的穆斯林商人,谋求掌握贸易的主导权。此外,从印度往东,葡萄牙又于1511年占领了香料贸易的东部中心马六甲,控制了海上交通要道马六甲海峡,最终将香料主产地摩鹿加群岛也置于殖民统治下。1517年,葡萄牙涉足广州,直接与明代的中国开展贸易;1557年,葡萄牙将澳门变为居住地,作为对华贸易的据点。其间的1543年,葡萄牙人到达种子岛。他们带去了火枪,不久就在平户岛从事和日本的贸易以及传教,日本也随之与葡萄牙发生了联系。经由这些商人之手,日本产的白银在亚洲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恰好此时,以东南亚海域为中心的亚洲内部贸易呈现出现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所称的“大贸易时代”的活跃局面。葡萄牙开始参与,并尝试控制此时的亚洲贸易。尽管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但商人将从亚洲带回的胡椒等香料和宝石等物品在欧洲内部转卖,获取了巨大的利润。我们现在也许会觉得,不过就是胡椒而已,但是,对于当时不产胡椒的欧洲而言,它简直贵重得令人难以想象。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个古老修道院回廊的廊柱上就雕刻着胡椒树,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里斯本的科梅尔西奥广场 令人追思海洋帝国葡萄牙繁荣的、面向河港的交易市场

沿塔霍河逆流而上,距离大西洋十三公里处,面对良港的城市就是里斯本。依然雄伟的商业广场面对港湾敞开,使人追忆昔日的海洋帝国。过去,比起那些直接面对大洋的外港,这些能够保证大型船只溯河而上的内港,无论是在抵御外敌,还是抵抗暴风雨的安全方面都具有优势。

里斯本的繁荣,成为后来不可避免的欧洲“繁荣中心转移”的先驱。整个中世纪,欧洲远途贸易的中心是面对地中海的意大利海港城市。当然,此后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繁荣也并未过时,但是以海路直接与亚洲相连、取得巨大财富的葡萄牙及其首都里斯本的繁荣,意味着欧洲远途贸易中心开始转移到面向大西洋一侧。这是象征着新时代开始的一个变化。西班牙开始统治美洲

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比葡萄牙略晚一些完成了再征服运动。1492年,残留在半岛的最后一支穆斯林势力奈斯尔(Nasrid)王朝投降,丢弃了优雅的阿尔罕布拉宫,逃往北非地区。也就是在这一年,新生国家西班牙的女王伊莎贝拉为热那亚商人出身的航海家哥伦布提供资金,资助他向西冒险航海,探索通往印度的航路。对“东方财富”的憧憬在这里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哥伦布 在女王伊莎贝拉的资助下,最初到达的地方是圣萨尔瓦多岛

众所周知,哥伦布船队经过艰难的航海后,最初到达的地方是位于现在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岛。这当然不是该岛最初的名字。“神圣的(San)救世主(Salvador)”这个名字是他们赋予的。哥伦布此后三次成功横渡大西洋,探查了加勒比海诸岛屿和中南美洲沿岸,试图开发这些殖民地,但到最后他还是相信这里就是印度。他将该地命名为印第安(Indian),称该地居民为印第安人(Indians,印度的人)。欧洲各国的冒险家们先后横渡大西洋来到这里,然后回国,进而不断将南北美洲的情况带给欧洲。同时,被欧洲命名的情况也在美洲各地上演。

1519年,在西班牙国王的援助下,麦哲伦船队横渡大西洋,越过南美洲大陆南端进入太平洋,然后自东向西航行,到达了现在的菲律宾群岛。之后他们穿过印度洋,绕过非洲南端,于1522年回到了西班牙。“菲律宾”即是以当时的西班牙王子菲利普的名字命名的。领队麦哲伦死于途中的战斗,其他继续航海的船员成为最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地球是圆的之人。大约从这时起,西班牙正式开始了在美洲的殖民活动。

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与葡萄牙对亚洲的殖民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向往东方财富的动机、继续收复失地运动并意图向海外扩展基督教的意图,以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以武力为后盾的军事行动的强行扩张,都是二者的相同点。但是,美洲没有可与亚洲匹敌的经济,尤其是以海洋为中介的富裕的贸易活动,因而,西班牙的殖民活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抢掠贵金属和财宝的掠夺经济的特点。但是,这种掠夺经济自然难以保证持续统治。将美洲定位成“新西班牙”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迅速明确了建立殖民地经营生产的组织化方向。在这一点上,它与葡萄牙的亚洲殖民具有明显的不同。

可以看到,美洲有黄金国、黄金乡的幻想在这里发挥了极大的魔力。最初,科尔特斯成功攻陷了位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并掠夺大量财宝。这是1512年的事情。1533年,皮萨罗效仿科尔特斯的做法,征服了印加帝国。对于那些陆续横渡大西洋的征服者们来说,这就是以生命做赌注的一攫千金的大冒险。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理由就遭受到攻击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什么可接受的事情。

这样的征服和掠夺的另一方面是,当时西班牙在统治美洲上采取了委托监护制(Encomienda),即委托征服者们将当地居民变成基督徒,作为代价,赋予他们统治当地的权限,即代行统治的方式。但是实际上,当地居民因殖民者开发经营农场和矿山而遭到残酷的奴役和剥削。此外,殖民者从欧洲带来了当地之前没有的感冒、天花和麻疹等。随着这些疾病的流行,美洲人口锐减。学界对此有很多估算,其中一种说法是,在西班牙殖民统治开始后的一个世纪里,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人口从五千万锐减到了四百万。征服者科尔特斯 攻陷了阿兹特克帝国,抢掠大量财宝。出自《日本的博物馆 第5卷》

结果,为了填补劳动力的不足,殖民者开始买卖非洲原住民作为奴隶使用。这是一种以人为商品的罪恶贸易行为。到19世纪奴隶贸易被禁止前,这种跨越大西洋,连接美洲、非洲和欧洲的奴隶贸易给奴隶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伊比利亚半岛港口作为连接西班牙和美洲的船队的据点得以繁荣起来,特别是构成其重要中心的塞维利亚,它也是和里斯本一样的河港。塞维利亚的繁荣 因与“新大陆”间的贸易而繁荣起来的塞维利亚,拥有瓜达尔基维河上的港口,画面中心矗立着12世纪穆斯林时代建造的希拉达塔“梦幻东方”的吸引力

促使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扩张的重要动机,是基督教势力再征服运动的扩展和对“东方财富”的渴望,这在上文已经多次提到了。乍一看好像完全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宗教动机与现世的经济动机,在当时似乎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存在于东方的财富,不仅仅是丰富的黄金和商业利益。

在距今二十年左右的时候,东方学者弥永信美出版了《幻想的东方——东方主义系谱》一书,该书汇集大量史料,是非常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成果。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启发。对于中世纪欧洲而言,想象当中的印度是一个位于东方某处的富庶地方,与现今我们脑海中浮现出的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完全是不同的地方。这种差异在地理知识很有限的当时是能够被理解的。但是,那里被看成是祭司约翰尼斯(Johannes)治理下的强大的基督教国家,早晚应该与欧洲世界联合,实现世界全体基督教化。或者在地极的约定之地、“流淌着奶和蜜”的印度帝国就是一个神学意义上的存在。英语中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和葡萄牙语中的“普莱斯特·约翰”(Prester John)指的都是祭司约翰尼斯。

葡萄牙开始探险茫茫大海的时候,有关祭司约翰尼斯的各种想象力丰富的传说,被煞有介事地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以意大利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为主角的从地中海到红海的贸易,也在现实中将东方富庶的物产带到了欧洲。让我来引用一下弥永信美的书里的内容吧!

耶路撒冷和印度——至上的神性与无限的财富——在这里通过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神学的方程式连接在一起。在这样的脉络当中,即便幻想中的祭司约翰尼斯的影子再次牵系人们的心灵也并不奇怪。

想要不经由穆斯林的中间榨取,从神秘的印度直接运回无尽的财宝,并与治理印度的基督教国王祭司约翰尼斯联手,夹击伊斯兰教,并据此最终完成夺回耶路撒冷的终极目标,是中世纪后期拉丁世界的基本世界战略。因此,最为紧要的任务首先是探明“印度”所在。

最初,迪亚士将气候恶劣的非洲南端尖角命名为“暴风角”,但后来该地被称为“好望角”,原因就是它“表达了到达普莱斯特·约翰王国通道入口后的喜悦与希望”。即使在精于算计、唯利是图的现代,唤起人们想象力的形象依然左右着人们的判断。这一点我们屡次经历,在宣传营销方面也成为被考虑的对象。过去,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线更不明确。16世纪及其前后,欧洲各地一度刮起狩猎女巫的风潮,那个时代的代表性学者也醉心于炼金术,潜心于恶魔学的研究。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识来看,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或许太过于异常了。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当时欧洲人心中的印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在卡利卡特,当地人问达·伽马一行为何而来时,他们的回答是“为找寻基督徒和香料而来”。达·伽马不仅带着葡萄牙国王给当地国王的亲笔书信,还带着给普莱斯特·约翰的信。

即使哥伦布本人也不完全是为了成为有钱人,或者为了黄金才冒险航海。他在航海日志和书信当中频繁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和神学世界观。的确,正因为哥伦布本人认真地考虑要将“地上的乐园”印度(印第安)地区的财富和黄金献给夺回圣城耶路撒冷的事业,因此最终在无比失意中死去。不过,以现世的眼光来看,那只不过是他在印第安地区的殖民地经营尝试以失败告终而已。

“大航海时代”在世界史上的评价

美洲白银与全球化的开端

16世纪中期,由于在现代的墨西哥、位于玻利维亚西部高山地带的波托西等地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统治迎来了重大转换期。尤其是波托西银矿产的白银,给欧洲政治和世界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印加帝国等当地政权早就知道银矿的存在,但大规模的开采是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后才正式开始的。

尽管波托西位于海拔近四千米的高山上,但在1570年,它还是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十五万人口的城市。当然了,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从事开采矿山这种体力劳动的印第安人。对于作为统治者的西班牙人来说,这里是一座可以获取宝藏的银山,但是对于印第安人则是地狱之门。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疾病的流行之外,事故自然也让他们送命。精炼白银时使用的汞也侵蚀着他们的健康。有关原住民的大量死亡以及从非洲引入奴隶的事情已经在上文中提到过了。波托西银矿 在玻利维亚的高山上,为了开采银矿,有十五万印第安人在此工作

大量美洲白银直接输送到西班牙,成为欧洲内部被称为“价格革命”的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虽然也有异议,但是西班牙国王梦想实现统治全欧洲的基督教帝国的复兴,频开战争,为了购买武器、支付军费,确实向各国的武器商人和银行家们支付了大量的白银。尽管获得了大量的白银,但西班牙的国家财政依然时常拮据,帝国复兴梦也终究破灭。这明确反映出时代转换的情况。现在既不是由古代的帝国,也不是由中世纪时期位于封建王权国家群之上的权威,而是由具有明确国家疆域的主权国家群所主导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我们之后再做思考。

围绕着白银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局限于此。进入欧洲的白银被用作亚洲贸易和传教活动的资金。不止如此,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白银被装上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然后向西穿过太平洋,抵达16世纪末就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的马尼拉。在那里,它们成为购买中国物产的货币。在欧洲世界,除了胡椒等香料以及宝石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以及印度产的高级棉织品也同样享有很高的评价;即使在美洲,中国产的丝绸也是统治阶层妇女们的喜好之物。

在那个时代,欧洲还几乎没有值得积极销售且商品价值高的产品。硬要说的话,也就是毛织品、高级工艺品之类,或者是毛皮、北欧的木材吧,但这些在远途贸易中,都难以做到大量交易。因此,对于欧洲的对外贸易而言,白银必然是极具价值的东西。欧洲也产白银,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因经营南德意志地区的银矿而积累了财富。但是,美洲产的白银在产量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白银在世界范围内肆意流动,促进了经济方面的世界一体化。也可以说,西班牙对美洲的统治实现了白银大量供给,在世界一体化方面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这是面向现代的全球化的肇始。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此之中,以西班牙为代表的欧洲各国还未掌握主导权。或许更正确的观点是,以能够生产出大量贸易商品的中国和印度为核心的亚洲贸易圈构成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而欧洲尚处于边缘。殖民地经营与奴隶贸易

相比于在统治疆域内组织生产,进入亚洲的葡萄牙更倾力于整合不同区域的海上贸易线路,试图垄断世界贸易,即构筑一个海洋帝国。而相比之下,西班牙从一开始就希望统治整个土地和全体居民,即统治该疆域,将其纳入基督教世界当中。但是,葡萄牙在美洲的巴西殖民地也采取了与西班牙同样的殖民统治策略。简单来说,在当时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亚洲,葡萄牙尝试着参与并统治其已有的贸易;在不具备这种条件的美洲,则自己组织生产并与贸易相连。西班牙也是如此,在亚洲只是利用已有的贸易。可以说,在美洲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最早选择构建殖民地帝国的国家。

到17世纪,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不仅出现了矿山经营,大土地所有者的大农场经营也扩展开来。大多数大农场,即种植园,用来栽培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如甘蔗、咖啡、烟草、蓝靛以及棉花等。提供劳动的是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失去自由的债务奴隶以及被当作商品从非洲贩卖来的奴隶们。

在使用奴隶劳动这方面,将巴西作为殖民地的葡萄牙是先行者。葡萄牙从沿着非洲西海岸探寻通往亚洲航路时,就占据了那一带的许多岛屿,开始种植甘蔗,那时就开始经营使用非洲奴隶的种植园。在刚刚开发的巴西殖民地,栽培甘蔗的种植园也同样使用这种方式。当地无法满足农场的劳动力需求,从葡萄牙本土移植劳动力也不可能,因此殖民者依靠的便是从非洲贩卖的黑人奴隶。等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的16世纪末,这种方式在巴西的种植园经营中已经是普遍做法。在这个时期,贩卖奴隶的是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大西洋的三角贸易贩卖奴隶在内的两个三角贸易

此后,受欧洲砂糖需求量扩大的影响,依靠甘蔗种植园的砂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在加勒比海域,17世纪中期,英国在巴巴多斯殖民地真正开始了种植园经营方式的砂糖生产;在从西班牙手中夺得牙买加岛以后,生产规模更是扩大。与此同时,法国也在以马提尼克岛为代表的安的列斯群岛进行了同样的种植园经营。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出口到英国和法国本土的砂糖给种植园主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他们自己频繁地回国,炫耀作为“砂糖王”的权势,即出现了不在地地主(absenteelandlord)的现象。而被残酷对待的劳动者和奴隶,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则蒙受损害。砍伐森林开发成的大规模农场里连年种植甘蔗,土壤肥力不断减少;为提炼砂糖需要焚烧木材作为燃料,又使得森林被进一步砍伐。被破坏了的自然环境无法复原。

截止到19世纪禁止奴隶买卖之前,被当作种植园劳动力而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成年奴隶大约有九百万或者一千万人。在大约三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大西洋两岸迁徙的绝大多数人是这些黑色肌肤的非洲人。这是被剥夺自由的强制性迁移。最初是葡萄牙和荷兰的奴隶商人,接着是法国,以及最多的英国奴隶商人。他们每年从非洲当地的统治者或者商人手里买来大量的奴隶,然后贩运给美洲的种植园主,攫取巨额利益。

17世纪到18世纪,连接大西洋两岸的两个三角贸易发展成为紧密的经济网。一个三角贸易是将欧洲、非洲与美洲联系在一起,即将英国和法国生产的各类工业品、火枪等武器,印度产的棉织品等出口到非洲,然后将在那里买来的奴隶运到美洲卖掉,再在美洲购买砂糖、烟草、木材以及(18世纪以后)棉花,运送到欧洲。另一个三角贸易是在美洲世界内部和非洲间,即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购买朗姆酒,然后贩卖到非洲,用于购买非洲奴隶,然后再将奴隶卖到加勒比海域的种植园,再将精炼砂糖过程当中产出的糖蜜卖到英国殖民地,用于朗姆酒的生产。这就形成了三角贸易关系。欧洲对外扩张的不幸开始

当然,今天回头来看确实会很难允许,但是在围绕着大西洋所建立的三角贸易关系当中,作为商品的奴隶不可或缺。这种奴隶贸易造成亲自捕获奴隶并将之商品化的非洲各国的畸形发展,在输入地的美洲殖民地社会中,也形成了以奴隶为最底层、拥有严格阶层差异的身份制结构。

位于社会阶层最顶层的是少数往来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欧洲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赴任的职员和军人,或者是神职人员和商人。那些不在地化的种植园主等人也可以纳入这个范围当中。接下来是欧洲出身但定居在当地、后代在当地出生的白人,即西班牙语所称的Criollo(克里奥尔人)、法语所称的Créole。他们构成了当地社会、经济及文化的中心。在他们下面是这些白人与原住民混血的梅斯蒂索人,接下来是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原住民、白人和黑人混血的穆拉托人、从奴隶身份获得解放的自由黑人,最底层则是黑人奴隶。概而言之,美洲殖民地形成了伴随肤色偏见的严厉的阶层秩序。

拥有种植园的种植园主、作为贸易商而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宗主国人以及克里奥尔人,与处于社会最下层的人的差距无法想象。即使在19世纪前半期,美国实现以克里奥尔人为中心的独立后,这样的贫富差距也依然存在。可以说,这是现今拉丁美洲社会依然存续的巨大阶层差距的历史渊源。大炮的制造 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压倒性的武力优势侵略了亚洲和非洲

欧洲对外扩张中,大规模实施像围绕美洲大陆开发而进行的买卖奴隶那样的罪恶商业行为。在亚洲的扩张也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葡萄牙试图参与活跃的亚洲贸易,但其行动绝非和平开展。他们的商船上配备了大炮等武器,较之防卫,不如说是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武力威胁。在这一点上,葡萄牙也成为其他欧洲各国的先驱。

在欧洲,相对狭窄的地域空间中簇拥着的众多国家彼此对抗,国家关系的调整手段以互派外交使节的形式开始发展。正如此后所看到的那样,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体系在16到17世纪不断形成。但另一方面,频发的武力冲突也使武器制造的技术不断进步,尤其是火炮生产与构筑要塞的技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真正开展海外扩张时,相比于非欧洲地区,欧洲在武力方面拥有绝对优势。

可以肯定的是,以压倒性的武力优势为背景来进行强制性贸易的葡萄牙方式,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大炮外交的特征。不只是葡萄牙,在那个时代,整个欧洲都没有能够大量卖到亚洲去的有价值的物产。正因为如此,美洲产的白银才具有了重大意义,而在亚洲区域内贸易上,日本产的白银对欧洲也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开始的欧洲对外扩张确实不仅是军事侵略和掠夺,也包括正当的商业活动、农业和矿业开发以及以基督教为基底的文明的传播。但是无论哪一项活动,它们根本没有考虑对方的情况和处境,甚至说他们不断给对方造成破坏、不做反省、做出了很多极端自私自利的事情也很难被反驳吧!当然,历史上以自己为中心开展对外关系的不仅限于这个时代的欧洲,因此,将所谓的大航海时代时欧洲向外部世界的扩张称为“不幸的开始”,并不是追溯到历史上去批评欧洲,反而是说,对于今天仍不得不解决殖民地统治后遗症的欧洲自身而言,这样的开始也必然是不幸的。

毫无仁义的贸易战争时代

新兴国家荷兰的崛起

当葡萄牙和西班牙通过海外扩张攫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时候,欧洲其他近邻国家并非只是悠闲地观望。没过多久,荷兰、英国、法国等国也开始参与这样的活动。以现代的价值标准评断,武装民船(privateer)实施的海盗行为怎么着也是不被允许的行为,然而那时候这种袭击、劫掠从美洲驶回的满载贵金属和珠宝的西班牙商船的行为也会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备受赞赏。但是,随着欧洲内部主权国家体制的确立,围绕世界经济霸权的斗争中,国家对抗的色彩不断强化。

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殖民扩张的成功,使欧洲远途贸易中心从意大利和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现在的比利时到荷兰一带,因为海拔接近海平面而被称为低地地区。其中一个海港安特卫普也在16世纪后半期相当繁荣。但是,在这个时期,一部分处于西班牙统治下的低地地区开始了独立运动。1581年,荷兰(尼德兰)宣布独立,与想要镇压他们的西班牙开战。相比于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与荷兰在羊毛贸易上有密切关系的英国也是新教国家,因此它也站在了支援荷兰独立战争的一方。

在涉及宗教改革的复杂国际形势当中,荷兰最终实现了独立。安特卫普在独立战争中受到破坏和打击,新生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取而代之,一跃而发展为贸易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也是被环绕的运河塑造城市空间的海港城市。

荷兰在国际政治上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是依据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媾和条约(《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但其实它早在16世纪末就已经实现了实质上的独立。那时荷兰的人口只有两百万,但渔业一直很繁荣,在造船以及航海技术上积累了优越的实力。荷兰商人积极参与到在里斯本收购胡椒,然后在欧洲地区转卖的商业贸易中。这些商人可以说是新兴国家荷兰的新生力量,他们也开始着手与亚洲的贸易。

为此,他们出资设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一股份公司的先驱。这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后两年的1602年。与以自由设立和自由经营为前提的近代市场经济的公司不同,东印度公司是国家给予特权的公司。它不仅垄断对外贸易活动,甚至还拥有包括缔结条约和行使武力的特权。

17世纪初,享有特权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成功地瓦解了葡萄牙的多数权益。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爪哇岛的万丹王国手中借用了巴达维亚,即后来的雅加达。它以这个港口为据点,控制了摩鹿加群岛,真正参与到香料贸易。162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又在摩鹿加群岛的安汶岛以武力赶走一直想参与亚洲贸易的英国商人。这是作为武装势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显示权势的事情,但英国放弃了东南亚的香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印度。如果考虑到18世纪以后印度的重要性,这件事虽说是被动的客观现实,但对于英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方向转换。荷兰人的亚洲航海 1595年,荷兰商船第一次向东印度航海,图片为遭到爪哇人袭击的阿姆斯特丹号。出自豪特曼(Houtman)等,《向东印度诸岛的航海》(涩泽元则译,岩波书店)

荷兰想控制之前葡萄牙掌握的面向欧洲的胡椒贸易,但另一方面,它也通过在台湾构筑据点(虽然该据点持续时间并不长)等活动,发展在亚洲地区的中介贸易。他们在锁国时代的日本长崎的出岛从事贸易就是这一体现。但是,在所谓的“大贸易时代”,亚洲区域内活跃的贸易活动中也存在着阴影。到了17世纪中叶,日本推行锁国政策,强化了贸易和信息流通的国家管理体制。在亚洲大国的中国,清朝也强化了统治。这样的举措进一步抑制了进入收缩期的世界经济。

另一方面,欧洲市场的胡椒价格暴跌,原因是供给过剩。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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